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历史意义摘要
『壹』 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的摘要怎么写
革命果实被袁世凯窃取，中国进入北洋军阀统治时期。（没有彻底完成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
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没有改变。
『贰』 辛亥革命有关论文，
回顾历史 展望未来
—追寻辛亥革命的精神
摘要：时至今年，辛亥革命已经过去100周年了，但是中国内历史上这一次伟容大的革命依然
被广大的中国人民所牢记，依然激动人心，辛亥革命仁人志士的崇高精神依然值得我们学习和敬仰。在新时代，我们依然面临着各方面巨大的挑战，我们依然需要辛亥革命这场斗争中的精神来引导和激励我们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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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 关于辛亥革命成与败的3000字论文,有摘要、关键词、参考文献
我国和世界上其他国家一样，按照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不断地向前发展着，到了封建社会后期，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但是，到了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这种独立发展的进程中断了，资本主义列强用大炮、鸦片和廉价的商品，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并逐步和中国封建统治者勾结，来实现他们独霸中国的目的。这样，中国便一步步地沦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从此，中华民族成了一个被压迫的民族。首先，1840年6月英国以武力侵略中国，发动了鸦片战争。英国侵略军烧杀抢掠，在中国的领土上横行霸道。1842年8月，英国侵略者又强迫清政府签定了中国近代第一个不平等条约——中英《南京条约》。次年，英国又强迫清政府签定了《南京条约》的附件。鸦片战争刚刚结束，美法两国以武力威胁下，迫使清政府分别和他们签定了不平等的中美《望厦条约》和中法《黄埔条约》，扩大了侵略权益。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从封建社会逐渐变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由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开始变为外国资本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从此，中国人民开始了反对外国侵略者，同时反对本国封建统治者的斗争；中国历史进入了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鸦片战争中，清政府耗费大量军费，大大加重了人民负担。此后,洪秀全领导的规模巨大的太平天国起义爆发了。1853年,太平军占领了南京,定都天京,太平天国颁布了《天朝田亩制度》，还派了两支人马分头北伐和西征。后来，湘军疯狂反扑，太平军连连失利。1855年，石达开指挥西征军大败湘军，太平天国进入军事上的全盛时期，大平天国军事上取得很大胜利的时候，领导人之间，发生了尖锐的内部战争。1864年6月，洪秀全病逝。7月，湘军冲入天京城内，天京陷落，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运动，由于中外反动势力的联合绞杀，而失败了。太平天国坚持战斗14年，势力发展到18省，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伟大的反封建反侵略的农民运动。它建立了政权，颁布了《天朝田亩制度》，沉重地打击了中外反动势力，是几千年来中国农民战争的最高峰。 接下来，英法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1858年，俄、美、英、法四国先后强迫清政府分别签定了《天津条约》。10月下旬，英法两国又强迫清政府签定了中英、中法《北京条约》。经过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国丧失了更多的领土和主权，外国侵略者]势力扩大到沿海各省，并深入到长江中下游地区。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化程度进一步加深了。
『肆』 辛亥革命相关论文 1500字sos sos sos sos sos sos sos sos sos sos sos
试论辛亥革命前十年中国国民的宪政意识
论文摘要：辛亥革命前十年，知识界、思想界的先进分子对宪政表现出很大认同，认为宪政代替专制、人治是二十世纪时代发展潮流，也是中国走向富强的必由之路，必须尽快制定宪法，设立国会，建立分权制衡的国家权力体制，努力培养国民的权利意识，从而实现由君主专制政体向民主立宪政体制的根本转变；但一般民众当时尚不知宪政为何物，权利意识淡薄，只知有王法，不知有宪法，几乎处于无权利状态。因此，对辛亥革命前十年中国国民的宪政意识不能估价过高。国民宪政意识的薄弱，是清末直至近现代中国宪政屡次受挫的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原因。
论文关键词：辛亥革命；权力制衡；宪政意识
所谓宪政意识是人们关于宪政的知识、态度、评价、期望以及由文化传统积淀而成的宪政心理等。诚然，一个国家能否实行宪政，最终要受社会政治、经济条件的制约，但国民宪政意识的强弱对宪政建设同样至关重要。因为，宪政意识是实行宪政的先导，它制约着国家宪政模式的构造与变迁。本文拟从以下四个方面剖析辛亥革命前十年中国国民的宪政意识。
一、国民对宪政的认同度
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使中国的先进分子把挽救民族危亡的希望寄托在建立西方式的宪政体制上。1903年，《政法学报》发表的《立宪论》一文认为，是否实行君主立宪政体，关系国家兴亡。日俄战争日胜俄败的结局，更加点燃了中国有识之士“宪政救国”的希望之火。他们认为，日胜俄败是专制国败于立宪国。思想界的先进分子已预感到，爱新觉罗的皇祚已经是惨灯将灭了，要挽救民族危亡，中国几千年一以贯之的传统治道——专制、人治已无回天之力，唯一的选择是走宪政之路，这样，立宪则存，不立宪则亡成为辛亥革命前思想界的最强音。张钟瑞的《土尔基立宪说》一文断言：“日本之兴也，兴于宪政；印度、缅甸、安南、朝鲜之亡也，亡于不知宪政为何物。”庆芳预言：“盖国于二十世纪之世界，未有不立宪国家能存在者。”人们认为，由一人政体向数人政体，由独裁政治向立宪政治转变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这样，日俄战争后，“数年以来，朝野上下，鉴于时局之阽危，谓救亡之方只在立宪，上则奏牍之敷陈，下则报章之论列，莫不以此为请。”“于是，遍四万万人中所谓开通志士者，莫不喘且呼号于海内外日：立宪!立宪!!立宪!!!”
