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格指导员

㈠ 衢州基层党建“三个三”是什么内容

“三个三”是2013年国家税务总局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向全国税务系统干部职工提出的工作要求。“三个三”即：“三个服务”、“三个实在”、“三个禁止”。

“三个服务”：服务税户、服务基层、服务大局；

“三个实在”：任务求实、干事踏实、说话朴实；

“三个禁止”：执法禁贪、服务禁懒、管理禁散。

(1)网格指导员扩展阅读：

推进标准化规范化建设，从问题导向看，是做实做细做深做优“三个三”基层党建工程的重要前提；从目标导向看，是打造中国基层治理最优城市的题中之义；从价值导向看，是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现实要求。

具体要从四个方面推进标准化规范化：

一是规范网格划分，按照“适当调整、扫除盲区、全面覆盖”的要求，推进网格优化调整，区分重点网格和一般网格，因地制宜、分类施建、突出重点，不搞简单“一刀切”。

二是规范“一长三员”，原则上由村（社）“两委”班子成员担任网格长，从村（社）“两委”班子成员、专职社区工作者或优秀党员骨干中选配好专职网格员，其他村（社）“两委”班子成员、社会工作者、工青妇、治调等党群工作负责人和党员骨干全部进入网格担任兼职网格员。

驻村（社）干部或其他乡镇（街道）组团联村（社）团员担任网格指导员，对“一长三员”要严格管理、绩效考核、动态调整。

三是规范组团联村，在团队组建上，明确“总领队+领队+团长+团员”的组团标准；在职责内容上，明确“四个四”的服务内容；在运行体系上，明确清单销号制、集中服务制、月度例会制等三项工作机制。

四是规范网格支部，支部设置上要按党员人数实行“上提下分”，把党支部（党小组）建到网格上；网格支部要做到有场地、有标识、有设施、有制度、有经费，实现活动固定化、正常化、常态化；日常运行要做到“五个一”。

㈡ 党建工作的五知道、五必谈、五必访内容是什么

党建工作五知道 :

一、所驻村的村情必须知道 。

二、党建情况必须知道。

三、经济社会情况必须知道。

四、安全隐患必须知道。

五、社会不稳定因素必须知道。

党建工作五必谈：

一、职工有思想情绪必谈。

二、员工与同事发生纠纷必谈。

三、员工落聘待岗必谈。

四、员工工作调整必谈。

五、员工受到批评处分必谈。

党建工作五必访：

一、员工生病住院时必访。

二、女员工生育时必访。

三、员工家庭有红白喜事时必访。

四、员工家庭生活困难时必访。

五、员工家庭不和睦时必访。

(2)网格指导员扩展阅读

1、党建是指党的建设。党的建设包括：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制度建设、反腐倡廉建设、纯洁性建设等，具有鲜明的党性和实践性，指导党在不同时代、不同情况下的工作与活动。

2、工作制度

工作站制度：

（1）、支部（总支、党委）机构设置、职责及议事规则

（2）、党的联系制度

（3）、服务制度

（4）、群众组织建设：志愿者队伍建设，工青妇组织建设；

（5）、指导员、联络人管理规定

3、党组织基本制度：

“三会一课”制度，革命传统教育、警示教育制度，民主评议党员制度，民主生活会制度，组织生活会制度，党务公开制度，党内送温暖制度，爱心扶贫助困制度，党费收缴管理制度，党组织活动情况报告制度，设立党员示范岗、党员责任区、党员为民服务日制度，“五好五带头”等；

4、党员基本制度：

党员活动制度，党员行为规范，党员教育培训制度，党员教育规范，党员的权利与义务，党员服务日制度，党员联系群众制度，党员目标管理制度，党员监督制度，流动党员管理制度，党员谈话诫勉制度；

5、非公企业党建工作制度：

非公企业支持党组织开展工作制度，非公企业党建工作标准，非公企业党组织工作职责，非公企业党组织思想政治工作职责。

参考资料来源：网络-党建

㈢ 网格化基层社会管理存在哪些问题

在社会管理体制改革创新的话语背景之下，城市网格化管理获得了政府行政系统的青睐，成为中国城市基层社会管理领域日渐流行的模式。毫无疑问，“网格化”管理运用科层理念和全新的治理技术，在打造“数字城市”、创新社会管理体制以及城市管理服务规范化等方面发挥了特殊的功用，值得肯定。但这并不意味着网格化在日趋复杂的城市管理领域可以无条件地收到“一网就灵”的效果。城市管理网格化模式要想真正深度地嵌入城市基层社会，还必须克服一些局限。

