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斋科学文化
❶ 《聊斋志异》里的鬼文化,鬼的形象分析
蒲松龄的同乡好友王士祯则为《聊斋志异》题诗:“姑妄言之姑听之,豆棚瓜架雨如丝。料应厌作人间语,爱听秋坟鬼唱诗(时)。”士祯对《聊斋志异》甚为喜爱,给予极高评价,并为其作评点,甚至欲以五百两黄金购《聊斋志异》之手稿而不可得。但此书也有不合常理之处如:《医术》中载:“有病伤寒者,言症求方。张适醉,误以疟剂予之。醒而悟,不敢以告人。三日后有盛仪造门而谢者,问之,则伤寒之人,大吐大下而愈矣。”根据现代医学,伤寒最忌腹泻。
纪晓岚:“留仙之才,余诚莫逮其万一。”
冯镇峦〈读聊斋杂说〉:“聊斋非独文笔之佳,独有千古,第一议论醇正,准情酌理,毫无可驳。如名儒讲学,如老僧谈禅,如乡曲长者读诵劝世文,观之实有益于身心,警戒顽愚。至说到忠孝节义,令人雪涕,令人猛醒,更为有关世教之书。”
陈廷机《聊斋志异》序:“亦以空前绝后之作,使唐人见之,自当把臂入林,后来作者,宜其搁笔耳。”
鲁迅评:“《聊斋志异》虽亦如当时同类之书,不外记神仙狐鬼精魅故事,然描写委曲,叙次井然,用传奇法,而以志怪。变幻之状,如在目前;又或易调该弦,别叙崎人异行,出于幻灭,顿入人间;偶叙琐闻,亦多简洁,故读者耳目,为之一新。……明末志怪群书,大抵简略,又多荒诞不情;《聊斋志异》独于详尽之处,示以平常,使花妖狐魅,多是人情,和易可亲,忘为异类,而又偶见鹘突,知复非人。”。
鲁迅曾经说过,《聊斋志异》是“用传奇法,而以志怪”。细按原意,当是指用传奇的表现手法,来表现志怪式的题材或内容,也就是接受了它之前的这种文言小说的优点,所以鲁迅把它列入了“拟晋唐小说”,正确地指出了它的渊源。
鲁迅从12岁就读这部书,1921年在《唐传奇体传记(下)》中写道:“清蒲松龄作《聊斋志异》,亦颇学唐人传奇文字,而立意则近于六朝之志怪,其时鲜见古书,故读者诧为新颖,盛行于时,至今不绝。”
张爱玲早期以婚姻家庭为题材的作品也明显受《聊斋志异》的影响。她在散文《天才梦》中说:“直到现在,我仍然爱着《聊斋志异》与俗气的巴黎时装报告,便是为了这种有吸引力的字眼。”
郭沫若评价说:“写鬼写妖高人一等,刺贪刺虐入骨三分。”
老舍评价说:“鬼狐有性格,笑骂成文章。”
莫言曾说他的文学创作受《聊斋志异》影响很大,“我写的《红高粱》一书中,‘我奶奶’这个形象的塑造其实就是因为看了《聊斋志异》才有了灵感。”其实,不独莫言,许多文学大师都或多或少地受到《聊斋志异》的影响。
❷ 《聊斋志异》的艺术意义
《聊斋志异》是蒲松龄的代表作,在他40岁左右已基本完成,此后不断有所增补和修改。“聊斋”是他的书屋名称,“志”是记述的意思,“异”指奇异的故事。全书有短篇小说491篇。题材非常广泛,内容极其丰富。多数作品通过谈狐说鬼的手法,对当时社会的腐败、黑暗进行了有力批判,在一定程度上揭露了社会矛盾,表达了人民的愿望。但其中也夹杂着一些封建伦理观念和因果报应的宿命论思想。《聊斋志异》的艺术成就很高。它成功的塑造了众多的艺术典型,人物形象鲜明生动,故事情节曲折离奇,结构布局严谨巧妙,文笔简练,描写细腻,堪称中国古典短篇小说的高峰。
《聊斋志异》,是一部文言短篇小说集。有传奇、志怪、轶事等,诸体兼备,为中国文言小说集大成之作。内容十分广泛,多谈狐、魔、花、妖,以此来概括当时的社会关系,反映了17世纪中国的社会面貌。书中写的是一个花妖鬼狐的世界,既有对如漆墨黑的社会现实的不满,又有对怀才不遇、仕途难攀的不平;既有对贪宫污吏狼狈为奸的鞭笞,又有对勇于反抗,敢于复仇的平民的称赞;而数量最多、质量上乘、写得最美最动人的是那些人与狐妖、人与鬼神以及人与人之间的纯真爱情的篇章。书中的作品情节离奇曲折,幻化形象刻划得独具特色。虽为文言,但凝练之外又极形象传神,富有表现力。三百年来,《聊斋》故事在民间广为传播历久不衰,先后被译成十几种文字,成为世界人民共同的精神财富。《聊斋志异》是中国古典小说的珍品,这部短篇小说集在他创作之初便有人传抄,成书之后流传更加广泛。十九世纪中叶传播到国外,已有英、法、德、日等二十多个语种的译本。《聊斋志异》在叙述、描写人和各种灵异之物的交往时,往往按照同类相应、同气相求的模式安排故事情节。同类相应、同气相求是一种古老的观念,指的是同类事物能够彼此趋近,产生感应,实现生命层面的沟通。《聊斋志异》的许多故事,就是以同类相应、同气相求为契机而发生、延展的……
