古代五大学术

⑴ 中国古代那些学术流派除了儒家还有哪些

中国传统学术流派分类
1. 司马迁《史记》引述了司马谈(司马迁之父)对学术流派的见解，他把先秦以来的学派总归纳为六家，即：阴阳学说、儒家学派、墨家、法家、名家、道家。

2. 班固在《汉书》中则把先秦以来的学派归纳为十家，即：儒家、道家、阴阳家、法家、名家、墨家、纵横家、杂家、农家、小说家。

儒家： 四书，五经，十三经

道家： 老子 《道德经》 《南华经》

法家： 《商君书》 《韩非子》

墨家： 《墨子》
从“孔门四科”到“儒学四门”——对中国传统学术分类的一种简略考察

“分”、”“别”等观念，是原始社会后期人类在生产活动中逐渐产生的，是随着社会分工的出现而自然产生的重要观念。按照许慎《说文解字》解释，“分，别也。从八刀。”分，指分别。而“八”的原义，指“别”。[1]这是中国古代对“分”之理解。在“学在官府”、“学术专守”的殷周时代，中国已经出现了明确的学术分工与学科分类。作为“古代道术之总汇”的六艺（《诗》、《书》、《礼》、《乐》、《易》、《春秋》），既是当时流行的六种重要典籍，又是官府职掌的六种专门知识门类。但值得注意的是，除了作为六种学术门类的“六艺”外，在春秋时期还出现了为后世儒家所称道的“孔门四科”。考察先秦儒家“孔门四科”到清代“儒学四门”的演变，可以窥出中国固有学术门类演化的具体情景。

《论语·八佾》曰：“为力不同科，古之道也。”这是先秦较早出现“科”名的文字。关于“孔门四科”之内容，有两种说法，一是《论语·述而》载曰：“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因此后世有人遂认为孔门四科指“文、行、忠、信”四个方面；二是更多的后世学者将德行、政事、文学、言语，视为“孔门四科”，其基本依据，便是《论语·先进》上有这样的记载：“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这就是说，孔门弟子根据其学业特长分为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科。先秦时期除了作为最早学术分类的“六艺”外，似乎还存在着“孔门四科”这样的分科性学术门类。

除了《论语》上所载的孔门分为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科之外，《孔子家语》也尽列孔门弟子，并将通六艺之七十弟子以专长分为四科，从中旁证孔子确有“四科”设教之事。如以德行闻名的有颜回：“回以德行著名”，此外还有闵损、冉耕、冉雍等；以言语科闻名的有宰予：“有口才，以言语著名”，此外还有子贡等；以政事科闻名的子有：“有才艺，以政事著名”，此外还有子路：“有勇力才艺，以政事著名。”以文学科闻名的有言偃（子游），“特习于礼，以文学著名。”卜商（子夏），“习于《诗》，能诵其义，以文学著名。”[2]

司马迁在《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中，对孔门四科也作了详细记述：“孔子曰：‘受业身通者七十有七人’，皆异能之士也。德行：颜渊，闵子骞，冄伯牛，仲弓。政事：冄有，季路。言语：宰我，子贡。文学：子游，子夏。师也辟，参也鲁，柴也愚，由也喭，回也屡空。赐不受命而货殖焉，亿则屡中。”[3]将孔门弟子按照德行、政事、言语、文学进行类分，反映了孔门四种学术科目的状况。司马迁的这段记载，是对“孔门四科”最有权威的阐释。

对于“孔门四科”间的关系，近代学者钱穆曰：“孔子门下有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科。言语如今言外交，外交政事属政治科，文学则如今人在书本上传授知识。但孔门所授，乃有最高的人生大道德行一科。子夏列文学科，孔子教之曰：‘汝为君子儒，毋为小人儒。’则治文学科者，仍必上通于德行。子路长治军，冉有擅理财，公西华熟娴外交礼节，各就其才性所近，可以各专一业。但冉有为季孙氏家宰，为之理财，使季孙氏富于周公，此已违背了政治大道。孔子告其们人曰：‘冉有非吾徒，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但季孙氏也只能用冉有代他理财，若要用冉有来帮他弑君，冉有也不为。所以冉有还得算是孔门之徒，还得列于政事科。至于德行一科，尤是孔门之最高科。如颜渊，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学了满身本领，若使违离于道，宁肯藏而不用。可见在孔门教义中，道义远重于职业。”[4]因此，如果说《诗》、《书》、《礼》、《乐》、《易》、《春秋》等“六艺”是孔子教授门徒的六种典籍的话，那么德行、政事、文学、言语等所谓“四科”，便是孔子教授门徒的四种学术科目。

但值得指出的是，尽管“孔门四科”被清儒引申为后来的义理、经济、考据和词章四科之学，但在先秦及秦汉时代，它并未引起儒者的过分重视。只是到了隋唐时代，有人开始注意到“孔门四科”。唐人白居易曰：“孔门之徒三千，其贤者列为四科。《毛诗》之篇三百，其要者分为六义。六义者：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此六义之数也。四科者：一曰德行，二曰言语，三曰政事，四曰文学。此四科之目也。在四科内，列十哲名：德行科，则有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科，则有宰我、子贡。政事科，则有冉有、季路。文学科，则有子游、子夏。此十哲之名也。四科六义之名教，今已区别；四科六义之旨意，今合辨明。请以法师本教佛法中比方，即言下晓然可见。何者？即如《毛诗》有六义，亦犹佛法之义例，有十二部分也。佛经千万卷，其义例不出十二部中。《毛诗》三百篇，其旨要亦不出六义内。故以六义，可比十二部经。又如孔门之有四科，亦犹释门之有六度。六度者，六波罗密……夫儒门、释教，虽名数则有异同；约义立宗，彼此亦无差别。所谓同出而异名，殊途而同归者也。”[5]

从这段文字可知，白居易发掘并重视“孔门四科”，显然是由于佛、道兴起，为了与佛法及佛经义例对抗而引发的。同时，白氏受佛教启发，将“孔门四科”及孔门弟子与佛家经典及门徒相类比，其主旨在于说明儒、释“同出而异名，殊途而同归”。

更值得注意的是，汉代以后，“科”并未成为学术“类名”被广泛使用，而是作为官吏考试的科目加以运用。所以，与近代意义上的学术分科不同，中国古代的“科”名及“分科”，多指官吏考试的科目。为了弄清中西学术对“分科”概念的差异，有必要对作为中国考试制度意义上的“科”及“科目”加以系统考察。

