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思想的
『壹』 赵心波的学术思想
赵心波身为中医，尊重西医，主张中西结合，取长补短。他赞同中医辨证与西医辨病相结合的形式。这样，在辨病的基础上进行辨证论治，不仅着眼于消除症状，还要从根本上把病治好。他认为任何疾病的发生发展都有一个主要矛盾，都有其发生、发展、演变的规律。例如，小儿肺炎“热毒盛”和“气阴伤”是正邪斗争的两个方面。在热盛气阴不衰的情况下，可以重用清热解毒；在热盛气阴已伤的情况下，应清热解毒、益气养阴并用；在热盛气阴将竭的情况下，应首先补气回阳，待病情稳定后再清热解毒。有一分热邪就清解一分，使之不留后患；如果热退正虚，则主要以扶正养阴为主。这是肺炎辨治的基本原则。
他认为，在儿科疾病的治疗调护方面，要抓一个“准”字。张景岳曾言：“小儿之病非外感风寒，则内伤饮食，以至惊风、吐泻及寒热疳痫之类，不过数种。且其脏气清灵，随拨随应，但能确得其本而撮取之，则一药可愈。” 对此，赵心波极为赞许。他常言：“儿科症难在辨因，只要病因明确，治易也。”他认为儿科疾病火热居多，一因外感温（瘟）毒机会多；二因内伤饮食机会多，导致积滞生热。在治法上他推崇丹溪的滋阴降火和东垣的升阳散火。对于温（瘟）毒，他按“卫气营血”和“三焦”辨证论治。但他不同意卫、气、营、血或上、中、下三焦僵化式的传变规律，认为儿科温病重在热毒，往往是表里俱热，上下同病，或神昏或惊厥或出血皆因热盛而致。他治疗小儿温病重清气分之热，首选白虎汤合清瘟败毒饮，即使症见神昏、抽搐，也不离清气法。
『贰』 魏龙骧的学术思想
魏龙骧擅治临床各科，多以经方加减奏效。主张辨证辨病相结合，辨证必须识病，识病当要辨证。临床诊治，多以中西互参，病证结合。
魏龙骧治疗胃肠病重视调理脾胃气机，固护于肾。曾于1975年治一患者，男性，33岁。自述腹痛已半年有余，其症绕脐腹痛、喜按喜温，常屈身以缓之；痛则即有便意，但又不能爽下，下重如痢，多夹黏液，大便多则每日7～8次，少亦3～4次。医院诊为结肠炎、结肠过敏。消炎缓痉之西药屡服不效，所服中药，多为温中化滞、益气健脾香运之品，均无良效。察其舌质淡红，苔薄腻，脉沉细而弦。审此病情，投以四逆散加味，药用柴胡15克、白芍24克、枳实9克、薤白18克、附片6克（先煎）、海螵蛸粉4.5克、甘草6克。连服10余剂，至今未发。
『叁』 朱沛文的学术思想
朱沛文治学强调读书与临证相结合。主张读书以“培其根底” ，临证以“增其阅历”。提出学医要“溯医源、参证候、习方药、研脉法”。故朱氏学识渊博，临证经验丰富，且勇于改新，倡中西汇通。于中医理论亦有发挥： 朱氏生于清末 又生长在岭南一带．正当西方医学在我国广为传播兴盛之地，深受西医理论和方法的影响。他对中西医都有一定的认识，且见解颇中肯。朱氏认为中西医“各有是非．不能偏主：有宜从华者，有宜从洋者”．中医“精于穷理，而拙于格物”．但“信理太过，而或涉于虚’；西医“长于格物．而短于穷理”。但又“逐物大过，而或涉于固”。主张汇通中西以临床验证为标准求同存异。“应通其可通。而并存其互异”．如在“肝脏体用说”里，认为中西医对肝的作用有些认识是可通的有些则不能通。比如《内经》说肝藏魂，肝主筋，肝藏筋膜之气。而西说肝之用主生胆汁而已。在肝生胆汁方面，中西医是可通的，其他则不通．应互存其异．对肝的位置．他认为中医历代书籍记载不一．说肝在右则与西医暗合．至于《内经》的肝生左．肺藏右。是指肝气行左．肺气行右，不是指位置．较合理地解释了中医脏象学说与西医的解剖不尽相同的道理．远在100年前，朱氏就指出了中西医学方法论的不同 是难能可贵的．
