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体制史

『壹』 原始社会史的科学体系是怎样建立的

原始社会是世界上一切民族在其发展初期所必经的第一种社会形态,在人类历史上具有特别重要的地位,它的建立为人类后来更高的发展阶段奠定了初基。

『贰』 科学通史里面，英国科学体制的特点是什么

题目是不是特点的，你选那三个才是对的~

『叁』 科学社会体制化 麻烦解释下

现代科学技术的存在和发展对政府和企业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科学技术与国家政府和企业以何种方式进行结合就形成了各个国家的科学技术体制。本文论述了现代科学技术的体制化社会本质。关键词现代科学技术社会体制化科学技术作为企业大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是与其他子系统联系，相互作用和相互制约中存在和发展的。政府和企业对科学技术的存在和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科学技术的存在和发展对国家和企业的发展同样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现代，科学技术与国家政府和企业进行何种结合方式就形成了一个国家的科学技术体制，科学技术变成了国家的事业。l科学技术的社会体制化本质日本学者广重彻认为，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体制化实际上是以国家为中心的科学技术、国家、企业的三位一体化。第一，现代科学技术已经变得规模巨大。没有国家的支持，其生存就难以维持。第二，科学技术对国家在经济、军事、外交甚至社会理想的实现等方面的重要贡献是国家支持科学技术发展的理由所在。第三，科学家的一部分进入国家政府充当行政官员指导国家的科技工作，为国家的科技事业出谋划策，直接地为国家贡献力量。而企业对科学技术的重视虽然由来已久，特别是二战以后企业开始大规模地、有组织、有计划地开展研究开发，积极地把科学技术内部化、资本化，为科学技术的发展提供大量的资金支援。科学技术的社会体制化是一个不断演化的历史过程。本世纪70年代以后，新技术革命的成果使得国际贸易、跨国投资等超越国境的经济活动更容易、更方便地进行。进入本世纪80年代，发达国家以及亚洲新兴工业国家(肥醪)企业的海外投资变得空前活跃。世界各国的经济相互依存进一步加深，与此同时各国政府的民族保护情绪也在高涨。世界市场的形成，特别是跨国企业的大量出现，企业和国家的关系也随之发生了改变。企业和国家的关系不能只在一个国家的范围内进行考虑，企业变成了一种横断国家的存在，国家间的关系自然要受到企业的这种性质的影响。在这样条件下，科学技术的性质和功能更多地依赖于国家和企业。科学技术的社会体制化形态也发生了改变，日本学者广重彻的科学技术、国家、企业三位一体化的科学技术社会体制化模型不再能说明这种情形。
日本学者泽田芳郎认为国家与企业围绕现代科学技术发生了互相干涉。从世界市场观点出发，海外研究开发、技术贸易等企业经营战略的实施，和从综合国力观点出发，对产业技术力量的重视，有关科学技术的国际间制度调整等国家作用的发挥，使得作为思想的民族主义、世界主义和作为组织的国家、企业之间的关系变得错综复杂。对科学技术的体制化形态来说，产生了以企业为主的横断型和以国家为主的保护型两种形态。也就是说受国家和企业互相干涉的影响，科学技术的体制化形态发生了分化，即国家体制化或企业体制化的特征变得更明显。其实无论国家化还是企业化的科学技术体制中，科学技术人员或者以政府公务员或者以企业职员的身份从事研究开发活动。这些组织的工作规范已经成为其必须遵守的准则，如国家的安全优先原则和企业的商业利益原则。相应于科学技术体制化形态的这种改变，日本学1999年第6期33者中山茂和吉冈齐分别对科学技术重新分类。中山茂以评价者为标准把科学技术分为纯科学、产业化科学、体制化科学、公共科学四类吉冈齐以出资者为标准把科学技术分为军事科学、战略科学、公益科学、纯科学、企业科学、爱好者科学和批判的科学等七类。在中山茂和吉冈齐的科学技术分类中，都把国家或政府系列的科学技术和企业的科学技术作了区分，这表明科学技术、国家、企业已不再是社会体制化上的三位一体。尽管还存在着其他各种体制形态的科学技术，但国家体制化和企业体制化的科学技术占主导地位。国家体制化的科学技术表现为科学技术的国家行政化。首先是国家每年对科学技术的拨款预算其次是科技行政机构，包括科技政策制定、执行和评价机构，执行机构又包括科技信息机构、研究开发机构和组织管理机构等。企业体制化的科学技术在企业内部也有了相应的组织机构，如企业研究所和研究开发部、研究开发型企业等。2高技术的引入高技术是科学技术发展的前沿，也典型地反映了现代科学技术与国家、企业的关系。
如果说世界市场的形成加深和扩大了国家和企业之间的矛盾、国家的科学技术和企业的科学技术也开始显示出较大的差别的话，那么高技术的出现则使国家与企业的关系又变得越来越密切。高技术把国家和企业的关系密切、统一起来的原因在于高技术的军事、民用的二重价值高技术的高投资、高风险高技术的深厚广阔的现实和潜在的利益。高技术的高投资、高风险使得企业乐于与国家合作，与国家联合开发高技术，以争取国家技术、资金和政策的支持，降低和转化风险。
其实世界市场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在世界市场竞争的企业与其说是单纯的作为经济单位活动的企业，不如说是带着某一国家、民族的特点和背景的企业。如果说在国内企业问竞争时政府是裁判员的话，在世界市场上企业竞争时，企业问冲突的解决往往求助于国家政权和在各国政府协调下成立的国际组织和国际条约，国家变成了本国企业的后盾。3政府、企业之外的科学技术在制度化了的科学技术之中，还有另外一种比较主要的存在和活动形式，其实也是最早的科学体制化形式即学会和大学。随着科学研究费用变得日益昂贵和科学技术对国家和企业变得日益重要，这种形式也越来越多地受到了国家和企业的影响。国家和企业、大学教授担任政府或企业的顾问、进入政府变为官员、自己创办企业等也密切了大学与政府、企业的联系。
这种联系也就会把政府和企业的特点带进大学。
实际上，大学与政府、企业的关系因国家不同而异。英国把科学视为高尚学问的国家，大学与政府，特别是与企业的关系就不很密切美国把国家安全视为首义，与政府和军工企业密切合作的大学与一般的工业企业的关系就平平淡淡日本的国立大学从创建之日起就以服务于国家利益为宗旨，政府的科研经费也主要提供给这些大学，大学教授对政府科技政策也有较强的影响力。现代学会与其主持的学术刊物是成果和同行评议的基地，也是科研成果极易被无偿取用的场所。由于发表的研究成果有可能被其他国家或企业利用，日本研究人员通常在申请并获得专利法保护之后在学会或学术刊物上公开其成果。美国政府则扩大了以专利法为中心的知识产权法适用范围，如把关于未来汽车的设想、线性规划方程解法和遗传因子结构发现等都列为保护对象。4市场与科学技术在市场经济国家，国家政策主要是维护市场的正常运行，在市场机制失败的情况下，政府通过政策予以补救：当市场机制带来的后果危及社会和生态利益时，政府会通过政策予以矫正和限制。科学技术活动有着科学上的不确定性和市场的外部性，无论科学技术的研究开发活动是否成功都无法用市场价值规律给与适当的衡量。