如前所述，“科”名在先秦开始出现，到秦汉时代，“科”之概念作为“类名”已经普遍使用。但此时所谓的“科”，主要指考试制度上的“科目”。《汉书·儒林传》曰：汉平帝时“岁课甲科四十人为郎中，乙科二十人为太子舍人，丙科四十人补文学掌故”。此处所谓“甲科”、“乙科”及“丙科”，是选拔官吏的科目。班固《两都赋》言：“总礼官之甲科，群百郡之廉孝。”李贤注曰：“有博士掌试策，考其优劣，为甲乙之科”。[6]此处所谓“甲乙之科”，也是指选拔官吏的考试科目，说明汉代已经有了设“科”选官之制。

汉武帝元光元年（前134年）“初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将“孝廉科”变为常科。随后，又陆续开设茂才、明经等常科及明法、尤异、治剧、兵法、阴阳灾异、童子举等众多名目的特科。一般认为，汉武帝开始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设科射策，劝以官禄”[7]，逐渐建立了科举制度。所谓科举制度，是指采取分科考试办法，按照不同的科目通过考试来选取人才、选拔官吏的制度。西汉时举士以举孝廉，东汉时更多采用察举。据《后汉书》载，东汉顺帝时，“试明经下第补弟子，增甲乙之科员各十人”[8]。因此，中国分科观念主要不是在学术分类上使用，而是运用在科举考试中，特指考试科目。换言之，“分科”一词联用，是指考试门类的分门别类，非近代意义上的学术分科。汉代考试制度实行后确立的主要科目，如茂才、明经、明法等众多科目，无论是常科还是特科，均非近代意义上的学术分科。“分科”之概念没有在学术分类上普遍使用，而是在考试制度中得到发挥。

近人陈炽指出：“科目之兴，一千有余岁矣。”[9]科举制度源于汉代，到隋唐时代基本确立。开皇18年（598年）隋文帝命“京官无品以上、总管、刺史，以志行修谨、清平干济二科举人”，[10]随后又“诏诸郡学业该通，才艺优恰”等四科举人。据《旧唐书·薛登传》载：大业3年（607年），“炀帝嗣兴，又变前法，置进士等科”。唐代科目设置承袭了汉代察举制的科目体系，均设常科和制科。“其科之目，有秀才、有明经、有俊士、有进士、有明法、有明字、有明算、有一史、有三史、有开元礼、有道举、有童子。而明经之别，有五经，有三经，有二经，有学究一经，有三礼，有三传，有史科。此皆岁举之常任也，”[11]在这12科中，秀才、明经、进士、明法、明字、明算等科最为重要。唐开制举科目竟达63科，分为文、武、吏治、长才、不遇、儒学、贤良忠直等7类[12]，表明其时科举考试“科目”分类之细密。

宋代科举，略仿如唐制，分进士、明经等科。据载：“今进士之科，大为时所进用，其选也殊，其待也厚。进士之学者，经、史、子、集也；有司之取者，诗、赋、策、论也。”[13]宋代科举分常科与特科，常科有进士、九经、五经、开元礼（通礼科）。三史、三礼、三传、学究、明法等文科及武科。进士科为最重要的科目，九经、五经等明经诸科地位较低。宋仁宗天圣7年（1029年）2月，盛度上书设置“天圣十科”：“贤良方正能吉言极谏科、博通坟典明于教化科、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详明吏理可使从政科、识洞韬略运筹帷幄科、军谋宏远材任边寄科，凡六艺待京朝之被举及起应选者。又制书判拔萃科以待选人。又制高蹈丘园科、沉沦草泽科、茂材异等科，以待布衣之被举者。”[14]后去掉书判拔萃科，为天圣九科。

司马光在元佑元年主政后，提出“十科举士”建议：“一曰行义纯固可为师表科（有官无官人皆可举）；二曰节操方正可备献纳科（举有官人）；三曰智勇过人可备将帅科（举文武有官人，此科亦许钤辖已上武臣举）；四曰公正聪明可备监司科（举知州以上资序人）；无曰经术精通可备讲读科（有官无官人皆可举）；六曰学问该博可备顾问科（有官无官人皆可举）；七曰文章典丽可备著述科（有官无官人皆可举）；八曰善听狱讼尽公得实科（举有官人）；九曰善治财赋公私俱便科（举有官人）；十曰练习法令能断请谳科（举有官人）。”[15]这种“分科取士”之法，特别为晚清学界推崇，成为中国学人接受近代西方“分科设学”观念的基础。

由此可见，孔门虽分为德行、政事、文学、言语等所谓“四科”，但在很长时间内并没有成为类分学术的标准，而仅仅是官吏科举考试的科目。据笔者考证，“分科”一词联用，见于《宋史》：“自经、赋分科，声律日盛……二十七年，诏复行兼经，如十三年之制。内第一场大小经义各减一道，如治《二礼》文义优长，许侵用诸经分数，时号为四科。”[16]北宋时，随着书院制度的兴起，私人讲学之风再起，孔子“分科授徒”做法引起了一些学者重视，并加以效仿，出现了“分科授学”的现象。因此，“分科”一词，多数情况下是指分设考试科目，但宋元以后也指书院教学的科目门类。关于这一点，通过分析宋代胡瑗分斋教学情况可略约而知。据史料记载：胡氏教授门徒，采取了分科教学的方法，分经义与治事两斋。“经义则选择其心性疏通，有器局，可任大事者，实之讲明《六经》。”治事斋专门培养治术人才：“一人各治一事，又兼摄一事（或专或兼，各因其所长而教之）。儒治民以安其生，讲武以御其寇，堰水以利田，算历以明数是也。”[17]

既然“科”名早已存在，孔门已经分为德行、政事、文学、言语等所谓“四科”，那么这种学术分科难道在后来就没有得到发展吗？笔者认为，先秦时期已经蕴含的以学科为类分标准的学术分科，尽管始终没有能够发展为近代意义上的学术分科，但并不意味着分科性质的学术在中国没有得到发展。从“孔门四科”演化到“儒学四门”，便证明中国学术门类也是随着中国学术的发展而逐步演化的。笔者认为，随着学术的演化和分类的细密，到明清时代，开始由考试科目或书院讲授科目，逐渐向近代意义上的学科演化，逐渐形成了所谓“儒学四门”——义理之学、考据之学、词章之学与经世之学。