有人甚至过分乐观地估计：“国会一开，四海归心，国是大定，人人沐宪政之福矣。”可见，知识界、思想界的先进分子当时对宪政建设倾注了很大热情和寄予厚望。
辛亥革命前，思想界的先驱者将批判的矛头指向中国几千年的专制制度的同时，热情讴歌和赞扬民主宪政。梁启超于1902年撰文指出：“专制政体，实数千年来破家亡国之总根源”，因此，“今民间稍有知识者，莫不痛心疾首于专制政体。”他认为，民主立宪政体代替专制政体为“理势所必至”，谁想阻挡这一历史潮流，“譬犹以卵击石，以螳挡车，多见其不知量而已”，他自信乐观地预言：“吾国民终归有脱离专制苦海之一日。”他警告清朝统治者，应及早放弃专制统治，实施宪政。因“时势可顺不可逆，机会可先不可后。”他号召国民“当视专制政体为大众之公敌”。觉民于1906年在《东方杂志》第二期发表的《论立宪与教育之关系》一文揭示了专制和宪政的本质区别。他说：“专制者君主之护符，而宪政则人民之甲胄也”。在专制制度下，“专制之君袭万乘之尊，挟雷霆之威，以侵人民自由而夺人民之权利。”在宪政体制下，宪法规定人民享有的权利和自由，君民共同遵守宪法，从而，有效保障人民的权利和自由。白坚说：“立宪政治”是“国民政治”， “立宪之事业，为发达民权自由之事业”， “民权自由，立宪政治之真精神”。林懈《在政治之因果关系论》一文中，从人治和法治的角度出发区分专制和宪政。“专制任人，立宪任法。”专制制度的人治统治，把国家的安危寄托在出现仁君圣主身上，而天下“善人少，不善人多”，因此，在专制社会，“治国少而乱国多”；再从西方宪政国家的经验看，要使国家长治久安，也必须断然抛弃专制、人治，实施宪政。如何实现由专制政体向立宪政体的转变呢?汉驹认为，想“开拓平民政治”，必须首先打倒“寡人政治”，要建设法制国，必须“先破专制国”。觉民也认为，“宪政者，必由人民之要求而后得，非君主之所肯施舍也”。汪精卫则指出：“革命者，建立宪制之唯一手段也，立宪者，当望之国民，不当望之君主。”梁启超则将中国由专制制度向宪政政体转变的希望寄托在以皇帝为首的清朝统治者认清世界大势，自动实施宪政上。
当近代中国刚刚迈进20世纪的门槛之时，宪政思潮主导了中国思想界。公共舆论鼓吹宪政，众多学者潜心研究和撰文宣传宪政，立宪派多次请愿，督促清政府早行宪政，清政府最后也被迫允诺预备立宪。似乎中国人对宪政的认同已达到一个相当高度。如果说，在宪政优于人治、专制这一点上，思想界和知识界先进分子基本达成共识的话，那么在对宪政理解和认同上，不仅一般民众，就是当时中国政治舞台上的两大势力——立宪派和革命派尚存很大差异。
立宪派知识分子和商人是中国宪政运动的最有力的推动者，也是当时中国社会宪政意识最强、鼓吹宪政最力、研究宪政最深的两个阶层。如立宪派的代表人物梁启超在《新民丛报》发表大量宣传和研究西方宪政的文章。这两个阶层对西方宪政有较多的了解和研究，他们为鼓吹宪政不遗余力，绝大多数成员对宪政在心理上有较大的认同、忠诚以及较高的信任，但立宪派以官员和学者为骨干，大多数旧学功底深厚，久受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熏陶，立言必称孔孟，很大一部分人在社会舆论和社会政治思潮的影响下，虽认同了宪政，但宪政意识尚未在其思想深处牢牢扎根，因为，从传统政治文化向现代政治文化的转变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不可能用几年时间完成。甚至极少数人把宪政作为自己步入仕途或在官场平步青云的政治工具，当时有人就尖锐地指出：“今日国会为宦途之滥觞。”
革命派认为，当务之急是革命而非立宪，因此，他们将主要精力放在宣传用革命手段推翻清朝专制统治的思想上，努力培养国民对革命的认同意识。在宪政领域，则主要集中火力批判立宪派的君主立宪主张，对宪政本身的研究和宣传用力不够，虽然提出了民主宪政主张，但对革命成功后中国民主宪政体制的模式和构造缺乏深入、理性、成熟的思考。
至如一般民众，面对一场场丧权辱国的战争，一张张割地赔款、屈辱求存的条约，以及战祸、贫穷的威胁，他们亟盼来一次改朝换代的农民战争，倾覆清朝，改变自己的悲惨生存状况。他们能成为旧制度“野性的、盲目的、放纵的破坏力量”。他们的政治意识本能地倾向于革命，至如宪政，对于他们来说，是一个陌生的东西。与之在1907年发表的《论中国现在之党派及将来之政党》一文描绘了当时的情况：“自宣布预备立宪以来，人民应之者卒鲜”，“人民不知立宪为何物，恐中国之大，对于宪政能理解者“寥寥无几”至如认同，更无从谈起。
二、知识界的宪法观念
宪政思想和制度皆出自西方，中国宪政理念源于输入，中国立宪也始于模仿，因此，中国国民宪法观念的养成也在很大程度上依靠知识界的先进分子大量译介西方宪法和鼓吹西方宪政。
辛亥革命前，宪政思潮勃兴，中国思想界、知识界的先驱者潜心研读西宪，撰文宣传和介绍西宪，从而把中国国民对宪政、宪法认识水平提高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众所周知，现代民主宪政国家无不信奉人民是主权者，人民作为主权者的根本体现就是由人民制宪和修宪。晚清时代，先进的中国人已明确提出宪法源于人民主权。汪精卫1905年发表《民族的国民》一文，倡言：“宪法者，国民公意也，决非政府所能代定。”荪楼在1910年撰写的《宪法大纲刍议》一文更明确指出：“宪法即国民权利所创，而非宪法畀国民以权利也”，是则“由国民主权以孕育宪法，非由宪法发生国民主权”。宪政与专制、人治的根本对立就在于宪政推崇宪法的至．上权威。国民对宪法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地位和作用的认识和理解水平，：是衡量一国国民宪政观念强弱的重要标准。