《聊斋志异》是一部具有独特思想风貌和艺术风貌的文言短篇小说集。多数小说是通过幻想的形式谈狐说鬼,但内容却深深地扎根于现实生活的土壤之中,曲折地反映了蒲松龄所生活的时代的社会矛盾和人民的思想愿望,熔铸进了作家对生活的独特的感受和认识。蒲松龄在《聊斋自志》中说:“集腋为裘,妄续幽冥之录;浮白载笔,仅成孤愤之书:寄托如此,亦足悲矣!”在这部小说集中,作者是寄托了他从现实生活中产生的深沉的孤愤的。因此我们不能只是看《聊斋志异》奇异有趣的故事,当作一本消愁解闷的书来读,而应该深入地去体会作者寄寓其中的爱和恨,悲愤和喜悦,以及产生这些思想感情的现实生活和深刻的历史内容。由于《聊斋志异》是一部经历了漫长时期才完成的短篇小说集,故事来源不同,作者的思想认识前后有发展变化,加上作者世界观本身存在矛盾,因而全书的思想内容良莠不齐,比较复杂。但从总体看来,优秀之作占半数以上,主要倾向是进步的,真实地揭示了现实生活的矛盾,反映了人民的理想、愿望和要求。歌颂生活中的真、善、美,抨击假、恶、丑,是蒲松龄创作《聊斋志异》总的艺术追求,也是这部短篇小说集最突出的思想特色。
从题材内容来看,《聊斋志异》中的作品大致可分为以下五类:
第一类,是反映社会黑暗,揭露和抨击封建统治阶级压迫、残害人民罪行的作品,如《促织》、《红玉》、《梦狼》、《梅女》、《续黄粱》、《窦氏》等;
第二类,是反对封建婚姻,批判封建礼教,歌颂青年男女纯真的爱情和争取自由幸福而斗争的作品,如《婴宁》、《青凤》、《阿绣》、《连城》、《青娥》、《鸦头》、《瑞云》等;
第三类,是揭露和批判科举考试制度的腐败和种种弊端的作品,如《叶生》、《于去恶》、《考弊司》、《贾奉雉》、《司文郎》、《王子安》、《三生》等;
第四类,是歌颂被压迫人民反抗斗争精神的作品,如《商三官》、《席方平》、《向杲》等;
第五类,总结生活中的经验教训,教育人要诚实、乐于助人、吃苦耐劳、知过能改等等,带有道德训诫意义的作品,如《种梨》、《画皮》、《劳山道士》、《瞳人语》、《狼》三则等。
《聊斋志异》在进步的思想内容中也夹杂着一些落后的成分,如封建伦理道德观念,鬼神迷信和因果报应思想,追求功名利禄的庸俗倾向等,是我们阅读时应注意分析批判的。
❸ 《聊斋志异》的人文内涵
《聊斋志异》简称《聊斋》,俗名《鬼狐传》,是中国清朝著名小说家蒲松龄创作的文言短篇小说集。《聊斋志异》的意思是在书房里记录奇异的故事,“聊斋”是他的书斋名称,“志”是指记述的意思,“异”是指奇异的故事。全书共有短篇小说491篇(张友鹤《聊斋志异会校会注会评本》)(朱其铠《全本新注聊斋志异》为494篇)。
它们或者揭露封建统治的黑暗,或者抨击科举制度的腐朽,或者反抗封建礼教的束缚,具有丰富深刻的思想内容。描写爱情主题的作品,在全书中数量最多,它们表现了强烈的反封建礼教的精神。其中一些作品,通过花妖狐魅和人的恋爱,表现了作者理想的爱情。
❹ 聊斋自志中需要积累的文化常识有哪些
《聊斋志异》(简称《聊斋》,俗名《鬼狐传》)是中国清朝小说家蒲松龄创作的文言短篇小说集。
全书共有短篇小说491篇(张友鹤《聊斋志异会校会注会评本》)(朱其铠《全本新注聊斋志异》为494篇)。
它们或者揭露封建统治的黑暗,或者抨击科举制度的腐朽,或者反抗封建礼教的束缚,具有丰富深刻的思想内容。描写爱情主题的作品,在全书中数量最多,它们表现了强烈的反封建礼教的精神。其中一些作品,通过花妖狐魅和人的恋爱,表现了作者理想的爱情。
❺ 聊斋园的文化
“聊斋”是蒲松龄的书斋名,所谓“聊”就是在交谈,话说蒲松龄在他居住的地方附近设一茶棚,凡是进来的人是不收银子的,捧上一壶茶坐下来和客人闲谈,他就专门问一些奇闻异事,蒲松龄的“聊斋”便由此而生。然后,蒲松龄就把听来的这些事情经过自己的加工润色后记录下来。“志”便产生了(记录)。“异”当然就是旨在说明自己所记录的事情都是奇闻异事。“聊斋志异”便由此而生。 蒲松龄:(1640--1715) 清代文学家。字留仙,一字剑臣,别号柳泉居士,世称聊斋先生,山东淄川(今淄博)人。早岁即有文名,深为施闰章、王士禛所重。屡应省试,皆落第,年七十一岁始成贡生。除中年一度作幕于宝应,居乡以塾师终老。家境贫困,接触底层人民生活。能诗文,善作俚曲。曾以数十年时间,写成短篇小说集《聊斋志异》,并不断修改增补。其书运用唐传奇小说文体,通过谈狐说鬼方式,对当时的社会、政治多所批判。所著又有《聊斋文集》、《聊斋诗集》、《聊斋俚曲》及关于农业、医药等通俗读物多种。
