贤文化杂志

❶ 小学"校园文化建设"申报怎么写

小学校园文化建设汇报材料
石鼓区人民路小学创建于1944年（其前身是衡阳市私立刚直小学），是一所有着深厚文化底蕴的百年老校。占地8279平方米，建筑面积5422平方米，学校现有26个教学班，在校学生1699人，在职教师65人。学校先后被评为全国红十字工作模范学校，全国红旗大队，湖南省卫生文明单位，湖南省现代信息技术实验学校，湖南省禁毒教育基地，湖南省基础教育教学研究先进实验学校，湖南省安全文明校园，湖南省规范汉语言文字示范学校，湖南省家长学校示范校，衡阳市四星级文明单位，衡阳市首批规范化小学，衡阳市教改教研示范校。
校园文化建设是学校育人工作的重要环节，它是引领学校教育思想、教学管理、教育方法发生变革的灵魂。我校以建设优良的校风、教风、学风为核心，以优化、美化校园文化环境为重点，以丰富多彩、健康向上的校园文化活动为载体，推动形成厚重的校园文化积淀和清新的校园文明风尚。近年来，我校秉承“以德治校，质量立校，科研兴校”的宗旨，提出了“务实、创新、尚美、求真”的办学目标，以“德艺双馨，一专多能，勇于创新”复合型、科研型为教师培养目标，以“养成良好行为习惯，发展综合素质”为学生培养目标，不断创造充满和谐、富含人文精神的文化氛围和育人环境。下面我就四个方面汇报我校的具体做法：
一、优化校园环境，形成“和谐、活泼”的物质文化。
为了给师生创设一个优美、和谐的学习生活环境，学校秉着“让每一块墙壁都会说话，让每一棵花草都能传情，让每一幅图画都能会意”的环境育人理念，近几年学校先后投资100多万元美化了校园环境。XX年建了塑胶跑道、pu篮球场。2011年，为每班配电脑、投影仪、电子讲台，每位教师都能利用课件上课，学生们在课堂上随时都可以从网上浏览相关学习知识，不仅仅局限于在电脑房学习，真正实现了现代化教育手段的普及。同年9月，学校在区委区政府大力支持下，对学校教学楼进行全面装修和维修。更换了北栋教学楼门、窗和黑板，所有教学楼进行粉刷，室内外的墙上重新挂上了校训、小学生日常行为规范、教师职业道德、名人名言、推普标语、学生作品等。每间教室配备了图书柜，孩子们将自己喜爱的图书收集放在柜中，供大家一起阅读。教室里每个角落还有孩子们自发捐赠的花草，不仅优化了校园环境，还增添了浓厚的学习氛围。
校园里见缝插绿，绿树成荫，散发着青草的芬香；伴随着校园里居里夫人等伟人群像浮雕，孩子们从小受到热爱科学、勤于思考等文化氛围的熏陶，整个校园文化生活的品位得到提升。
二、传承“刚直”精神，形成“和谐、活泼”的精神文化。
精神文化是校园文化的核心和灵魂。良好的校园精神，它可以对学生的行为发生深层的调节和制约，增强学校的凝聚力。我们做了以下几个方面工作：
一是办校报，开拓文化视野。XX年3月，学校创办校报——《刚直报》。“人生刚直最难得”这是报社总编雷安青为我校题写的《刚直报》创刊词。三年多来，我校以刚直文化为载体，不断谱写教育教学新篇章。每一期（每月28日）八开四版的《刚直报》，不仅反映着学校的最新动态，也是教师、家长、学生交流心得，展示自我的最佳“舞台”。易小艳校长是校报主编，主要负责头版的编排工作，陈永红校长、王振华主任各负责一个版面。我们校报设有“教育学”、“教学研究”、“师德讲座”、“家教天地”、“校园雅声”、“学与玩”、“艺术教育”等多个栏目；学校还成立《刚直报》小记者站，让孩子主动去观察、发现身边的事，勤动笔，歌颂美好的生活，既培养了孩子们的写作能力和创新意识，还陶冶孩子的情操，美化孩子的心灵。让孩子们从不同角度展示自我。孩子们把拥有自己作品的校报及稿费珍藏起来，作为他们童年最美好的回忆！校报还把学校的成绩、大事、要事及时刊登出来，让社会、家长更好地了解我校的办学方针和特色。市、区许多领导在阅读、浏览我校的校报后，称赞不已：一所小学能办出这样一份高质量的报纸，难能可贵！
二是读校史，挖掘文化底蕴。一部好的校史是一所名校不可缺少的标志，代表了学校的水平和对社会的影响力，增强了人文资源的积累与拓展。2011年9月，我们以“承湖湘名将之风范，绘刚直文化之神韵”为题办了一期校报专刊。刊登了我校的校史、校徽、校歌。详细地介绍了学校的创办历程、基本情况及教育成果。全校师生争相阅读这一期校报，通过读校史，了解学校，了解湖湘名将彭玉麟，进一步增强了学校的凝聚力和师生的历史责任感。一代湖湘名将（彭玉麟）的精神将永远激励着我们。
三是唱校歌，形成文化特色。我校邀请衡阳市文联主席陈阵、国家一级作曲家廖卫华老师为校歌填词、谱曲。由本校一个四年级学生刘沐云同学演唱，将校歌录制成光碟，在全校传唱。学校要求每位师生都要会唱，并开展“校歌大家唱”比赛活动。师生通过读歌词，唱校歌，更加地了解学校、热爱学校。我们还设计了新校徽。校徽的图案由“r”造型而成。同时有机地融合花朵、绿叶、太阳、书本和人等元素，突出人民路小学校园文化的独特属性。校徽色彩明快，充满朝气和活力，体现了人民路小学校园文化独特的风采。
三、以发展为核心，塑造“和谐、活泼”的教师文化。
1.开展听评课活动，逐步提升教师素质。
通过听课调研，提高教师的业务水平。我校的具体做法是（1）原生态课。事先不通知教师，行政推门随堂听课，听课后将意见反馈给教师，并形成常规。每周的行政例会上交流听课意见，主管副校长整理记录，每月一次在全体教师会上进行原生态听课情况小结。（2）跟踪课。针对在家长、学生中有一些不良反响的教师实行跟踪听课，具体指导。一次不行就再听，直到满意为止。（3）教研课。教师先报告教研课题，授课内容，做好充分准备，教导处作好统筹安排，集中在1~2周内展示，活动结束后组织调研与汇总。除了夯实课堂之外，我们每期都要开展一次大型的教师教学活动，XX年，我们开展“信息技术与学科整合教学”比武，2011年开展了“落实新课标，实践新课程”教师说课赛，严谨的设计，精美的课件，精彩的课堂不仅让老师们在视觉、听觉上得到美的享受，也对新课程、新理念有了更深的认识；2011年，我们推行“全面把握课标、创意激活课堂”同文本教学设计与说课展示大赛。即语文、数学教师以年级组为单位根据指定的文本内容，当堂完成教学设计，并于三天后进行说课演绎。让教师的个性化风采与集体智慧得到完美结合。今年我校又组织全体语文教师参加作文教学比武，像这样每期一次教师教学活动是常规，但我们力求创新，避免形式主义，让常规活动真正做到既“常”又“新”。2.加强校本培训，打造学习型教师队伍。