事实上，在科学技术社会体制化以后，市场或企业的科学技术只是科学技术存在和发展的一种重要形式，另一种重要形式是国家或政府的科学技术。对于这样两种不同形式的科学技术，国家所使用的政策自然也不会完全相同。国家的科学技术是国家政策的直接执行者，或者说是国家科学技术计划的实施者，衡量其成功与失败是国家利益甚至是国家长远利益，而非短期的市场利益。企业的科学技术在研究开发时面临着科学上的不科技管理研究确定性和市场的外部性，企业的科学技术所面临的问题是政府采取政策的基本依据。这些政策的内容是：以专利法为代表的法律保护企业科技活动成果以反垄断法为代表的法律维护市场公平以政策金融、政策财政的资金手段引导、刺激企业的技术创新积极性直接介入非商业利益领域进行研究开发、为企业研究开发提供知识支持加强普通教育和专业教育，为企业提供高素质的作业人员和科技人才设置先进的实验设备和信息中心为企业提供基础研究设施和全方位的信息服务积极开展外交，为企业创造良好的国际市场环境和国际竞争条件制定相应的法规，限制企业的不利于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的技术创新技术、产品标准规格的制定，激励企业在研究开发上与国家的合作在许可的范围内，积极推进国家科技成果向企业的扩散。5国家与科学技术通常认为y．鼬的(科学——没有止境的前沿'(1945)是现代意义上第一篇讨论科学技术政策重要文献，这篇提交给当时美国总统的研究报告提出的“科学研究是国家财富”的观点成了美国战后科技政策的思维起点。
在随后展开的冷战格局中，科学技术对国家的意义是“确保相互摧毁”，国家对科学技术的意义是提供大量资金和建立研究开发及科技管理体制。冷战期间科学技术是以“核”和“宇宙”为中心发展的巨大科学，科学技术政策的研究主要围绕“核”和“宇宙”与国防和外交的关系进行。冷战后期及冷战结束后，国家与科学技术关系研究的视角也从政治转移到了经济。在当今和平与发展的时代，技术经济竞争和合作变为国家关系的基调，美国的科学技术政策被组织在国家竞争力政策的框架中，日本的科学技术政策表现在科学技术立国的理念上，中国的科学技术政策集中于“科教兴国”的战略里。国家与科学技术的关系在军事领域之外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也就是说，国家与科学技术的关系进入了空前的密切状态。80年代初期美国国家政策的两个重要概念是高边疆(1982)和高技术(1983)，如果说前者所指的是军事安全意义上的国家战略，后者的经济技术含意则在冷战之后变得越来越明确、越重大。目前，以高技术为主题的国家问的竞争触发了国家与科学技术关系研究的又一轮高潮，而国家与科学技术关系研究的深入也为国家间的高技术竞争提供了理论基础。科学技术政策的研究和制定受到了高度重视，高技术竞争和国家与科学技术关系研究已经形成了互动共进效应。
美国学者0舸认为，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以低廉工资和丰富资源为基础的比较优势贸易理论已经无法解释现在的国际经济技术竞争局面。第一，微电子、新材料、信息等适用范围广泛的技术的采用，使得上述的比较优势不再具有以前那样的意义第二，教育和交通、通讯等社会基础设施在发达国家之间已经没有很大的差别，基于这种差别之上的比较优势也已不复存在第三，经济全球化使得原材料、设备、服务等生产要素的移动容易进行，“大量的生产要素实际上是流向能够使它们开花结果的地方”。因此。胁强调，和廉价劳动力、丰富资源相比高效率的技术创新系统更是决定国家竞争优势的主要原因，也更能说明现在的世界竞争形势。鼹幽抗万的“迅速转化”强调，在科学技术高速发展的今天。
国家之间的关系变得比以前密切和敏感得多，国际社会共同面临的问题如核管理、环境、能源等也需国家间的合作才能更好地解决，与其他模型相比，突出了合作的意义。乃的国家技术创新系统表达的是技术创新与国家制度的适应关系。
现在进行的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高技术创新，其影响的广泛性会引起国家制度的相应改变，如果没有制度的积极响应，高技术的作用也不能得到充分发挥。弗里曼还提出了国家对技术的主动选择能力，即技术是一个动态发展系统，它并不是改变经济社会的唯一因素，国家不可能也不必要把目前所有的技术都纳入技术创新的过程，国家选择技术创新应该着眼于将来的国家发展目标。
呢玉文雄则认为日本、美国在一些领域竞争优势的改变实际上是高技术范式转型的一种表现，日本的文化、社会和技术创新机制和新的技术范式的符合，带来了日本在微电子等领域的竞争优势。呢玉文雄从企业形态、事业形态、研究开发、技术开发、技术创新、技术普及、国际合作等七个方面论证了技术范式已经或正在发生改变，国家竞争力取决于对技1999年第6期科技管理研究35关于开展科技统计信息咨询业务的思考周虹(广东省科技情报研究所)提要本文分析了科技统计咨询的两大目标市场，指出统计咨询市场广阔，重点是政府决策咨询和企业管理咨询，为政府宏观决策提供科学依据，为企业微观决策和经营管理出谋划策。进一步综述了科技统计咨询业务的若干层次内容及主要方法。关键词科技统计信息咨询科技决策l科技统计咨询的目标市场分析统计方法正广泛应用于社会、经济、科技、环境以及管理等各个领域，统计学已成为国家一级学科。统计咨询服务就是各类统计机构和统计人员，按照用户的咨询项目，运用统计方法，搜集和提供统计信息或利用已掌握的统计信息资源，深入开展综合分析和专题研究，为决策和管理提供各种可供选择的咨询建议与决策方案。由于统计咨询服务具有数量性、全局性、综合性的特点，无论宏观决策、微观管理、招商引资、人民生活，都广泛需要统计咨询。科技统计咨询服务在科技咨询产业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划策。1995年1月国家统计局和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联合颁发统计信息咨询服务管理暂行规定，是我国统计咨询服务业走向有序的重要开端。
统计工作正朝着产业化、商品化、社会化、国际化方向发展。1．1为政府决策咨询服务。科技统计咨询服务是科技决策的信息支撑之一，是科技决策民主化发展的必然要求。最近，中共广东省委、广东省人民政府颁布了关于依靠科技进步推动产业结构升级的决定)，明确指出：“改革科技行政管理体制，各级政府科技行政管理部门要转变职能，由过去主要管理科技系统的科研工作转变为管理全社会的科技进步，从科技系统内部的小循环进入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循环”。这标志着科技管理、科技宏观决策将越来越依赖有关的统计咨询市场广阔，重点是政府决策咨询和企业科技咨询工作的成效，科技统计工作、科技统计咨询管理咨询。
科技统计咨询服务既可以为政府宏观决策服务越来越具有更为广阔的业务发展空间。
以省科委提供科学依据，又可为企业微观决策和经营管理出谋高新技术产品统计为例，在统计分析中引入“数据仓术新范式的理解力和在此基础上的行动力。
以上四个模型所强调的现代科学技术的特点，包括了各个国家政府或企业采取有力措施促进科学技术发展和协调科学技术子系统与社会大系统的关系的依据。因而科学技术政策实际上有三个方面的意义。一是促进科学技术发展，二是推动科学技术在社会各个领域的应用，三是协调科学技术与社会的关系、