《聊斋志异》是蒲松龄的代表作,在他40岁左右已基本完成,此后不断有所增补和修改。“聊斋”是他的书屋名称,“志”是记述的意思,“异”指奇异的故事。全书有短篇小说491篇。题材非常广泛,内容极其丰富。多数作品通过谈狐说鬼的手法,对当时社会的腐败、黑暗进行了有力批判,在一定程度上揭露了社会矛盾,表达了人民的愿望。《聊斋志异》的艺术成就很高。它成功的塑造了众多的艺术典型,人物形象鲜明生动,故事情节曲折离奇,结构布局严谨巧妙,文笔简练,描写细腻,堪称中国古典短篇小说的高峰。收集500余篇,神神鬼鬼妖妖怪怪……
聊斋园就是以蒲学文化——蒲松龄《聊斋志异》为文化背景。采用园林这一古老艺术,结合蒲学文化为内容的景点组合,集需与实、真与假,立体形象地再现蒲公塑造描绘的狐仙艺术世界,集知识、娱乐为一体,独具特色的旅游景观。聊斋园内奇石琳琅、异树花草、亭台水榭、诗情画意、独具情韵,是一处具有北方艺术特色和丰富文化内涵的大型园林。
❻ 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是什么
《聊斋志异》,清代文言短篇小说集,是蒲松龄的代表作,在他40岁左右时基本完成,此后不断有所增补和修改。“聊斋”是他的书屋名称,“志”是记述的意思,“异”指奇异的故事。全书共有短篇小说491篇。题材非常广泛,内容极其丰富。多数作品通过谈狐说鬼的手法,对当时社会的腐败、黑暗进行了有力批判,在一定程度上揭露了社会矛盾,表达了人民的愿望。但其中也夹杂着一些封建伦理观念和因果报应的宿命论思想。《聊斋志异》的艺术成就很高。它成功地塑造了众多的艺术典型,人物形象鲜明生动,故事情节曲折离奇,结构布局严谨巧妙,文笔简练,描写细腻,堪称中国古典短篇小说之巅峰。
在文学史上,它是一部著名短篇小说集。全书共491篇,内容十分广泛,多谈狐、仙、鬼、妖,以此来概括当时的社会关系,反映了17世纪中国的社会面貌。蒲松龄的同乡好友王士祯则为《聊斋志异》题诗:“姑妄言之姑听之,豆棚瓜架雨如丝。料应厌作人间语,爱听秋坟鬼唱诗(时)。”士祯对《聊斋志异》甚为喜爱,给予极高评价,并为其作评点,甚至欲以五百两黄金购《聊斋志异》之手稿而不可得。但此书也有不合常理之处如:《医术》中载:“有病伤寒者,言症求方。张适醉,误以疟剂予之。醒而悟,不敢以告人。三日后有盛仪造门而谢者,问之,则伤寒之人,大吐大下而愈矣。”根据现代医学,伤寒最忌腹泻。
《聊斋志异》完成于清康熙十九年(1680年);在蒲松龄生前多以抄本流传,到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第一次由赵起杲在浙江严州刻印。
据说作者蒲松龄在写这部《聊斋志异》时,专门在家门口开了一家茶馆。请喝茶的人给他讲故事,讲过后可不付茶钱,听完之后再作修改写到书里面去,写成此书。
书中写的是一个花妖鬼狐的世界,写得最美最动人的是那些人与狐妖、人与鬼神以及人与人之间的纯真爱情的篇章。
《聊斋志异》是一部具有独特思想风貌和艺术风貌的文言文短篇小说集。多数小说是通过幻想的形式谈狐说鬼,但内容却深深地扎根于现实生活的土壤之中,曲折地反映了蒲松龄所生活的时代的社会矛盾和人民的思想愿望,熔铸进了作家对生活的独特的感受和认识。蒲松龄在《聊斋自志》中说:“集腋为裘,妄续幽冥之录;浮白载笔,仅成孤愤之书。寄托如此,亦足悲矣!”在这部小说集中,作者是寄托了他从现实生活中产生的深沉和孤愤。因此我们不能只是看《聊斋志异》奇异有趣的故事,当作一本消愁解闷的书来读,而应该深入地去体会作者寄寓其中的爱和恨,悲愤和喜悦,以及产生这些思想感情的现实生活和深刻的历史内容。
郭沫若评价说:“写鬼写妖高人一等,刺贪刺虐入骨三分。”
老舍评价说:“鬼狐有性格,笑骂成文章。”
一瓢儿侉子评价说:言鬼透入之深,可谓“鬼中少爷”
鲁迅曾经说过,《聊斋志异》是“用传奇法,而以志怪”。细按原意,当是指用传奇的表现手法,来表现志怪式的题材或内容,也就是接受了它之前的这种文言小说的优点,所以鲁迅把它列入了“拟晋唐小说”,正确地指出了它的渊源。
❼ 从《聊斋志异》说起,浅谈清朝“文字狱”对社会文化思想的统治有多厉害
清代文字狱是统治者为了强化思想压迫,巩固统治者的统治,加强文化控制而想出来的文化高压政策。清朝“文字狱”对社会文化思想的统治有多厉害?
