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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史学杂志

发布时间: 2021-03-13 14:57:50

㈠ 阅读下列材料:法国历史学家雅克·勒高夫在《新史学》中称:“历史不仅是政治史、军事史和外交史、而且还


(1)娱乐场所。
(2)商业发展,城市繁荣,市民阶层扩大
(3)京剧,休闲娱乐功能、社会教化功能
(4)史学研究领域的拓宽,出现平民化趋势

㈡ 中国哪所大学历史系最好

河南大学历史系很强,没有最好,只有更好。河大历史系培养处好多,历史权威学家和考古学家。

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前身为中州大学历史系,创建于1925年,是河南大学设立最早的院系之一。学院历史悠久,师资力量雄厚,长期以来形成中西交融古今贯通、既重视历史知识更强调历史通识的学术传统,在国内享有盛誉,在国外也有一定影响。著名专家学者如范文澜、嵇文甫、蒙文通、高亨、姜亮夫、郭绍虞、马非百、朱芳圃、孙海波、孙作云、黄元起、胡思庸、韩承文等先后在此执教,曾在这里求学的尹达、石璋如、白寿彝、韩儒林等也成为享誉中外的历史学家、考古学家,浓厚的学术氛围孕育出一代又一代史学人才。

历史文化学院现有教职工81人,博士生导师12人(国家博物馆4人),专兼职教授25人,副教授21人;具有博士学位者30人,在读博士8人,河南省特聘教授2人,河南大学特聘教授4人,黄河学者1人,河南省省管优秀专家4人,河南省学术带头人8人,全国优秀教师3人,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3人,全国政协委员1人,教育部历史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1人。中国古代史专业属于省级重点学科,中国古代史、世界史为河南省精品课程,旅游管理专业属于校级重点培育学科。创刊于1951年的《新史学通讯》即现在的《史学月刊》,属历史类国内核心期刊,已故著名历史学家郭沫若先生为该刊题写刊名,该刊在国内外史学界有较大影响。由学生自己创办的学术刊物《历史文化论坛》,从1977年至今刊出40余期,为全国高校历史系交换刊物。

历史文化学院下设历史学系、旅游学系、文博系和世界历史等四个系科,拥有河南省人文社科研究基地“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和河南大学宋史研究所、世界历史研究所、近代中国研究所、犹太研究所、旅游规划发展中心等科研机构。中国古代史专业具有博士学位授予权(由河南大学和国家博物馆联合招生)。拥有历史学硕士一级学科授予权,包括史学理论与史学史、考古学与博物馆学、历史地理学、历史文献学、专门史、中国古代史、中国近现代史、世界史等八个专业方向。旅游管理专业具有硕士学位授予权,为河南省最早的旅游管理硕士授权点。目前在校博士、硕士研究生200多名,本科生千余人。

古色古香的7号楼是学院的办公和科研场所,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学院资料室占地面积1600多平方米,拥有18余万册图书,200多种刊物、30多种报纸。特别是《四库全书》、《清实录》、《明实录》、《近代中国史料丛刊》、《民国丛书》、《丛书集成》、《敦煌宝藏》、《隋唐五代墓志》、《殷周金文集成》等大型套书,是书库镇库之宝。除丰富的藏书外,资料室还拥有大量三四十年代的报刊,如《大公报》、《申报》、《盛京时报》、《晋察冀时报》、《抗敌报》、《政府官报》等报纸及《新青年》、《红色中国》、《东方杂志》、《妇女生活》等各种旧杂志。图书资料之丰富、种类之齐全,在全国高校文史类系科中名列前茅。

学院的文物馆占地面积3000平方米,现已开展的有中国历代文物陈列、中国钱币——铜镜陈列、中国瓷器陈列。共有藏品3000余件,另有教学标本(含复制模型)300余件。

㈢ 新史学年鉴学派与新史学的介绍

[1]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趋势》,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第43页。 [2]赵世玲:《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现状——访加拿大学者布赖恩·帕尔默》,载《当代西方史学思想的困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第325页。 [3]赵世玲:《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现状——访加拿大学者布赖恩·帕尔默》,载《当代西方史学思想的困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第326——327页。 [4]刘为:《有立必有破——访英国著名史学家E. P.汤普森》,《史学理论研究》1992年第3期,第110页。 [5]刘为:《历史学家是有用的——访英国著名史学家E. J.霍布斯鲍姆》,《史学理论研究》1992年第4期,第64页。 [6]载于美国《经济史杂志》1957年第4期。