通过多形式，多视角的开展教育专著学习心得交流会、演讲赛、辩论会等活动，让教师认识到学习是自身修养，自我完善的一把“金钥匙”，是走专业化发展，走向“能师”、“人师”的唯一途径。近几年，一些同志工作之余沉迷于牌桌、赌局或股市交易，而很少去学技能、钻业务，即便看书、上网，也是浏览一些怡情消闲的文章。为了唤醒教师们的学习热情，我校规定每位教师每年要做到“三个一”：每年必须订购一份专业杂志；必须上交一份高质量的教育论文或案例；必须建立个人或班级博客，并及时更新演示博客。“要给学生一杯水，教师就要有一桶水，”为了让教师这桶水的内涵更丰富，我们不断关注教师专业知识的提高。如：一方面邀请专家来校专题讲座，为教师进行普通话提高培训、电脑操作、课件制作、博客制作培训等。我校目前已有普通话测试员2名，普通话一级乙等14人，占语言类教师总数50%。另一方面我们开展了“教师专业技能大比拼”。在考题中，既有语文或数学专业测试题目，又有教学案例设计与分析；我校还举办了教师规范用字比赛、普通话比赛课件制作、博客更新比赛等。通过这一系列举措，老师们的学习热情大大提高。
3.丰富教研活动，以教促研成绩显著。
在教科研工作中，我们以校本教研为突破口，力求做到“三个到位”，一是组织到位，学校成立了由校长挂帅的教科研领导小组，下设教改课题实验小组，选取思想业务素质高的教师参与到实验研究过程中来，从而保障教科研活动的扎实有效开展。二是规化到位。针对本校实际，参照省、市、区各级教科研部门的研究规化，学校制订了切实可行的研究计划，指导教师自主选择研究课题。三是管理到位。我们制订完善教科研制度，扎实开展教研活动，做到有计划、有记录、有总结。把教育科研与常规教学相结合，真正体现“科研兴校”的主旋律，我校在湖南省基础教育教学研究实验学校检查评估中被评为“先进实验学校”。目前，我校的十一五规化课题《英特尔未来教育与语文学科的整合研究》全面结题，获得市一等奖的好成绩，目前已报送省里参赛。美术组申报的《小学美术教学中培生创新能力的培养》课题在衡阳市教育课题中级评估中获一等奖，由彭琛老师负责的《合理使用零用钱综合实践活动研究》也取得了省一等奖的好成绩。同时，美术组、三年级组被评为衡阳市优秀教研组。良好的教育环境培养和造就了一大批教育的有生力量，也涌现了更多的名师、能师：1、省优秀教师黄玲；2、市优秀班主任罗慧君；3、市优秀教师陈春清、陈萍秀、杨翠湘、李国平、张湘钰、宾莉；4、青年教师黄艳、陶韵竹、何银燕、张文君、胡妍、彭琛全国、省级赛课获奖；5、近期，陈永红、黄艳的论文刊登在《湖南教育》上。
四、以人为本，形成“和谐、活泼”的特色文化
1.夯实主题教育，发展学生个性。
扎实开展活动是我校的一大特色，学校结合自身实际，提出了“欢乐校园、平安校园、和谐校园”的校园文化建设目标，以营造良好的校园环境为基础，以丰富多彩的师生实践活动为载体，立足于课堂，延伸至课余校外。在教育教学中坚持开展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活动，让校园成为学生学习、成长、发展特长的乐园。常规活动有：“养成良好行为规范”、“抗震救灾知识的普及和紧急疏散演练”、“禁毒活动”、“感恩教育”、“做一个文明的小学生”等主题活动，既进行了思想品德教育，又丰富校园文化生活，开拓了学生的视野。“校园文化艺术节”、“手工劳作比赛”、“趣味运动会”、“校园主持人大赛”、“科技创新大赛”等活动，为学生提供表现舞台，展现学生的个性特长。
2.诵读经典文化，学做儒雅学生。
教学生“从小学做人”是学校、家庭和社会共同面对的一项重要的工作。XX年，我校根据新课改的要求和学生年龄特点，组织教师编写《中国传统文化经典阅读》教材，展“诵读古经书、学做儒雅人”活动。2011年，我们重新审核改版再编，勘正了一些原有的用字错误，并加入了大量的诗词内容。我们规定了全校诵读时间，制定《中国传统文化经典诵读》活动方案：1、确定各年级学习内容如：一年级的《三字经》、二年级的《百家姓》、三年级的《千字文》、四年级的《弟子规》、五年级的《增广贤文》和《谚语选萃》。2、规定上课时间，每周每班一课时，一个下午读报时间。【小学校园文化建设汇报材料4篇汇集】小学校园文化建设汇报材料4篇汇集。3、确定任教老师。由易校长、陈校长亲自任教。4、定期检查。规定每年6月的第三个星期为集体抽查与个人诵读评比。各班可谓精彩纷呈，有配乐朗读、快板诵读等等。集体比赛中各年级评出一等奖一名，二等奖一名，每学年在学生中评选出100位“中国传统文化诵读小学士”。2011年10月，须知学生参加市“美文诵读活动”张欣慧获得“十佳选手”称号，刘沐云等五名同学获得金奖。
3.双语特色教育，培养学习兴趣。
XX年秋季，我校1-6年级全部开设英语课。学校严格把关教材和师资水平，并力求营造浓厚的语言氛围，培养学生学英语、说英语的兴趣。从英语早读、作业评改到课堂教学等，均实行等同于语、数主科的常规管理模式。作为窗口学校，我们不仅立足了“传承经典文化”，而且大力倡导双语教学特色，在全市公办小学中开场双语教学先河。近年来，我校有100余名学生在全国英语大赛中获奖，今年4月，全区63人进入决赛，我校占20人，其中5人获一等奖。
众所周知，文化治校是学校管理的最高境界，先进的文化能推动学校发展。在创建优质校园文化的过程中，我们人民路小学将继续用学校文化构建来引领学校的各项工作，充分体现师生的生命价值，塑造积极的、富有生命活力的学校精神，丰富学校的文化内涵，提升学校的办学品位，引领学校不断走向卓越、走向辉煌！

