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商业的发展,城市的繁荣,市民阶层的扩大。(3分)
(2)京剧。(1分)休闲娱乐功能,社会教化功能。(2分)
(3)甲骨文、金文、小篆、隶书。(2分)
(4)印象派、新印象派、后印象派、现代派。(2分)
(5)兴起于19世纪70年代的法国。(1分)
风格特点:重视光和色彩的应用。(2分)
㈦ 历史学是科学还是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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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问题确实在历史学界吵了很长时间,莫衷一是。我个人倾向于历史学是一门阐释学(或者解释学)而非是科学。但研究历史的一些考据方法是科学的。
我们大二的时候上过一门课,“史学概论”,用的课本是北京大学出版社王学典主编的《史学引论》(很对人看到这个名字都很熟悉,对!他就是《文史哲》杂志主编、山大教授,他的《顾颉刚和他的弟子们》更是家喻户晓),这门课枯燥之处在于纯理论化,讲的是历史学的性质、学科特点,以及一些史学方法、治史方法、史学史的内容(我扯了好多啊!)。
在这本书的封面上有一句话:“历史学不是以物质世界为主要研究对象的追求通则或规律的实证科学,而是一门旨在把握或通向人的不确定的心灵世界的诠释学。”王学典的观点很明确,历史学不是科学,是一门诠释学(或者叫阐释学、解释学)。
起初我是怀疑这句话的,我感觉历史学一向是很严谨的,所有数据、史料都具有精确性,因为这才是“真实的历史”,后来我接触到法国年鉴学派的计量史学,更加坚信历史学是一门严谨、规律的科学。但是等我看了一些史学理论的书之后感觉王学典这句话并没有问题。
历史事件的发生往往具有随机性,不是能够通过科学的方法能预测到的。无论是伯罗尼撒战争、还是布匿战争抑或我国的黄巢起义、太平天国运动,虽然在爆发前会出现一系列很直观的事实与原因,但这些事实与原因不也是毫无规律的吗?况且这些事件更不可能有规律地轮回。而科学是什么?科学是一种反映现实世界各种现象的客观规律的知识体系,具有可观察、可假设、可检证的特点。而历史学虽然反映的是过去发生的真实的事件,但毫无规律性可言,更不可能假设与逻辑推理。因此来说,历史学非科学。但是历史的随机性不能阻碍我们以科学的方法去研究它,比如计量史学,与其说是一门学问,倒不如说是一种治史方法,运用数学等自然科学中的方法对历史资料进行定量分析,不仅有助于精确还原事件本身,也会使得历史本身更具有说服力、趣味性。
除了历史学,语言学、哲学等等学科都不能算作科学,而是人文类学科。所以,现在我感觉我国的一些学科分类是有问题的,把历史学、哲学等学科划归到社会科学是不严谨的,而且把我国的学科体系笼统地分为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是不科学的,应该在之外再加一项“人文学科”(是学科,不是科学)。
㈧ 刘俊的学术成果
近五年,刘俊发表新闻传播、传媒艺术、教育教学领域学术论文40余篇,其中在《光明日报》《新闻与传播研究》《现代传播》《当代电影》《艺术百家》《新闻记者》《中国电视》《电视研究》等国家社科资助期刊、CSSCI来源期刊、北大核心期刊发表学术论文30余篇;在所发表论文中,第一/独立作者共计25篇;硕士期间独立发表的论文即被《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全文转载,文章多次被《新华文摘》《人大复印报刊资料》转摘、转载。
刘俊参与“国际传播发展新趋势与加快构建现代传播体系研究”“新形势下中国影视文化发展创新研究”“中国电视艺术史”等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课题、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项目、北京广播电影电视局课题、中央电视台课题等科研项目共计8项。
散文见于《散文百家》《福建文学》等知名文学期刊,以及各级报纸副刊。
一、近五年发表的学术论文
--胡智锋、刘俊等:《2013年中国电视研究著作述评》,《当代电影》,2014年第3期,CSSCI。
--胡智锋、周建新、刘俊等:《2013年中国电视研究论文述评》,《当代电影》,2014年第3期,CSSCI。
--胡智锋、刘俊:《电视综艺节目,需在引进与原创之间寻求平衡》,《传媒评论》(原《新闻实践》),2014年第2期,北大核心期刊(2004版)。
--胡智锋、刘俊:《何谓传媒艺术》,《现代传播》,2014年第1期,CSSCI、国家社科基金资助期刊。
--髙长力、胡智锋、刘俊(整理者):《需求与引领:传媒生态与监管服务之变——2014年<现代传播>年度对话》,《现代传播》,2014年第1期,CSSCI、国家社科基金资助期刊。
--刘俊、胡智锋:《中国电视纪录片的收获与缺失》,《光明日报》,2014年1月18日。