㈣ 新史学诞生时间

一般认为,20世纪的最初30年是西方新史学的形成时期,而1929年则是一个重要标志。在这一年,法国斯特拉斯堡大学两位教授吕西安·费弗尔(L.Febvre,1878——1956年)和马克·布洛克(M. Block,1886——1944年)创办了《经济社会史年鉴》(1946年改名为《经济、社会、文化年鉴》)。这标志着今后不仅在法国而且在整个西方新史学的发展中最有代表性的一个流派——年鉴学派的诞生。无独有偶,同在这一年英国也出版了一种新杂志《经济史评论》;不过它对新史学发展的影响比不上《年鉴》杂志。
年鉴派两位创始人费弗尔和布洛克为新史学范型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是他们的历史功绩。此后,不管这个范型本身还漫长的演变过程,甚至还有急剧的变化,也不管年鉴派自他们两位代表的第一代、经过以布罗代尔(F. Braudel,1902-1985年)为代表的第二代到第三代、第四代之间发生的种种变迁;也不管年鉴派以外法国和西方其他国家的新史学流派之间有多少差异,这些都属于这个新的历史学研究范型内部的完善、发展和变化,都可以看作是新史学的成长、繁衍和演变。 以年鉴派为代表的新史学的传布,主要不是通过他们的理论主张,而是通过一系列卓有成效地贯彻他们理论主张的具体史学研究作品。主要的有费弗尔的《腓力二世和弗朗什一孔泰地区:政治、宗教和社会史研究》(1912年)、《大地和人类演进:历史学的地理引论》(1922年)、《一种命运:马丁·路德》(1928年)、《16世纪的不信神问题——拉伯雷的宗教》(1942年)、《关于艾帕塔美隆——神圣的爱、世俗的爱》(1944年),布洛克的《国王与农奴:卡佩王朝史的一面》(1920年)、《会魔术的国王们》(1924年)、《法国乡村历史的原始特征》(1931年)、《封建社会》(1939-1940年);勒费弗尔(G. Lefebrre,1874——1959年)的《大革命期间贝尔格区物质资料史的有关资料》(1914年)、《法国火革命期间北方省的农民》(1924年)、《恐怖时期农业问题》(1932年)、《1789年的大恐惧》(1932年);西米昂(F. Semiand,1837——1935年)的《工资、社会演进和货币:工资的实证理论试验》(1932年)、《世界危机和长阶段中的经济变动》(1932年)、《16至19世纪价格的一般运动研究》(1933年);拉布鲁斯(E. Labrousse,1895——)的《18世纪法国价格和收入运动纲要》(1933年)、《旧制度后期和大革命前期的法国经济危机》(1944年)等。新史学在法国影响的扩大逐渐打破了传统史学的统治地位,一些被传统史学家把持的史学界重要位置也开始让位于新史学派。最明显的例子是,1933年费弗尔获得法兰西学院教授席位,1936年布洛克出任巴黎大学经济史讲座教授。以年鉴派为代表的新史学潮流,已开始从斯特拉斯堡(位于法国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才从德国收回的阿尔萨斯地区)向首都巴黎集中。