在西汉经学研究中，开始出现经学的三个分支科目：章句、义理和训诂。所谓章句，即章节和句读，此种学问在先秦时期萌芽，到汉代成学。徐防曰：“《诗》、《书》、《礼》、《乐》，定自孔子；发明章句，始于子夏。其后诸家分析，各有异说。汉承乱秦，经典废绝，本文略存，或无章句。”[18]章句之学是在搜集、整理失散的经籍过程中兴起的。《新唐书》曰：“自六艺焚于秦，师传之道中绝，而简编讹缺，学者莫得其本真，于是诸儒章句之学兴。”[19]《易》有施、孟、梁丘章句，《书》有欧阳、大小夏侯章句。所谓训诂，即是解释字词的本意。许慎《说文解字·序》曰：“盖文字者，经艺之本。”郭璞《尔雅·序》言：“夫《尔雅》者，所以通训诂之指归。”因此，在经学研究中，逐渐发展为包括研究字体、音韵、训义在内的训诂学，称“小学”（附属于经学）。刘歆在《七略》中的六艺略，专门列有“小学”类目，说明它在西汉时已经成学。班固《汉志》也将“小学”列为经学中的一个类目，并收录10家45部典籍。

所谓“义理”，是指经籍包含的意义和道理。《礼记·礼器》曰：“义理，理之文也。”以《春秋》公羊学为代表的西汉今文经学，注重探索经籍的“微言大义”，形成后世“公羊学”；汉代古文经学虽注重训诂考据，但并未忽视六经的“义理”。据《汉书·刘歆传》载：“初，《左氏传》多古字古言，学者传训故而已。及歆治《左传》，引传文以解经，转相发明，由是章句义理备焉。”[20]这说明到刘歆时，经学研究的三种学问基本成形。

经学研究出现章句、义理和训诂三门分支学科，是中国学术发展的反映，但汉代时并没有将这三种学问与“孔门四科”联系起来。到北宋时，逐渐出现所谓文章之学、训诂之学与义理之学的分野。程颐曰：“古之学者一，今之学者三，异端不与焉。一曰文章之学，二曰训诂之学，三曰儒者之学。欲学道，舍儒者之学不可。”他所谓的训诂之学，即是汉代经学；文章之学，即是唐代文学，儒者之学即是宋代“义理之学”。因此，程氏又说：“今之学者有三弊：一溺于文章，二牵于训诂，三惑于异端。苟无此三者，则将何归？必趋于道矣。”[21]所以，他所推崇的是研讨六经之大“道”的学问，即“义理之学”。

“义理之学”的名称，出自《资治通鉴长编》：“今岁南省所取知名举人，士皆趋义理之学，机为美事。”[22]张载亦曰：“义理之学，亦须深沈方有造，非浅易轻浮之可得也。”[23]这是宋代学者著作中较早提及“义理之学”者。义理之学主要是从治学方法上立名，偏重于从总体上探究儒家经典的内容和精神实质；训诂之学注重对经典字句进行解释和考订；性理之学关注经典的道德性命。“经济之学”在宋代也成为一门与经史之学相应的学术门类。清人陆心源在《临川集书后》说：“三代而下，有经济之学，有经术之学，有文章之学，得其一皆可以为儒。意之所偏喜，力之所偏注，时之所偏重，甚者互相非笑，盖学之不明也久矣。自汉至宋千有余年，能合经济、经术、文章而一者，代不数人，荆国王文公其一焉。”[24]这里虽不敢断定宋代已经分为经济之学、经术之学、文章之学三门，但至少可以证明到清初时，“经济之学”作为一门学问已为学者认可。

明清以后，作为经学研究的四种分支，义理之学、考据之学、经济之学与文章之学的名称，逐渐为学者通用。戴震、章学诚等人均将中国学术门类分为三种，即义理之学、考据之学和词章之学。桐城派代表人物姚鼐说：“余尝论学问之事有三端焉：曰义理也，考证也，文章也。”[25]而嘉道之际“经济之学”骤然兴起，与义理、考据、词章之学一起，构成了所谓“儒学四门”。姚鼐的侄孙姚莹认为：学问“要端有四，曰义理也，经济也，文章也，多闻也。”[26]明确在中国学术门类中增加了“经济之学”。

阮元在界定考证之学与“经济之学”时说：“稽古之学，必确得古人之义例，执其正，穷其变，而后其说之也不诬。政事之学，必审知利弊之所从生，与后日所终极，而立之法，使其弊不胜利，可持久不变。盖未有不精于稽古而能精于政事者也。”[27]此处所谓“稽古之学”，就是考据学；所谓“政事之学”，即经世之学。

到了道、咸之际，“经济之学”与义理之学、考据之学、词章之学并列成为中国传统学术的四大门类。明确将“孔门四科”与“儒学四门”联系起来的，是晚清大儒曾国藩。他说：“为学之术有四：曰义理，曰考据，曰辞章，曰经济。义理者，在孔门为德行之科，今世目为宋学者也。考据者，在孔门为文学之科，今世目为汉学者也。辞章者，在孔门为言语之科，从古艺文及今世制义诗赋皆是也。经济者，在孔门为政事之科，前代典礼、政书，及当世掌故皆是也。”[28]从这段文字可以清楚地看出，曾氏已经将“经济之学”视为中国重要的学术门类了。

正因如此，在总结中国传统学术时，曾国藩按照这种学术分科来看待历代学术大师。他说：“至若葛、陆、范、马，在圣门则以德行而兼政事也；周、程、张、朱，在圣门则德行之科也，皆义理也；韩、柳、欧、曾、李、杜、苏、黄，在圣门则言语之科也，所谓词章者也；许、郑、杜、马、顾、秦、姚、王，在圣门则文学之科也。顾、秦于杜、马为近，姚、王于许、郑为近，皆考据也。”[29]在曾氏看来，孔门德行之科，极为后来的义理之学，宋儒周、程、张、朱之学，即为义理之学；孔门言语之科，即为后来词章之学，唐宋时代的韩、柳、欧、曾、李、杜、苏所谓八大家者，属于词章之学；孔门文学之科，即后来的考据之学，汉代以后的许、郑、杜、马、顾、秦、姚、王等大家，属于考据之学。

这样，“孔门四科”发展到清代，已经形成“儒学四门”，并且得到了晚清学人的普遍认同。康有为在《长兴学记》中，将所传授的学问也分为四种：一曰义理之学，二曰经世之学，三曰考据之学，四曰词章之学，并认为中国学术不出此四科：“周人有‘六艺’之学，为公学；有专官之学，为私学，皆经世之学也。汉人皆经学，六朝、隋、唐人多词学，宋、明人多义理学，国朝人多考据学，要不出此四者。”[30]

