债的保全论文
Our "Contract Law" for the first time explicitly made subrogation system. Subrogation right is the debtor fails to exercise its right of e time the debtor claims brought against the damage claims of creditors, the creditors in order to preserve their claim to the People's Court for his own name to the sub-debtor debtor subrogation claims the preservation of the system. This subrogation right from the constitution and the legal effect on some of the points the author himself. Subrogation claim of an effect is not subordinate to claims of special rights; it belongs to the right of substantive law is to enforce a remedy. Essential Elements of subrogation claims should be considered the legitimacy of the existence of idle and behavior, damage to fruit, the scope of the object subrogation several aspects. The author under the subrogation theory and its practice in civil law, the right of subrogation to exercise the legal effect of proposed his own vi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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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贰』 急求合同法中某项有争议的条文展开的论文
一、统一合同法规定的债的保全制度的内容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从1994年开始着手制订，历经数载，1997年完成了征求意见稿，即第三稿，广泛地征求了各界的意见，得到了普遍的肯定。根据目前的情况看，统一合同法的基本内容已经确定，只待正式通过施行。
统一合同法在制订中，既借鉴国外立法的先进经验，又注重中国国情，制订了很多既适应司法实践所急需，又在理论上具有重大意义的民法制度，表现在中国合同法的先进性。其中对于债的保全制度的规定，就是其中之一。该法(征求意见稿)第50条规定："因债务人怠于行使对第三人的债权，严重损害债权人到期债权的，债权人可以自己的名义通过诉讼代位行使债务人对第三人的债权，但法律规定或者按照债权性质不能适用代位权的除外。代位权的行使范围以债权为限。""行使代位权取得的财产，归债务人后再清偿债权。"第51条规定："因债务人放弃对第三人的债权或者有无偿转让财产的行为，严重损害债权人的利益的，债权人可以向人民法院请求撤销债务人的行为。债务人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严重损害债权人的利益，并且受益人取得该财产时有过错的，债权人也可以向人民法院请求撤销债务人的行为。""债权人的撤销权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原因之日起一年内行使。"这两条条文，完整地概括了债的保全制度的全部内容，打破了债的保全制度规定于债法的立法常规，在合同法中把债的保全制度加以固定化、条文化，在立法例上是一个创新。待统一合同法正式通过以后，债的保全制度就在中国民事立法中正式建立起来，填补了债法立法的一个大的立法缺项，在完善我国债法的立法和司法中，具有重要的意义。
我作为国内对债的保全制度最早进行研究的学者之一，对这一重要制度追根溯源，进行深入的研究，对于正确理解和执行它，提出一些自己的看法。
二、债的保全制度的基本内涵和历史沿革
在统一合同法中规定的债的保全制度，是否还应该叫债的保全，抑或称之为合同保全，是应当研究的。首先，按照一般的立法通例，债的保全应当规定在债法的总则之中。在成文法国家，在合同法中规定债的保全制度，鲜见其例。在我国，民事立法采"零售"形式。就债法而言，侵权行为之债和无因管理、不当得利已在《民法通则》中作了较为详尽的规定，对债法总则部分则作了原则的规定。立法者在制订统一合同法的时候，原本就想在统一合同法中对债法总则的基本问题，作出详细的规定，以便在编纂《民法典》的时候，以统一合同法的总则作为债编总则的基础。因此，统一合同法的总则部分，实际上就是民法典债编总则的规模。其次，从统一合同法第50条和第51条规定的内容上看，也不是仅仅规定了合同的保全，规定的是适用于整个债法的保全制度。所以，对统一合同法中规定的保全制度，不应当称为合同保全，应当叫做债的保全。
债的保全，是民事法律中的一项重要制度，也是债法的重要内容，对于债权的保障具有重要作用，也称作债的对外效力。它是指法律为防止债务人财产的不当减少给债权人权利带来损害而设置的债的一般担保形式，包括债权人代位权和债权人撤销权。 债的保全法律制度的基本内容，是使债权人依据一定的程序或方法，保全债务入的财产，防止其不当处分而损害债权，以增加债务入履行债务的财产保障。
债的保全制度由债权人代位权和债权人撤销权组成。这样两种具体的保全形式，尽管其目的都是对债权进行保全，但是，不仅它们各自的方式不同，而且各自的具体内容也不同。
债权人代位权、是指债权人依法享有的为保全其债权，以自己的名义行使属于债权人权利的实体权利。当债务人怠于行使属于自己的权利而害及债权人的权利实现时，该债权人可依债权人代位权，以自己的名义行使债务人已经处分的权利。 债权人代位权着眼于债务人的消极行为， 当债务人怠于行使属于自己的财产权利而损害债权人的债权实现时，债权人可依债权人代位权，以自己的名义行使债务人已经消极处分了的财产权利。它是债权的从权利，是一种以行使他人权利为内容的管理权，债权人以自己的名义代债务人之位而主张债务人的权利，其目的完全是为了保全自己的债权，增大债权的一般担保的资力．
债权人撤销权着限于债务人的积极行为，是指债权人依法享有的为保全其债权，对债务人处分作为债务履行资力的财产的行为予以撤销的实体权利。当债务人实施减少其财产而损害债权入债权的民事行为时，可以请求法院对该民事行为予以撤销，使已经处分了的财产回复原状，以保护债权入债权实现的物质基础的权利。债权人撤销权虽然是债权的从权利，但它是兼有形成权和请求权双重性质的实体权利，其目的也是为了保全债权，但它与债权人代位权的着眼点不同，前者着眼于积极的财产处分行为，后者着眼于消极的财产处分行为；债权人撤销权主张是对债务人处分财产的行为予以撤销，债权入代位权的主张是对债务入的财产代债务人主张权利。
债的保全制度的历史相当悠久。但是，它的两个组成部分却不是同时产生的。债权人代位权产生的时间较晚，而债权人撤销权产生的时间较早。一般认为，债权人撤销权创建于古罗马法，并已被古罗马法的立法文献所证明；而对债权人代位权的起源则见解纷纭，有的认为罗马法还没有建立这一制度，有的则认为有证据证明其根源可追溯到古罗马法的后期。
债权人撤销权在历史上又称为废罢诉权，在罗马法的文献上也叫做"保留斯之诉"和"保利安之诉"，是债权人为维护本身的合法权益得请求法院撤销债务人处分财产的行为。 之所以称作保留斯之诉或者保利安之诉，是因为这种制度，可由债权人或代表他们的破产保证人提起的要求撤销债务人对他们实施的欺诈行为的程式诉讼方式。查士丁尼《法学总论》第六篇《诉权》规定："同样，债务人为了要欺骗债权人，将其所有物交付他人，而其物业经总督命令由债权人占有者，债权人得主张撤销交付，并诉请恢复该物，这就是说，可主张该物未曾交付，从而它仍属于债务人财产的一部分。" 罗马《民法大全》"契约之债编"选编了乌尔比安《论告示》第66编的论述："裁判官说：对于明知是欺诈债权人而为欺诈行为，我赋予诉讼中债务人的财产保管人和那些在这一情况下享有诉权的人以诉讼保护。他们可在从知晓这一欺诈行为之时起一年内行使这一诉权。我认为，这一原则亦适用于对欺诈人提起的诉讼。" 在罗马法的债权人撤销权，注重债务人的主观要件。至14世纪，意大利诸州法律开始承认不以主观要件为必要的撤销权。随后，在很多国家的立法中，将债权人撤销权分为破产法上的撤销权和破产外的撤销权。例如，法国先在《商法》第424条以下规定了破产法上的撤销权，后在《民法典》中"契约对第三人的效果"中第1167条规定了破产外的撤销权。德国亦采此例，前者规定在破产法中，后者在1889年的《债权人撤销权法》中加以规定。《日本民法》第424条至426条规定了破产外的撤销权；《破产法》第72条规定了否认权即破产法上的撤销权。在现代，这种立法例已经成为通例。
关于债权人代位权，一说认为罗马法和古代德国法及法国法中都没有建立此制，只是到了近代立法，才由《法国民法典》最先确认。 一说认为债权人代位权在罗马法中就已经建立起来，是近代和现代保全制度的实质内容；罗马法"推产"的实现，就是债权人代位请求权实现的一种形式；代位请求权是债权人一方的要求在法律的保护下予以实现，故是单方的、强制的，就此而言，它才是近代和现代保全制度的部分实质内容。 在立法上完整地确立债权人代位权制度的，是《法国民法典》。它在第1166条规定："但债权人得行使其债务人的一切权利和诉权，权利和诉权专属于债务人个人者，不在此限。"随后，《西班牙民法典》、《意大利民法典》、《日本民法》等均设立了这项制度。《日本民法》第423条规定："债权人为保全自己的债权，可以行使属于其债务人的权利。但是，专属于债务人本身的权利，不在此限。""债权人于其债权期限未届至间，除非依裁判上的代位，不得行使前款权利。但保存行为，不在此限。"