李庆芳1908年发表的《中国国会议》一文认为，宪法是国家根本大法，也称基本法，因为在宪法之中，“可以生长出无数之法”。荪楼对宪法地位的认识比李庆芳更深一层。他指出：“宪法为国家最强有力之法规”，“定国权之组织及行动大原则”，是“一国法治之准则”，其他“一切章程皆孕育于其内”。宪法的作用也是当时思想界、知识界先进分子宣传和研讨的重点。汪精卫1910年在《民报》第25、26期发表《论革命的趋势》一文，旗帜鲜明地提出，宪法应以限制君权和保障民权为依归。他认为，若宪法出于“限制君权之目的”，使君主与人民权利义务皆定于宪法，用宪法制约君权，则宪政可成。若宪法把巩固君权作为根本宗旨，宪法不仅不能限制君主作恶，反而会成为君主作恶的藏身地和屏蔽所，这样，“则君主之为恶，比专制之时将益肆”。可见，限制君权还是保障民权是专制之法和立宪之法最根本的区别。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荪楼尖锐批评清政府颁布的《钦定宪法大纲》是“悖正义，昧法理，反事实”，其实质是保障君主之大权。
综上所述，当时知识界和思想界的先驱者已经明确指出，宪法源于人民主权，宪法是国民公意的体现，是国家的根本法，应以限制君权和保障民权为目的，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们已经认识到宪法限制政府权力这一主要功能，并从法理学角度对此进行了初步阐释。但必须指出，由于中国是一个具有几千年封建政治文化传统的国家，缺乏民主政治实践，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根本找不到宪法观念的蛛丝马迹，这就使当时研究、倡导、鼓吹宪政思想的先驱者，只能把目光完全投向西方政治文化，对西方宪法理念进行宣传和介绍，因此，他们的宪法思想模仿多于创造，移植多于创新，一方面他们提出了一些现在看来仍不失为先进的宪法观念；另一方面，由于时间短，只能对西方宪政学说生吞活剥，特别是对于如何在中国这样一个封建历史漫长、民主法制传统薄弱的东方大国创制宪法，缺乏成熟的思考。特别是对军队在宪政国家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活动范围这个关系宪政生死存亡的关键问题，尚未发现有人论及。至如绝大多数国民，只知有王法，不知有宪法，“不知立宪为何物”。当时就有人发出这样的慨叹：“使我民昏然冥然，仍以服从命令为独一无二之天职，不敢越黑暗地狱一步也，则何从而有要求宪法、拥护宪法、享受宪法之能力!”对于他们来说，虽反对清廷腐败无能、丧权辱国，但他们仍象往常一样，企盼好朝廷和好皇帝出现，用人治之法改变自己的命运。
三、知识界的权利意识
公民权利意识是宪政赖以建立的重要思想条件。专制、人治建立在义务本位基础上，其核心是培养公民对君主为代表的统治者服从、甚至盲从的政治意识。宪政是全体国民参与的政治，需要塑造具有权利意识的能够独立自主地做出正确的政治判断和抉择的合格国民
中国几千年的自然经济和君主专制制度奉行的愚民政策使国民养成了安分、柔顺、服从的性格，把自己的命运完全寄托在仁君圣主身上。而“权利二字之识想，断绝于吾人脑质中者固已久矣”。
鸦片战争以来，西学东渐，西方政治法律思想传入中国，权利思想也随着思想界先驱者的鼓吹而逐渐为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所了解和认同。康有为第一次明确喊出“人有自由之权”，“人有自主之权”，被誉为“近代中国第一声”的严复竭力宣扬天赋人权。梁启超倡导“民权救国论”，他大声疾呼：“民权兴则国权立，民权灭则国权亡”。总的看来，在戊戌变法失败前，知识界思想界的先进分子主要宣传民权对国家兴亡的极端重要性，而对权利概念本身缺乏系统的分析研究，也没有从宪政这一制度层面来认识和思考国民权利问题。二十世纪初，随着宪政运动的勃兴，权利问题成为中国思想界关注的焦点。《国民报)1901年第2期发表的《论国民》一文指出：“何谓权利?日：天之生人也，既与以身体自由之权利，又与以参与国政之权利”。《说国民》一文把是否具有权利意识看成国民和奴隶的根本区别。该文指出：“奴隶无权利，而国民有权利；奴隶无责任，而国民有责任；奴隶甘压制，国民喜自由；奴隶尚尊卑，而国民言平等；奴隶好依傍，国民尚独立”。康有为把能否培养合格公民提到国家存亡高度，他在1902年发表的《公民自治篇》一文明确指出：“有公民者强，无公民者弱，有公民虽败而能存，无公民者经败而即亡。”梁启超则把国民是否具有权利思想看成国家富强的根本。他说：“国家譬犹树也，权利思想譬犹根也。国民无权利思想的国家犹如无根之树，必亡无疑。”国民的权利既然是立国之本，因此，神圣不可侵犯，“暴君不能压，酷吏不能侵，父母不能夺，朋友不能僭”，也不能拱手让与他人，若君主、贵族、外人侵害它，必须坚决维护和捍卫它。
宪政需要一大批合格国民，而培养具有权利意识的国民有赖全社会共同努力。雨尘子1903年在《新民丛报》第28期《近世欧人三大主义》一文中精辟指出：不知主张权利的国民是“无能的国民”，而无能的国民，是不可能制定宪法、开议会、享受自由幸福的。中国国民权利意识的淡薄，令思想界的先驱者忧心如焚，梁启超强烈呼吁：全社会都要把培养国民权利意识放在首位。“为政治家者，以勿摧压权利思想为第一要义；为教育家者，为养成权利意识为第一要义；”为一私人者，无论士、农、工、商、男女“各以坚持权利思想为第一要义知识界、思想界的先进分子在辛亥革命前宣传权利思想有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就是讴歌和赞美西方宪政国家的民权保障制度，以唤起中国国民的权利意识。如梁启超曾赞美英国道：“权利思想之丰富，权利思想之敏锐，即英人所以立国之大原也”。他们充分肯定英、法资产阶级革命倡导的“多数人的权利”，高度评价西方国家宪法对多数人权利的有效保障，已初步认识到保障多数人的权利是民主宪政的实质。