以示参考

『肆』 如何看待科学体制化在近代科学发展中的作用

一、 科学体制化的含义
1．科学的制度化与科学体制化的区别
从世界范围来看，科学的制度化大约开始于19世纪上半叶，其主要标志是：（1）科学技术教育机构的出现；（2）职业科学家集团的形成；科学的制度化把人类文明奠定在科学技术的基础之上，使19世纪成为真正科学的世纪。
19世纪的科学虽然已经走向制度化，但科学与产业，国家的关系还处于一种比较松散的状态。进入20世纪特别是经历两次世界大战之后，科学已经成为整个社会体制的有机组成部分，它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是支撑国家的政权，维持现代社会的一个内在关键因素。另一方面，整个科学活动又全面地依存于社会体制。在今天，科学是潜存于生产力之内一个非常积极活跃的因素，同时随着科学和技术间的距离的缩小，科学与产业间的联系与合作日益加强。国家则有意识地协调着科学和产业以及为这二者服务的教育事业的发展，使科学不仅成为发展经济的杠杆，而且也是体现国家综合实力，从事外交活动的武器，维护意识形态的手段。日本科学史家广泛从世界范围考察了科学、产业、国家这一新格局，把它称作科学的体制化，并认为它的基本标志是：科学、产业、国家的一体化。
2．衡量一个国家的科学发展水平的两个标准
科学时代的到来不光是依靠科学知识本身的积累、进步，还取决于支持科学的整个社会体制和各种文化条件的完善程度。因此，衡量一个国家的科学发展水平，可以有两个不同的标准：（1）知识的标准，即科学知识本身的创造性成就；（2）社会的标准，即科学得以维持的经济、政治基础和各种文化条件，在当代则集中地表现为科学的制度化、体制化的程度。

『伍』 科学的体系结构在历史发展中有哪些变化

可能是最早提出“万有之本，古希腊的哲学家，包括亚里士多德在内，必涵其因”论点，以及用抽象的哲理尝试敲解大自然奥秘的思想家。当然，对于现代读者而言，许多仍旧存留下来的思想是蛮有道理的，但并没有无懈可击的数学理论与对照实验来阐明和证实。而这些方法乃现代科学，如经典力学，能形成的最基本因素。开普勒是第一位要求用因果关系来诠释星体运动的科学家。他从第谷·布拉赫对火星的天文观测资料里发现了火星公转的轨道是椭圆形的。这与中世纪思维的切割大约发生在西元1600年。差不多于同时，伽利略用抽象的数学定律来解释质点运动。传说他曾经做过一个著名的实验：从比萨斜塔扔下两个不同质量的球来试验它们是否同时落地。虽然这传说很可能不实，但他确实做过斜面上滚球的数量实验；他的加速运动论显然是由这些结果推导出的，而且成为了经典力学上的基石。