在临床验证中．朱氏对中西汇通持慎重的科学态度、对一些西医未能解释．而中医却经无数临床验证的理论，都一一保留下来，通过临床例子说明其正确性。如在“心脏体用说”里，关于心体大小、形状及血液循环等．肯定西说更为征实．但又认为“洋但以心主行血，而一切知觉运动，其功皆属之脑。故一切血病．华洋皆知治心，其一切神病．洋但知治脑．岂知心为藏神之舍．脑为运神之机。缘脑由肾所生，心与肾有表里交通之义，病则相连，故凡神病者，心肾兼疗为先”。他从生理病理关联的理论解释心肾与脑的密切关系，而从心肾治疗神病．确为临床实践所证实，有必要保存中说．朱氏不守门户偏见 通过临床验证．沟通中西医理论．作为是非取舍的准则．既不墨守中说．也不附会西说，其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在当时是相当进步的。 朱氏在研讨中医理论方面。也颇有特色和建树。如对命门探讨。独辟蹊径，他指出“命门者，性命呼吸之根，元阳升降之路，一如门径之阖辟”．“真火者，先天元阳之气．后天形骸之主，一如火焰之昌明。”又说 “精官者．藏精之府也．与先天元阳同生．而藏储后天之精汁”。“真阴者，即所藏之精汁也．资后天水谷以长。而还配先天元阳”。认为命门“位当会阴穴之里．乃坎离交际之乡．任督接脉之地”．命门中元气即真火．是先天无形之火，不仪有生理活动．而且具有物质性。但他不同意真火即相火说．认为所以称为真火者。是与后天之君火、相火相区别而言。至于精宫的部位．其所论实相当于男女生殖器，真阴则与性腺有关，但要靠后天水谷滋养。
朱氏认为命门精宫之真阳真阴．是人身主宰。生命根本，生化之源。“夫人之所以生既赖饮食之供养．尤隐赖阴阳二气之运行”、真阴真阳之气每天按一定的时间节律升降循行人身，以鼓舞脏腑之枢机．灌溉脏腑之津液．发为生育之机．人之气力精神亦由此而出。他将真阳之气譬如走马灯之火。真阴之气譬如油．二者不可缺一。由此可见，他对命门、精宫，真阴、真阳等含义、位置、作用的认识较历代医学家有新见。其描述的真阴真阳对人体生育、成长及维持生命活动等重要生理功能和调节规律．与现代生理学有关神经体液调节功能似有暗合。可见朱氏在当时条件下．已能突破前入巢臼．大胆融汇中西医学的理论。发展创新了中医学理论。
综上所述，朱氏治学严谨．博览精研．求实创新．贯通中西．以发展中医理论，为中西医汇通派中一位开明的医家。
『肆』 张永树的学术思想
在学术上形成了“养阳育阴、通调督任、灸刺并重、针药结合”的学术观点；在治疗内、外、妇、儿各科疾病方面均有丰富的临床经验，尤其是在针灸方面。张师在临证施治中注重经络理论，善用经络辨证，认为手阳明大肠经在十二经中有独特的应用，其养阳、生津、通腑有着他经未能及的作用。养阳统领其中，养阳才能培育阴精，惟调养阳气，“津”可敷布，才能发挥阳气的推动作用；阳气旺盛，有动力，又有津液滋润，方能通腑，从而维持肠腑的生理功能。六腑以通为补，管道通达，运作正常则安。
『伍』 学术思想和学术观点有什么区别
1、学术思想往往是指相对完整的理论体系；
2、学术观点一般是指对学术问题具体看法；
3、学术思想包括学术观点，这些观点相互联系构成思想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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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 刘鸿典的学术思想
1995年张学良将军的挚友洪老从美国檀香山归来，受老校长之托专程到刘鸿典教授家探望东北大学校友。刘鸿典老设家宴款待贵宾，席间叙谈东大的峥嵘岁月、校史掌故，非常高兴。翌日清晨刘鸿典梳洗整装后，对其儿子刘垦说：“我要走了……”。下午即安然仙逝，享年90岁。他一生刚正不阿、谦虚谨慎、宽厚待人；治学严谨，做事一丝不苟、学识渊博、书画兼修，是一位德艺双馨的大家。其人品、学风永远是后人学习的榜样。
『柒』 赵少咸的学术思想