辛亥革命前，知识界、思想界的先进分子，权利意识已经觉醒，参政意识普遍增强。有人已明确认识到国民是否具有权利意识是立国之本和实施宪政的关键，有些论者对权利这一政治学和法学概念的认识和理解，在今天看来，仍不失为深刻和精辟之见解。
但是必须看到，在中国，不仅漫长的封建自然经济和君主专制制度排斥宪政，而且传统法律文化的礼治主义和义务本位也排斥宪政，这一切，阻碍着占全国人口最大比例的农民和城市市民权利意识的产生和成长。维新时期大力倡导民权，辛亥革命前为宪政奔走呼号的梁启超当时曾发出感叹：“吾见地球千五兆生灵中，其权利思想之薄弱，未有吾国人若者也。”1906年，他指出，能否正确运用选举权是宪政的关键。由于中国国民政治上的幼稚，他担心有人或将选举权视若“弁髦”，随意放弃，或受贿赂胁迫，在投票时违背自由意志，或在选举中用武力手段不正当竞争，或选出的议员不代表人民意志，只为私人和地方小局部谋利，危及中国宪政的实施。觉民在《论立宪与教育关系》一文指出，中国国民最大多数不仅不熟悉法律之学，而且对“国与民之关系，亦多茫然不知”。当时日本舆论也曾指出：“中国人民之泰半，于一己之权利利益殆无所知，而冷漠茫然。”总之，当时中国绝大多数国民处于“不知何物为权，何物为度”。政治思想非常薄弱，政治能力非常幼稚，政治知识非常缺乏，几乎处于无权利意识状态。如1909年咨议局选举，投票选民平均只有0．4％。
四、权利制衡思想
宪政即“限政”是当今世界公认的民主政治观念。美国著名宪法学家麦基尔恩指出：“宪政意味着对政府施加合法的制约……(它的反面是专制统治)。”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缺乏分权制衡思想。“一国之主权一人握之，万般政务一人决之，政治之主人则皇帝是，政治之目的则皇帝之幸福是。”君主始终掌握最高立法权、最高行政权、最高司法权。“法自君出”、“朕即法律”被视为万古不变的定律，历史上从无“治君之法”，君权不受任何监督和制约。近代以来，西方分权制衡学说传入中国。随着晚请宪政思潮的蓬勃兴起，中国思想界的先驱者已从纯粹的理论研究、介绍、宣传转向理论研究、宣传鼓动与政治实践两者相结合的新阶段。他们一方面撰文积极宣传英、美、法等国的分权制衡学说，另一方面深入思考在中国未来宪政体制的构建中如何体现分权制衡原则。权力分割以及职能分离是宪政制度的核心，是宪政和专制、人治在政府体制设置方面的根本区别。辛亥革命前，中国的先进分子已经明确认识到分权对宪政的重要性。汪精卫在《民族的国民》一文中指出，从国家机关的设置看，“专制则以一机关用事，而无他机关与之分权；立宪则其机关为统一的分科，立于分功之地位。”
他们认为，中国立宪政府应设立国会和责任内阁。国会是宪政体制的中枢机构，责任内阁替国会负责。吕志伊在《国会问题之真相》一文中阐述了国会在宪政体制中的核心地位。他说：“议会政治者何?谓以国会为国家政治之中坚也，国家活动之心髓也。”梁启超在《论政府阻挠国会之非》一文中，遍考西方主要国家国会的职权和功能，提出国会应拥有以下权力：(一)参预改正宪法之权。(二)提出法律、议决法律之权。(三)议决预算、审查决算之权。(四)事后承诺之权。(五)质问政府之权。(六)上奏、弹劾之权。(七)受理请愿之权。国会是宪政体制中“枢纽之枢纽”。李庆芳特别强调国会对政府的监督权。他指出：“国会为监督政府之机关，它是国民参政权汇萃之中心点，代表国民行使监督政府的权力。”正是基于这种认识，《国会请愿同志会意见书》明确指出：资政院是“专制政体的议政机关”，国会是“立宪政体的监督机关"立宪派把督促清政府速开国会作为宪政的首要目标，并举行了三次大请愿。在他们看来，是否设立国会是实施宪政还是仍搞专制、人治的首要标尺。梁启超明确指出：“有国会谓之宪政，无国会谓之非宪政，筹办国会谓之筹办宪政，不筹办国会谓之不筹办宪政。”
国民对政府的监督是制约政府权力误用和滥用的一个极其重要方面。中国思想界的先驱者在强调国会对政府监督的同时，十分重视国民对政府的有效监督。李庆芳深刻指出：“国民为母，政府为子；国民为主，政府为仆。”梁启超也认为：“政府受国民之委托，受国民之雇佣”，政府为国民服务受国民监督是天经地义的。在《敬告我同业诸君》一文中，他指出：报馆为“代表国民发公意以公言者”，监督政府、教导国民是其两大天职。“对政府，当如严父之责督子弟，无所假借；其对国民，当如孝子之事两亲，不忘儿谏”。国民之所以不能放弃监督政府的权力，是为了有效防止政府的权力误用、滥用，侵犯国民权利。
辛亥革命前，中国思想界的先进分子基本上认识和理解了西方分权制衡思想，并运用分权制衡理论粗线条地勾画出中国宪政体制的基本轮廓，明确提出了以立法权为中心的政府权力主从式构造理论。这些宪政思想，是中国民主政治思想宝库中弥足珍贵的思想成果，对中国当代民主宪政建设仍有启示意义。
晚清朝臣中的官僚知识分子对宪政心存矛盾心理，在宪政思潮的强大舆论压力下他们被迫附和，但对代议政府“知识尚薄弱”，对国会内容，也“懵懵惚惚”，而且害怕开国会后，官位不保，或虽保官位，但受宪政体制束缚，不像旧体制中任职自由，内心极端厌恶宪政，但不敢明目张胆反对，只能采取“暗默反对”。至如一般农民和市民，由于几千年“皆处于专制制度之下，为市民者以为分不当预闻国事，一旦闻国会之名，尚不解为何物，安辩其权限之何如!”