㈤ 陈良佐的著作

〈从人口推测大月氏、乌孙的故地〉,《大陆杂志》37.3(1968):8-31。
〈西汉异族封侯之分析〉,《大陆杂志》40.3(1970):28-33。
〈井、井渠、枯、辘轳之使用及其对我国古代农业之贡献〉,《思与言》8.1(1970):5-13。
〈中国古代农业施肥之商榷〉,《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42.4(1971):829-842。
〈试评黄译「中国之科学与文明」〉,《东方杂志》复刊6.8(1973):60-65。
〈我国历代农田施用之绿肥〉,《大陆杂志》46.5(1973):20-47。
〈我国历代农田施用之泥肥〉,《国立成功大学历史学报》1(1974):107-138。
〈我国炼钢史中的一个问题〉,《大陆杂志》49.6(1974):1-4。
〈汉受降城位置之商榷〉,《国立成功大学历史学报》2(1975):91-107。
〈我国农田施用之堆厩肥〉,《大陆杂志》52.4(1976):36-43。
〈我国筹算中的空位—零—及其相关的一些问题〉,《大陆杂志》54.5(1977):238-250。
〈我国水稻栽培的几项技术之发展及其重要性〉,《食货月刊》复刊7.11(1978):1-10。
〈我国历代农田之施肥法〉,《大陆杂志》56.5(1978):18-35。
〈我国传统的炼钢法〉,《屈万里先生七秩荣庆论文集》,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78,页189-209。
〈先秦数学的发展及其影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49.2(1978):263-320。
“The Origin of Chinese Agriculture and Early Methods of Rice Cultivation,”《国立成功大学历史学报》5(1978):441-446。
〈我国内地棉花的推广和栽培法〉,《大陆杂志》57.6(1978):27-40。
〈我国历代轮种制度之研究〉,《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51.2(1980):281-313。
〈古代的金属工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52.2(1981):323-390。
〈自然环境对中国古代农业发展的影响〉,收入《第一届汉学会议论文集:历史考古组》,台北:中央研究院,1981,页751-773。
〈赵爽勾股圆方图注之研究〉,《大陆杂志》64.1(1982):33-52。
〈我国古代的青铜农具—兼论农具的演变(上)〉,《汉学研究》2.1(1984):135-166。
〈我国古代的青铜农具—兼论农具的演变(下)〉,《汉学研究》2.2(1984):363-400。
〈我国古代的麦(上)〉,《大陆杂志》70.1(1985):15-40。
〈我国古代的麦(下)〉,《大陆杂志》70.2(1985):18-46。
〈我国历史上人工栽培的食用香蕈〉,《科学史通讯》4(1985):3-6。
〈我国历代农田施用的油粕肥料〉,收入《劳贞一先生八秩荣庆论文集》,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页307-345。
〈从《汉书‧地理志》试论我国古代黄河下游的黄河主流及其分流〉,《大陆杂志》72.3(1986):1-27。
〈《九章算数》圆田术刘徽注之研究〉,《汉学研究》4.1(1986):47-81。
〈《九章算数》圆田术祖冲之注〉,《汉学研究》5.1(1987):193-228。
〈《周髀算经》勾股定理的证明与「出入相补」原理的关系—兼论中国古代几何学的缺失和局限〉,《汉学研究》7.1(1989):255-281。
〈春秋时代铜农具普及的程度及其使用的范围—兼论南方的青铜文化〉,收入《第二届国际汉学会议论文集:历史与考古组‧上册》,台北:中央研究院,1989。
〈从春秋到两汉我国古代的气候变迁:兼论《管子‧轻重》著作的年代〉,《新史学》2.1(1991):1-49。
〈「中国历史地图集」湖北胡河道刍议〉,《汉学研究》9.1(1991):91-126。
〈中国传统数学位与象的结构〉,《汉学研究》10.1(1992):137-179。
〈再探《周髀算经》句股定理的证明〉,《汉学研究》11.2(1993):113-135。
〈语言与位值表数制之形成〉,《清华学报》新25(1995):193-235。
〈再探战国到两汉的气候变迁〉,《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67.2(1996):323-381。
〈从生态学的交会带 (ecotone)、边缘效应 (edge effect)—试论史前中原核心文明的形成〉,收入《中国考古学与历史学之整合研究》上册,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97。

㈥ 阅读下列材料法国历史学家雅克·勒高夫在《新史学》中称:“历史不仅是政治史、军事史和外交史、而且还是


(1)商业的发展,城市的繁荣,市民阶层的扩大。(3分)
(2)京剧。(1分)休闲娱乐功能,社会教化功能。(2分)
(3)甲骨文、金文、小篆、隶书。(2分)
(4)印象派、新印象派、后印象派、现代派。(2分)
(5)兴起于19世纪70年代的法国。(1分)
风格特点:重视光和色彩的应用。(2分)