❷ 文化的重要性名言警句

1. 文化成就未来，遗产不容忘怀。

2. 弘扬文化遗产，构建文明世界。

3. 保护历史文化，启迪现代文明。

4. 手牵手保护文化遗产，心连心共筑精神家园。

5. 保护文化遗产，珍藏历史精华。

6. 留住历史天地间，再现华夏五千年。

7. 中国的文化，世界的遗产。

8. 保护文化遗产，彰显文明中华。

9. 文化传承文明，遗产不再遗憾。

10. 文化遗产，让中国更有魅力。

11. 文化遗产是个宝，社会发展离不了。

12. 群策群力保护文化遗产，同心同德构建精神家园。

13. 遗产是传家宝，文化是宣传机。

14. 携手历史文化，爱我锦绣中华。

15. 传承文明，弘扬文化，立足本国，面向世界。

保护文化重要性名言【热门篇】
1. 传统文化播神州，华夏文明永流传。

2. 传圣贤道、授大成业、解精神惑。

3. 博学助君明志，笃行助力致远。

4. 借助先贤成就，打造现代经典。

5. 学古人文化，成今人圣德。

6. 授古人之德，开今人之风。

7.国学经典智慧，创造美好人生。

8. 传承华夏文明，引领立志修身。

9. 知儒道孝易，看学苑汶林。

10. 传承弘扬文明，鼎立世界中华。

11. 传东方智慧，品华夏文化。

12. 珍爱优良民族传统，传承民族文化精髓。

13. 修身齐家有道，汶林学院传教。

14. 集古人智慧，创当代精英。

15. 传播东方智慧，文化润泽心灵。

16. 传播东方智慧，重塑中国精神。

17. 习四书五经，修德蕴之人。

18. 传播东方智慧，共享华夏文明。

19. 承圣贤之德，解天下之事。

❸ 新青年的创办有什么历史意义

《新青年》杂志是新文化运动兴起的标志。

《新青年》由陈独秀在上海创立，群益书社发行。该杂志发起新文化运动，并且宣传倡导科学（“赛先生”，Science）、民主（“德先生”，Democracy）和新文学。

《新青年》在五四时期代表了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对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的影响巨大而久远。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的各种政治思潮差不多都是在五四前后通过《新青年》传入或兴起的；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的一些著名人物，都是在1919年前后登上政治历史舞台的。

当代中国的物质文明，特别是精神文明建设，几乎是在实践和完成五四先驱的未竟之业。五四精神在一定意义上塑造了现代中国，也影响着当代中国。可以说，《新青年》杂志在中国现代社会转型中起着重要的精神桥梁作用。

《新青年》杂志激励现代中国实现由封建文化到包含现代科技、现代教育、现代文艺、现代传媒在内的现代文化的重大转型，推进了中国文化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并为其他方面的现代化奠定了坚实的文化基础。

(3)贤文化杂志扩展阅读：

《新青年》杂志创刊的时代，正值辛亥革命失败之后，中国文化正由以封建专制为主体的旧文化向以近代民主政治为主体的新文化转型。

崇尚科学，提倡创新意识是《新青年》编辑群体的重要思想观念之一。陈独秀在《新青年》发表文章认为，“文明进化之社会，其学说之兴废，恒时时视其社会之生活状态为变迁。”（注：陈独秀：《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新青年》第2卷第4号。）

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既不要被古代的先贤“所拘囚”，也不要被近代的圣人“所支配”。要发扬《新青年》倡导的民族创新精神，提倡的学术开放意识，“一勿尊圣，二勿尊古，三勿尊国”。广采博纳，吸取其精华，营造现代化建设的良好时代氛围。

❹ 李魁贤是哪里人

李魁贤，1937年生，台北市人。台北工专毕业，美国世纪大学肄业。台湾“笠诗社”的中坚诗人之一，20世纪50年代开始写诗。出版的诗集有：《灵骨塔及其他》、《枇杷树》、《南港诗抄》、《赤裸的蔷薇》、《李魁贤诗选》、《水晶的形成》、《输血》、《永久的版图》、《祈祷》、《黄昏的意象》、《秋与死之忆》。文学评论集有：《心灵的侧影》、《德国文学散论》、《弄斧集》、《台湾诗人作品论》、《浮名与实务》、《诗的反抗》、《台湾文化千秋》、《诗的见证》、《诗的挑战》等。此外还有散文集《欧洲之旅》、《诗的纪念册》等。李魁贤认为：“诗的存在要以不阿谀社会，不取宠权贵，不讨好报纸副刊及杂志编辑，才能显示起码的意义。”他认为：“诗毕竟不是润滑油，也不是广告招贴，而是时代齿轮间的砂粒，是良心的追辑令。”李魁贤十分注意诗的平民性、独创性和现实性，十分注意诗品和人品的结合。他的《鹦鹉》一诗，借用鹦鹉只会学舌，而不会创造的特点，辛辣地讽刺了那些沽名钓誉之徒和表面一套背后一套的两面派，行为上的卑鄙和人格上的分裂。诗人抓住社会上的依附和攀爬之风，在《盆景》一诗中以锦藤和棕榈两者的依附和被依附关系，对那种丑恶的社会现象进行了尖锐的批评。

李魁贤的诗充满着现实批判精神和平民意识。李魁贤在“台独”意识抬头的20世纪80、90年代交替之间，思想意识也发生了变化，错误地站在了“台独”势力一边。例如，他在1978年发表的《我们的国土》和《光复钓鱼台》等诗中，还充满热爱中国、热爱中华民族的思想。他写道：“爸爸，台湾光复表示／台湾从此不再是殖民地／已回到了祖国怀抱／可是为什么／我们的钓鱼台又被占？”(《光复钓鱼台》)。但是当“台独”势力鼓噪的时候，他却又加入了“建国党”，站到了民族和祖国的对立面，这是人生最大的悲剧。民族和祖国是我们的母亲，她生养了我们，是不能亵渎和背叛的。

