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雪芹学报
❶ 红楼梦研究者们就是考证曹雪芹何时出生之类的问题吗
《红楼梦》养活了多少红学家?
西安晚报12月9日 报道，围绕《红楼梦》研究，不知不觉间已形成了一条巨大的产业经济链，从出版、影视、旅游，到各种文化活动、学术会议，以及各级红学研究和出版机构，都足以说明《红楼梦》在用“现代思维”的开发下，已变成红楼“金梦”。
“红学”的产值统计
当作家刘心武走下荧屏，携最新出版的根据同名电视讲座内容整理的《刘心武揭秘〈红楼梦〉》一书在西单图书大厦签售，慕名而来的读者很早就排起了长长的队伍，面对如此热闹的签售现场，乐坏了出版方。刘心武的“红学”著作在一个月内取得了发行10万册的不俗业绩，红学家周汝昌的几本“红学”著作也都在几万册以上。
坊间早就有“一本《红楼梦》究竟养了多少红学专家”的疑问。红楼梦研究所副所长孙玉明告诉记者，保守地估计，每年的“红学”著作都应有二三百本之多，而论文更是无法统计。而当记者追问为什么每年会有如此之多的论文产生时，是不是与个人评定职称以及其它利益有关时，孙玉明并没有正面回答记者，只是说，原因是多方面的。
据记者在北大图书馆所做的调查表明，2003年，红学论文有338篇；2004年，红学论文有391篇；2005年还没有结束，但已发表的红学论文就有 256篇之多。这种调查仅仅限于北大图书馆，如果把全国所有图书馆及高校学报上的论文做个彻底的统计，得到的数字肯定是天文数字。
一本《红楼梦》究竟养活了多少家出版社呢？一位出版界的专业人士估计，《红楼梦》至今全球发行应该有上亿册之多，仅出版《红楼梦》一书至少就在几十亿元的产值，所以市场上才会有那么多出版社出版的不下几百种的各种不同版本。
与出版相关的还有全国各地众多的红学协会，据孙玉明介绍，中国红楼梦学会是国家拨款的事业单位，于1980年成立后，全国各省市县相继成立分会，而一些高校也纷纷成立分会，在全国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红学网络，其间所牵涉的种种经济利益更是难以计数。
“红学”经济链究竟有多长
自《红楼梦》面世以来，围绕它所衍生的“红学”不知不觉间已形成了一条巨大的产业经济链，出版仅仅是其中的一环，除此之外，各种围绕《红楼梦》的文化活动、学术会议，以及影视、旅游等相关方面，都足以说明《红楼梦》是一座挖掘不尽的“大金山”。
当年央视投拍的《红楼梦》电视剧，只有近五百万元的资金投入，而取得的巨大回报是众所周知的。正是在这样巨大回报的诱惑下，几年以来，关于重拍《红楼梦》的拍摄权在影视圈内几乎争得“你死我活”。早在2001年8月，就有两家单位同时向广电总局申报重拍《红楼梦》。其后，一项预计将投入过亿元的“《红楼梦》重拍工程”宣告正式启动，与此同时，由黄健中执导的电视连续剧《红楼丫头》也已投入拍摄，而另一部《红楼梦》人物系列电视剧也已获得广电总局的立项批准。
而在旅游方面，为拍摄电视剧《红楼梦》而兴建的北京“大观园”和河北正定的“荣国府”早就被认为是中国最早类似主题公园的地方，它们为地方旅游所开发出的旅游资源更是一笔巨大的无形资产。而运作《红楼梦》重拍工程的出资方为拍摄这部电视剧，将建造6处“红楼梦影视国际游览城”，计划选址北京、广东、山东潍坊、三亚和沈阳等地，这无疑都是看好“红楼旅游”这块大蛋糕。而为了培养新版《红楼梦》的演员，出资方还将建立一个“红楼梦影视艺术学院”，大赚“红楼教育”的钱。
孙玉明告诉记者，早在几年前，就有台湾商人要到大陆来开发“红楼之旅”路线，想把国内与《红楼梦》有关的旅游景点全部“一网打尽”，而扬州市、南京市，以及北京大观园都曾投入重金开发“红楼宴”。
看来，与红楼梦有关的一切似乎都能与经济挂上钩，《红楼梦》在现实中已成了很多人的“金楼梦”。不知道当年举家食粥的曹雪芹先生如果知道这一切，会作何感想？
忘掉红学一百年
时下关于刘心武解秘红楼梦一事闹得沸沸扬扬，笔者不敏，所见不广，不知道其他国家是否也有这种现象，一部小说不但可以研究上百年，而且还能养活几代人！这大概与国人的思维方式有关。且看红学二字的起源：晚清时松江士人朱鼎昌特别喜欢《红楼梦》，别人问他为何不治经学，朱鼎昌说我也研究经学，不过我研究的经学比别人少一画三折。朱鼎昌一语成谶，红学果然成了经学的替代品，用王小波的话来说则是“过去钻研四书五经，现在钻研《红楼梦》”。＆nbsp; [BR][BR] 在晚清那个传统大厦尚未土崩瓦解之际，不是什么东西都可以称为“学”的，只有经学才是名山事业，然而经学之无补时弊固已昭昭然。士人不但内心苦闷，而且多年养成的钻研精神无处发泄，就一古脑投到红学中来。这种情况跟“退休综合症”基本相似。后来王国维、胡适等人挟西学的坚船利炮而来，红学阵营才算是实现了现代化。不过王胡二先生、以及后来的俞平伯等人，都不宜算作红学家，他们固有其事业，不靠红学吃饭。＆nbsp; [BR][BR] 孔子生于乱世，心里也苦闷得紧，便搞起托古改制的那一套，据林语堂说，孔子本人还是活泼泼的。坏就坏在后来刘彻、董仲舒这帮人把儒术搞成垄断连锁制，不加盟，就只有死路一条。于是有且仅有经学吃香，别的都是小道异端，君子不齿。这一套一搞就搞了两千年，结果就养成中国人独有的钻研精神。民国初年，离经叛道的李宗吾说：“一个死孔子，左手拿官爵，右手拿江山，哪得不成为万世师表”，这就是这套精神禁锢术的实质。而一个死曹雪芹，手里虽然没有官爵江山，但也聊胜于无。＆nbsp; [BR][BR] 红学的兴盛，不仅在于它符合中国人“××是个筐，啥都往里装”的思维习惯，而且还有大好处在焉。1954年，李希凡、蓝翎发表《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结果一文动公卿，把红学打造成政治斗争的高档会所、社会的敏感神经。当然这并不是曹雪芹的责任，就好象徐骏因为“清风不识字”丢了脑袋，但这个责任不在清风，也不在翻书，而在雍正。清代文字狱大兴，士人只好闭嘴，埋头搞他们的校勘注释；而红学除了供人批判，以体现思想觉悟、或者借机发泄私怨之外，也可以暂且苟全性命于斯。比如说吴恩裕先生本来搞他的政治学，搞得成就斐然，可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政治不让他搞政治学了，吴恩裕先生只好转事红学。虽然也卓然成家，但红学这么个兴盛法，只能说明社会出了问题。＆nbsp; [BR][BR] 到了八十年代，一朝时势异，红学又再度兴盛起来，大批红学研究会如雨后春笋，如过江之鲫，为人不谈红楼梦，便称文士也枉然。其余绪是到今天仍然有一个庞大的红迷群体，今天说红楼梦是这个，明天说红楼梦是那个，讲得津津有味、头头是道。其实不过是自己把东西装到筐里，再拿出来炫耀：你瞧，我在里面发现了这个！这种进进出出的搞法，仿佛活塞运动，当然有其快感。而且还有更妙的，有一个故事说某乡间文学青年，苦于无人赏识，便自己成立一个“某省某市某镇‘红学’研究会”，从此有了与市里、省里的文人结交的机会。这种精神，我们在范进身上曾经见到过，我们都曾经跟着教科书一起批判那个社会比较病态。＆nbsp; [BR][BR] 公共汽车是什么？对乘客来说是代步的工具，对司机来说是谋生的差使（当然也可以是为人民服务的手段，视个人觉悟而定），对小偷来说，就只能是工作单位之一。那么红学是什么呢？对红迷来说就是净化心灵、陶冶情操、交朋引伴、测试智力的……高尚物品；对红学家来说就是吃饭的家伙。既然要靠这个吃饭，就不能不拿出点成果来。这可不是我乱说，咱们红学界的泰斗周汝昌先生就曾经公布他的研究成果：“曹雪芹肯定是和韩信一样几乎饿得要死而且受到过一位女性的救济，因此他在《红楼梦》中才这样重女轻男”，如此通达的研究成果，真是让人诚惶诚恐之至。我们是不是可以按此逻辑做出判断“红学家肯定是从《红楼梦》里获得大把好处，因此他们才这样刻苦钻研《红楼梦》”？更何况既然“曹雪芹肯定是和韩信一样……”那么为什么韩信没有“这样重女轻男”？是不是红学准备扩张地盘，开设一门“韩学”分支，专门考证韩信如何如何的“重女轻男”，以济红学之穷？＆nbsp; [BR][BR] 但凡成了饭碗的东西，饭碗持有人多少都有点视为禁脔的心态。反正红学是个稀里糊涂的筐，刘心武先生的秦学研究对不对且不去管他，总之有足够的理由向他开炮。逼得刘心武先生慌不择言，说“这（讲自己对《红楼梦》研究的观点）是我绝不能放弃的公民权利”，公民权利当然是不假，就好象我坚持1＋1＝3也是我绝不能放弃的公民权利。当然啦，红学这片希望的田野，从来就不是1＋1＝2这么是非分明，因此对于有志于献身红学的人来说，每夜都是处女地。古人于此有诗赞曰：二八佳人体如酥，腰间伏剑斩愚夫。贤夫子们，醒醒吧！＆nbsp; [BR][BR] 从王国维先生完成《＜红楼梦＞评论》起，迄今已有百年，而公认的新红学开山祖师胡适先生到了晚年，则公开宣称“《红楼梦》毫无价值”，之所以如此，大概是有见于《红楼梦》越发光怪陆离（1954年的事件中，首当其冲的乃是其弟子俞平伯，当然还有他自己）。时至今日，红学当然不会要人命了，但却能气得刘心武先生心脏病发作（或者是碰巧？），无论如何，至少对提高生活质量并无帮助。既然如此，不如让我们暂且忘掉红学吧，就忘一百年，好不好？＆nbsp; [BR]
❷ 欧阳健的论著目录
专著：
《水浒新议》，重庆出版社，1983年。（合作）
《中国通俗小说总目提要》，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0年。（合作）
《明清小说采正》，台湾贯雅文化事业公司，1992年
《古代小说与历史》，辽宁教育出版社，1992年。
《古代小说版本漫话》，辽宁教育出版社，1992年。
《古代小说作家漫话》，辽宁教育出版社，1992年。
《古代小说禁书漫话》，辽宁教育出版社，1992年。
《两汉系列小说》，辽宁教育出版社，1992年。
《晚清小说简史》（上、下），辽宁教育出版社，1992年。
《曾朴与孽海花》，辽宁教育出版社，1992年。
《明清小说新考》，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2年。