在中国古代，没有类似于债的保全的制度。对于债权的保障，不是以平等、自愿、诚实信用的民法原则和契约形式来调整，而是以行政手段和刑事法律手段来调整。 因此，在立法上只有较为软弱的担保制度，而无债的保全制度。清末编制《大清民律草案》，借鉴《日本民法》的立法例，在第396条至第398条拟定了债权人撤销权的条文，在第399条至402条拟定了债权人撤销权的条文。1915年《民国民律草案》在第340条至第341条、第342条至第343条，分别规定了债权人代位权和债权人撤销权的内容。1929年国民政府正式制订民法典，在"债编"中专设保全一款，在第242条至第245条规定了上述完整的内容。第242条和第243条规定："债务人怠于行使其权利时，债权人因保全债权，得以自己之名义，行使其权利。但专属于债务人本身者，不在此限。""前条债权人之权利，非于债务人负迟延履行责任时，不得行使。但专属为保存债务人之权利之行为，不在此限。"第244条和第245条规定："债务人所为之无偿行为，有害及债权者，债权人得声请法院撤销之。债务人所为之有偿行为，于行为时明知有损害于债权人之权利者，以受益人于受益时亦知其情事者为限，债权人得声请法院撤销之。债务人之行为非以财产为标的者，不适用前二项之规定。""前条撤销权，自债权人知有撤销原因时起，一年间不行使，或自行为时起经过10年而消灭。"此外，国民政府还在《破产法》上规定了破产上的撤销权。自此，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建立了民法的债的保全制度。
三、《民法通则》制订以来立法和司法解释对建立债的保全制度的尝试
新中国建立以来，由于迟迟没有制订民法典，绝大多数的民法制度没有建立起来，债的保全制度亦在其中。在制订《民法通则》的时候，人们对债的保全制度还缺乏认识，因而在"债权"一节也没有规定此制。这不能不说是中国债法立法中的一个重大缺陷。
在民法理论中，债的担保分为和特殊担保一般担保，前者为狭义上的债的担保。后者为广义上的债的担保。狭义上的债的担保，是指督促债务人履行债务，保障债权实现的一种法律手段，其担保形式为保证、定金、抵押、质押和留置。它是广义债的担保的组成部分。广义的债的担保，是指督促债务人履行债务，保障债权实现的一切民事法律手段，包括民事责任制度、债的保全制度和债的担保(狭义)制度。这三种民事法律制度，从不同方面，督促债务人履行债务，保障债权人债权的实现。民事责任制度是债的一般担保的最普遍的形式。法定或约定的债务不履行，即应承担民事责任，以其法律强制力保障债务的履行和债权的实现。债的保全，是在债务人实施不当处分其作为承担民事责任基础的财产以逃避债务损害债权的行为时，法律所采取的保全措施。由此可见，债的保全是民事责任制度的继续和补充．其作用在于保全作为承担民事责任基础的财产，以为将来的执行作好准备。承担民事责任基础的财产被不当处分，民事责任将无法执行。即或国家依强制力作为保证，如果对不当处分的财产不予采取保全措施，民事责任的强制执行也无从实现。债的保全补救了这一问题，当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可以依照法律，对其不当处分的财产进行保全，以保证债务的履行和债权的实现．债的一般担保的三个内容是相辅相成的，构成一项完整的、严密的民事法律制庭，缺少任何一项，都会使债权入的债权受到威胁。民事责任制度、债的保全、债的担保三项制度构成完整的债权担保法律制度，各自发挥着不同的重要作用。在这样一个完整的系统中，缺少了债的保全这样一个环节，当然是一个重大的立法漏洞。
为了弥补这样的立法漏洞，在立法上和司法解释上作了长期的努力。
(一)在司法解释上对债权人撤销权的补充
最高人民法院在制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时，制订了一条与债权人撤销权相关的司法解释。该《意见》第130条规定："赠与人为了逃避应履行的法定义务，将自已的财产赠与他人，如果利害关系人主张权利的，应当认定赠与无效。"最高人民法院上述关于赠与人恶意赠与财产无效的司法解释，基本上体现了债权人撤销权的基本原理。
首先，赠与人恶意赠与财产而逃避法定义务害及利害关系人权利行为无效的立法思想，符合债权人撤销权制度创立之初的立法意图。罗马法的废罢诉权制度创立的目的，就是债权人为维护本身的合法权益得请求法院撤销债务人处分财产的行为。这里的债权人本身的合法权益，就是指债权的实现。如果债务人处分其作为清偿债务一般担保的财产，就会害及债权人债权的实现。债务人处分财产的相对人，就是债权债务关系以外的第三人。债权人为维护自己的债权而请求法院撤销该处分行为，其法律后果，当然是使这一财产处分行为归于无效。就最高人民法院的该条司法解释来看，其中的"赠与人"，是为逃避应履行的法定义务而将财产赠与他人的人。就其逃避的义务而言，他必定是这一权利义务关系的债务人，与其相对应的"利害关系人"则必定是这一权利义务关系的债权人。由此可以确定，该条司法解释中使用的"法定义务"这一用语，实际并不是单指法定义务，而且包括债权债务关系的约定义务。 其中的受赠人，也就是该债权债务关系之外的第三人。"逃避应履行的法定义务"，也就是债务人恶意处分财产，损害债权人的债权。"利害关系人主张权利"，是指债权人为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而主张自己的债权。"应当认定赠与无效"，即由法院认定这种赠与无效。此处虽没有使用撤销的概念，但从其实际上的法律后果来看，认定无效与经撤销而使之归于无效，是一样的。综上分析，该条司法解释的基本精神，与罗马法创立废罢诉权制度立法思想基本相同，与其基本原理，包括重视主观的要件，都是一致的。
其次，现代立法中的债权人撤销权与罗马法的废罢诉权相比，有两个重要的不同，一是债务人积极处分其财产的行为，不分有偿无偿，债权人均可要求撤销；二是债务人积极处分其财产，不强调其必须为恶意，转而使用客观标准，即以是否害及债权人债权为标准，即使债务人非为逃避债务，只要在客观上其处分财产的行为害及债权人的债权，就可撤销。由此看来，现代立法上的债权人撤销权克服了罗马法废罢诉权的不足之处，因而能够更好地保证债权人的债权实现，体现了债权保全的目的。本条司法解释强调逃避应履行的法定义务，这无疑是强调以恶意作为要件；强调将财产赠与他人，是强调以无偿作为其要件。该条司法解释强调的这两点，显然与现代立法上的债权人撤销权的要求不同。但是，应当看到，这一司法解释的基本精神，并不是规定完整的债权人撤销权制度，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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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我国新《企业会计准则第18号——所得税》规定所得税会计采用国际上通行的资产负债表债务法进行核算。资产负债表债务法引入了暂时性差异概念，摒弃了旧准则中永久性差异和时间性差异的提法。作为资产负债表债务法理论基础的资产负债观，更为注重交易和事项实质，从而使财务报表的列报更加体现“真实公允”的要求。
【关键词】暂时性差异； 时间性差异； 资产负债表债务法； 利润表债务法
2006年2月15日，财政部发布了新企业会计准则体系，并于2007年1月1日起首先在上市公司中执行。新会计准则体系的颁布和实施，是我国会计改革路上一个新的里程碑，其中所得税会计准则格外引人注意。《企业会计准则第18号——所得税》直接借鉴《国际会计准则——所得税》的思想，引入计税基础和暂时性差异等重要概念，要求企业采取以资产负债表观作为理论基础的资产负债表债务法作为所得税的会计处理方法，摒弃以前以利润表观作为理论基础的应付税款法和纳税影响会计法。虽然纳税影响会计法中的债务法相对于应付税款法和纳税影响会计法中的递延法在理论上更具有说服力，但是由于其仍然通过收入和费用要素考察所得税问题，因而可将其称为利润表债务法。资产负债表债务法从暂时性差额产生的本质出发分析暂时性差异产生的原因以及对期末资产、负债的影响，并将其确认为递延所得税负债或递延所得税资产，而利润表债务法将时间性差额对未来所得税的影响确认为递延税款。我国允许会计与税法相分离，税前会计利润与应税所得之间必然存在着差异，并且这种差异随着我国改革的不断深入而越来越大。因此，资产负债表债务法理论上的成熟性使得其在实践上更具有优越性。
一、暂时性差异与时间性差异的联系与区别
(一)暂时性差异与时间性差异的联系
会计收益可以通过收入与费用的配比来计量，也可以通过净资产的视角来计量。企业应根据会计期间内实际发生的交易确认、计量各种收入和费用，并根据会计等式“收入-费用=利润”来计算。从资本保全的角度看，为保证股东投入资本的完整无缺，要求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成本补偿和利润分配要保持资本的完整性，保证权益不受侵蚀；企业收益的计量，应以不侵蚀原投入资本为前提，只有在原资本已得到维持(保全)或成本已经弥补之后，才能确认收益，即“本期净收益=期末净资产+本期派发给业主的款项-期初净资产-本期业主新投资”，式中“期初净资产”即期初业主权益，它是要求保全的对象。在一般情况下，如果税法与会计确认某项收入或费用的时间不同，则必然产生一项时间性差异，同时也会使一项(或几项)资产或负债的账面价值与计税基础产生差额，即产生一项暂时性差异。由于暂时性差异和时间性差异都具有暂时性，因此它们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在以后期间转回。当全部转回时，暂时性差异和时间性差异便会消失，不会持续存在，而如果时间性差异在某些情形下不能转回或不能全部转回，那么与其对应的暂时性差异也不能转回或不能全部转回。
(二)暂时性差异与时间性差异的区别
1.两者的概念范畴不同
时间性差异是指税法与会计在确认收入和费用的时间不同而产生的税前会计利润与应纳税所得额的差异，这种分析方法只能分辨出时间性差异，而对于其他暂时性差异则会将其误认为永久性差异。暂时性差异是指资产、负债的账面价值与其计税基础不同产生的差额，这种分析方法可以分辨出包括时间性差异和其他暂时性差异在内的所有暂时性差异。利润表债务法基于收入与费用在会计上和税法上确认时间不同所作的分析，即时间性差异的分析；而资产负债表债务法则基于资产、负债两大要素其账面价值与计税基础在时点上不同所作的分析，即暂时性差异的分析。因此，从概念的范畴来讲，暂时性差异要比时间性差异宽泛，因为时间性差异一定是暂时性差异，而暂时性差异不一定是时间性差异。
2.两者的关注对象不同
时间性差异是从利润表项目收入或费用角度分析会计利润和应税利润之间的差异，反映的是某个会计期间内产生的此类差异。暂时性差异是从资产负债表项目资产和负债的角度分析会计利润和应税所得之间的差异，揭示的是某个时点上存在的此类差异。从会计的视角看，收入和费用两大要素是动态的要素，是“虚要素”，而资产和负债两大要素是静态的要素，是“实要素”。利润表债务法是用“运动”的立场考察所得税问题，因为收入和费用是“流量”指标；资产负债表债务法是用“静止”的立场考察所得税问题，因为资产和负债是“存量”指标。运动是绝对的，静止是相对的，但是绝对运动的收入和费用的两大要素最终将通过利润要素向资产、负债和所有者权益要素转化。在这个转化过程中资产、负债和所有者权益的“量”相对于期初来讲也会出现增减变动。
3.两者的理论基础不同