『陆』 阐述科学管理理论的历史背景内容体系

一、古典管理理论阶段
⑴背景：古典管理理论是以工业化大生产为主要的背景，以市场经济中组织协调发展为主要研究对象的管理思想。古典管理理论阶段，生产力迅速发展，市场经济主体地位逐渐的建立，不断出现丰富的思想火花，反过来又进一步的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古典管理理论出现的思想基础是资本主义精神的建立。实践基础是工厂制度的建立，工业化进程对管理提出了新的要求。而科学时代的到来，市场经济主体地位的确立则成为古典理论阶段的产业基础。
⑵特征：古典管理理论的主要特征是使小企业获得生存和把企业获得获得最大的利益作为企业的奋斗目标。以组织为整体，以获得最大利益作为基本的指导思想。
⑶主要代表人物及理论：
①科学管理理论。泰勒是科学管理理论的创始人，被誉为科学管理之父泰勒的科学管理主要包括3个方面的内容：作业管理、组织管理、管理哲学。作业管理，由一系列的科学方法组成。制定科学的工作方法、制定培训工人的科学方法、实行刺激性的报酬制度。自己保留对例外的事项一般也是重要事项的决策权和控制权，如重大的企业战略问题和重要的人员更替等。
②古典组织理论。古典组织理论一般认为包括法约尔的一般管理理论和韦伯的官僚制理论。法约尔的一般管理理论提出了企业六大职能为技术、商业、财务、安全、会计以及管理。并提出了管理的五大职能为计划、组织、指挥、协调和控制。同时提出了法约尔14项管理原则：劳动分工、权利和责任、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人员的报酬、集中、等级制度、纪律、统一指挥、统一领导、秩序、公平、人员的稳定、首创精神、人员的团结。
韦伯的提出了官僚制理论，现代官僚制也称为理性官僚制或韦伯官僚制，它的内涵可以总结为是一种权力依职能和职位进行分工、分层，以规则为管理主体的组织体系和管理方式，作为一种管理方式，官僚制为现代社会的组织管理提供有效的管理方式，作为组织结构，官僚制组织结构视为与工业化大生产相适应的最为理想的组织形态，是人类普遍采用的组织结构。
二、行为科学理论阶段
⑴背景：
古典管理理论阶段促进当时生产力的发展，但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发现古典管理理论并不能解决实践中所遇到的所有问题。尤其是对人的研究，古典管理理论涉及的非常的少，逐渐从科学管理理论转向了行为科学理论上。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是行为科学理论出现的背景。20世纪20年代，尽管泰勒的科学理论管理为企业解决了一些问题，但是劳资纠纷此起彼伏，这在客观上要求新的理论出现。
⑵特征：行为科学理论阶段重视对人的研究，包括人的心理、行为等。重视高效率实现组织的目标。
⑶主要代表人物及理论
①霍桑试验：20世纪20年代，尽管泰勒的科学理论管理为企业解决了一些问题，但是劳资纠纷此起彼伏，在这样的情况下促使资产阶级管理者们研究什么决定了工人的效率，在美国国家科学委员会的赞助下，开展了著名的霍桑试验。霍桑试验前后共进行了2个回合。第二个回合是在哈佛大学教授梅奥主持下进行的。试验共分为：车间照明试验、继电器装配试验、访谈试验、继电器绕线组的工作室试验。通过霍桑试验，人们发现了影响员工效率的因素。霍桑试验的结论：职工是社会人，金钱不是刺激人们积极性的唯一动力。
②个体、群体行为研究。在行为科学理论阶段出现了分别对个体和群体的研究。人作为社会中最小的单位，研究个体人的行为，是研究组织的基础。个体行为研究中包括：马斯洛需要层次论、奥尔德弗的生存发展理论、赫茨伯格的双因素理论、麦克利兰的成就需要理论、弗鲁姆的期望理论、麦格雷戈的X理论和Y理论、波特和劳勒的综合激励模型、沙因的复杂人理论。霍桑试验之后，对群体行为的研究同样成为行为科学研究的重要部分，群体行为研究研究主要是指群体动力学。
③领导方式理论。在西方领导方式理论分为2个部分，一是对领导者品质的研究，二是领导方式理论的研究。美国的行为科学家亨利和鲍莫尔都提出了成功的领导者所具有的的品质，例如：能与人合作、忠于组织、灵活机智、责任心强、掌握领导艺术、具备高效率的企业领导能力等。领导方式理论，包括连续统一一体理论、二维领导的模式、Z理论。
三、现代管理理论阶段
⑴背景：资本主义通过第二次世界大战政治、经济发生很大的变化，同时管理理论也出现了巨大变化。现代管理理论的经济背景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济的发展。原子能、计算机、空间技术的发展是现代管理理论形成的科学技术背景。垄断企业规模巨、大中小企业协作化要求新的管理理论的出现，而生产力导致生产方式的变化、宏观经济的调节作用、受教育的程度的提高、自然科学的渗透则是科学管理理论形成的深层原因。
⑵特征：现代管理理论体现出了管理理论的渗透性、相交性和多样性。
⑶主要代表人物及理论
现代管理理论的特征体现了管理理论的复杂性。现代管理理论又被称为管理丛林时代。管理是一个复杂的过程，随着时间、空间等因素的变化而变化。这一时期的管理流派甚多。主要的、具有代表性的包括：管理过程学派、社会系统学派、决策理论学派、系统管理学派、数量管理科学学派、权变理论学派、经验主义学派、经理角色学派、计算机管理学派等。现代管理理论阶段流派之多，思想之丰富。现将最具有影响力流派介绍如下。
管理过程学派理论来源于法约尔思想。该理论后经孔茨得以发展。管理过程学派认为，管理就是组织中通过别人或同别人一起完成工作的过程。管理的过程和管理的职能是分不开的。管理是个普遍的过程，它与组织中的层次没有关系。
决策理论学派，决策贯穿于组织活动的全部过程，该学派的代表人物为西蒙。是以社会系统论为基础，吸收了行为科学、系统论观点、运用电子计算机技术和统筹的方法而发展起来的理论。决策理论学派认为，管理就是决策。
四、当代管理思想阶段
⑴背景：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世界各国的竞争由军事实力为基础转向以经济实力为基础。原材料经济与工业经济、制造业的生产、流动资金的发展，是当代管理思想的的经济原因。世界的格局发生的变化，旧的格局解体，新的世界格局正在形成，这也是管理思想发生变化的重要原因。
⑵特征：最为突出的特征是“战略”这个词语被引入到了管理界。
⑶主要代表人物及理论
20世纪80年代以后，在动荡的环境中，迫切的需要新的管理理论的出现，为了适应这一动荡的年代，出现了以彼得斯为代表的适应变化的管理管理思想，以及德鲁克的管理思想，同时为了适应企业兼并和企业的发展，波特创造出来战略管理理论。这一时期的管理思想主要包括：彼得斯的管理思想、波特的战略管理理论、彼得圣吉的学习型组织、威廉大内和沙因的企业文化理论等。
彼得斯的管理理论包括2个方面：一是人既要作为集体的一员，同时又要突出自己，他既要努力时候使自己所在的组织获胜，同时又要使自己成为这个组织中的优秀者。二是，只要人们认为某项事业是伟大的，那么人们就愿意为了这个事业而奋斗。
波特的战略竞争理论，波特认为