《红楼新辨》，花城出版社，1994年。
《红学辨伪论》，贵州人民出版社，1996年。
《古小说研究论》，巴蜀书社，1997年。
《晚清小说史》，浙江古籍出版社，1997年。
《中国神怪小说通史》，江苏教育出版社，1997年。
《青琐高议》，春风文艺出版社，1999年。
《曹雪芹》，海天出版社，1999年。
《红学百年风云录》，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年。
《还原脂砚斋：二十世纪红学最大公案的全面清点》，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5年。
《〈中国小说史略〉批判》，山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
古籍整理：
《宋元小说话本集》，中州古籍出版社，1987年（合作）。
《樊梨花全传》，巴蜀书社，1989年。
《隋史遗文》，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年（合作）。
《宋元说经话本集》，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年（合作）。
《明清小说研究年鉴》，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1年。
《中国通俗小说鉴赏辞典》，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合作）。
《红楼梦》（程甲本），花城出版社，1994年（合作）。
《平妖传》，巴蜀书社，1995年。
《新三国》，漓江出版社，1996年5月。
《快士传》，春风文艺出版社，1997年。
《北史演义》，群众出版社，1997年。
《南史演义》，群众出版社，1997年。
《绿野仙踪》，浙江古籍出版社，1997年（合作）。
《红楼梦》（程亚东乙本），贵州人民出版社，2001年（合作）。
《后三国石珠演义》，巴蜀书社，2001年。
论文目录：
柴进·晁盖·宋江，《学术研究》，1979年第2期。
《水浒》“为市井细民写心”说（合作），《群众论丛》，1980年第1期。
重评胡适的《水浒传考证》，《学术月刊》，1980年第5期。
《水浒》“梁山泊聚义”性质辨（合作），《钟山文艺论丛》。
高俅论，《淮阴师专学报》，1980年第2期。
《水浒》作者代表什么阶级的思想（合作），《社会科学研究》，1980年第4期。
从“三重茅”说到“雨脚如麻”，《淮阴师专学报》，1981年第1期。
《水浒》、《艾凡赫》同异短长论，《华东师大学报》，1981年第2期。
也谈《水浒》的路线问题，《重庆师院学报》，1981年第1期。
金圣叹《水浒》评改动机探（合作），《贵州社会科学》，1981年第2期。
谈《水浒》反不反皇帝的问题，《中州学刊》，1981年第3期。
杨志论，《文科教学》，1981年第3期。
卢俊义·燕青论，《天津师院学报》，1981年第4期。
鲁迅是怎样评论《水浒》的？，《求索》，1981年第4期。
武松形象的衍变——兼谈扬州评话对《水浒》的继承和发展，《扬州师院学报》，1981年第4期。
关于《水浒》的通信，《社会科学研究》，1981年第4期。
《水浒》情节结构刍议（合作），《水浒争鸣》第一辑。
杨志·鲁达·武松论，《青海社会科学》，1982年第1期。
吴用·三阮·李逵论（合作），《云南社会科学》，1982年第2期。
国贻堂《施氏家簿谱》世系考索，《江海学刊》，1982年第3期。
“三绝”小考，《活页文史丛刊》第58号。
《西游记》的玩世主义和现实精神，《理论研究》，1982年第4期。
施耐庵文物史料考察座谈纪要，《江海学刊》，1981年第4期。
首都施耐庵文物史料座谈会发言纪略，《理论研究》，1982年第6期。
何止多走了一小步（合作），《苏州大学学报》，1983年第2期。
关于《京本忠义传》（合作），《文学遗产》，1983年第2期。
就鲁迅评论《水浒》问题答黄南山同志，《求索》，1983年第4期。
《水浒》学二题，《理论研究》，1983年第5期。
《水浒》作者施耐庵问题之我见，《吉林大学学报》，1983年第6期。
《水浒》简本繁本递嬗过程新证，《文史》第18辑。
试论《三国演义》的成书年代，《三国演义研究集》，1983年12月。
《歧路灯》在中国小说史上的地位，《文学论丛》第2辑。
又一个封建末世傻公子的典型，《歧路灯论丛》第2辑。
《西游记》的玩世主义和现实精神，《西游记研究》，1984年3月。
有关《水浒》、施耐庵及罗贯中的几项新材料述评，《施耐庵研究》。
《梼杌闲评》的思想倾向和形象体系，《河北学刊》，1984年第4期。
《荡寇志》新说，《上海师大学报》，1984年第4期。
《三国志》·《三国演义》·《赤壁之战》，《三国演义学刊》第一辑。
明季进步《水浒》观的体现——读《后水浒传》论，《明清小说论丛》第三辑。
神圣灵光与无赖秉性的统——《飞龙全传》帝王形象剖析，《信阳师院学报》，1985年第2期。
《京本忠义传》评价商兑，《贵州文史丛刊》，1985年第2期。
试论金圣叹、俞万春自身中的矛盾及相互关系，《水浒争鸣》第四辑。
《平妖传》和《水浒传》，《许昌师专学报》，1985年第3期。
《梼杌闲评》的实事和虚构，《中国古典文学论丛》第二辑。
“三言”、“二拍”中“发迹变泰”主题新说，《文史哲》，1985年第5期。
《三遂平妖传》原本考辨，《中华文史论丛》，1985年第3辑。
试沦《儒林外史》“善善恶恶”的整体构成，《青海社会科学》，1985年第5期。
《三国演义》“忠义”问题新说，《三国演义论文集》。
谈《荡寇志》价值的来源，《曲靖师专学报》，1985年第2期。
《梼杌闲评》作者为李清考，《社会科学战线》，1986年第1期。
河阴知县吴承恩不是《西游记》作者，《许昌师专学报》，1986年第l期。
史外之史，传外之传——从小说和历史的关系看《儒林外史》的真义，《河北师院学报》，1986年第2期。
有关《三国演义》研究的两个问题的思考，《明清小说研究》第二辑。
《金云翘传》的刊本与抄本，《明清小说论丛》第四辑。
全国古典题材电视剧讨论会纪略，《明清小说研究》，1986年第4辑。
决策：诸葛亮形象的本质和灵魂，《〈三国演义〉学刊》第二辑。
《平妖传》——《水浒》的姊妹篇，《古典文学知识》，1986年第8期。
谈《歧路灯》的心理描写，《安徽大学学报》，1986年第3期。
《警世阴阳梦》得失论，《明清小说论丛》第5辑。
《水浒传》主题研究的回顾与反思，《建国以来古代文学问题讨论举要》。
纪念《许昌师专学报》创刊五周年笔谈，《许昌师专学报》，1987年第3期。
《梼杌闲评》本事考证，《明清小说研究》第4辑。
海的探险和海外世界的发现——《镜花缘》历史价值刍议，《青海社会科学》，1987年第5期。
论《水浒》主题研究的多元融合，《明清小说研究》第6辑。
《隋史遗文》略说，《盐城师专学报》，1987年第4期。
《野叟曝言》版本辨析，《明清小说研究》，1988年第1期。
杜纲小考，《明清小说研究》，1988年第2期。
《隋唐演义》“联缀成帙”考，《文献》，1988年第2期。
一部未见著录的晚清佳构，《明清小说研究》，1988年第3期。
津门储仁逊及其抄本小说，《明清小说研究》，1988年第4期。
悲歌慷慨丹忠录 ——《辽海丹忠录》初探，《宁夏教院学报》，1988年第4期。
《有夏志传》与《山海经》之双向考察，《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88年第6期。
陆士谔的奇想之一：三国的改革，《明清小说研究》，1989年第1期。
晚清新小说的开山之作——重评《新中国未来记》，《山东社会科学》，1988年第2期。
《中国通俗小说总目提要》编纂中若干目录学问题，《社会科学战线》，1989年第3期。
《五色石》、《八洞天》非一人所撰辨，《复旦学报》，1989年第2期。
《晚清小说目》补编，《文献》，1989年第2期。
论1902-1903年外国题材的改革小说，《东北师大学报》，1989年第6期。
从《薛丁山征西》到《年大将军平西》，《明清小说研究》，1989年第4期。
作清议之《春秋》编个人之《纲鉴》，《江苏社联通讯·学术版》，1989年第6期。
评蔡元培的《新年梦》，《明清小说研究》，l990年第1期。
论《马屁世界》，《清末小说から》第17期。
《官场现形记》新论，《青海社会科学》，1990年第4期。
《孽海花》艺术结构新说，《曲靖师专学报》，1990年第4期。
三国有馀韵，虚实相混成—《后三国石珠演义》考论，《海南大学学报》，1990年第4期。
论1903年新小说的爱国主题，《中国文学研究》，1991年第1期。
杜纲和他的小说，《苏州大学学报》，1991年第2期。
神话传说：兼有历史和小说品格的远古文化，《江诲学刊》，1991年第5期。
融汇信美两大要素的历史小说——明清“志传”、“演义”综论，《社会科学研究》，1991年第5期。
《红楼梦》“两大版本系统”说辨疑——兼论脂砚斋出于刘铨福之伪托，《复旦学报》，1991年第5期。
“正史”、“稗史”通论，《学海》，1991年第6期。
《孽海花》难以终篇的内在原因，《社会科学辑刊》，1991年第6期。
重评胡适的《红楼梦》版本考证，《书目季刊》22卷2期。
一种未经著录的《孽海花》版本，《清来小说から》，1991年第2期。
《中国古代小说人物辞典》“北史”辞条等，齐鲁书社，1991年5月。
《中国文言小说鉴赏辞典》“埋忧录”条，江苏文艺出版社，1991年7月。
《李渔全集》“肉蒲团”概要，浙江古籍出版社，1991年。
脂本辨证，《红楼》，1991年第4期。
试论研究古代小说版本的意义和方法，《江苏社会科学》，1992年第1期。
脂本辨证，《贵州大学学报》，1992年第1期。
脂斋辨考，《求是学刊》，1992年第1期。
曾朴对《孽海花》的改续，《湖南教育学院学报》，1992年第1期。
《痴人说梦记》在晚清新小说史上的地位，《南京社会科学》，1991年第2期。
