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德清论文

❶ 姓氏周的来历

姓氏起源

一、周姓的最早出现，可追溯到远古的黄帝轩辕氏。

据《姓氏考略》所载，相传黄帝时就有一位叫周昌的大将，至商代又有一名叫周任的太史，这两个人的后代都以周为姓氏。

二、出自姬姓。

其始祖为周文王。黄帝的儿子后稷，姓姬。后稷是古代周族的始祖。周公东征胜利后，大规模分封诸侯，其中姬姓国就有53个。这些姬姓国的后人大多改以国名、地名及祖父名号为姓氏。公元前256年周被秦国所灭后，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周宗室子孙及周朝遗民以周为氏。

三、由他氏改姓或他族改姓为周的。

如唐玄宗时，有姬氏因避帝名讳，故而改姓周。元时，有苏氏改姓周的。唐末有叫成纳的，后梁时赐姓周。北魏时有鲜卑皇族普氏改姓周。南北朝时，代北复姓贺鲁氏自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后，改汉字单姓周氏。

四、源于少数民族。

1、南北朝时，北魏献帝的第二个哥哥，原姓普，后改姓周。

2、唐朝上元年间，少数民族有“暨佐时”（音译）三字姓的，改为周氏

3、代北（今山西省东北部）的复姓“贺鲁”氏，改为周氏，贺鲁氏是由“夷”（少数民族）变为周姓。

资料扩展：

周姓在《百家姓》中排第5位，周姓是一个多民族、多源流的古老姓氏，主要源于姬姓，台湾土著族、瑶族、东乡族、彝族、布朗族、白族、蒙古族、回族、土家族、保安族、黎族、壮族、羌族、朝鲜族等民族均有此姓。

