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马克思主义指导

⑴ 马克思主义指导意义

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意义由于种种原因向来被疏忽和延宕了——如果说它在哲学上未被坚决而内在巩固地指证出来，那么它在实际境况中也就这样那样地被一般观念悬置或遗忘了。然而，没有一个时代像今天一样如此紧迫地要求理解这种当代意义，要求给予这种当代性以深刻的阐述和精详的论证。我们的这篇短论不可能完成这个任务，而只是试图在哲学方面提示出问题的若干要点罢了。
我认为有以下几点：
一
马克思哲学是真正的当代哲学。该判断在最为通常的划界的要求上是指：它不是任何一种意义上的近代哲学。这一点难道说有什么疑问吗？必须承认，存在着疑问。因为事实上我们看到，如果说上述判断在一方面得到最高度肯定的话，那么它在另一方面恰恰是受到最坚决的否定性抵制的。倘若事情是仅仅牵涉到所谓“学派阵营”的划分，那问题倒真是太简单了。然而实际情形是：对于马克思哲学之当代性的那种高度肯定往往只是以最抽象和最空疏的辞令表现出来，它在哲学的基础方面根本没有成为内在巩固的东西；这样一来，即便我们不必去谈论“授人以柄”如何的不明智，重要的问题却始终是：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意义被遮蔽起来了。
我们在这里无需去学究式地探讨哲学之近代性和当代性的划界。在哲学上，问题的要害是“理性形而上学”。如果我们有理由把黑格尔理解为近代西方理性形而上学的伟大综合者和完成者，那么我们也就可以权宜地把这界限指派给黑格尔哲学。毫无疑问，这条界限根本不是年代顺序的定义，它所涉及的是任何一种哲学的实质及其权衡。在这个意义上，正如马克思完全正当地把费尔巴哈哲学的结果了解为黑格尔性质的一样，萨特亦不无理由地规定基尔凯郭尔学说在归宿方面乃为黑格尔哲学的一支。这条界限的意义纯全是由现实生活的真正历史性所开启的，正像它在哲学上是通过当代哲学的整个运动而得以呈现的。如果说我们在这里不必去顾及“哲学史教程”的那种疏阔的全面性和公正性，而仅只关心提示问题所在的那个核心，那么，关于当代哲学运动——它的枢轴与过程——我们只需提到尼采、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的名字就够了。
然而，真正批判地意识到这条界限并对其意义作出决定性开启的第一人乃是马克思。不幸的是，这个具有最关重要的哲学革命事件——它的划时代的功绩及其“世界历史”意义——却逐渐被遗忘了。我们的意思并不是说，这一“革命”及其功绩和意义根本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和谈论，不，情形恰好相反。但重要的现象实情在于，当一件事情越是进入到“闲谈”之中，越是被抽象地和空疏地吹嘘着的时候，人们对其真实意义的遗忘就越是深切。千万不要纯全主观地来理解这种“不幸的遗忘”，好像它本来可以借助于聪明而被避免似的。事情完全不是如此。毋宁说，对于马克思哲学来讲，这种遗忘倒更像是它的“命运”；甚或可以在一种比拟的意义上说，宛如是黑格尔所谓的“理性的狡狯”。
当第二国际的理论家实际地主宰着对于马克思哲学的解释权时，上述“遗忘”不仅在普遍地发生，而且也在不断地加剧。此一事件的典型症候便是马克思哲学愈益被沉没到“近代性”的基本观念之中，并且通过这些观念而分裂了马克思哲学的真正基础。这种分裂情况，首先可以初步地（或许也是较为表面地）在马克思哲学的“实证化”过程中被揭示出来。第二国际的理论家，作为整体，不遗余力地——不管其主观意图如何——推进着这一“实证化”过程；换言之，他们共同制造着马克思哲学作为“知性科学”和“实证科学”的神话。这个神话的口号便是“经济决定论”；然而更加重要的问题在于，无论是学派内部还是外部对这个口号的批评、攻击和修正都不曾真正瓦解这个神话，相反却在加强和巩固这个神话（注：参见拙著《马克思早期思想的逻辑发展》一书“导言”，云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不难看出，这个神话的秘密就是在哲学上向“无批判的实证主义”大踏步地倒退。普列汉诺夫这位第二国际最出色的理论家，对“经济决定论”发表了那么多的批评、调整和补充意见；但是，临到他遭遇真正的哲学问题，例如，当他感觉到“生产力”的客观性仍不充分因而必须使之进一步还原为“地理环境”的时候，当他把马克思的意识理论同丹纳的艺术哲学公式相比附的时候，当他以一种令人惊讶的天真断言“哲学问题”有朝一日可以用数理计算来解决的时候，我们无疑是看到了一种只有在孔德主义那里才能见着的极端形式的实证主义。