从总体看，辛亥革命前十年，轰轰烈烈的宪政思潮掩盖着国民宪政意识的普遍薄弱，知识界、思想界先进分子对宪政的相对较深的理解和较高的认同，掩饰了绝大多数国民对宪政的茫然无知。
『伍』 关于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的论文摘要
关于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的论
亦胡
『陆』 辛亥革命的发起及最后革命结果的启示
辛亥革命的历史启示
发布时间：2005-12-14 15:07:03 点击：1257 次
《辛亥革命的历史启示》
摘要：回眸九十三年前的辛亥革命，它可称得上是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一座不朽的里程碑。作为中国历史上的一次伟大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它不仅推翻了统治中国二百多年的清王朝，结束了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还推动了中华民族的觉醒和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作为生活在21世纪的青年学生，我们怎样以历史的眼光去看待和理解这场革命，如何用唯物辩证的观点去剖析这场革命呢？我想能通过对该课题的研究进一步了解这场革命，以便从中得到一些历史训示和现实意义。
主题词：1、辛亥革命的过程
2、辛亥革命爆发的原因
3、清王朝为什么会灭亡
4、南京临时政府为什么会夭折
5、辛亥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以及辛亥革命历史启示
现实意义
案例说明：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同时也结束了2000多年的封建专制统治，它拉开了中国民主革命的序幕。辛亥革命的意义何在？它为什么会失败？它给了中国革命一个什么启示？课题组通过查阅文献资料，并总结出自己的看法。
辛亥革命的历史启示
报告执笔人：沈 洋
1911年清政府出卖铁路修筑权，激起全国人民的反抗，四川等地爆发保路运动。10月10日，武汉地区的革命团体文学社和共进会发动武昌起义。接着各省纷纷响应。因为1911年为旧历辛亥年，故称“辛亥革命”。
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孙中山被推举为临时大总统。不久组成了临时参议院，颁布了具有资产阶级共和国宪法性质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2月12日清帝宣布退位。但由于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妥协性，政权被大地主、大买办阶级的代表袁世凯窃取，轰轰烈烈的辛亥革命宣告失败。
辛亥革命是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导的、广大工农群众参加的一次“比较明确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封建反动政府，结束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中华民国。辛亥革命，极大地推动了中华民族的思想解放，为中国先进分子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打开了新的视野。辛亥革命，开始了比较完全意义上的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虽然它未能改变旧中国的社会性质和人民的悲惨境遇，但为中国的进步潮流打开了闸门。（新华社北京10月9日电）
一、辛亥革命的过程
1911年10月10日爆发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性质）。1911年旧历为辛亥年故名。1894年，孙中山建立了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团体兴中会。1905年，建立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政党同盟会。此后，资产阶段革命派一方面批评君主立宪派反对革命的谬论，传播革命思想；另一方面,发动了一系列的反清武装起义，促进了革命高潮的到来。1911年，清政府出卖铁路修筑权给帝国主义，激起全国人民强烈反对。湖北革命党人利用保路运动的时机，于10月10日在武昌起义，全国各省纷纷响应，清朝统治土崩瓦解。1912年1月1日，在南京成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2月12日，清帝退位。由于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政权最后被大地主大实办阶级的代表袁世凯窃取，革命失败。辛亥革命推翻了中国2000多年来的君主制度，建立了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从此以后，民主共和国的观念深入人心，中国的资本主义继续向前发展。然而，它的失败证明，资产阶级不能领导中国民主革命取得胜利。
点评：了解了辛害革命的过程，对研究的过程提供了有力的帮助。
2、辛亥革命爆发的原因
辛亥革命是不是如某些同学所说是由孙中山、黄兴等少数革命者人为地有意地制造出来的呢？它于1911年突然爆发是否具有历史的偶然性呢？
实际上，辛亥革命是近代中国社会各种矛盾激化和中国人民长期顽强斗争的结果，有着深刻的历史必然性。是不是革命随时随地都会发生呢？答案是否定的。伟大的革命导师列宁同志曾指出没有革命的形势就不可能有革命。他曾经总结出革命形势的三个特点：一是下层不能照旧生活下去；二是上层不能照旧统治下去；三是群众的革命积极性大大提高。而20世纪的中国已具备了这些条件。让我们看看吧！八国联军入侵、辛丑条约的签订已经使民族矛盾与社会矛盾空前尖锐，帝国主义的野蛮掠夺和清政府的残暴压榨加之年年不断的自然灾害，中国人民不可能好好地活下去了，“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忍无可忍，只得“逼上梁山”了。而上层的清朝统治者倒行逆施、众叛亲离，出现严重的危机，仍照旧统治下去。人民群众已纷纷行动起来，运用诸如抗租、抗税、抢米、罢工、反洋教、拒俄、抵制美贷、收回利权、保路运动等形式进行反抗斗争。正如孙中山形容的那样，当时中国已经布满了干柴，只要有星星之火，即可成燎原之势。然而，革命的发生还需要有主观条件，如当时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和近代新型知识分子群体的产生。许多爱国主义知识分子在当时形势下主张走改良革命道路，组织革命团体进行革命宣传，发动武装起义。而且形成了同盟会那样的革命核心力量，出现了孙中山、黄兴等革命领导人物。在这种客观革命形势与主观革命条件都已成熟的情况下，辛亥革命的爆发是不可避免的。这时孙中山已敏锐地觉察到，全国革命高潮即将到来，各地人民都在热切盼望革命，所以他满怀信心地指出：“吾觉无论由何省下手，得立足之地，则各省望风归向矣”①
至于1911年10月10日爆发武昌起义，虽然有一定的历史偶然性，但也是在湖北的客观形势和革命派长期艰苦工作打下的基础上，加上首批革命党人当机立断抓住历史机遇，发挥主动性和首创精神，献身精神，打响了第一枪，很快得到全国响应，终于形成革命高潮。