爱国志士对于改革维新的深层次思考——《老残游记》新论，《齐鲁学刊》，1992年第2期。
改革：晚清小说繁荣的契机，《江苏教育学院学报》，1992年第3期。
民间艺人在“正史”之外另造的历史世界——宋元讲史平话新论，《东岳论丛》，1992年第5期。
超前于史籍编纂的小说创作——明清时事小说新论，《文学遗产》，1992年第5期。
脂批伪证辩，《贵州社会科学》，1992年第7期。
脂批年代辨析，《求索》，1992年第5期。
《春柳堂诗稿》曹雪芹史料辨疑，《明清小说研究》，1992年第1期。
脂批“本事”辨析，《明清小说研究》，1992年第3-4期。
《红楼梦》“探佚”辨误，《海南大学学报》，1992年第4期。
《官场现形记》的批判锋芒和艺术结构，《海峡两岸明清小说论文集》，1992年5月。
罗贯中生平探考述评，《罗贯中新探》，1992年2月。
说唐演义全传，《明清小说鉴赏辞典》，1992年2月。
秋高红叶灿，金果耀林霜——喜读《施耐庵探考》，《学海》，1992年第5期。
程甲本为《红楼梦》真本考，《淮阴师专学报》，1992年第4期。
脂本“原稿面貌”辨证，《贵州大学学报》，1993年第1期。
有正本《石头记》批语辨析，《明清小说研究》，1993年第1期。
《红楼梦》“旧时真本”辨证，《东岳论从》，1993年第2期。
“省亲四曲”与《红楼梦》探佚，《广西大学学报》，1993年第2期。
脂批“文法”辨析，《海南师院学报》，1993年第2期。
也说迎春是谁的女儿——《红楼梦》版本辨微，《渭南师专学报》，1993年第3期。
列藏本《石头记》辨证，《明清小说研究》，1993年第4期。
明义《题〈红楼梦〉》辨疑，《北方论丛》，1993年第6期。
《官场现形记》的结构艺术，《小说戏曲研究》，1993年第2辑。
杜纲评传，《中国通俗小说家评传》，1993年9月。
红学辨伪论，《明清小说研究》，1994年第1期。
《红楼梦》“探佚”方法辨误，《贵州师大学报》，1994年第1期。
《红楼梦》“探佚”结果辨误，《甘肃社会科学》，1994年第1期。
脂批性质辨析，《贵州大学学报》，1994年第3期。
关于《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的讳字问题，《山西师大学报》，1994年第3期。
眼别真赝 心识古今——和蔡义江先生讨论《红楼梦》版本问题，《红楼梦学刊》，1994年第3期。
真伪判然，岂可混同——答冯其庸先生《论〈红楼梦〉的脂本、程本及其他》，《明清小说研究》，1994年第4期。
李伯元的文学之路，《学海》，1994年第4期。
突出《镜花缘》主题，开发连云港旅游资源，《江苏政协》，1994年第4期。
对中国新女豪的呼唤与想望，《江苏社会科学》，1995年第1期。
钱江与《洪秀全演义》，《明清小说研究》，1995年第2期。
《红楼梦》版本与《红楼梦》美学，《湖北日报》，1995年7月13日。
呼吁变革社会习俗的“醒迷文”，《大庆师专学报》，1995年第3期。
传统文化对现代文明的介入和超越——《新石头记》新论，《青海社会科学》，1995年第4期。
对经济体制改革的超前描摹——《新水浒》析评，《东北师大学报》，1996年第1期。
晚清小说繁荣原因初探，《晚清民国小说论丛》第四辑，1996年5月。
新的改革眼光对社会现实的全方位扫描：论《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山东社会科学》，1996年第5期。
论红学辨伪的思路和实证，《红楼梦学刊》，1996年第2期。
陈坦园《榕荫丛书》的发现对《红楼梦》版本考证的价值，《文教资料》，1996年第3期。
利用讳字鉴定《红楼梦》抄本的新思路，《保定师专学报》，1996年第2期。
胡适“新红学”体系和悲剧，日本《中国古典小说研究》第二号，1996年7月。
脂本脂批15问求答，《稗海新航》，1996年7月。
红学的体系和红学的悲剧，《明清小说研究》，1996年第3期。
《快士传》平议，《艺文述林》，1996年10月。
关于脂本和脂批的几个实证问题，《当代学术信息》，1996年第6期。
《水浒传》“结末不振”问题新议，《明清小说研究》，1996年第4期。
从《山海经》看神怪观念的起源，《上海师大学报》，1997年第1期。
“正底本”和“断其立说之是非”——《红楼梦》真本考辨，《福建师大学报》，1997年第1期。
有关云南的两篇晚清小说，《云南教育学院学报》，1997年第1期。
论晚清小说研究的误区和兴奋点，《周口师专学报》，1997年第1期。
神怪溯源（上），《保定师专学报》，1997年第1期。
神怪溯源（下），《保定师专学报》，1997年第3期。
关于晚清新小说的生成和价值内涵，《吉林大学学报》，1997年第2期。
关于晚清新小说的生成和价值内涵，日本《清末小说》第20期，1997年。
《临水平妖传》：一部别具情趣的神怪小说，《宁德师专学报》，1997年第3期。
晚清“翻新”小说综论，《社会科学研究》，1997年第5期。
从《酉阳杂俎》看神怪小说的真谛，《明清小说研究》，1997年第4期。
东晋时期的志怪小说家群考论，《龙岩师专学报》，1997年第2期。
《水浒》人物画廊，《水浒大观》，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1月。
全面把握《聊斋志异》的真义，《蒲松龄研究》，1998年第1期。
明义《题红楼梦》的辨伪和袁枚《随园诗话》的认真，《红楼梦学刊》，1998年第1期。
《听雨轩笔记》及其作者，《明清小说研究》，1998年第1期。
曦钟《如何看待程甲本红楼梦中的窜行脱文现象》评析，《红楼梦学刊》，1998年第3期。
谈《水浒传》三种版本的结局，《古典文学知识》，1998年第4期。
从《观世音应验记》到《西游记》——从一个方面看神怪小说与宗教的关系，《漳州师院学报》，1998年第2期。
绵阳孙桐生与甲戌本之“纠葛”二解，《红楼》，1998年第4期。
神怪小说发覆，《吉林大学学报》，1998年第6期。
1954年“批俞运动”的理性反思，《广西文史》，1998年第4期。
“传奇体”辨证——兼论《传奇》在神怪小说史上的地位，《复旦学报》，1999年第1期。
从《广异记》看神怪小说的文学价值，《宁德师专学报》，1999年第1期。
曹雪芹的时代，《明清小说研究》，1999年第1期。
重新面对袁枚，《江苏教育学院学报》，1999年第1期。
从左绵痴道人眉批字迹鉴定看甲戌本的真伪问题，《贵州文史丛刊》，1999年第1期。
旧红学时期的学术论争，《福州师专学报》，1999年第1期。
如何对待曹雪芹材料中的矛盾，《南都学坛》，1999年第5期。
“新民”题中应有之义──略论晚清小说的“新党”形象，《保定师专学报》，1999年第3期。
是纪念还是嘲弄？，《文学自由谈》，1999年第5期。
关于脂批的“针对性”和锋芒所向——脂砚斋“重评”型批语条辨，《红楼梦学刊》，1999年第4期。
《水浒传》评介，《文苑明珠》，中国青年出版社，2000年1月。
《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己卯本批语条辨（上），《广西文史》，2000年第1期。
四问诸葛亮——谈《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的决策、管理，《管理与财富》，2000年第2期。
《红楼梦》文本新诠（上），《红楼》，2000年第2期。
《红楼梦》文本新诠（下），《红楼》，2000年第3期。
《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己卯本批语条辨（下），《广西文史》，2000年第2期。
消解观念，还原史实——从认识论角度看红学论争，《中华文化论坛》，2000年第4期。
遵守论辩规则切实探讨学术——评蔡义江先生《〈春柳堂诗稿〉释疑》，《明清小说研究》，2000年第4期。
《聊斋志异》序跋涉及的小说理论，《蒲松龄研究》，2000年第3-4期。
有正本寻根，《贵州大学学报》，2001年第1期。
“乾隆本百廿回红楼梦”辨伪，《东南大学学报》，2001年第1期。
后世小说家对《聊斋》的认知和借鉴，《聊斋学研究论集》，中国文联出版社，2001年3月。
《水浒传》与商品社会，《语文世界》，2001年第3期。
《镜中影》考论，《辛亥革命九十周年纪念暨黄世仲投身革命百周年国际研讨会论文集》，2001年8月。
黄小配论，《辛亥革命九十周年纪念暨黄世仲投身革命百周年国际研讨会论文集》，2001年8月。
“秦可卿淫丧天香楼”证谬，韩国《中国语文论译丛刊》第8辑。
评《清代文学批评史》“脂砚斋评《红楼梦》”一节，《同济大学学报》，2002年第1期。
陆士谔论，《明清小说研究》，2002年第1期。
历史小说文体论，《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专家咨询会议暨中国古代文体研究学术研讨会论文汇编》，2002年4月。
小说新文体——“翻新小说”的集中展示，《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专家咨询会议暨中国古代文体研究学术研讨会论文汇编》，2002年4月。
“秦可卿淫丧天香楼”证谬，韩国《中国语文论译丛刊》第六辑。
“燕山窦公”辨，《古代典籍与文化》，2002年第4期。
❸ 纳兰性徳和曹雪芹是不是一个时代
不是，纳兰是晚清，的曹雪琴是民国，但她父亲曾经在朝廷里当过官。。。给个采纳吧。。谢谢
❹ 红楼梦这本书有吸引你的地方吗
吸引人之处，何止千万...只是，每每看这书，都觉得揪心，老天为何没让曹雪芹先生独自完成这书？不过，塞翁失马，如今曹雪芹先生著写的前80回与高鹗续写的后40回拼合的红楼梦，也并不尽是不好的，这种“撞色”呈现了不少别样的味道，这种错落感也增添了一份残缺美...说到底，也许是“真人”莫可露相，所以完美的《红楼梦》不可以出现在人世间。
❺ 才自精明智自高，生于末世运偏消说的是红楼梦中的谁