1、网格运行成本及其持久性

网格化管理启动于社会群体性事件和个人极端事件频发的社会转型期，因而它的提出及运行实际上依托于网络技术和科层治理技术、是一种以权责明晰划分和监督考评为制度保障，将政府公共行政管理服务系统与基层社区组织结合起来的管控模式，带有一定的应急性。毫无疑问，网格化管理为在基层社会与政府公共服务部门之间建立起畅通的信息沟通反馈机制，避免政府各主管部门之间的扯皮推诿从而缩短问题解决的时间，提高政府科层系统的行政绩效等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但值得注意的是，城市网格化管理的编织及其运行也潜藏着行政成本膨胀的风险。如在一些网格内设置多名网格指导员，增设各级网格管理指导中心办公室，这就使其人力和设备投入势必增加。此外，网格化管理系统的建立虽然可使政府的社会治理力度得到一定的加强，但其效能是否能够持久则令人怀疑。近年来，在一些大城市中，其网格化管理往往是作为大型活动的配套机制而出台的，而每当这些大型活动结束后，无论是政府部门还是社区组织，都不可避免地出现倦怠和松懈，从而导致严重的城市管理事故。上海“后世博”和北京“后奥运”时期出现的种种问题，即是明证。所以，如何将网格化的“非常之举”变为“寻常行动”，则是问题的关键。

2.网格化与社区自治

近年来，在学界关于社区研究的成果中，很多学者都对社区行政化持一种批判的态度，认为“社区行政化”是“城市政府为寻求经济增长与社会稳定的平衡，依靠行政权力，自上而下地实现社会再组织化的过程。其基本表现是：社会空间行政化、社区组织行政化、社区事务行政化”。从本质上讲，社区建设的行政化倾向是中国传统的城市管理“一竿子插到底”的全方位管理思想和方式的延伸，影响了社区自治功能的发挥。

在现实的社区发展建设中，网格空间的诞生存在着削弱社区自治能力的可能性。正如有的论者所言：“政府行为的全面回归，不仅使公共服务辐射到社会各个领域，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形成了行政强制的倾向：行政体制俨然成为一部设计合理、运转有效的庞大机器，但面对社会出现的突发事件和具体矛盾，则需要每个部件、每个齿轮都随同这一机器系统调整方向，连带运行，失去了灵活多变、敏锐出击的应对能力。”

当然，强调网格化对社区自治的消极影响，并不是要拒斥网格，而是要对两者关系展开复杂的理解和分析。在现实社会中，社区自治与行政化之间是一个此消彼长的过程。在现阶段社区自治尚不完备的情况下，网格化管理的推进和加强可能导致行政力量的强化、社区自我管理的弱化，而弱化社区自我管理则会对社区自治的进程产生消极影响。但笔者认为，在现实中，完全意义上的社区“去行政化”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社区实际上是作为“政府”和“居民”之间的联结组织而存在的。

社会是一个高度复杂的联结系统，以至于我们很难用简单的话语完全揭示其中的奥秘。但我们必须关注那些基本的关键性联结环节，因为一个社会如果其关键的联结处被破坏了，便会发生社会解组的悲剧。因此，我们应从社会联结的角度来理解社区性质，这样就不会简单地将社区置于与政府相对的立场之上而提出“去行政化”的思路了。

在社会管理领域，最高级的管理境界实际上是“自我管理”，所以我们要大力培育各种社会组织、中介组织，引导更多的社会力量参与城市社会管理。当然，我们这样说并不是要切断社区与政府的关系，而是要弄清行政系统与自治组织之间的关系联结，追问两者是“协动”关系还是“服从”关系，是“联结”还是“从属”。

3.网格的泛化问题

网格化治理风靡于当下的中国社会，主要是缘于政府为加强社会管理而弥补现有体制的不足，加强各部门间的协动。但随着网格化治理的推行，“网格化的功能与实施范围都被大大地泛化了。就网格化的功能而言，已经被泛化到可以解决任何问题的地步，似乎与党的系统和政府系统相关的所有问题都可以通过网格化来解决，网格化的范围被大大泛化”。当人们确信一切依赖网格、一切通过网格来解决之后，势必形成严重的网格依赖症，其社会“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能力必然弱化，其直接后果就是将社会管理简单化。