点评：对辛害革命原因的分析很透彻，对课题的研究有很大的帮助。
三、清王朝为什么会灭亡
清王朝自1644年清军入关取代明朝，统治了中国260多年，曾经出现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盛世，一度辉煌于世界，这样的“泱泱之势”为什么会被辛亥革命一举推翻呢？20世纪初清统治者也曾推选新政改革，为什么不能挽救其灭亡的命运呢？
1911年10月11日，起义军占领了武昌全城后，创立了我国第一个资产阶级性质的政权——湖北军政府。它以黎元洪为都督，下设军务、政务、参谋和外交四部。在1912年1月1日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之前，湖北军政府一度代行中央政府的职权，对促进全国革命形势的的高涨和最终结束清王朝的统治，有着不可磨灭的历史功勋。
图为湖北军政府门口。
其实，清王朝的覆灭也是近代中国封建统治逐步衰败、腐朽、没落的必然结果。单从政治方面来看，封建制度的腐朽性日益明显、特务统治、大兴文字狱等说明封建社会要依靠非正常手段才能维持统治这种制度已走到了未路。它严重地阻碍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从思想、文化上看，抨击封建专制统治的民主思想已出现。具体来看，清王朝自乾隆后期，就开始由盛转衰走下坡路，尤其是闭关锁国，固步自封，以致落伍于世界潮流。鸦片战争西方列强入侵后，又迷信和议，苟且偷安，不思改弦更张，亡羊补牢，失去了改革良机。加上太平天国农民革命的深重打击，清廷统治已是摇摇欲坠，只得依靠曾国藩、李鸿章等汉族官僚镇压农民起义，兴办洋务企业，博得一度“词治中兴”。但不久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就彻底暴露了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前线战事吃紧之时，慈禧太后却在大办其六十大寿，大小官员们一心想的只是送什么礼物可博得老佛爷的欢心，这样的政府能不打败仗吗？《马关条约》割地赔款使中国丧尽元气。难得年轻的光绪帝想有所作为，在康梁维新派鼓舞下实行百日维新，可怜的变法仅推行了103天就被慈禧为首顽固派扼杀，清王朝最后一次主动改革的机会也丧失了。1900年八国联军攻占全国的心脏———北京，在洋鬼子的刺刀、洋枪下签定了《辛丑条约》，慈禧太后对列强不把他当成“祸首”继续保存清政府而感到庆幸，满意地批准了这个条约，并厚颜无耻地表示今后要“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充分暴露了投降卖国的奴才嘴脸，清廷已成列强之走狗，“洋人之朝廷”。此时，清政府实在不能照旧统治下云，不得不开始了清未新政，有不少措施正是当年维新派的主改，故不能简单斥之为“假维新”、“政治骗局”。但是此时的清王朝统治毕竟已病入膏肓，不可救药。它自己已经没有条件也没有能力完成改革任务。因此清末新政不但没能挽救清王朝，反而更加激化矛盾，加速其垮台。如新政措施需要大量经费，清政府巧立各立增收苟捐杂税，而经手官员们又乘机从中贪污、挥霍、大饱私囊，人民苦不堪言。新政中派出的留学生，训练之新军，恰好成了清王朝自己的掘墓人。特别是清朝统治者尽管宣布要预备立宪，但又不肯放弃既得的利益和权力，一再抢延立宪法开国会的期限，甚至倒行逆施成立“皇族内阁”，致使原来尚试图以立宪维护清政府政权的立宪派也完全失望，纷纷倒向革命。“预备立宪”的骗局暴露以后，立宪派内部开始分化。同时，皇族内阁集权，也造成统治集团内部的分裂，引起汉族官僚的离心，清政府陷于空前孤立的境地。武昌起义后，清廷已无力镇压革命，只得依靠手握兵权的北洋军阀头子袁世凯，而袁世凯这个野心家则乘机“逼官”，迫使隆裕太后于宣统三年旧历十二月二十五日（今1912年2月12日）公布布退位诏书，②统治中国267年的清王朝终于寿终正寝。
点评：清王朝的灭亡是革命的必然。
四、南京临时政府为什么会夭折
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诞生，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第一任临时大总统。
1月3日，临时参议院通过各部总长名单，南京临时政府正式组成。这是一个资产阶级革命政权，革命派在政权中占主导地位，通过了具有资产阶级共和国宪法性质的《临时约法》，颁布了一系列有利于资产阶级民族权利和发展经济、文化教育的法令。列宁因此高度赞扬孙中山是“不愧为法国十八世纪末叶的伟大宣传家和伟大活动家的同志。”③他并进一步指出，辛亥革命的胜利，不但使中国人民“从酣睡中清醒，走向光明运动和斗争”，而且“将给亚洲带来解放，使欧洲资产的统治遭到破坏”，具有伟大的世界意义。④可惜这个革命政权只存在了三个多月就夭折了。
孙中山在1912年1月22日曾发表声明，只要袁世凯赞成共各清帝退位，自己即行辞职，让位于袁，因此，2月12日袁世凯实行逼官司，迫使清帝退位后，2月14日孙中山就提出辞呈，15日临时参议院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就职，4月1日孙中山正式解除职务，4月2日，参议院决定民国政府迁往北京，成为由北洋军阀头子袁兴凯控制的北京政府，辛亥革命成果南京临时政府存在不到一百天就此夭折了。
孙中山为什么会让位给袁世凯呢？在学习历史课的在过程中，有同学强调客观原因认为是被迫让位，有同学则强调主观原因认为是主动让位，实际用历史眼光来看，我认为当时孙中山让位是由各种复杂的因素合造成的。例如袁世凯的软硬兼施，帝国主义列强的压力，立宪派旧官僚的拆台，革命党人内部分歧以及孙中山对袁世凯的幻想、妥协及策略思想等等，后来孙中山曾说：“我的辞职是一个巨大的政治错误，它的政治后果正象在俄国如果让高尔察克、龙登尼奇或弗兰格尔跑到莫斯科去代替列宁而就会发生的一样”，⑤又说：“曾几何时，已为情势所迫，不得已而与反革命的专制阶级谋妥协。此种妥协实间接与帝国主义相调和遂为革命失败之根源。”⑥因此不能离开当时历史环境去苟求孙中山。
而南京临时政府的夭折更深层的原因是由于革命派革命理论的不彻底，革命组织的涣散，民众发动的不深入以及对革命政党、革命政权重要性认识不足。有人甚至鼓吹“革命军起，革命党消”，有人主改民国建立“功成身退”，因此造成夺得政权又失去政权，推翻了皇帝专制又出现军阀专制。尽管如此，用历史辩证观点去分析，辛亥革命已使民主共和思想深入人心，谁想逆历史潮流而动，复辟帝制，必将自取灭亡，同时为中国现代化打开了闸门。
点评：革命的失败是诸多原因朝造成的。
五、辛亥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以及辛亥革命历史启示的现实意义
亥革命失败了，它没有出现孙中山所预想的“中华民国将永久存在”，⑦此后社会当以工商实业为竞点，为新中国开一新局面的美妙情景。⑧辛亥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我认为是由于中国资产阶级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软弱，他们缺乏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的足够勇气，不敢也不能提出明确的反帝反封建的战斗纲领，甚至幻想与革命敌人妥协来实现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⑨我还认为辛亥革命给我们当代跨世纪青年的历史启示就是必须顺应历史的潮流。正如中山先生所指出“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我们只有认清21世纪的中国和世界的历史潮流，如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国家统一和民族复兴，世界的和平发，都是大势所趋，只有顺应历史潮流，努力学习科学文化知识，以振兴中华为己任，与时俱进，开拓创新，才能成为站在时代前列的青年，才能让今日的中国快步进入小康社会，屹立于世界的东