❺ 龙在中国民俗中有哪些象征意义

龙，作为我们中国人独特的一种文化的凝聚和积淀，已扎根和深藏于我们每人人的潜意识里头，不但人们的日常生活、生老病死几乎都有打上龙文化的烙印，而且龙文化的视角，龙文化的审美意识已渗透入了我国社会文化的各个领域、各个方面。 龙，在中国与天地世间万事万物都有联系。 龙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是权势、高贵、尊荣的象征，又是幸运和成功的标志。 龙之所以具有这种文化象征意义，是与传说及神话中龙在天则腾云驾雾、下海则追波逐浪、在人间则呼风唤雨的无比神通有很大的关系，但更重要的，是因为龙几千年来往往成为中国奴隶、封建社会最高统治者的“独家专利”，是皇权的代名词，因此，皇帝自比为“真龙天子”，全们的身体叫“龙体”，穿的衣服叫“龙袍”，坐的椅子叫“龙椅”，乘的车、船叫“龙辇”、“龙舟”……总之，凡是与他们生活起居相关的事物均冠以“龙”字以示高高在上的特权。 龙与皇权挂钩的历史也很久远，从黄帝时就开始 了。 在传说时代，有着龙的血缘的黄帝曾四处巡视体察民情。他叫人开采首山的铜，然后运到荆山脚下铸鼎以纪念自己大战嗤尤的辉煌胜利。过了一段日子，鼎终于铸完了，黄帝专门在荆山举行了一个庆功大典来庆祝巨鼎铸成。应邀出度典礼的不仅有各路神灵，而且还有八方百姓，大家都想看黄帝铸的鼎到底是个什么样子。时辰一到，大概还是皇帝亲自揭幕，只见一只高逾丈三、口大如缸的铜鼎闪着耀眼的金光呈现于神、人之前，众人啧啧称羡，上前细看，鼎身刻着一条矫健的游龙在一片祥云中穿梭，周围是四方鬼神和各种珍禽异兽，可谓千姿百态，惟妙惟肖。 正当众人众神怀着崇敬的心情欣赏巨鼎和上面的图案时，忽然天空中浓云密布，挡住了阳光，天色很快阴暗下来，大家都以为要下雨了，谁知一道金光穿透浓云，一条披着金甲的神龙破云而来，它的尾巴和下半身托在云中，脑袋靠在宝鼎上，长长的龙须顺着鼎足垂到地面。黄帝明白这是自己完成了人间的使命，上天派神龙来接他上天了，他纵身一跃，跨上龙背，飞回天庭。人间百姓舍不得放黄帝这样贤良英明的君主回去，大伙儿扯着龙须不让走，结果扯落了好多龙须，黄帝和神龙还是走了。据说这龙须落在地上，便生出许多细小修长的小草，人们以后就把这草叫做“龙须草”了。 传说时代的著名君主，大都与龙有着说不清、道不明的渊源关系。尧在位的时候，世界上出现了大洪荒，到处是洪水泛滥，为了拯救百姓，他命令鲧去治水。鲧偷了天帝的息壤，采有“堵”的办法治水，劳而无功，被愤怒的天帝杀死在羽山，而烛龙刚好是这里的守护神。羽山这地主阳光照不到，常年靠烛龙嘴里含着的一支蜡烛照明，因而鲧的遗体三年不腐。天帝惟恐鲧会复生找自己报复扯皮，真实性一不做二不休，派了人个名叫“吴刀”的神，大概就天上的“刀斧手”吧，拿着宝刀下界啐鲧之尸，当吴刀剖开鲧的肚腹时，突然从里边咎出一条虬龙，长着一对尖而锋利的角，在附近的山坡上翻腾跳跃了几下，顿时成了一条大龙，它就是鲧的儿子--禹。说也奇怪，禹出生之后，鲧的身子就滚下羽渊，化成了一条蛟龙，时时“扬须振鳞，横修波之上”。 禹继承父志，终于降服了洪水，获得了万民的敬仰，后来，年迈的舜顺乎民意，把王位禅让给了禹，禹就成了夏朝的开国君主，这可能也是“皇帝是真龙天子”的历史依据之一。 龙的另一个文化象征意义是出类拔萃，不同凡俗。龙是神物，非凡人可比，所以人们常常又把那些志向高洁、行为不俗、很有能耐、出息和成就的人称为“龙”。当年诸葛亮葛孔明在南阳躬耕陇亩尚未出茅庐时，自比管仲乐毅，号卧龙先生，意思是空有鸿鹄之三志而怀才不遇。 在汉语中，龙、虫是相对的，虫者何物，蛇也。蛇又称长虫，随处可见，种类繁多，稀松平常，不足为奇，不足为贵。“龙蛇混杂”即是说好东西和坏东西混在一起，很难辨别。这是从生物学上解释不通的现象--龙的原型，或者说龙的基本生理牲是蛇，龙和蛇不说是兄弟，起码也是同宗族（蛇的美称也是“龙”），但龙一旦与蛇分家，则对蛇不悄一顾，甚至为了表示自己与蛇不可同日而语，还要对蛇“斩杀”一番。最典型的莫过于汉高祖刘邦斩白蛇的故事，说刘邦的母亲刘媪梦与龙交合，怀孕生下了刘邦，他少有大志，一次野行路上，遇一条大蟒挡路，当即挥剑斩蛇，破腹取胆，传为美谈，时人以为不俗。正逢秦末天下大乱，刘邦乘机沛县举兵，削平群雄，建立了大汉帝国，成就了400年两汉刘氏的江山基业。 龙还象征着出人头地、不同凡响，古代把那些贤人高士也称为“龙”。相传孔子去见道家创始人老子李聃，回去后三天不开口讲一句话，弟子们很奇怪，问他：“先生见了李聃，是怎样教他的呢？”孔子说：“我见到的是一条顺着阴阳变化无穷的龙，我张口结舌，哪里还能教导他呢！”意思是所有的话都是多余的，老聃是人中之龙，难得一见的大贤。 此外，诸葛孔明未出道时被称为“卧龙先生”，东汉大夫蔡邕饮酒上百斤醉倒路旁，大家叫他“醉龙”。所以凡是有品德、有才识，或者精工书文，或者为官清廉、或者行为举止出众的人，都可以比做“龙”。 俗话说“望子成龙”，并不是希望自己的孩子变成一个头上长角、身上长鳞、神龙见首不见尾的怪物，而是希望孩子能有出息，将来能出人头地，做一番事业。近几年流行的新儿歌中，有一首是《100分是条龙》，也是这个意思。另外，我们常常听到电台、电视台、报刊杂志上有什么“歌坛龙虎榜”之类的消息，什么是“龙虎榜”？《新唐书·欧阳詹传》中说欧阳詹中进士时，与韩愈、李观、王涯、崔群等天下名士同登一榜，时称“龙虎榜”，意思是名流名家、巨星同聚于此，这里的“龙”反映的是成功者。 “龙凤配”图案在唐代以后，广为流传。它不但象征帝王和帝后的权威，也可象征人类所有夫妻间的美满结合，而且还可象征一切世间的精神与物质的阴阳两极调和。可以说，龙凤图案是中华民族最有代表性的形象符号，是美妙的艺术形象。 甲骨文的龙凤，虽无定形，何以于看出龙是因时屈伸的灵虫，凤是华美长尾的灵禽。