贾探春
贾府里的三小姐探春是个“才自精明志自高”有远见、有抱负、有作为的女子，她敢说敢为、办事练达。她最出色的表演是在凤姐患病期间，治理大观园，兴利除弊，富有改革精神；再是抄检大观园时，她无所畏惧，为维护自己的尊严打了王保善家的一记耳光，表现出决断果敢的气概。
《红楼梦曲》里写道：（分骨肉）一帆风雨路三千，把骨肉家园齐抛闪。恐哭损残年，告爹娘，休把儿悬念。自古穷通皆有定，离合岂无缘？从今分两地，各自保平安。奴去也，莫牵连。——这说明了她后来是离家远别了，后四十回续书写她嫁给镇守海门等处总制周琼之子，但据曹雪芹的初衷，她可能是嫁给了一个王子，成为王妃。在书中第六十三回“寿怡红群芳开夜宴”中，探春掣签，签上写道“得此签者，必得贵婿，大家恭贺一杯，共同饮一杯。”众人笑道“......我们家已有了个王妃，难道你也是王妃不
成。大喜，大喜”这些看似是玩笑话，但也可能是条伏线。她抽到的是枝杏花签，签上写道“瑶池仙品”，并引入唐代高蟾诗句“日边红杏倚云栽”，根据封建时代的传统和习惯“日”是皇帝的象征，“日边红杏”应是指皇帝身边的贵妇人。又根据舒四爷所见《乾隆五十五，六年间钞本》说《红楼梦》里“内有皇后，外有王妃”（参阅舒批《随园诗话》），或者早期抄本确有探春嫁为王妃的情节安排。无论那一种说法，总之探春最后是远走高飞了。
贾探春----贾政与妾赵姨娘所生，排行为贾府三小姐。她精明能干，有心机，能决断，连王夫人与凤姐都让她几分，有“ 玫瑰花”之诨名。她的封建等级观念特别强烈，所以对处于婢妾地位的生母赵姨娘轻蔑厌恶，冷酷无情。抄检大观园时，她为了在婢仆面前维护作主子的威严，“令丫环秉烛开门而待”，只许别人搜自己的箱柜，不许人动一下她丫头的东西。“心内没有成算的”王善保家的，不懂得这一点，对探春动手动脚的，所以当场挨了一巴掌。探春对贾府面临的大厦将倾的危局颇有感触，她想用“兴利除弊”的微小改革来挽救，但无济于事。最后贾探春远嫁他乡。
贾探春是中国古典小说《红楼梦》主要的人物，是故事主人公贾宝玉的庶出妹妹，为赵姨娘所生，与贾环同母。她也是海棠诗社的发起者，别号蕉下客，居于大观园中的秋爽斋，为人精明能干，从十二钗的判词中推断最终远嫁他方。贾政与妾赵姨娘所生，排行为贾府三小姐。她精明能干，有心机，能决断，连王夫人与凤姐都让她几分，有“ 玫瑰花”之诨名。她的封建等级观念特别强烈，所以对处于婢妾地位的生母赵姨娘轻蔑厌恶，冷酷无情。抄检大观园时，她为了在婢仆面前维护作主子的威严，“令丫环秉烛开门而待”，只许别人搜自己的箱柜，不许人动一下她丫头的东西。“心内没有成算的”王善保家的，不懂得这一点，对探春动手动脚的，所以当场挨了一巴掌。探春对贾府面临的大厦将倾的危局颇有感触，她想用“兴利除弊”的微小改革来挽救，但无济于事。最后贾探春远嫁他乡。
判词
“才自精明志自高，
生于末世运偏消．
清明涕送江边望，
千里东风一梦遥．”
[注释]
这一首是写贾探春的。
1.自——本。精明，程已本误作“清明”，与第三句头两个字重复。小说中说“探春精细处不让风姐”（第五十五回），又写她想有一番作为。
2.“生于”句——说探春终于志向未遂，才能无从施展，是因为这个封建大家庭已到了末世的缘故。脂批：“感叹句，自寓。”意思是说有作者身世感慨在。
3.“清明”二句——清明节江边涕泪相送，当是说家人送探春出海远嫁。册子上所画的船中女子即探春。原稿大概有一段描写送别悲切的文字，现在所见后四十回续书中没有这个情节而且把“涕送”改为“涕泣”，一字之差，把送别改为望家了。画中的放风筝是象征有去无回，所谓“游丝一断浑无力，莫向东风怨别离。”（第二十二回探春所制灯迷—— 风筝。）所以 ，放风筝的“放”不是“放起来”而是“放走”的意思，小说特地描写过放走风筝（说是放走病根儿）的情节，则画中放走风筝的“两个人”，当就是后来遣探春远嫁的设谋者，但不能落实，有可能是对投向王夫人怀抱、不承认自己生母的探春怀恨记仇的赵姨娘和贾环。“千里东风一梦遥”，也是说天长路远，梦魂难度，不能与家人相见，与我们现在读到的探春嫁后又回娘家探亲不同。
探春的红楼梦曲
分 骨 肉
一帆风雨路三千，把骨肉家园齐来抛闪。
恐哭损残年，告爹娘：休把儿悬念。
自古穷通皆有定，离合岂无缘！
从今分两地，各自保平安。
奴去也，莫牵连。
[说明]
这首曲子是写贾探春的。曲名“分骨肉”，是与骨肉亲人分离的意思。
[注释]
1.“一帆”几句——指贾探春远嫁。
2.爹娘——指贾政、王夫人。贾探春是庶出，为贾政的小老婆赵姨娘所生，但她不承认自己的生身母亲：“我只管认得老爷太太两个人，别人我一概不管。”（二十七回）所以赵姨娘说她“没有长翎毛就忘了根本，只拣高枝儿飞去了。”
3.穷通——穷困和显达。
[鉴赏]
贾府的三小姐探春浑名“玫瑰花”，她在思想性格上与同是庶出的姊姊“二木头”迎春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她精明能干，有心机，能决断，连凤姐和王夫人都畏她几分、让她几分。在她的意识中，区分主仆尊卑的封建等级观念特别深固。她之所以对生母赵姨娘如此轻蔑厌恶、冷酷无情，重要的原因是，赵姨娘作为一个处于婢妾地位的人，竟敢逾越“上”“下”的界线，冒犯她作为主子的尊严。抄检大观园时，在探春看来，“引出这等丑态”比什么都严重，她“命众丫鬟秉烛开门而待”，只许别人搜自己的箱柜，不许动一下她丫头的东西，并且说到做到，绝无回旋余地，这也是为了在婢仆前竭力维护作主子的威信与尊严。“心内没有成算的”王善保家的不懂得这一点，动手动脚，所以当场挨了一记巴掌。
探春对贾府面临大厦将倾的危局颇有感触，她想用“兴利除弊”的微小改革来挽回这个封建大家庭的颓势，但这只能是心劳日拙，无济于事。
对于探春这样的人，作者是有阶级偏爱和阶级同情的。但是，作者没有违反历史和人物的客观真实性，仍然十分深刻地描绘了这个形象，如实地写出了她“生于末世运偏消”的必然结局。原稿中写探春后来远嫁的情节与续书不同，这我们已在她的判词的注释中说过了。曲中“从今分两地，各自保平安”，也是她一去不归的明证。“三春去后诸芳尽”，迎春出嫁八十回前已写到，元春之死、探春远嫁，从她们的曲文和有关的脂批看，也都在贾府事败之前，可能八十回后很快就会写到，这样，八十回后必然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情节发展相当紧张急遽，决不会像续作者写“四美钓游鱼”那样松散、无聊。
贾政与妾赵姨娘所生，排行为贾府三小姐。她精明能干，有心机，能决断，连王夫人与凤姐都让她几分，有“玫瑰花”之诨名。她的封建等级观念特别强烈，所以对处于婢妾地位的生母赵姨娘轻蔑厌恶，冷酷无情。抄检大观园时，她为了在婢仆面前维护作主子的威严，“令丫环秉烛开门而待”，只许别人搜自己的箱柜，不许人动一下她丫头的东西。“心内没有成算的”王善保家的，不懂得这一点，对探春动手动脚的，所以当场挨了一巴掌。探春对贾府面临的大厦将倾的危局颇有感触，她想用“兴利除弊”的微小改革来挽救，但无济于事。最后贾探春远嫁他乡。
“我但凡是个男人，可以出得去，我必早走了，立一番事业，那时自有我一番道理”。
这是探春发自肺腑的一段话。“我早必走了”一句,正好说明周围的人在心里是用庶出———低下的眼光来看她,这样的环境实在是呆不下去!“我但凡是个男的”正好说出她是个女的而且又是庶出的无可奈何的悲哀。“立一番事业,那时自有我一番道理”正是说明了此时自己的身份地位的低下,但又无法改变自己身份地位的哀伤。所以探春说完了这话后,“不禁滚下泪来”( 第五十五回) 。
以上论述说明了在那宗法制度的社会里,人们是用庶出———低下的眼光来看探春的，由此形成了探春内心的隐痛。
任何人都无法选择自己的性别，探春作为一个女性，就必然要遵循男权社会所规定的女性模式。诸如“男以强为贵，女以弱为美”；“敬顺之道，妇人之大礼也。” 女子须自甘于“卑、弱”，“苟不甘于卑而欲自尊，不伏于弱而欲自强，则犯义而非正矣。”。宋明以来更是大力宣扬“女子无才便是德”的理论。
然而，探春是一个天性好强之人，她自信不比男子逊色：“孰谓莲社之雄才，独许须眉；直以东山之雅会，让余脂粉。”（第三十七回）大观园的诗社就是她发起的,五十六回的兴利除弊让人看到了她的精明强干。另外居室“秋爽斋”的陈设也显出探春爽朗，胸襟不凡的性情。因此曹雪芹在《金陵十二钗正册》中言其“才自精明志自高”。很明显，探春的个性与男权社会下的女性模式格格不入。只因身为女性，就要受社会的限制，“偏我是女孩儿家，一句多话也没有我乱说的”，更不要说“立一番事业”了。这是探春背负的第一重的尴尬，也是悲剧的开始。
2、 探春又是庶出，受到家庭宗法观念的歧视，就是在家庭这个范围也不能尽情施展她的才志，宗法家庭对庶出的限制,社会对女性的限制，束缚着她。“妻妾不分则家室乱，嫡庶无别则宗族乱”的封建社会，使探春处于尴尬不利的境地：一方面她是主子姑娘，享有封建贵族的一切特权；另一方面，她又是“姨娘姑娘”、为世俗所轻，而且大家从言行上都会有意无意地提及她是庶出的姑娘。
正如兴儿向尤氏姊妹夸赞探春之后所说：“可惜不是太太养的。”凤姐在连夸探春三个“好”之后，也颇为惋惜地说：“只可惜她命薄，没托生太太肚子里。”她对平儿说：“将来攀亲，如今有一种轻狂人，先要打听姑娘是正出是庶出，多为庶出不要的。” “庶出”直接影响的是她将来的婚姻，迎春就是个例子；而且也影响了她在家族中的地位，虽为贵族，却平空比被人低了一截。以她的个性这一点是无法忍受的。
“庶出”已经成为一块治不好、挖不掉的心病，也使她形成一种独特的心态：尽力向贾政、王夫人一边靠，也竭力离赵姨娘远些，最好让别人忘记自己是姨娘所生，只知道她是“主子姑娘”。然而，她不但无法改变“庶出”这个事实，而且她的生母赵姨娘偏偏又是一个自轻自贱，为众人所不齿的人物；胞弟贾环更是猥琐不堪，处处遭人嫌弃。每每总是惹是生非，就算大家嘴上不说探春的什么，可难保心里不知都嘲笑了她多少回了？因而，探春就处于一种更难堪的地步。远离生母根本就斩断与之荣辱与共的必然联系？探春左右不了前者，摆脱不了后者，这是她背负的第二重尴尬。