--胡智锋、刘俊:《传媒领导者媒介素养提升论要》,《新闻记者》,2013年第11期,CSSCI。
--胡智锋、刘俊:《2013年政府媒体管理与服务的三点观察》,《视听界》,2013年第5期(双月刊)。
--刘俊、毕啸南:《台湾主播的观念》,《电视研究》,2013年第9期,北大核心期刊(原CSSCI扩)。
--刘俊:《<新闻联播>变化趋向探析》,《电视研究》,2013年第5期,北大核心期刊(原CSSCI扩)。
--胡智锋、刘俊:《主体·诉求·渠道·类型:四重维度论如何提高中国传媒的国际传播力》,《新闻与传播研究》,2013年第4期,CSSCI、国家社科基金资助期刊。
--刘俊:《论我国高校校报在传媒教育中的育人功用》,《青年记者》,2013年3月下,北大核心期刊。
--胡智锋、刘俊等:《2012年中国电视研究论文述评》,《当代电影》,2013年第3期,CSSCI。
--胡智锋、王锟、刘俊等:《2012年中国电视研究著作述评》,《当代电影》,2013年第3期,CSSCI(《人大报刊复印材料》转载)。
--胡智锋、刘俊:《2012年中国电视文艺几大亮点及几点思考》,《艺术百家》,2013年第1期(双月刊),CSSCI。
--刘俊:《理念·实践:让纪录片走进大学校园》,《现代传播》,2013年第1期,CSSCI、国家社科基金资助期刊。
--苗棣、刘文、胡智锋、刘俊(整理者):《道与法:中国传媒国际传播力提升的理念与路径——2013年<现代传播>年度对话》,《现代传播》,2013年第1期,CSSCI(《人大报刊复印材料》转载)、国家社科基金资助期刊。
--刘俊:《探析台湾传播学界研究的新动向》,《青年记者》,2012年11月下,北大核心期刊。
--刘俊:《理念·人才·渠道——基于<东非野生动物大迁徙>的国际化报道策略分析》,《电视研究》,2012年第9期,北大核心期刊(原CSSCI扩)。
--刘俊:《台湾电视传媒的采编体验与探析思考》,《电视研究》,2012年第7期,北大核心期刊(原CSSCI扩)。
--刘俊:《文化·传媒·青年:台湾传媒教育开路人郑贞铭的教育观》,《现代传播》,2012年第6期,CSSCI、国家社科基金资助期刊。
--刘俊:《探索规律,创新手段——中央电视台“走基层”报道业务研讨会综述》,《现代传播》,2012年第4期,CSSCI、国家社科基金资助期刊。
--胡智锋、刘俊:《呈现真实中国景观,担当传媒社会责任》,《中华新闻报》,2012年4月11日。
--胡智锋、刘俊等:《2011年中国电视研究著作述评》,《当代电影》,2012年第3期,CSSCI。
--胡智锋、王锟、刘俊等:《2011年中国电视研究论文述评》,《当代电影》,2012年第3期,CSSCI。
--胡智锋、刘俊:《需求与选择:谈中国影视人才的培养与锻造》,《艺术教育》,2012年第3期,北大核心期刊(2004版)。
--胡智锋、刘俊:《解放与发展生产力,推进文化体制机制的改革与创新》,《电视研究》,2012年第2期,北大核心期刊(原CSSCI扩)。
--刘俊:《来自高考阅卷现场的报告——谈高考语文科作答的非知识性技巧》,《语文教学研究》,2012年第1期。
--刘俊:《语态·编排·包装——谈<新闻联播>改版背后的新闻叙事之变》,《电视研究》,2011年第12期,CSSCI扩展版。
--刘俊:《比较研究四大媒体对日本大地震的报道——基于对CNN、BBC、CCTV与NHK的分析》,《电视研究》,2011年第6期,CSSCI扩展版(《人大报刊复印材料》转载)。
--刘俊:《纵论近期中东局势及其报道》,《青年记者》,2011年5月下,北大核心期刊(2012版)。
--刘俊:《台湾电视民生消费新闻分析》,《青年记者》,2011年2月中,北大核心期刊(2012版)。
--刘俊:《中国新闻传播通史研究的“新史学观”》,《新闻知识》,2010年第7期,北大核心期刊。
--刘俊:《济南青岛观众电视收视情况调查》,《青年记者》,2010年4月下,北大核心期刊(2012版)。
--刘俊:《电视调查性报道对中国电视尊严的重塑》,《新闻爱好者》,2009年第11期,北大核心期刊。
--刘俊:《中国电视半世纪的流变分析》,《青年记者》,2009年10月中,北大核心期刊(2012版)。
--刘俊:《马克的记者观》,《青年记者》,2009年8月上,北大核心期刊(2012版)。
--刘俊:《两种西方营销、服务理论对报纸发行策划的启示》,《新闻窗》,2009年第3期。
--刘俊:《手机短信在集合行为中的传播效果探析》,《东南传播》,2009年第3期。
二、参与科研项目情况
--《国际传播发展新趋势与加快构建现代传播体系研究》,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课题(项目编号12&ZD017),子课题《国际一流媒体建设》负责人之一。
--《中国电视艺术史》,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项目编号11JJD860002),《中国电视综艺史》撰稿人。
--《新形势下中国影视文化发展创新研究》,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项目(项目编号:11BC024)。