可见，从“孔门四科”到“儒学四门”，表明中国传统学术开始向近代分科性的学术门类演化着。但值得指出的是，“儒学四门”仍然不是以研究对象为标准划分的，而是以研究方法、研究视角及研究门径进行分类的，与近代意义上的“学科”还是有很大区别的。严格意义上说，“儒学四门”是指研究学问的四种途径，非指近代意义上的学科。近人郭嵩焘曰：“自乾隆盛时表章《六籍》，老师大儒，承风兴起，为实事求是之学。其间专门名家言考据者又约有三途：曰训诂，研审文字，辨析毫芒；曰考证，循求典册，穷极流别；曰雠校，搜罗古籍，参差离合。三者同源异用，而各极其能。”[31]

此处所谓“考据者又约有三途”，将“儒学四门”的性质作了清楚界定。

【作者简介】左玉河（1964年——），男，历史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副研究员，文化室副主任，兼中国现代文化学会副秘书长，主要从事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研究。

[1] 许慎撰、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第48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 [2] 《孔子家语·七十弟子》，《百子全书》刊印本，岳麓书社1993年版。 [3] 《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中华书局标点本。 [4] 钱穆：《中国历史上的传统教育》，《国史新论》，第224页，三联书店2001年版。 [5] 白居易：《三教论衡》，《白居易集》卷六十八，中华书局1979年版。 [6] 《汉书·班固传》，中华书局标点本。 [7] 《汉书·儒林传赞》，中华书局标点本。 [8] 《后汉书·儒林列传》，中华书局标点本。 [9] 《陈炽集》，第79页，中华书局1997年版。 [10] 《隋书·高祖纪》，中华书局标点本。 [11] 《新唐书·选举志上》，中华书局标点本。 [12] 《唐会要》卷七十六《制科举》。 [13] 《资治通鉴长编》，真宗咸平5年河阳节度判官张知白上疏。 [14] 《宋史·选举志二》，中华书局标点本。 [15] 《全宋文》卷1206,《乞以史科举士札子》。 [16] 《宋史·选举二》，中华书局标点本。 [17] 黄宗羲：《宋元学案·安定学案》，中华书局标点本。 [18] 范晔：《后汉书·徐防传》，中华书局标点本。 [19] 《新唐书·艺文志》，中华书局标点本。 [20] 《汉书·楚元王传》，中华书局标点本。 [21] 《河南程氏遗书》，卷十八，《二程集》，第187页，中华书局1981年版。 [22] 《资治通鉴长编》卷243,熙宁六年三月庚戍条。 [23] 张载：《经学理窟》，《张载集》，第273页，中华书局1978年版。 [24] 陆心源：《临川集书后》，《仪顾堂集》卷十一。 [25] 姚鼐：《述庵文抄序》，《惜抱轩文集》卷四，同治丙寅（1865年）省心阁重刊本。 [26] 姚莹：《与吴岳卿书》，《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6辑。 [27] 阮元：《汉读考周礼六卷序》，《研经室集》上册，第241页。中华书局1993年版。 [28] 《劝学篇示直隶士子》，《曾国藩全集·诗文》，第442页，岳麓书社1994年版。 [29] 曾国藩：《圣哲画像记》，《曾国藩诗文集·文集》，上海启智书局1934年版。 [30] 康有为：《长兴学记》，第35页，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 [31] 《王氏校定衢本〈郡斋读书志〉序》，《郭嵩焘诗文集》，第28页，岳麓书社1984年版。

⑵ 4大中国古代学术

荀况即荀子，儒子学派的集大成者；
庄周即庄子，道家学派的代表人物；
韩非即韩非子，法家学派的代表人物，主张法治，严刑执法；
孟轲即孟子，儒子学派的继承孔子主张的代表人物；
墨翟即墨子，当然是墨家学派的创立者啊！
祝学习进步！
道家是对医学。军事有研究。道家对医学上的研究就不要多说了，应该都知道的吧。历朝历代都要限制道的原因是，基本上都有道士参与政治的。早的有汉朝黄巾起义的张角、离现在较近的有张天师。据说诸葛亮在武当山上学道学了好多年。

儒家是文学。这个就不用说了吧。

法家是法律。法家是先秦诸子中对法律最为重视的一派。他们以主张“以法治国”的“法治”而闻名，而且提出了一整套的理论和方法。这为后来建立的中央集权的秦朝提供了有效的理论依据，后来的汉朝继承了秦朝的集权体制以及法律体制，这就是我国古代封建社会的政治与法制主体。
法家在法理学方面做出了贡献，对于法律的起源、本质、作用以及法律同社会经济、时代要求、国家政权、伦理道德、风俗习惯、自然环境以及人口、人性的关系等基本的问题都做了探讨，而且卓有成效。

墨家是对机械。墨家人的发明创造,哪一项不是对人类文明发展产生巨大影响的,小到刨子、锯子,大到云梯、战车,甚至传说中的木鹞(据说人们从会飞的木鹞中得到了飞天的梦想),张衡好像就是墨家的吧？

⑶ 中国古代五大医学著作有哪些

1、《黄帝内经》（相传为黄帝所作）

《黄帝内经》是中国传统医学四大经典著作之一，也是第一部冠以中华民族先祖“黄帝”之名的传世巨著，相传为黄帝所作。是我国医学宝库中现存成书最早的一部医学典籍。是研究人的生理学、病理学、诊断学、治疗原则和药物学的医学巨著。

在理论上建立了中医学上的“阴阳五行学说”、“脉象学说”“藏象学说”、“经络学说”、“病因学说”“病机学说”、“病症”、“诊法”、论治及“养生学”、“运气学”等学说。其医学理论是建立在我国古代道家理论的基础之上的，反映了我国古代天人合一思想。

黄帝内经成编于战国时期，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中医理论专著。总结了春秋至战国时期的医疗经验和学术理论，并吸收了秦汉有关天文学、人类学、心理学，运用阴阳、五行、天人合一的理论,对人体的解剖、生理以及疾病的诊断、治疗，确立了中医学独特的理论体系， 成为中国医药学发展的理论基础和源泉。

2、《伤寒杂病论》 东汉 张仲景

《伤寒杂病论》确立了祖国医学“辨证论治”的规律，它奠定了中医治疗学的基础，是我国最早的一部理法方药具备的经典著作，开创了祖国医学辨证论治的先河；同时在制剂学方面也有独到之处，对后世也有深远的影响。因此，历代医家无不尊张仲景为“医圣”，故有“医圣者，即医中之尧舜也，荣膺此誉者，唯仲景先师。”