3、 探春可以反抗命运,但无法选择自己的出生。事实毕竟是事实,庶出的低下一直是探春一生拂不去的阴影和埋藏在心底的隐痛,由此就引起她的自卑感。另外我们还应看到她的自卑是和失望如影随形的。探春实际上从来没有得到真正的 母爱，她在情感上有着寒冷感。当平儿在她面前说了句：“不枉姑娘待我们奶奶素日的情意了。”仅仅是这一句略带感情的话，就使她一反平日英爽刚毅的风度，突然变得十分委婉温情，“不但没了气”，“又伤心起来”，并说“我细想我一个女孩儿家，自己还闹得没人疼，没人顾的，我哪里还有好处去待人？”说到这里，不免又流下泪来。在探春的心里，她早就觉得自己是唯一没有受到爱和温情的人。“与其说她的自卑和失望是形影相随的，不如说她的自卑是在失望的心理基础上产生的。这就使得整个探春的形象笼罩在一声沉重的叹息之中。”
自卑中的反抗 1“ 由于自卑总是造成紧张，所以争取优越感的补偿动作必然会同时出现。”（2）建立优越感，获得心理补偿，是消解自卑的一种重要手段。这也是探春走出自卑困境的最初的尝试。
探春代理凤姐管理家务，她自知人微言轻，故而一开始便“ 发威动怒”， “ 找几件利害事与有体面的人开例作法子”，以树立威权。即使是在一些小事上，探春也极力显示出自己的威严。如盥沐： “ 探春因盘膝坐在矮板榻上，那捧盆的丫鬟走至跟前，便双膝跪下，高捧沐盆；那两个小丫鬟，也都在旁屈膝捧着巾帕并靶镜脂粉之饰”，连颇有身份和实权的平儿也屈身服侍， “ 忙上来与探春挽袖卸镯，又接过一条大手巾来，将探春面前衣襟掩了。”再如她进餐： “ 只觉里面鸦雀无声，并不闻碗箸之声。”（ 第五十五回）一次，探春专心于下棋，回事的管家林之孝家的不敢打扰，只得“ 站了半天”（ 第六十二回），可见其“ 气象严厉”。探春“ 在举止间处处故意要凌架于他人之上”，正是因为她内心深处有需要“ 做出特殊努力才能抵消的自卑感”（3）。
其实探春的这些行为都是很容易理解的，只因心里那份自卑存在，她只有在表面的言语，行动上表现出优越感，才能平衡她的心。因为心中有那份不平的怨气，所以她不可能象迎春那样——丫头婆子们闹翻了天，她也不出言喝止，尚自拿着《太上感应篇》置身事外。她要反抗，而以一人之力对付整个等级森严的制度，无疑是飞蛾扑火。
2、 她深深自卑的外化也表现为刻意保持的强烈的自尊。最能体现探春强烈维护自身尊严的，莫过于“抄检大观园”一回——
“抄检大观园”是贾府统治者最露凶残、最显横暴、危害最烈的一次行动，它完全撕去了“诗礼簪缨”贵族之家温情脉脉的面纱，而像一头发疯的母兽，在自己的窝里任意啮咬。在大观园居住的众多姑娘（除宝钗因“亲戚情面”之外）连同贾家一族的命根子宝玉的居所及使役的丫鬟婆子，无一不被“抄检”。面对受邢、王二夫人指使有恃无恐凶相毕露的一班豪奴恶仆，一贯乖张的宝玉不敢抗拒，向来小性的黛玉缄口不言，唯有探春表现了坚决的不合作态度，进行了激烈的反抗，并给了执行抄检的首恶王善宝家的一记响亮的耳光！
说实话，我看《红楼梦》的时候感到心里很压抑，当看到探春的那一耳光时心中的郁闷之气才得以疏散，真是大快人心。我们看到她率领众丫鬟“ 秉烛开门而待”, 秋爽斋中满布着仿佛可以点燃得起来的怒气, 正在一触即发的等待着前来搜查的人们。惯于颐指气使的凤姐, 在这个少女的威凌之下, 也完全失去了她特有的机灵泼辣, 只有唯唯诺诺、连声赔笑的份儿。可是那个挑起一场风波的始作俑者、陷害晴雯的引火人——王善保家的,偏不相信,“一个姑娘家就会这么厉害起来, 况且又是庶出的”；于是“ 乘势作脸”,竟然“当众向前,拉起探春的衣襟,故意一掀。嘻嘻的笑道:‘连姑娘的身上我都翻了,果然没有甚么’”。面对这种放肆的带有侮辱性的搜身, 不可轻侮的探春岂肯罢休? 我们似乎还没来得及想好, 就听得“啪”的一声, 王家的脸上早已着了探春一巴掌。这响亮的一掌, 是为人所不敢为的一掌, 更是伸张正义大快人心的一掌。
这场斗争中, 探春因她的庶出身份也使她置身于被侮辱于被损害的群体之中。且不说探春关于封建家族“自杀自灭”才能“一败涂地”的洞彻之见，也不说“渐渐的来了”“连你们抄的日子有呢！”的政治预言，只看她在抄检过程中的忧愤绝望、激烈狂怒，就可以体察探春对家族体统和自身尊严的视之重，护之切，忧之深，虑之远。探春忧愤，因为她亲眼看到了家族“自杀自灭”的开始；探春狂怒，因为往日的奴才也敢凑上前来轻慢“主子姑娘”。那一记响亮的耳光，既是对抄检行动的无声抗议，也是对蔑视探春、认为“又是庶出，他敢怎的”的豪奴的当头一棒！这一记耳光，响彻大观园，震惊荣宁二府。打在王善宝家的脸上，未必不痛在贾府统治者心里。刚强的探春，“素日平和恬淡”的探春，以这样看似“过激”的方式，发出了自己抗议的呼喊，表达了对家族当权者“自杀自灭”愚蠢行为的强烈的不满！也维护了自身不容侵犯的尊严！
3、 自卑的反面是自信，反抗自卑往往也能激发人的主动性和创造性，转而成为一种坚定的自信。正如探春《簪菊》诗所言，“ 高情不入时人眼，拍手凭他笑路旁”（ 第三十八回），强大的自信支撑起了探春傲岸不群的思想性格，使她敢于突破传统观念的樊篱。大观园里的第一个诗社是她发起的。大观园内的女儿们大多不是老宗祖所说“认得几个字罢了”，他们大都有着不安分的灵魂，有学向，有才华，可是为什么只有这位三小姐组织发起诗社呢？可见这“才”是无人可比的，也是别人不曾有的。
她关心家族命运，深知贾府积弊。因此，当她理家时，便以一种积极主动的精神，“ 兴利除宿弊”，表现出非一般闺阁女子所具有的魄力，真真是“脂粉队里的英雄”。
第五十五回开始，写凤姐有疾，“不能理事”。而王夫人不愿多管，“凡有了大事，就自己主张；将家中琐碎之事，一应都暂令李纨协理”。只是考虑到李纨“尚德不尚才”，有可能“逞纵了下人”，才又“命探春合同李纨裁处”，并且明言：等“凤姐将养好了，仍交给他”。探春上任之后，立即显示出她的勤勉、办事能力和原则性。此文在此不做详述。我们来看探春趁协理之机做得改革：一是蠲免重叠费用，节流开支。二是对园子实行“承包”，开源增收。“承包”的想法是手赖大家花园管理的启示来的。李纨对“承包制”作了简赅的概括：“省钱事小，园子有人打扫，专司其职，又许他们去卖钱。使之以权，动之以利，再无不尽职的了。”。探春的这一新举措的效果良好，承包人在任务的逼迫、利益的驱动下，整个荣府及大观园自然地得到了维护和保管，根本不用主子操心，可谓达到了‘无为而治’。正是探春革除弊端，依理治理，以利驱人，在贾母等要人都不在家时，致使荣府的秩序一片井然，各级奴才都不令而行，尽职尽责。回目上，曹雪芹题的是“敏探春兴利除宿弊”，一个“敏”字，赐予了她无比的智慧。
对赵姨娘的态度 虽然赵姨娘是探春自卑的根由，可我认为，“儿不嫌母丑”,探春对赵姨娘不是冷酷无情的，更多的时候是对自己生母的无奈。
赵姨娘是贾政侍妾，虽生有一儿一女，但在贾府地位仍“极低贱，甚至比未嫁的丫头及年老的用人还差一段”。“子以母贵”，生母赵姨娘的这种卑贱身份却不免让探春难堪。加之赵姨娘不能安分守己，“ 每生诽谤”，使探春在王夫人跟前也常受到她的牵累（第五十六回）。在探春管家的时候，赵姨娘去闹。在赵姨娘刚去的时候，探春是“马上让座，叫姨娘慢慢说，谁欺负了姨娘，我给你做主”，可是没想到赵姨娘说竟然是自己给她没脸，大闹一场。所以在赵姨娘不厌其烦地重复“你是我生的……你是我养的”的时候，探春才不得不说“谁是我舅舅？我舅舅刚升了官……”，来叫着姨娘闭嘴，也好少出丑叫人家笑话。
每每和赵姨娘的冲突都会深深触痛了探春敏感的神经。她的心情应该是“恨铁不成钢”吧，这种心情应该是父母用在子女上，可是在探春和赵姨娘这里，正好反过来，从探春的话里可以看出她对着姨娘的希望“你看看人家周姨娘，安安分分的，谁还能小欺负看了她？姨娘你怎么就不能收敛点，只有首先多多自重，人家才会尊重你啊。”在探春心里，不希望着姨娘做到多么贤惠，只要和周姨娘那样不生事就不错了，可惜连这么小的要求赵姨娘都做不到。探春只有一次次的失望。
探春也是真心关心赵姨娘的。从赵姨娘和芳官等小丫头子打架来说，园子里的婆子丫鬟哪个不是看热闹的？有谁去真心劝解？也就只有探春是真心着急，真心去劝架罢了。“何苦不自尊重?大吆小喝,也失了体统。”从探春那失望又急切尴尬痛苦的话里，我们看到了探春的无奈。每次看到这里，想着探春的“我自己一个女孩家还没人疼没人顾的，哪又有力量去疼 别人……”我想，其实探春的要求很简单，就是要赵姨娘即使去抗争，也要用正派用有尊严的方法。她的内心是希望别人尊重自己的亲娘的。可赵姨娘总是不争气，经常弄到“人嫌狗不待见”的地步，探春也只有陪着尴尬了。
探春对赵姨娘的感情这点在电视版的探春远嫁那集表现的很明显，探春向赵泪别，说明骨肉亲情毕竟还有的。探春的一些“过激”行为只能说是一时气愤所致。生母毕竟和自己骨肉相连，不是说断就能断的。
形象的意义 探，叹也。如果探春生到现代，事业一定会很成功。可偏偏生在等级森严的社会，使她从出生就带了致命伤——庶出的女儿。即便有才，可那个社会需要的是“女子无才便是德”。她生的尴尬，活着更尴尬。而她却又不甘心，偏偏要争一争，弄得自己“没人疼没人顾”，或许就是叔本华所说的人生即痛苦。人只要有所求，痛苦就不可避免。
我们每个人都有不同程度的自卑感，可又并不是每个人都能超越自卑。探春以自己的方式向众人表现出一个“文彩精华，见之忘俗”的“红玫瑰”。刺多只因太多不平，刺也只是保护自己的方式。
可以说我们每个人某种意义上都是不同程度上的探春，只不过限制、束缚乃至埋没的地点、时间、条件不相同。人与生存的环境始终是对矛盾。我想探春形象之所以有生命力，秘密就在这里。只要这种矛盾存在，探春形象的意义就存在。
开放分类：
文学、红学、红楼梦、金陵十二钗、红楼人物
参考资料：
1.《红楼梦》人民文学出版社 曹雪芹、高鹗著 1990年8月第1版
2.《《红楼梦》贾探春自卑心理浅析》 彭知辉 《湖南第一师范学报》2004年9月第4卷第3期
3.《管家有术，补天无力——贾探春理家改制片论》 孙洪军 刘玉梅
4.《滨州教育学院学报》2000年6月第6卷第2期
5.《“都是些阴微鄙贱的见识” ——论赵姨娘》 李希凡 李 萌
6.《红楼梦学刊·二○○五年第六辑》
7.（1）出自《自卑与超越——探春心理剖析》 梅桐生 《贵州文史丛刊》 第57-58页
8.（2）（3）出自《超越自卑》 阿尔弗雷德·阿德勒 著 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1997年版76、74页