我们当然可以谈论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但这种谈论决不是无条件的——它的条件就是使其根本的哲学基础得到真正的因而也是历史的阐明。因此，第二国际理论家所实行的那种“实证化”恰恰就是使这一哲学基础停留于晦暗之中；不仅如此，他还在这一过程中实际地偷换了自身的哲学基础，并且沉溺于“知性科学”立足其上的那些理智形而上学前提。这一事实不过表明：马克思哲学的真实基础和当代意义对于他们来说乃是蔽而不明的。
如果马克思的哲学——特别是作为其根本“纲领”的共产主义——果真仅只是一种实证科学或知性科学的话，那么，立足于这种意识形态之上的人们当然就有理由来议论此种科学的“可证伪性”，并且声称根据了或多或少的“经验反证据”已经决定性地证伪了共产主义。这样的议论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大概自90年代以来尤其热烈。然而，当这种实证科学之勤勉而坚韧的守门人拉卡托斯根据了精致的可证伪性而坚拒马克思主义进入科学殿堂时（注：参见拉卡托斯《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版，第7-8页。），他实在只是在同风车作战。这里无需去谈论他的“科学”概念及其哲学根据，因为马克思的哲学或共产主义从来就不是这种意义上的实证科学或知性科学。
如果说马克思的哲学或共产主义毕竟不可能一无遗漏地被还原为上述的知性科学，那以，应当如何去理解和说明它的“溢出部分”或“批判方面”呢？也许初看起来多少有点出人意外，这样的部分或方面被一再地解释为“宗教因素”——无论是把它们同某种实际的宗教相比附，还是把它们当成作为“理念目标”的理想和信仰，或者干脆是抽象意志冲动的对象。事实上，这种情形不足为怪，因为当马克思的哲学－共产主义被当作知性科学来规定的时候，它的真实基础实际上已经从中间“爆裂”了，而分裂开来的另一端便自然落入了“宗教因素”之中；正像在近代世界之完成了的文化形式中，宗教关怀矗立在知性科学的对面并作为它的真正补充（康德哲学）。如此这般地把马克思哲学淹没到近代性观念的强制之中并从而肢解其基础的做法，在罗素的《西方哲学史》中得到了典型的表现：正像他在一方面把唯物史观作为经验实证科学来赞赏一样，他在另一方面把共产主义完全拉进了基督教的观念世界，并且开列出一张详尽的对照表，以便使这两者的细节获得一一对应的关系（注：参见罗素《西方哲学史》上卷，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447-448页。）。我们同样注意到，海德格尔在《关于人道主义的书信》中谈到了马克思主张要认识并承认“合人性的人”，并根据这一点而使之同基督徒从对神性的划界中来规定人性的看法相比照（注：参见《海德格尔选集》上卷，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364页。）。虽然海氏在这里完完全全地曲解了马克思，但他却正确地揭示了这样一种本质联系，即奠基于一种形而上学的人道主义与基督教的救世框架是完全一致的。在这个意义上，灵魂得救的教义完全可以不同理智形而上学的知性科学相冲突，而是构成它的必要补充。
二
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性也就是它的真正的历史性，而这种当代性之被历史地遮蔽，其根由正在于现实生活本身的当代意义尚未得到充分的自我肯定；因此，这一哲学的当代意义也必定只能再一次历史地生成，亦即历史地被再度揭示和重新发现。伽达默尔在其写于1962年的一篇论文中说，20世纪的先驱者们曾团结一致地反叛19世纪的精神，在他们那里，“19世纪”这个术语意味着“滥用，代表着不真实、没有风格和没有趣味——它是粗糙的唯物主义和空洞的文化哀婉的组合。”（注：伽达默尔：《哲学解释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94年版，第108页。）然而，就整个世界范围而言，20世纪并没有真正结束这种状况，所谓“后工业文明”从根本上来说乃是“工业文明”的精致化和进一步发展。这样一种世纪性目标的未被实现使一些人产生了深深的失落感，而这种失落感在某些敏感的思想家那里被尖锐地体会到并被申说出来了。只要读一读汤因比和池田大作的那部著名的对话录——它有一个意味深长的标题，叫做《展望二十一世纪》，我们就可以了解到，在试图对下个世纪有所期待的地方，他们以多么空疏的精神性原理同庞大黝暗的物化世界相抗衡，又以多么伤感和绝望的浪漫主义批判来抗议那种已远离了思想生命的理智形而上学和实证主义。