时间性差异，强调差异的形成以及差异的转回对本期所得税费用的影响，但不能直接反映其对未来的影响，利润表债务法的眼光放在“过去和现在”，因此其理论基础是典型的“利润表观”。暂时性差异则强调差异的内容及对期末资产负债的影响，可以直接得出递延所得税资产、递延所得税负债余额，能够直接反映其对未来的影响，资产负债表债务法的眼光放在“现在和将来”，因此其理论基础是典型的“资产负债观”。
二、资产负债表债务法取代利润表债务法的必然性
随着我国经济改革的不断深入，利润表债务法由于其自身存在的缺陷已无法满足会计信息更高层次的要求，因此资产负债表债务法取代利润表债务法是时代发展的必然。
(一)暂时性差异的概念范畴比时间性差异完整
利润表债务法与资产负债表债务法的区别关键在于对税前会计利润与应纳税所得额之间差异的不同理论认识。1994年财政部下发的《企业所得税会计处理的暂行规定》将税前会计利润与应纳税所得额之间的差异分为永久性差异和暂时性差异两类，该差异是从收入与费用角度阐述的。为了与国际会计惯例接轨，《企业会计准则第18号——所得税》摒弃了“时间性差异”的概念引入了暂时性差异。从暂时性差异和时间性差异的范围来看，所有的时间性差异都是暂时性差异，暂时性差异不仅包含了所有的时间性差异，而且还包括了所有的不属于时间性差异的其他暂时性差异，这一类差异虽然数量不多，但因其涉及金额可能较大，不容忽视。该准则注重对暂时性差异的处理与披露，能充分、完整地反映企业所得税的核算与缴纳过程，能提供更为全面的所得税会计信息。
(二)资产负债表债务法能够提高会计信息质量的相关性
资产负债表观作为资产负债表债务法的理论根基使得暂时性差异对企业所得税的影响在资产负债表中确认为“递延所得税资产”或“递延所得税负债”。暂时性差异是资产和负债的账面价值与其计税基础之间的差额，其对纳税的影响所反映的“递延所得税资产”或“递延所得税负债”作为企业资产和负债账面价值的重要构成，从而充分揭示了资产负债表日的资产或负债在未来期间因暂时性差异导致现金流入或流出企业的情况，有助于信息使用者根据财务报告对企业财务状况和未来现金流量作出恰当的评价和预测。
(三)所得税费用的核算更为准确
资产负债表债务法以资产负债表中的资产和负债各项目的账面价值为基础，逐一比较资产和负债各项目的账面价值与其计税基础之间所产生的暂时性差异，并将该差异对所得税的影响确认为“递延所得税资产”或“递延所得税负债”。这一核算方法不仅克服了权责发生制的要求与配比原则在确认收入和费用时适用标准不统一的缺陷，而且改变了《企业所得税会计处理的暂行规定》中将“递延所得税资产”或“递延所得税负债”合称为“递延税款”的模糊状态，从而提高了所得税费用核算的准确性和一致性。
三、利润表债务法向资产负债表债务法的嬗变对企业的影响
(一)对企业财务报表构成项目产生的影响
以往，企业在执行《企业所得税会计处理的暂行规定》时，绝大部分企业采用应付税款法，不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和“递延所得税负债”；即使采用纳税影响会计法，也仅将时间性差异导致对纳税的影响统一确认为“递延税款”。《企业会计准则第18号——所得税》要求企业将资产、负债的账面价值与计税基础存在的暂时性差异所产生的递延所得税资产和递延所得税负债分别作为非流动资产和非流动负债在资产负债表中列示，同时企业应基于谨慎性的要求对递延所得税资产的账面价值进行复核，如果未来期间很可能无法获得足够的应纳税所得额用以抵扣递延所得税资产的利益，应当减记递延所得税资产的账面价值。因此，采用资产负债表债务法所产生的递延所得税资产和递延所得税负债，对企业财务报表的构成项目产生了重要影响。
(二)减少了企业税后利润的波动
实施所得税准则可以使利润表中列示的所得税费用与当期的会计利润更能体现配比的要求，从而减少由于税法与会计准则规定的口径不一致所产生的税后利润波动。《企业所得税会计处理的暂行规定》中规定的应付税款法不确认应税利润和会计利润的时间性差异，将其等同于永久性差异，并将其对纳税的影响直接计入利润表；纳税影响会计法中利润表债务法也仅以利润表中的收入和费用为基础，确认由于会计与税法规定不同产生的时间性差异对所得税的影响，而漠视既不属于永久性差异也不属于时间性差异的暂时性差异。资产负债表债务法以资产负债表中确认的资产和负债为计税基础，确认由于会计处理规定与税法规定存在的暂时性差异的所得税影响，从而减少了会计和税法二者口径不一致引起的企业税后利润的波动。
(三)限制了所得税会计方法的选择，遏制了企业利润操纵空间
《企业所得税会计处理的暂行规定》虽然推荐采用利润表债务法进行所得税的会计核算，但是多数企业为简便起见采用应付税款法进行所得税核算以应交税金的数额确定当期的所得税费用。《企业会计准则第18号——所得税》规定摒弃企业采用的应付税款法、利润表债务法等方法而采用资产负债表债务法进行所得税的会计处理确认由于暂时性差异而产生的递延所得税资产或递延所得税负债；当税率发生变化时还要对资产、负债账面价值与计税基础不同形成的暂时性差异对所得税的影响进行调整。因此，实施《企业会计准则第18号——所得税》可以使利润表中列示的所得税费用与当期会计利润相配比，从一定程度上遏制企业利润操纵空间。
四、资产负债表债务法的应用展望
会计的重心完成了从资产负债表观到利润表观，再到资产负债观的嬗变。由于我国所得税会计的基础薄弱，摆在我国广大企业面前的最大难题之一就是如何真正、准确地理解和操作资产负债表债务法，提供真实相关的所得税会计信息。笔者认为应采取以下三个方面的措施：
(一)强化所得税会计观念，加强管理制度建设
评价指标是一种实务导向。利润表观向资产负债表观的转化要求原有利润评价指标要向企业资本经营能力等指标的转变，这需要国家和企业乃至整个社会都要迅捷地转变观念，政府的业绩评价体系以及企业内控流程和管理制度的建设都应适应这种变化，从而保证所得税等财务信息的正确反映和计量。
(二)加强信息系统建设，提高软件应用效率
企业会计准则体系的颁布使我国会计向国际会计惯例接轨的同时，也给我们带来新的挑战。这种挑战不仅体现在对准则思想的理解上，还体现在实务操作的难度和工作量的加大上。这就要求企业应加强财务信息系统及其相配套的其他管理信息系统的建设，并利用ERP等相关软件简化财务人员繁重的工作。
(三)加强财务人员的培训，提高会计信息质量
资产负债表债务法要求企业会计人员的会计理念和实务操作都要从根本上重新认识，这就要求会计人员必须拥有较高的专业能力和业务素质。因此，企业必须加强对专业财务人员的培训，使其深入学习和把握资产负债表债务法的精髓，提高会计人员对资产负债表债务法的理解和运用能力，提高会计信息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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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孙晓力.浅谈暂时性差异的涵义及引入我国所得税会计的必要性[J].沿海企业与科技，2006(02).
『肆』 急求一篇有关合同法的论文,要3000字以上
合同的相对性及其突破
引言：
合同是当事人之间设立、变更或终止债权债务关系的协议。《合同法》第121条确定了合同相对性的归责原则，这里的合同相对性，又称合同关系的相对性，是合同关系不同于其他民事法律关系的重要特征之一。传统的合同相对性理论认为，合同仅于缔约人之间发生效力，对合同外第三人不发生效力；合同缔约人不得以合同约定涉及第三人利益的事项，任何一方缔约人不与第三人发生权利义务关系，否则合同无效。然而，随着现代市场经济高速发展，商业贸易空前繁荣，严格恪守合同相对性原则越来越难以满足平衡社会利益，体现司法公正，社会经济生活对合同的社会功能提出了新的要求。[1]为了适应现实的需要，提高社会经济运行的效率，各国都在一定程度上扩张了合同的效力范围，表现在立法和司法上，受合同效力影响的第三人范围越来越宽，合同相对性原则也逐渐受到了冲击，出现了许多合同相对性的例外情况，有学者将其称为“合同相对性的突破”，本文将从合同相对性的历史演进和突破表现对其略作探讨关键词：合同 相对性 突破
正文：
一、合同相对性的历史演进
合同相对性原则，在学理上没有一个统一的解释，目前比较权威的解释是以王利明先生给的定义：合同相对性是指合同主要在特定的合同当事人之间发生法律拘束力，只有合同当事人一方能基于合同向对方提出请求或提起诉讼，而不能向与其无合同关系的第三人提出合同上的请求，也不能擅自为第三人设定合同上的义务，合同债权也主要受合同法的保护。在大陆法系中，合同相对性源至罗马法的“债的相对性”理论，认为债是当事人一方请求他方为给付行为的法律关系，债权是只能对特定人产生效力的请求权。这种由特定权利人向特定义务人请求为或不为特定行为的特性，就是“债的相对性”。而合同是债的形式之一，因此，具体到合同的效力范围上，这种相对性原则的主要含义是：合同仅于缔约人之间发生效力，对合同外第三人不发生效力；合同缔约人不得以合同约定涉及第三人利益的事项，任何一方缔约人不与第三人发生权利义务关系，否则合同无效。这一规则对现代大陆法系的债法产生了很大影响，理论上，都将其视为债权自身性质所决定的一种当然原则。
二、合同相对性的突破表现：
合同相对性确立以后，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为了更好地保护债权人和第三人的合法权益，维护正常的社会经济秩序，现代大陆法系国家的合同立法对合同相对性规则已有所突破，合同相对性理论也同时得到发展和完善。
（一）第三人侵害债权
所谓第三人侵害债权一般是指合同外的第三人明知合同债权的存在，仍然故意以损害他人债权为目的，实施某种侵权行为，致使债权人的债权部分或全部不能实现并致债权人损害的行为。侵害债权的情况在实务中时有发生，但我国现行法律没有确立第三人侵害债权制度。但是在现实生活中，由于经济活动日益密切，民事行为之间的关联性不断增大，各种权利相互冲突、相互影响的机率也随之增多，如果债权受到第三人的侵害，仅仅因为债权是相对权而不赋予债权人基于侵权法上的损害赔偿请求权，则债权人的利益将很难得到保障，明显违背了有侵害必然有救济的法理。但是，第三人侵害债权的范围应该严格受到控制，侵害债权应同时具备以下要件：第一，第三人侵害的必须是合法债权。如果是不合法债权，即使侵害了，也不用承担责任，因为非法债权不受法律保护。第二，第三人实施的侵权行为具有违法性，并致使合同债务不能履行。如果第三人的行为是合法的，即使导致合同不能履行，也不构成第三人侵害债权，而是要承担其他的刑事责任。相应的，合同不能履行并非是第三人的非法行为所致，也不构成第三人侵害债权。所以说，必须是第三人的非法行为和合同不能履行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时，才构成第三人侵害债权。
(二)债权保全制度。