在上古的青铜器上，龙的形象表现出狰狞、神秘和端庄的总体效果。至汉代，它以夺取重的大面，奔放有力的弧线、精巧的点，构成大结构、大动势的主调，突破了神秘离奇气氛的束缚。唐时，赋予它平和温驯的人化性格，形成富丽雍容、生杨勃勃的风貌。宋元至明清时期，讲究靡丽之风，由精工细巧转向繁琐堆砌，介与间的龙凤图案却始终保持着质朴、明朗、简练、生动的风格，具有强烈的生活气息。 在实际应用中，龙历来代表一种权威或势力，神性日增。 龙的各部位都有特定的寓意：突起的前额表示聪明智慧；鹿角表示社稷和长寿；牛耳寓意名列魁首；虎眼表现威严；魔爪表现勇猛；剑眉象征英武；狮鼻复象征宝贵；金鱼尾象征灵活；马齿象征勤劳和善良等。天安门前石华表的云龙、山东曲阜孔子庙的盘云龙石柱、故宫龙床等都是历史上皇权的标记。而凤鸟却更多世俗的人情味，较少神性。古话称“有凤来仪”、“凤凰于飞”，这种理想的灵禽历来被当作吉祥幸福的化身，并且还象征着美满的爱情。“龙凤呈祥”的主题在宫廷艺术中比较多，龙则表示皇帝，凤则作为女性后妃的象征。今天，龙凤的图案已和千万人民艺术创造热情重新结合，在建筑、雕塑、绘画和工艺美术等领域获得了无限的艺术生命。 绘制龙纹图案的突出表现是天子的“龙袍”。其色明黄，领袖俱石青片金绣，绣文金龙九，间以五色云，领前后正龙各一，左右及交襟处行龙各一，袖端正龙各一，下幅八宝立水裾左右开。龙袍为至尊之服，制作精细，做工考究。如清代龙袍制作，由当时的清宫如意馆第一流工师精密设计，作出图样，经过皇帝亲自审定认可后，才派志差送南京或苏杭精工督造。有时一件袍料即费工190天。其特种袍服，还要用孔雀尾毛捻线，满地平铺，另用细线横界，上面再用大珍珠串缀，绣成龙凤或团花图案。其费工之大，用料之奢，都骇人听闻。 古代还有绘制龙的图案的龙旗。龙旗从周代就开始有了，到宋代龙旗已有12种之多，如黄龙旗、青龙旗等。龙旗的种类虽然比较多，但所有龙旗的图案大致相似，皆为青质黄阑，赤火焰间彩脚步，再绘上各种不同形态的龙的图象。如蟠龙戏珠旗就是龙旗的一种，上面画有黄龙背负河图的图案，所以又称“黄龙负图旗”。 隋炀帝为了自己奢靡浮华游乐的需要，还建造了“龙舟”和“龙舟船队”。其“龙舟”建造和陈设极其豪华考察。以“龙”命名的“龙尾砚”，是歙砚中的珍品，因以婺源的龙尾石制成，故名。其砚石质刚而柔，润莹洁，抚之若肤，摩之无响，色碧似玉，纹理烂漫，为砚工因材施艺提供了广阔的余地。砚工根据石料形状、颜色、花纹的殊异，精心设计，刻意雕琢，制成图饰匀称、刀法挺拔、剔透玲珑的方砚、圆砚。 服饰上使用龙的图案加以装饰由来已久，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只是皇亲国戚的专用产品，而且多半为皇帝，龙子，龙孙所垄断。相传黄帝认为龙的变化无穷，神通广大，十分喜欢龙的样子，就让他的大臣史皇在他的衣服上画上龙的图像，涂以五彩，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件“龙袍”。因为皇帝自称或被认为是“真龙天子”，所以在他的家族中，龙是必不可缺的标识：皇帝头戴龙冠--以双龙图案镶边的帽子；身穿龙袍--前后胸各有一条猛龙盘成一团，杂以云朵；腰系龙带--以龙为主要图案的腰带，佩以龙、凤玉佩……这些我们在博物馆、在皇陵、在民间艺术中都曾亲眼见过。至于皇帝用的东西，也多与龙有关：龙案、龙椅、龙床、龙舟、龙辇等等，皇帝不舒服叫“龙体欠安”，皇帝生气了叫“龙颜大怒”，连皇帝走的步子也独具特色，叫“龙行虎步”。 既然是皇族专利，其他人自然就不能轻易染指了。明朝英宗在位时曾发生过这样一件趣事，至使后来有了龙袍、蟒袍之分。正德年间，安南国王到北京朝贡，明英宗见其心诚可嘉，一高兴就说要赐一件龙袍给他，龙袍象征江山，岂能轻易送人？但君地无戏言，说出的话，泼出的水，又不能收顺回，怎么办呢？大臣们商量了很久，才想出一个两全其美的变通办法--将龙袍上的龙减去一爪，变成四爪，三爪向前，一爪缶后，表面上看起来和龙袍几无二致，其实已不是龙。五爪为龙，四爪为蟒。安南领了一个“冒牌货”，乐不可支地回国去了。 以后皇帝又将蟒袍赐予最亲近、最得力的大臣以示奖赏，穿上蟒袍的重臣无不引以为自豪；再往后，连皇宫的奴才，卫士们也穿上了蟒袍，蟒袍已被人看不起了，所以观众把戏台上打杂、耍旗、吆喝的人俗称为“跑龙套”，意思是没有什么真功夫，只是充个数而已。 有趣的是，一般的老百姓在反对皇权的同时，也十分注意剥夺龙的皇家专利权，据史书记载，至到唐末及五代时期，民众的起义就打出了经旗，穿上了自制的龙袍；到了宋朝，与两宋分庭抗礼的辽、夏、金和后来的蒙元，吸收了中原的汉文化，其首领的服饰也多以龙点缀；更有意思的是在《水浒传》中有个绿林英雄名字叫史进，浑号“九纹龙”，相传他的身上用墨线纹了九条龙。纹身的人大都有露出这一部分炫耀的潜意识，所以“纹龙”也是“衣”的一部分。 在中国古代神话会传说中，黄帝和炎帝都是“龙子”。炎黄子孙自然也就是“龙的传人”。少数民族神话传说中，同样也有不少祖先是龙的内容，最典型的是汉代以后就盛传的哀牢人的祖先故事： 从前，在哀牢山下住着一个名叫沙壹的少女，一次到河边洗衣服，看见一条鱼游来游去，他一时玩心大起，淌进河水去抓它，不小心被子上游漂下来的一根木头撞了一下，回去后不久就怀孕了，后来一胎生下10个儿子。孩子们渐渐在她抚养下长大了，这天她带孩子们到河边戏水，忽见一条龙跳出水面问她：“你为我生的孩子就是他们吗？”沙壹点点头，叫孩子们过来，见见父亲。孩子们被龙的怪样吓得一哄而散，只有最小的孩子不但不怕它，还好奇地摸摸它的角，扯扯它的须，最后一屁股坐到龙背上，龙很喜欢他，伸出舌头去舔。沙壹误以为龙要吃他，急得大叫龙背上的孩子，哀牢话背音近九，坐音近隆，龙以为这是孩子的名字，就叫他九隆。后来，九隆十兄弟娶了后山的十姐妹为妻，繁衍生息，自成一族，共推九隆做了族长。