在学术思想上，他师承清代乾嘉学派的戴震、段玉裁，王念孙父子，在近代学者中，他和章太炎、黄侃均有交往，学术观点也比较接近。但是，他的思想并不保守，他决不墨守陈说，．对新的观念，只要弄清楚了，还是能够接受的。30年代未40年代初，他发表在《学林》月刊上的《觏段》，对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有许多中肯的批评。他还写了《史籀篇疏证辨》，发表在《四川大学文学集刊》第二期上，对王国维关于《史籀篇》的看法多有驳正。40年代后期，他读到董同龢关于《广韵》重纽的文一章，反复吟咏，最后把一些论点批在自己使用的《切韵考》上面。
他勤学用功，博闻强记。对十三经、《说文》、《广韵》之熟悉达到了惊人的程度。对段玉裁注《说文》能够成段背诵，《说文解字注》的一些精采片段他也曾经亲手抄录过多遍。
作为一名教师，他的教学态度是认真严肃的。每开出一门课程，事前都要作大量的准备工作。不仅要写讲义，而且要编参考资料。这些讲义和参考资料一经整理就是很好的论文和专著。
20年代他在成都高等师范任教的同时又在石室中学兼课，主讲的课程是文字学。他以《说文解字》作为教本，逐字讲解。现在保留下来的《说文集注》一至六篇的残卷，就是当时写的讲稿。这份讲稿以段注为基础，参考了章太炎的《小学答问》和《文始》，注重以声音通训诂。受教于先生的一些人现在还能谈起当年他教学的情况。
他教音韵学，从《广韵》入手，上考古音，旁及等韵。
『捌』 荣远明的学术思想特点
（一）推崇四大经典的学术思想，并用于指导实践。
荣老潜心研究四大经典，尤其对《内经》研究颇深，并深谙其中要旨，荣老的学术观点也多出自于此。《内经》提出 “正气存内，邪不可干”的观点，疾病的产生是在致病因素的作用下，人体被打破了机体内部物质功能的动态平衡。疾病的发生和变化与正气、邪气有关。外邪侵犯人体，多为机体正气不足，所谓 “邪之所凑，其气必虚”。因此荣老认为疾病的发生与体质有很大的关系，治病时不单针对疾病本身治疗，同时注意增强体质，适应环境，或用药时强调扶助正气。如癌证系“壮人无积，虚则有之”，治疗时，初期虽以痰湿淤滞热毒相互搏结形成肿块积于体内，形成邪实之象，但本病乃本虚导致，因此在一开始就应扶助正气，寓功于补；又如慢性乙肝，也强调本病乃正虚邪毒侵犯所致，治疗时总不忘扶正固本，如应用黄芪、党参、白术等药利于疾病的恢复。脾为后天之本，肾为先天之本。脾之健运，化生精微濡养全身，肾中精气是机体生命活动的根本，维系着人的生、长、壮、老、已，脾肾强健是机体健康、身体强壮的基础，因此扶正固本以补益脾肾为关键。
《内经》指出人与大自然维持着动态的平衡，人应“与天地相应，与日月相参”。由于疾病的发生、发展及转归受多方面的影响，尤其体质因素，因此治病要因人、因地、因时的不同而制定不同的方法，所谓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具体治疗。例如荣老治疗痹证，认为对于在贵州、四川等地的患者，地处潮湿阴冷，可应用大辛大热之附子、川乌等品，但南宁地处亚热带，患者体质明显不同，若盲目一味应用乌头、附子之品，则不一定奏效，临床需辨证论治，而对于地处亚热带的地区患者，荣老则在用辛热之品时酌情减量或改用五藤汤加减治疗痹证，疗效确切；又如对于平素喜食肥甘厚味，以酒为浆的患者，久则极易损伤脾胃，湿热内生，留注关节，痹阻脉络，而成本病，治疗时不仅需要清热利湿，活血通络，尚需考虑湿热亦困脾胃，注意加用清化湿浊之品。这些都是出自“天人相应”之理。
《内经》提出“治未病”的预防思想，“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强调“防患于未然”。荣老将这一理念运用到临床，不但从疾病本身着手治疗，还注意防止传变，例如胃脘痛，其发生发展的规律是早期先是胃气阻滞，脾的运化功能受阻，若病情发展，可由胃及脾，向前发展，或由实证转虚证，或虚实夹杂，治疗时若为胃气阻滞，在和胃止痛时，适当佐以理气健脾，若为肝胃气滞，则宜疏肝健脾，防止损伤脾脏。“治肝之病，知肝传脾，当先实脾” 出自于《金匮要略》，在治疗肝病时，总是不忘运用健脾益气药物，防止肝病传脾。但凡来就诊者都是身患较为复杂的疾病，对此荣老权衡左右，尽量争取早期治疗，预防传变。