20世纪最有价值的哲学努力虽然现在看起来似乎有些遥远了，但它决没有也不会被白白地经历。如果说黑格尔以复辟17世纪形而上学的方式对主观精神所作的批判乃是留给本世纪哲学思想的伟大遗产，那么，本世纪对这一批判的继承甚至可以说在哲学上极富成果地袭击了理性形而上学本身。当德国唯心主义的“同一哲学”在消除一切形而上学的二元论预设方面的努力被证明为虚假的时候，这种哲学的天真假设——根据伽达默尔的概括，它们是(1)断言的天真；(2)反思的天真；(3)概念的天真——乃被决定性地揭穿了（注：伽达默尔：《哲学解释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94年版，第119-127页。）。因此，在哲学范围内，现在是理性形而上学本身（不是它的某些结论或方法，而是其基本的前提和立足点）从根基上动摇了。确实，海德格尔完全有理由根据已然达致的成果而把继续坚执其天真的形而上学称之为真正的哲学“丑闻”，把继续在此种前提上提出的问题——例如，追问孤立绝缘的主体如何达到对所谓“外部世界”的知识——看成是荒谬的和陈腐的。然而，如果说理性形而上学的这种根基动摇并未立即导致其决定性的崩溃，那么这是因为，并且仅仅是因为“最终崩溃”的根由决不局限于哲学的范围之内。
正是在这里，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意义不仅应当而且必然得以呈现。如果说只有在当代哲学已然打开了的那个语境中才能使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性得到充分估价的话，那么，下述事实乃是不言而喻的：马克思对全部旧哲学的批判可以被归结为对黑格尔的批判，并且因为如此马克思的这一批判不仅是对黑格尔的哲学的批判，而且是对理性形而上学本身的批判——在这里，“黑格尔哲学”所意指的不是形而上学之一种，而是形而上学之一切。这篇短文不可能就此提供哲学史上的论据，而只想简要地提示一点以表明它在哲学上的正确性。在马克思看来，“抽象物质”的观念具有和唯心主义同样的性质和方向（注：参见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81页。）；这不过是因为对立的两极同样分享着理智形而上学的全部前提和预设。毫无疑问，在近代哲学的语境中，这种对立是有其充分而完整的意义的，因为近代哲学是整个地依赖于并通过这种对立而发展的。然而在当代哲学的语境中，上述对立恰恰是应当被更深刻地去理解和把握的东西。我们完全可以证明，马克思是充分地达到了这一原则高度的；因为在他那里，旧唯物主义决不仅仅是与唯心主义对立的，毋宁说，“抽象物质”概念的真正意义倒是在黑格尔哲学中被完成和被揭示的。这样的意义就是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所说的“抽象的自然界”或“名为自然界的思想物”——亦即“物性”或“物相”；它和同源的作为纯粹活动的“自我意识”一样，乃是“脱离现实的精神和现实的自然界的抽象形式、思维形式、逻辑范畴”（注：参见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118-120页；第129-131页。）。就此而言，海德格尔的下述说法是完全正确的：把一个形而上学的命题倒转过来仍然还是一个形而上学的命题。
诚然，即使是费尔巴哈也已经意识到，“作为物性的物性”和“作为观念的观念”是同一种东西；但是，他试图用来遏制理性专制主义的“感性”原则却不但没有使他从形而上学中真正解脱出来，相反却导致了一种看起来是更加僵硬和无生气的形而上学。马克思在哲学上所实现的革命性变革——它首先是并且应当被归结为本体论革命——正是由此处脱离，而不是于此处滞留。然而，马克思的本体论革命却远未得到充分的估价，那些对于此种本体论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概念”——如“感性对象性”、“感性意识”、作为“感性活动”或“对象性活动”的“实践”、“劳动”、“人类社会”等等——也还未曾得到具有原则高度的澄清和阐明，甚至还没有在本体论方面真正被触及过呢。正是由于这种情况，由于使马克思哲学在本体论上滞留于费尔巴哈的那种境域，结果不仅极其严重地遮蔽了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意义，而且为各式各样的曲解、无知和偏见大开方便之门。
如果说第二国际的理论家是最明确不过地把马克思的本体论局限于费尔巴哈的框架内，那么，他们所做的其他工作就是试图从黑格尔那里给上述框架作方法论上的补充。当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开始抨击“海林－普列汉诺夫正统”时，他的富有成果的努力产生了重要影响，因为他至少在对马克思哲学的解释方面恢复了黑格尔对于费尔巴哈的优先权。至于这种解释的创意和局限，可以从下述事实看出来：一方面，虽然卢卡奇还主要是从方法论和认识论上提出问题，但是在主体－客体的辩证法居于主导地位时，他便要求着使“主观性”或“主观方面”本质重要地进入到本体论的基础之中；但是另一方面，“黑格尔眼镜”使他无法从根本上真正克服那种保持在“同一”内部的对立，结果这种对立的再度活跃引导出来的乃是黑格尔哲学的“费希特因素”。