在现实经济生活中，一些债务人为了逃避债务，或隐匿转移财产、或低价转让乃至无偿赠与财产，或怠于行使自己的债权乃至放弃自己的债权，这些行为均严重损害了债权人的利益。但按照传统的合同相对性原则，由于债权人不能将自己的意志渗透到债务人与第三人的合同行为中，影响债务人与第三人的“契约自由”，因此其对此是束手无策的。这种利益上的失衡，必将导致整个合同领域交易安全的丧失，于是，为了在债务人的意思自治和债权人的期待利益间找到一个平衡点，维护诚信原则，便自然地产生了债的保全制度。此制度的基本原理在于，赋予债权人对债务人或相关第三人享有一定的权利一—代位权和撤消权。其中代位权是指债务人怠于行使其对第三人的权利并危及债权时，债权人得以自己的名义行使该权利，请求第三人履行义务。撤消权则是指债务人为逃避债务将自身财产无偿赠与或以不当低价转让给第三人时，债权人得向法院申请撤消，宣告行为无效。
（三）“租赁权的物权化”
我国《合同法》第229条规定“租赁物在租赁期间发生所有权变动的，不影响租赁合同的效力。”即出租方将财产所有权转移给第三方时租赁合同对新的所有权方继续有效。这是民法理论上的“买卖不破租赁”规则，使得依据租赁合同产生的租赁权(债权)具有对抗第三人的物权的效力。根据债的相对性，租赁合同应只对出租人和承租人有效，当第三人买受租赁标的成为不动产所有人时，买受人非租赁合同的缔约人，故不应受合同约束，得随时取回租赁标的物。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城市扩张、房荒问题的出现，各国为解决社会矛盾，多设定“买卖不破租赁”的例外规定，即出租人将租赁标的物让于第三人时，原租赁合同对受让人继续有效。最初《德国民法典》第571条规定“买卖不破租赁”规则适用于土地租赁，后扩及一切不动产。
（四）附保护第三人作用的合同
“附保护第三人作用的制度”的意思是指特殊关系的第三人因债务人债的履行而受到损害时，不但可以向债务人主张侵权责任，而且可突破债的相对性，要求债务人承担合同上的责任，以更好地保护其利益，此种请求权的基础建立在基于诚信原则而发生的保护、照顾等合同附随义务之上。也就是说，债务人所负的合同上的义务，不但指向债权人，而且指向与债权人有特殊关系的第三人。这是德国判例与学说创立了“附保护第三人作用之契约”制度，以加强保护与债权人具有特殊关系第三人的利益。该制度虽加强了对第三人的保护，但也有加重债务人责任之虞，故第三人的范围应严格限制，通说认为第三人包括亲属、劳工、雇佣、租赁等具有人格法上特质之关系负有保护、照顾义务的人”。因而，我们可以看出，“附保护第三人作用的制度”只是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合同相对性原则。
（五）债权不可侵性理论的建立。
依传统理论，物权是可对标的物直接支配的绝对权，可以对任何第三人主张权利，并得排除任何第三人对物权的妨害；债权是仅得向特定当事人请求给付的相对权，不能向第三人主张权利，也就没有排除他人干涉的效力。为了保护债权免受不法行为的侵害，有必要进一步建立新的权利理论，[3]故学者主张承认债权的不可侵性。英国1853年判决Lumley V Gye案，创立了第三人侵害债权的先河。该案原告Lumley与某演员订有在原告剧院演出数月的合同，并规定该演员不得去其他剧院演出。被告Gye明知此合同存在，仍诱使该演员违反合同。法院判决认为被告Gye侵害合同关系乃不法行为，应向原告Lumley承担责任。此后，该判例所创立的第三人不法侵害债权理论为多国接受。不法侵害债权，指第三人故意损害他人债权为目的，妨害债务人履行债务的行为。[4]根据债权不可侵理论，不法侵害债权的行为发生后，债权人得以债权为由提起损害赔偿之诉，追究第三人的责任，这使债的效力得到扩张，及于一切侵害债权的第三人。这也是对合同相对性的重大突破。
（六）关于第三人利益的合同。
第三人利益的合同，是指订约人并非为自己而是为他人设定权利的合同。此种合同的法律特征为：（1）第三人不是订约当事人，他不必在合同上签字，也不需要通过代理人参与缔约。（2）该合同只能给第三人设定权利，而不得为其设定义务。（3）该合同的订立，事先无须通知或者征得第三人的同意。第三人利益合同属于利他合同一种，如果债务人不履行义务，第三人和债权人均可以请求其承担责任。正是由于第三人利益的合同将对第三人发生效力，所以，此类合同是合同相对性的例外。
（七）代为清偿
代为清偿，又称清偿代位，是指与债的履行有利害关系的第三人，代替债务人清偿债务而在其清偿范围内取得债权人权利的制度。第三人的代为清偿行为，可基于法律的规定，也可基于当事人之间的约定，但不管出于何种原因，代为清偿都突破了债的相对性原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1)第三人履行了依债的相对性只能由特定债务人履行的债务，突破了债务履行主体相对性的限制；(2)第三人在代为清偿后，于其清偿范围内，取得债权人的地位和权利，对债务人享有求偿权，突破了债权请求主体相对性的限制。当然，以代为清偿的方式突破债的相对性，并非可以任意为之，它须满足一定的条件：(1)必须依债的性质可由第三人清偿；(2)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没有不得由第三人清偿的特别约定；(3)代为清偿不违背公序良俗，不损害债权人债务人利益。
（八）披露制度的确认。 我国《合同法》第403条规定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与第三人订立合同时，第三人不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受托人因第三人的原因不履行义务，受托人应当向委托人披露第三人，委托人因此可以行使受托人对第三人的权利。受托人因委托人的原因对第三人不履行义务，受托人应当向第三人披露委托人，第三人因此可以选择受托人或委托人作为相对人，主张其权利。披露制度的确立也是对合同相对性原则的一种突破。
此外，代理、保险、信托作为为第三人利益合同的特例逐渐脱离合同相对性的约束，成为各自独立的制度；同时，债的转让也被视作合同相对性原则的例外。
三、突破合同相对性的本质
综上所述，虽然突破合同相对性的情形多种多样，然而从根本上讲就是合同效力是否在特定情况下及于第三人的问题，主要涵盖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合同主体涉及第三人。合同主体的相对性，是指合同关系只能发生在特定的主体之间，只有合同当事人一方能够向合同的另一方当事人基于合同提出请求或提起诉讼。而在债权物权化的情形中，第三人可以租赁权对抗房屋买受人。又如在“附保护第三人作用的契约”中，第三人可以请求债务人承担合同责任，而许多国家则直接赋予了消费者直接起诉生产者的诉权。 其次，合同权利义务涉及第三人。合同内容的相对性，是指除法律、合同另有规定以外，只有合同当事人才能享有某个合同所规定的权利，承担合同规定的义务，除合同当事人以外的任何第三人不能主张合同上的权利。在为第三人利益合同中，当事人双方可约定向第三人利益为给付，或经第三人同意为其设定给付义务；在债权保全中，合同权利与义务同样对第三人产生了约束力；债权的转让则将合同权利或义务直接涉及第三人。
第三，合同责任涉及第三人。合同义务的相对性必然决定合同责任的相对性，是指违约责任只能在特定的当事人之间发生，合同关系以外的人不负违约责任，合同当事人也不对其承担违约责任。从这一点上看，上述突破情形只有“附保护第三人作用的契约”突破了合同责任的相对性，使生产者对消费者直接承担违约责任。各国多通过严格区分违约责任和侵权责任来解决合同相对性所面临的困难，如产品责任制度、第三人侵害债权制度。然而，合同相对性规则并不是绝对地排斥第三人的责任。如在保证合同中，当被保证的债务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时，债权人可以直接请求保证人履行合同或承担违约责任。再如，债务转让合同中，由第三人取代债务人成为合同关系的主体，新债务人将承担全部债务。可以认为只有当第三人自愿承担合同义务成为合同当事人，才负违约责任。
史尚宽先生曾言：由个人自觉，及于社会自觉，契约之意义及价值，渐自社会立场加以重估。[3] 因而，法律应该确立以合同相对性原则主体，同时，承认合同相对性的突破，更加充分、完善的保护财产的流转。而确立这种模式的意义：一方面，加强债权的保护，扩张了债的效力，承认债的发生、履行方式的多样性，促进了合同的有效履行，提高了民事交易效率，有利于社会财富增长和社会进步；另一方面，在债的关系与社会其他关系的互动层面上，由极端地强调合同自由、尊崇意思自治不受干预，转变为兼顾社会公正，更加注重合同当事人与第三人利益、社会利益的合理平衡。
我国《合同法》对第三人利益合同没有专门做出规定，合同法作为规范合同关系的一般法，理应对第三人利益合同做出具体规定，所以，从世界各国和地区为第三人利益合同的发展分析，以及从我国的实际需要出发，我国立法确有进一步完善的必要。
『伍』 求一篇关于合同法的论文！
合同的相对性及其突破
引言：
合同是当事人之间设立、变更或终止债权债务关系的协议。《合同法》第121条确定了合同相对性的归责原则，这里的合同相对性，又称合同关系的相对性，是合同关系不同于其他民事法律关系的重要特征之一。传统的合同相对性理论认为，合同仅于缔约人之间发生效力，对合同外第三人不发生效力；合同缔约人不得以合同约定涉及第三人利益的事项，任何一方缔约人不与第三人发生权利义务关系，否则合同无效。然而，随着现代市场经济高速发展，商业贸易空前繁荣，严格恪守合同相对性原则越来越难以满足平衡社会利益，体现司法公正，社会经济生活对合同的社会功能提出了新的要求。[1]为了适应现实的需要，提高社会经济运行的效率，各国都在一定程度上扩张了合同的效力范围，表现在立法和司法上，受合同效力影响的第三人范围越来越宽，合同相对性原则也逐渐受到了冲击，出现了许多合同相对性的例外情况，有学者将其称为“合同相对性的突破”，本文将从合同相对性的历史演进和突破表现对其略作探讨。
关键词：合同 相对性 突破
正文：
一、合同相对性的历史演进
合同相对性原则，在学理上没有一个统一的解释，目前比较权威的解释是以王利明先生给的定义：合同相对性是指合同主要在特定的合同当事人之间发生法律拘束力，只有合同当事人一方能基于合同向对方提出请求或提起诉讼，而不能向与其无合同关系的第三人提出合同上的请求，也不能擅自为第三人设定合同上的义务，合同债权也主要受合同法的保护。在大陆法系中，合同相对性源至罗马法的“债的相对性”理论，认为债是当事人一方请求他方为给付行为的法律关系，债权是只能对特定人产生效力的请求权。这种由特定权利人向特定义务人请求为或不为特定行为的特性，就是“债的相对性”。而合同是债的形式之一，因此，具体到合同的效力范围上，这种相对性原则的主要含义是：合同仅于缔约人之间发生效力，对合同外第三人不发生效力；合同缔约人不得以合同约定涉及第三人利益的事项，任何一方缔约人不与第三人发生权利义务关系，否则合同无效。这一规则对现代大陆法系的债法产生了很大影响，理论上，都将其视为债权自身性质所决定的一种当然原则。