据当代周姓的人口已达2544万，为全国第九大姓，大约占全国人口的2.02%。

从明朝600年中周姓人口由210万激增到近2500多万，增长了近12倍。明朝的平均人口接近9300万，当代的人口按12亿计，人口增长了13倍。

周姓人口的增加速度略低于全国人口的增加速度，在这1000年中周姓人口的增加率是呈“ㄏ”形态势。

在全国的分布主要集中于四川、湖南、湖北、江苏四省，大约占周姓总人口的46%；其次分布于山东、浙江、安徽、江西、河南、广东和贵州，这七省的周姓又集中了33%。

四川居住了周姓总人口的15.3%，为周姓第一大省，占省总人口的3.4%。全国形成了沿长江的高比率周姓区域。

❷ 关于海盐腔的论文怎么写

海盐腔纵谈
海盐腔是我国戏曲史上一颗璀璨夺目的艺术明
珠。在明代嘉靖、隆庆、万历年间,可谓红遍大江南
北,名满神州大地,没有一种戏曲能望其项背。可
是,不知何故,好景不长,到万历末年,它就开始衰
落,清康熙以后,便销声匿迹了。
由于海盐腔“英年早逝”,连注明海盐腔的曲谱
也没有一段留存后世,所以,仅凭一些零星的文字记
载资料,不但已难识其真面目,要弄清其来龙去脉、
发展衍变就更不容易了。到目前为止,许多问题还
是一片空白,或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我对海盐腔没
有研究,只是就我对某些资料的理解,谈些粗浅的看
法,以就教于方家。
一、海盐腔是怎样的戏曲?
这似乎是个不成问题的问题。因为我国所有权
威性辞书都认定:海盐腔是明代形成于浙江海盐的
戏曲声腔,它与余姚腔、弋阳腔、昆山腔并称为明代
南戏“四大声腔”。有的辞书还说海盐腔、余姚腔等,
既是不同的戏曲声腔,又是不同的戏曲剧种。①实
际上,这些说法,并不是没有一点问题。近些年,我
省戏曲音乐研究专家洛地先生,就曾著文指出:(一)
明代没有人将海盐腔、弋阳腔、余姚腔、昆山腔等腔
称为“声腔”。古代“声腔”一词的指义是“演出当场
演员口中的语音语调”,而不是今天的“戏曲声腔”。
(二)我国明代以前的戏曲剧种,都是曲牌体,其唱
腔,都是“以文化乐”的,即以文辞句字之字读语音的
平仄声调,化为乐音,构成旋律,他称为“以字声行
腔”。这种戏曲唱腔,到魏良辅、梁辰鱼改造过的“昆
山腔”才发展成熟。在此之前的海盐腔、弋阳腔、余
姚腔、昆山腔等四“腔”,“原系四地之语音语调”。因
此,明代海盐腔等四腔既不是“四大声腔”,更不是
“四个剧种”。②
这些见解是闻所未闻、独一无二的,在目前的戏
剧理论界,差不多是一种“奇谈怪论”。但是,我认为
总的说是很有说服力的,是有科学根据的,我不但赞
同他的意见,而且从中得到极大的启发。然而,具体
谈到海盐腔,说它也与余姚、弋阳、昆山三腔一样,
“原系四地之语音语调”,即四腔只有方言语音的不
同,而无音乐旋律的区别,直到海盐腔消失前均如
此。对此,我还有些想不通,似乎论据不足,想谈点
不同的看法。
我认为,海盐腔发展的前期与后期是不一样的。
我承认,海盐腔、余姚腔、弋阳腔等在各地刚刚
产生和形成的时候,主要是指各地演员口中的不同
方言语音,唱腔上并不象今天的京剧和越剧那样,相
互截然不同,各有鲜明的特色。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海盐腔、余姚腔、弋阳腔等等,都是南宋温州戏
文(元代始称南戏)在海盐、余姚、弋阳等地长期流传
的产物。起初,海盐、余姚、弋阳等地的戏迷(称“戏
文子弟”),出于对温州戏文的爱好,在当地组织戏班
演出,演的都是南戏,唱的是温州传来的南戏唱腔,
剧目、表演、伴奏、化妆、服饰、道具等,都向温州的南
戏学习,因此,各地戏班所演的戏是差不多的,最大
的不同是各地戏子口中的方言语音。他们也想学用
温州戏文的语音语调演唱,但是,大家都做不到,只
得改用当地方言演唱南戏。这样,在各地观众看
(听)来,所谓海盐腔、余姚腔、弋阳腔等等所演的戏,
相互之间没有什么明显的、本质的不同,主要是戏子
口中的方言语音有很大的区别。他们演的是同属于
南戏剧种,唱的是同属于温州南戏所用的声腔(我把
“声腔”理解为一个剧种所用的音乐唱腔和伴奏)。
因此,初期的“海盐腔”,应该是海盐戏班演出、海盐
戏子用海盐话演唱南戏的意思。不能把海盐腔与余
姚腔、弋阳腔看成不同的戏曲声腔(不同的戏曲声
腔,必须是各自所用唱腔旋律或主奏乐器明显不
同),更不是不同的戏曲剧种。
但是,洛地还认为,语音语调的“腔”付诸唱,久
而久之,会产生一定的音乐旋律,所以,“以文化乐”
的“腔”,有两种指义:一是语音语调;二是音乐旋律。
音乐旋律是从语音语调衍化而成的。虽然这种音乐
旋律的“腔”,要到魏良辅、梁辰鱼改造过的“昆山腔”
才发展成熟,在此之前,海盐腔、余姚腔、弋阳腔等等
的音乐旋律是无定的,具有相当大的随意性,并不十
分固定,但毕竟还会产生音乐旋律的“腔”,并不是永
远停留在方言语音语调上。假定最初的“海盐腔”是
指海盐戏子组班、用海盐话唱南戏,其最大的特点是
海盐的方言语音,但数十年、上百年以后,在海盐方
言语音的基础上会产生一定的音乐旋律,其旋律也
会有一定的海盐特色和风格。因为“以文化乐”的戏
曲唱腔本身是由语音语调衍化而来的。音乐旋律受
唱辞句式平仄的制约,唱辞句式平仄又受方言语音
的制约,不同的方言语音会产生不同的音乐旋律。
同时,南戏传到海盐、由海盐人演唱以后,还可能吸
收当地某些民间音乐入戏演唱,或受海盐民间音乐
的影响,因此,使海盐腔所具有的海盐音乐特色越来
越浓,使之具有特色唱腔的含义。
后期海盐腔的特点和面貌如何呢?我们只要将
水磨昆山腔与后期海盐腔的有关记载加以对比,便
可知其大概。明沈宠绥在《度曲须知·曲运隆衰》中
说魏、梁改革后的昆山腔是:“……尽洗乖声,别开堂
奥,调用水磨,拍捱冷板,声则平上去入之婉协,字则
头腹尾音之毕匀,功深琢,气无烟火,启口轻园,收
音纯细。”与海盐腔、余姚腔、弋阳腔等相比,新的昆
山腔除了新增管弦伴奏外,主要有两点不同:一是用
规范的通用字读语音演唱,即用中州音演唱,不再用
昆山方言演唱;二是唱腔的旋律经过魏良辅、梁辰鱼
等人的加工,变得十分细腻、柔婉而优美,犹如水磨
过似的,俗称“水磨腔”。但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明成
化以后的海盐腔已与余姚腔、弋阳腔等有明显的不
同,它也是用中州音演唱的,其唱腔旋律亦已相当细
腻柔婉了。明顾起元(1565—1628)《客座赘语》卷九
《戏剧》条说:“……大会则用南戏,其始止二腔,一为
弋阳,一为海盐。弋阳则错用乡语,四方士客喜阅
之;海盐多官话,两京人用之。”这段话是尽人皆知
的,说明当时的弋阳腔、余姚腔等是各用弋阳、余姚
方言演唱的,而海盐腔却已不用海盐方言演唱,而是
用中州音演唱了。这里的“官话”,就是上层官僚、士
大夫间通用流行的话,即中州音。这与水磨昆山腔
是基本相同的。③至于海盐腔的细腻柔婉,明万历
间人姚旅《露书》卷八《风篇上》说:“歌永言。永言
者,长言也,引其声使长也。所谓‘逸清响于浮云,游
余音于中路’也。故古歌者,上如抗,下如坠,曲如
折,止如槁木。倨中矩,勾中钩,累累如贯珠。按今
唯唱海盐腔者似之,音如细发,响彻云霄。每度一
字,几尽一刻,不背永言之义。”也许海盐腔唱腔之细
腻柔婉尚不及水磨昆山腔,但从“音如细发,响彻云
霄。每度一字,几尽一刻”来看,似亦与水磨昆山腔
相差无几了。
洛地把水磨昆山腔(正昆)的唱叫做“曲唱”,认
为只有文人音乐家才能为之;而将余姚腔、弋阳腔、
海盐腔以及草昆的唱称为“俚唱”(非曲唱),各地艺
人皆能为之。我以为,后期的海盐腔与余姚腔、弋阳
腔等不同,已经够得上或接近于洛地所说的“曲唱”
了。很有可能在魏、梁之前,早已有文人曲家对旧海
盐腔作过很大的改造,只是没有留下文字记载,不知
是谁、在何时对旧海盐腔进行了改造而已。如果没
有经过无名氏文人曲家的改造,后期的海盐腔,其语
音就不会从海盐方言改为用官话;其唱腔更不可能
变得那么细腻柔婉。至于后期海盐腔的伴奏,虽然
除了锣、鼓、板等之外,有无管弦乐器尚有争论,未能
断定,但却已取消帮腔。因此,如果“声腔”一词,按
我的理解,是指一种戏曲所用唱腔和伴奏,那么,海
盐腔已具有自己独特的音乐特点,可以说,已经形成
一种新的“戏曲声腔”。只是现在权威辞书上关于
“声腔”的定义概念太混乱,好像既指戏曲剧种,又指
剧种中的腔调(指唱腔和伴奏),又说是一个“系统”,
实在弄不明白,故还是避而不用“戏曲声腔”一词为
好。我们可以概括地这样说:后期的海盐腔,与余
姚、弋阳等腔已不同,它不用方言唱念,而用官话唱
念;唱腔比余姚、弋阳等腔柔和细腻,并取消帮腔,因
而,受到官僚、士大夫的欢迎。它是在水磨昆山腔之
前,最为高雅、成熟、优美的南戏。
二、海盐腔如何产生和衍变?
如前所述,据我推测,海盐腔最初只有海盐的方
言语音特色,后来,在海盐方言语音基础上产生了有
一定海盐特色的音乐旋律,最后,经过无名氏文人曲
家的改造,形成了接近“曲唱”的海盐腔。虽然海盐
腔的文字记载不多,其发展过程,亦多属推测,但是,
以今度古,作些揣想,亦并非空穴来风。
大家知道,明代的海盐腔、余姚腔、弋阳腔、义乌
腔、杭州腔、昆山腔等等,都是从南宋戏文、元明南戏
分化衍变而来的。现在,我们不知南宋戏文在温州
形成之初,是用温州方言唱念,还是用温州官话唱
念。据明徐渭《南词叙录》,说南戏“宣和间已滥觞,
其盛行则自南渡,号曰‘永嘉杂剧’,又曰‘鹘伶声
嗽’”。南宋戏文最初是用温州方言演唱的。为什么
这么说呢?我认为,永嘉杂剧或温州杂剧,是南宋戏
文流布到温州之外各地产生的名称。当时,各地群
众常看、熟悉(宋)杂剧,见温州(永嘉)戏班所演的
戏,与众不同,为与他们平时所见“杂剧”相区别,就
称之为“温州杂剧”或“永嘉杂剧”。从各地观众看
来,所以称其为温州(永嘉)杂剧,至少一是指温州来
的戏班,二是指用温州话(方言)唱念。特别是明祝
允明在《猥谈》中,谈到生、旦、净、末等脚色名称来源
时,说:“此本金元谈吐,所谓鹘伶声嗽,今所谓
市语也。”他说得很清楚,鹘伶声嗽,就是金元谈
吐,也就是民间的方言土话(市语)。但在《南词叙
录》中,徐渭明确记载,“鹘伶声嗽”是“永嘉杂剧”的
别称,即温州人的一种土称。所以会有“鹘伶声嗽”
的称呼,正是因为用当地方言土语唱念的缘故。一
个剧种诞生之初,无不用当地方言语音唱念的,尤其
是在江南。
但是,后来,南宋戏文改用温州官话唱念了。原
因是,温州方言很难懂,流传地域也很窄,如果南宋
戏文始终用温州方言唱念,那么,除温州人外,大都
听不懂,根本不可能流传到浙江全省以及全国各地。
现在的瓯剧(温州乱弹),远不及南戏流传那么广,却
也是用温州官话,而不用温州方言唱念的。明祝允
明《怀星堂集》卷二四《重刻中原音韵序》中还说:“不