--《首都广播影视人才管理改革专题研究》,北京广电局项目。
--《适应国家文化中心建设要求,打造北京广播影视航母》,北京广电局项目,子报告负责人且执笔子报告《国内外广播影视大型企业的比较分析》(9万字)。
--《北京电视剧辉煌30年(1982~2012)研究》,北京广电局项目,子报告负责人且执笔《20世纪90年代北京电视剧理论研究述评》。
--《北京影视产业发展理论思考》,北京广电局项目,执笔子报告《西方国家与城市影视产业发展经验报告》。

㈨ 战后史学是什么
在20世纪上半叶,新史学与传统史学处于新旧交替的状态。新史学不断得到壮大。大致到战后50年代中期,新史学开始在西方国家逐渐占据上风,成为史坛的主潮。这个过程在西方国家并不完全同步,德国要稍晚一些,但在总的发展趋势上是一致的。最主要的流派有:法国年鉴学派、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派或称新社会史学派、美国的社会科学史学派或称克莱奥学派。此外,德国的比勒菲尔德学派也有影响。但对新史学发展影响最大的当数法国年鉴学派。不过要注意的是,在新史学成为主潮以后,传统史学并未寿终正寝,而是继续存在和发展,并与新史学相对抗,不过终究大势已去。因此,战后的西方史学需要注意的正是新史学的发展变化。这就说到了第二点。
从50年代中期起,特别是在60年代至70年代,西方新史学发展迅猛,特别是法国年鉴学派,成绩尤为显赫。这个时期可以说是新史学的凯歌行进时期。或许是由于这时的新史学需要在发展中不断排除障碍,巩固壮大自己,因而各流派之间显示出的共同点比较突出。我们大致可以指出以下几点:首先,这时的新史学特别重视方法论的探讨和建设,主要是对在史学中影响颇深的实证主义方法论进行根本性的审视和修正。其次,对适合新史学范型的各种新方法和研究课题进行探索。这个时期也就被称为“后实证主义时期”,而六七十年代则被誉为实行“方法论革命”的年代。
在新方法论的探索和实践过程中,跨学科方法特别值得一提。如果说,过去各学科处于分割状态,彼此之间至多只是借用一些结论的话,到了六七十年代各学科都感到有统一的必要,都需要有能融合各学科优势的跨学科方法。这是由于对历史学与社会科学之间的关系的看法有了改变。这样就出现了跨学科的“黄金时期”。其特点是在对社会进行完整的跨学科研究的基础上,形成新的社会历史科学。而在此过程中,各学科是一种平等的合作关系。六七十年代的跨学科研究是有新意的,其表现是:不只是从其他学科借用资料和方法,而是各学科研究对象的统一,甚至是构建跨学科的研究对象。
在60年代,大致说来,对新史学产生较大影响的有社会学、社会人类学、人口学、计量方法等。这就涉及到另一个特点,即这时期的新史学要构建的是一种分析的跨学科史学。它从社会科学中汲取理论模式和研究技术以丰富自己。这种分析性的史学并不是要追求一种普遍历史理论,而是立足于探求分析的科学原则和标准,并在历史研究中运用社会科学的分析方法、模式和概念。这里反映出一个重要倾向,即这时的新史学虽然对19世纪史学的实证性表示不满,对19世纪科学主义的一统天下也有怀疑,但自20世纪初叶以来新史学家将社会科学方法引进历史研究中来的努力,此时并未减弱,反而有所加强。美国的社会科学史学派、德国的“历史的社会科学”就是明显的例证,而年鉴派更在这方面取得突出成就,其代表人物就是布罗代尔。
布罗代尔不仅是进行跨学科研究和运用社会科学方法的杰出代表,而且也是成功体现年鉴派“总体史”思想的巨匠。他的巨著《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和《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使他闻名遐迩。他在时间观上的创新使他成为新史学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可以这样说,长期以来,人们往往把布罗代尔等同于新史学。实际上,这是一种误解。
就在新史学获得重大发展的“布罗代尔时代”,新史学的弊端已逐渐暴露出来,从而受到来自新史学内外的批评和质疑。我们不妨以布罗代尔为例作些分析,以窥见新史学弊端之一斑。布罗代尔构建的总体史,结构独特,资料宏丰,但却存在两个无法回避的弊病:一是过分强调超越个人的自然—地理结构和物质经济结构对历史发展趋势的决定作用,而完全忽略了历史中的人;二是过分强调表示上述结构变动的长时段和表示节奏稍慢的历史趋势的中时段,而忽略了表示历史突发事件的短时段。这些弊端的一个集中表现就是,历史学中的“社会的转变”使历史学的特性变得模糊起来。可以设想,“没有人和事件的历史”如何体现历史学的特性?因此,到1968年布罗代尔辞去《年鉴》杂志主编以后,法国的新史学就出现了一种力图克服弊端而新见迭出的纷繁多样的局面。