3、《神农本草经》 （相传为神农氏所作）

《神农本草经》又称《本草经》或《本经》，中医四大经典著作之一，作为现存最早的中药学著作，约起源于神农氏，代代口耳相传，于东汉时期集结整理成书，成书非一时，作者亦非一人，秦汉时期众多医学家搜集、总结、整理当时药物学经验成果的专著，是对中国中医药的第一次系统总结。

其中规定的大部分中药学理论和配伍规则以及提出的“七情和合”原则在几千年的用药实践中发挥了巨大作用，是中医药药物学理论发展的源头。

4、《本草纲目》 明 李时珍

《本草纲目》，本草著作，52卷。明代李时珍(东璧)撰于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至万历六年(1578年)，稿凡三易。

此书采用“目随纲举”编写体例，故以“纲目”名书。以《证类本草》为蓝本加以变革。序例(卷1、2)相当于总论，述本草要籍与药性理论。

卷1“历代诸家本草”，介绍明以前主要本草41种。次辑录明代以前有关药物气味阴阳、五味宜忌、标本阴阳、升降浮沉、补泻、引经报使、各种用药禁忌等论述，其中又以金元诸家之论居多。卷3～4为“百病主治药”，沿用《证类本草》“诸病通用药”旧例，以病原为纲罗列主治药名及主要功效，相当于一部临证用药手册。

5、《千金方》 唐 孙思邈

《千金要方》又称《备急千金要方》、《千金方》，是中国古代中医学经典著作之一，作者孙思邈，共30卷，是综合性临床医著，被誉为中国最早的临床网络全书。唐朝孙思邈所著，约成书于永徽三年（652年）。该书集唐代以前诊治经验之大成，对后世医家影响极大。

《千金要方》总结了唐代以前医学成就，奠定了宋代妇、儿科独立的基础；其治内科病提倡以"五脏六腑为纲，寒热虚实为目"，并开创了脏腑分类方剂的先河；针灸孔穴主治的论述，为针灸治疗提供了准绳，对针灸取穴的准确性颇有帮助。

⑷ 关于《古代学会》有哪些学术评价

这是一部重要的论述原始社会状况的著作。作者首次提出氏族是原始社会的基础，认为人类经过蒙昧时代、野蛮时代才进入文明时代，以唯物史观阐述了其对原始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论断，在历史学和人类学、社会学领域均起到革命性作用。这部书受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高度重视，他们在此书基础上分别写出《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和《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⑸ 中国古代的第五大发明是什么

中国古代的"大发明"不只四项，还有中医学。中医学不是一般的发明，而是"大发明"，是比造纸术、火药、指南针、活字印刷术更杰出的发明和创造，可称为"中国古代第五大发明"。

这主要表现在：

第一，它由中国首创，是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杰出成就。这里所称之中医学，是指从远古到1840年所形成的经典中医药学术体系，它由中国独创，产生于中国古代社会，是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杰出代表。

第二，它传播至全世界并被广泛地接受和应用。中医学早已开始走出国门，20世纪70年代以来，又进入国际化的新阶段，现已传至14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科学价值和卓越疗效已经为世界医学界所公认，中医学正在被地球村的居民们日益广泛地接受。

第三，对人类文明和社会进步产生了重大推动作用，作为"大发明"的价值和意义已得到世界公认。

中医学对人类文明和社会进步的重大推动作用

首先是在医学方面，中医学有别于西医学的思维方式、理论内容、防治原理、治疗方法，可补西医学之不足，发挥其特有的优势，推动医学发展和变革，为人类健康做出特有的贡献。

其次是在科学发展和文明进步方面，中医学关于人的生命运动的复杂现象和深层规律的认识，有力地推动着生命科学的研究，将为人类的文明进步做出重大贡献。国外著名医学家和科学家们一再指出，"经络"问题可能包含着若干项诺贝尔奖级的课题，中国要拿诺贝尔奖，最有希望的是中医药。

我国著名科学家钱学森院士一再指出，中医现代化将推动人体科学的突破，形成一场科学革命，引起一次东方式的文艺复兴。"中医的理论和实践，我们真正理解了、总结了以后，要改造现在的科学技术，要引起科学革命。""这不是简单的问题，这是人类历史上再一次出现的跟文艺复兴一样的大事。"

中医学不仅是"大发明"，而且其发明和创造的程度都大大地超出了其他四大发明，具有博大精深的特质。

⑹ 中国古代十大学术是什么知道其中之一是鬼谷子的纵横学

十家概述
指先秦十个学术派别。即儒、道、阴阳、法、墨、名、纵横、农、杂、小说等十家。

代表人物
儒家，代表人物是孔子、孟子、荀子；
道家，代表人物是老子、庄子；
墨家，代表人物是墨子；
法家，代表人物是李悝、慎到(重势)、申不害(重术)、商鞅(重法)、韩非；
名家，代表人物是公孙龙、惠施、邓析子；
阴阳家，代表人物是邹衍；
纵横家，代表人物是苏秦、张仪、鬼谷子；
杂家，代表人物是吕不韦、淮南王；
农家，代表人物是许行；
小说家 ，代表人物是青史子

⑺ 论述：中国古代的几种主要学术思想

1、儒家，代表人物：孔子、孟子、荀子。作品：《春秋》、《孟子》、《荀子》
主张：儒家是战国时期重要的学派之一，它以春秋时孔子为师，以六艺为法，崇尚“礼乐”和“仁义”，提倡“忠恕”和不偏不倚的“中庸”之道，主张“德治”和“仁政”，重视道德伦理教育和人的自身修养的一个学术派别。
儒家强调教育的功能，认为重教化、轻刑罚是国家安定、人民富裕幸福的必由之路。主张“有教无类”，对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都应该进行教育，使全国上下都成为道德高尚的人。
在政治上，还主张以礼治国，以德服人，呼吁恢复“周礼”，并认为“周礼”是实现理想政治的理想大道。至战国时，儒家分有八派，重要的有孟子和荀子两派。

2.道家，代表人物：老子、庄子、杨朱。作品：《道德经》、《庄子》
主张：道家是战国时期重要学派之一，又称“道德家”。这一学派以春秋末年老子关于“道”的学说作为理论基础，以“道”说明宇宙万物的本质、本源、构成和变化。认为天道无为，万物自然化生，否认上帝鬼神主宰一切，主张道法自然，顺其自然，提倡清静无为，守雌守柔，以柔克刚。政治理想是“小国寡民”、“无为而治”。老子以后，道家内部分化为不同派别，著名的有四大派：庄子学派、杨朱学派、宋尹学派和黄老学派。