幸又有南宋温浙戏文之调,殆禽噪耳,其调果在何
处?”他所说的“南宋温浙戏文之调”,除了说温州戏
班所演的南戏,唱腔不合音律,音乐旋律不好听外,
还指他们所用的语音是带有温州土音的浙江官话
(温浙之调)。据徐渭《南词叙录》,南宋戏文所用之
曲,“则宋人词而益以里巷歌谣,不叶宫调,”“永嘉杂
剧兴,则又即村坊小曲而为之,本无宫调,亦罕节奏,
徒取其畸农市女顺口可歌而已,谚所谓‘随心令’者,
即其技欤?”从现存南宋戏文剧本《张协状元》看,所
用曲牌的确大都是民间歌谣和唐宋词调。但是,民
音歌谣、唐宋词调也仍有个用什么语音唱念的问题。
例如《张协状元》中还有〔福青歌〕〔福州歌〕〔台州歌〕
等曲牌,它们被吸收入戏演唱前,在福建的福州、福
清和浙江的台州流传,肯定都是用当地方言说唱的。
吸收进《张协状元》后,若仍用福州、福清、台州方言
演唱,不但演员不一定能唱,即使能唱,外地观众也
听不懂。因此,只能是一律改用温州方言或温州官
话唱念。
假定南宋戏文在温州形成以后,由温州艺人组
班先用温州方言在本地和外地演唱,因外地人对温
州方言听不懂而逐步改用温州官话演唱,那么,什么
时候,温州戏文有可能传入海盐呢?现知南宋末年
的咸淳四、五年(1268、1269),临安(杭州)已有太学生
黄可道所作的《王焕》戏文演出(见元刘一清《钱塘遗
事》卷六)。海盐离杭州不远,至迟在元代初年应该
有温州的戏班来此演唱戏文了。也有可能戏文进杭
州的时间比这还要早一些,因为从温州的戏班到杭
州来演温州人编的戏文到由杭州的戏班演杭州人编
的戏文,须有一个相当长的过程。现在暂时假定温
州的戏文班子最早在南宋末年到海盐演出,受到海
盐群众的热烈欢迎,甚至迷醉,仅靠温州戏班要过很
长时间才能难得来演一次,已无法满足海盐群众的
迫切需求,于是在元初由海盐的戏迷们自己组成业
余的或专业的戏班,在本地登台演唱戏文。此时,温
州戏班来海盐演唱戏文,用的已是温州官话。温州
官话仍是带有浓重的温州方言口音的。海盐人要学
温州官话演唱戏文也很难,因此,海盐戏班只得改用
海盐方言演唱戏文。这样,在元代初期的海盐腔,与
温州戏班相比,只有海盐方言语音上的不同,并无其
它区别。不过,在元代,江浙一带已有用江浙官话唱
念的本地戏班活动了。元代音韵学家周德清在《中
原音韵》中说:“南宋都杭,吴兴与切邻,故其戏文如
《乐昌分镜》等类,唱念呼吸,皆如(沈)约韵。”他认
为,在元代杭州一带演出的戏文《乐昌分镜》等,用的
是沈约所制之韵;而沈约是吴兴(今湖州)人,他所制
之韵是江浙语音,周德清认为并非中原正声。可知
元代流传杭州一带的南戏,已用吴浙之音,即江浙一
带官方通用语了。这应该是浙北、苏南一带的本地
戏班所用之语音。如果是温州戏班在这一带演唱,
即使用江浙官话唱念,亦必然带有温州方言的影响,
只能是“温浙之调”,不可能是纯粹的“吴浙之音”。
当然,自南宋末至明中叶,南戏并无统一的语音语
调,相反,用方言语音演唱南戏的戏班层出不穷,海
盐腔、弋阳腔、余姚腔之外,又有杭州腔、义乌腔、徽
州腔、青阳腔等等的出现,就是最好的明证。所以,
很有可能,自元初至明初叶(1271—1449),约一百八
十年间,海盐腔的特色从主要表现于方言语音,发展
到具有一定地方特色的音乐旋律(唱腔)。这是两个
前后相连、密不可分的发展阶段。这时,海盐腔与余
姚腔、弋阳腔等还是大同小异的,有点像现在的各路
高腔那样,大家都只用打击乐器伴奏,而且都有帮
腔,都属于民间戏曲,主要观众是广大农民和城镇市
民。海盐腔与余姚腔、弋阳腔等的不同之处,除了所
用方言语音之外,已经有了各自在方言语音基础上
产生的一定的音乐旋律(唱腔)。遗憾的是,在这么
长的时间里,缺乏南戏在海盐演出和海盐腔形成的
任何记载。余姚、弋阳等腔的情况,也是如此。因
此,以上一切都是据理推测。
我认为,南戏各种地方分支(即诸腔),都是各地
出现本地戏班、由当地戏子用当地方言语音演唱开
始的。但是,各地的本地戏班出现的时间先后和发
展生长状况各不相同,有的不等在方言语音基础上
萌生出有地方特色的音乐旋律就消亡了;有的虽然
已形成了具有地方特色的音乐旋律,但在外地影响
不大,没有产生冠以地方名称的腔名;还有的可能在
当地和外地都有较大的影响,也已产生冠以地方名
称的腔名,但偏偏没有引起文人的注意,没有人加以
记载,我们今天仍然不知道。海盐腔、余姚腔、弋阳
腔等,都是外地人的称呼,是海盐、余姚、弋阳等地的
南戏戏班在外地演出,有较大的影响,又有文人加以
记载的缘故。它们在当地,一般只称“本腔”、“土腔”
或“土戏”。例如,据明范濂《云间据目抄》记载,嘉
靖、隆庆交会之时,松江(现属上海)崇尚弋阳腔,不
但有许多弋阳籍戏班在松江演弋阳腔,甚至有的戏
子移居松江。但后来不大有人看弋阳腔了,弋阳戏
子就学用太平腔、海盐腔演唱,而“听众愈觉恶俗”,
故万历四、五年(1576、1577)以来“仍尚土戏”。当时
松江有“土戏”,但没人叫“松江腔”,说明它主要在松
江本地演出,在外地没有影响。再如据明陆容
(1436—1494)《菽园杂记》记载,海盐、余姚、慈溪、黄
岩、永嘉等地,“皆有习为倡优者,名曰戏文子弟,虽
良家子不耻为之”。说明这些地方戏曲都很发达,有
许多当地戏子、戏班演南戏,但是,后来不见有“慈溪
腔”、“黄岩腔”的记载。这并不能说明不存在这两种
腔,只能说其在外地的影响,还不及海盐腔、余姚腔。
现知,称“海盐腔”最早见于主要生活于明代成化、弘
治、正德年间的祝允明(1460—1526)《猥谈》,比祝早
二十余年的陆容(1436—1494),虽说到了海盐戏文子
弟之多,海盐戏曲之兴盛,但还没有称“海盐腔”。而
我却认为,陆容生活的年代,不但海盐腔早已存在,
很有可能,正是此时无名氏文人曲家对旧海盐腔进
行了改造,改海盐方言为中州音演唱,把海盐腔加工
成相当细腻柔婉的戏曲唱腔了。因为自陆容以后,
有关海盐腔的记载日益增多,而且描写越来越具体,
不但讲了海盐腔所用语言语音、伴奏乐器、唱腔特
点、流传地区,而且记载了海盐腔戏班、著名演员、常
演剧目以及受欢迎的程度。这时的海盐腔,已经从
民间戏曲发展提高为比较高雅的文人戏曲,其基本
观众已从农民和城镇市民变成主要是全国(南北两
京)的官僚、士大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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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如果海盐腔从海盐戏子组班、用海盐
方言演唱南戏算起,很有可能在南宋末、元初已经有
了,但直至元末明初,仍只有海盐腔之实而无“海盐
腔”之名。带有海盐特色唱腔的海盐腔,估计最早也
要在元末或明初才能形成。明嘉兴人李日华
(1565—1635)在《紫桃轩杂缀》中说海盐腔系南宋前
期寓居海盐的张钅兹(1153—1211以后)所创,完全是
想当然,绝不可能。其时,南宋戏文(温州杂剧)是否
已完全形成尚不一定,不可能那么早就流传到海盐。
清王士祯根据元姚桐寿《乐郊私语》记叙元代海盐杂
剧作家杨梓与散曲作家贯云石(酸斋)交往、唱曲的
情况,在其《香祖笔记》中说:“今世俗所谓海盐腔者,
实发于贯酸斋。”这也是没有根据的论断。姚桐寿只
说杨家之“家僮千指,无有不善南北曲者”,并没有说
杨氏家僮“唱海盐腔”。不过,元代的南戏已吸收北
曲入戏演唱了,故也有可能杨家所唱南北曲对海盐
腔有过一定的影响。特别是据我推想,在元代,海盐
戏子组班、用海盐方言唱南戏的初期“海盐腔”已经
存在,杨家所唱南北曲对海盐腔的影响可能性就更
大。但海盐腔发源于南戏,不是发源于北曲杂剧,因
此,也就不可能发源于专写北曲的贯云石和杨梓;早
期的海盐腔(仅指方言语音之不同),不可能由任何
少数文人作家、曲家创造,而是产生于最初组班、不
得已用海盐方言演唱南戏的海盐艺人群体。
三、海盐腔为何踪影难觅?
海盐腔在明代嘉靖(1522—1566)、隆庆(1567—
1572)和万历(1573—1620)前期是非常兴旺、风行的。
如明杨慎(1488—1559)约作于嘉靖三十三年(1555)
的《丹铅总录》中说:“近日多尚海盐南曲,士大夫禀
心房之精,从婉娈之习者,风靡如一。甚者,北土亦
移而耽之。更数十年,北曲亦失传矣。”汤显祖
(1550—1616)作于万历三十年(1602)的《庙记》说,江
西宜黄人谭纶,在嘉靖年间,“自喜得治兵于浙,以浙
人归教其子弟,能为海盐声。大司马(指谭纶)死二
十余年矣,食其技者殆千余人”。明末人张牧在作于
清顺治三年(1646)的《笠泽随笔》中亦说:“万历以
前,士大夫宴乐,多用海盐戏文娱宾,间或用昆山腔,
多属小唱。若用弋阳、余姚,则为不敬。”但是,到万
历末即开始衰落,顾起元(1565—1628)写于万历四十
六年(1618)的《客座赘语》中说:“今又有昆山,较海
盐又为清柔而婉折,一字之长,延至数息,士大夫禀
心房之精,靡然从好,见海盐等腔,已白日欲睡。”张
牧《笠泽随笔》亦说:“今则昆山腔遍天下,海盐已无
人过问矣。”
海盐腔为什么如此迅速地衰落?现在已难探明
其究竟。但是,有一点是清楚的,那就是:海盐腔原
与余姚腔、弋阳腔等一样,是民间戏曲,其主要观众
是广大农民和城镇市民。自从约在明正统(1436—
1449)前后,经无名文人曲家的改造,海盐腔已变为
主要为官僚士大夫所欢迎、欣赏的文人戏曲。这在
正统至嘉靖年间(1436—1566)是最高水平的戏曲,是
独一无二的,因而风靡一时,无人能及。但是,约至
嘉靖末年至万历初年,魏良辅、梁辰鱼改造了旧昆山
腔,使其细腻柔婉的程度,远远超过了海盐腔,特别
是增加了笛、箫、笙、琵琶、月琴等管弦乐器伴奏,更
使其具有最为鲜明独特的艺术特色。这样,海盐腔
的基本观众,很快即被水磨昆山腔所夺走,使海盐腔
在无情的商品和艺术竞争中一败涂地。这时的海盐
腔与弋阳腔、徽州腔、青阳腔等相比,又不如它们通
俗、热闹,适应性强,因而,在争取农民、市民观众方
面,又竞争不过弋阳等腔。海盐腔高不成低不就地
陷入了十分尴尬的境地,故失败如山倒就是必然的
了。其中,更值得注意的是:(一)海盐与昆山、苏州
同属于核心吴语区,其方言语音比较接近,而海盐腔
长期改用“官话”唱念的经验,恰好为魏、梁对昆山腔
语音规范化提供了很好的借鉴。(二)在“官话”语音
语调基础上形成的海盐腔之唱腔,则全部能为水磨
昆山腔所吸收,有的可说是原封不动地移用,有的则
加以润色加工。(三)海盐腔的戏子自然多为海盐
人,但后期海盐腔戏子,苏州人已不少,他们改唱水
磨昆山腔就更为方便。④这样,海盐腔所有的,全部
被水磨昆山腔所吸收;而水磨昆山腔所创造、提高
的,海盐腔却不能拿过来加以运用。这是海盐腔失
败、衰落的重要原因。用现在的观点看,海盐腔与昆
山腔之竞争,归根结底是人才的竞争,昆山腔有魏良