简单说来,这时的变化可用“人类学的转变”来概括,这种变化并非偶然。从方法论上说,布罗代尔时期盛行的用来分析结构和过程的社会学理论难以研究历史上的个人和群体的行为。而业已存在的注重构建不同时代人们的“世界图象”的心态史却为此提供了可能。心态史是一种“从内部研究的历史”,着重研究普通人的情感世界,研究决定他们个人行为和行为的价值体系和思维方式。历史人类学就是由心态史发展而来的。这个新流派不研究客观结构和过程,而是研究历史上人们日常意识的现实内容、心态现象、符号系统、习俗和价值观,研究心理目标、理解定式和行为模式。一言以蔽之,以人类学来解释文化。在法国,不少成功的用历史人类学方法研究历史的著作相继问世。法国的变化,不同程度地在西方其他国家大多也有反映。
这一时期新史学的发展和更新,扩大了史学的认识能力和研究领域,导致了历史学新分支的出现和重组。除了传统流派外,此时流行的是历史人口学、历史地理学、历史生态学、民族史、历史人类学、历史心理学、历史社会学等。然而,围绕着新史学的争论不仅没有停息,反而越演越烈。到70年代末80年代初,新史学发生危机的呼声更是不绝于耳。大致从这时开始,战后的新史学进入了又一个时期。
㈩ 王泛森的论著目录
1.《章太炎的思想》,台北:时报出版公司,1985;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7月。
2.《古史辨运动的兴起》,台北:允晨文化出版公司,1987。
3.《Fu Ssu-nien: A Life in Chinese History and Politics》,英国剑桥(Cambridge):剑桥大学出版社(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0年。
4.《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03;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1年1月。
5.《晚明清初思想十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12月。
6.《近代中国的史家与史学》(人文书系),香港: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2008.10,274页;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年9月。
7.《权力的毛细管作用:清代的思想、学术与心态》(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13)。
8.《傅斯年:中国近代历史与政治中的个体生命》(北京:三联书店;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13)。
9.《执拗的低音:一些历史思考方式的反思》(台北:允晨文化实业公司,2014;北京:三联书店,2014)。 《从传统到反传统──两个思想脉络的分析》,收入周阳山主编,《从五四到新五四》(台北:时报出版公司,1989),页242-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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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的政治概念与新史学〉,《学术史与方法学的省思: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七十周年研讨会论文集》(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2000),页125-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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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的一件公案──再论黄宗羲与陈确的思想交涉〉,见新亚学术期刊编辑委员会编,《钱宾四先生百龄纪念会学术论文集》(收入《新亚学术集刊》〔香港: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2003〕,第14期),页241-260。
〈历史研究的新视野:重读「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七十五周年纪念文集》(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2004),页161-176。