❻ 中国几千年的文化尽是精髓，文学创作举不胜举，学术界一波接一波，文学有未知领域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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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目：体验民间文学 传承民族记忆
作者：陈建宪，男，汉族，湖北省麻城市人，1954年6月生。现任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华中师范大学民间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民俗学专业硕士点指导组组长。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神话学和民俗学。主要论著有《神祗与英雄--中国古代神话的母题》、《神话解读--母题分析方法探索》、《玉皇大帝信仰》、《中国洪水神话的类型与分布》等，译著有《中国文化象征词典》、《世界民俗学》、《中西叙事文学比较研究》等。

一

1926年3月10日深夜，鲁迅先生在稿纸上写下了《阿长与《山海经》》几个字。然后点上一支烟，烟雾中仿佛浮现了那个“黄胖而矮”的女工，那个“喜欢切切察察，向人们低声絮说些什么事，还竖起第二个手指，在空中上下摇动，或者点着对手或自己的鼻尖”的乡下人，那个“一到夏天，睡觉时她又伸开两脚两手，在床中间摆成一个‘大’字”，挤得自己没有余地翻身的仆妇。鲁迅先生迅笔疾书，似乎又回到了童年，听见阿长在给他讲长毛的传说，在叮嘱他正月初一早上醒来第一句话一定要说“阿妈，恭喜恭喜”，在对他说：“哥儿，有画儿的‘三哼经’，我给你买来了”……当他写下“仁厚黑暗的地母呵，愿在你怀里永安她的灵魂”时，他的眼睛一定湿润了。

身为中国最知名的新文学作家，鲁迅先生一生阅人无数，为什么他独对这个普通的村妇寄以如此深深的怀念呢？在这篇回忆录里，鲁迅先生究竟想告诉我们些什么呢？

其实，《阿长与《山海经》》是鲁迅先生自己的一次文学“寻根”，他意识到：正是长妈妈这样一些普普通通的农村妇女，向像他这样的儿童们传承着民族的集体记忆，播撒着文学种子。所以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没有阿长，没有《山海经》，也就没有文学家的鲁迅。

长妈妈在鲁迅儿时向他灌输的那些东西，学术界今天称其为“民俗”和“民间文学”，民俗是一个民族集体创造、传承和享用的生活文化，民间文学则是他们在日常生活中口耳相传的语言艺术。从文学史的角度来看，“民间文学”是一个社会群体集体拥有、世代相传的文学传统，是这个群体的集体记忆，是“人民灵魂的忠实、率直和自发的表现形式”（拉法格语）。一个民族没有自己的族群记忆，不可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一个作家如果善于学习民间文学，善于在作品中表达和传承自己的族群记忆，无疑更容易获得族群的共鸣和拥戴，也更容易引起不同文化背景读者的兴趣。

二

1917年冬天，一场大雪之后，北京大学教授刘半农与沈尹默在北河沿散步，刘半农忽然说：“歌谣中也有很好的文章，我们何妨征集一下呢？”沈尹默说：“你这个意思很好。你去拟个办法，我们请蔡先生用北大的名义征集就是了。”第二天，刘半农将章程拟好，蔡元培先生看了一遍，随即批交文牍处印刷五千份，分寄各省官厅学校。从此，一场又一场的采风热潮在现代中国兴起，中国文学增加了一个新的文体——民间文学。

北京大学的《征集近世歌谣简章》发出后，有很多同学投稿，《北大日刊》每天选登一首，总共登出了148首。到1920年冬，北京大学的教授们意识到了民间歌谣的重要价值，于是成立了一个歌谣研究会。1922年12月，歌谣研究会开始印行《歌谣周刊》。由周作人执笔的发刊词说：

本会搜集歌谣的目的共有两种：一是学术的，一是文艺的。我们相信民俗学的研究在现今的中国确是很重要的一件事业。……歌谣是民俗学上的一种重要的资料，我们把它辑录起来，以备专门的研究；这是第一个目的。……在这学术的资料之中，再由文艺批评的眼光加以选择，编成一部国民心声的选集。……所以这种工作不仅是在表彰现在隐藏着的光辉，还在引起将来的民族的诗的发展；这是第二个目的。

《歌谣周刊》至1925年6月28日共出版了97期，她宣告了民间文艺学作为一门现代学科的出现，这门学科的对象不是作家的个人创作，而是一个民族集体创作和传承的文学作品，如神话、史诗、传说、民间故事、民歌民谣、民间说唱、民间戏曲等。这些作品是全民族的遗产，她们从远古走来，始终伴随着民族历史与民众生活，成为民族文化认同的标志。

以这种新的学术视野来出版的《歌谣周刊》，在五四时期发生了重大的影响。后来，90岁的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钟敬文先生回忆起这份刊物时，深情地说了下面的话：

我起初接触到这种小刊物时，不用说，心情是很激动的。单是说“喜欢”决不能道尽这种心情。因为除喜欢之外，她还引起了我搜集记录这种资料的意愿和对于《国风》、汉、魏、南北朝古典民歌的联想。我马上在行动上做出了反应。一时间，我像疯子那样，拼命地向周围搜求民歌、谚语和故事。振笔写作关于歌谣的评论文章，并与该刊编辑部进行联系。我给自己未来的学艺生涯朦胧中竖立了方向。[1]

民间文艺的发现不仅点亮了青年教员钟敬文的生活，使他在漫长的岁月中成长为中国民间文学的掌门人，也照亮了其他许多人的眼睛，其中有学问家，有政治家，也有文学家。他们从不同角度认识到了民间文学在文化上的特殊价值，并从不同角度努力推进中国的民间文艺学不断向前发展。

三

在中国民间文艺学发展的历史上，有两场影响深远的精彩讲演。

1928年3月20日，著名史学家顾颉刚在杭州岭南大学作了一场题为《圣贤文化与民众文化》的讲演。顾先生说：“所谓旧文化，圣贤文化是一端，民众文化也是一端。以前对于圣贤文化，只许崇拜，不许批评，我们现在偏要把它当作一个研究的对象。以前对于民众文化，只取‘目笑有之’的态度，我们现在偏要向它平视，把它和圣贤文化平等研究。”他慷慨激昂地呼吁：“我们研究历史的人，受着时势的激荡，建立明白的意志：要打破以贵族为中心的历史，打破以圣贤文化为固定的生活方式的历史，而要揭发全民族的历史。”[2]顾先生的讲演，继承了五四精神，表达了现代知识分子对于民族民间文学的一种文化自觉。直到今天，中国知识分子的民间情结仍一脉相承，近年兴起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运动，就是首先由知识分子发起然后得到政府支持和民众响应的。

1942年5月23日，毛泽东在听取了艺术家们20多天的讨论后，作了一场总结性的讲演。他指出文学艺术工作首先要解决两个根本问题：为群众和如何为群众的问题。他指出，一些人不愿意为群众服务，他们不爱群众的感情、姿态等，“不爱他们的萌芽状态的文艺（墙报、壁画、民歌、民间故事等）”。毛泽东尖锐地批评说：“他们的灵魂深处还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王国。”在谈到如何为群众的问题时，毛泽东指出“人民生活中本来存在着文学艺术原料的矿藏，这是自然形态的东西，是粗糙的东西，但也是最生动、最丰富、最基本的东西；在这点上说，它们使一切文学艺术相形见绌，它们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毛泽东号召知识分子向工农兵学习，在普及的基础上提高，在提高的指导下普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解放区掀起学习民间文艺的热潮。鲁迅艺术学院文学系、音乐系的师生纷纷下乡采风，何其芳主编的《陕北民歌选》，周扬、丁玲、艾青等编著的《民间艺术和艺人》以及《水推长城》、《天下第一家》和《地主与长工》等故事集陆续出版。李季的《王贵与李香香》、贺敬之的《白毛女》、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等一批学习民间文艺手法的佳作发表，形成了中国民间文艺发展的一个高峰。