3.墨家，代表人物：墨子。作品：《墨子》
主张：墨家是战国时期重要学派之一，创始人为墨翟。 这一学派以“兼相爱，交相利”作为学说的基础：兼，视人如己；兼爱，即爱人如己。“天下兼相爱”，就可达到“交相利”的目的。政治上主张尚贤、尚同和非攻；经济上主张强本节用；思想上提出尊天事鬼。同时，又提出“非命”的主张，强调靠自身的强力从事。
墨家有严密的组织，成员多来自社会下层，相传皆能赴火蹈刀，以自苦励志。其徒属从事谈辩者，称“墨辩”；从事武侠者，称“墨侠”；领袖称“巨（钜）子”。其纪律严明，相传“墨者之法，杀人者死，伤人者刑”《吕氏春秋·去私 》，墨翟死后，分裂为三派。至战国后期，汇合成二支：一支注重认识论、逻辑学、数学、光学、力学等学科的研究，是谓“墨家后学”（亦称“后期墨家”），另一支则转化为秦汉社会的游侠。

4.法家，代表人物：韩非、李斯、商鞅。作品：《韩非子》、《商君书》、《管子》
主张：法家是战国时期的重要学派之一，因主张以法治国，“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故称之为法家。春秋时期，管仲、子产即是法家的先驱。战国初期，李悝、商鞅、申不害、慎到等开创了法家学派。至战国末期，韩非综合商鞅的“法”、慎到的“势”和申不害的“术”，以集法家思想学说之大成。
这一学派，经济上主张废井田，重农抑商、奖励耕战；政治上主张废分封，设郡县，君主专制，仗势用术，以严刑峻法进行统治；思想和教育方面，则主张禁断诸子百家学说，以法为教，以吏为师。其学说为君主专制的大一统王朝的建立，提供了理论根据和行动方略，《汉书·艺文志》著录法家著作有二百十七篇，今存近半，其中最重要的是《商君书》和《韩非子》。

5.兵家，代表人物：孙武、孙膑。作品：《孙子兵法》、《孙膑兵法》
主张：兵家是战国时期的重要学派之一，主要是在军事方面大有成就，“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等军事名言都出自兵家，代表作有《孙子兵法》、《孙膑兵法》，当今社会也深受影响，在国内外都享有盛名。

6.名家，代表人物：邓析、惠施、公孙龙、桓团。作品：《公孙龙子》
主张：名家是战国时期的重要学派之一，因从事论辩名（名称、概念）实（事实、实在）为主要学术活动而被后人称为名家。当时人则称为“辩者”、“察士”或“刑（形）名家”。代表人物为惠施和公孙龙。

7.阴阳家，代表人物：邹衍
主张：阴阳家是战国时期重要学派之一，因提倡阴阳五行学说，并用它解释社会人事而得名。这一学派，当源于上古执掌天文历数的统治阶层，代表人物为战国时齐人邹衍。
阴阳学说认为阴阳是事物本身具有的正反两种对立和转化的力量，可用以说明事物发展变化的规律。五行学说认为万物皆由木、火、土、金、水五种原素组成，其间有相生和相胜（葜）两大定律，可用以说明宇宙万物的起源和变化。邹衍综合二者，根据五行相生相胜说，把五行的属性释为“五德”，创“五德终始说”，并以之作为历代王朝兴废的规律，为新兴的大一统王朝的建立提供理论根据。 《汉书·艺文志》著录此派著作二十一种，已全部散佚。成于战国后期的《礼记·月令》 ，有人说是阴阳家的作品。 《管子》中有些篇亦属阴阳家之作， 《吕氏春秋·应同》、 《淮南子·齐俗训》 、《史记·秦始皇本纪》中保留一些阴阳家的材料。

8.纵横家，代表人物：鬼谷子、苏秦、张仪。主要言论传于《战国策》、《鬼谷经》
主张：纵横家是中国战国时以纵横捭阖之策游说诸侯，从事政治、外交活动的谋士。列为诸子百家之一。主要代表人物是苏秦、张仪等。 战国时南与北合为纵，西与东连为横，苏秦力主燕、赵、韩、魏、齐、楚合纵以拒秦，张仪则力破合纵，连横六国分别事秦，纵横家由此得名。他们的活动对于战国时政治、军事格局的变化有重要的影响。 《战国策》对其活动有大量记载。据《汉书·艺文志》记载，纵横家曾有著作“十六家百七篇”。

9.杂家，代表人物：吕不韦 作品：《吕氏春秋》
主张：杂家是战国末期的综合学派。因“兼儒墨、合名法”，“于百家之道无不贯综”（《汉书．艺文志》及颜师古注）而得名。秦相吕不韦聚集门客编著的《吕氏春秋》 ，是一部典型的杂家著作集。

10.农家，代表人物：许行
主张：农家是战国时期重要学派之一。因注重农业生产而得名。此派出自上古管理农业生产的官吏。他们认为农业是衣食之本，应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 《孟子．滕文公上》记有许行其人，“为神农之言”，提出贤者应“与民并耕而食，饔飨而治”，表现了农家的社会政治理想。此派对农业生产技术和经验也注意记录和总结。《吕氏春秋》中的〈上农〉、〈任地〉、〈辩土〉、〈审时〉等篇，被认为是研究先秦农家的重要资料。

11.小说家，代表人物： 虞初。作品：《虞初周说》
主张：小说家，先秦九流十家之一，乃采集民间传说议论，借以考察民情风俗。 《汉书·艺文志》云：“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涂说者之所造也。”

⑻ 中国古代主要学术思想简介

中国古代主要学术思想是儒、道、释思想

《说文解字》对“儒”的解释是:“儒，柔也，术士之称。从人，需声。"中国人历来重视死的观念与丧葬礼仪，这种广泛的社会需求促成了一个特殊社会阶层“儒”。

在中国古代社会，最晚到殷代有了专门负责办理丧葬事务的神职人员。这些人就是早期的儒，或者称为术士。他们精通当地的丧葬礼仪习惯，时间一长，便形成了一种相对独立的职业。但是，由于这种职业地位低微，收入也少，既没有固定的财产和收入，做事时还要仰人鼻息。所以形成比较柔弱的性格，这就是儒的本意，即柔，还有他们职业的原初性质，即术士。