总之，新时期的社会治理正在发生一些值得注意的重要改变，其具体表现是：社会治理的主体由单一的政府向多主体、多中心转变，社会治理的手段由平面社会向网络社会转变，社会治理的目的由工具理性向价值理性转变。我们应以理性客观的态度来看待城市管理的网格化模式，处理好“网格管理”与“政府治理”、“网格管理”与“社区自治”之间的关系，寻找“政府社会治理”与“社区自治”之间有效的联结点，调适好“国家”与“民众”间的距离构造。所以，我们应“广泛吸收社会组织参与公共政策的制定，特别是积极发挥社会组织在社会管理创新中的重要作用，鼓励它们承担更多的公共服务，努力营造官民共治的社会治理格局”。

㈣ 村民小组网格化会议

今年以来，河南省党委不断强化基层干部规范化建设，筑牢农村治理基础，围绕实施年度基层党建工作创新项目，超前谋划，精心组织，严格把握时间节点，不断推动农村网格化创新管理，有条不紊地推进党建创新项目落到实处，进一步激活基层党建工作活力，实现服务群众由“最后一公里”到“零距离”。

一、精心组织 · 实现网格管理全覆盖

据了解，该省年初确定党建工作创新项目后，省党委迅速成立了由党委书记任组长、党务书记任副组长、组纪宣等部门负责人组成的党建工作创新项目领导小组，负责创新项目的推进。召开全省党建工作会议，对年度党建工作创新项目进行全面解读和动员部署，要求全省各党组织统一思想、联动协作、落实责任。

二、划分网格 · 构建网格管理新体系

网格化管理的第一步，是对全省在区域位置上进行科学、合理的划分，从而形成基层治理“网格”，这是一个“化整为零”的过程。该省人口共约十几万人，依据历史沿袭、物业小区、经济业态、单位组织等特点，按照“街巷定界、规模适度、无缝覆盖、方便管理、动态调整”的原则，以300至500户居民为单位，把全省14个村(社区)划分为30个网格，做到“横向到边、纵向到底、无缝衔接、全域覆盖”。在每个网格内成立领导小组和服务团队，定人定责，同时，选派30名网格党建指导员，定期不定期进网格与党员群众沟通交流，熟悉村(社)情、体察民情、提升党情，把群众的需求送下去，把群众的意见带上来。

此外，该省还创新平台，丰富载体。建立统一的网格化管理信息平台，设有信息收集、处理、发布、群体交流讨论等功能，各网格作为子系统，实现日常事务在网格内网络化办理。同时，省、村(社区)都建立了QQ群和微信群，一方面便捷信息沟通，更好地掌握全省网格化管理的运行情况，及时发现存在的困难和不足，对项目进行完善;另一方面可以第一时间了解百姓诉求，随时掌握群众所思所想所盼，“因事制宜”地服务网格内的党员群众，促进了网格内群众的沟通交流，营造了良好的邻里环境。

三、提升能力 · 打造网格管理坚强队伍

该省在村(社区)层面成立“网格化管理领导小组”，统筹协调本地区网格化管理工作;在网格层面成立“服务团队”，包括网格长、联络员，还包括本网格内热心公共事业的党员、干部、教师、医生、警察、技术人员、义工等，他们共同构成每个网格的“服务团队”。

此外，该省在积极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基础上，结合党员“统一活动日”安排，利用重要节日时间节点，开展“我是党课主讲人”“领导干部立家规、共产党员正家风”等主题座谈研讨活动，并组织全体党员开展系列社会实践志愿服务活动，强化担当意识，牢固服务观念，在实践中增强凝聚力和向心力，全面提升党员干部服务群众的能力水平，致力打造高质、高效、高能的综合型干部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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㈤ 在"网格化"社会服务管理体系中，基层工作有哪些难点

在社会管理体制改革创新的话语背景之下，城市网格化管理获得了政府行政系统的青睐，成为中国城市基层社会管理领域日渐流行的模式。毫无疑问，“网格化”管理运用科层理念和全新的治理技术，在打造“数字城市”、创新社会管理体制以及城市管理服务规范化等方面发挥了特殊的功用，值得肯定。但这并不意味着网格化在日趋复杂的城市管理领域可以无条件地收到“一网就灵”的效果。城市管理网格化模式要想真正深度地嵌入城市基层社会，还必须克服一些局限。1、网格运行成本及其持久性