二、合同相对性的突破表现：
合同相对性确立以后，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为了更好地保护债权人和第三人的合法权益，维护正常的社会经济秩序，现代大陆法系国家的合同立法对合同相对性规则已有所突破，合同相对性理论也同时得到发展和完善。
（一）第三人侵害债权
所谓第三人侵害债权一般是指合同外的第三人明知合同债权的存在，仍然故意以损害他人债权为目的，实施某种侵权行为，致使债权人的债权部分或全部不能实现并致债权人损害的行为。侵害债权的情况在实务中时有发生，但我国现行法律没有确立第三人侵害债权制度。但是在现实生活中，由于经济活动日益密切，民事行为之间的关联性不断增大，各种权利相互冲突、相互影响的机率也随之增多，如果债权受到第三人的侵害，仅仅因为债权是相对权而不赋予债权人基于侵权法上的损害赔偿请求权，则债权人的利益将很难得到保障，明显违背了有侵害必然有救济的法理。但是，第三人侵害债权的范围应该严格受到控制，侵害债权应同时具备以下要件：第一，第三人侵害的必须是合法债权。如果是不合法债权，即使侵害了，也不用承担责任，因为非法债权不受法律保护。第二，第三人实施的侵权行为具有违法性，并致使合同债务不能履行。如果第三人的行为是合法的，即使导致合同不能履行，也不构成第三人侵害债权，而是要承担其他的刑事责任。相应的，合同不能履行并非是第三人的非法行为所致，也不构成第三人侵害债权。所以说，必须是第三人的非法行为和合同不能履行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时，才构成第三人侵害债权。
(二)债权保全制度。
在现实经济生活中，一些债务人为了逃避债务，或隐匿转移财产、或低价转让乃至无偿赠与财产，或怠于行使自己的债权乃至放弃自己的债权，这些行为均严重损害了债权人的利益。但按照传统的合同相对性原则，由于债权人不能将自己的意志渗透到债务人与第三人的合同行为中，影响债务人与第三人的“契约自由”，因此其对此是束手无策的。这种利益上的失衡，必将导致整个合同领域交易安全的丧失，于是，为了在债务人的意思自治和债权人的期待利益间找到一个平衡点，维护诚信原则，便自然地产生了债的保全制度。此制度的基本原理在于，赋予债权人对债务人或相关第三人享有一定的权利一—代位权和撤消权。其中代位权是指债务人怠于行使其对第三人的权利并危及债权时，债权人得以自己的名义行使该权利，请求第三人履行义务。撤消权则是指债务人为逃避债务将自身财产无偿赠与或以不当低价转让给第三人时，债权人得向法院申请撤消，宣告行为无效。
（三）“租赁权的物权化”
我国《合同法》第229条规定“租赁物在租赁期间发生所有权变动的，不影响租赁合同的效力。”即出租方将财产所有权转移给第三方时租赁合同对新的所有权方继续有效。这是民法理论上的“买卖不破租赁”规则，使得依据租赁合同产生的租赁权(债权)具有对抗第三人的物权的效力。根据债的相对性，租赁合同应只对出租人和承租人有效，当第三人买受租赁标的成为不动产所有人时，买受人非租赁合同的缔约人，故不应受合同约束，得随时取回租赁标的物。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城市扩张、房荒问题的出现，各国为解决社会矛盾，多设定“买卖不破租赁”的例外规定，即出租人将租赁标的物让于第三人时，原租赁合同对受让人继续有效。最初《德国民法典》第571条规定“买卖不破租赁”规则适用于土地租赁，后扩及一切不动产。
（四）附保护第三人作用的合同
“附保护第三人作用的制度”的意思是指特殊关系的第三人因债务人债的履行而受到损害时，不但可以向债务人主张侵权责任，而且可突破债的相对性，要求债务人承担合同上的责任，以更好地保护其利益，此种请求权的基础建立在基于诚信原则而发生的保护、照顾等合同附随义务之上。也就是说，债务人所负的合同上的义务，不但指向债权人，而且指向与债权人有特殊关系的第三人。这是德国判例与学说创立了“附保护第三人作用之契约”制度，以加强保护与债权人具有特殊关系第三人的利益。该制度虽加强了对第三人的保护，但也有加重债务人责任之虞，故第三人的范围应严格限制，通说认为第三人包括亲属、劳工、雇佣、租赁等具有人格法上特质之关系负有保护、照顾义务的人”。因而，我们可以看出，“附保护第三人作用的制度”只是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合同相对性原则。
（五）债权不可侵性理论的建立。
依传统理论，物权是可对标的物直接支配的绝对权，可以对任何第三人主张权利，并得排除任何第三人对物权的妨害；债权是仅得向特定当事人请求给付的相对权，不能向第三人主张权利，也就没有排除他人干涉的效力。为了保护债权免受不法行为的侵害，有必要进一步建立新的权利理论，[3]故学者主张承认债权的不可侵性。英国1853年判决Lumley V Gye案，创立了第三人侵害债权的先河。该案原告Lumley与某演员订有在原告剧院演出数月的合同，并规定该演员不得去其他剧院演出。被告Gye明知此合同存在，仍诱使该演员违反合同。法院判决认为被告Gye侵害合同关系乃不法行为，应向原告Lumley承担责任。此后，该判例所创立的第三人不法侵害债权理论为多国接受。不法侵害债权，指第三人故意损害他人债权为目的，妨害债务人履行债务的行为。[4]根据债权不可侵理论，不法侵害债权的行为发生后，债权人得以债权为由提起损害赔偿之诉，追究第三人的责任，这使债的效力得到扩张，及于一切侵害债权的第三人。这也是对合同相对性的重大突破。
（六）关于第三人利益的合同。
第三人利益的合同，是指订约人并非为自己而是为他人设定权利的合同。此种合同的法律特征为：（1）第三人不是订约当事人，他不必在合同上签字，也不需要通过代理人参与缔约。（2）该合同只能给第三人设定权利，而不得为其设定义务。（3）该合同的订立，事先无须通知或者征得第三人的同意。第三人利益合同属于利他合同一种，如果债务人不履行义务，第三人和债权人均可以请求其承担责任。正是由于第三人利益的合同将对第三人发生效力，所以，此类合同是合同相对性的例外。
（七）代为清偿
代为清偿，又称清偿代位，是指与债的履行有利害关系的第三人，代替债务人清偿债务而在其清偿范围内取得债权人权利的制度。第三人的代为清偿行为，可基于法律的规定，也可基于当事人之间的约定，但不管出于何种原因，代为清偿都突破了债的相对性原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1)第三人履行了依债的相对性只能由特定债务人履行的债务，突破了债务履行主体相对性的限制；(2)第三人在代为清偿后，于其清偿范围内，取得债权人的地位和权利，对债务人享有求偿权，突破了债权请求主体相对性的限制。当然，以代为清偿的方式突破债的相对性，并非可以任意为之，它须满足一定的条件：(1)必须依债的性质可由第三人清偿；(2)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没有不得由第三人清偿的特别约定；(3)代为清偿不违背公序良俗，不损害债权人债务人利益。
（八）披露制度的确认。
我国《合同法》第403条规定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与第三人订立合同时，第三人不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受托人因第三人的原因不履行义务，受托人应当向委托人披露第三人，委托人因此可以行使受托人对第三人的权利。受托人因委托人的原因对第三人不履行义务，受托人应当向第三人披露委托人，第三人因此可以选择受托人或委托人作为相对人，主张其权利。披露制度的确立也是对合同相对性原则的一种突破。
此外，代理、保险、信托作为为第三人利益合同的特例逐渐脱离合同相对性的约束，成为各自独立的制度；同时，债的转让也被视作合同相对性原则的例外。
三、突破合同相对性的本质
综上所述，虽然突破合同相对性的情形多种多样，然而从根本上讲就是合同效力是否在特定情况下及于第三人的问题，主要涵盖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合同主体涉及第三人。合同主体的相对性，是指合同关系只能发生在特定的主体之间，只有合同当事人一方能够向合同的另一方当事人基于合同提出请求或提起诉讼。而在债权物权化的情形中，第三人可以租赁权对抗房屋买受人。又如在“附保护第三人作用的契约”中，第三人可以请求债务人承担合同责任，而许多国家则直接赋予了消费者直接起诉生产者的诉权。
其次，合同权利义务涉及第三人。合同内容的相对性，是指除法律、合同另有规定以外，只有合同当事人才能享有某个合同所规定的权利，承担合同规定的义务，除合同当事人以外的任何第三人不能主张合同上的权利。在为第三人利益合同中，当事人双方可约定向第三人利益为给付，或经第三人同意为其设定给付义务；在债权保全中，合同权利与义务同样对第三人产生了约束力；债权的转让则将合同权利或义务直接涉及第三人。
第三，合同责任涉及第三人。合同义务的相对性必然决定合同责任的相对性，是指违约责任只能在特定的当事人之间发生，合同关系以外的人不负违约责任，合同当事人也不对其承担违约责任。从这一点上看，上述突破情形只有“附保护第三人作用的契约”突破了合同责任的相对性，使生产者对消费者直接承担违约责任。各国多通过严格区分违约责任和侵权责任来解决合同相对性所面临的困难，如产品责任制度、第三人侵害债权制度。然而，合同相对性规则并不是绝对地排斥第三人的责任。如在保证合同中，当被保证的债务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时，债权人可以直接请求保证人履行合同或承担违约责任。再如，债务转让合同中，由第三人取代债务人成为合同关系的主体，新债务人将承担全部债务。可以认为只有当第三人自愿承担合同义务成为合同当事人，才负违约责任。
史尚宽先生曾言：由个人自觉，及于社会自觉，契约之意义及价值，渐自社会立场加以重估。[3] 因而，法律应该确立以合同相对性原则主体，同时，承认合同相对性的突破，更加充分、完善的保护财产的流转。而确立这种模式的意义：一方面，加强债权的保护，扩张了债的效力，承认债的发生、履行方式的多样性，促进了合同的有效履行，提高了民事交易效率，有利于社会财富增长和社会进步；另一方面，在债的关系与社会其他关系的互动层面上，由极端地强调合同自由、尊崇意思自治不受干预，转变为兼顾社会公正，更加注重合同当事人与第三人利益、社会利益的合理平衡。
我国《合同法》对第三人利益合同没有专门做出规定，合同法作为规范合同关系的一般法，理应对第三人利益合同做出具体规定，所以，从世界各国和地区为第三人利益合同的发展分析，以及从我国的实际需要出发，我国立法确有进一步完善的必要。
参考文献：
[1]杨丽君：《论英美法合同相对性原则》[J]，载梁慧星主编：《民商法论丛》.第12卷，北京：法律出版社，355.