"儒"这一名词的最早记载应该是在《论语·雍也》。孔子在这告诫他最得意的学生子夏说，要当就当"君子儒"，千万不要当"小人儒"。可见，儒名的起源应该在孔子之前。因为到了孔子时，儒这一阶层已经有了很大变化，形成"君子儒"与"小人儒"两种派别。

作为一个学派的儒家虽由孔子创立于春秋末叶，但“儒”却起源甚早，《汉书·艺文志》及刘向《七略》均认为儒“出于司徒之官”。太史公《儒林列传》曰：“秦之季世坑术士”，而世谓之坑需。……类名为儒，儒者知礼乐射御书数。……私名为儒；《七略》曰：“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为最高。”

据此，“儒”实与初民社会交通人神的巫祝活动有关。

中国古代哲学的重要范畴。用以说明世界的本原、本体、规律或原理。在不同的哲学体系中，其涵义有所不同。

原始涵义
道的原始涵义指道路、坦途，以后逐渐发展为道理，用以表达事物的规律性。这一变化经历了相当长的历史过程。《易经》中有“复自道，何其咎”（《小畜》），“履道坦坦”（《履》），“反复其道，七日来复”(《复》)，都为道路之义。《尚书·洪范》中说：“无有作好,遵王之道；无有作恶,遵王之路。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无反无侧,王道正直”。这里的道，已经有正确的政令、规范和法度的意思,说明“道”的概念已向抽象化发展。春秋时,《左传》曾有“臣闻小之能敌大也，小道大淫。所谓道，忠于民而信于神也”和“王禄尽矣,盈而荡,天之道也”之说。这里的道带有规律性的意思，表明道的概念已逐步上升为哲学范畴。 老子论道 到了春秋后期，老子最先把道看作是宇宙的本原和普遍规律，成为道家的创始人。在老子以前，人们对生成万物的根源只推论到天，至于天还有没有根源，并没有触及到。到了老子，开始推求天的来源，提出了道。他认为，天地万物都由道而生。他说：“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老子》二十五章）。对于老子所说的道，历来解说不一。有的认为，道是精神性的本体，是脱离物质实体而独自存在的最高原理，主张老子的道论是客观唯心主义。有的则认为，道是宇宙处在原始状态中的混沌未分的统一体，主张老子的道论是唯物主义。老子认为道生成天地万物的过程是“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四十二章）。道生成万物之后，又作为天地万物存在的根据而蕴涵于天地万物自身之中，道是普遍存在的，无间不入，无所不包。道虽存在于天地万物之中，但它不同于可感觉的具体事物，它是视之不见、听之不闻、搏之不得的，是构成天地万物共同本质的东西。所以，不能靠感觉器官去体认，也难以用普通字词去表示，只能用比喻和描述来说明它的存在。对于世界的统一性，老子作了天才的推测和描述。老子的道论，对于后世有极其深远的影响。

道论的演变
略后于老子的范蠡，把天道看成是事物发展变化的规律。他认为,人事必须“因阴阳之恒,顺天地之常”，违反客观规律，必然招致灾祸。“夫人事必将与天地相参，然后乃可以成功”。他说的天道主要指阳至而阴，阴至而阳，盈缩转化，周旋无尽的矛盾运动法则。天时于己不利时要主动退避，天时对已有利时要积极进取。范蠡受老子道论的影响，说“天道盈而不溢，盛而不骄，劳而不矜其功”（《国语·越语下》）。但他主张适时积极进取，对老子贵柔守雌的思想又有所批判和修正。

战国时期，齐国稷下道家用“精气”来说明道，把虚而无形的道看作是流布于天地之间、遍存于万物内部的“精气”。说：“凡道，无根无茎，无叶无荣。万物以生，万物以成，命之曰道。……精也者，气之精者也。气道乃生”(《管子·内业》)。老子曾把道表述为“冲气”，并说“其中有精”。稷下道家从唯物的方面进一步发展了老子的这一思想，把道表述为无所不在而又富有生机活力的精气。精气说对后来中国医学的发展有很大影响。但它赋予精气以灵性，有神秘化的倾向，与唯心主义划不清界限。

庄子是战国中后期道家学派的代表人物。他认为道是世界的终极根源，是无所不覆、无所不载、自生自化、永恒存在的宇宙本体，否认有超越于道的任何主宰。他还认为不可能给道提出明确的规定,“道不当名”,“道昭而不道”，即使取名为道，也是“所假而行”。所以只能说“夫道，有情有信,无为无形；可传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见；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太极之先而不为高，在六极之下而不为深,先天地生而不为久,长于上古而不为老”（《大宗师》）。对于庄子的道，当前学术界有人认为是独立自存、超越时空的绝对精神，并以《庄子》书中“物物者非物”之语为根据，证明道是非物质性的造物主；也有人认为道是指具有无限性和永恒性的、产生了天地万物并存在于其中的物质本体，并以《庄子》书中“通天下一气”之语为根据，说明道就是物质性的气。大多数学者认为庄子夸大了世界本原的神秘性，并把事物的相对性绝对化了，否定事物之间的差别，表现为相对主义，他的道论具有明显的唯心主义倾问。

韩非汲取并发展了老子的朴素辩证法，提出了关于道、德、理三者互相关系的学说，辩证地处理了它们的关系。他认为，“道者，万物之始,……万物之源”,是“万物之所然”、“万物之所以成”。把道视为物质世界的普遍规律，天地万物存在与发展的总依据。他还认为，“道”是终极范畴，是万物的普遍规律，而万物的特殊本质就是“德”，“德者，道之功”；万物的特殊规律就是“理”，道是“万物之所稽”，“万物各异理而道尽稽万物之理”。把道、德、理的关系视为物质世界的普遍性与特殊性、无限性与有限性的辩证统一。

战国时期儒家学者所著《易传》也提出关于道的学说，认为道就是对立面相互转化的普遍规律。《周易·系辞上》说“一阴一阳之谓道”，把一阴一阳相互转化视为道。又说：“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把道视为无形的抽象规律，与有形的具体事物区别开来。

到宋代，张载以道为气化的过程，说“由气化，有道之名”；程颐、朱熹则以道为理，表现了气本论与理本论的不同。

在中国哲学史上，道这一范畴是道家提出的，后被各家学说所接受，虽各有不同理解，但已成为宇宙本原、普遍规律性的代名词。它对于提高理论思维水平，探究事物的本原和规律性，曾起促进作用。