（二）治病求本，抓住疾病的关键
辨证论治是中医治病的精髓，同一种疾病、同一种症状可以有多种原因导致，荣老因此强调治病应朔本求源，寻找疾病的根本原因，进行针对性的治疗。例如：泄泻可有多种病因，或外感六淫或饮食损伤或素体脾胃虚弱、肾阳虚衰或情志不调，临床治疗时当熟识泄泻的症状特点、辨明病因病机，进行辨证治疗，不能因其基本病机以脾虚湿盛为主，均给予去湿健脾，如郁泄，每因情志而发，乃肝气郁结，气失条达，横逆乘脾犯胃，脾胃受制，运化失常导致，此时就不能泛泛施以健脾去湿，否则治疗犹如“去草不去根”，虽治得一时，但“根还会生也”。此外治病时还要注意病情的轻重缓急，抓住主要矛盾，病急则先治其标，缓则再治其本，如中风闭证，属中医急症，乃阴阳失衡，肝阳暴张，风阳上扰，并有气血并逆，挟痰、挟火上冲，内闭于脑，滞于九窍，阻于经隧而成。根据病情，风阳上扰，气血并逆，痰火上冲，闭于脑，滞于窍为急，治当先以开、通、降三法合用，待病情稳定后再根据其本质为阴阳失衡而调整阴阳以善其后，阳闭滋阴潜阳，佐以强壮筋骨，阴闭先予健脾化痰；佐以强壮，继后养阴潜降治其根本。又如一些慢性病，如糖尿病人感受外邪后形成感冒，治疗则治新病感冒为先，当新病治愈后，再治疗原来的糖尿病，这些都是先抓住了疾病的关键。
（三）注意调畅情志，治病重视治肝
中医一贯很注重七情内伤致病，《三因极一病证方论·三因篇》说“七情，人之常性，动之则先有脏腑郁发，外形于肢体” 《内经》上也说“怒伤肝，喜伤心，思伤脾，忧伤肺，恐伤肾”，可见长期的情志刺激可使人体气机紊乱，阴阳失衡，最终产生疾病。肝主疏泄，调畅气机，也调畅情志，若情志不调，可致肝气不舒、肝气郁结，“气为血之帅”，气郁日久可生成淤血，又可化火，伤阴，变生他证。荣老深谙此理，临床上很注意调畅情志，治病重视治肝，具体运用起来也得心应手。荣老的病人有一个特点：多为一些疑难病人，即常常是辗转他处，多方治疗无效者。患者长期受疾病折磨，不仅肉体上深感痛苦，而且精神上也倍受摧残。俗话说的好“病靠三分治，七分养”，荣老诊治病人时总是面容慈详、语气平和，争取病人的信任，努力地安慰病人，做病人思想工作，帮助病人树立战胜疾病的信心，如肝病患者或一些丧失了治疗信心的癌证患者，荣老不仅耐心地听病人陈述，还花费较长时间与他们沟通，让病人心理踏实、放心，有了较好的心态，病人的依从性好，就能很好的配合治疗，疾病自然容易恢复，也避免了因肝郁致病情加重。对于初次就诊的病人，荣老每每就将调畅情志以治肝的内容纳入到整个治疗计划中，相应地荣老看病所花费的时间就较长，这已成为荣老治病的一大特点。
荣老不仅在问诊时注意和病人交流思想，让病人解除顾虑，同时在处方用药时，也很注重运用调理肝脏药物，肝病如此，其他一些疾病也是如此。如慢性肝炎患者，乃邪毒侵犯肝脏，导致肝的功能失常，治疗自然应注意理气疏肝，但在运用理气药时，又不可过用辛温香燥，以免损伤肝阴；又如慢性泄泻，一般多认为乃脾虚湿盛所致，荣老提出泄泻不单单为脾虚湿盛，还有因情志因素所导致的，此乃郁泄，治疗时就应当抑肝益脾、药物与思想开导两相配合，而不能只着眼于健脾去湿 ；对于慢性胃炎、恶性肿瘤等病若为木旺乘土，调理肝脏更是必用无疑，或施以理气疏肝、或养阴柔肝或抑肝扶脾，切合病情，治疗也常常可获桴鼓之效。
（四）临证善用古方，但不拘泥