[2]E.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M]，邓正来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326.
[3]史尚宽：《债法总论》[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5.
『陆』 谁能帮我写一篇 对外贸易中信用证欺诈案例的问题研究 论文 2000字左右就可以 谢谢
一般情况下，基于信用证支付方式的特性，法院是不宜以发布止付令的方式阻止开证行或付款行履行其义务的。原因在于信用证的基本法律性质。
信用证的基本法律性质。
根据UCP500的规定，信用证泛指一项约定，由银行（开证行）根据该约定主动或应客户（开证申请人）邀请并循其指示承诺，在完全符合L／C条款的条件下凭规定的单据，向第三者（受益人）或其他被指定方（如付款行、保兑行或议付行等）付款、兑付或议付。L／C独立抽象性原则是L／C法律关系中最基本的法律原则，它包括两方面内容，并贯穿L／C法律关系的始末，对各L／C当事人的行为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
首先，独立抽象性，即L／C与基础合同彼此独立。根据UCP500 第3条规定，“信用证按其性质与凭以开立信用证的销售合同或其他合同，均属不同的业务。即使信用证中援引这些合同，银行也与之毫无关系并不受其约束。因此，银行的付款、承兑并支付汇票或议付及或履行信用证下任何其他义务的承诺，不受申请人提出的因其与开证之间或与受益人之间的关系而产生的索赔或抗辩的约束。在任何情况下，受益人不得利用银行之间或申请人与开证行之间存在的契约关系。”第3 条的含义即在于说明L／C与基础合同以及相关的其他文件彼此独立，即使L／C提及这些合同，银行也不受其拘束，对此可不与理睬。开证申请人、受益人和中介银行都不得利用单据不符以外的抗辩对抗开证行。同样，开证行也不得利用单证不符以外的抗辩对抗其他L／C当事人。
其次，L／C的表面相符或文义性，即证下单据必须与L／C的要求表面相符。银行处理信用证业务时，只凭单据，不问货物，它只审查受益人所提交的单据是否与信用证条款相符，以决定其是否履行付款责任。UCP500第4条明确规定“信用证业务中，有关各方所处理的是单据， 而不是与单据有关的货物、服务或其他履约行为”。在信用证业务中，只要受益人提交符合信用证条款的单据，开证行就应承担付款责任，进口人也应接受单据并向开证行付款赎单。如果进口人付款后发现货物有缺陷，则可凭单据向有关责任方提出损害赔偿要求，而与银行无关。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根据UCP500第13、14条规定，银行虽有义务“合理审慎的审核信用证规定的一切单据”，但这种审核只是用以确定单据表面上是否符合信用证条款，开证行只“凭表面上符合信用证汇票的单据付款、承担延期付款责任、承兑汇票或议付……。”同样，开证人也根据表面是否符合信用证条款的单据承担接受单据并对履行以上责任的银行进行偿付的义务。出于同样的理由，UCP500第15条又规定“银行对任何单据的格式、完整性、准确性、真实性、伪造或法律效力、或单据上规定的或附加一般及或特殊条件，一概不负责任；对于任何单据所代表的货物的描述、数量、重量、品质、状态、包装、交货、价值或存在，或货物的发货人、承运人、运输人、收货人或保险人或其他任何人的诚信或行为及或疏漏、清偿能力、履约能力或资信情况，也不负责。”
L／C的独立性原则与抽象原则互为条件，相辅相成，两者合成为独立抽象性原则。该原则要求：（1）银行的地位和责任是独立的、 第一性的，银行无权援引单证不符以外的任何抗辩拒付。这与普通立法意义上担保人的从属地位和第二性责任具有本质的不同。（2）L／C 独立于基础合同或其他合同，L／C当事人（包括开证申请人、开证行、受益人及其他中介银行如通知行、议付行、偿付行等）不得援引后者对前者进行修改或作补充解释，也不得援引后者的抗辩解除银行的付款责任和开证申请人的补偿责任，或者因此强制银行付款和开证申请人补偿。（3）各L／C当事人仅处理单据而非单据之关联事务，只要受益人交付相符单据，银行付款责任和开证申请人的补偿责任是确定的。反之，即使基础合同得到完全履行，受益人亦无权自银行获取货款，而此条件下兑付了不符单据的银行也无权获得偿付或补偿。
L／C独立抽象性原则确立了开证行兑付证下相符单据的绝对责任，它禁止以单据不符以外抗辩拒付。所以，任何基于基础合同违约或相关争议的抗辩，即使涉及基础合同中的根本违约、合同落空、事实或法律的履行不能等事实，都不能免除证下银行的付款责任申请人的偿付责任。这作为一项国际贸易惯例，已为世界各国所接受。
信用证欺诈及相关立法
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信用证作为国际贸易支付领域一项成熟的商业制度，从其产生至今，一直在该领域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由于银行信用的优越性，它为国际贸易的顺利进行提供了安全保证，同时，银行还可借助L／C向买卖双方提供资金融通的便利（注：吴百福主编《进出口贸易实务教程》上海人民出版社第281—283页。）等。这些作用得以充分发挥的根源，乃是对L／C的独立抽象特性的尊重与执行。离开了这一点，作为中介组织的银行将不可避免的被纠缠人买卖双方的具体交易纠葛当中，整个信用证制度也将失去其存在的基础而消亡。但是不幸的是，恰恰是独立抽象性原则本身，产生了对其自身进行否定并进而侵蚀整个信用证制度后果——信用证欺诈。信用证欺诈的一般表现形式是受益人伪造与信用证条款相符的单据，甚至制作假单据从银行骗取款项。由于银行仅凭表面相符的单据付款，对单据的表面真实性在所不问，因此使得投机奸商屡屡得手。而且信用证欺诈兼具风险小、成本少、收益大的特性，致使近些年来L／C欺诈有日益盛行的趋势。
对信用证欺诈问题的解决，不可能从信用证制度内部找到答案，因为产生信用证欺诈的根源乃是独立抽象原则，而这一原则恰恰是信用证制度的核心所在。若因欺诈而否定独立抽象性原则，则等于否定整个信用制度。解决的方法，笔者认为，唯在于事前交易双方对风险的防范和事后国内法的补救。事前防范非本文讨论范围，在此不作论述。
对于信用证欺诈的国内法补救，少数国家依据相关专业立法，如美国；其他各国的实践一般为直接援引国内法关于民事欺诈的普通立法，但均采用由法院直接向处于其管辖范围之内的开证行或付款行发布止付令禁止其付款的方法。在这方面，我国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专门立法。有关这方面的法律性文件只有最高人民法院1989年发布的《全国沿海地区涉外涉港澳经济审判工作座谈会纪要》（以下简称《纪要》）。
欺诈使一切变得无效，这是民商法最基本的法律原则之一，L／C欺诈也不例外。各国一致认为，基于维护社会公正及良好商业道德的需要，在发生L／C欺诈的条件下，可对独立抽象性原则软化处理或排除其适用。于是出现了L／C独立抽象性原则下欺诈例外的适用原则，简称欺诈例外原则。
是不是只要发现有欺诈行为，法院都可以发布止付令呢？观各国立法和通常做法，并非如此。
美国的《统一商法典》5—114（2）规定：除另有约定外， 如单据表面上符合L／C条款而事实上并不符合押汇或移转物权证书（7—507）投资证券（8—306）时的担保，或单据系出于伪造、诈欺、或交易上有欺诈时，（a ）如押汇银行或其他汇票（或付款请求书）之持有人系基于L／C而取得并成为正当持票人（3—20）时，开证人必须付款。（b）至于对客户而言，如开证行系属善意，可以不顾客户有关伪造、欺诈或其他未在单据表面显示之瑕疵之通知而予付款；但有管辖权法院得禁止其付款。
在我国，《纪要》在肯定独立抽象性原则绝对性基础上，确立了下列欺诈例外原则的框架性条件：（1 ）法院冻结令仅适用于经充分证明的L／C欺诈；（2）冻结令不应限制证下正当持票人的受款权利；（3）颁布冻结令不仅考虑欺诈受害人的利益，更要注重冻结令对银行信用不利影响。（4 ）颁布冻结令的时间应是不迟于开证行对外确定性的承担付款责任之时而不是尚未对外付款之时。
考察以上具体规定，至少存在一种法院不能发布止付令的情形。
即，对于善意持票人，法院不能禁止开证行或付款行对其付款。对于善意持票人的保护见之于各国票据法与民商法及UCP500的具体规定。其理论基础乃在于票据的无因性及文义性，即票据上的法律关系只是单纯的金钱支付关系，至于这种支付关系的原因或者说权利取得票据的原因均可不问。票据所创设的权利义务内容，完全以票据所载文义而定，而不能进行任意解释或者根据票据以外的任何其他文件确定。其目的在于保证票据流通及商事流转的顺畅进行。所谓善意持票人，又称正当持票人，其在取得票据时，除法律特殊规定外，如我国《票据法》第11条，必须支付对价，同时还需满足以下条件：（1 ）其取得的票据在表面上是完整和合格的；（2）其在成为持票人时，票据未过期， 如票据过期已被退票，但其对退票事毫不知情；（3）票据转让给他时， 其未发现转让者对票据的所有权有任何缺陷（对票据的所有权缺陷是指以欺诈、胁迫、暴力、恐吓或背信而取得的对票据的所有权）（注：赵威主编《国际票据法理论与实务》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59—60页。）。根据票据法的一般规定，善意持票人的权利优于其前手且可不受票据当事人间债务纠葛的影响。同时，UCP500第9条对开证行、 保兑行有义务在议付信用证下“支付受益人所开立的汇票／或信用证项下提交的单据，并对……善意持票人无追索权。”