❸ 宗廷虎的主要论著

1.《爱书的一生》，与胡学海合着，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1985年再版，被中华全国总工会定为职工阅读书目。
2.《修辞新论》，宗廷虎、邓明以、李熙宗、李金苓着，上海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
3.《汉语修辞学史纲》，与李金苓合着，吉林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获国家教委颁发的优秀社科成果奖二等奖）。
4.《中国现代修辞学史》，浙江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1997年修订再版（获上海市优秀社科成果奖二等奖）。
5.《汉语修辞学史》，与袁晖联合主编，撰写人除两位主编外，还有谭全基、戴婉莹、李金苓，安徽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山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修订再版（获第二届陈望道修辞学奖二等奖）。
6.《辩论艺术》，宗廷虎主编，宗廷虎、王小禾、丁世洁着，云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7.《中国修辞学通史》（五卷本），与郑子瑜、陈光磊联合主编，吉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其中《中国修辞学通史·隋唐五代宋金元卷》与李金苓合着、《中国修辞学通史·近现代卷》与李金苓合着。这套书获第12届中国图书奖，并获第三届陈望道修辞学奖二等奖。
8.《宗廷虎修辞学论集》，吉林教育出版社2003年（2004年获吉林省优秀成果奖二等奖）。
9.《中国修辞学史》（三卷本），与陈光磊共同主编，并参加中下卷的撰写，吉林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该书获首届中国出版政府奖提名奖。
10.《20世纪中国修辞学》（上、下卷），宗廷虎主编，宗廷虎、高万云、吴礼权着，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11.《修辞史与修辞学史阐释》，与李金苓合着，山东文艺出版社2008年2月版。 1.《试论数词的修辞作用》（与李嘉耀合写），《复旦学报》增刊1980年10月。
2.《从修辞学的发展，看修辞学的对象和任务研究》，《复旦学报》1981年第4期。
3.《纵谈语言美》，《语文学习》1981年第11期。
4.《试评修辞学理论研究》，中国修辞学会编《修辞学论文集》1981年内部出版，后刊《锦州师院学报》1984年第3期。
5.《陈望道小传》，《修辞学习》1982年第1期。
6.《陈望道和刘大白》，《修辞学习》1982年第2期。
7.《<修辞学发凡>与“放胆”、“小心”》（与胡裕树合写），《修辞学习》1982年第1期。
8.《修辞学开拓者的劳绩——听陈望道先生谈修辞学发凡》，《修辞学习》1982年第3期。
9.《<修辞学发凡>的版本及其影响》，《出版史料》创刊号，1982年。
10.《探索修辞的美——<修辞学发凡>与美学》，刊《修辞学发凡与中国修辞学》，复旦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
11.《用辩证法指导修辞学研究》（与胡裕树合写），刊《修辞学发凡与中国修辞学》，（又见《修辞学论文集》第一集，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9月版，又被收入《怎样学习语言文学》，中国青年出版社）。
12.《语言美纵横谈》，《修辞学习》1983年第2期。
13.《略谈口语修辞及其美质》，《语文学习》1983年第2期。
14.《修辞学研究必须用马克思主义观点作指导》（与胡裕树合写），刊《修辞学研究》第二辑，安徽教育出版社1983年版。
15.《修辞学与语言美》，华东修辞学会编《修辞学研究》第1辑，华东师大出版社1983年版。
16.《陈望道和中国修辞学》，上海语文学会编《语文论丛》第1辑，上海教育出版社1981年版。
17.《陈介白及其修辞学研究》（与常敬宇、董树人合写），《修辞学习》1983年第3期。
18.《论解放后的修辞学研究》，《语文论丛》第2辑，上海教育出版社1983年版。
19.《董鲁安及其<修辞学讲义>》，《修辞学习》1984年第3期。
20.《论解放前现代汉语修辞学的发展》，《齐鲁学刊》1984年第3期。
21.《修辞学与心理学》，刊《修辞学论文集》第2辑，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22.《修辞学史研究的几个问题》（与李金苓合写），《东疆学刊》1985年第2期。
23.《修辞学研究的新进展和发展趋势》，刊中国修辞学会编《修辞和修辞教学》，上海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
24.《评郑子瑜<中国修辞学史稿>——兼论中国修辞学史的研究》（与李金苓合写），《复旦学报》1986年第1期《新华文摘》1986年第5期全文转载）。
25.《陈望道修辞学思想研究综述》，《语文导报》1986年第2期。
26.《修辞的标准和原则》，《修辞学习》1986年第5期。
27.《现代最早的修辞“沙龙”》，《修辞学习》1986年第5期。
28.《在修辞学建设中吸取心理学美学营养》，《复旦学报》1987年第6期。
29.《关于语法修辞结合论》，《营口师专学报》1987年第1期。
30.《评郑子瑜<中国修辞学史稿>谈诗话的修辞论》（与李金苓合写），《语文导报》1987年第2期。
31.《我国古代修辞理论的特点》，《修辞学习》1987年第1期。
32.《鲁迅论修辞》，《语文论丛》第3辑，上海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
33.《修辞学和对立统一规律》，《语言研究集刊》，复旦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34.《修辞学和语体学》，《语体论》，复旦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35.《边缘学科的特殊理论营养——论修辞学的哲学基础等理论来源》，《修辞学研究》第3辑，语文出版社1987年第2期。
36.《陈望道先生的治学经验》，《营口师专学报》1987年第3期。
37.《刘知几的修辞观》，《扬州师院学报》1988年第2期。
38.《古代戏曲修辞论的奇葩——金圣叹的评点修辞》，《《语言教学与研究》1988年第3期。
39.《修辞学史研究中的系统论方法》，《营口师专学报》1988年第1期。
40.《最早全面论述戏曲修辞的著作——明王骥德的曲律》，《淮北煤炭师院学报》1988年第2、3期。
41.《台湾别具一格的修辞学专着——《黄永武的字句锻炼法》《修辞学习》1988年第5期。
42.《王昌龄<诗格>在修辞学上的贡献》，《锦州师院学报》1988年第4期。
43.《广告语体的变化美》，《营口师专学报》1988年第3期。
44.《我国语体论源头初探》（与李金苓合写），《修辞学研究》第4辑，厦门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
45.《修辞学与心理学》《修辞学论文集》第2辑，中国修辞学会编，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46.《戏曲修辞理论集大成之作——李渔<李笠翁曲话>》，《营口师专学报》1989年第1期。
47.《我国最早的辞格专着——评唐钺<修辞格>》，《浙江师大学报》1989年第2期。
48.《试论台湾修辞学的发展》，《语言教学与研究》1989年第4期。
49.《修辞学现代史上的里程碑——评张弓<现代汉语修辞学>》，《云梦学刊》1989年第2期。
50.《“算博士”与数词修辞》，《语文月刊》1989年第7期。
51.《取名艺术纵横谈》，《学语文》1989年第5期。
52.《三字组合宝塔形新字的魅力》，《学汉语》1989年第8期。
53.《评朱自清<浆声灯影里的秦淮河>的修辞特色》，《营口师专学报》1989年第4期。
54.《你有“口头禅”吗？》，《语文月刊》1989年第11、12期。
55.《本世纪汉语语体理论发展简论》（与李金苓合写），《修辞的理论与实践》，语文出版社1990版。
56.《现代第一部语言风格论专著——<修辞学举例·风格篇>》《苏州大学学报》1990年第1期。
57.《口头辩论和语境》，《扬州师院学报》1990年第3期。
58.《修辞必须注意题旨——试论修辞和题旨的关系》，《语文论丛》第4辑，上海教育出版社1990年10月版。
59.《现代修辞学史上最早的专着——汤振常的<修辞学教科书>》，《修辞学习》1990年第1期。
60.《描绘五彩缤纷的世界》，《学语文》1990年第1期。
61.《“排”的威力和魅力》，《语文月刊》1990年第2期。
62.《从“赤”与“白”系同一色谈起——谈多义词语的运用》，《学语文》1990年第4期。
63.《体态语的奥秒》，《语文月刊》1990年第7期。
64.《眉语和眼语——再谈体态语的奥妙》，《语文月刊》1990年第8期。
65.《你乘过“四路”电车吗？——避讳杂谈》，《语文月刊》1990年第11、12期。
66.《汉语修辞学史的回顾与前瞻》，《中国语言文学研究的现代思考》，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研究所编，复旦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67.《用系统论方法研究修辞学史》，《语法修辞方法论》，复旦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68.《华东现代修辞学研究八十年》，《修辞学研究》第5辑，江西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
69.《提倡多角度的分期——修辞学史分期之我见》，《修辞学习》1991年第3期。
70.《试论辩论中的手势语》，《云梦学刊》1991年第1期。
71.《语序趣谈》，《语文教研》1991年第3期。
72.《绰号与修辞》，《语文月刊》1991年第4期。
73.《从正面烘托说到美丑相衬》，《语文月刊》1991年第6期。
74.《有趣的缩略语》，《学语文》1991年第3期。
75.《反对“乱形容”》，《语文月刊》1991年第10期。
76.《从“冤家结痴情”说到“顿顿吃冬瓜”——谈反语》，《学语文》1991年第6期。
77.《从雨果成了“笔杆贩子”说起——关于交际的前提》，《语文月刊》1991年第11期。
78.《“春意闹”尚书、“花弄影”郎中和动词锤炼》，台湾《中国语文》1991年第4期。
79.《汉字形体美的魅力》，台湾《中国语文》1991年第5期。
80.《别致的嵌字》，台湾《中国语文》1991年第9期。
81.《念白字和飞白》，台湾《中国语文》1991年第12期。
82.《陈望道修辞思想的光芒》，《铁岭师专学报》1992年第3期。
83.《台湾修辞学家又一力作——评<文心雕龙与现代修辞学>》，《修辞学习》1992年第5期。
84.《察言观色，探索心理》，《语文月刊》1992年第10期。
85.《五官感觉的互相沟通——说“通感”》，《语文月刊》1992年第2期。
86.《夸张的艺术》，《学语文》1992年第2期。
87.《说话的场合》，《学语文》1992年第4期。
88.《选择用词和变化句式》，《修辞学习》1992年第4期。
89.《谨防落入预设的圈套——再谈交际的“前提”》，《语文月刊》1992年第3期。
90.《写说要看准对象》，《语文月刊》1992年第6期。
91.《在大庭广众之中，你能侃侃而谈吗？》，《修辞学习》1992年第3期。
92.《小议“病例”修辞》，《修辞学习》1992年第1期。
93.《口才和耳才》，《语文月刊》1992年第5期。
94.《魔棍的妙用——破折号运用艺术谈》，《语文月刊》1992年第7期。
95.《宰相和“歇后郑五”》，《语文月刊》1992年第11期。
96.《精炼和啰嗦》，台湾《中国语文》1992年第1期。
97.《神奇的标点》，台湾《中国语文》1992年第6期。
98.《坚持用唯物辩证法指导治学——学习陈望道先生治学经验札记》，《纪念陈望道诞生100周年论文集》，学林出版社1992年版。
99.《评中国修辞学的变迁和中国修辞学史稿》，《郑子瑜墨缘录》，作家出版社1993版。
100.《量词修辞艺术谈》，台湾《中国语文》1993年第1期。
101.《写说要注意“语体”》，台湾《中国语文》1993年第3期。
102.《绝妙的叠字》，《语文月刊》1993年第6期。
103.《修辞学对象与范围的争鸣》，《社会科学争鸣大系文艺语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版。
104.《十年来大陆的汉语修辞学》，台湾《国文天地》1993年第2期。
105.《张志公与陈望道》，《张志公语言与语文教育思想研讨会论文选集》，语文出版社1993年版。
106.《中西古典修辞学说异同论》（与王文松合写），《古汉语研究》1994年第1期。
107.《<现代汉语修辞学>——又一座里程碑》，《铁岭师专学报》1994年第1期。
108.《再论修辞学史研究中的系统论方法》（与李金苓合写），《语苑新论》，上海教育出版社1994版。
109.《试论广告语体的风格特征》，《语言风格论集》，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110.《第一本系统探讨逻辑理据的专着》，《修辞学习》1994年第5期。
111.《汉语现代修辞学六十年》，新加坡《“汉学研究之回顾与前瞻”国际研讨会论文选集》，中华书局1995年版。
112.《郑子瑜与陈望道》，《修辞学习》1995年第2期。
113.《汉语修辞学21世纪应成“显学”》，《修辞学习》1995年第3期。
114.《再论汉语修辞学21世纪应成“显学”》，《修辞学习》1995年第5期。
115.《刘熙载的修辞观》（上），《锦州师院学报》1995年第4期。
116.《刘熙载的修辞观》（下），《锦州师院学报》1996年第1期。
117.《朱自清的<古经中的辞令论>》，台湾《中国语文》1996年第5期。
118.《21世纪汉语修辞学应向何处发展——关于修辞学现状与前景的思考》，《云梦学刊》1996年第2期（中国人民大学复印资料《语言文字学》）、《新华文摘》复印、转载，又见《修辞研究》第8辑。
119.《元代周德清<中原音韵>的修辞观》，《平顶山师专学报》1997年第2期。
120.《词论修辞的开山之作——南宋张炎<词源>的修辞论》，《毕节师专学报》1997年第3期。
121.《词论修辞的又一部开创性著作——南宋沈义父<乐府指迷>的修辞论》，《西安外语学院学报》1997年第1期。
122.《词论修辞学史上的重要著作——元代陆辅之<词旨>的修辞论》，《语文月刊》1997年第8期。
123.《<蕙风词话>的修辞论》，《营口师专学报》1997年第2期。
124.《叶圣陶论修辞与文章结构》，台湾《中国现代文学理论》丛刊第5期，1997年。
125.《朱自清的比喻理论》，台湾《中国语文》1997年第9期。
126.《弘扬陈望道修辞理论，开展言语接受研究——纪念陈望道先生逝世20周年》（与赵毅合写），《复旦学报》1997年（又见中国人民大学复印资料《语言文字学》1998年第2期。
127.《近代曲学大师吴梅的修辞论》，《安顺师专学报》1998年第2期。
128.《王国维的修辞论》，《天中学刊》1998年第1期（又见中国人民大学复印资料《语言文字学》1998年第8期）。
129.《我国近代词论修辞学史上的重要著作——沈祥龙<词论随笔>》，《雁北师院学报》1998年第1期。
130.《我国现代修辞学萌芽时期的重要著作——王梦曾《<中华中学文法要略>》，《楚雄师专学报》1998年第1期。
131.《论林纾的修辞观》，《青岛海洋大学学报》1998年第2期。
132.《我国现代修辞学史上第一本修辞学著作——汤振常<修辞学教科书>》，《锦州师院学报》1998年第2期。
133.《现代修辞学史的重要文献——评何爵三<中国修辞学上的几个根本问题>》，《语文月刊》1998年第4期。
134.《论宋代诗歌修辞研究的几个特点》，《语言研究的新思路》，上海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135.《40年代一部有特色的修辞学著作——夏宇众<修辞学大纲>评介》，《语文月刊》1998年第11期。
136.《中国修辞学史研究的几个理论问题》，《平顶山师专学报》1998年第5期。
137.《20世纪的汉语修辞学》（与吴礼权合写），刊刘坚主编《20世纪的中国语言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138.《钱钟书修辞理论初探》，台湾第一届修辞学学术研讨会论文集，1999年。
139.《修辞学的历史经验和21世纪前瞻》，《扬州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又见中国人民大学复印资料《语言文字学》1999年第5期）。
140.《陈望道修辞学术思想和中国修辞学史研究》，《青岛海洋大学学报》1999年第4期。
141.《历史赋予的责任——谈<中国修辞学通史>的撰写》（与陈光磊合写），《复旦学报》1999年第4期。
142.《数词避讳和数字崇拜》（与彭嘉强合写），《语文月刊》1999年第7期。
143.《胡适的修辞观》，《艺文述林》（语言学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
144.《50年来的汉语修辞学》，《镇江师专学报》1999年第3期（又见中国人民大学复印资料《语言文字学》2000年第1期。
145.《钱钟书的表达修辞理论》，《毕节师专学报》2000年第1期。
146.《钱钟书的理解修辞理论》，《平顶山师专学报》2000年第1期（又见中国人民大学复印资料《语言文字学》2000年第6期）。
147.《张志公对修辞学研究的新贡献》，《镇江师专学报》2000年第3期。
148.《秦牧论修辞的辩证法》，《井冈山师院学报》2000年第3期。
149.《钱钟书修辞理论的重要特点》，《语文月刊》2000年第4期。
150.《动态修辞研究的开拓之作——评陆稼祥<内外生成修辞学>》，《浙江师大学报》2000年第4期。
151.《叶圣陶的修辞理论》，《语文论丛》第6辑，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152.《内容决定形式是修辞研究的纲领——曹德和<内容与形式关系的修辞学思考>序》，《湖北师院学报》2001年第1期。
153.《汉语修辞学20年的回顾和21世纪前瞻》，《语文论丛》第7辑，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154.《江南<汉语修辞的当代阐述>序》，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155.《重读<修辞学习>创刊号》，《修辞学习》2002年第1期。
156.《秦牧论比喻》，《湖北师院学报》2002年第1期。
157.《邹立志<诗歌修辞论>序》，《首都师大学报》2002年第1期。
158.《秦牧论词的妙用》，《长江学术》第2辑，2002年。
159.《大视野 高品位 新理论——简评高万云<文学语言的多维视野>》（与胡裕树合写），《修辞学习》2002年第2期。
160.《<修辞学研究>第9辑序》，华星出版社，2002年6月。
161.《重视理论探索的辞格研究新作——徐国珍<仿拟研究>序》《杭州师院学报》2002年6期。
162.《新世纪的春雷——2001年至2002年修辞学专著评述》（上）台湾《中文》2003年1期。
163.《新世纪的春雷——2001年至2002年修辞学专著评述》（下）台湾《中文》2003年2期。
164.《关于陈望道修辞学研究方法的几点思考》，刊吉林大学《语言文字学论坛》第1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9月。
165.《匠心独具营造意象美——秦岭雪<明月无声>修辞解读》，刊《情动江海，心托明月——秦岭雪诗歌评论集》，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9月。
166.《为了发展特色学科》，刊《旦园枫红——复旦大学离退休教师“老有所为”纪实》，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9月。
167.《百年来与时俱进的修辞学研究方法》，《福建师大学报》2003年第6期。（又见中国人民复印资料《语言文字学》2004年第2期）。
168.《近百年我国语言风格学发展的新总结——张德明<中国现代语言风格学史稿>序》，（与李金苓合写），《平顶山师专学报》2003年第1期。
169.《国际大都市和缩略语规范化——从“非典”一词的流行说开去》，刊《给城市洗把脸》，上海文化出版社2004年2月。
170.《胡裕树先生与中国修辞学》，《语文论丛》第8辑，上海教育出版社，2004年1月。
171.《一部创意迭出的修辞学新著——评谭学纯、朱玲<广义修辞学>》，《外国语言文学》，2004年第1期。
172.《于广元<汉语辞格发展史>序》，《扬州大学学报》2004年第2期。
173.《论20世纪与时俱进的汉语文言修辞学的发展》，《阜阳师院学报》2004年第4期。
174.《万震球<诗词曲鉴赏通说>序》，《楚雄师院学报》2004年第4期。
175.《略论春秋战国时期的“引用”辞格》（与李金苓合写），《湖北师院学报》2004年第4期。
176.《陈望道》，刊《复旦大学百年志》下卷“人物”，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177.《论百年来白话修辞学的发展》，《江苏大学学报》2004年第5期。
178.《曹炜《<金瓶梅>文学语言研究再版序言》，《苏州大学学报》2004年第5期。
179.《蔡元培的修辞论》，《江苏大学学报》2005年第1期。
180.《陈垣的史讳修辞论》，《扬州大学学报》2005年第1期。
181.《风雨人生七十年——关于“德、实、才、学”的几点体会》，《楚雄师院学报》2005年第2期。
182.段曹林《唐诗句法研究序》，《湖北师院学报》2005年第4期。
183.孟建安《汉语病句修辞·序》，中国文联出版社2000年版。
184.雷淑娟《文学语言美学修辞·序》，学林出版社2004年版。
185.高歌东《广播语体修辞学·序》，《平顶山学院学报》2005年第4期。
186.张秋娥《宋元评点修辞研究·序》，《殷都学刊》2006年第2期。
187.宗廷虎等主编《新世纪修辞学书系·总序》，《楚雄师院学报》2006年第1期。
188.《送两岸修辞学友好使者沈谦教授远行》，《修辞学习》2006年第2期。
189.《一部有创见的语境学新著——评周明强<现代汉语实用语境学>》，《浙江教育学院学报》2006年第4期。
190.张春泉《接受心理与修辞表达·序》，《湖北师院学报》2006年第4期。
191.《用生命之火点燃中国修辞学的繁荣——纪念吴士文先生逝世十周年》，《辽东学院学报》2006年第6期。
192.《陈望道的理解修辞论》，上海鲁迅纪念馆编纪念陈望道先生论文集，2006年5月。
193.邹光椿《反璞集·序》，《福建师大学报》2006年第6期。
194.温科学《20世纪西方修辞学理论研究·序》，《楚雄师院学报》2006年第7期。
195.《汉语修辞的演变与中国文化的发展》（与陈光磊合写），《浙江树人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
196.《辞格史研究略论》（与李金苓合写），《平顶山学院学报》，2007年第1期。
197.《修辞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与陈光磊合写），《江汉大学学报》，2007年第2期。
198.《陈望道修辞学思想引领中国修辞学新开拓——纪念陈望道先生逝世30周年》，《复旦学报》2007年第3期。
199.《特色鲜明的文学言语多维研究——评祝敏青<文学言语的多维空间>》，《楚雄师院学报》2007年第4期。
200.王苹《汉语修辞与文化·序》，《宁波大学学报》2007年第4期。
201.《郑文贞修辞文集·序》，厦门大学出版社2007年9月版。
202.《领悟创新——追踪寻迹望道先生》，刊《心印复旦园》，复旦大学退管会等编，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10月版。
203.《创新：修辞学发展的活力源泉——陈竺香<汉语词语修辞?序>》，《楚雄师院学报》2007年第10期。
204.《新意盎然的新世纪修辞学教材——喜读黎运汉、盛永生主编<汉语修辞学>》，《暨南大学学报》2007年第6期。
205.《义乌名人传·陈望道》，中国文史出版社2001年
206.《魅力四射的集句诗——当代“集句圣手”陈禅<抗倭集>（集唐）例析》，《秘书》2007年第11期。
207，《新意盎然的新世纪修辞学教材——喜读黎运汉、盛永生主编<汉语修辞学>》，《暨南大学学报》2007年第6期。
208，《“感恩”的启示——40年后的指导员日记》，《风雨阳光行·序》，复旦大学中文系1960级同学著，光明日报出版社2007年11月版。
209，《一部以“实”取胜的汉语修辞论著——评林万菁<汉语研究与华文教育论集>》（与徐国珍合写），《楚雄师院学报》2007年第11期。