荣老认为治病必有主方，医师谴方用药，犹如战场调兵谴将。若“治病用药杂乱，随意拾来，无异于乌合之众，迎敌无能”。而古方是临证处方最佳之选，盖因古方流传至今，实践证明已确有效验。如治疗肝病常用《景岳全书》中的柴胡疏肝散及《伤寒论》中的小柴胡汤；治疗中风常选用《医学衷中参西录》中的镇肝熄风汤，治疗高血压病选用建瓴汤，治疗痤疮选用《医宗金鉴》的五味消毒饮等。荣老在运用古方时，又注意结合辨证论治，或以经方时方配合，或数方联用，从不生搬硬套，如治疗郁泄时多以痛泻要方合气郁汤加减，治疗肝胃气滞胃痛多以柴胡疏肝散合蛸贝散加减，治疗瘿气多以天王补心丹或生脉散合安神丸加减。荣老遵循古方，古为今用，但从不拘泥，针对来就诊的患者病情疑难，病证错综复杂，或挟痰或挟湿或挟瘀或挟热或兼而有之，病证兼夹较多，治疗照顾方面多，而目前药物多为人工种植，药效不如野生，临证用药以古方为法，适当加减，处方特点是用药剂量多偏大，用药的数量也偏多，例如中后期肿瘤病人治疗时既要扶助正气，又要化痰去湿、活血化瘀和清热解毒，药味自然增多。选方用药不强求一方到底，主要根据病情进行辨证论治，随时增减，但若病机不变，方药对证，可守方一月至两月，或仅对个别药物进行加减。此外，荣老还根据自己多年的临床实践经验自创方剂，如气阴两虚型胃痛者常用自拟的养胃汤治疗，药力精专，切合病情，常常应手取效，有的病人仅两诊即药到病除。
（五）治病重在治气治血，善用活血化瘀
气能行血、生血，血为气之母，临床诊治疾病时注意调气调血，“有余泻之，不足补之”。 考虑来诊病人多为久治疑难者，病情复杂，所谓“久病入络”，“久病必瘀”， 荣老临证常常配伍应用活血化瘀之法，如中风病人属中经络者，治疗宜活血养血祛风，即取“血行风自灭”之意。中风闭证，乃肝阳挟痰挟火，气血并逆上冲于脑，治疗则应以开、通、降三法为则，其中通法即为活血化瘀，搜风除痰。又如治疗胃痛多加牛膝、五灵脂、丹参；肝炎病人也不忘加用丹参、牛膝之品，肿瘤患者更是常常施以化瘀之法，用丹参、桃仁、红花、三棱、莪术及虫类药物等，运用时常常喜欢用对药，如炮甲性善走窜，走而不守，直达病所，鳖甲软坚散结，两者配合既能化瘀又可散结；此外三棱与莪术；乳香与没药；桃仁与红花等也常常搭配使用，加强活血化瘀之功。总之，荣老认为只有通过活血化瘀，治气治血，气血调和，才能保证脏腑物质功能的正常发挥。
（六）辨病与辨证相结合
中医一贯强调人体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机体的各种功能活动是相互协调、相互为用的，中医认识疾病着眼于整体，治疗重在辨证论治，治病求本。中医的病名多以症状命名，而在临床上许多病人往往化验检查异常，自觉无何症状，对此荣老常常结合西医的病名进行辨病论治，辨病与辨证相结合。如病毒性乙肝病人在临床表现不明显时则结合本病的病因病机特点或疏肝理气或调理肝脾或清热解毒或活血化瘀或以上联合，几种方法交替使用；又如糖尿病病人，多数仅有血糖升高，而自觉无何不适，此时也是从本病的病因病机特点出发，治肾为主，以六味地黄丸加减治疗。一些疾病早期表现为仅有实验检查异常而患者无任何自觉症状，只有当疾病发展到一定程度影响到机体的功能改变时，才会出现临床症状，由于中医对疾病的诊断是以症状命名的，症状不明显时会出现“无病可治”的假象，而此时西医化验检查可有异常表现，因此中医对这些疾病的认识具有一定的局限性。荣老认为中医与西医是两种不同的理论体系，宏观论证中医为优，微观洞察西医见胜，在临床上不排斥运用现代医学手段，注意衷中参西，结合西医的病名，将辨病与辨证有机结合，更好地揭示疾病的本质，从而更好地辨证论治。
『玖』 田维柱的学术思想
人体是由阴阳结合而成的有机整体，疾病的发生、发展和变化的根本原因是阴阳的偏盛偏衰，故人体内阴阳之间的消长平衡是维持正常生命活动的基本条件。田师认为针灸治病的关键就在于调和阴阳。田师认为针灸调和阴阳基本上是通过经络、腧穴配伍和针刺手法来实现的。具体表现在阴阳经取穴；左病右取，右病左取；上病下取，下病上取；输募配穴等取穴原则上，并可以配合一定的补泻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