在另外一种情况下，对于在远期L／C中汇票承兑后，法院可否发布止付令，U. C. C. 对此无明确规定，而《纪要》则明令禁止。远期L／C是指付款的行在收到符合信用证规定的远期汇票和单据时， 先在汇票上履行承兑手续，俟汇票到期日再行付款的信用证。按UCP500第9 条“信用证不应要求凭申请人为付款人的汇票支付”的新规定，付款人将仅限于开证行或被指定的其他银行。承兑是远期汇票特有的制度，它对于确定汇票上的权利义务关系，保护票据当事人尤其是受款人的利益具有重大意义。汇票是一种他付证券，它是出票人为“委托”付款人支付票面金额与收款人而签发。由于出票人这种“委托”付款的出票行为在性质上是单方面法律行为，而非民法上的委托合同行为，它只能为收款人设定权利，却不能使付款人承担义务。也就是说，出票人的出票行为对付款人没有法律约束力，付款人对出票人的：委托”既可接受也可以不接受。即使是他与出票人之间存在资金关系和承担付款的约定也是如此。正是由于收款人取得汇票后，如果没有付款人的承兑（或不承兑）的行为，则收款人的权利始终处于一种期待的不确定状态，这势必对收款人的利益造成不利的影响，同时也会使汇票的信用功能降低，影响其正常的流通。因此，承兑对于收款人利益的保护和增强汇票的信用功能具有重要意义。对于付款人而言，承兑是其自愿承担到期日支付票面金额与收款人的行为。在承兑之前，付款人没有承兑义务，但一旦付款人做出承兑，他就负有到期日付款的确定义务，即使是付款人与出票人之间未有资金关系或付款约定或其承兑之前并不知悉出票人的委托，只要其承兑即负有付款的义务，承兑是付款人承担付款义务的唯一要件。在信用证业务实践中，开证行或付款行对受益人或善意持票人提示的远期汇票进行承兑意味着其承担了对该汇票到期付款的确定性义务，而且这种付款义务是第一性的。
然而这是否意味着，即使存在欺诈开证行也不能拒付、法院也不能发布止付令呢？从票据法的角度讲，并非如此。在票据流通过程中，存在票据抗辩制度。根据这一制度，票据债务人可以根据票据法的规定，提出相应的事实或理由，否定票据权利人提出的请求，拒绝履行票据义务。这些相应的事实或理由称为抗辩事由。票据抗辩分为对物抗辩与对人抗辩。（注：赵威主编《国际票据法理论与实务》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28—132页。）其中，票据债务人基于欺诈对票据原因关系直接当事人所享有的抗辩权即属于对人抗辩中原因关系抗辩的一种。原因关系抗辩，是指基于票据债务人与票据权利人之间所存在的一定原因关系所发生的抗辩。尽管票据是无因证券，但这只是就不存在的原因关系的票据当事人之间而言；在存在直接原因关系的票据当事人之间，仍得以原因关系而提出抗辩。我国《票据法》第13条第2款规定， “票据债务人可以对不履行约定义务的与自己直接债权关系的持票人进行抗辩。”同时，第10条第1款还规定，“票据的签发、取得和转让， 应当遵循诚实信用的原则，具有真实的交易关系和债权债务关系。”据此，当原因关系为不法或无效，即违背诚实信用原则时，票据债务人可对其直接票据债权人提出抗辩，而不论承兑与否。在信用证业务中，当提交单据的是签发汇票的受益人本人而不是已经买单押汇的议付行时，开证行完全可以根据原因关系存在欺诈而提出抗辩。即使在开证承兑汇票后，只要其能证明受益人有欺诈行为，就仍享有抗辩的权利。有管辖权的法院也当然有权根据有关当事人的请求和事实，在开证行尚未对外付款以前，对其发布止付令。因此，拙见以为，《纪要》有关法院不能对远期信用证下已承兑的汇票发布止付令的规定是缺乏法理依据的。
法院发布止付令应注意的问题
虽然从以上论述可知，法院在多数情况下是可以针对信用证欺诈发布止付令的。但笔者认为，法院在发布止付令时，应采取慎而又慎的态度，正如《纪要》中所指出的，颁布冻结不能仅考虑欺诈受害人的利益，更要注意冻结令对银行信用的不利影响。除非有存在欺诈的充分理由，法院不宜干涉信用证业务。
首先，要对欺诈作严格解释。根据我国民法学界通行的理论，认定欺诈必须具备以下条件：欺诈一方必须是出于故意。所谓“故意”即当事人明知欺瞒行为可能使另一方当事人由于陷于错误的认识，进而希望另一方当事人陷于错误认识而为的一定的行为。欺诈行为，包括积极的行为，如捏造虚假情况、歪曲真实情况等，也可以是消极行为，如隐瞒真实情况。由此可以判断，根据这一概念所界定的“欺诈”的范围必然是很宽泛的。而且，由于这一定义没有考虑信用证业务的特殊性，因而缺乏针对性。
目前对于这一问题，各国均无统一的认识。美国U. C. C.中将欺诈限定为“交易中的欺诈”至于“交易中的欺诈”是指受益人对开证行所为的欺诈，还是指受益人对开证申请人即买方所为的欺诈，U. C. C.却没有做明确规定，在Shaffer V. Brooklyn Park Garden Apartments中，美国法院认定受益人在向银行提交的证明文件中欺诈性地宣称申请人没有支付贷款的行为构成“交易中的欺诈”； 而在Bosser Bank &Trust Co. V. Union Planters National Bank一案中，法院认为， 受益人根据信用证要求出具的表明其有权获得款项的声明不因其目的与申请人之本意不一致而被认定为“交易中的欺诈”。上述判例反映出美国法院所坚持的“信用证独立于基础交易”的原则立场”。 而在UnitedBank V. Cambridge Sporting Goods Corporation一案中，当法庭发现受益人所装运的是“破旧、无垫衬的、撕裂的、发霉的拳击手套”而不是合同要求的“新拳击手套”时认定已构成“交易中的欺诈”并对银行发布了禁令。在NMC Enterprise V. Columbia Broadcasting System案中，法院根据合同相似的情况发布了禁令（注：THomas D. Crandall,M. J. Herbert, LaryLawrence: Uniform Commercial Code）。在这两个案例中，法院又将信用证与基础合同联系在一起考虑。对欺诈认定，美国法院认为还必须具备以下两个条件。一，欺诈行为必须为受益人所为而不是任何其他第三方；二，必须是受益人所为的积极欺诈行为并使整个交易的目的受到破坏。
以上判例反映出美国法院在处理信用证欺诈案件时所持的态度是既维护公平原则更兼顾正常的交易秩序和银行信用，同时，还对信用欺诈的当事人及危害程度作了限制。这些都值得我国在今后的立法及司法实践中加以借鉴。
除了上述因素以外，笔者以为还有必要将民事欺诈与刑事欺诈加以区分，以避免刑事诉讼机关轻率介入相关案件。（注：竺琳《民事诈欺制度研究》载于《民商法论丛》第9 卷）刑事欺诈是指可以构成诈骗罪之欺诈，其已构成犯罪，具有较强的社会危害性；民事欺诈则是一种民事违法行为，社会危害性相对较小。虽然民事欺诈与刑事欺诈在构成要件和特征上具有相同之处。如，行为人主观心理状态均出于故意，并都希望达到一定的和有利于自己的利益，客观方面两者都以虚构事实或隐瞒事实真相的欺骗方法欺骗他人。但两者存在明显不同之处。首先，形式上的欺诈需被欺诈人之财产利益受到或可能受到相当的损害。尽管各国法律对损害程度的规定不同，但都以造成损害为必要条件。而民事欺诈并不以被欺诈人或第三人受到财产损失为必要条件，但在损失情况下，被欺诈人除可要求无效或可撤销外，还可同时主张损害赔偿。其次，由于民事欺诈不以被欺诈人受到损失为必要条件，因此民法上不存在欺诈未遂问题。而刑事欺诈必须以取得的公私财务达到数额较大的程度才能构成，因此在因犯罪人本人意志之外的原因而未获得数额较大的财务时，仍构成诈骗罪未遂。第三，民事欺诈中欺诈人获得不法利益的同时，一般还承担着约定义务。且其不法利益的取得，多是通过履行一定的民事义务而获得。刑事诈骗犯罪分子是毫无履行义务的意思而无偿占有他人财务，即由诈骗行为直接取得不法利益而不履行任何义务，在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当前办理经济犯罪案件中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答（试行）》中以行为主体是否具有履约的能力、担保能力和是否履行了部分义务为划分刑事欺诈与民事欺诈的界限之一。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大部分的信用证欺诈属于民事欺诈的范畴；只有当法院没有及时或不能以发布止付令或冻结财产的方式阻止有欺诈行为的受益人获得货款时，受益人的欺诈行为才构成刑事欺诈。
同时，即使刑事欺诈案件成立，通过侦察措施限制证下贷款汇出国境具有理论上的可行性，但“由于国际经济犯罪涉及各国刑事管辖权和国际刑事司法协助等方面的问题，由我国追诉机关根据保护管辖或属人管辖等原则管辖我国域外的信用证诈骗犯罪几乎没有可行性”（注：《信用证下贷款止付与支付的研究》向明华载于《法商研究》 1997年第4期）。
基于对欺诈的严格定义，申请止付令一方应负严格而繁重的举证责任。它必须能够证明：（1）欺诈已经发生而不是臆想中的欺诈。（2）受益人参与了欺诈，对欺诈知情或对欺诈负有其他个人责任，否则受益人不应因第三人的过错而丧失其证下受款权。（3 ）其将因欺诈而遭受无法弥补的损失，否则，申请人就应利用其他救济手段获得补偿。如果申请人能证明下列情况之一者，可认定损害无法弥补。1 ）追偿损失的费用将超过贷款，2 ）受益人有财务状况表明其将无力补偿申请人的损失，3）损失因被告所在地司法不公等原因而无法追偿等。4）禁令申请者须提供充分担保（注：《信用证下货款止付与支付的研究》向明华载于《法商研究》1997年第4期）
止付令的法律性质
作为解决信用证欺诈问题的主要救济手段止付令与冻结令存在本质上的差异。止付令指法院以判决或裁定的形式禁止付款行为，或开证行向受益人或非正当持票人支付货款的命令。而冻结令是我国民诉法上财产保全的措施之一，指法院依职权或当事人申请对被申请人的涉案财产加以冻结的一种措施。在信用证欺诈案件中，银行并不是当事一方，被申请人应是有欺诈行为的受益人，而申请人申请冻结的款项为尚未付出的贷款。这一部分货款在申请人交付开证押金情况下，为申请人本人的财产；在无开证押金情况下则为银行根据信用证的融资功能和银行承担的第一性付款义务应支付的属于银行的资金。这两种情况均不符合冻结的条件。因为申请人申请冻结自己的财产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而法院无权冻结与案件无关的第三方面的财产。因此，在此类案件中发布“冻结令”是不恰当的。