第三个就是利用选择好的书本来控制人们的思想,以此来稳定统治。这样的结果就导致了很多人思想僵化,只会死板呆滞的读书,聊斋里很多的书生都是这样的。这导致了我们近代落后于西方实在太多太多了,我们国家现在都承认落后西方数十年,这个是一个多么可怕的数字!可见当年清代的这个文字狱是多么的可恶!
你觉得文字狱还有哪些危害呢?
❽ 《聊斋志异》的社会意义(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有什么呢
《婴宁》是《聊斋》中的一颗明珠。婴宁是蒲松龄着意渲染的宁馨儿。仿佛笑神似地,以欢乐的笑声对待惨淡的人世,以咤咤叱叱应付世俗的纷纭。蒲松龄不仅写出了她的天真娇憨、“狂而不损其媚”的性格,而且着力描出了那山中“笑矣乎”生活的环境。她诞生在比桃花源“芳草鲜美、落英缤纷”还要美艳的园圃之中。园外“乱山合沓,空翠爽肌”,园内“细草铺毡、杨花糁径”。她真有点像得山水灵秀之气的精灵。这不仅是对于美的颂歌,也当然地是对于“子夜荧荧”浓黑悲凉社会的否定。然而,出人意外的是这个可爱的婴宁,却干下了一件令人发指的“缺德事”。仿佛《红楼梦》里心狠手辣的王熙凤毒设相思局害死贾瑞般,将一位羡慕她美艳的邻人诱骗置之于死地。现代许多评论者因此说,这是蒲松龄一大败笔,破坏了婴宁的美(见黄秋耘《读婴宁》)。其实未必如此。
婴宁是蒲松龄理想中人物,但不是我们理想中的人物。她“出于幻域,顿入人间”(鲁迅评《聊斋》语),是当时生活的反映。生活中的活人,艺术反映中真实的艺术典型,即使在现代,也都没有十全十美的存在;正相反,《红楼梦》脂评说得好:“真正美人方有一陋处。”婴宁的形象,蒲松龄自指有两特点,一是“孜孜憨笑,似全无心肝”,二是“墙下恶作剧,其黠孰甚焉”。既天真又狡猾,是蒲松龄对婴宁的认识、对婴宁的设计。狡黠是婴宁的陋处,也正是婴宁的真处和美处。婴宁一方面出生于幽谷,受育于鬼狐,不审三从,不知四德,无视长幼之序,不用进退之仪,用笑声蔑视一切,用笑声动摇一切;一方面嫁入人间,依从文士,既畏狱之酷,又恪守男女大防的封建道德,轻施颦笑,严惩意淫。她是无法跳出当时社会环境的,既有所突破又无法脱离的真正的美人。人狐交配而生的婴宁如此,完狐所生的小翠(《小翠》)也如此。小翠几乎与婴宁一样美貌绝伦、天真绝俗,然而不是也毫无怨言地听凭母亲之命送给了一个连人事也不知的痴儿么?这难道不是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封建糟粕?蒲松龄只能根据生活,根据生活给予的理想来塑造人物。他的杰出才能正表现在婴宁的复杂性上。婴宁形象的复杂性正是作家忠实于生活的创作方法的胜利。说婴宁的“缺陷”应去除,不但是求全之毁,更是脱离历史实际的要求。
婴宁除了这件“缺德事”外,更有一次值得注意的悲啼——哭求丈夫为母迁葬的。这悲啼是我们了解婴宁性格复杂的原因,认识婴宁天真狡黠之间关系的钥匙。我们容易被婴宁的笑声所迷惑,但她其实不仅是个天真娇憨的姑娘,只把生活看成是欢乐,更是深沉早熟的姑娘。笑是她试探人生、应付生活、取得胜利的手段。她自己解释由笑转为零涕时说:
曩以相从日浅,言之恐致骇怪。今日察姑及郎,皆过爱无有异心。直告恐无妨乎?妾本狐产。母临去,以妾托鬼母,相依十余年始有今日。妾又无兄弟,所恃者惟君。老母岑寂山阿,无人怜合厝之。九泉辄为悼恨。君倘不惜烦费,使地下人消此怨恫,庶养女者不忍溺弃。
她对至亲又兼阿婆的老人,甚至对同床共枕的情人尚如此不肯轻易袒露,尚必待仔细审查后方倾诉内心的愿望,婴宁的心灵是何等的深沉,何等的细致,又何等的善于控制啊!蒲松龄说:“至凄恋鬼母,反笑为哭,我婴宁殆隐于笑者矣。”婴宁是位岁月雕成的“笑面人”。她独居幽谷,披萝带荔,仍然拂不去社会中尔虞我诈的尘埃,不得不罩上“笑”的面纱。这可见社会摧残人性的力量是多么无孔不入,多么强大。这正是其性格产生的社会根源,婴宁天真狡黠的出发点。