9.《红楼梦诗词曲赋鉴赏》蔡义江著
❻ 《红楼梦》的整个线索是什么
主要有以下几种说法：
一、“宝黛钗爱情婚姻悲剧说”。
①李希凡、蓝翎在《关于〈红楼梦〉的思想倾向问题》（《新建设》1955年4月号)中说:“《红楼梦》是以贾宝玉、林黛玉与薛宝钗的恋爱故事作为贯串全书的中心线索。”
②舒芜同志在《“谁解其中味”—有关〈红楼梦〉的若干问题讨论》(《红楼梦学刊》1980年第1辑)中认为:“无论如何，宝、黛、钗之间的故事，才是《红楼梦》的主要故事，或者说，是贯串和联络千头万绪的一条主线，这是不可否认的。”
二、“宝黛爱情悲剧说”。
①何其芳在《论红楼梦》(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9月版)中说:“贾宝玉和林黛玉的爱情悲剧是《红楼梦》里面的中心故事，是贯穿全书的主要线索。”
②李春祥在《＜红楼梦＞的主线与主题》(《开封师范学院学报》1979年第1期)中说:“从以上概括的情节线索中无可辩驳地说明，宝黛爱情婚姻悲剧决不是《红楼梦》的附属部分，而是贯穿全书的情节主线或中心情节。”
③黄立新的文章题目就叫作《宝黛爱情故事应是＜红楼梦＞的主线》(《红楼梦学刊》1980年第4辑)。在该文中，他首先阐明什么是“主线”，及“主线”应具备的条件，然后指出，《红楼梦》“以宝黛爱情作为主线，是‘确切’的，符合实际情况的。”
三、“以贾府为代表的封建家族衰亡史说”。
①刘世德、邓绍基在《＜红楼梦>的主题》(《文学评论》1963年第6期)中说:“曹雪芹在《红楼梦》全书内用荣国府、宁国府由盛而衰这样一根基本线索把许多大大小小的情节贯串起来。”
②程鹏在《人物千姿百态，意境气象万千—漫谈曹雪芹刻画贾府外围人物的艺术特色》(《红楼梦研究集刊》第1辑，1979年11月)中说:“《红楼梦》全书的主线，是以贾府为代表的封建家族由鼎盛走向崩溃的衰亡史。”
四、“贾宝玉叛逆道路说”。
①马国权先生也是力主“叛逆道路说”的。他在《灰蛇伏线，终有迹象可寻—从四次大的矛盾冲突看＜红楼梦＞的情节主线》(《沈阳师院学报》1981年第1期)中说:“笔者认为。反映在宝玉和贾政之间的叛逆与卫道的斗争是小说的情节主线。”
②鲁云涛在《也论＜红楼梦>的主旨》(《西南民族学院学报》1985年第2期)中说:“《红楼梦》的主线，与其说是宝、黛、钗的爱情纠葛，毋宁说是宝玉的成长和生活道路。后者同《红楼梦》里的各种生活、事件、人物的联系更直接更密切，这条线索才是真正贯彻了作品的整个始终。”
五、“四大家族的衰亡过程说”。
①洪广思在《阶级斗争的形象历史—评＜红楼梦>》(人民文学出版社，1974年10月版)中说:“作者选择贾、史、王、薛这样的四大家族，以它们的盛衰为主线展示封建社会错综复杂的阶级斗争，是有深刻的典型意义的。”该文还批评了“贾宝玉和林黛玉的爱情悲剧是‘贯穿全书的主要线索’”的观点。
②柏青《封建家族的兴衰—谈＜红楼梦＞的主线》(《北京大学学报》1975年第3期)也指出:“宝黛的叛逆悲剧(包括爱情悲剧)，在全书中无疑是一个很重要的线索。……但是，宝黛的叛逆，并不是《红楼梦》的基本线索或主线，它只是从一个方面来呈示四大家族的兴衰。四大家族由盛到衰的发展过程，才是《红楼梦》的基本线索或主线。”
❼ 红楼梦中太虚幻境有哪些部门,它,大观园与贾府三者的隐喻关系
好 事 终
画梁春尽落香尘。擅风情，秉月貌，便是败家的根本。箕裘颓堕皆从敬。，家事消亡首罪宁。宿孽总因情
【鉴赏】
这首曲是唱秦可卿的。
《好事终》，指秦可卿与贾珍乱伦的丑事告一段落，曲名含着明显的讽刺意味。
从曲子开头几句看，作者似乎是把贾家败落的责任归到秦可卿身上。其实细看书中情节，不过是通过秦可卿把宁府贾珍、贾蓉、贾敬等人牵出来，进行暴露和鞭苔。秦可卿的堕落是主动还是被迫，不得而知，但无论从哪个角度说，贾珍都是主要责任者。秦可卿出身并不高贵，是其父秦业丛“养生堂”抱养的孤儿。贾珍这个无耻的酒色之徒垂涎其美，不顾伦理关系，勾引她堕落，导致她自杀，应该是合理的推测。由此再进一步，作者以为贾珍的堕落，责任又在其父贾敬。这个贾敬一心想当神仙，整年烧丹炼汞，“只在都中城外和道士们胡羼”，完全放弃了家业和对子孙的教育。于是贾珍、贾蓉父子“只一味高乐不了，把宁国府翻了过来”，也没人敢来管他们。子孙不肖，后继无人，不败何待?
1香菱 首句“根并荷花一茎香”写的是莲根荷花同长在一根茎上，一样芳香。荷花也称莲花，这里暗示香菱原名英莲。
“自从两地生孤木”的“两地 生孤木”寓一个“桂”字，点 出夏金桂的名字。
最后一句“致使香魂返故乡”指的是死亡，暗示香菱被夏金桂虐待致死。香菱由地主阶级出身的小姐而终于 落入四大家族的罗网，这种遭遇深刻反映了在封建社会的斗争中，中、小地主必然破败的命运，也抨击血淋淋的妻妾制度的残酷，从而揭示封建“末世”女子的悲惨命运。
2王熙凤 凡鸟从末世来"指的是凤姐这么一个能干的女强人生于末世的不幸，"凡鸟"是繁体里的"凤"字，也就暗指王熙凤。从凤字拆出来得"凡鸟"二字比喻庸才，借用吕安对喜的典故，点出"凤"，自然是种讥讽。画里的雌凤所靠着的冰山，指的就是将融化的贾府所象征的靠山。"一从二令三人木"指的是丈夫贾链对凤姐的态度变化。新婚后先"从"，对她百依百顺，样样都听她的；"二令"解为"冷"，指的是丈夫对她的渐渐冷淡与开始对她发号施令；"三人木"以"拆字法"是指她最后被休弃的命运。"哭向金陵事更哀"就是她被休弃后哭着回娘家的悲哀的写照。在当时封建的社会中，被休弃是非常悲惨的。
回答完毕，谢谢
❽ 增评校注红楼梦的作者简介
增评校注红楼梦是由红学家、中国红楼梦学会副会长蔡义江先生精心校勘的一个版本。
蔡义江：1934年1月生，浙江宁波人，1954年毕业于前浙江师范学院（现浙江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1978年调京，筹创《红楼梦学刊》，成立红学会；
1986年任民革中央常委、宣传部部长。曾任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红楼梦学会副会长，中国古典文学普及研究会副会长。在中国古典文学特别是唐宋诗词、红学研究方面成绩显著。
出版的主要著作有：《红楼梦诗词曲赋评注》、《论红楼梦佚稿》、《红楼梦》校注、《蔡义江论红楼梦》、《红楼梦丛书全编》、《稼轩长短句编年》、《香港上海书局》、《清代文学概论》（日本每日交流社）、《宋诗精华录》注释、《宋词三百首》详析（台湾建宏书局）等。
《增评校注红楼梦》（一至六册），蔡义江评注，曹雪芹原著，佚名氏续作，程伟元、高鹗订补。
在 繁多的《红楼梦》排印整理本中，本书独具特色，被誉为“蔡本”，即由著名红学家、中国红楼梦学会副会长蔡义江先生倾注大量心血、精心校勘的一个版本。她以十余种红楼梦早期版本互校，择文首重现存最早、文字最可靠的乾隆抄本——甲戌本，亦不忽略他本长处，在不悖情理和文理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保持了曹雪芹原作的面貌。周汝昌先生曾著文称“到目前为止，这是我最喜欢的一个本子”。本次修订，蔡先生大量吸收了红学研究特别是版本研究的新成果，增加了精彩的回前提示，比初版更上一层楼。无论是品味欣赏，还是研究收藏，这个版本都是不可或缺的。
❾ 非常谢谢您的回答！但请问林黛玉形象的国内外研究综述应该怎么写呢
内容提要 20世纪红学界对林黛玉形象的研究异彩纷呈，纵观上个世纪, 林黛玉评论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1、现实的道德伦理评判；2、文学的典型评论；3、文化与美学探索。这个时期,对黛玉的原型和曹雪芹佚稿中的黛玉之死也作了深入探讨。虽然评论的视角、评论的方法几经变化, 但至今仍无定论, 其原因在于这一典型形象本身所具有的复杂性、模糊性及其永恒魅力。
关键词 世纪 红楼梦 林黛玉研究
《红楼梦》自诞生至今已近两个半世纪, 人们对林黛玉的评论也进行了二百多年, 但林黛玉形象的本质特点至今仍无一致意见。据笔者不完全统计,20世纪林黛玉研究的专论就有三百多篇, 还不包括对这一形象有所涉及的著作。本文旨在对这些研究成果择其要者进行综述, 以期对林黛玉评论流变的主脉作一个大致的梳理。
中国古典小说人物形象分析史的一般流程为现实的道德伦理评判、文学的典型评论和文化与美学探索三个阶段。20世纪林黛玉评论亦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从时间上相应地划分为三个阶段：20世纪初至40年代末, 50年代至70年代, 80年代初至20世纪末。
现实的道德伦理评判
20世纪前半期的林黛玉研究
20世纪的前五十年论者大都将林黛玉放到道德文章天平上衡估, 出现了一些有价值的论断。
1904年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光绪三十年）问世, 这是20世纪《红楼梦》研究的发端之作。其中对林黛玉和宝玉的爱情悲剧进行了论述：“ 兹就宝玉、黛玉之事言之：贾母爱宝钗之婉嫕而惩黛玉之孤僻, 又信金玉之邪说而思压宝玉之病；王夫人固亲于薛氏凤姐以持家之故, 忌黛玉之才而虞其不便于己也；袭人惩尤二姐、香菱之事, 闻黛玉‘ 不是东风压西风, 就是西风压东风’之语（第八十一回）, 惧祸之及而自同于凤姐, 亦自然之势也。宝玉之于黛玉, 信誓旦旦, 而不能言之于最爱之祖母, 则普遍之道德使然, 况黛玉一女子哉！由此种种原因, 而金玉以之合, 木石以之离, 又岂有蛇蝎之人物、非常之变故行于其间哉？不过通常之道德、通常之人情、通常之境遇为之而已。” 在王国维看来, 林黛玉的性格、出身及当时道德因素注定她的悲剧是无可避免的。