释 shì 〔名〕 中国佛教用作释迦牟尼的简称 。是佛陀的姓氏;自东晋以后,佛教出家人自称释子,对外人而言称释氏。如:释厄(唐僧遭受的魔难);释老(指释伽牟尼与老子。即佛家与道家。也叫“释道”)

⑼ 中国古代文明的学术

①仰韶文化晚期至龙山文化早期，已经或正在经历着从氏族到国家演变过程中的质的转变，为中国早期国家阶段，或可称“原始文明”时期。这相当于古史传说的五帝时代。如公元前3500年红山文化最高层次的辽宁凌源牛河梁坛庙冢遗址，便体现了王权与神权的结合。当时为建造巨型公共建筑物调动组织了很大的社会力量，采石、制玉、制陶已有相当专业化的分工，还出现了神职人员等特殊阶层，表明已存在高于氏族部落的政治实体。
②以中原龙山文化为核心，中国各大文化区进入文明时代始创期，出现早期国家。河南龙山文化晚期至二里头文化（见二里头遗址）早期可能为夏代文明。夏代以前的五帝后期，存在的天下万邦局面，即是一种早期国家形态，可称为雏形国家、方国、邦国，或前王朝时期的部落方国时代。如从山西襄汾陶寺遗址的墓地，可看出当时已形成从“王”、贵族到平民的不同阶级和等级。许多地方出现了由玉器（良渚文化最丰富）、彩绘陶器、彩绘漆木器等组成的整套礼器，反映出以私有制和宗法等级制为基础的礼制已经确立，这是中国古文明的要素和特点之一。
③以仰韶文化后期、大汶口文化后期、红山文化后期、良渚文化早期等为代表，约当黄帝、颛顼和帝喾时代，原始氏族社会走向衰落，出现了贫富分化以至初步的阶级分化，中国文明起源历程由此开始。至龙山时代，约当唐虞时代，诸考古学文化大概已走近文明社会门槛，也有的或者已进入与夏代文明有所不同的早期文明社会。其后整个二里头文化即夏代文化则属于文明代。
④仰韶文化属于原始氏族社会。龙山文化处于军事民主制时期或称英雄时代，尚未跨入文明的门槛。整个二里头文化即夏代文化才是中国文明社会的开端。
⑤二里头文化晚期相当于夏末商初，够得上称为文明，肯定进入文明时代。而夏文化则属于探索中尚未解决的问题。

⑽ 中国古代学术思想的内容分为哪几个方面

1、儒家,代表人物：孔子、孟子、荀子.作品：《春秋》、《孟子》、《荀子》
主张：儒家是战国时期重要的学派之一,它以春秋时孔子为师,以六艺为法,崇尚“礼乐”和“仁义”,提倡“忠恕”和不偏不倚的“中庸”之道,主张“德治”和“仁政”,重视道德伦理教育和人的自身修养的一个学术派别.
儒家强调教育的功能,认为重教化、轻刑罚是国家安定、人民富裕幸福的必由之路.主张“有教无类”,对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都应该进行教育,使全国上下都成为道德高尚的人.
在政治上,还主张以礼治国,以德服人,呼吁恢复“周礼”,并认为“周礼”是实现理想政治的理想大道.至战国时,儒家分有八派,重要的有孟子和荀子两派.
2.道家,代表人物：老子、庄子、杨朱.作品：《道德经》、《庄子》
主张：道家是战国时期重要学派之一,又称“道德家”.这一学派以春秋末年老子关于“道”的学说作为理论基础,以“道”说明宇宙万物的本质、本源、构成和变化.认为天道无为,万物自然化生,否认上帝鬼神主宰一切,主张道法自然,顺其自然,提倡清静无为,守雌守柔,以柔克刚.政治理想是“小国寡民”、“无为而治”.老子以后,道家内部分化为不同派别,著名的有四大派：庄子学派、杨朱学派、宋尹学派和黄老学派.

3.墨家,代表人物：墨子.作品：《墨子》
主张：墨家是战国时期重要学派之一,创始人为墨翟. 这一学派以“兼相爱,交相利”作为学说的基础：兼,视人如己；兼爱,即爱人如己.“天下兼相爱”,就可达到“交相利”的目的.政治上主张尚贤、尚同和非攻；经济上主张强本节用；思想上提出尊天事鬼.同时,又提出“非命”的主张,强调靠自身的强力从事.
墨家有严密的组织,成员多来自社会下层,相传皆能赴火蹈刀,以自苦励志.其徒属从事谈辩者,称“墨辩”；从事武侠者,称“墨侠”；领袖称“巨（钜）子”.其纪律严明,相传“墨者之法,杀人者死,伤人者刑”《吕氏春秋·去私 》,墨翟死后,分裂为三派.至战国后期,汇合成二支：一支注重认识论、逻辑学、数学、光学、力学等学科的研究,是谓“墨家后学”（亦称“后期墨家”）,另一支则转化为秦汉社会的游侠.

4.法家,代表人物：韩非、李斯、商鞅.作品：《韩非子》、《商君书》、《管子》
主张：法家是战国时期的重要学派之一,因主张以法治国,“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故称之为法家.春秋时期,管仲、子产即是法家的先驱.战国初期,李悝、商鞅、申不害、慎到等开创了法家学派.至战国末期,韩非综合商鞅的“法”、慎到的“势”和申不害的“术”,以集法家思想学说之大成.
这一学派,经济上主张废井田,重农抑商、奖励耕战；政治上主张废分封,设郡县,君主专制,仗势用术,以严刑峻法进行统治；思想和教育方面,则主张禁断诸子百家学说,以法为教,以吏为师.其学说为君主专制的大一统王朝的建立,提供了理论根据和行动方略,《汉书·艺文志》著录法家著作有二百十七篇,今存近半,其中最重要的是《商君书》和《韩非子》.

5.兵家,代表人物：孙武、孙膑.作品：《孙子兵法》、《孙膑兵法》
主张：兵家是战国时期的重要学派之一,主要是在军事方面大有成就,“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等军事名言都出自兵家,代表作有《孙子兵法》、《孙膑兵法》,当今社会也深受影响,在国内外都享有盛名.
6.名家,代表人物：邓析、惠施、公孙龙、桓团.作品：《公孙龙子》
主张：名家是战国时期的重要学派之一,因从事论辩名（名称、概念）实（事实、实在）为主要学术活动而被后人称为名家.当时人则称为“辩者”、“察士”或“刑（形）名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