无论如何，在第二国际的理论家和卢卡奇之间，出现了一种有趣的但又意味深长的比照。我们仅举其中的一例：那个对马克思的哲学本体论来说最为根本并且性命攸关的原则——“实践”，乃从分裂的和完全相反的两个方向去获得解释：当普列汉诺夫把马克思的“实践”完全等同于费尔巴哈的“实践”（或“生活”）概念时（注：参见拙著《历史唯物主义的主体概念》关于“实践”概念部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却以一种“夸张的高调”、以一种主观主义的“乌托邦主义”使实践概念“重新陷入唯心主义的直观之中”，从而在把“被赋予的意识”变为实践的同时，构成了一种“抽象的、唯心主义的实践概念”（注：参见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12-13页。）。
不难看出，正是在这种对立中，马克思哲学（首先是其本体论基础）从根本上被分裂了；并且由于这种分裂，马克思在哲学本体论上的决定性革命和无与伦比的创制便隐遁了，或至少是暗淡了。黑格尔和费尔巴哈，无论这两者之间是怎样的“比例”，无论这两者之间是如何地彼此斟酌损益，据说这就是马克思哲学。在这种情况下，当然根本谈不上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性。如果说这种当代意义的遮蔽更加切近地是由于上面所提到的那种哲学基础的分裂，那么它同样还更加深刻地植根于生活世界本身的分裂之中。
三
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意义决不是某种非历史的东西，好像它是可以现成地存在于某个地方似的（比如说，现成地居住在一套全集中）。毋宁说，它倒是被发现的；正像此种意义只能历史地被遮蔽一样，它也必定只能是被历史地发现的。而意义生成的根本途径乃在于实际地形成“对话”。
因此，在哲学范围内，马克思哲学之当代意义的发现势必要求它与当代的哲学形成最广泛的和不断深入的对话。如果没有这种对话，它的那些被遮蔽的意义就不可能被再度揭示出来，而这些意义之最深刻的当代性也就不可能愈益透彻地得到领悟。萨特在《辩证理性批判》中指出：马克思主义是当代文化的真正核心，是当代“唯一不可超越的哲学”；这个判断无疑是正确的，如果它还在实际地领悟着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性，那就尤其正确。然而，对于这种当代性的切近领悟，只有在对话的途中才是真正可能的；反之，如果这样的判断只是激起了某种无责任能力而又自夸大狂的孤立主义，那么，领悟并揭示意义的辩证法也就终止了。
伽达默尔在阐释20世纪的哲学基础时，完全正确地注意到马克思已经放弃了“黑格尔的概念立场”；但是，当他把马克思仅仅与弗洛伊德、狄尔泰和基尔凯郭尔并列起来作为本世纪的“出发点”，而使尼采作为“本世纪哲学运动的后盾”时，他却在哲学性质方面错估了马克思。“尼采是一个伟大的、预言性的人物，他从根本上改变了本世纪批判主观精神的任务”（注：伽达默尔：《哲学解释学》，第115页。）。这一判断若就思想史上的影响而言，可以是非常正确的；但是当伽达默尔使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批判从属于尼采的批判目标——意识本身的异化时，他却又一次在哲学性质方面错估了马克思。若就哲学性质而言，马克思不是尼采的一个特例，相反尼采倒可以被看作是马克思的一个特例——这里的意思是说，如果从本质性方面着眼，那么我们有理由断言，尼采哲学之被发现了的意义使他成为当代哲学的天才预言家；而马克思哲学的伟大创制若进入到当代意义的光照之中，则远不止于“先知”，他还是本世纪哲学之最终结果的真正的“同时代人”。因为当尼采把关于主观精神的决定性追究给予当代从而使德国唯心主义的天真预设陷于虚假性时，他本身又回复到一种的虚假性之中；而马克思在初始是同一性质的批判中却走到了使任何一种r>形而上学都无以规避的地步——当他一个接一个地击穿了全部旧哲学的那些“断言的天真”、“反思的天真”和“概念的天真”之后，他的思想似乎是不可遏制地深入到当代哲学的真正核心中去了。我们希望很快能有机会为这一点提供详尽而充分的论证和阐述。