㈦ 历史学是科学还是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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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问题确实在历史学界吵了很长时间,莫衷一是。我个人倾向于历史学是一门阐释学(或者解释学)而非是科学。但研究历史的一些考据方法是科学的。

我们大二的时候上过一门课,“史学概论”,用的课本是北京大学出版社王学典主编的《史学引论》(很对人看到这个名字都很熟悉,对!他就是《文史哲》杂志主编、山大教授,他的《顾颉刚和他的弟子们》更是家喻户晓),这门课枯燥之处在于纯理论化,讲的是历史学的性质、学科特点,以及一些史学方法、治史方法、史学史的内容(我扯了好多啊!)。

在这本书的封面上有一句话:“历史学不是以物质世界为主要研究对象的追求通则或规律的实证科学,而是一门旨在把握或通向人的不确定的心灵世界的诠释学。”王学典的观点很明确,历史学不是科学,是一门诠释学(或者叫阐释学、解释学)。

起初我是怀疑这句话的,我感觉历史学一向是很严谨的,所有数据、史料都具有精确性,因为这才是“真实的历史”,后来我接触到法国年鉴学派的计量史学,更加坚信历史学是一门严谨、规律的科学。但是等我看了一些史学理论的书之后感觉王学典这句话并没有问题。

历史事件的发生往往具有随机性,不是能够通过科学的方法能预测到的。无论是伯罗尼撒战争、还是布匿战争抑或我国的黄巢起义、太平天国运动,虽然在爆发前会出现一系列很直观的事实与原因,但这些事实与原因不也是毫无规律的吗?况且这些事件更不可能有规律地轮回。而科学是什么?科学是一种反映现实世界各种现象的客观规律的知识体系,具有可观察、可假设、可检证的特点。而历史学虽然反映的是过去发生的真实的事件,但毫无规律性可言,更不可能假设与逻辑推理。因此来说,历史学非科学。但是历史的随机性不能阻碍我们以科学的方法去研究它,比如计量史学,与其说是一门学问,倒不如说是一种治史方法,运用数学等自然科学中的方法对历史资料进行定量分析,不仅有助于精确还原事件本身,也会使得历史本身更具有说服力、趣味性。

除了历史学,语言学、哲学等等学科都不能算作科学,而是人文类学科。所以,现在我感觉我国的一些学科分类是有问题的,把历史学、哲学等学科划归到社会科学是不严谨的,而且把我国的学科体系笼统地分为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是不科学的,应该在之外再加一项“人文学科”(是学科,不是科学)。