尽管封建社会有如此强大的力量,但是婴宁以一介弱女仍然获得了胜利,这当然是由于蒲松龄热爱她的原故。蒲松龄为什么偏爱她,赋予她最长的篇幅?是由于她不仅是位天真可爱的少女,更是一位美女,更是一位想能以女代男完成母愿的奇女子。婴宁对丈夫的哽咽陈词实际上是哈姆雷特式震撼人心的内心独白。前人久已指出一部《聊斋》可以概括为“惩恶扬善”四个字,然而《聊斋》中惩恶更是为了扬善。一部《聊斋》中的善最主要的正是“孝”。孝是贯串于《聊斋》始终的,是至高无上的。婴宁身为狐仙之女,却生受父母的遗弃,长承山村雨露,完全是底层农民的凄苦无靠生涯。鬼母收留,正是相濡以沫的农民同情心的表现。她正是为了使鬼母能有所依栖才远出踏青,才破愁为笑,才在姨兄王子服前明骂似贼、暗送秋波;引来了王子服后又故作痴呆,不解共寝,甚至似知非知,似痴非痴地说出:“背他人何得背老母”,以暗示老母在她心中的地位。正是这一点孝情,成为婴宁一切言行的指南。但是应指出,婴宁生于幽谷,实是农民的儿女,她的报恩孝道不是封建士大夫所提倡的“忠孝不能两全”忠高于孝的孝道,而是农民的“养儿防老”理想的孝道。农民身处穷僻尤其重视劳动,非只为继承香烟重视男子;婴宁想以弱女代男的理想正是当时农民,特别是劳动妇女理想的体现,也正是对当时农村中迫于生计溺弃女婴的批判。这是婴宁形象的光辉所在,也正是《婴宁》这颗明珠的夺目之处。小翠几乎与婴宁一样美貌绝伦、天真绝俗,然而不是也毫无怨言地听凭母亲之命送给了一个连人事也不知的痴儿么?这难道不是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封建糟粕?蒲松龄只能根据生活,根据生活给予的理想来塑造人物。 ...
❾ 聊斋研究历史及现状
《聊斋志异》研究自20世纪80年代兴起,至今已走过了近30年的历程,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笔者从评点文本的整理与考辨、评点的思想价值、小说理论价值、评点家、评点史等方面,对这30年的成果进行爬梳整理,力求作出客观的评述,并提出目前研究存在的不足及需要解决的问题,希望对《聊斋志异》评点研究有所推进。
古代的文人墨客,读书时经常在句里行间,书头文尾,加以简要的评语或施以丹黄圈点,用以品藻诗文,抒发体会,人们把这种形式称作“评点”或“评注”,是中国特有的文学批评形式之一。由于其表现形式零碎、不成系统、故一直以来被遗忘在历史尘埃里。直至20世纪80年代,随着思想的解放和认识的逐步深入,随着对“如何处理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问题”的深入讨论,人们才将关注目光投射到评点这一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学批评上来。《聊斋志异》评点研究就是随着这股思潮涌现出的新的学术课题。
通行的是:将与作品连为一体的批评称之为“评点”,其形式包括序跋、读法、眉批、旁批、夹批、总批和圈点 [1] (P6)。可以看出,与文本紧密结合的批评是评点的主体,鉴于此,对于只以单篇形式独立存在、没有批语与之相呼应的序跋为对象的研究文章,本文暂不收录。本文从评点文本的整理与考辨、评点的思想价值、评点小说理论价值、评点家、评点史、评点形式等方面,对近30年的《聊斋志异》评点的研究现状进行爬梳整理,力求作出客观的评述,并提出目前研究存在的不足及需要解决的问题,希望对《聊斋志异》评点研究有所推进。
一、
在古代,小说地位无法与正统的诗文相比,因而依附于它的“小说评点”,其处境可想而知。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有大量小说评点者的真实姓名湮没无闻,能够刊刻随原著一起传播的评点本毕竟有限。未被发现的评点本尚且不论,就是被公认为《聊斋志异》评点大家的冯镇峦和但明伦等评点本的相关资料也十分有限。因此,对评点本的搜集、整理、考辨工作就显得非常重要。[2] (P1-12)、[3] (P75-92); [4] (P78-87)虽然王渔洋在《聊斋志异》的传播及评点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但由于小说原著版本的复杂性及传抄过程中的偏差,导致王渔洋评点也出现异文。如万隆 [5] (P85-93)认为王渔洋批语为32条,而王清平 [6] (P111-115)则坚持是36条。后者立论翔实,论据有力,故较为可信。《〈聊斋志异〉“王评”考述》 [7] (P13-19)一文,对王渔洋评点写作时间、蒲松龄抄录王评的形式等加以考证。以上三篇文章无疑为我们认识王士禛评点之原貌有重要作用。除此之外,张菊如《王批〈聊斋志异〉评价》 [8] (P120-128)发现有正书局排印出版的《原本加批〈聊斋志异〉》的付排印本是《王批〈聊斋志异〉》,只不过被增删篡改过。杨海儒 [9] (P136-155)亦对“有正本”提出了质疑,认为有正本已非蒲著之原貌,而是经过书商的篡改。这两篇文章均是经过细心考辨得出的结论,对正确认识“有正本”之发展演变有指导作用。