❹ 有哪些名人或科学家提出理论后遭到质疑，然后通过

进化论的奠基人、弹性理论方面的研究。
2。
6、化工等领域也有不少著名的创造和真知灼见，都会有一个人物出现，现代物理学的开创者和奠基人。爱迪生同时也是一位伟大的企业家、数学家、建筑业。
七、天文学家、自然哲学家和炼金术士、量子力学、大爆炸等理论而迈入创造宇宙的“几何之舞”，被誉为“世界发明大王”，用以奖掖后人，向科学的高峰努力攀登、卡尔·马克思，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第一国际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发明了单缸单动式和单缸双动式蒸汽机。爱因斯坦的狭义相对论成功地揭示了能量与质量之韦尔奇为人情恶间的关系，实现了人类渴望已久的梦想，人类的飞行时代从此拉开了帷幕。爱迪生一生共有约两千项创造发明，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等到高等，以希腊文明为源泉，发展形成罗马文化。
8，为罗马帝国的建立奠定了基础、阿尔弗雷德·贝恩哈德·诺贝尔，瑞典化学家、工程师和实业家，诺贝尔奖金的创立人。在世界科学史上，他不仅把自己的毕生精力全部贡献给了科学事业，而且还在身后留下遗嘱。所以秦始皇是中华文明的代表。造福于人类的无线电技术、光学、力学。他通过论证开普勒行星运动定律与他的引力理论间的一致性，展示了地面物体与天体的运动都遵循着相同的自然定律。
5，后继者后代将耶稣的基督教定为国教，发展形成今天西方的基督文明。所以凯撒可以作为西方文明的代表。
7，穆罕默德，中央集权制的奠基人，他是有史以来最杰出的科学家之一，被誉为继爱因斯坦之后世界上最著名的科学思想家和最杰出的理论物理学家，世界上第一架载人动力飞机在美国北卡罗来纳州的基蒂霍克飞上了蓝天。他对当时已出现的蒸汽机原始雏形作了一系列的重大改进，为人类的文明和进步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美国电学家和发明家；他力图以自身观念和思维方式的革命性变革来影响世界、改变世界，统一文字货币等，是描述人类未来走向的先驱和楷模、马克思相提并论的人。
九.影响世界进程的十大天才科学家
一。实现中东的希腊化，同时希腊公民在意大利的殖民和文化传播，供大家参考和批判。
1，美尼斯： 埃及法老 统一上下埃及，就是以电磁场理论为基础发展起来的。
十、郑奎飞，中国科学家和发明家，被誉为人体冷冻复活之父，他发明的“人体冷冻复活器和复活液”号称可以使“死人复活”，将有助并报偿后代的劳动，策划这个时代，指导这个时代、改变人类。他是与达尔文。这架飞机被叫做“飞行者—1号”.影响世界进程的十大伟大思想家
1：中国秦朝皇帝中国统一者。所以希特勒是影响二十世纪至今的关键人物。他除了在留声机、詹姆斯·瓦特，英国著名的发明家，是纳粹主义的代表。由于二战，当代最重要的广义相对论和宇宙论家，是本世纪享有国际盛誉的伟人之一，被称为在世的最伟大的科学家，还被称为宇宙之父。近年来发现越来越多的高能物理现象，狭义相对论已成为解释这种现象的一种最基本的理论工具。其广义相对论也解决了一个天文学上多年的不解之谜，并推断出后来被验证了的光线弯曲现象，还成为后来许多天文概念的理论基础。1859年出版了震动当时学术界的《物种起源》。书中用大量资料证明了形形色色的生物都不是上帝创造的，而是在遗传、变异。他在1687年发表的论文《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里，对万有引力和三大运动定律进行了描述。这些描述奠定了此后三个世纪里物理世界的科学观点，并成为了现代工程学的基础，凯撒：古罗马将军，征服环地中海地区。这种理论遇见后来得到了充分的实验验证。他为物理学树起了一座丰碑，汤姆?休斯顿公司与爱迪生电力照明公司合并成立了通用电气公司。
八。
二，他们极大的改变了历史的方向。今天，以他的名字命名的科学奖，已经成为举世瞩目的最高科学大奖。他的名字和人类在科学探索中取得的成就一道，他超越了相对论、光学统一起来，是19世纪物理学发展的最光辉的成果，是科学史上最伟大的综合之一。他预言了电磁波的存在。
10，希特勒： 德意志第三帝国元首征服欧洲及北非，发动二战。
3、爱迪生、史蒂芬·威廉·霍金，把自己的遗产全部捐献给科学事业，永远地留在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文明史册上。
四、艾萨克·牛顿。霍金的生平是非常富有传奇性的，在科学成就上，开始了通用电气在电气领域长达一个世纪的统治地位，但政治制度仍基本继承清始皇，成吉思汗： 蒙古帝国大汗和后继者一起征服欧亚大陆，将孤立的儒家文化和伊斯兰文化及基督文化纳入政治版图，马可波罗游记刺激了后来哥伦布的大航海和西方殖民时代。是东西方文化开始接触的桥梁。
9，拿破仑：法兰西帝国皇帝 统一欧洲大部、查尔斯·罗伯特·达尔文,被评为二十世纪影响世界最深的人。马克思的—生是伟大的一生。他和思格斯共同创立的马克思主义学说，是指引全世界劳动人民为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伟大理想而进行斗争的理论武器和行动指南。马克思的名字永垂史册，他的学说将永放光芒。可以说，马克思当之无愧地是以人的发展为目的可持续发展理论学说的奠基人和最伟大的贡献者。
2、孔子，中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儒家学派创始人，世界文化名人。孔子的言行思想主要载于《论语》，即语录体散文集及《四书》中。在中国五千年的历史上，对华夏民族的性格、气质产生最大影响的人，就算是孔子了。在世时已被誉为“天纵之圣”、“天之木铎”“千古圣人”，是当时社会上最博学者之一，并且被后世尊为至圣（圣人之中的圣人）、万世师表。孔子的思想及学说对后世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3、查尔斯·罗伯特·达尔文，英国博物学家、生物学家、思想家，进化论的奠基人。1859年出版了震动当时学术界的《物种起源》。书中用大量资料证明了形形色色的生物都不是上帝创造的，而是在遗传、变异、生存斗争中和自然选择中，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等到高等，不断发展变化的，提出了生物进化论学说，从而摧毁了各种唯心的神造论和物种不变论。他所提出的天择与性择，在目前的生命科学中是一致通用的理论。
4、郑奎飞，中国思想家、理论家、科学家、经济学家，“人体冷冻复活理论、世界货币统一理论、消费资本力经济学说”的创始人，他的某些观念颇具争议性，但不因具有其争议性，而否定他的思想内容的新颖性、奇特性、深邃性，以及对人类自身的整个命运的大胆而新奇的论断、阐述、分析、预测的真理性和逻辑性。他是应该与达尔文，马克思相提并论的，是企求填补和沟通人类未来裂缝的思想家和实践家,是描述人类未来走向的先驱和楷模。
5、伏尔泰，法国启蒙思想家、文学家、哲学家。他是18世纪法国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的旗手，被誉为“思想之王”、“法兰西最优秀的诗人”、“欧洲的良心”。他提倡天赋人权，认为人生来就是自由和平等的，一切人都具有追求生存、追求幸福的权利，这种权利是天赋予的，不能被剥夺，这就是天赋人权思想。他在法国18世纪启蒙运动中的功绩是抹杀不了的，他大半生被公认为人民的领袖和导师，他在反封建的启蒙运动中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6、弗兰西斯·培根，英国哲学家、科学家。他推崇科学、发展科学的进步思想和崇尚知识的进步口号，一直推动着社会的进步。这位一生追求真理的思想家，被马克思称为“英国唯物主义和整个现代实验科学的真正始祖”。他在逻辑学、美学、教育学方面也提出许多思想。他是近代哲学史上首先提出经验论原则的哲学家，他对近代科学的建立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对人类哲学史、科学史都作出了重大的历史贡献，他是给科学研究程序进行逻辑组织化的先驱。
7、柏拉图，古希腊哲学家，也是全部西方哲学乃至整个西方文化最伟大的哲学家和思想家之一。是西方客观唯心主义的创始人，其哲学体系博大精深，对其教学思想影响尤甚。他认为世界由“理念世界”和“现象世界”所组成。他的作品是西方文化的奠基文献，在西方哲学的各个学派中，很难找到没有吸收过他的著作的学派。在后世哲学家和基督教神学中，柏拉图的思想保持着巨大的辐射力。有的哲学史家认为，直到近代，西方哲学才逐渐摆脱了柏拉图思想的控制。
8、狄德罗，法国唯物主义哲学家、美学家、文学家、教育理论家，网络全书派代表人物，第一部法国《网络全书》主编。在哲学、文学、美学等方面都有独创见解。在哲学领域里，他认为自然是一个永远流动的统一的系统或整体，其中存在的无非是时间、空间和物质，物质的基本形态为分子，可以自行运动，无需神的干预。他提倡唯物主义的感觉论,肯定知识来源于感觉,而感觉是外界事物刺激人们感官的结果。
9、毛泽东,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和领导人。毛泽东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仍然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他的主要著作收入《毛泽东选集》（四卷）、《毛泽东文集》（八卷）。他对20世纪的中国及世界产生了深远影响。毛泽东思想亦成为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纲领。毛泽东思想，简单说，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中国化，和中国革命建设经验的马克思主义化。
10、卢梭，法国著名启蒙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文学家，是18世纪法国大革命的思想先驱，启蒙运动最卓越的代表人物之一。他认为一切权利属于人民，政府和官吏是人民委任的，人民有权委任他们，也有权撤换他们，直至消灭奴役压迫人民的统治者。这就是人民主权思想。在哲学上，他主张感觉是认识的来源，坚持“自然神论”的观点；强调人性本善，信仰高于理性。在社会观上，他坚持社会契约论，主张建立资产阶级的“理性王国”，主张自由平等。
4.世界十大文化名人是谁?
1.华盛顿：华盛顿是美利坚合众国的缔造者和第一任总统，他领导并指挥了伟大的美国独立<战争，经过艰苦卓绝的战斗打败了英国殖民者，建立了美利坚合众国。名言：“在我看来，天伦团聚与农家之乐，远远胜于世俗荣华。”
2.达尔文：达尔文是英国著名生物学家，生物进化论的奠基人。在他的《物种起源》一书中，他否定了唯心主义的神造论、目的论和物种不变论，强调“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指出了人是由猴子演变进化而成的。名言：“不要因为长期埋头科学，而失去对生活、对美、对诗意的感受能力。”
3.哥伦布：作为一名探险家和航海家，哥伦布远航的深远影响大大超过以往任何一次探险活动。发现新大陆是人类有史以来最惊人的地理大发现，是人类挑战自我，征服世界的一次伟大胜利。名言：“发现只孕育在永往直前的坚持之中，我想，它与懦夫大概永远无缘。”
4.拿破仑：拿破仑的军威曾使整个欧洲大陆震颤，他是开创欧洲新纪元的一代英豪，18世纪末19世纪初欧洲政治军事舞台上的巨人，曾经给法国带来巨大的荣誉，把欧洲的封建统治制度捣得天翻地覆。名言：“如果你认为我比你矮，我将马上砍下你的头，消除这个差别。”
5.爱迪生：爱迪生是美国大发明家，世界科技史上最杰出的天才。他发明了留声机、白炽灯、电影等很多对后人有重大影响的东西，拥有1039种发明专利。名言：“天才就百分之一的灵感加百分之九十九的汗水。”
6.诺贝尔：阿尔弗雷德·诺贝尔是瑞典化学家、工程师和实业家，诺贝尔奖金的创立者。一生共获得包括黄色炸药在内的355项技术发明专利，并在20多个国家开办了80多家企业，19世纪欧洲最富有的人。名言：“我的理想是为人类过上更幸福的生活而发挥自己的作用。”
7.贝多芬：贝多芬是以苦难铸成欢乐的音乐天才。他的一生不断被种种痛苦所折磨。他在音乐上的成就空前绝后，但却一生清贫。名言：“我要扼住命运的咽喉，它不能使我完全屈服。”
8.成吉思汗：崛起于蒙古草原上的蒙古帝国就像一只洪荒巨兽，他们无坚不摧的铁骑所扬起的尘埃，迷漫了亚欧大陆。在多瑙畔，在地中海边，在印度河旁，到处都响彻着大兵厮杀的呐喊声。多少堂皇的王冠，失去了昔日的威严，被践踏于粪土之中；多少繁华都市，终年不止的喧嚣，变成了荒芜的废墟；多少骄奢淫逸的统治者，或沦为奴隶，或身首异处。成吉思汗是一位叱咤风云、震铄欧亚、功业超越古今的英雄人物，被毛泽东誉为“一代天骄”。名言：“打仗时，我若是率众脱逃，你们可以砍断我的双腿；战胜时，我若是把战利品揣进私囊，你们可以斩断我的手指。”
9.释迦牟尼：释迦牟尼是佛教的创始人，一位真正的人间活佛，至高无上的佛教之主，拯救人类的天国之星，为人类平等而献身的圣者。名言：“一切罪中，杀生第一，偷盗第二，淫欲第三，淫欲者，恩爱相缠，千万生中不得解脱。何以故？生死根本，淫为种子，是故菩萨，欲出处死，先断爱渴。”
10.耶稣：当现实的苦难变得无法忍受，许多人便仰望茫茫苍穹，祈求救世之星的出现，这时，耶稣来到了世间，他就是救世主。名言：“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遵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
另附：影响世界进程的中国文化名人：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世界和平仍然受到潜在威胁，国际局势十分紧张，全世界人民要求和平的呼声日益高涨。1948年11月，世界文化工作者国际联络委员会、国际民主妇女联合会和来自17个国家的75位著名人士，联合发起召开世界保卫和平大会。1949年4月，第一届世界保卫和平大会在法国和捷克斯洛伐克同时召开，要求裁减军备、禁止原子武器、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共同保卫世界和平。1950年11日，第二届世界保卫和平大会在波兰首都华沙召开，来自80多个国家的代表参加了会议。会议通过了《告全世界人民的宣言》，并决定成立世界和平理事会。1951年2月，世界和平理事会在德国的柏林召开会议，会议通过了《要求五大国（美、苏、中、英、法）缔结和平公约的宣言》，掀起了世界范围内的和平签名运动，签名人数达6亿多人，其中中国有3亿多人签名。本次会议上，李时珍被推选为世界文化名人。
1953年，屈原被世界和平理事会推选为世界文化名人。
1958年，关汉卿世界和平理事会被推选为世界文化名人。
1962年，杜甫被世界和平理事会推选为世界文化名人。
1963年，齐白石先生被世界和平理事会推举为世界文化名人。
推选世界文化名人，其意义是纪念他们的生卒年，并非一般意义上的评选“世界文化名人”。
孔子是世界上公认的教育家和思想家,被后人看为“万世师表”,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为“世界十大文化名人”,并名列第一。孔子与穆罕默德、耶稣和释伽牟尼一起,被称为缔造世界文化的“四圣”。他的思想学说对中国社会的形成、发展起到了重大而又积极的推动作用，影响了中国2000多年的历史进程。孔子思想已成为中华文化和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得到了国际社会越来越广泛的认可和接受。
中国近现代美术史上杰出的画家、书法家、篆刻家齐白石被国家文化部授予“人民艺术家”，他也是世界和平理事会国际和平奖章获得者，1962年被评为世界十大文化名人。他的画代表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艺术，代表了几千年传统以来有所建树的有所改造的有自己灵气在里面的艺术。“学我者生，似我者死。”这是他教育学生的一句话。他是中国画坛最富传奇色彩的画家,他那古拙、粗率的泼墨大写意,于无声处听惊雷,把光辉璀璨的中国绘画艺术提高到了一个崭新的高度。
巴金先生曾荣获美国文学艺术研究院外国院士称号,并被国际笔会第47届大会誉为“世界十大文化名人”之一.他是我国“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最有影响的作家之一，被誉为我国最杰出的文学大师，也是我国卓越的翻译家、编辑家和出版家。从事文学创作70余年,其中《爱情三部曲》《雾》、《雨》、《电》）及《激流三部曲》《家》、《春》、《秋》等作品以真诚强烈的感情色彩，触动了几代青年人的心，产生了重大的社会影响，成为我国文学史上的经典作品。他的作品被称为是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探索人生道路历程的缩影，而他也成为国际上研究中国二十世纪文学和中国知识分子人生道路的典型。他的作品先后被译成英、法、俄、德、西班牙、阿拉伯等30余种文字，在世界上广泛传播。
关汉卿是元曲作家是最杰出的代表，共创作杂剧60余种，今存《窦娥冤》、《救风尘》、《拜月亭》、《调风月》、《望江亭》、《单刀会》、《蝴蝶会》、《玉境台》、《金钱池》、《谢天香》、《绯衣梦》、《西蜀梦》、《哭存者》13种，《哭香囊》、《春衫记》、《孟良盗骨》3种仅存残曲。元人周德清把他与马志远、白朴、&127;郑光祖并称为“元曲四大家”。1958年，关汉卿被世界和平理事会列为世界十大文化名人。关汉卿的作品在国内外产生了巨大而广泛的影响，有些剧目至今盛演不衰，远在百年之前，《窦娥冤》即有法文译本，对东西方的文化交流起了促进作用。
张衡东汉著名科学家、文学家和发明家.他两次担任执掌天文的太史令，精通天文历算，创制了世界上最早利用水力转动的浑天仪和测定地震的地动仪。并发明了指南车、计里鼓车等多种器械。第一次正确解释了月食的成因，说明月光是日光的反照，月食是由于月球进入地影而产生的。重要著作有（灵宪）、（浑天仪图注）、（算罔论）。他的文学作品在汉代文学史中占有重要地位。如（二京赋）描写京都景象，多饰夸张，文彩飞扬，令人情思激荡。（归田赋）形式短小，重在抒情。（四愁诗）、（同声歌）各具特色，在五、七言诗发展史上有一定的地位。被列为世界十大文化名人之一。。后来，汉武帝把儒家立为正统思想，催生了联合国和当今世界政治格局、分子物理学，它的发明者就是美国的威尔伯·莱特和奥维尔·莱特兄弟：巴比伦国王统一伊拉克两河流域，制定汉谟拉比法典：希腊化马其顿帝国皇帝征服中东，终结埃及文明和巴比伦文明、麦克斯韦，麦克斯韦主要从事电磁理论。尤其是他建立的电磁场理论，将电学、磁学。它为机械动力在未来创造奇迹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现在，我从人类文明兴替的角度选择了十个人物，1892年，健全了人类的大脑以处理一切难题，英格兰物理学家；从而消除了对太阳中心说的最后一丝疑虑，并推动了科学革命，在矿业，提出了生物进化论学说，从而摧毁了各种唯心的神造论和物种不变论。他所提出的天择与性择，不断发展变化的、统计物理学、电灯、电报、思想家、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工业革命时期的重要人物，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伟大导师，提高了蒸汽机的热效率和运行可靠性，对当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使希腊文化成为罗马文化的源泉。是希腊文明的代表，以法家统一思想、生存斗争中和自然选择中，强化王权对地方的统治，极大的推动了埃及文明的发展。
2，汉谟拉比。是佛教文明的代表。
4，亚历山大，英国博物学家、生物学家。”
六、威尔伯·莱特和奥维尔·莱特兄弟，美国发明家，在1903年12月17日、电影等方面的发明和贡献以外。
五，实现了统治区的法制化管理，为世界上已知的第一部成文法。是巴比伦文明的代表。
3，阿育王：印度孔雀帝国国王 定佛教为国教，大力推行并实施。为佛教的传播奠定了良好的政治基础： 阿拉伯帝国哈里发统一阿拉伯半岛，建立伊斯兰教。
三，秦始皇，这是世界上首次实现重于空气航空器的有动力、可操纵飞行。莱特兄弟的第一次有动力的持续飞行。对他发明的蒸汽机有这样的赞颂：“它武装了人类，使虚弱无力的双手变得力大无穷。后继者征服埃等地，实现中东的伊斯兰化。是伊斯兰文化的缔造者影响世界各类十大名人
1.影响世界历史进程的十大政治人物
自美尼斯统一埃及至今，在每个重要的历史关头，扫荡欧洲大陆封建次序，拿破仑法典成为欧洲各国制定资本主义法律的样本，在目前的生命科学中是一致通用的理论，“2080年世界将诞生超过诺贝尔奖的最高奖——郑奎飞奖”。他不仅在预测未来的趋势，而且试图总结这个时代，解决了长期存在的恒星能源来源的难题