㈧ 刘俊的学术成果

近五年,刘俊发表新闻传播、传媒艺术、教育教学领域学术论文40余篇,其中在《光明日报》《新闻与传播研究》《现代传播》《当代电影》《艺术百家》《新闻记者》《中国电视》《电视研究》等国家社科资助期刊、CSSCI来源期刊、北大核心期刊发表学术论文30余篇;在所发表论文中,第一/独立作者共计25篇;硕士期间独立发表的论文即被《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全文转载,文章多次被《新华文摘》《人大复印报刊资料》转摘、转载。
刘俊参与“国际传播发展新趋势与加快构建现代传播体系研究”“新形势下中国影视文化发展创新研究”“中国电视艺术史”等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课题、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项目、北京广播电影电视局课题、中央电视台课题等科研项目共计8项。
散文见于《散文百家》《福建文学》等知名文学期刊,以及各级报纸副刊。
一、近五年发表的学术论文
--胡智锋、刘俊等:《2013年中国电视研究著作述评》,《当代电影》,2014年第3期,CSSCI。
--胡智锋、周建新、刘俊等:《2013年中国电视研究论文述评》,《当代电影》,2014年第3期,CSSCI。
--胡智锋、刘俊:《电视综艺节目,需在引进与原创之间寻求平衡》,《传媒评论》(原《新闻实践》),2014年第2期,北大核心期刊(2004版)。
--胡智锋、刘俊:《何谓传媒艺术》,《现代传播》,2014年第1期,CSSCI、国家社科基金资助期刊。
--髙长力、胡智锋、刘俊(整理者):《需求与引领:传媒生态与监管服务之变——2014年<现代传播>年度对话》,《现代传播》,2014年第1期,CSSCI、国家社科基金资助期刊。
--刘俊、胡智锋:《中国电视纪录片的收获与缺失》,《光明日报》,2014年1月18日。
--胡智锋、刘俊:《传媒领导者媒介素养提升论要》,《新闻记者》,2013年第11期,CSSCI。
--胡智锋、刘俊:《2013年政府媒体管理与服务的三点观察》,《视听界》,2013年第5期(双月刊)。
--刘俊、毕啸南:《台湾主播的观念》,《电视研究》,2013年第9期,北大核心期刊(原CSSCI扩)。
--刘俊:《<新闻联播>变化趋向探析》,《电视研究》,2013年第5期,北大核心期刊(原CSSCI扩)。
--胡智锋、刘俊:《主体·诉求·渠道·类型:四重维度论如何提高中国传媒的国际传播力》,《新闻与传播研究》,2013年第4期,CSSCI、国家社科基金资助期刊。
--刘俊:《论我国高校校报在传媒教育中的育人功用》,《青年记者》,2013年3月下,北大核心期刊。
--胡智锋、刘俊等:《2012年中国电视研究论文述评》,《当代电影》,2013年第3期,CSSCI。
--胡智锋、王锟、刘俊等:《2012年中国电视研究著作述评》,《当代电影》,2013年第3期,CSSCI(《人大报刊复印材料》转载)。
--胡智锋、刘俊:《2012年中国电视文艺几大亮点及几点思考》,《艺术百家》,2013年第1期(双月刊),CSSCI。
--刘俊:《理念·实践:让纪录片走进大学校园》,《现代传播》,2013年第1期,CSSCI、国家社科基金资助期刊。
--苗棣、刘文、胡智锋、刘俊(整理者):《道与法:中国传媒国际传播力提升的理念与路径——2013年<现代传播>年度对话》,《现代传播》,2013年第1期,CSSCI(《人大报刊复印材料》转载)、国家社科基金资助期刊。
--刘俊:《探析台湾传播学界研究的新动向》,《青年记者》,2012年11月下,北大核心期刊。
--刘俊:《理念·人才·渠道——基于<东非野生动物大迁徙>的国际化报道策略分析》,《电视研究》,2012年第9期,北大核心期刊(原CSSCI扩)。
--刘俊:《台湾电视传媒的采编体验与探析思考》,《电视研究》,2012年第7期,北大核心期刊(原CSSCI扩)。
--刘俊:《文化·传媒·青年:台湾传媒教育开路人郑贞铭的教育观》,《现代传播》,2012年第6期,CSSCI、国家社科基金资助期刊。
--刘俊:《探索规律,创新手段——中央电视台“走基层”报道业务研讨会综述》,《现代传播》,2012年第4期,CSSCI、国家社科基金资助期刊。
--胡智锋、刘俊:《呈现真实中国景观,担当传媒社会责任》,《中华新闻报》,2012年4月11日。
--胡智锋、刘俊等:《2011年中国电视研究著作述评》,《当代电影》,2012年第3期,CSSCI。
--胡智锋、王锟、刘俊等:《2011年中国电视研究论文述评》,《当代电影》,2012年第3期,CSSCI。
--胡智锋、刘俊:《需求与选择:谈中国影视人才的培养与锻造》,《艺术教育》,2012年第3期,北大核心期刊(2004版)。
--胡智锋、刘俊:《解放与发展生产力,推进文化体制机制的改革与创新》,《电视研究》,2012年第2期,北大核心期刊(原CSSCI扩)。
--刘俊:《来自高考阅卷现场的报告——谈高考语文科作答的非知识性技巧》,《语文教学研究》,2012年第1期。
--刘俊:《语态·编排·包装——谈<新闻联播>改版背后的新闻叙事之变》,《电视研究》,2011年第12期,CSSCI扩展版。
--刘俊:《比较研究四大媒体对日本大地震的报道——基于对CNN、BBC、CCTV与NHK的分析》,《电视研究》,2011年第6期,CSSCI扩展版(《人大报刊复印材料》转载)。
--刘俊:《纵论近期中东局势及其报道》,《青年记者》,2011年5月下,北大核心期刊(2012版)。
--刘俊:《台湾电视民生消费新闻分析》,《青年记者》,2011年2月中,北大核心期刊(2012版)。
--刘俊:《中国新闻传播通史研究的“新史学观”》,《新闻知识》,2010年第7期,北大核心期刊。
--刘俊:《济南青岛观众电视收视情况调查》,《青年记者》,2010年4月下,北大核心期刊(2012版)。
--刘俊:《电视调查性报道对中国电视尊严的重塑》,《新闻爱好者》,2009年第11期,北大核心期刊。
--刘俊:《中国电视半世纪的流变分析》,《青年记者》,2009年10月中,北大核心期刊(2012版)。
--刘俊:《马克的记者观》,《青年记者》,2009年8月上,北大核心期刊(2012版)。
--刘俊:《两种西方营销、服务理论对报纸发行策划的启示》,《新闻窗》,2009年第3期。
--刘俊:《手机短信在集合行为中的传播效果探析》,《东南传播》,2009年第3期。
二、参与科研项目情况
--《国际传播发展新趋势与加快构建现代传播体系研究》,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课题(项目编号12&ZD017),子课题《国际一流媒体建设》负责人之一。
--《中国电视艺术史》,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项目编号11JJD860002),《中国电视综艺史》撰稿人。
--《新形势下中国影视文化发展创新研究》,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项目(项目编号:11BC024)。
--《首都广播影视人才管理改革专题研究》,北京广电局项目。
--《适应国家文化中心建设要求,打造北京广播影视航母》,北京广电局项目,子报告负责人且执笔子报告《国内外广播影视大型企业的比较分析》(9万字)。
--《北京电视剧辉煌30年(1982~2012)研究》,北京广电局项目,子报告负责人且执笔《20世纪90年代北京电视剧理论研究述评》。
--《北京影视产业发展理论思考》,北京广电局项目,执笔子报告《西方国家与城市影视产业发展经验报告》。