决定企业盈利能力是有5个方面的因素决定的，潜在入侵者的、供应者、购买者、行业现有竞争者及替代产品或服务。这5种竞争力量作用力的总和，决定了企业的收益。波特同时提出了，有三种基本的战略，成本领先战略、特殊优势战略、目标集聚战略。波特认为企业如果要获得竞争优势，企业就要从中选择出一个战略方向。

『柒』 为啥说英国的科学是科学体制化的开端

• 科学体制化是科学与社会交换的产物。科学体制化的历程是科学适应变化着的社会各方面的需求，不断改革创新，寻找能有效、协调与社会交换的科学组织、研究机构型式的过程。

• 科学体制化的开端是17世纪英国的业余科学家和皇家学会。1660年，皇家学会宣告成立；1662年，得到英王查理二世的特许状；1663年，正式公布了学会章程。英国皇家学会的诞生，对于科学体制化的意义在于，它是历史上第一个官方认可的科学家组织。科学为社会、政府生产精确、经验的知识，促进了经济、技术、军事、个人自我的发展，推动了宗教多元论和社会变革；社会、政府则对科学的价值给予承认。17世纪的英国成为科学发展的中心。

『捌』 科学技术史

（1）科学和技术的性质：它总是根据客观事实和法律为准绳实践的基础上，始终继承的基础上，以创新为灵魂，它是一种特殊的社会事业，具有独特的社会机构。

（2）科学和技术功能：认知功能，生产功能，经济功能，文化和教育功能，社会功能和政治功能

。

（3）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一种形式，知识和一般的生产力，它可以渗透到对象的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和原因的变化，这些基本元素，转化为直接生产力。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一说法的科学技术和现代生产力的重要地位，重要的作用，马克思的“科学的科学总结，是生产力思想的深化。在当代中国，发展生产力，实现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

（4）的科学和技术革命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在科学和技术革命的重要推动力量社会动态的系统，“历史发挥作用的革命力量在推动。”科学和技术革命是推动社会发展，促进转型的生产模式，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的人。

（5）科学，技术以及“全球性”的问题：科学和技术的快速发展，就像是一个双刃剑，既为造福于人类开辟了广阔的前景，但也带来了危及地球上的人类社会生活的“全球性的问题。”，“全球问题”深刻地反映了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和先进性，科学性和价值的矛盾。“全球问题”不仅是一个自然的问题，科学和技术问题， ，也是一个社会问题，是一个问题的社会制度，社会管理组织的复杂问题，社会作为一个整体的认识和实践。从根本上说，我们自己的问题，人类活动和社会组织的问题。
所以我认为科学和技术的进步，可以由人的心灵和思维方式转变的进展，并可能导致政治制度的变化！