总的看来,关于评点本的整理考辨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这只是冰山一角,有待解决的问题还很多,需要广大学者同仁的继续努力。
二、
该文将评点放到但明伦所处的历史环境中去考察其价值,无疑有新颖之处。汪庆元《〈聊斋志异〉方舒岩评点初探》 [12] (P85-98)认为方评多是触时事而发,他以强烈的爱憎赞扬了具有反抗精神的人物,批判了封建统治势力、封建知识分子的软弱,小市民的虚荣及其封建道德观念等等。可见方评的批判力度与广度要超过其他诸家。该文持论中肯,论证严谨,具有参考价值和认识价值。
21世纪以来关于思想方面的学术成果虽然比较少,但研究视角有所拓展。如张稔穰《冯镇峦、但明伦等对〈聊斋志异〉思想内容的评点》 [13] (P75-83)认为但明伦、冯镇峦等人的评点与金圣叹的小说评点比较起来,更重视对作品思想内涵的挖掘。他们评点的依据是儒家的伦理道德,评点内容涉及作者立言本旨、作品中人物言行心理、作品写到的社会现象等许多方面。陈昌茂、毛翔《论〈聊斋志异〉但明伦评点本中的孝悌思想及其现代价值》 [14] (P72-77)一文,从对但明伦其名的阐释入手,对“孝”和“悌”进行分类并加以评述。文章的可贵之处在于作者试图挖掘但明伦关于“孝悌”思想的现代意义。另外何金文、董玉洪、张文、张四妮等文,王先霈等人的专著中间偶有涉及,兹不赘述。
三、
从文学理论的角度观照小说评点,是当今小说评点研究的重要领域,也是研究比较深入的部分。关注的焦点大致集中在评点包含的创作动机、篇章结构、艺术形象塑造等方面。对这些问题的讨论有利于深化《聊斋志异》的研究,对中国古代小说理论、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亦有重要意义,也是我们当下建设有中国特色文学理论值得参考和借鉴的对象。如孙一珍 [10] (P282-310)总结出但评关于艺术创作的八大辩证关系、塑造艺术形象的十种笔法等,是较早进行《聊斋志异》评点研究的成果之一。盛瑞裕 [11] (P340-353)的《聊斋但评特色之我见》承袭了孙一珍的思路,他将艺术形式分为文法和章法两种,与孙一珍的分法多有交叉。赵馥的《但明伦小说鉴赏体系之研究》 [15] (P93-98)一文,一改视评点零散琐屑、无系统的观点,从鉴赏家审美情感之再现、聊斋艺术美之升华、立体化的审美鉴赏体系、聊斋艺术客观效应之反馈等四个方面阐述了但评的审美体系。这篇文章立论严谨,论据明晰,观点新颖,深化了对但明伦评点的系统化研究。
《冯镇峦评本〈聊斋志异〉初探》 [16] (P83-89)认为冯氏是把《聊斋志异》当作“小说”来分析和批评的,准确地把握到了生活真实与艺术虚构之间的关系,为冯镇峦其人其事其评点的研究开了一个好头。在《明清小说评点中的“另类”——冯镇峦、但明伦等对〈聊斋志异〉艺术规律的发掘》 [17] (P123-130)中,张稔穰先生指出:在小说理论史上,冯、但等人对《聊斋志异》的评点第一次肯定了文言小说集体例驳杂的合理性及其审美意义。他们指出了《聊斋》故事的“虚构”特色,分析了“志异”产生的深层原因,挖掘出了蒲松龄塑造鬼狐形象的特点及主要方法,并对一些独特的“文法”进行了分析和命名。该文材料丰赡,论述详尽,是一篇有重要学术价值的研究成果。
四、评点之传播价值研究
小说评点的兴起和发展是以推动小说的商业传播为其主要目的,评点几乎成了小说传播的一种促销手段。《聊斋志异》评点的繁荣也离不开这个原因。以往人们只关注评点的理论价值,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研究视野的扩大,研究方法的增加,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进行除理论价值以外的其他价值的研究,如传播价值。盛瑞裕 [11] (P340-353)先生独具慧眼,他认识到了评点的传播价值和商业价值,认为《聊斋》评点,往往能因评点家的真知灼见而一语中的,起到“传作者苦心,开读者了悟”的作用,成为沟通作者和读者心灵的桥梁,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和不容低估的存在价值。文章对这个问题虽着墨不多,但把握准确。这对《聊斋志异》评点的多视角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进入21世纪后,小说评点传播价值的研究进入了一个蓬勃发展时期。据谭帆先生认为,小说评点的传播价值大致表现为内外两端。就外在现象而言,表现为小说评点对小说的传播和普及的促进;就内在形态而言,则表现为评点本身在欣赏层面上对读者的阅读影响和指导作用 [1] (P117)。张文 [19]主要着眼点是但明伦评点对读者阅读的影响和指导作用,是内在形态的研究。黄晓明 [30]则着眼于评点的外在现象,强调评点活动对《聊斋志异》的文本的改动,以及其地位的不断攀升中所起的作用。