㈨ 战后史学是什么

在20世纪上半叶,新史学与传统史学处于新旧交替的状态。新史学不断得到壮大。大致到战后50年代中期,新史学开始在西方国家逐渐占据上风,成为史坛的主潮。这个过程在西方国家并不完全同步,德国要稍晚一些,但在总的发展趋势上是一致的。最主要的流派有:法国年鉴学派、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派或称新社会史学派、美国的社会科学史学派或称克莱奥学派。此外,德国的比勒菲尔德学派也有影响。但对新史学发展影响最大的当数法国年鉴学派。不过要注意的是,在新史学成为主潮以后,传统史学并未寿终正寝,而是继续存在和发展,并与新史学相对抗,不过终究大势已去。因此,战后的西方史学需要注意的正是新史学的发展变化。这就说到了第二点。

从50年代中期起,特别是在60年代至70年代,西方新史学发展迅猛,特别是法国年鉴学派,成绩尤为显赫。这个时期可以说是新史学的凯歌行进时期。或许是由于这时的新史学需要在发展中不断排除障碍,巩固壮大自己,因而各流派之间显示出的共同点比较突出。我们大致可以指出以下几点:首先,这时的新史学特别重视方法论的探讨和建设,主要是对在史学中影响颇深的实证主义方法论进行根本性的审视和修正。其次,对适合新史学范型的各种新方法和研究课题进行探索。这个时期也就被称为“后实证主义时期”,而六七十年代则被誉为实行“方法论革命”的年代。

在新方法论的探索和实践过程中,跨学科方法特别值得一提。如果说,过去各学科处于分割状态,彼此之间至多只是借用一些结论的话,到了六七十年代各学科都感到有统一的必要,都需要有能融合各学科优势的跨学科方法。这是由于对历史学与社会科学之间的关系的看法有了改变。这样就出现了跨学科的“黄金时期”。其特点是在对社会进行完整的跨学科研究的基础上,形成新的社会历史科学。而在此过程中,各学科是一种平等的合作关系。六七十年代的跨学科研究是有新意的,其表现是:不只是从其他学科借用资料和方法,而是各学科研究对象的统一,甚至是构建跨学科的研究对象。