『玖』 科学史的不同之处

不同的科学观导致科学史写作范围的不同
对“什么是科学”的回答可以有许多角度，对科学史的写作范围构成影响的是如下三种回答，或说三种定义：
定义A：科学是指导人类与自然界打交道的理论知识，尤其指比较系统的自然知识。
定义B：科学是植根于希腊理性传统的西方人特有的对待存在的理论态度，其中尤其指在这种理性眼光之下生成的自然知识体系。
定义C：科学是在近代欧洲诞生的一种看待自然、处理自然的知识形式和社会建制，其理论层面以牛顿力学为典范。
按照定义A，科学史就是人类文明史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凡有文明的地方，就可以写出它的科学史来。就此而言，我们可以有“美洲的玛雅科学史”、“非洲科学史”、“少数民族科学史”，当然也可以有“中国科学史”。但是，这样定义的科学史也有两种可能。第一种，假定科学作为“人类”的自然知识有一种主导的、本质的形态，世界各民族或多或少、或先或后的靠近这种主导形态——生活在现代的人们很容易认同这个主导形态就是西方的科学，特别是西方近代的科学——科学史就是记载自然知识的这一主导形态的发展历程。这个假定也被认为是“现代性”在科学史领域中的体现。著名的英国科学史家李约瑟的巨著《中国的科学与文明》，想把中国的科技文明纳入统一的世界科学史图景之中，就属于这种伟大的努力。他以西方近代科学为基本参照系（大海），仔细查检中国历史上与之类似的科技成就，从而按现代的分科体系梳理出中国古代科技的涓涓细流来。
第二种，假定各个文明特别是主要的大文明之间，并不存在这样一种共同的本质意义上的自然知识形态，各个文明都有其独特的与自然界打交道的方式，并形成各自特有的自然知识形态。要是写起通史来，前者可以称为“百川纳海”型，后者则可以称为“百花争妍”型。目前，“现代性”的、“百川纳海”型的科学通史和国别史（如李约瑟以及多数中国科学史家所写的中国科学史）比较成熟，而“百花争妍”型的科学史尚待进一步发展。
按照定义B，科学史将主要是西方的历史。这是西方大多数科学史家采用的定义，因此他们编写的科学史基本上是西方科学史。只是由于对西方科学文明的产生和传承有过贡献，少数非西方的文明也可以纳入其中，比如古代埃及和两河流域的文明可能对希腊科学的产生有过贡献，阿拉伯人在公元8-11世纪在希腊科学的传承方面有过贡献，所以通常也被提及。过去我们多认为这是“西方中心论”的偏见在作怪，其实主要是科学的定义在“作怪”。再说大多数科学史家采纳这个定义也是有道理的，毕竟，科学首先是作为“西学”而成为“显学”的。
按照定义C，科学史将主要是近代西方科学的历史，希腊科学只是作为近代科学的源头被提及。这也是不少科学史著作采用的定义，因为科学史之所以引起重视，首先是因为近代科学在人类社会生活中取得了支配性的地位。其实，定义B和定义C只有强弱不同，并无实质性区别。希腊化时代阿基米德的物理学和托勒密的天文学，与文艺复兴时期伽利略的物理学和哥白尼的天文学，并没有本质的区别。许多人都同意，定义C给出的科学史实际上是定义B给出的科学史的一种断代形式。
不同的科学观导致科学史写作内容的不同
除了决定写作范围外，不同的科学观也会导致科学史的写作内容的不同。这些科学观未必是排它的，从而它们所支配的科学史有时只是侧重点不同。
实证主义科学观认为：科学是实证知识，科学史是实证知识的积累史。实证知识也就是通过经验而确证的知识。按照这种科学观，科学史将会比较重视所谓“硬事实”的积累过程，而对于思想观念特别是思辨性的东西则予以忽视。科学史学科的主要创始人乔治·萨顿是这种实证主义科学史的代表人物之一，他所写作的科学史基本上是实证知识的编年史，即尽量把历史上出现的所有科学知识和技术知识记录下来，按照年代的顺序编写出来。他的巨著《科学史导论》就是这样，以半个世纪为一个单元，逐个考证过去年代在许多知识部门出现过的实证知识。这样来编写科学史，面对的将是浩如烟海的材料，而且随着时间接近现代，其史料将呈指数增长。在萨顿的有生之年，《科学史导论》出版了3卷5大册，但仍然只写到了14世纪。萨顿之后，再也没有人继续他的这一宏伟的事业。
实证主义编年史的问题在于，近代科学的分科越来越细、越来越专，如果完全按照编年的方式，就难以完整的叙述各学科发展的历史线索，历史会显得像是一堆支离破碎的材料。并且，进入近代以后实证知识几乎是无边无际，事无巨细地搜集整理罗列，既无可能，也无必要。
对于实证主义编年史的放弃根源于对实证主义本身的放弃。实证主义所假定的“硬事实”、所假定的经验归纳的科学发现模式，在二战之后遭到了科学哲学界的质疑。科学史家越来越意识到，何种“科学事实”应当纳入科学史家的视野，取决于所关注的历史主题。从历史中发现科学观念的流变，或者解释为什么某一时期的科学活动格外频繁，或者专门揭示某一特定时期科学与其它文化如宗教、经济等现象的内在关联，等等，越来越多成为新一代科学史家的编史目标。
观念论的科学史家认为：科学本质上是观念，科学观念的发展是内在的和自主的，科学史是观念内在更替的思想史。这种科学史将会把注意力集中在科学观念的内在演变之上，将会比较关注与科学观念相关的哲学史和思想史。法国科学史家柯瓦雷是这种观念论科学史的开创者和主要代表。他毕业致力于研究16、17世纪基本科学观念的形成过程，为我们提供了一幅有说服力的近代科学革命的图景。柯瓦雷认为，17世纪科学革命既改变了近代思想的内容，也改变了近代思想的框架本身。希腊人有限的、层次分明的、和谐有序的、天球层层相套的宇宙（cosmos）被打碎，代之以无限的、均匀各向同性的、几何化的宇宙（universe），是这场思想革命的主题。而这是这种宇宙观的彻底改变，要求近代哲学和近代科学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的重建。他在1940年出版的《伽利略研究》一书中，充分展示了“概念分析技术”的威力。通过对大量历史文献的解释，他表明了，导致伽利略新物理学和新天文学诞生的，不是新事实的发现，而是新观念的出现，而这些新观念与当时的哲学、宗教、形而上学的观念交织在一起，密切相关。在柯瓦雷的示范下，五、六十年代出现了一大批科学思想史的优秀作品。贝塔朗菲、欧文·拉兹洛、曾邦哲等的系统科学与哲学观，强调实验与理论综合、分析与整合渗透的方法论，既注重科学事实与技术的发现，也注重科学方法与概念、理论的形成带来的科技发展。