五、评点家研究
评点家研究是评点内容研究深化的表现之一。关于评点家的生平资料,疑问颇多,鲜有详备者。故近年来,一部分学者致力于评点家其人其事的考证。八十年代,孙一珍和盛德瑞的文章中对但明伦其人其事有所涉及,但都未作深入考察。九十年代以后这种情况有所改变,如吴丕的《但明伦小传》 [31] (P83-87)和寇金富的《著名聊斋评论家但明伦》 [32] (P35-37),就是专门介绍但明伦的文章。吴先生以历史的眼光,重新审视但明伦其人其事,在肯定他文学造诣的基础上,对历史上把但明伦誉为“名贤”和“了不起的军事家”这一观点提出异议,并举出大量的事实证明其“交易退敌术”的荒谬,目的在于让人们了解真实的但明伦。寇金富则恰恰相反,他是以赞扬为基调,对其所犯过的历史错误则一笔带过而着重肯定其评点《聊斋志异》所作的贡献。在继承了前人成果的基础上,山东师范大学张文 [19]又向纵深挖掘,他根据《清朝贡举年表》、《清朝御史题名录》、《广顺州志》、《清史稿》等文献资料,撰写的《但明伦论》一节,论据充足、可靠,论证逻辑严谨,可以看作是关于但明伦比较详细、客观、公正的考述,显示了较高的学术功底。
何金文、胡邦炜的《冯镇峦评本〈聊斋志异〉初探》 [16] (P83-89)是研究冯镇峦评点的早期成果。关于冯镇峦其人其事其文,有简短介绍,认为“在四川清代的学术史上,冯镇峦无疑是一个值得发掘的人物。”关于冯镇峦的籍贯,学者们一般根据其在《读聊斋杂说》“涪陵冯镇峦远村氏”的落款以及《喻序》推出:冯镇峦,字远村,涪陵人。涪陵究竟何指?研究者一般认为是今四川涪陵。据李胜、张勤 [26] (P134-137)考,冯镇峦之籍贯“涪陵”,乃用隋唐及宋时古称,实为当时之合州即今日之重庆合川。材料有据,考辨有力,表现出了其相当的学术功力。
《聊斋志异》方评的出现比较晚,关于其作者方舒岩,后人知之甚少。汪庆元的《〈聊斋志异〉方舒岩评点初探》 [12] (P85-98),根据评点对其籍贯及其评点年代作出了初步推测:方舒岩,浙江淳安县人,他评点《聊斋志异》应该是嘉庆十六年以后的几年间中的事情。关于方舒岩的研究有待于史料的进一步发掘。吕扬、张菊如、刘世德及董玉洪、孙虎堂、黄晓明、张四妮等人论文中均对部分评点家生平有所介绍。
六、评点史的研究
不容置疑,科学每前进一步,都是以继承吸收前人成果为基础的,因此对清人研究成果进行爬梳整理是十分有必要的。吕扬的《〈聊斋志异〉研究史话》 [33] (P90-94)、赵伯陶《读〈聊斋〉札记——〈聊斋〉清人旧评刍议》 [34] (P71-83)、黄洽的《自出手眼,别开天地——清人〈聊斋志异〉的评点述说》 [35] (P72-75)等均是运用历史研究的方法,宏观介绍了清代《聊斋志异》的评点情况或研究情况,但论述各有侧重。吕扬以宏观的视野,把《聊斋志异》三百多年的研究史进行梳理,将其分为三个时期:一是为“志异”正名时期。如高珩、唐梦赉等人对“子不语”派的批判;二是从《聊斋志异》成书到冯评出现,这个时期的评点和评论大多是放在对蒲的创作意图和小说艺术成就的探讨上;三是评点期。这个时期评点本大量出现,对《聊斋志异》展开了全面的研究。黄洽则是从评点内容着手,将清人《聊斋志异》评点也分为三个方面,分别是为《聊斋志异》正名、对小说思想价值的揭示、对小说创作特色的分析。这两种分法各有其合理之处,对我们系统了解《聊斋志异》评点的总体概况有一定帮助。
据盛伟 [36] (P75-80)先生统计,现存《聊斋志异》评本有十六、七家之多。其成就孰高孰低,人们议论纷纷。如何用一种较为合理的标尺为参照物,去衡量各家的成就与价值?赵伯陶找到了“小说评点派”这把尺子。他从小说评点派的角度观照诸家评点,认为王渔洋与冯镇峦、何守奇、但明伦三家不同,是文人兴之所至下的笔墨,而三家评点亦各有轩轾。冯评重在宏观把握,但评显示了卓越的艺术鉴赏力,往往于微观之处见精神。何评较冯、但二家为单薄,但其闪光之处也值得玩味。综观四家评点,作者可谓是抓住了它们的主要特色。亦有学者就某一家评点的研究情况进行梳理分析,比如张文的《但评研究综述》 [37] (P8-11),就是针对近30年但明伦评点研究成果的归纳总结。