民国初年,《红楼梦》研究中形成了一个势力颇大的派别—索隐派。其代表人物有王梦阮、沈瓶庵、蔡元培、邓狂言等。他们的目的在于寻求小说所“ 隐去” 的“ 本事” 或“ 微义” , 而实质是穿凿附会地去求索《红楼梦》所影射的某些历史人物。王梦阮、沈瓶庵的《红楼梦索隐》（1916年出版）认为《红楼梦》全书为清世祖与董鄂妃而作, 林黛玉即董鄂妃董小宛。1917年出版的蔡元培的《石头记索隐》认为“ 林黛玉, 影朱竹垞也, ” “ 绛珠影其氏也, 居潇湘馆,影其竹垞之号也。竹生于秀水, 故绛珠草生于灵河岸上。”邓狂言的《红楼梦释真》（1919年出版）赞成林黛玉即董小宛的说法。他说“ 书中之宝玉, 黛玉,皇帝与后妃也。”（ 《释真》二十二回）但他又说林黛玉写的是乾隆的皇后富察氏。“ 曹氏之林黛玉非他, 乾隆之原配嫡后, 由正福晋进位, 后谥孝贤皇后富察氏也。” 《释真》二回紧接着又自相矛盾, 说林黛玉不是别人, 是方苞。“ 林黛玉之以朝臣混之, 混之以方苞。苞也, 灵皋也；绛珠, 仙草也甘露也, 泪也。一而二, 二而一也。” （《释真》二回）林黛玉一下子变成了董小宛、孝贤皇后富察氏、方苞三个人。综观索隐派对林黛玉的研究, 不仅是牵强附会的, 而且本身往往是矛盾的。
俞平伯的《红楼梦辨》于1923年刊行, 他在《作者底态度》一文中, 通过对原作的比勘, 提出了“ 书中钗黛每每并提, 若两峰对峙, 双水分流, 各极其妙莫能相下, 必如此方极情场之盛, 必如此方尽文章之妙” 的著名观点, 即“ 钗黛合一”论。尽管“ 钗黛合一”论早在《红楼梦》产生之际就已产生, 庚辰本第四十二回回前总批即言“ 钗、玉名虽二个, 人却一身” , 但是, 俞平伯先生却是现代首先明确提出“ 合一” 说的学者。他对林黛玉的评价不再局限于单个人的范围之内, 也不再限于对人物进行伦理判断。此后, 林黛玉评论开始了文学评价、美学评价的历程。
1935年5月24日的《北平晨报》刊发了李辰冬的《林黛玉》一文。李辰冬认为“ 林黛玉的人生观完全同宝玉一样, 只求一个爱。贫富贵贱, 兴衰际遇,也是不闻不问。”他说林黛玉“ 幼而失母, 继而丧父” ,寄居的生活环境“ 养成她的伤感性” , 而薛宝钗的出现所形成的这一特殊环境, 又引起了黛玉的“ 善妒” 。“ 在中国文学史上, 有两位妒的典型人物, 一是潘金莲, 一是林黛玉；然将她二位对照, 就可发现前者为资产社会的, 言谈粗鲁, 后者为绅士阶级的, 辞调文雅。”李辰冬在分析中谈及了林黛玉某些性格特点形成的环境的原因, 是有道理的, 但他把林黛玉的性格形象, 集中概括为一个“ 妒”字, 却是十分片面的
1944年第1期、第2期《现代妇女发表了太愚的《林黛玉的恋爱》和《黛玉之死》。他在《林黛玉的恋爱》中说“ 这个少女发现到人与天的抵触了, 而自己是毫无凭借的。可是她的感情不许她退让, 她坚持着要独占宝玉, 也可以说就是以自己的生命与那天定的金玉姻缘斗争。因此她随时谛听着, 有谁的脚步声走近了宝玉的身边；随时窥伺着, 宝玉的心在向谁跳动。她的灵魂永远在紧张、惊愕之中。可是这诗人本质的姑娘既不了解环境, 更不懂得战略战术；她惟一的能力就是无意地使用锋利的言词刺戟敌人和伤害中立者, 以使得敌人戒备, 使得自己绝无友军而已。她神经越敏锐, 估计敌情越强, 地位越孤立, 假想的敌人越多于是只有让深重的疑惧、妒恨、忧郁不断地侵蚀自己, 而人生的路径也就非常狭窄了。”他又在《黛玉之死》中指出“ 黛玉为什么死？是因为她的恋爱失败。恋爱为什么失败？因为她的性格不为环境所容许。黛玉和她的情敌宝钗的性格是完全背驰的。宝钗在做人, 黛玉在做诗；宝钗在解决婚姻, 黛玉在进行恋爱；宝钗把握着现实, 黛玉沉酣于意境；宝钗有计划地适应社会法则, 黛玉自然地表现自己的性灵；宝钗代表当时一般家庭妇女的理智, 黛玉代表当时闺阁中知识分子的感情。于是那环境容纳了迎合时代的宝钗, 而扼杀了违反现实的黛玉。黛玉的悲剧就是由于这样的性格与时代之矛盾而造成的。”太愚可以说是开始读懂林黛玉形象的第一个学者, 他的精辟的观点为后来的许多评论者所继承。
周华的《林黛玉——从一个不健康的个人主义者看中国式的贵族生活》（天津《大公报》1947年12月16日）一文认为“ 林黛玉是一个接受了很多出世哲学的个人主义者, 她善良、‘ 率性’ , 有自然主义的倾向, 渴望平等自由, 但由于时代的限制和阶级的局限, 她对封建势力主要采取妥协逃避的对策。她的源于贫乏的贵族生活的精神生活充满着脆弱, 温情主义使她不能反抗任何迫害, 只能到处乞求依靠, 由此可看出她的精神生活是不健康的。”
这段时期, 索隐派完全把林黛玉看成了现实生活中某个实在人物, 没有把她作为作家创造的文学形象来对待, 是一种误读。有些论者对这一形象进行了一定的道德评价和判断。太愚则是用马克思主义研究林黛玉的第一人, 其观点影响深远。
文学的典型评论
——20世纪50至70年代的林黛玉研究
1954年, 国内学术界对胡适、俞平伯为代表的新红学派进行了批判, 标志着《红楼梦》研究过程中的某种转折。正是在这种情况下, 李希凡发表了《红楼梦中两个对立的典型—林黛玉和薛宝钗》（《新观察》1954年第23期）。文章认为“ 林黛玉和薛宝钗是两个完全对立的典型性格, 体现着不同的社会力量。林黛玉是封建社会的叛逆者, 追求着美好生活的理想, 要求个性自由发展与封建势力之间形成矛盾, 最终造成她的悲剧命运。而薛宝钗是一个封建制度的坚决维护者, 封建礼教所要求的‘ 德’与 ‘ 才’兼备。”据此, 李希凡批判了俞平伯的“ 钗黛合一”论, 认为它是唯心主义的美学观点。
否定“ 钗黛合一”说的另一篇重要文章是刘大杰的《贾宝玉和林黛玉的艺术形象》（《解放日报》1954年12月12日）。文章认为“ 林黛玉这一悲剧典型,是中国古典文学里出现的最优秀的妇女典型。” “ 她有高度的文学天才, 清醒的哲学头脑, 高尚的情操,真挚的热情。她鄙视封建文化的庸俗, 她诅咒八股功名的虚伪；她不馅上骄下, 不贪图富贵, 她用生命来争取她的理想, 不屈服不投降, 不同流合污, 为了坚持自己完整的人格与幸福的爱情, 她斗争到最后一分钟。” “ 这一典型形象, 是长期封建社会妇女们的才华与苦痛的总结。” 作者认为宝钗在思想性格上,与宝黛二人是对立的, “ 钗黛合一”说难以成立。
李希凡、刘大杰的文章在当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此后几年间出现了舒芜的《林黛玉和薛宝钗》（《新中国妇女》1955年第1期）， 鞠盛的《从宝玉挨打看林黛玉与薛宝钗》（《文艺学习》1955年第1期）, 以及杨柳的《贾宝玉、林黛玉典型形象的社会意义》（《光明日报》1955年2月13日）和兰心的《曹雪芹笔下的黛玉和宝钗》（见1963年《散论红楼梦》一书）等一系列的文章。这些文章的观点与李希凡、刘大杰等人基本保持了一致, 即把林黛玉定格在“ 封建叛逆者” , 她与薛宝钗是处在两个对立面的。
当学术界、读书界对林黛玉的评论基本趋于一致的时候, 何其芳于1956年底完成了《论红楼梦》的长文, 并发表于次年的《文学研究集刊》第5辑。该文第四部分指出“ 至于林黛玉的性格的特点, 如果只用叛逆者来说明, 那就未免也过于笼统了、有些文章说她是‘ 具有浓厚解放思想的人物’ , 说她‘ 几乎兼有崔莺莺、杜丽娘的柔情和祝英台、白素贞的勇敢坚强’ , 这正是一种忽略了这个典型的个性和特点的结果。我们还是看在生活中, 人们是怎样用林黛玉这样一个共名。人们叫那种身体瘦弱、多愁善感、容易流泪的女孩子为林黛玉。这种理解虽然是简单的, 不完全的, 或者说比较表面的, 但也并不是没有根据。这也正是林黛玉这个典型的最突出的特点在发生作用《红楼梦》也是反复地描写了这个特点的。” “ 自然, 人的性格总是复杂的。作者也曾写到了她的性格的其他方面。写她冰雪一样的聪明。写她孤高自许。写她有时候也心直口 快, 而且善于诙谐。写她对于爱情是那样执著, 那样痴心。写她并不只是‘ 好弄小性儿’ , 对于她所爱的人有时也是很温柔的。然而她的性格上的最强烈的色彩却是悲哀和愁苦、这是一个中国封建社会的不幸的女子的典型。”何其芳指出在她身集中了许多不幸。她首先是一个女子, 这就使得她的叛逆性和反抗性与贾宝玉有很大的区别。“ 林黛玉的叛逆性和反抗性主要是以这样一种痛苦的形式表现出来，尽管不幸已经快要压倒了她, 她却仍然没有屈服, 仍然在企图改变她的命运；尽管她并不能粉碎封建主义对于她的心灵的桎梏, 她却仍然在和它苦斗, 仍然在精神上表现出来了一种傲岸不驯的气概。”何其芳的观点打破林黛玉形象评析简单化的局面。它告诉人们“ 如果只用叛逆者来说明”林黛玉的性格, 很难纲举目张地揭开这一不朽典型的全部内涵。
蒋和森的《林黛玉论》（《人民文学》1957年第8期）, 既不是对林黛玉作道德上的判断, 也不是简单地给她贴上一个阶级的标签, 而是非常详尽地分析了她生活的典型环境, 指出这个形象的典型意义“ 由于先天的体弱、母亲的早丧, 使林黛玉的童年生活迷蒙着一层不散的忧郁。” “ 她不安于依人为活的命运, 又无法摆脱这种命运, 使她敏感、自尊、气量狭小, 率真。” “ 林黛玉的痛苦, 不是由于她的敏感和多疑, 更不是由于自尊, 而是由于造成这种敏感和多疑, 并压迫这种自尊的私有社会制度。” “ 阶级的影响, 在这个少女的身上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优裕的剥削生活所培养出来那许多贵族小姐的清高、娇贵、脆弱、生活情调等等, 也像她的性格上其他许多闪射着光彩的东西一样, 自然地、纠缠在一起地从她的各种表现里流露出来。” “ 她所具有的那种属于‘ 艺术型’所特有的敏感和细致, 主要不是用来感受生活中的美和诗意, 而是用来感受那一时代的阴冷和潮湿。才禀在这个少女身上, 变成了一种可怕的灾难, 使她比一般人遭受到更为繁多、更为深细的社会折磨。”她执著地追求着排他的真爱, ‘她为爱情而生, 又为爱情而死。她似乎除了爱情之外, 就不知道世间还有其他任何的哀乐。”但封建传统观念又时时威胁着她渴慕爱情的心, 以致她把封建家族的当权者看成自由婚姻的保护者, 这必然造成她悲剧的结局。“ 即使宝黛如愿以偿地结为终身伴侣, 这仍然还是一个悲剧, 这不可改变的悲剧的根源, 总是由于在世纪的中国土地上, 找不到一块可以容纳林黛玉和贾宝玉生活道路的国土。” “ 林黛玉的悲剧, 是性格的悲剧, 时代的悲剧, 是‘ 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的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悲剧（恩格斯）”。同时, 我们也不应忘记在林黛玉的悲剧之中, 也包含着她所依附的那个封建没落阶级的悲剧, 金闺小姐的林黛玉所更加无力摆脱的悲剧。” 作者认为, 通过这一形象, 曹雪芹对既存制度、道德观念等提出了广泛的怀疑。何其芳和蒋和森的文章是他们运用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形象这一马克思主义文论观得出的结论, 有别于李希凡等人的阶级典型论, 从而使林黛玉这一人物形象的典型论日臻完善。