在海德格尔看来，马克思和尼采一样，对“绝对的形而上学”实施了具有重大意义的决定性的“倒转”；然而由于这种倒转（仅仅是“倒转”），所以马克思又和尼采一样，重新转回到形而上学的另一种形式之中（注：参见《海德格尔选集》上卷，第379页。）。这样的判断最清楚不过地表现在海氏对马克思劳动概念的估价上：“与黑格尔相对立的马克思并不在自己把握自身的绝对精神中，而是在那生产着自身和生活资料的人类中看待现实性的本质。这一事实将马克思带到了离黑格尔最远的一个对立面中。但也恰恰是通过这样一个对立面，马克思仍然保持在黑格尔的形而上学里；因为，就每种生产的真正生产性是思想而言，现实性的生存总是作为辩证法、也就是作为思想的劳动过程而存在……。”（注：转引自张祥龙《海德格尔思想与中国天道》一书的附录，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446页。）如果说海氏对尼采的评估是卓越的，那么他使马克思与尼采相比附则是完全错误的；至于谈到对马克思“劳动”概念的判断，那么与其说是错误的，毋宁说是幼稚的。这里确实牵扯到了问题的真正核心。事实上，在马克思那里，“作为思想的劳动过程而存在”的生产性根本不意味着真正的劳动，相反倒是意味着“异化劳动”（在这一点上黑格尔与国民经济学相一致）；而在对异化劳动的批判中所获致的作为“现实性的本质”的劳动，如果可以借用海德格尔的术语来表示的话，那么它在一方面意味着“此在”是“在世之在”（烦忙在世）（注：参见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67-73页。），在另一个方面则代表着“存在的真理”；并且正像海德格尔把“绝对的形而上学”归属于“存在的真理的历史”之中一样，马克思同样坚决地使“异化劳动”归属于这一历史。试问：这如何才是可能的？
因此，全部问题在于，人们确实知道马克思对意识所作的本体论批判，但却并不真正理解这一批判的意义（当代意义），而对于该批判在本体论上作为积极成果而赢得的全新境域还几乎一无所知。海德格尔正是在这里错失了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性，当他把马克思最终淹没到黑格尔的形而上学中去之时，他在《关于人道主义的书信》中对马克思主义的那个敏锐洞察（注：海氏的说法是：“……马克思在体会到异化的时候深入到历史的本质性的一度中去了，所以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的观点比其余的历史学优越。但因为胡塞尔没有，据我看来萨特也没有在存在中认识到历史事物的本质性，所以现象学没有、存在主义也没有达到这样的一度中，在此一度中才有可能有资格和马克思主义交谈。”（《海德格尔选集》上卷，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383页）的意义也就变得极为有限了——这种意义仅仅局限在“历史的观点”或“历史学”之中。这种意义估价在性质上仍然十分类似于下述情况：当第二国际的理论家把马克思哲学的基础归并到费尔巴哈那里（甚至“机械唯物主义”那里（注：参见梅林《保卫马克思主义》，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98-99页。））去的时候，他们同样断言说马克思的哲学变革是仅仅发生在“历史观”方面。试问：这种情况难道是可能的吗？
在这里，我们当然无法就问题在理论上予以充分的展开，但我们有理由指出这样一点：当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意义在主要之点上被根本性地揭示的时候，上述问题中所蕴含的矛盾就应当而且能够被消除。不消说，在这种揭示使意义呈现的地方，原先被硬化的理论构造将整个地发生变化。例如，对于马克思来说，“辩证法”当然将不再可能继续维持其作为外在方法论的那种形式，同样也不再可能如海德格尔所想象的那样作为“思想的劳动过程”而反过来巩固黑格尔的形而上学。但是作为一种现象实情，马克思的辩证法却使他完整地达到了海德格尔通过现象学所达到的那个境域——至少就超越并终止一切形而上学这一点来说是如此。这种辩论法的真正性质实际上不可能仅仅通过赫拉克利特或黑格尔而得到完整的理解，它也许还应当通过当代哲学发展的某种迹象去领悟——伽达默尔曾多次提到海德格尔哲学的辩证法背景，而他自己则声言说，辩证法应当在解释学中得到复活。
我们根本不想自诩说，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意义乃是在我们手中被现成地掌握着的东西；它从来就不是什么现成的东西，好像一个钱包可以丢失又被找回来一样。如果说这种意义从根本上来说乃是由历史所造成并且由历史不断地去造成，那么在哲学的范围内，正如我们已经提到过的那样，它只是在对话的途中生成并且呈现。在这样的意义上，若仅就代表性的标记来提示的话，那么我们完全有理由说，要理解马克思哲学的真切意义，不能不读《存在与时间》，就像不能不读《精神现象学》一样。我们在这不想（也无权）就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性作什么实质性的断言，但我们有理由相信：当这一哲学真正地与当代思想形成批判性的对话时，它的当代意义不是被遮蔽而是被坚决地揭示出来；正像它在这样做时不是疏离了当代思想的任何一种积极成果，而是同样坚决地把它们据为己有。