20世纪的中国风雷激荡、天翻地覆。人民大众走上历史舞台中央，彻底改变了中国的面貌。千百年来紧密伴随民众生活，直接抒写他们爱憎苦乐与梦想追求的民间文学，也相应受到了极大关注。从北京大学歌谣研究会，到国统区的边疆少数民族调查，特别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几次大规模民间文艺采录活动，使中国民间文学宝库越来越清晰地呈现在世界面前。从1984年开始，由文化部、国家民委和中国民协共同组织领导，着手编纂民间文学三套集成（《中国民间故事集》、《中国歌谣集成》、《中国谚语集成》）。这部规模空前的巨著，由周扬任总主编，钟敬文、贾芝和马学良分别任故事、歌谣和谚语集成的主编。截至1990年，全国共搜集到民间故事183万篇，歌谣302万首，谚语784万条，总字数达40亿。大量的县卷资料本，已在许多省市编印成书。如湖北省在短短几年中印出的资料本就有130余种。一波又一波对民间文艺的采录、整理、研究和利用的浪潮，顺应着20世纪中华民族自我救亡运动和大国崛起理想的主流，成为民族文化复兴的一面旗帜。

四

民间文学在漫长的时间与巨大的空间中世代传袭的事实，证明她有着巨大的艺术魅力。这种魅力主要体现在如下方面：

民间文学充满了自由的欢乐精神。世有假诗文，无假山歌。老百姓的创作出自人类的生命本能要求，这种本能遵循着弗洛伊德的“快乐原则”或巴赫金的“狂欢精神”，而与悲观主义绝缘。例如无处不在的民间笑话，就是民间欢乐精神的典型表达形式。笑话中永远充满了乐观的人生态度，敏锐的观察能力与睿智的思维技巧。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寻找欢乐，通过语言艺术加工、生产和消费更多的欢乐。在当代社会，民间文学的许多体裁，如神话、史诗、歌谣等，都在萎缩和消亡，唯有笑话一枝独秀，仿佛有一个永远开心的精灵，通过酒桌、电脑网络、手机短讯，在灰色的尘世中跳着，笑着，奔跑着，舞蹈着，在麻木的世俗生活上空飞翔。

民间文学充满了浪漫的理想主义。这种理想主义风格在许多方面都有表现。从主题看，民间叙事作品大都具有浓厚的道德倾向，无论恶势力多么强大，善的力量总是取得了最后胜利，“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从人物看，民间创作中的正面主人公形象总是完美无缺，美到极致，善到极致，成为民众的道德楷模与精神榜样。从意境来看，现实生活可能沉重乏味，但民间文学中的世界却无比美丽。如同恩格斯在评价德国的民间故事书中所说的那样：“民间故事书的使命是使一个农民作完艰苦的日间劳动，在晚上拖着疲倦的身子回来的时候，得到快乐，振奋和慰藉，使他忘却自己的劳累，把他的硗瘠的田地变成馥郁的花园。民间故事书的使命是使一个手工业者的作坊和一个疲惫不堪的学徒的寒伧的楼顶小屋变成一个诗的世界和黄金的宫殿，而把他的矫健的情人形容成美丽的公主。”[3]

民间文学充满了飞扬的想象力。众所周知，想象力是人类艺术创作和科学发明必不可少的心理素质之一。在民间幻想故事中，现实物理世界的束缚被彻底打破，神界、人界、鬼界、精灵界从空间上融为一体，过去、现在、未来从时间上被连接沟通。人与神直接交流，自然万物随意变化，人、神、精灵不仅精神上互渗，形体也相互转化，在几乎没有任何障碍的时空背景下，人们的想象力自由翻飞，这对人类尤其是儿童想象力的培养具有极大帮助。难怪鲁迅先生直到晚年还对美女蛇故事、《山海经》图津津乐道。

民间文学还充满了哲理。别林斯基曾说：任何一个民族都有两种哲学：一种是学术性的，书本上的，庄严而堂皇的；另一种是日常的，家常的，平凡的。谁要描绘社会，谁就得熟悉这两种哲学，而研究后者尤为必要。在民间寓言中，民众将哲理寓于故事，使听众更易理解和接受。例如有个《抬驴》故事，讲一老人带孙子赶集，当他自己骑驴时，人们说他不知心痛孙子；当孙子骑时，人们又说不尊敬老人；两人一齐骑上去吧，人们说他们不知痛惜牲口；两人都不骑吧，人们又说他们是傻瓜，有驴子不知道骑。怎么样做都不行，两人只好将驴抬起来走，但这样做却更让人们笑话。这个寓言把做人处事要有主见的哲理就讲得非常透彻。还有个《对哄》的笑话，说从前有个小孩常流鼻涕，他父亲叫他把鼻涕揩掉，并答应揩干净后给他一元钱。接下来儿子跑出屋，很快又转回来，找老子要钱。老子见儿子鼻孔下面只剩两道红沟，就笑着说：“我是哄你的！”儿子“哼”的一声，又将缩进鼻孔的两条鼻涕淌到外面来，笑着回答说：“我也是哄你的。”[4]

这个搞笑的场面，让人们对“子学父样”的生活哲理留下难忘的印象，具有很强的实践意义。

在民间文学中，哲理与诗意常常能非常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宁静的原始森林中，池中的天鹅脱下羽毛衣，变成了绝色的仙女；小小的青蛙儿子，不仅能帮父母干农活，还以哭、笑、跳等方式娶到了最善良美丽的姑娘，待他脱下蛙皮，又变成了一个年青英俊的天神；从灰鹤口中救了条小白蛇，却得到了一颗能听懂所有动物语言的宝石……民间童话像一个顽皮的小天使，用他的魔棒随心所欲地变出各种神奇的时空幻象，但仔细咀嚼，这些象征又是那么合于情理，那么美丽动人！

民间文学也有高超的语言技巧。掌握文字需要接受相当的训练，口语却是庶民与生俱会的本领。民间社会中，许多普通人都有极好的语言天赋。我们看一个例子：

一个好吃的人，瞄中哪碗菜了，哪碗菜就只有他的搞场，旁人很难吃上嘴。这天，他在人家屋里做客，瞄中了一大碗鸡汤。鸡汤碗里只放了一把汤瓢，他拿起连舀直舀，硬不松手。满桌的人都把他望起，他才勉强停住，将汤瓢放回碗里去。刚刚放稳，他又去拿。坐在他对面的那个客人好气又好笑，也伸手去拿时，迟了，汤瓢又被他捏在手里啦！拿到了他还跟对人家讲客气话：“你看我拿得到哩，你不屑跟我递得口沙！”