综观这段林黛玉研究的历史, 一个突出的特点是论者摈弃了现实的人的伦理判断方法, 开始了对形象的文学思考, 把林黛玉与作者的创作思想甚至艺术手段结合起来, 着眼于人物的性格、思想、时代、阶级内涵这一文学形象层面。
十年“ 文革”期间, 由于受四人帮“ 阴谋红学” 的影响, 对林黛玉形象的评论产生了一些荒谬的观点,那是一场非学术的喧闹, 此不赘述。
文化与美学探索
— 20世纪80年代至世纪末的林黛玉研究
改革开放后的20世纪80年代至世纪末, 随着思想的解放, 研究方法发生了变革。对林黛玉形象的评论进入以文化与美学的探索为主流, 兼有哲学的、心理学的研究和比较研究的阶段, 使20世纪林黛玉研究取得了新的成就。
需要指出的是, 从典型论到文化、美学探索经历了一个过渡时期。对林黛玉形象的认识总体上没有出现反复, 但在局部上存在正、反、合过程。林楠《论黛玉的觉醒和宝玉的蛰眠》（《河北大学学报》1981年第2期）把过去一向认为的黛玉宝玉这对反封建礼教和叛逆的战友分了开来：“ 叛逆路上林黛玉找到正确的出路。” “ 而贾宝玉只是一个可以觉醒, 但尚未觉醒, 正处在觉醒边缘的形象。”张锦池的《论林黛玉性格及其爱情悲剧》（《红楼梦学刊》1980年第2期）认为“ 林黛玉的思想性格, 既有尊重自我、敏感、尖刻、孤高、脆弱的一面, 又有尊重别人、笃实、宽厚、谦和、坚强的一面。前者是外在的,后者是内在的。” “ 二者之间又有其内在的联系：从人生哲学上说, 就是黛玉的谁尊重她, 她就尊重谁的处世原则, 这种处世原则包含着近代平等观念的萌芽。从政治思想上说, 就是黛玉的坚持叛逆本阶级给青年一代所指定的人生道路。从婚姻观上说, 就是黛玉的坚持婚姻必须以爱情为前提, 而爱情又必须以共同的叛逆思想作基础。这三者, 也就形成了林黛玉的思想性格的本质特征。” 何永康的《林黛玉性格世界透视》（《红楼梦研究集刊》1985年第12辑）则认为林黛玉的主导性格是叛逆精神, 但还有着“ 敏感多疑、傲岸不驯、贵族情调、诗人气质” 。周蕙的《林黛玉别论》（《文学遗产》1988年第3期）则认为“ 她是一个介于贾宝玉和薛宝钗之间, 具有独特审美价值的‘ 第三种人’ , 四十二回之前她是贾宝玉的同路人,四十二回之后, 她成为薛宝钗的同归者。”
正当研究者在品格、道德、时代、阶级内涵等结构这一层面反反复复而无多大进展的时候, 有不少人试图由文学的思索转向文化和美学的思索, 开始探索这个形象的内在蕴涵和魅力。曾扬华的《论林黛玉的美》（《中山大学学报》1983年第3期）就是这方面的较早尝试。他认为林黛玉“ 是一个可以与屈原形象实质相媲美的形象, 她是一个内外皆美, 而且具有强烈时代意义的人物, 竹、莲芙蓉、菊象征其美好的品格—出污泥而不染, 心灵朴实而又纯净,豁达而气量恢宏, 心地善良, 不为俗屈。” “ 其思想性格亦具有时代特征, 即要求尊重人, 维护人的尊严,不能容忍对人格和自尊心的丝毫裹读。”吴颖的《红楼梦十二人物论之一林黛玉》（《花城》1983年第5期）中的《林黛玉》一文认为“ 林黛玉的家庭生活环境和‘ 半封闭’ 的贾府, 孕育、形成了她追求人性解放觉醒, 追求自由爱情的性格。” “ 林黛玉的性格美, 高尚而纯粹, 清丽而丰实, 含蓄而深沉, 而且是表里澄澈的。”
继这两篇文章之后, 出现了大量以文化、美学为视角的研究, 形成林黛玉形象阐释中的主旋律。李希凡的《林黛玉的诗词与性格—红楼梦艺境探微》（《红楼梦学刊》1983年第1期）认为“ 敏感的诗人气质是林黛玉的性格之所以具有动人心魄的艺术力量的重要因素, 诗的境界、诗的氛围培育了她的风神秀骨, 使她在十二钗‘ 群像’ 中, 始终荡漾着清新雅丽的特殊韵味, 博得读者的同情与爱怜。林黛玉艺术形象这一渗透着诗情的个性特征, 可以说是中国小说史上的一个辉煌的独特的创造。” 吕启祥的《花的精魂 诗的化身—林黛玉形象的文化蕴涵和造型特色》（《红楼梦学刊》1987年第3期）指出“ 林黛玉不仅是《红楼梦》的第一女主人公, 在某种意义上, 也可以看做整个中国文学史的第一女主人公。她是凝聚着本民族文化的华粹精英。” “《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明白昭示这是一部为闺阁传真的作品。如果说, 他把天地间灵秀之气所钟的女儿喻之为花, 那么, 林黛玉就是花的精魂如果说, 他把生活心灵化而流泻为诗, 创造了充满诗意的真正的艺术, 那么他所创造的林黛玉形象最富于诗人气质, 是诗的化身。” 同时他认为, 林黛玉形象所包含的文化蕴涵既包括承传的方面, 又包括新质的方面。用现代的价值观念来看, 林黛玉形象超越群芳花的精魂之新质在于自主意识或个性意识的觉醒, 那些传统的东西同新的素质结合, 强化了人物性格的真正的独立性和独特性。徐子余《美及其向崇高的转化和两者的毁灭—论悲剧形象林黛玉的审美价值》（《红楼梦学刊》1987年第2期）认为“ 林黛玉的生活和个性是‘ 诗化’ 的, 而宝钗的生活是‘ 散文化’的。”“ 人生悲剧的经历者林黛玉具有美, 因‘ 真’ 而美, 美在‘ 真’ 的基础上升华为‘ 崇高’等多种美。”
邸瑞平的《“ 孤标傲世偕谁隐”——禀赋优秀传统文化而生之林黛玉》（《红楼梦学刊》1988年第1期）认为“ 曹雪芹用优选法, 把封建时代文人蔑视权贵、敢于抗争的精神光明磊落、率真坦荡的性格嫉恶如仇、救弱扶倾的作风聪颖俊逸、高雅调悦的气质等等, 甚至对虚伪造作的唾弃, 对自然纯真的追求这些为人所称道, 难能可贵的品格。集中起来, 把封建文人所擅长的诗词歌赋, 琴棋书画等艺术经验, 都调动起来, 完成了一个全新的艺术形象—林黛玉。” 王忠《试论林黛玉的精神美》（《怀化师专学报》1989年第2期）提出林黛玉的吸引人乃在于她的“ 横溢才学美” 、“ 独立人格美” 、“ 坚贞情怀美” .
李兰、杜敏的《冷月清窗话黛玉——关于林黛玉形象的情旨、意蕴的思辨》（《红楼梦学刊》1991年第3期）提出“ 林黛玉是曹雪芹笔下的一个艺术的精灵, 并非生活中的所有, 而是生她, 育她, 摧残她, 埋葬她的那个时代中、人鬼两域里均不曾有的情旨意蕴的升华。” “ 她身上的诗一般的气质、素养、格调、品性将与明月清光永存。” 杜景华的《黛钗性格与道德评估》（《红楼梦学刊》1992年第4期）指出“ 林黛玉和薛宝钗都具有传统道德, 薛宝钗思想中具有很深的封建道德观念, 而林黛玉身上体现着我国优秀文化的结晶。林黛玉是一个新的人物形象, 俞平伯先生评价她的‘ 真’ 、‘ 刚’ 、‘ 热’ 、‘ 天真’ 等正是我国自古以来的传统美德, 这和宝钗的‘ 曲’ 、‘ 冷’ 、‘ 世故’形成鲜明对比。她和宝玉一样, 追求一种合乎人生意义的新道德, 而抛弃另一种旧道德。”
薛瑞生的《捧心西子玉为魂——林黛玉论》（《红楼梦学刊》1993年第3期）指出林黛玉性格魅力在于其真率：“她只能在真中找到知己, 也只需在真中找到知己。谁也不会爱林黛玉的缺点, 但谁也不会因林黛玉身上的缺点而拉开与她的距离。这也正是真的魅力, 林黛玉的魅力” 。“ 贾宝玉是批判主义的代表者, 林黛玉是感伤主义的代表者, 林黛玉则是用她的女性的深细与诗人的锐敏来感伤的。父母双亡与爱情受阻这两颗苦果所酿成的个人情绪与时代情绪的相互濡染, 才使得黛玉的忧郁感伤显得更加沉重与动人。” 曲沐的《红楼“ 骚” 影——试论林黛玉与屈原之生死人性特征》（《贵州大学学报》1993年第3期）认为“ 中国古代文学史中, 以‘ 死亡’为题材的文学创作, 源于屈原之《离骚》,《红楼梦》则达到极致。曹雪芹潜意识中无时没有死。他笔下描写了许多妇女的死亡, 但最“ 惊采绝艳” 的莫过于林黛玉的自戕。曹雪芹借‘ 师楚’ 的写作方法, 将其理解到的‘ 楚人’之生死人性特征投射到他心爱的人物身上, 使之闪现出更多的‘ 楚人’风采。因之, 林黛玉的怨愤心态、生命人格和生死价值观念, 都带有屈原的一些特征。”
刘相雨的《情的追求与爱的失落——论黛玉形象的文化情结》（《红楼梦学刊》1988年第2期）认为“ 前世情缘—一悲剧命运与神话预警（绛珠草还泪报恩和娥皇、女英的传说）” 与“ 今世情缘”—“ 情情” 的黛玉以己执著、真诚之心赢得“ 情不情” 的宝玉的挚爱, 使林黛玉之“ 情” 具有了丰厚的文化意蕴。“ 林黛玉之情所具有的时代性——她对情九死不悔的追求表现出一个觉醒了的女性对个体生命和青春的高度重视, 反映了她对中国传统文化儒道的某种背叛和超越。”鲁小俊的《宝黛爱情悲剧新论》（《明清小说研究》2000年第2期）提出“ 二玉之恋是中国文学史上绝无仅有的自由伦理下的爱情。没有了‘ 待月西厢下, 迎风户半开。拂墙花影动, 疑是玉人来’式的冒险刺激, 没有了‘ 生者可以死, 死者可以生’式的惊心动魄, 一切都回归到日常生活。同样是刻骨铭心, 同样是叛逆世俗, 宝黛之恋却体现了自由伦理下爱情的脆弱——对两个个体在爱欲中完全契合的渴望不可能在实际生活中圆满实现。与此同时, 中国人以‘ 赤子崇拜’ 为核心的人格取向在宝黛爱情上得到了最为生动也最为残酷的体现, 这不仅仅是一场爱情悲剧, 也是一场关于纯洁, 关于崇爱,关于怜惜, 关于自卑, 关于真诚, 关于永恒的人格悲剧。自由伦理和传统人格关照下的宝黛爱情是一首理想的而非现实的、回归的而非进取的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