⑵ 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指导具体工作的实践问题

在经过对矛盾论的自学和导读学习，以及周教授的专题辅导，让我对《矛盾论》这样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哲学著作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我认为通过对矛盾论中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矛盾的统一性和斗争性等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学习，以此正确的分析本职岗位工作中的各种矛盾，分清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认识矛盾的相互转化，可以极大的提升工作能力和效率。例如：工程项目管理过程中，一直在工期、安全、质量、造价等项目控制目标中徘徊，各方面都要抓，管理中没有突出重点。而在今年办理施工许可证后，遇到了违章建筑、消防验收、产证面积等等一系列新问题，如何在纷乱复杂的情况下解决好问题，圆满完成建设任务就非常关键。过去我都是从建筑工程角度，以经济学和管理学等从技术手段上认识、理解问题，而通过这次学习使我更深刻的认识和理解问题，更好的解决问题。

⑶ 怎样用马克思主义原理指导自己的学习生活

通过这门课的学习，我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有了大致的认识，对一些难懂的原理也有了初步的
理解。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的基本理论、基本范畴，是其立场、观点和方法的
理论表达。这些基本原理和范畴是人类社会的本质和发展规律的科学概括。马克思主义科学真理
是绝对和相对、普遍性和特殊性的辩证统一，是理论与实践、科学性与阶级性的高度结合。这是
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精髓。马克思主义是完整的科学体系，也是发展的理论。马克思主义不论对社
会实践，还是对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都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基本观念、基本方法的总称。其中基本立场、
基本方法具有基础的根本的意义，基本观点是在基本立场的基础上用基本方法得出来的。马克思
主义原理涉及到的
“
基本
”
问题包括：

基本立场：人类解放立场、无产阶级立场；

基本观点：实事求是、解放思想、与时俱进、科学发展；

基本方法：理论联系实际、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历史和逻辑相统一。

通过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我不仅掌握了基本的哲学知识，同时，也为构造自己的正确的世
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找到了正确的方向。让我开始运用哲学的两面性的观点去分析生活中的问
题和解决问题，找出共性和个性，处理好共性和个性，从而让自己的目光是全面的，促使自己更
快更好的成长起来，并迅速成熟。

通过一个学期的学习，我觉得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对我们平时的生活甚至是其他科目的学习
都是相当有帮助的，它帮助我们理解世界，理解很多道理，充实了我们的思想，让我们的思想一
步一步地迈向成熟，这样我们才能更客观，更理智的判断以后我们遇到的任何问题，并作出最好
的解答。不仅仅对我们现在的学习生活，甚至是以后的工作的都是有很大帮助的。有了它的帮助，
我们会在思想上少走很多弯路，从而获得更多的进步。这也是为什么每个大学都把这门课当作每
个大学生必修课的原因，在这一个学期里我学到了很多，当然，这一切离不开老师的帮助，他
的耐心教导，敬业的教学作风让我十分佩服，他对待事情总是十分认真，仔细。所以我要感谢吴
老师的辛勤付出，这门课和你的教导在我人生道路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⑷ 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意义

马克思主义是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是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发展的普遍规律的学说，为人类认识和改造世界指明了道路。因此在我们生活中要正确处理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关系，正确选择人生目标和发展道路，树立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具有极重要的导向作用。
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和人们的实际生活发生了深刻变化，这一方面有利于我们树立自强意识、创新意识、成才意识、创业意识，但同时也导致了我们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的多样性、多变性和矛盾性，容易诱发自由主义，滋生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等腐朽思想。因此，我们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找到符合社会发展方向的个人定位。
马克思主义哲学所讲的物质世界的统一性，联系与发展，唯物辩证法等都具有现实意义。我们以这些理论作前提，来进行日常的学习和工作可以避免走弯路、犯错误。马克思主义哲学可以培养我们思维创新的能力。启迪着人们在科学认识活动中探索未知的能力。……
供参考。

⑸ 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

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灵魂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最根本的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

⑹ 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工作

在经过对矛盾论的自学和导读学习，以及周教授的专题辅导，让我对《矛盾论》这样一个版放之权四海而皆准的哲学著作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我认为通过对矛盾论中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矛盾的统一性和斗争性等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学习，以此正确的分析本职岗位工作中的各种矛盾，分清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认识矛盾的相互转化，可以极大的提升工作能力和效率。例如：工程项目管理过程中，一直在工期、安全、质量、造价等项目控制目标中徘徊，各方面都要抓，管理中没有突出重点。而在今年办理施工许可证后，遇到了违章建筑、消防验收、产证面积等等一系列新问题，如何在纷乱复杂的情况下解决好问题，圆满完成建设任务就非常关键。过去我都是从建筑工程角度，以经济学和管理学等从技术手段上认识、理解问题，而通过这次学习使我更深刻的认识和理解问题，更好的解决问题。

⑺ 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科学方法论指导工作

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论指导工作首先，我们应该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坚持方法论与实践相结合。

⑻ 怎样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运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指导经济实践，需要学习借鉴内国外的经济理论特别是西方容经济学，但必须看到，西方经济学既有合理有用的一面，也有不可否认的缺陷错误。西方经济学缺乏历史的辩证法，把学术逻辑与历史逻辑割裂开来，把生产要素与生产关系割裂开来，对经济领域的深刻变化没有置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中加以把握，对经济发展的复杂情况没有置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相互影响、对立统一中加以认识，把在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发生作用的经济学定律看作金科玉律，否认不同社会制度、文化传统和历史条件下人们行为的差异;在政策主张上否定资本主义制度的基本矛盾和深刻弊病，否定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如果我们把这样的理论简单套用于中国，必然造成理论和实践上的误导和混乱，最终将危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
当前，我国正处在实现第一个百年目标的关键时期，面临着诸多过去从未遇到过的矛盾和挑战，只有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这一反映客观经济规律的科学理论指导实践，才能够取得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的胜利。