总评：辛亥革命对人们有很大的启发，它证明了一场革命要取得成功必需具备各个方面的先决条件。
参考文献：
①孙中山致郑泽生函（一九一一年八月十一日），佚名编《总理遗墨》，第48页。
②选自《我的前半生》，爱新觉罗·傅仪撰，1964年3月第1版P45第十三行。
③《中国的民主主义与民粹主义》、《列宁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二年版，第424页。
④《新生的中国》、《列宁全集》第十八卷395页；《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六次（“布拉格”）全国代表会议》、《列宁全集》第十七卷，第457页。
⑤《致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外交部信》（一九二一年八月二十八日），《孙中山选集》上卷，第435页。
⑥《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三日）铅印原件，藏北亥图书馆（参见《孙中山选集》下卷，第521页）。
⑦孙中山：《中华民国》（The Chinese Republic）,纽约《独立杂志》一九一二年九月版。英文转引自陈福霖：《美国（独立杂志）所刊孙中山先生的三篇著作》、《研究中山先生的史料和史学》，台北一九七五年版，第334页。
⑧《自巴黎致民国军政府盼速定总统电》（一九一一年十一月十六日），《国父全集》第三册，台北一九七三年版，第163页。
⑨《孙中山传》尚明轩蓍，1979年3月第一版176页。
『柒』 2000字历史小论文。。。
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首先，推翻了清朝封建腐朽的统治，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开创了完全意义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其次，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政府，制定了《临时约法》，使民主共和的观念开始深入人心。再次，颁布了一系列有利于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经济、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法令，为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一定的条件。最后，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对推动亚洲各国民族解放斗争有重大影响。总之，辛亥革命是20世纪中国的第一次历史性巨变。
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一方面，客观原因是国内外反动势力过于强大。另一方面，主观原因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经济和政治上的软弱性：首先，缺乏彻底反帝反封的勇气和力量；其次，没能提出明确而完整的反帝反封建革命纲领；再次，没能发动农民革命；最后，没有坚强有力的革命政党。
辛亥革命历史教训：没有改变旧中国的社会性质：第一，说明资产阶级不能领导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彻底胜利；第二，宣告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时代的终结；第三，表明中国革命由旧民主主义向新民主主义转变的历史必然性。
亥革命的历史评价
对辛亥革命的历史评价，一直有着不同的议论。作者认为，过去的估计常常过低。辛亥革命虽然没有能从根本上解决帝国主义侵略和中国封建势力的问题，但它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把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一举推倒，为此后的革命打开了通道。这是辛亥革命的巨大功绩。对反动的清朝政府，是象革命派那样抛头颅洒热血去推翻它，还是象立宪派那样维护它？这是根本的道路问题。在这点上立宪派的方向是错了；但对它所起的某些积极作用，也不能予以否定。
在中国近代历史上强烈地激动过一代人心的辛亥革命，离现在已经整整七十年了。随着岁月的消逝，当年种种早已成为历史的陈迹。可是，对这场革命的功过得失，在国内以至国外一直还有着不同的议论。这篇文章，不准备全面地探讨辛亥革命的历史评价，只想就其中两个比较重要的问题谈谈自己的想法。
一、辛亥革命的历史地位
林伯渠同志曾经很有感慨地说：“对于许多未经过帝王之治的青年，辛亥革命的政治意义是常被过低估计的，这并不足怪，因为他们没看到推翻几千年因袭下来的专制政体是多么不易的一件事。”（《荏苒三十年》）林老亲身参加过辛亥革命。他这段语重心长的话，说得何等中肯！
辛亥革命的历史功绩可以举出很多条。其中突出的一条，就是推翻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这在当时确实是一件了不得的大事。我们不能把从君主专制到建立共和国，只看作无足轻重的政体形式上的变化，甚至只看作是换汤不换药的招牌的更换。
中国在君主专制政体统治下经历过几千年的漫长岁月。这是一个沉重得可怕的因袭重担！多少年来，至高无上的君权一直是封建主义的集中象征。人们从幼年起，头脑中就不断被灌输“三纲五常”这一套封建伦理观念，把它看成万古不变的天经地义。“国不可一日无君”。君主成了代表天意、站在封建等级制度顶颠的最高代表。每个人在这种制度面前，必须诚惶诚恐地遵守“名分”，不容许有丝毫逾越。这就是所谓“父子君臣，天下之定理，无所逃于天地之间。”（《河南程氏遗书》卷五）谁要是敢有一点怀疑，轻则叫做“离经叛道”、“非圣无法”，重则成了“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红楼梦》里的王熙凤有一句名言：“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可见在那个时候，谁要是想“把皇帝拉下马”，那就得有“舍得一身剐”的大无畏气概，一般人是连想都不敢想的。
到了近代，民族矛盾阶级矛盾的急遽激化，使中国社会处于剧烈的动荡和变化中。人民群众的反抗斗争前仆后继。但是，直到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登上历史舞台前，还没有一个人提出过推翻君主专制制度的主张来。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革命是中国旧式农民革命的最高峰。洪秀全做了天王，其实还是皇帝。义和团运动的口号更只是“扶清灭洋”。资产阶级改良派鼓吹爱国救亡，介绍了不少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学说、政治制度到中国来，起了巨大的启蒙作用。可是，他们把忠君和爱国看作是一回事。康有为那些声泪俱下、处处不忘“列祖列宗及我皇上深仁厚泽涵濡煦育数百年之恩”的话，是最能打动当时一般士大夫的心的。而那时世界上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除法美两国外，英国、日本、德国、意大利、奥匈帝国、沙俄等等无一不保留着君主制度。所以，康有为提出以俄国彼得大帝和日本明治天皇的改革作为中国学习的榜样，在许多人看来是很有理由的。