又舀。舀了又做样子把汤瓢还原。才还原又去拿。这一下，对家的手快，将汤瓢抓到手了，满桌的人都看他再怎么讲。他说：“嘿，你已经拿到手啦？我正想给你递过来的呀！”[5]

这是湖北省五峰县白鹿庄农民故事家刘德培讲的一个故事，故事只有200多个字，焦点集中在餐桌上的“汤瓢”之上，几个动作和对话，就将好吃者的形象活画了出来，其白描技巧令人叹服。如果加上讲述者的语音、动作、表情，与听讲者的现场气氛互动配合，其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可以想见。从这个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到民间语言的丰富表现力。

民间文学还有许多值得我们学习的东西。比如形象塑造，许多民间文学形象，如灰姑娘、狼外婆、天鹅仙女、龙王龙女等，都已成为文学史上不朽的典型。谈到叙事结构，民间笑话特别值得研究。凡是有创作经验的人都知道，要在几十个字最多千把字的篇幅中，设置包袱，交代矛盾，刻划人物，将故事推到高潮，最后给人一个既在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的结局，没有高超的构思情节、驾驭语言的艺术，是不可能做到的。但民间笑话的创作者们善于截取生活中的典型片断，如一个动作，一句富有智慧的话语等，精心布设“包袱”，造成瞬间急转的效果，使人不能不哈哈大笑，这是非常难得的技巧。在题材、形象、情节、场景、语言以及伦理价值、审美情趣等方面，民间文学都能给作家文学和通俗文学提供取之不尽的丰富滋养。所以，人们常将民间文学形容为培育伟大作家的土壤和乳娘。

五

民间文学是一种独特的文学体裁，由于文化语境是民间文学创作与鉴赏的重要因素，因此学习民间文学必须将“体验”作为一个重要环节，这是与作家文学不同的地方。

从接受美学的角度来看，书面文学以文字为载体，创作者与接受者之间是一种单向的信息发送与解码过程。而民间文学以口语为媒介，讲唱者与接受者必须在特定的生活语境之中，面对面地保持着信息的双向交流，才能完成审美过程。因此，台湾著名人类学家李亦园先生归纳说：“口语文学不但是传诵于听众之前，实际上也经常是表演于听众之前的。书写文学有戏剧的创作，但是文字的剧本与实际表演之间是很有不同的，口语文学则没有这种差别，口语文学中的很多情节，需要传诵者的当场表演，传诵者的面部表情与身体动作经常构成作品的一部分。……例如某些特别的动物，可怖的鬼魅以及逗人发笑的滑稽者都有其代表性的声音，这些声响的意义，要比任何冗长的说明都有更大的效力，更能动人心弦，所以难怪口语文学的传诵常常是一遍再一遍，即使听过数十遍的人仍然乐之不疲。但是，书写文学与之相比则没有这么大的效力，一篇好的作品虽被形容为百看不厌，但实际上看上三两遍就很少再被重复地读了。”[6]

从创作过程来看，民间文学创作者也受特定文化“场”的影响。由于民间文学是在集体场合（至少两个人）讲述或演唱的，因此讲述者必须根据现场情境和听众的反馈，不断对所讲内容加以调整，以适合于听众当时的需要，吸引听众的兴趣。有时，讲述者与听众之间还常常互换角色，他们之间几乎不存在心理认同障碍。民间文学的创作和鉴赏在同一过程中完成，有明晰的对象性。而书面创作时，作家面对的是一张稿纸，所以他的创作过程，只能以自我的心理经验为基础，以想象中的读者为对象。

在民间生活中，一群人围在一起讲故事时，常常会互相“掰”人。所谓“掰”，就是巧妙地将听故事者编在故事中加以捉弄。例如有个故事讲一个农民进城，为了搞好各种关系，以乌龟作礼物。乌龟有大有小，农民根据关系重要的程度，在龟甲上贴一纸条，写上XX人、XX人。后来在车上口袋不小心被打开，乌龟跑得到处都是，农民边捉乌龟边将纸条重新贴上，边贴边说：这是XX，这是XX。讲故事的人，会将这个XX，故意置换为听者的名字。听的人一般不会生气，反而会为这种机智哈哈大笑。这种鉴赏过程，只有在特定语境和特定的亲密程度中才能实现，而故事本身也会更加接近双方的心理距离。

在民间的对歌和舞蹈活动中，常常会出现歌手和舞者间的对抗，而旁观者会为此起哄，鼓劲。这种对抗很少会形成真的心理伤害，常常是以非常友好的形式结束。许多民间歌舞活动，都有着强烈的参与性与互动性，像西南少数民族的三月三，西北的藏族、蒙古族和维吾尔族等族，节日里常常是全民性的歌舞活动，只有在那种狂欢的氛围中，我们才能真正感受到民间文艺的巨大魅力。神话的讲述离不开特定的仪式，民间传说则常常与相关的风物粘附在一起，从书面看到的黄鹤楼故事，总不如看着黄鹤楼讲述起来更有兴味。

总之，民间文学离开了特定的文化空间，就像一条从水中捞起来的鱼，躯体虽存，却不能自由自在地冲波击浪，无法展现那优美的体态与灵动的身姿。因此，理想的民间文学学习方式，不是仅仅通过文字诉诸想象，而是身临其境，调动全部感官，在参与中体验民间文学给人带来的愉悦与快感。有志于学习民间文学的人，要多在“体验”上下功夫。所谓“体验”，是个体通过亲历某件事，获得相应的情感经验和认知结果的活动。体验式学习的途径最好是直接到民间采风，在日常生活中观察，将田野作业作为必修之课。同时，以民间文学作品为中心，运用现代教育技术手段，生动再现民间文学的丰富形态及其民俗语境，创设身临其境的场景，也是一种辅助性的办法。

意大利作家卡尔维诺曾说：“民间文学不仅是最为通俗生动的艺术形式，它同时也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灵魂。”但是，近20年来，中国社会正在发生前所未有的天翻地覆的变化，从一个农耕社会向现代化社会转型。在传统的民间文学活动为铺天盖地的大众传媒挤压和取代的条件下，如何继承和发展民间文学这笔重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正在考验着我们民族的智慧。

我们寄希望于青年一代！

注释：

[1]钟敬文：《《歌谣》周刊·我与她的关系——纪念该刊创刊70周年》。

[2]顾颉刚：《圣贤文化与民众文化》，《民俗》周刊第五期，1928年4月17日。

[3]恩格斯：《德国的民间故事书》，见《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第四卷，第401页。文艺艺术出版社。

[4]《湖北民间故事传说集·孝感地区专集》，李守义搜集整理，1982年印。

[5]《汤瓢》，见《新笑府——民间故事讲述家刘德培故事集》，王作栋整理，上海文艺出版社，1989年。

[6]李亦园：《从文化看文学》，见叶舒宪编：《性别诗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第5页。

来源： 《文学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