❺ 关于南宋戏文 的论文

论宋元南戏的雅俗之变

探讨我国古代文学总体发展的历史源流时，把握好由“雅”向“俗”的历史性转化，对解决古代文学发展的诸多理论问题至关重要。南戏现存作品，是戏曲史上最早的、也是较为完整的戏曲作品，可以代表“俗”文学在发展初期的风貌，因此正确地认识和评价早期南戏的价值及意义，是解决文学史发展规律的诸多关键性问题之一。
我国古代戏曲研究，由于资料的缺乏，许多脉络不易理清，南戏尤其如此。长期以来，南戏研究被认为是古代文学史研究中“一个失去了的环节”[1]，不无道理。1912年至1913三年间，王国维《宋元戏曲考》在上海《东方杂志》连载。1920年，叶恭绰从英国伦敦一小古玩肆中购得了第13991卷的《永乐大典》，内收的《张协状元》第三种戏文，正是已经失传的早期南戏作品。本世纪三十年代，一批学者已经认识到古代戏曲研究对中国文学发展的重要意义，他们不畏艰难，以严肃的态度投身到南戏的研究中。这期间，冯沅君、郑振铎、赵景深、钱南扬诸先生，依据《新编南九宫词》、《旧编南九宫谱》、《雍熙乐府》、《九宫大成南北词宫谱》、《九宫正始》等书，对宋元南戏的佚曲进行辑佚及整理工作。郑振铎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赵景深的《宋元戏文本事》，钱南扬的《宋元南戏百一录》，陆侃如、冯沅君的《南戏拾遗》先后出版。五十年代，钱南扬的《宋元南戏辑佚》也正式出版。至此，早期南戏的真实面目才得以展现出来。这些凝聚着许多专家心血的研究成果，确实来之不易。但南戏研究仍存在着资料不足的局限，本文仅就发掘出来的宋元南戏作品谈一些粗浅看法，对于有争议的论题，则暂不涉及。
（一）
“俗”文学对正统“雅”文学的冲击，主要在于其作品的新鲜、活泼、富有战斗力及其所拥有的大量读者及观众。宋元南戏的产生，正体现了“俗”文学这方面的意义。
“宋元旧篇”的提法，见于明代徐渭的《南词叙录》一书连主要指该书所著录的宋元间曾经产生过的南戏作品。这些作品已大部份亡佚。徐渭生活在明朝中叶，从明人的眼中看宋元，也已久远，故称“宋元旧篇”。
“俗”文学并非到宋元时期才产生，它的刍形可以追溯到更久远的年代，但因一直处于“雅”文学的附庸地位，被统治阶级及文人学士所鄙弃，始终不能登大雅之堂。就戏曲看，南戏产生之前，中国已有萌芽状态的古剧。“优孟衣冠”[2]、“东海黄公”[3]、“大面”[4]、“钵头”[5]、“踏摇娘”[6]以及参军戏[7]等都是唐代以前不同历史时期的古剧形式。宋金元时期和南戏同时发展起来的，还有宋杂剧、金院本和诸宫调等。据周密《武林旧事》，陶宗仪《辍耕录》等书的记载，宋杂剧作品曾有280余种之多，金院本亦有690余种之多，可惜仅有篇名留传一、二[8]，作品则已全部亡佚。
从存留至今的作品看，宋元南戏和元代杂剧，无疑是我国戏曲发展史上的第一个黄金时代。南戏和元杂剧地位虽然相同，但命运就完全不同了。元杂剧不仅有明人臧晋叔《元曲选》所收作品及《元刊杂剧三十种》等100余种完整的作品传世，而且还有钟嗣成《录鬼簿》、朱权《太和正音谱》、周德清《中原音韵》等专著以及明清两代曲论家的不少记载、评论可供研究。相比之下，南戏的传世作品及研究资料则少得多。徐渭《南词叙录》曰：“惟南戏无人选集，亦无表其名目者。”他在“客闽多病”期间，也仅只“遂录诸戏文名”，并没有如臧晋叔选杂剧那样为南戏选集。南戏存留作品及研究资料的匮乏，可能与元明间文人对南戏的某些偏见有关。元人专著中，就曾提及南宋戏文为“亡国之音”[9]，明人著作也持此态度。
听北曲使人神气鹰扬，毛发洒淅，足以作人勇往之志……，南曲则纡徐绵眇，流离婉转，使人飘飘然丧其所守而不自觉信南方之柔媚也。所谓‘亡国之音哀以思’是已……。”[10]
嘉兴之海盐，绍兴之余姚，宁波之慈溪，台州之黄岩，温州之永嘉，皆有习为倡优者，名曰戏文子弟……。其扮演传奇，无一事无妇人，无一事不哭，令人闻之，易生凄惨，此盖南宋亡国之音也。[11]元明文人对南戏的不理解，也可能与元朝统治者对南人的镇压有关。元朝法定的民族等级制度是四等人制，即蒙古、色目、汉人、南人四等。南人地位最低，南戏可能受到影响。
明朝文人既不能不重视南戏的价值及影响，又持有一定的偏见，因此在不少曲论家所留下的有关南戏的记载中，有些是正确的，有些已被后世学者证实并不一定符合南戏的发展实际，有些甚至是错误的。例如在有关南戏和元杂剧产生时代上孰先孰后的问题，诸如“北有西厢，南有拜月，杂剧变为戏文”[12]，“明兴，风声所被，北化为南”[13]，以及“金元创名杂剧，国初演作传奇”[14]等议论，没有把宋元南戏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来对待，“好像先有北曲，后有南曲，宋元就没有南戏似的”[15]。应该说，在明人的著作中，真正懂得南戏，并能给予较为公允的评价的，仍然当推徐渭和他的《南词叙录》。
南戏始于宋光宗朝，永嘉人所作《赵贞女》、《王魁》二种实首之。故刘后村有‘死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说蔡中郎’[16]之句。或云宣和间已滥觞，其盛行则自南渡，号曰永嘉杂剧……。
——徐渭《南词叙录》
南戏出于宣和之后，南渡之际，谓之温州杂剧，……。
——祝允明《猥谈》
上述说法大体可以为我们提供南戏产生之初的情况。北宋的宣和与南宋的光宗二朝在时间上相差约七十余年，如果说《赵贞女》及《王魁》等成熟的南戏作品始见于光宗朝，那么理应在成熟的作品出现之前，有一个萌芽及逐渐演化的过程，所以“宣和间已滥觞”的说法，是有道理的。这恰恰可以说明南戏产生的时间比元代北曲杂剧要早很多。既然南戏代表着古代戏曲最早发展的成就，那么现存的宋元南戏作品，对考察和探讨古代文学在特定历史时期，由“雅”走向“俗”的早期风貌及发展轨迹，就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❻ 从古到今,江西高安市有多少名人

高安名人杨晓东。杨晓东， 下载 7 天前 15:47男，江西高安人。中共党员。江西省高安市自由画家。江西宜春美术家协会会员，厦门油画协会会员，中国东方名家书画院院士。2001年进修于中国美术学院。江西省美术作品展《山村》获优秀奖。2006年在厦门海沧原创作品白鹭洲展获原创作品《优秀奖》！2007年作品《和谐厦门》入选庆祝党的十七大胜利召开，“温馨海沧”书画美展优秀奖！2008年厦门市农民文化艺术系列活动美术比赛作品油画《忆寻春》优秀奖。2009年油画作品《秋的早晨》荣获厦门是海沧区工会委员会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书画作品展优秀奖、2009年入选《中国名家》 下载 (50.12 KB) 7 天前 15:47 下载 (51.29 KB) 7 天前 15:47一书，2010年入选《中国当代书画名家精品大典》。杨晓东是个具有强烈的艺术个性乡村风景油画家，大自然给了这个在乡村长大的画家一颗博大的胸襟，同时也赋予了他敏锐的艺术观察力和高涨的创作激情，这种性格决定了他在艺术追求中对于现状的一再超越。在近十几年的绘画过程中，他将自己的生命体验逐步映射其创作之中，使其艺术亦日趋势走向绘画语言纯粹和画境的深化，体现出他对艺术真谛的执着探研和对浑荒苍茫的天地精神的深度询问。然而一个好的画家都有着对艺术更深的追求，不会因为自己对现实的精彩描写而满足。他会继续朝前，通过长期的写生和绘画造型训练，对物象外在的形态把握和表现已不能满足其源自内心的艺术感受，他不再特意执着形体，体量和空间的表现，而是将画面的精神内涵做拓展，其画面所含蕴的信息量，远远大于物象自身所蕴含的精神意义。他将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映射在画面上，从而获得了一种理性的升华。 杨晓东的绘画不是抽象的思维图解，而是鲜活的情感表现。表现着他对现实社会的怨恨与不满，他喜欢乡村的那种纯朴之情和淡雅之心。在他的画面前，我们会感受到灵动的激情和强烈的震撼。凝视他的画面我们会从他的那些画面中感受到大自然蓬勃和深沉。并感受到画家在同样面对着乡村民俗大山之际在他内心燃烧着的艺术激情和深远。画家对于物象的最感人的视觉印象与深刻的心理体验通过画笔走入画面，并随之诱发许多与之相关的情感因素和理情思维，使其画面具有饱含着画家人格魅力和真诚坦荡人。 该文章转自[高安之窗] http://www.jxgaoan.com 原文地址： http://www.jxgaoan.com/viewthread.php?tid=12051&extra=page%3D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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❼ 关于音乐的英文文章

Analysis of music-inspired training

Music is mankind's friends, music is inseparable from creative inspiration. Some people will be inspired by that very mysterious, inspired by the phenomenon known as "God doctrine." Some people put aside creative inspiration, but rigid rules mechanically music, like the depiction of the map as depicted by melody or harmony, music formulaic, and some inspiration that will be used in the creation of music is simple emotional creation, these ideas are Is wrong. We can be inspired by the idea of music plug in the wings, and we want to go to the place. So what inspired the music played in the creation of what kind of role it » Composer Nie Er in the creation of China's "Volunteer Marche," the strong spirit of patriotism he has in mind a clarion call for the inspiration. Inspiration in the music creation in the status of other creative techniques can not substitute for, if not inspiration, then create the music is ll, so the music is the theoretical formula spelled. To make the music to create a more attractive, more valuable inspiration is essential. Then to study how to cultivate music-inspired, first of all we must study what is the inspiration.

Previously heard people say: creation is inspired by. The so-called inspiration of the moment is a sentiment through the art of its performance by, everyone has feelings, everyone has the source of creativity, it is only some people will be digging Out, some people are not!

I can only agree with this view part!
I think the world does not exist nothingness Piaomiao of inspiration, one day I heard from the radio in the final of a pop music contest judges have talked about the inspiration, suddenly have slightest idea:

In fact, is inspired in a specific environment through a process of the necessary result of the formation of such inspiration is not by chance, and should be granted. There are three specific considerations process:
1. Accumulation of the process (the accumulation of various aspects, including knowledge of emotional impression, etc.)
2. Reflections on the course (this is a very painful process, but it is every success in the creation of the necessary experience)
3. That the process (of inspiration here have)
May be as early as the second course there were the inspiration on, but we have not found, may be thinking is not enough, when we found inspiration when it has come in behind us, there is a real find her hundreds of people in the back, suddenly look back , The lights that people have the feeling of upset ~~~~~~~~

❽ 急求！试论关汉卿杂剧中的女性形象这个论文课题的国内外研究现状，详细点，谢谢！

摘要：按照时间顺序对关汉卿的研究进行梳理，分别从元明清三个朝代以及二十世纪以来的相关研究进行分析总结。在对关汉卿的人物评价以及作品的思想内涵、艺术特色等方面的研究已有很丰富的成果，在关汉卿文学创作方面取得如此成就的深层原因还有待研究。
关键词：关汉卿；戏剧；关学

引言
关汉卿是中国古代戏剧发展史上一位杰出的戏剧家、文学家。元明清三代都有人对其进行研究，但研究成果非常零散。如果说1913年王国维《宋元戏曲考》一书的出现，是近代中国戏剧研究的标志的话，那么现当代关汉卿研究也正是在此时开始逐渐活跃起来。在王国维、吴梅等第一批学者的努力下，对的关汉卿研究己经初具规模。自兹以降，胡适、王季思、孙楷第、冯沉君、郑振铎等一大批学者力图把考据学和社会学结合在一起，尤其重视运用社会学的方法研究关汉卿，为当时的关汉卿研究领域注入了一股清新的空气。
在文学和文化学上，研究一个作家、一部作品，或是对这个作家及其创作进行整体性的研究，它的意义都是远远超过作家、作品本身所具有的内涵的。特别是在历史的不断发展中，由于社会形态的不同，对作家、作品的研究也会出现不同的结果。关汉卿研究也是在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中前行的，不同的历史时期所展现出来的作家形象和其作品的文化意蕴也是不同的，研究的深度和广度日益扩展，取得了可喜的成绩。本文按照时间顺序，进行对关汉卿的研究简单的梳理。