⑼ 为什么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是党和人民团结一致、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的根本思想保证。”为了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继续推向前进，我们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
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确立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
马克思主义是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马克思主义揭示了世界的本质和规律，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本质和规律，特别是揭示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发展规律，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我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作为一种新的世界观，马克思主义是伴随着工人运动登上历史舞台的，这是工人阶级认识到自己的历史地位、历史使命而成为一个有觉悟的阶级的标志。马克思主义是体现人民的根本利益和意志、指引人民争取解放、建设幸福生活的科学理论。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指导地位，不是个别人也不是一个党的主观意志决定的，而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鸦片战争以后，我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无数志士仁人前仆后继，上下求索，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各种思潮，如改良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唯意志论、无政府主义、实用主义、民粹主义、工团主义、民主社会主义等，都先后在我国流行过、尝试过，但它们都失败了，成了历史上来去匆匆的过客。只有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深深扎根，引领中华民族走上了光明之路。包括毛泽东、邓小平在内的我们党的许多早期革命家，最初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而是真诚的爱国主义者。目睹国难当头、民不聊生的惨状，在他们头脑中首先产生的是救国救民的意识。他们接触、研究过各种各样的主义，最后认定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够救中国。各民主党派、无党派的许多进步人士，他们之所以能同我们党肝胆相照、精诚合作，就是因为他们有与我们党相近甚至相同的救国救民的思想起点，他们也是经过复杂的探索过程以后才信服马克思主义的。正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我们党领导全国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建立了新中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纠正了“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实现了拨乱反正和工作重点的战略转移，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开启了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成功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的伟大成就。我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历史充分证明，没有马克思主义，就没有新中国；没有马克思主义及其在中国的新发展，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否则，党和国家的事业就会因为没有正确的理论基础和思想灵魂而迷失方向，就会归于失败。
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
每一个社会都有自己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正如马克思指出的：“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1卷第98页）不仅社会主义国家，而且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统治阶级为了巩固其政治统治，都要竭力维护和发展其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这是一个客观的事实。
有人认为，当代西方国家不强调统一的指导思想，没有起主导作用的意识形态。这是不对的。资本主义的历史表明，极端个人主义始终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核心。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是以资本主义私有制为核心的生产关系。作为这种社会关系的反映，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必然要以极端个人主义为核心内容。作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核心，极端个人主义渗透和体现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各个领域，形成了一个无孔不入、无所不在、盘根错节、根深蒂固的价值体系。这种价值体系不仅有力维护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内部统治，而且成为资本主义在世界上推行霸权的重要工具。
作为科学的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从一开始就反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超党性”的虚伪态度，它公开申明自己是为无产阶级的解放服务的，明确宣布要把消灭一切剥削制度、最终解放全人类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纵观人类历史，尽管曾经出现过各种各样的理论、学说，但没有一种理论能与马克思主义相媲美，没有一种理论能像马克思主义那样对人类历史进程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对改变世界面貌发挥如此巨大的作用。尽管马克思主义诞生以来，不断遭受各种诽谤、攻击、谩骂，但马克思主义真理如燧石一样，越敲击越放出耀眼的光芒。
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人民民主的政权性质，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决定了我们在意识形态领域只能以马克思主义作为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指引我们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胜利，进一步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仍然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在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的今天，西方敌对势力不愿意看到我国的发展壮大，从来没有停止过对我国进行“西化”、“分化”的图谋，我们与其进行渗透与反渗透、颠覆与反颠覆的斗争将是长期的、复杂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在严峻的国际形势下，如果我们放弃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搞指导思想的多元化，就是自陷困境、自毁长城。
指导思想多元化的实质是取消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
有人认为，多元化是现代社会的重要标志，应该放弃所谓的“正统”及一元化观念；有人提出，应该消解、废除“国家意识形态”或“国家哲学”，宣布“马克思主义只是诸多学说中的一种”，马克思主义不应占主导地位；还有人把马克思主义分割为所谓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和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认为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文化、思想方法和社会科学有它的地位”，但马克思主义不是意识形态。近来，有人把西方一些国家的民主、宪政观念鼓吹为所谓“普世价值”，主张中国应把这些“普世价值”确立为指导思想，与国际接轨，其实是与西方制度模式接轨。这些都是对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挑战。