网格化管理启动于社会群体性事件和个人极端事件频发的社会转型期，因而它的提出及运行实际上依托于网络技术和科层治理技术、是一种以权责明晰划分和监督考评为制度保障，将政府公共行政管理服务系统与基层社区组织结合起来的管控模式，带有一定的应急性。毫无疑问，网格化管理为在基层社会与政府公共服务部门之间建立起畅通的信息沟通反馈机制，避免政府各主管部门之间的扯皮推诿从而缩短问题解决的时间，提高政府科层系统的行政绩效等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但值得注意的是，城市网格化管理的编织及其运行也潜藏着行政成本膨胀的风险。如在一些网格内设置多名网格指导员，增设各级网格管理指导中心办公室，这就使其人力和设备投入势必增加。此外，网格化管理系统的建立虽然可使政府的社会治理力度得到一定的加强，但其效能是否能够持久则令人怀疑。近年来，在一些大城市中，其网格化管理往往是作为大型活动的配套机制而出台的，而每当这些大型活动结束后，无论是政府部门还是社区组织，都不可避免地出现倦怠和松懈，从而导致严重的城市管理事故。上海“后世博”和北京“后奥运”时期出现的种种问题，即是明证。所以，如何将网格化的“非常之举”变为“寻常行动”，则是问题的关键。

2.网格化与社区自治

近年来，在学界关于社区研究的成果中，很多学者都对社区行政化持一种批判的态度，认为“社区行政化”是“城市政府为寻求经济增长与社会稳定的平衡，依靠行政权力，自上而下地实现社会再组织化的过程。其基本表现是：社会空间行政化、社区组织行政化、社区事务行政化”。从本质上讲，社区建设的行政化倾向是中国传统的城市管理“一竿子插到底”的全方位管理思想和方式的延伸，影响了社区自治功能的发挥。

在现实的社区发展建设中，网格空间的诞生存在着削弱社区自治能力的可能性。正如有的论者所言：“政府行为的全面回归，不仅使公共服务辐射到社会各个领域，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形成了行政强制的倾向：行政体制俨然成为一部设计合理、运转有效的庞大机器，但面对社会出现的突发事件和具体矛盾，则需要每个部件、每个齿轮都随同这一机器系统调整方向，连带运行，失去了灵活多变、敏锐出击的应对能力。”

当然，强调网格化对社区自治的消极影响，并不是要拒斥网格，而是要对两者关系展开复杂的理解和分析。在现实社会中，社区自治与行政化之间是一个此消彼长的过程。在现阶段社区自治尚不完备的情况下，网格化管理的推进和加强可能导致行政力量的强化、社区自我管理的弱化，而弱化社区自我管理则会对社区自治的进程产生消极影响。但笔者认为，在现实中，完全意义上的社区“去行政化”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社区实际上是作为“政府”和“居民”之间的联结组织而存在的。

社会是一个高度复杂的联结系统，以至于我们很难用简单的话语完全揭示其中的奥秘。但我们必须关注那些基本的关键性联结环节，因为一个社会如果其关键的联结处被破坏了，便会发生社会解组的悲剧。因此，我们应从社会联结的角度来理解社区性质，这样就不会简单地将社区置于与政府相对的立场之上而提出“去行政化”的思路了。

在社会管理领域，最高级的管理境界实际上是“自我管理”，所以我们要大力培育各种社会组织、中介组织，引导更多的社会力量参与城市社会管理。当然，我们这样说并不是要切断社区与政府的关系，而是要弄清行政系统与自治组织之间的关系联结，追问两者是“协动”关系还是“服从”关系，是“联结”还是“从属”。

3.网格的泛化问题

网格化治理风靡于当下的中国社会，主要是缘于政府为加强社会管理而弥补现有体制的不足，加强各部门间的协动。但随着网格化治理的推行，“网格化的功能与实施范围都被大大地泛化了。就网格化的功能而言，已经被泛化到可以解决任何问题的地步，似乎与党的系统和政府系统相关的所有问题都可以通过网格化来解决，网格化的范围被大大泛化”。当人们确信一切依赖网格、一切通过网格来解决之后，势必形成严重的网格依赖症，其社会“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能力必然弱化，其直接后果就是将社会管理简单化。

总之，新时期的社会治理正在发生一些值得注意的重要改变，其具体表现是：社会治理的主体由单一的政府向多主体、多中心转变，社会治理的手段由平面社会向网络社会转变，社会治理的目的由工具理性向价值理性转变。我们应以理性客观的态度来看待城市管理的网格化模式，处理好“网格管理”与“政府治理”、“网格管理”与“社区自治”之间的关系，寻找“政府社会治理”与“社区自治”之间有效的联结点，调适好“国家”与“民众”间的距离构造。所以，我们应“广泛吸收社会组织参与公共政策的制定，特别是积极发挥社会组织在社会管理创新中的重要作用，鼓励它们承担更多的公共服务，努力营造官民共治的社会治理格局”。这是我们在构建网格管理模式进程中所应注意的关键问题，金鹏信息智慧城市软件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