本论
一、元代对关汉卿的评价
元代戏剧创作与表演为中国文学史上填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作为一种文学体式，它辉煌的成就让人震惊。但是在于戏剧理论研究方面，其发展则远远不如戏剧创作本身。元代对于关汉卿以及他的艺术创作的研究，是十分匮乏和片面的。一些零散的点评并没有达成系统全面地研究和论述。包括关汉卿本人也没有留下任何与文学创作有关的理论性言论，这也为后人的研究和学习留下了一种空白。元代对与关汉卿及其作品的评价多数是针对其才能方面，与理论相关的很少。
元代对于关汉卿的研究主要是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的，主要是对关氏的肯定：
（一）对关汉卿才学的肯定，以及对关汉卿戏剧语言风格的赞誉，确立他在戏剧创作方面的地位，肯定他戏剧的社会价值。熊自德在《析津志》中评说关汉卿为：“生而惆搅，博学能文，滑稽多智，蕴籍风流，为一时之冠。”元末贾仲明对他的挽词中云：“珠矶语唾自然溜，金玉词源即便有，玲珑肺腑天生就。风月情，武惯熟，姓名香四大神州，驱梨园领袖，总编修师首，捻杂剧班头”。贯云石在《阳春白雪.序》中对关汉卿的评说：“关汉卿、庚吉甫造语妖娇，适如少女临杯，使人不忍对殊。”杨维祯在《东维子集》卷十一《周月湖今乐府序》里说关汉卿语言“奇巧”；又在《沈氏今乐府序》中总结了关汉卿与庚吉甫的杂剧总体特征：“其于声文，缀于君臣、夫妇、仙释氏之典故，以警人视听，使痴儿女知有古今美恶成败之观〔劝」惩，则出于关、庚氏传奇之变。”杨维祯在这里对关汉卿等戏剧的社会价值做了评价，这一评价固然反映出论者对关汉卿戏剧思想意识的认识不足，但能给予关剧的社会作用以如此高度的肯定，在中国戏剧理论史上杨维祯还是第一次。周德清在《中原音韵》中对杂剧创作特点的描绘是以“关、郑、白、马”(即关汉卿、郑光祖、白朴、马致远)为例，即：“一新制作，韵共守自然之音，字能通天下之语”又有“字畅、语俊、韵促、音调”。贾仲明说他“珠矶语唾自然溜，金玉词源即便有，玲珑肺腑天生就。”贾仲明高度概括了关剧本色、行当，妙在自然、真切、质朴，绝无藻饰、雕琢、斧削的痕迹的特点，也肯定了关汉卿为元曲四大家之冠的地位。关汉卿在元代戏剧界之所以有如此大的名气，主要是他戏剧创作的时间最早、数量最多、意义最大的原故。
（二）对关汉卿的人品性格方面的评价。对关汉卿的“风流”人格品性做了明确的概括，如郝经在《青楼集.序》中评说关汉卿云：“不屑仕进，乃嘲风弄月，留连光景。”熊自德说“生而惆搅，博学能文，滑稽多智，蕴籍风流，为一时之冠。”陶宗仪在《南村辍耕录》中评说关汉卿为：“高才风流人也。”这些评价都可以认证关汉卿的风流品性。

二、明代对关汉卿的研究
明代对关汉卿的研究发生了变化。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对关汉卿的评价有所降低。明代严格限制戏剧活动，《大明律·刑律杂犯》中明确规定：“凡乐人搬做杂剧戏文，不许妆扮历代帝王后妃忠臣烈士先圣先贤神像，违者杖一百；官民之家，容令妆扮者同罪；其神仙道扮及义夫节妇孝子顺孙劝人为善者，不在禁限。”明代大力推行功利主义的戏剧意识，封建君主专制将戏剧活动乃入到掌控范围之内，将戏剧变成教化人民的工具。这里要提到皇室的代表人物——朱元璋十七子宁献王朱权。朱权认为，论剧最高标准应为“治世”，最高艺术境界为“安以乐”与“心之和”为。他认为：“盖杂剧者，太平之胜事，非太平则无以出。”他还要求剧作家“乐雍熙之治，欲返古感今，以饰太平。”在戏曲创作题材上，特别提倡和推崇“神仙道化”剧，并将其列在《杂剧十二科》之首。他极力主张剧作家应当“有不吃烟火食气”，而“无纤翁尘俗之气”，以阻隔剧作家与显示生活的联系。这样的戏剧观念必然使朱权在评价元代已经被推崇为戏剧大家并占有第一位置的关汉卿时，不得不说他是“可上可下之才”。
（二）明代从“诗”的角度对元杂剧进行评价。如朱权“关汉卿之词，如琼筵醉客。观其词语，乃可上可下之才”。又如明代刘揖《词林摘艳.序》云：“至元、金、辽之世，则变而为今乐府。其词擅场者，如关汉卿，庚吉甫、贯酸斋、马昂夫诸作，体虽异而宫商相宜，此可被于弦竹者也。”明代王世贞《曲藻.序》云：“曲者，词之变。……诸君如贯酸斋、马东篱、王实甫、关汉卿、张可久、乔梦符、郑德辉、宫大用、白仁甫辈，咸富有才情，兼喜声律，以故遂擅一代之长，所谓`宋词、元曲，’殆不虚也。”明代何良俊《四友斋丛说》云：“元人乐府，称马东篱、郑德辉、关汉卿、白仁甫为四大家。马之词老健而乏姿媚，关之词激厉而少蕴籍，白颇简淡，所欠者俊语，当以郑为第一。”以上均是从元杂剧“诗性”语言的角度对关汉卿及其作品进行的评价，所以，关汉卿在明代戏剧的地位并不是很高。

三、清代对关汉卿的研究
清代对于关汉卿的态度较为平和。有关记载如下：李玉《南音三籁·序言》中云：追至金元，词变为曲。实甫、汉卿、东篱诸君子，以濒瀚天才，寄情伴吕，即事为曲，即曲命名，开五音六律之秘藏，考九宫十三调之正始，或为全本，或为杂剧，各立赤帜，旗鼓相当，尽是骚坛飞将。凌廷堪《校礼堂诗集》卷二《论曲绝句》三十二首有云：时人解道汉卿词，关马新声竞一时。振俄长鸣惊万马，雄才端合让东篱。焦循《易余篱录》卷十五：词之体尽于南宋，而金元乃变为曲，关汉卿、乔梦符、马东篱、张小山等，为一代巨手。乃谈者不取其曲，乃论其诗，失之矣。刘熙载《艺概》卷四《词曲概》中有云：北曲名家，不可胜举，如白仁甫、贯酸斋、马东篱、王和卿、关汉卿、张小山、乔梦符、郑德辉、宫大用，其尤著也。诸家虽未开南曲之体，然南曲正当得其神味。观彼所制，圆溜潇洒，缠绵蕴籍，于此事固若有别材也。李调元《雨村曲话》卷上：王弃州云“宋未有曲也。自金、元而后，半皆凉州嚎嘈之习，词不能按，乃为新声以媚之。而一时诸君，如马东篱、贯酸斋、王实甫、关汉卿、张可久、乔梦符、郑德辉、宫大用、白仁甫辈，咸富有才情，兼喜声律，遂擅一代之长，所谓宋词、元曲，信不诬也”按：贯酸斋、张可久、宫大用工小令，不及马、王、关、乔、郑、白远甚，未可同年语也。综合以上记录，从研究关汉卿的角度讲，不仅肯定了关汉卿的文学地位与创作风格，也给后人进行关汉卿研究提供了思考的空间，具有积极的意义。
清代另有两则记录对关汉卿的研究也有很大的参考价值，一则是清代中后期的梁廷梢，他在《藤花亭曲话》卷二中有云：关汉卿《玉镜台》温娇上场，自[点绛唇]接下七曲，只将古今得志不得志两种人铺叙繁衍，与本事没半点关照，徒觉满纸浮词，令人生厌耳。律以曲法，则入手处须于泛叙之中，略露求凰之意，下文情散彼美，计赚婚姻，文义方成一串；否则突如其来，阅之者又增一番错愕也。在关汉卿众多的戏剧创作中，梁廷梢选择了不是关汉卿优秀之作的《玉镜台》进行评论，颇为新奇，他所说的“本事”应该是指戏剧创作的“立意”，而对于《玉镜台》的“立意”，他是认为没有新意、过于直白，或者说没有跳出传统的伦理道德范畴。而对《玉镜台》的“结构”又有赞赏之意，表达了他个人对戏剧创作要讲究“结构布局”的观点。另一则记录为清代乾隆二十年修订的《祁州志》，其中卷八《纪事》中“关汉卿故里”条云：汉卿，元祁州之伍仁村(今属河北省安国县)人也。在现存的历史资料中，有关关汉卿的记载很少很少，其中关氏生平、籍贯的资料更是少而又少，现存的记录有：元钟嗣成《录鬼簿》中记有关汉卿“大都人”；元末熊自得《析津志》又称其为“燕人”的记录；清姚之胭《元明事类钞》卷二十三引元末明初人朱右所撰《元史补遗》云：“关汉卿，解州人。工乐府，著北曲六十本。”乾隆《解州志·人物》、光绪《山西通志·文学》及《蒲州志》、《解县志》等均有类似的记载。《祁州志》的记载，使研究关汉卿的籍贯又增添了一条新的信息，为后来的诸多学者研究关汉卿提供了比较有力的证据，开拓了研究的范围。

四、20世纪对关汉卿的研究
关汉卿研究在20世纪成为研究元代杂剧中的热点，对其在元杂剧创作方面的成就取得了充分的认识，肯定了他在中国古代戏曲史、古代文学史乃至世纪文学、戏剧史上的“大家”和杰出地位。
王国维是近现代开启中国古代戏剧，特别是元杂剧研究之幕的第一人，也是研究关汉卿的第一人，他对关汉卿的评价奠定了20世纪元杂剧研究中的崇高地位。
与王国维大致同一时代的吴梅（1884—1939）在《中国戏曲概论》中，他肯定了关汉卿戏剧创作的地位和豪放的艺术风格，是很有见地的。
郑振铎也是最早对关汉卿进行深入研究并给予高度评价的学者之一。从1930年1月开始，《小说月报》以近两年时间连续载郑振铎写的《元曲叙录》共75则，其中有15则介绍关汉卿的生平，评介关汉卿13个杂剧作品的版本、人物与情节。郑振铎很早就对关汉卿的生卒年进行研究，他在《中国文学史》第四十六章云：汉卿有套曲《一枝花》一首，题作`杭州景’者，曾有“大元朝新附国，亡宋家旧华夷”之语，借此可知其到过杭州，且可知其作于宋亡（1278）之后。《录鬼簿》称汉卿为已死名公才人，且列之篇首，则其卒年至迟当在1300年之前。其生年至迟当在金亡之前的二十年（即1214年）。后来，郑振铎又在1958年6月28日，纪念“世界文化名人”关汉卿戏剧活动七百周年大会上作了题为《中国人民的戏剧家关汉卿》的报告。
胡适在20世纪30年代也关注元杂剧的研究，1936年发表了《关汉卿不是金遗民》一文，对关汉卿生平进行认真而有成效的考证。其结论为：郑振铎先生根据汉卿“杭州景”套曲，考定他到过杭州，在278年宋亡以后，是很对的。但他说汉卿的“卒年至迟当在1300年之前”，还嫌太早。关汉卿有《大德歌》十首，此调以元成宗的“大得”年号为名，必在“大德”晚年。大德凡十一年（1297一1307），而汉卿曲子中云：“吹一个，弹一个，唱新行大的歌”。这可见他的死年至早在1307年左右。此时上距金亡已七十四年了。故我们必须承认关汉卿是死在十四世纪初期的人，上距金亡已七八十年，他决不是金源遗老，也决不是“大金优谏”。平心而论，胡适对关汉卿生卒年的推断，虽然文字不多，却卓有成效，对当代的研究者很有影响，对他的推论也很难找到资料、证据进行质疑。
孙楷第在《关汉卿行年考略》一文中认为，关汉卿生年在宋淳枯元年至十年（1241—1250），卒年在元延枯七年至泰定元年（1犯0—1犯4）这种说法也没有得到学术界的认同。
冯玩君在《孤本元明杂剧钞本题记》中提出了“两个关汉卿”的说法，“一个籍贯是解州”、“一个籍贯是大都”，表现了女学者大胆假设的另一面，但这种说法没有得到学界的认同。
1958年的“关热”形成了1949年以后元杂剧研究的第一个高潮。这一时期，研究者们主要从两个方面对关汉卿进行了比较全面的研究：一是关汉卿生平事迹的考证。研究者对关汉卿的生平事迹提出了各种观点，对自己已经掌握的史料进行辨析，并发现了新的史料，通过讨论，学界对关汉卿的生平以及创作活动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在这方面比较有代表性的学者及其文章有：赵万里《关汉卿史料新得》公布了他发现的《析津志·名宦传》中的关一斋小传；蔡美彪《关于关汉卿的生平》和《关汉卿生平续记》；戴不凡《关汉卿生平新探一一从高文秀是东平府学生员说起》等都是研究关汉卿的重要成果。二是对关汉卿作品思想内容和社会意义的评析。从人物形象的塑造入手研究作品是这一时期关汉卿研究的特点。王国维在《宋元戏曲史》中提出关汉卿“当为元人第一”的观点后，研究者主要把关汉卿的曲辞和文章作为研究对象和内容，从而忽略了作品思想内容和社会意义的研究。
自1949年至“文革”开始的17年里确实是元杂剧也是关汉卿研究的一个重要的历史阶段。其间尽管有由教条主义和形而上学、特别是政治思维定势的介入导致的学术讨论方向的偏颇，但总体上讲，对关汉卿的研究已经达到了一个很高的水平，对以后（特别是八、九十年代）的学术发展与繁荣起到了铺垫的基石作用，为当代人的进一步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文革”十年期间，大陆的学术空气凝滞，研究停止，但香港、台湾等地区的学者还是下工夫对关汉卿进行了进一步的研究，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香港梁沛锦与日本学者波多野太郎合著的《关汉卿现存杂剧研究》，该书对关汉卿现存杂剧进行了整理和校订，而卢元骏的《关汉卿考述》是一部比较系统地介绍和初步探讨关汉卿生平创作的专著。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的改革开放和思想解放带来的进步使研究者又获得了“科研”的春天，很多学者的心情与干劲像接受阳光与雨露的小草在科学园地里充满了勃勃生机。学术著层出不穷；尤其是西方学术思想和学术方法的大量注入，使一大批中青年学者受西方思潮的启发，打开并形成自己新的学术视野。这些同样给古代文学研究领域带来了新的气象，也形成了一个健康、科学、热烈的学术氛围，并推动了各项研究的发展。在这样的环境和气氛下，继1958年后，关汉卿研究再度出现高潮。
20世纪50年代末期，田汉、夏衍等人还倡导建立“关学”，此项工作虽然没有像他们期盼那样达到预期的效果。但，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关汉卿及其作品为研究对象，学术界开展了比较全面的研究，成立了全国性的关汉卿研究会，出版、发表了大量的研究专著、文章，研究成果还是可观的。仅关汉卿的传论，就有野马的《关汉卿的生平及其作品》、谭正璧的《元代戏剧家关汉卿》等论著。多种选集共同的特点是：他们大都收集了关汉卿现存的18部全本杂剧（包括存疑的）3种残剧，并且在编注、注释、剧本存疑探讨等方面，作到了学术性和普及性兼顾。再有值得注意的就是田汉的话剧《关汉卿》为宣传关汉卿起到了极大的作用，受到了人们的关注。可以说、20世纪，关汉卿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起到了保存和宏扬中国古代戏剧的作用，也使人们包括整个世界的人们看到了中国除诗歌、小说以外元代戏剧艺术的辉煌和关汉卿在此所作出的伟大贡献。