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有多少种所有制、有多少个阶级，就有多少种反映这些所有制和阶级利益的意识形态。从这个意义上说，意识形态不可能只有一种，而是多种，不是单数，而是复数。但是，这是就人类历史长河和世界范围而言的，具体到一个国家的一定时期来说，尽管也可能存在多种意识形态，但各意识形态的地位并不是平等的。在任何社会，有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就有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关系。在阶级社会，一定的物质关系表现为一定的阶级关系，而阶级之间的关系又决定着阶级之间的思想关系。因此，总是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占据主导地位。用意识形态的“复数性存在”来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并没有什么理论根据。
世界是丰富多彩的，并不是只有一种文明、一种社会制度、一种发展模式、一种价值观念；每一个民族、国家的文化也是多样的。孟子说过：“夫物之不齐，物之性也。”不齐、多样是事物充满活力的表现和动力。从根本意义上说，文化的多样性是由人的文化需要的多样性决定的，不仅人与人的需要不同，而且每一个人的需求也是多样的。满足不同层次、不同方面的文化需求当然就需要多种多样的文化形态。党中央提出的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的重大任务，也正是为建设一种能够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多样文化需求的多样文化。但是，各种各样的文化并不是平分秋色的，必然有主有次，必然是主旋律与多样化的统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主旋律，就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就是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全党、教育人民，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凝聚力量，用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鼓舞斗志，用社会主义荣辱观引领风尚。有了这个主旋律，就能保证我国文化的社会主义性质，保证我国文化始终沿着进步的方向前进；有了这个主旋律，才能保证文化的多样化，满足人民群众多方面的文化需求；有了这个主旋律，即使意识形态领域出现一些杂音和噪音，我们也可以掌握主动权，做到“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看来，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与发展丰富多彩的文化、与社会思潮的多样化并不矛盾，不仅不矛盾，而且根本一致。这就要求我们妥善处理好指导思想一元化与社会思想意识多样化的关系。列宁说：“哲学史和社会科学史都十分清楚地表明：马克思主义同‘宗派主义’毫无相似之处，它绝不是离开世界文明发展大道而产生的一种故步自封、僵化不变的学说。”（《列宁选集》第3版第2卷第309页）由此可见，处理好指导思想一元化与社会思想意识多样化的关系，不仅可以防止思想僵化，而且可以防止各种腐朽和错误思潮的泛滥，从而在思想文化领域真正形成一种既有统一意志又生动活泼的和谐局面。
指导思想多元化论者的一个主要观点，就是认为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会妨碍发展民主。这是极其荒谬的。事实上，马克思主义者从来都是民主的积极倡导者和真诚的实践者。我们党始终把追求人民民主作为革命和建设的一个重要的政治目标。民主从来都是具体的、相对的，而不是抽象的、绝对的，总是与一定阶级的思想、一定国家的制度相联系。抽掉民主的社会内容特别是阶级内容而当作抽象的信条，是剥夺大多数人的民主、实行少数人特权的政治势力惯常玩弄的思想游戏。马克思主义强调的是多数人的民主，而不是少数人的民主。马克思主义关于民主的理论，揭示了民主建设的规律，代表了广大人民的民主愿望，为我国的社会主义民主建设指明了方向。那种不要以马克思主义指导的民主，不要党的领导的民主，决不是广大人民群众真正需要的民主，因为那样的民主，最终必然要导致社会主义制度的解体。而社会主义制度一旦解体，广大人民群众的民主权利及其他一切权利都将付诸东流。
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必须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当前，我国改革发展正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机遇前所未有，挑战也前所未有，这对意识形态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实践表明，形势越是复杂，社会越是多样化，就越需要在根本问题上统一思想、凝聚共识。
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不动摇，必须搞清楚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不断创新是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动力。我们坚持的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只有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武装全党、教育人民，才能真正发挥马克思主义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巨大作用。这就要求我们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和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宝库；就是运用中国人民喜闻乐见的民族语言来阐述马克思主义理论，揭示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本质和规律，使之成为具有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与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统一的。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只有在与实践的结合中、在指导实践发展的同时而又不断发展自身中，才能真正实现。对我们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来说，马克思主义一定不能丢，永远不能丢，丢了就失去党魂、丧失根本，但这绝不是要我们死抱着马克思主义的片言只语或个别结论不放。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一定要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教条主义地对待马克思主义，离开本国实际和时代发展来谈坚持马克思主义，到头来必然要葬送马克思主义。
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不动摇，必须始终坚持重在建设，妥善处理意识形态领域的问题。要旗帜鲜明地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不动摇，不能缺位、不能含糊，有力抵制各种错误思想的影响。同时要坚持既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努力在多元中立主导、在多样中谋共识，在最大限度扩大共识上取得最佳社会效果。正确区分学术问题、思想认识问题和政治问题，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是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在什么范围发生就在什么范围解决，无论处理什么问题，都要有利于维护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要加强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自觉从政治上观察和处理问题，密切关注社会思想动态和文化发展趋势，着力提高驾驭意识形态复杂局面、引导社会思潮的能力，提高建设大众媒体、引导社会舆论的能力。
胡锦涛同志强调：“马克思主义只有同本国国情和时代特征紧密结合，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才能更好发挥指导实践的作用。”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凝结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人民不懈探索实践的智慧和心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是我们党最可宝贵的政治和精神财富，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
科学发展观是对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在当代中国，坚持科学发展观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就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完全可以肯定，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下，只要我们在继续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进程中，既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原则，又不断进行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马克思主义就能在中国大地上焕发出更加蓬勃的生机与活力，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就会坚如磐石，任何力量都不能把它动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