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破天荒地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提出了推翻君主专制制度、建立民主共和国的主张。孙中山在几次演讲中旗帜鲜明地指出：“中国数千年来，都是君主专制政体，这种政体，不是平等自由的国民所堪受的。”（见《三民主义与中国前途》）“且世界立宪，亦必以流血得之，方能称为真立宪。同一流血，何不为直截了当之共和，而为此不完不备之立宪乎？”（见《中国民主革命之重要》）1905年8月成立的中国同盟会明确地把“创立民国”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之一。它在第二年冬颁布的《革命方略》更是响亮地宣告：“今者由平民革命以建国民政府。”“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这在当时确实是石破天惊之论！比一比，从“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到“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这 是何等巨大的根本性的变化！
他们坚韧不拔地通过报刊鼓吹、秘密宣传，使这种观念越来越深入人心。到辛亥革命爆发时，推倒君主专制制度，建立民主共和国，已成为大势所趋、人心所向。任何反动势力都已无法把它再扭转过来了。
辛亥革命果真把“皇帝拉下马”了，把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推倒了。这一下，真是“把天捅了个大窟窿”。它带来的直接后果，至少有两条。
第一，使中国反动统治者在政治上乱了阵脚。中国封建社会本来有个头，那就是皇帝。它是大权独揽的绝对权威，是反动统治秩序赖以保持稳定的重心所在。辛亥革命突然把这个头砍掉了，整个反动统治就乱了套了。这以后，从袁世凯到蒋介石，象走马灯似的一个接着一个登场，却始终建立不起一个统一的稳定的统治秩序来。不用说人民革命的浪潮一浪接着一浪，就是反动阵营内部也无法再保持统一。这自然有很多原因，而辛亥革命在这里所起的巨大作用是无法抹煞的，它为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开辟了道路。
第二，使中国人民在思想上得到了一次大解放。皇帝，该算是至高无上、神圣不可侵犯的了。如今都可以被打倒，那么，还有什么陈腐的东西不可以怀疑、不可以打破？陈独秀在五四运动前夜写过一篇《偶像破坏论》说道：“君主也是一种偶像，他本身并没有什么神圣出奇的作用；全靠众人迷信他，尊崇他，才能够号令全国，称做元首，一旦亡了国，象此时清朝皇帝溥仪，俄罗斯皇帝尼古拉斯二世，比寻常人还要可怜。这等亡国的君主，好象一座泥塑木雕的偶像抛在粪缸里，看他到底有什么神奇出众的地方呢？但是这等偶像，未经破坏以前，却很有些作怪；请看中外史书，这等偶像害人的事还算少么？”思想的闸门一经打开，这股思想解放的洪流就奔腾向前，不可阻挡了。尽管辛亥革命后，一时看来政治形势还十分险恶，但人们又大胆地寻求新的救中国的出路了，再加上十月革命炮声一响和中国工人阶级力量的发展，不久便迎来了五四运动，开始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没有辛亥革命，就没有五四运动。
中国封建势力的统治，实在是太根深蒂固了！推翻它，消灭它，决不是一两次革命运动的冲击所能完成的。辛亥革命诚然没有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这一点，始终应该有一个清醒的估计），但它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把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一举推倒了，为此后的革命打开了通道。这种不朽的业绩，难道不值得我们今天给予热情的歌颂吗？
而过去长时期中，辛亥革命的历史地位确如林伯渠同志当年所说的那样，常常被过低估计了。这里，除了认识上的原因外，还有时代的原因。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皇帝，但并没有从根本上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革命尚未成功”。这是事实，因此，在我们党领导的民主革命阶段，许多同志着重强调的常常是辛亥革命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这一点，来鼓舞人们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继续奋发向前，去夺取胜利。人们在现实生活中更强烈地感受到的也是这一点。这在当时是对的。可是这一来，对辛亥革命在历史上的巨大功绩，就常常来不及作出足够的估计，甚至被有意无意地忽视或贬低了。到了林彪、“四人帮”横行时期，极左思潮泛滥，肯定辛亥革命的历史功绩，仿佛就成了替资产阶级涂脂抹粉的莫大罪过。在这种情况下，自然更谈不上对辛亥革命作出公正的评价。
现在该是时候了！辛亥革命离我们已经有一百年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在中国的统治，也已被中国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推倒了。我们完全应该也可以按照历史的本来面目，对辛亥革命的历史地位作出更加实事求是的评价来！
『捌』 辛亥革命发生的历史必然性是什么
辛亥革命的发生并非偶然。它既不是由于“西方思想的影响”激起的“骚动和不安”，也不是在少数人“极端感情”或“革命狂热”煽动下的“幼稚与疯狂”，而是社会矛盾运动的产物，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源和社会根源。
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中国一步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殖民主义、帝国主义通过对中国多次发动侵略战争，强迫中国订立了许多不平等条约。根据这些条约，它们一方面牢牢控制了中国的政治和军事，把封建统治阶级变为它们统治中国的支柱；一方面操纵中国的财政和经济命脉，在经济上进行剥削掠夺，阻碍中国资本主义的生长和生产力的发展。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下，中国面临着“内忧外患”的极大危机。1895年，孙中山先生在《香港兴中会章程》中指出，中国的外部环境是“堂堂华国，不齿于列邦；济济衣冠，被轻于异族”，“强邻环列，虎视鹰瞵”，“瓜分豆剖”，“蚕食鲸吞”；国内状况则是“政治不修，纲维败坏”，“鬻爵卖官，公行贿赂”，“盗贼横行，饥馑交集，哀鸿遍野，民不聊生”。这是一幅何等触目惊心的悲惨景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