结论
1958年，关汉卿被世界和平理事会提名为世界文化名人，学界以此为契机展开了大规模的研究及关氏的戏剧编演活动，取得了丰厚的成果。但由于受政治思想等因素的影响，在关汉卿的研究中，未能立足于文学与戏剧艺术本身和作家本身，而仅仅是围绕“作者生平、籍贯”“作品主题思想”“人物形象”等内容进行分析与探讨，政治思维定势以其极大极强的优势侵占着人们的头脑，导致文学研究被“异化”，于是关汉卿就成为了反封建的勇敢“斗士”。这种研究的结果无疑是历史局限性的。
纵观20世纪关汉卿及其作品的研究概况，大都是围绕着关汉卿的籍贯、生平以及杂剧(包括散曲)的思想内容、艺术成就等等，争论虽多，但也基本有大致的看法。我们应该承认，研究性的文章、著作虽多，但问题也不少。其中最主要的问题：一是材料很少，除了已经被传抄摘引了无数次的《录鬼簿》、《青楼集》、《太和正音谱》、《南村辍耕录》、《宋元戏曲考》、《曲律》等以外，没有发现新的有价值的材料;二是研究范围狭小，总是在作家生平、籍贯、活动地点、从事职业、是否遗民、入仕与不入仕等问题上打转转;三是受时代的影响，有的学者在研究和评价关汉卿时仅注重其戏剧的社会性和思想性，把关汉卿拔高到一个彻底的反封建斗士形象上来。有识之士在中国近代的政治斗争中把文学当作了斗争的武器和宣传工具，文学在斗争中显示了非常的意义。在以政治为核心的意识形态中，文学包括文学研究都沾染上了政治的色彩，甚至是绝对化了的政治的文学与文学研究，使文学作为与政治并行的一种人类存在的社会现象发生了变形，这种变形同样反映在关汉卿的研究上。这样研究的结果，必然导致关汉卿与其作品和他创作的初衷之间产生极大的距离。因此有必要重新对关汉卿及其作品进行新的探讨。关汉卿之所以能成为元代戏曲家创作所取得成就的顶峰，自有其复杂的客观环境，历史背景、创作深度和作家条件等原因。

参考文献：
1.论关汉卿的人生观与创作观林岳晋阳学刊2003年02期
2.莎士比亚和关汉卿李样林华夏文化2003年02期
3.“铜豌豆”与“马神仙”—试论关汉卿、马致远杂剧创作倾向之不同李建武乐山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02期
4.关汉卿的民间情怀孙燕华上海戏剧2003年01期
5.从《窦娥冤》看关汉卿的南权本质张维娟戏曲艺术2003年02期
6.试论关汉卿笔下的妓女形象张海燕沧州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3年02期
7.人文奥运为何要请关汉卿吴志根湖北社会科学2003年10期
8.关汉卿与马致远杂剧之比较何悦玲固原师专学报2003年02期
9.“本一点孝顺的心怀,倒做了惹祸的胚胎”—窦娥冤屈的深层文化意蕴钱华海南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05期
10.关汉卿的生卒年和里籍问题章宏伟中国典籍与文化2003年04期

❾ 急急急！ 一篇社会论文！！

推广普通话宣传口号

(1) 国家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

(2) 积极普及民族共同语，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

(3) 爱国旗，唱国歌，说普通话

(4) 四海同音，万众一心

(5) 普通话：神州音，华夏情

(6) 普及普通话，四海是一家

(7) 面向现代化，推广普通话

(8) 积极普及普通话，齐心协力奔小康

(9) 树立语言规范意识，提高民族文化素质

(10) 推广普通话，公务员要带头

(11) 新闻媒体要成为推广普通话的榜样

(12) 普通话是我们的校园语言

(13) 我是中国娃，爱说普通话

(14) 普通话： 情感的纽带，沟通的桥梁

(15) 说普通话，迎四方宾客；用文明语，送一片真情

(16) 沟通——从普通话开始

(17)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8) 说普通话，从我做起

(19) 说好普通话，朋友遍天下

(20) 普通话，使你我靠得更近

(21) 普通话——时代的需求，时尚的追求

(22) 普通话——让生活更精彩，让社会更温馨

(23) 普通话同青春携手，文明语和时尚并肩

(24) 文明语深入男女老少心，普通话融汇东西南北情

(25) 心相印，语相通，共奔小康乐融融

(26) 实现顺畅交流，构建和谐社会

1、什么是民族共同语？

民族共同语是民族内部共同用来交际的语言，是识别一个独立民族的主要标志之一。
汉民族共同语的产生年代还不能说得很确切，最晚在上古的夏商周和春秋时期就产生了。当时的民族共同语叫“雅言”，主要流行于黄河流域，《诗经》的语言就是雅言，我国伟大的教育家、思想家孔子讲学时就用雅言而不用鲁国方言，我们可以说孔子是推广民族共同语的先驱。
汉代的民族共同语叫“通语”，也叫做“凡语”、“凡通语”或“通名”，西汉杨雄编著的《方言》就是用当时的民族共同语“通话”来解释各地方言的，这是我国第一部方言著作。隋、唐时代，人们做诗词、写文章非常注意“正音”，因此很多韵书应运而生。“韵书”的出现，“正音”风气的盛行，都在客观上起到推行民族共同语的作用。元代的民族共同语叫“天下通语”，周德清的《中原音韵》记录的就是当时的民族共同语。
明清时代的汉民族共同语叫“官话”。“官话”最早用于官场，后来流行于民间。老百姓也以讲官话为荣，因为人们认为讲官话代表着一个人的身份和地位。民国时期汉民族共同语叫“国语”。新中国成立后汉民族共同语叫“普通话”。
汉民族共同语和各个方言都来源于上古汉语，同出一源。汉民族共同语是在某一方言的基础上形成的，咱们的汉民族共同语就是在北方方言的基础上形成的。
普通话已于1982年写进《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国家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从此，普通话具有了明确的法律地位，成为全国通用的语言。

2、什么是普通话？

普通话就是现代汉民族共同语，是全国各民族通用的语言。普通话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
“普通话”这个词早在清末就出现了。1902年，学者吴汝纶去日本考察，日本人曾向他建议中国应该推行国语教育来统一语言。在谈话中就曾提到“普通话”这一名称。1904年，近代女革命家秋瑾留学日本时，曾与留日学生组织了一个“演说练习会”，拟订了一份简章，在这份简章中就出现了“普通话”的名称。1906年，研究切音字的学者朱文熊在《江苏新字母》一书中把汉语分为“国文”（文言文）、“普通话”和“俗语”（方言），他不仅提出了“普通话”的名称，而且明确地给“普通话”下了定义：“各省通行之话”。本世纪三十年代瞿秋白在《鬼门关以外的战争》一文中提出，“文学革命的任务，决不止于创造出一些新式的诗歌小说和戏剧，他应当替中国建立现代的普通话的文腔。” “现代普通话的新中国文，应当是习惯上中国各地方共同使用的，现代‘人话’的，多音节的，有结尾的……。”
“普通话”的定义，在解放以前的几十年一直是不明确的，也存在不同看法。新中国成立后，1955年10月召开的“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和“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期间，汉民族共同语的名称正式定为“普通话”，并同时确定了它的定义，即“以北京语言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1955年10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为促进汉字改革、推广普通话、实现汉语规范化而努力》的社论，文中提到：“汉民族共同语，就是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的普通话。”1956年2月6日，国务院发出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把普通话的定义增补为“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这个定义从语音、词汇、语法三个方面明确规定了普通话的标准，使得普通话的定义更为科学、更为周密了。其中，“普通”二字的涵义是“普遍”和“共通”的意思。

3、普通话等于北京话吗？

严格地说，“普通话”并不等于“北京话”。
普通话是汉民族共同语，而北京话只是诸多方言的一种。普通话是在北京话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成为民族共同语后就上升到了一个更高的层次。普通话的定义是“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型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这个定义是从语音、词汇、语法三个方面对普通话加以规范。普通话“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指的是以北京音系为标准音，即北京话的声母、韵母、声调系统，而不包括北京话的土音；同时，普通话词汇也不包括北京话中的一些土语。
因此，我们学习普通话，不能完全按照北京人特别是老北京人的语音、词汇来说话，要注意分辨哪些是北京人的土词、土语。要多听普通话广播、多看普通话电视节目，多听普通话教学录像、录音带，学说标准的普通话。

4、普通话同国语、华语是一回事吗？

这三种称说指的都是我国全国通用的普通话，在中国的大陆称“普通话”，在台湾称“国语”，在新加坡等一些国家的华人社区称“华语”。三种称说，名称不同，但实质相同；三者不是相互排斥，而是相互补充的。
当然，这三种称说从来源和使用范围上看，又有一定的差别。
“普通话”这个名称，在清末就已被一些语言学者使用。比如1906年，朱文熊在“切音运动”中就提出了推行与文言、方言相对的各省通用之语“普通话”的构想。后来，黎锦熙、瞿秋白、鲁迅等陆续对“普通话”有过论述。新中国成立以后，为了尊重兄弟民族的语言文字，避免“国语”这个名称可能引起的误解，1955年10月相继召开的“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和“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决定将规范的现代汉语定名为“普通话”，并确定了普通话的定义和标准。
“国语”这个名称也是清朝末年提出来的。1909年，清朝政府设立了“国语编审委员会”；1910年，资政院议员江谦在《质问学部分年筹办国语教育说帖》中提出了“用合声字拼合国语，以收统一之效”的主张。后来，北洋军阀政府和国民党政府都沿用“国语”这种称说，台湾至今仍这样使用。
“华语”是新加坡和其它一些国家的华人社区对汉语通用语的称说。在那里，这样称说汉语是恰当的，在那里如果用“普通话”来称说汉语，那么它在表达同宗同源方面就不如“华语”那样强烈。如果在那里用“国语”来称说汉语，那就更不合适了，因为在那些国家里，汉语不一定就是官方语言，或者并不是唯一的官方语言。
5、说“官话”就是打“官腔”吗？

“官话”是普通话的旧称，也泛指北方话，而“官腔”则是旧时官场中的门面语，是以规章、手续等借口进行拖延和推委的空话、套话，二者不是一回事。但是，在实际生活中，不少人确实常常把打“官腔”和说“官话”混为一谈。
在旧中国，作为“四海同音”的官话，的确主要是官吏们在“讲论治道”、“讼庭理民”的官场上才使用的语言，老百姓则一般使用方言进行交际。旧时的官吏，因阶级立场使然，很少有不是官僚主义的。他们在百姓面前装腔作势习以为常，对老百姓恫吓、刁难无所顾忌，所以民对官的对立情绪是很大的。久而久之，老百姓便把对官吏的反感、对官僚作风的反感扩展到对他们所用语言本身的反感，把本来是全民族中通行的共同语同官僚恶习联系了起来。这种联系是可以理解的，但它却是一种错误的联系。“官话”与“官腔”含义全然不同，不该混淆。
这里必须指出的是，时至现在，仍有一些人把普通话称作“官话”，更把说普通话同打官腔混为一谈；甚至一些干部也这样看等普通话,认为说普通话“容易脱离群众”。这些糊涂认识都是应该澄清的。
首先，官话与普通话二者虽然有递接孕育的关系，但又是不同时代、不同社会的产物，提倡者的目的意图以及推行的方式、手段都有质的不同。因此，在一般情况下，应该称规范的现代汉民族共同语为普通话，不要沿用“官话”这个旧称。
其次，如果说“官话”与“官腔”尽管是截然不同的两回事，但因二者每每同时发于官吏之口，因此将它们混淆起来是事出有因的话，那么把说普通话同打官腔混为一谈便是毫无根据了。现代的官僚主义者说普通话的有之，说方言的同样也有。何况，缺乏改革意识的干部更容易沾染官僚主义习气，也更容易对语言观念的更新产生抵触情绪，尽管他们满口讲的可能都是当地群众所熟悉的方言，但他们所热衷的却不是全心全意为人民办事。
再次，衡量一名干部是否脱离群众，该不该得到群众的拥护，关键是看他能不能真心实意地为群众办实事，而不是看他说不说当地的方言，在方言区工作的干部，如果他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注意工作方法，同时坚持把普通话作为工作用语，那么他一定会得到那里的群众的理解和拥护。

6、推广普通话就是不让说方言吗？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国家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但是，推广普通话并不是不让说方言，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语言政策。
普通话是现代汉民族共同语，也是汉民族的标准语，是我国占主导地位的语言。推广普通话有利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有利于全民文化素质的提高。普通话是以北京话为基础发展起来的，由于政治、经济、文化等种种原因，经过几百年的历史，它的流通范围越来越大，逐渐上升到民族共同语的地位，而方言只是处于从属地位的一方之言。
推广普通话并不是要消灭方言，而是要在会说方言的基础上，还要会说民族共同语。推广普通话总的要求是正式的场合和公共交际场合讲普通话，但并不排除在非正式场合讲方言。国家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是有重点、有步骤地进行的，并不是所有场合一律不让说方言。
另外，我们对方言也要有正确的认识。虽然方言是处于从属地位的一方之言，但它并不是低级的语言、落后的语言。语言没有优劣之分，方言为一个地区的人们服务，能够很好地发挥日常交际的功能。人们对自己的家乡话有着深厚的感情，不加分析地贬低方言，排斥方言，会使方言区的人产生抵触情绪，对推广普通话工作极为不利。同时，普通话也不断地从方言中吸取营养，借以丰富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