在60年代,大致说来,对新史学产生较大影响的有社会学、社会人类学、人口学、计量方法等。这就涉及到另一个特点,即这时期的新史学要构建的是一种分析的跨学科史学。它从社会科学中汲取理论模式和研究技术以丰富自己。这种分析性的史学并不是要追求一种普遍历史理论,而是立足于探求分析的科学原则和标准,并在历史研究中运用社会科学的分析方法、模式和概念。这里反映出一个重要倾向,即这时的新史学虽然对19世纪史学的实证性表示不满,对19世纪科学主义的一统天下也有怀疑,但自20世纪初叶以来新史学家将社会科学方法引进历史研究中来的努力,此时并未减弱,反而有所加强。美国的社会科学史学派、德国的“历史的社会科学”就是明显的例证,而年鉴派更在这方面取得突出成就,其代表人物就是布罗代尔。

布罗代尔不仅是进行跨学科研究和运用社会科学方法的杰出代表,而且也是成功体现年鉴派“总体史”思想的巨匠。他的巨著《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和《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使他闻名遐迩。他在时间观上的创新使他成为新史学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可以这样说,长期以来,人们往往把布罗代尔等同于新史学。实际上,这是一种误解。

就在新史学获得重大发展的“布罗代尔时代”,新史学的弊端已逐渐暴露出来,从而受到来自新史学内外的批评和质疑。我们不妨以布罗代尔为例作些分析,以窥见新史学弊端之一斑。布罗代尔构建的总体史,结构独特,资料宏丰,但却存在两个无法回避的弊病:一是过分强调超越个人的自然—地理结构和物质经济结构对历史发展趋势的决定作用,而完全忽略了历史中的人;二是过分强调表示上述结构变动的长时段和表示节奏稍慢的历史趋势的中时段,而忽略了表示历史突发事件的短时段。这些弊端的一个集中表现就是,历史学中的“社会的转变”使历史学的特性变得模糊起来。可以设想,“没有人和事件的历史”如何体现历史学的特性?因此,到1968年布罗代尔辞去《年鉴》杂志主编以后,法国的新史学就出现了一种力图克服弊端而新见迭出的纷繁多样的局面。

简单说来,这时的变化可用“人类学的转变”来概括,这种变化并非偶然。从方法论上说,布罗代尔时期盛行的用来分析结构和过程的社会学理论难以研究历史上的个人和群体的行为。而业已存在的注重构建不同时代人们的“世界图象”的心态史却为此提供了可能。心态史是一种“从内部研究的历史”,着重研究普通人的情感世界,研究决定他们个人行为和行为的价值体系和思维方式。历史人类学就是由心态史发展而来的。这个新流派不研究客观结构和过程,而是研究历史上人们日常意识的现实内容、心态现象、符号系统、习俗和价值观,研究心理目标、理解定式和行为模式。一言以蔽之,以人类学来解释文化。在法国,不少成功的用历史人类学方法研究历史的著作相继问世。法国的变化,不同程度地在西方其他国家大多也有反映。

这一时期新史学的发展和更新,扩大了史学的认识能力和研究领域,导致了历史学新分支的出现和重组。除了传统流派外,此时流行的是历史人口学、历史地理学、历史生态学、民族史、历史人类学、历史心理学、历史社会学等。然而,围绕着新史学的争论不仅没有停息,反而越演越烈。到70年代末80年代初,新史学发生危机的呼声更是不绝于耳。大致从这时开始,战后的新史学进入了又一个时期。