值得注意的是，思想史的编史方法获得成功的领域往往是数理科学，这主要是指天文学、力学和几何光学，在历史上，主要指从哥白尼到牛顿这段历史时期。这段时期，科学思想发生戏剧性的变革，为迎接新思想的到来所需要的细节上的改变，一环紧扣一环，每一环节都由一个伟大的人物来完成，整个科学的进展仿佛是早已安排好了的一幕戏剧的开演。这样的历史当然使思想史或观念史大有用武之地，可是这种情况在科学史上并不总是出现。到了18世纪，科学发展的线索就不那么分明了，科学史不再是在少数几个成熟学科中观念的变革史，而是许多新学科的诞生史。美国科学史和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曾提出，近代物理学史上存在着数学传统和实验传统的对立。他认为，象天文学、和声学、数学、光学与静力学这五大学科属于古典物理科学，从古代几乎连续的传到近代，这些学科在近代的主要发展是观念革命。库恩在他的《必要的张力》一书中说：“古典科学在科学革命时期的转变，更多地归因于人们以新的眼光去看旧现象，而较少得力于一系列以前未预见到的实验发现”。另一方面，象电学、磁学、热学、化学等学科，极大地依赖实验，库恩称之为培根科学，因为培根曾在他的《新工具》中为这些学科的发展设计过兰图。库恩指出，数学传统的古典科学和实验传统的培根科学直到19世纪仍然是分离的、独立发展的，不能用一种发展模式来套全部的科学史。库恩的观点对我们认识思想史编史方法的局限性是有帮助的。
科学社会史家认为：科学本质上是一种社会活动，因而科学史可以而且应该写成科学与其它社会文化因素的互动史。科学思想史通常也称内史，科学社会史则称外史。如果说内史的研究对象和方法相对比较确定的话，那么外史则多种多样。我们可以举出三种有代表性的科学社会史学派。第一是马克思主义学派，主张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决定社会的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科学作为一种观念形态的东西，必定受制于物质生产力的状况和水平，恩格斯有句名言“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讲的就是这个道理；另一方面，科学本身又能转化为生产力，在征服自然和改造自然的社会活动中发挥巨大的杠杆作用。因此，为了解释一个时代科学的发展，就必须关注这个时代的社会经济状况和阶级斗争状况，科学史是经济史、政治史的一部分；为了展示科学的社会功能，就必须关注科学对历史的推动作用，科学史因而是技术和工业征服自然、改造自然以获取经济利益的历史。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史的代表作有苏联物理学家、科学史家格森的《牛顿〈原理〉的社会经济根源》（1931），英国晶体学家、科学史家贝尔纳的《历史上的科学》（1954）。黑森的著作在1931年于伦敦召开的第二次国际科学史大会上宣读，虽然从今日眼光看不免简单、武断，但却是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史纲领造就的第一个有影响的成果，在当时产生了很大的示范作用。它主张，牛顿力学中起主导作用的抽象观念的根源，都可以在当时物质生产力的状况中找到。与格森的目标不同，贝尔纳并未着力于发现社会的要求如何决定了科学家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而是通过考察技术、科学与哲学之间错综复杂的相互关系，试图表明，科学在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中如何既在经济方面，也在思想结构方面，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贝尔纳把科学史与社会史密切的结合在一起，他在他的《历史上的科学》中说：“希腊科学反映了受着钱财支配和拥有奴隶的铁器时代社会之兴起以及衰落。中古时代这个悠长的中间时间，则标志着还不曾用到科学的、封建式的自给经济之生长以及不稳情况。直到封建秩序的束缚被资产阶级的兴起所突破，科学才能进展。资本主义和现代科学是同一运动中所产生。现代科学进化的各阶段标志着资本主义经济中相继发生的各个危机”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史方法在前苏联和我国均有广泛和深远的影响，重视时代的政治和经济背景，重视技术和工业的发展状况，是这类科学史的显著特点。
第二是科学社会学学派，关注科学工作的社会原因，以一种精确统计的社会学方式揭示这种原因。代表人物是美国科学史和科学社会学家罗伯特·默顿。在发表于1938年的博士论文《十七世纪英格兰的科学、技术与社会》中，默顿试图用清教伦理和当时英格兰工业发展的需要，解释英格兰的科学为什么在17世纪特别地突飞猛进。这个解释被称为“默顿命题”。默顿主要关注科学的体制和方法的方面，并不认为科学的知识内容也可以纳入社会学探究的范围之内。
第三是科学知识社会学学派，关注科学知识内容的社会根源，又称社会建构论学派。他们主张，科学知识不是对客观事实的“发现”，而是科学共同体因着各种各样的动机、本着特定的利益、在特定的认识水平上“生产”出来的。他们的编史目标就是要展示这种科学知识生产的发生学过程。毫无疑问，这种科学观是极端相对主义的。近30年来，科学知识社会学以其新奇和偏激引致了巨大的兴趣和争议。
科学社会史所关注的主题是多样化的、高度发散的，科学与宗教、与法律、与政治、与政策、与文化、与经济、与工业、与传媒的关系，都可以构成特定的编史兴趣和目标；与之相适应的是，科学社会史往往淡化了自身的历史味道，而溶入一个所谓STS（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ety, 科学、技术与社会）的研究领域之中。
在共同关注的某些历史时期的历史解释方面，科学社会史与科学思想史之间有明显的分歧。比如，科学思想史学派坚决反对社会经济因素在科学理论的发展中起决定性作用的说法。然而，我们不得不承认，即使对于16、17世纪的科学革命而言，科学之外的因素的影响也是不可忽视的。作为一部通史，本书将在内史与外史之间寻找一个平衡。这是通史本身的性质决定的。职业科学家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发展了不少有特色的编史纲领，但还没有哪一个纲领能够一以贯之地运用到所有的学科和所有的历史时期，这也许就是为什么近半个世纪以来由职业科学史家编写的科学通史那么稀少的原因吧。
不同的历史观导致科学史写作方式的不同
科学观的不同会导致科学史写作内容的不同，历史观的不同则会导致科学史写作方式的不同。什么是历史？历史是对过去发生的事情的述说。但是，过去发生的事情无穷无尽，我们该如何“选择”呢？什么样的“选择”可以被认为是真正“历史”的？这就牵涉到对“历史”之本质的看法了。就过去一百年的科学史实践而言，“通史（综合史）与分科史（学科史）”、“辉格史与反辉格史”的分歧，就集中地体现了不同的历史观。