〈对《文史通义‧言公》篇的新认识〉,收入丘慧芬编,《自由主义与人文传统:林毓生先生七秩寿庆论文集》(台北:允晨文化实业公司,2005),页229-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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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泛森著,冰野善宽译,〈历史と社会:中国近代史学の回顾〉,《关西大学中国文学会纪要》26 (2005):29-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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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儒者的全神堂──《国史儒林传》与道光年间顾祠祭的成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79.1 (2008.3):63-93。
〈从东亚交涉史料看中国〉,《东アジア文化交涉研究》别册1 (2008.3):93-96。
〈近代中国的线性历史观──以社会进化论为中心的讨论〉,《新史学》19.2 (2008.6):1-46。
The New Academic Movement in Modern China and the Humanities, 韩国成均馆大学校大东文化研究院 The Journal of Eastern Studies: Dae Dong Mun Hwa Yon Gu 63 (2008.9): 81-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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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运动与生活世界的变化〉,《二十一世纪》113 (2009.6):44-54。
〈程廷祚与程云庄──清代中期思想史的一个研究〉,收入田浩编,《文化与历史的追索──余英时教授八秩寿庆论文集》(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09.12),页245-271。
〈主义与学问:一九二○年代中国思想界的分裂〉,收入许纪霖编,《启蒙的遗产与反思》(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1)。 〈评Peter Burke, The French Historical Revolution〉,《新史学》3.2 (1992):169-180。
〈评Carlo Ginzberg, Clues, Myths, and the Historical Method〉,《新史学》6.3 (1995):217-228。
〈历史方法与历史想象:余英时的《朱熹的历史世界》〉,《中国学术》(北京)总18 (2004):219-237。(原应为2004出版,该刊脱期,实际出版时间为2005。) 杜正胜、王泛森主编,《傅斯年文物资料选辑》(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95)。
杜正胜、王泛森主编,《新学术之路: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七十周年纪念文集》(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98)。 〈傅斯年往来书信选:陈寅恪部分〉,连载《联合报》,1995.12。
〈史语所藏胡适与傅斯年来往函札〉,《大陆杂志》93.3 (1996):1-23。
〈陈寅恪的未刊往来书信〉,《当代》123 (1997):64-68;124 (1997):52-61。
〈刘半农与史语所的「民间文艺组」〉,《新学术之路: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七十周年纪念文集》,上册,页119-133。
〈容肇祖与历史语言研究所〉,《新学术之路: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七十周年纪念文集(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98),上册,页345-352。
〈李晋华与《明实录》〉,《新学术之路: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七十周年纪念文集》(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98-),下册,页467-473。
〈逯钦立与《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新学术之路: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七十周年纪念文集》,下册,页773-78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