㈩ 王泛森的论著目录

1.《章太炎的思想》,台北:时报出版公司,1985;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7月。
2.《古史辨运动的兴起》,台北:允晨文化出版公司,1987。
3.《Fu Ssu-nien: A Life in Chinese History and Politics》,英国剑桥(Cambridge):剑桥大学出版社(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0年。
4.《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03;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1年1月。
5.《晚明清初思想十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12月。
6.《近代中国的史家与史学》(人文书系),香港: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2008.10,274页;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年9月。
7.《权力的毛细管作用:清代的思想、学术与心态》(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13)。
8.《傅斯年:中国近代历史与政治中的个体生命》(北京:三联书店;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13)。
9.《执拗的低音:一些历史思考方式的反思》(台北:允晨文化实业公司,2014;北京:三联书店,2014)。 《从传统到反传统──两个思想脉络的分析》,收入周阳山主编,《从五四到新五四》(台北:时报出版公司,1989),页242-267。
《从曾静案看十八世纪前期的社会心态》,《大陆杂志》85.4 (1992):1-22。
《历史记忆与历史:以中国近世史事为例》,《当代》91 (1993):40-49。
《明末清初的人谱与省过会》,《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63.3 (1993):679-712。
Fu Ssu-nien: the Latter Days of a May Fourth Youth,The Gest Library Journal 6.1 (1993): 5-53.
〈心即理说的动摇与明末清初学风之转变〉,《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65.2 (1994):333-372。
〈道咸年间民间性儒家学派──太谷学派研究的回顾〉,《新史学》5.4 (1994):141-162。
〈邵懿辰 (1810-1861) 与清季思想的激烈化〉,《大陆杂志》90.3 (1995):1-8。
〈刘师培与清末的无政府运动〉,《大陆杂志》90.6 (1995):1-9。
〈读傅斯年档案札记〉,《当代》116 (1995):30-53。
The 'Daring Fool' Feng Fang (1500-1570) and His Ink Rubbing of the Stone-Inscribed Great Learning,Ming Studies 35 (1995): 74-91.
〈明代后期的造伪与思想争论──丰坊与《大学》石经〉,《新史学》6.4 (1995):1-20。
〈傅斯年与陈寅恪〉,《中国文化》12 (1995):238-241。
〈清末民初的社会观与傅斯年〉,《清华学报》25.4 (1995):325-343。
〈傅斯年对胡适文史观点的影响〉,《汉学研究》14.1 (1996):177-193。
〈清末的历史记忆与国家建构:以章太炎为例〉,《思与言》34.3 (1996):1-18。
〈什么可以成为历史证据──近代中国新旧史料观点的冲突〉,《新史学》8.2 (1997):93-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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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初思想趋向与《刘子节要》──兼论清初蕺山学派的分裂〉,《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68.2 (1997):417-4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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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寅恪与近代中国的两种危机〉,《当代》122 (1997):44-63。
〈中国近代思想中的传统因素:兼论思想的本质与思想的功能〉,《学人》12 (1997):1-28。
〈近代中国私人领域的政治化〉,《当代》125 (1998):110-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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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平格与清初思想界〉,《亚洲研究》23 (1997):224-268。
〈戊戌前后思想资源的变化:以日本因素为例〉,《二十一世纪》45 (1998):47-54。
〈明末清初儒学的宗教化──以许三礼的告天之学为例〉,《新史学》9.2 (1998):89-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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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谱与明末清初思想家──以颜李学派为主的讨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69.2 (1998):245-294。
〈清初思想中形上玄远之学的没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69.3 (1998):557-587。
〈方东树与晚清学风〉,《庆祝杨向奎先生教研六十年论文集》(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页557-5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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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 Jiegang, in Modern China: An Encyclopedia of History Culture, and Nationalism, ed. Wang Ke-wen (New York: Garland Publishing Inc., 1998), pp. 128-129.
New Tide Society, in Modern China: An Encyclopedia of History Culture, and Nationalism, ed. Wang Ke-wen (New York: Garland Publishing Inc., 1998), pp. 242-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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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潮与社会条件〉,收入余英时等着,《五四新论:既非文艺复兴‧亦非启蒙运动》(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9),页103-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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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的政治概念与新史学〉,《学术史与方法学的省思: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七十周年研讨会论文集》(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2000),页125-146。
〈民国史学中的新派及其批评者〉,收入罗志田主编,《20世纪的中国:学术与社会‧史学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页31-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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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研究的新视野:重读「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七十五周年纪念文集》(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2004),页161-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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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半农与史语所的「民间文艺组」〉,《新学术之路: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七十周年纪念文集》,上册,页119-133。
〈容肇祖与历史语言研究所〉,《新学术之路: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七十周年纪念文集(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98),上册,页345-352。
〈李晋华与《明实录》〉,《新学术之路: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七十周年纪念文集》(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98-),下册,页467-473。
〈逯钦立与《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新学术之路: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七十周年纪念文集》,下册,页773-7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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