近代科学本质上是分科的学问。没有哪一个现代科学家没有自己的专业领域，却被称为科学家。因此，主要由科学家自发从事的科学史研究一开始都是分科史，数学家写出数学史，物理学家写出物理学史，化学家写出化学史。分科史或学科史往往服务于该学科的需要，更多的关注科学上的问题：某一领域里的问题是怎么来的？已经解决了多少？是如何解决的？还有哪些问题没有解决？许多分科史的实践者们认为，只有分科史才是真正的、有意义的“科学”史，至于通史，不过就是各门学科史的汇编，不是一个独立的学科，也不是独自一人能够从事的。
自萨顿时代以来的职业科学史家普遍认为，这种服务于学科本身的需要的学科史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历史”。萨顿指出，正像世界地理并不是比英国地理更大的学科一样，综合史也不是比分科史更大的、混成的学科，相反，这是两类不同性质的学科，而每个学科在容量上都是不可穷尽的。与分科史更富有技术性色彩相比，通史更注重学科与学科之间的联系，更注重科学与人文、与社会之间的联系，并在这种联系之中发现科学本身的统一性和人文力量。萨顿在《科学的历史研究》中说过：“科学史远胜于所有各种专门学科历史的并列，因为它的主要目的是说明所有各种科学之间的联系、它们彼此合作的成就、它们的共同目标和方法”。在萨顿那里，“历史”的本质就在于对三种“统一性”，即自然界的统一性、知识的统一性和人类的统一性的把握，因而科学史本质上应是综合史，如果说专门史还有意义的话，那就是提供一些基本的、供综合用的技术材料。
随着职业科学史家队伍的逐步壮大，学科范式的日渐成熟，人们已经能够在专科史和通史之间达成一个平衡。对于某一个具体的科学史家而言，他或她的工作领域主要可能是专科史，但是，在他或她的视野里，各门学科之间的联系，科学与哲学、宗教以及其它社会文化之间的联系，肯定不是原则上不予考虑的因素。换而言之，每一个具体的科学史家肯定不可能只是一个通史家（就是萨顿，留给人们的印象更多的也是一个古代和中世纪的科学史家），但肯定具有“通史精神”，即把对统一性的追求作为历史研究的内在动机。科学思想史家柯瓦雷毕生的研究领域在数理科学方面、在哥白尼与牛顿之间，但是他在“我的研究倾向与规划”一文中说：“从我的研究伊始，我便为人类思想，尤其是最高级形式的人类思想的统一性的信念所激励。在我看来，将哲学思想史与宗教思想史分离成为相互隔绝的部门似乎是不可能的，前者总渗透着后者，或为了借鉴，或为了对抗”。
“辉格史”是英国历史学家赫伯特·巴特菲尔德创造的一个编史学概念。辉格党是英国历史上的一个党派，约1679年出现，1860年以后改称自由党，该党信奉新教、支持国会抗拒国王的王权、提倡君主立宪制度、主张宗教信仰自由。19世纪，辉格党的历史学家站在该党的立场上，把英国政治史描写成朝着该党所主张的目标不断进步的历史，形成了有特色的辉格史（Whig History）。巴特菲尔德在1931年出版的《历史的辉格解释》一书中，把辉格史由一种特定的英国史编史学派，扩展成一般意义上的编史学概念。这种概念扩展很快赢得了历史学界的认可，并成为编史学中一个颇具修辞力量的词组。所谓的辉格史，即是从当下的眼光和立场出发，把历史描写成朝着今日目标的进步史，把历史上的人物分成推进进步的和阻碍进步的两类，通过主要选择进步的人物和事件来编成的历史，便当然会达成对今日目标和立场的认可和赞同。巴特菲尔德认为，辉格史因为过分注重现在，反而忽视了过去，忽视了真正意义上的历史。因为今天的理想和目标不一定是过去的理想和目标，历史人物和事件只有放在当时的环境和条件中，着眼于当时的理想和目标，才可能得到真正的理解。因此，历史学家不应该强调过去与现在的相似之处，相反，应该着重发现不同之处，发现的不同之处越多，对历史的理解就越深入。
很显然，“辉格史”一开始是作为贬义词出现的，是反辉格史派为申明自己的编史立场而塑造的一个反面形象。但是，这种反辉格史的编史立场在科学史研究领域很快赢得了科学史家们的认可，因为在科学史界，这种辉格史倾向似乎格外的突出。由于科学史的研究传统是从科学家们的编史实践中脱胎而出的，而辉格史倾向几乎是一切“作为科学家的科学史家”的“缺省配置”，所以，新一代的职业科学史家为了申张自己学科的自主性，在反辉格史问题上立场相当一致。柯瓦雷在总结自己的编史实践时说：
“科学思想史，就我的理解以及我据此努力实践的而言，旨在把握科学思想在其创造性活动的过程本身中的历程。为此，关键是要把所研究的著作置于其思想和精神氛围之中，并依据其作者的思维方式和好恶偏向去解释它们。必须抵御这种诱惑——已经有太多的科学史家陷于这种诱惑之中——即为了使古人经常晦涩、笨拙甚至混乱的思想更易理解而将其译成现代语言，尽管澄清了它却也同时歪曲了它”。（引自“我的研究倾向与规划”）
库恩在回顾科学史学科的发展史时，也批评了过去盛行的辉格式的科学史：
“这些老一代科学史的目标是通过展现当代科学方法或概念的演化来澄清和深入地理解它们。受命于这样的目标，历史学家的特征作法是选择一个单一的发达学科或学科的分支——其作为正确完备知识的地位少有疑问——并描述在他的时代构成主题材料和推理方法的那些因素是何时、何地以及如何出现的。被当代科学作为错误或不相干的东西而撇置一边的观测、定律或理论极少被考虑，除非它们指明了一个方法论教训或者解释了一个明显无成就的漫长时期”。（引自《必要的张力》）
新的编史传统亦即科学史学科范式的开创者们普遍意识到，真正的“历史”研究应该是对“传统”的再现，再现当时的人物对当时的思想和事件的态度，基于这样的再现，我们才有可能获得一种历史洞察力。
20世纪后半期常常被指责为辉格史的往往是那些学科史的编写者，最有代表性的可以举美国生物学家和生物学史家恩斯特·迈尔。迈尔是20世纪公认的进化生物学的权威、现代达尔文主义（综合进化论）的主要代表，而他的洋洋80万言的《生物学思想发展的历史》奠定了他在生物学史研究领域的地位。在该书的第一章，迈尔明确的表示，他是作为一个生物学家而从事生物学史研究的，他的目的是为了让读者或学生更好的理解目前的科学问题，因而，今日所面临的问题以及相应的立场和眼光，不可避免在历史材料的选择中发挥主导作用。他承认，研究科学的社会文化史固然十分重要，但像他这样更注重技术性细节的概念发展史同样重要，因为在某些科学（比如进化生物学）的发展过程中，确实存在着一以贯之的问题线索，而且这条线索延伸至今，形成当代科学家的概念结构。迈尔也反对极端的辉格史倾向，但是他认为，每本著作所要达成的目标总是有限的，完全的反辉格是做不到的。他在他的《生物学思想发展的历史》中说：“科学的道路从来不是笔直的。总是有彼此对立竞争的学说，而且在一个时期中绝大部分的注意力可能偏向一个与正题无关的问题，最后走到死胡同。像这样的一些事态发展有时比科学的直线发展倒更能显示一个时期的时代精神（zeitgeist）。遗憾的是，由于本书篇幅有限，对这样的发展情况不可能充分予以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