止付令根据其发布的不同时间具有不同的法律性质和法律依据。首先，在诉讼前与诉讼中法院发布的止付令，其在本质上是属于一种诉前保全或诉讼保全措施，是程序法上的救济措施。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第93条、94条的规定，在诉讼发生前或诉讼过程中，人民法院根据利害关系人或诉讼当事人的请求，可以对有关的财产采取保全措施。这两种保全措施的共同特点在于：利害关系人或当事人只要声称情况紧急，不立即进行保全就会使其合法权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失，在提供担保情况下，就会得到此类救济；同时，这两类保全措施都具有暂时性的特点，即，在诉前保全情况下，利害关系人不在提出保全请求后15天内提起诉讼，或在两种情况下，法院的终局判决与保全措施不一致，相应的保全措施将会马上解除。
第二类是作为法院终局判决的止付令。这一类止付令是法院根据相关实体法，主要是民法与相关特别法，为解决信用证欺诈而采取的实体法上的救济措施。
由于获取程序法上的止付令是一件相当容易的事，因此这一类止付令极易被当事人滥用而影响国际贸易的正常进行和我国银行的信誉。法院在使用这类止付令时应对案件的基本事实做必要的审查，尽量减少或避免负面影响的产生。
综上所述，在信用证制度中可否援引欺诈而发布止付令，本质上带有商业制度与公平理念相制衡的色彩。法院在裁决此类案件时，应综合事实与法律，兼顾各方利益而慎为之。
『柒』 《企业破产的若干财务问题》论文怎么写
破产是一种企业无力偿还到期债务的事实状态，将债务人的全部财产对所有债券人进行公平清偿为目的的程序。由中外《企业破产法》的立法宗旨来看，对债权人合法权益的保障是《破产法》实施的首要目的。但在我国实际生活中，企业破产申请很少由债权人提出，而大部分是由债务人提出，可见破产并未给债权人带来好处。
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得不到有效保护的原因
除债权人主观方面的原因外，《破产法》中的有些法律条文对债权人利益保护机制不健全是主要原因。
1、关于债权人难以依据《破产法》申请债务人破产方面。我国《破产法》第7条规定“债务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债权人可以申请宣告债务人破产”。而国务院《关于在若干城市试行国有企业破产有关问题的通知》规定，在实施企业破产时应采取各种有效措施来安置企业职工以保持社会稳定。债权人向法院申请债务人破产必须先提出安置破产企业职工的方案，否则不予受理。由于安置破产企业职工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故仅这一个规定就足以使债权人申请企业破产困难重重。
2、没有界定企业破产的时间。《破产法》第3条规定“企业因经营管理不善造成严重亏损，不能支付到期债务，依据本法规定宣告破产。”它对企业破产的时间没有明确的界定从而带来一系列的问题，客观上使债权人的损失扩大。一般的债权人很难通过一般的渠道了解企业的经营财务状况，即使了解，也可能是企业不真实的报表，故债权人不能及时运用破产手段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一般就法院受理的破产案件而言，破产企业一般负债累累，其资产甚至不能安置企业职工，更不用说偿还其债务。很多企业明知自己已丧失偿债能力，却故意对外隐瞒，直到财源枯竭、无油可榨，成为乱摊子，再用《破产法》来甩包袱、逃债，以至形成破产有利、破产有理、破产逃债的不良状况。
3、关于债权人申报债权的规定。《破产法》第9条规定“债权人应当在收到通知的一个月内，未收到通知的债权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3个月内，向人民法院申报债权，说明债权的数额和有无财产担保，并提交有关证明资料，逾期未申报债权的，视为自动放弃债权。”若一些地处偏僻或出差在外的债权人不能及时看到公告而没有在法定的期限内申请债权，其债权就永远消失，这一规定对有些债权人而言是不利的。
4、关于破产清算组的成员的规定。《破产法》第21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自宣告企业破产之日起15日内成立清算组，接管破产企业。”清算组成员由人民法院从企业上级主管部门、政府财政部门等有关部门和专业人员中指定。清算组负责破产财产的保管、清理、估算、处理和分配等。这种清算组阵容似乎很大，但这些政府的官员能否完全脱离原来的工作而全身心的投入到破产案件中去呢？即使能这样做，他们能否胜任具有必备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呢？若这些问题的答案是否定的话，在处理企业财产时很难说清算组能代表债权人的利益。其次，破产费用也没有支付标准又没有有效监督，在实践中出现破产费用高标准支付，必将侵害债权人的利益，比如说湖北某造船厂的破产费用占破产时账面资产的9.5%。
5、关于破产清偿顺序地规定。政府通过多种途径实现其意志和要求，企业破产时依法取得的土地使用权，应当以拍卖或招标的方式为主，依法转让所得优先用于支付破产职工安置费，有剩余的，剩余部分与其他破产财产统一列入破产清算方案。若不足的，从处置无抵押财产、抵押财产中依次支取。土地出让金以外的企业破产财产是用于清偿债务的，属于债权人的财产，若用来安置职工，实际等于让债权人替政府承担安置职工的责任。这样的清偿顺序，支付高的破产费用和安置职工费用后，企业债权人能分的财产几乎没有，这就严重损害了债权人的利益。
6、关于债权人会议的职权的规定，债权人的3个职权形同虚设，主要表现在没有要求法院撤换破产管理人等权利。其次，债权人会议享有的权利不充分，它没有设立监督常设机构以代债权人会议行使职权，因此无法对破产程序进行具体实施监督，不利于保护债权人的合法权益。
7、关于破产案件受理管辖权的规定，《破产法》的第5条规定“破产案件由债务人所在地管辖”，当企业债权人为外地人时，法院受地方保护主义以及地方利益的不正之风的影响，往往会做出不利于外地债权人的决定，使外地债权人的利益受损。
保护债权人的合法权益的几点措施
债权人是企业破产程序的主要受益人，债权人的合法权益也是企业破产法最直接最主要的目的。为保护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债权人自己的积极努力是很重要的，如债权人应该有选择地形成债务，不应该追求一时的利益，要求贷款企业提供连带保证，要充分运用法律所赋予的申请撤销权等。但一系列的相关法律、法规的调整和完善也是必不可少的。我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做工作。
第一、应该建立破产预警机制。一个企业为什么不在资不抵债时即申请破产或资产保全，而非要等到山穷水尽时才破产呢？任何企业一旦资不抵债、处于负债经营状况应该主动向其主管部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等申请破产保护。在破产保护期内，有关部门对其经济行为应进行严格监控，避免企业盲目决策或做出对企业债权人不利的行为而损害债权人的利益。当企业不能偿还到期债务，停止支付处于连续状态时，应及时告诉债权人企业的经营状况，以避免债权人因不知情况而造成无谓的损失。若企业故意隐瞒自身的情况给债权人造成损失扩大，对企业的直接责任人给予行政处罚，乃至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对地处不同的债权人申报债权的宽限期应该不一样。同时，采用通知的方式要灵活，最好采取直接和快速的方式如电话、传真等。此外，公告应选择比较大众化的全国性报刊（这要依据债权人的地理分布来定）上刊登，以引起债权人的注意，从而能及时申报债权。
第三、建立管理人、监督人制度。法院在受理破产案件时，应指定管理人来接管债务人的日常经营事务。管理人应该中立、公正地维护各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应该由律师、注册会计师等专业人士担任，而不是由政府官员来担任，说不定管理人还能挽救企业，使债权人的权益得到更大的实现。如美国的联邦受托人就挽救过很多的企业。监督人应由债权人会议选举产生，代表债权人的利益来行使债权人会议的职权对管理人的工作进行监督。
第四、尽快制定减持国有股和城市土地私有化，以获取破产企业职工安置的政策，而不损害债权人地利益。即当企业土地使用权出让金不足以支付职工安置费时，应将企业部分土地私有化以获取安置费，而不是采用损害债权人利益的方式如处置企业的非抵押财产、抵押财产来支付。
第五、扩大债权人会议的权利。债权人是破产程序的主要受益者，故应该是诸多主要事项的主要决策者。法院应赋予他们以请求权或建议法院行动的职能，如更换管理人的请求权、更换监督人的权利以及不通过企业重整计划的权利等等。
第六、建立破产资格限制制度。对企业破产负有个人责任的法定代表人或主要责任人在企业破产后的一定时间内不能从事法律规定的职业。这对那些“穷庙里的富和尚”的行为恐怕有一定的制约作用，同时也可以减少利用企业破产逃债的事发生。当然，那些违反法律、法规，损害破产程序的公平性的实现，阻碍破产程序的顺利进行的个人，也可以通过增设破产罪来追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