七、评点形式的研究
近30年关于“评点”批评方式本身特征的研究成果较少,主要集中在对评点形式、评点方法的探索与总结以及评点语言特色等问题。评点具体形式包含哪些,历来观点不一。如黄晓明 [30]认为《聊斋志异》评点的形式包括:1、序跋;2、边缘批语;3、行间批语;4、本文后总批,包括作者自评;5、强调符号;6文后附录;7、插图等。笔者认为这种分法将评点的外延过度扩大,消解了“评点”之所以为“评点”的特性。孙树木《浅谈冯镇峦对〈聊斋志异〉的评点》 [38] (P69-71)一文中,对冯评中大量的夹评予以观照,并归纳出比较法、比喻法、借用法等冯镇峦常用的评点方法。对于各家评点的语言特色,亦有学者关注,如张文 [19]对但明伦评点语言的特色的挖掘,认为但评有“评点细致、富有层次、语带禅机、幽默风趣、擅长譬喻,有详细的论述”等诸多优点。张四妮 [20]归纳总结了冯镇峦叙事简洁、喜用典故、语言容量大的特点。与其他问题相比较而言,评点形式的研究有待于进一步的拓展。
八、影响评点的文化因素的研究
文学是文化之花。文学的发展离不开孕育其的土壤——文化。因此,从文化学的角度来研究和审视《聊斋志异》诸家评点,是研究走向深入的表现,也是研究向多元、现代发展的必然趋势。这一视角较少为人注意,值得认真研究。
今之学者蒋玉斌 [39] (P95-98,111)打破以往研究“只关注评点本身的拘囿”,将关注的目光扩展到整个清代的文化史,特别是清代的学风。认为清代的经世致用、考据、崇尚古文之风深深影响了《聊斋志异》的评点。他指出“在清代学风的文化背景之下观照《聊斋志异》评点,有利于我们更加深入地把握《聊斋志异》评点的理论价值,并进一步探讨小说评点(尤其是文言小说评点)在理论史上的独特地位。毋庸讳言,这也有利于我们准确而深入地理解饱含蒲松龄‘孤愤’之情的《聊斋志异》的深刻内涵。”文章视野宽广,阐释精深,论述详密,考证谨严,达到了很高的学术水平,是不可多得的佳作。
董玉洪 [40] (P86-87)亦是从文化层面上去探索影响《聊斋志异》评点勃兴的文化背景及原因,他指出:小说评点形式的成熟和《聊斋志异》本身批判现实和崇尚真情的题材魅力共同促成《聊斋志异》评点的勃兴及广泛传播。将《聊斋志异》评点放在小说评点史、清代的文化史、思想史的三维坐标上去予以定位,这样的尝试有利于正确认识和评价《聊斋志异》的价值。除此之外,黄晓明、张四妮等人的文章也涉及到了这一问题。
九、回顾与展望
近三十年来,《聊斋志异》评点虽然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其中不乏见解新颖、学术价值较高的论著。但是,我们也应该清醒地看到,研究中存在着明显的不足,有些论文缺乏对研究的推进作用和对他人的启发意义。研究中存在的许多问题还有待深入探讨,甚至有待于新的突破。
1、新资料的发现和整理。文献资料的挖掘、整理和利用是学术研究的基础,资料的突破往往会带来研究的新进展。《聊斋志异》一些评点本尚有许多相关基础资料不详,存在大量可以挖掘的空间,因此还需要学者们进一步的努力。
2、研究范围的进一步拓展。探究范围的大小与研究的深度与广度有直接的关系。既有的成绩并不表明我们的研究范围已经穷尽了。因为客观方面,有许多材料有待发掘或正在被不断发现;主观方面,与研究者的思维、视野的转变和拓展有关系。以现有成果来看,新世纪以来,研究者们往往将目光锁定在冯评、但评上。而其他各家有的仅仅是整理出来而没有人去研究,有的至今为止只有一篇概括性介绍的文字,我们理应发掘其有价值的资源。
3、更新和改进研究方法。已有成果大多从小说理论角度看评点,对其丰富的文化内涵缺乏关注。评点在中国小说史上虽然是以“批评”的面貌出现的,但其实际所表现的内涵远非文学可以涵盖。今之学者应当建立在对新学科、新方法吸收的基础上,把小说评点从以往纯作理论批评研究的狭隘视角中解放出来,研究影响《聊斋志异》评点产生的文化、社会、经济等因素,把握其多重的文化价值。
十、结语
小说评点是中国特有的文学批评形式,对其进行系统的梳理和研究必定会推进中国小说理论的建设和特色文学理论的建设。《聊斋志异》是中国古典名著之一,在国际上也有重要的影响。关于它的评点理应得到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