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出意义来摘要

㈠ 史铁生《我与地坛》 生命感悟

那时候没什么感觉
没有这种经历
现在看回倒是蛮心酸的
母亲，不容易阿
儿子，挺不简单的
当你真有病或者身边亲人有病的时候
就会更深的感受的

㈡ 活出意义来的图书摘要

戈登·欧伯
作者弗兰克博士，是一位精神医学家。他经常问遭逢巨痛的病人：“你为什么不自杀？”病人的答案，通常可以为他提供治疗的线索。譬如，有的是为了子女，有的是因为某项才能尚待发挥，有的则可能只是为了保存一个珍贵难忘的回忆。利用这些纤弱的细丝，为一个伤心人编织出意义和责任——这便是“意义治疗法”（logotherapy）的目标和挑战，也正是弗兰克博士在现代存在分析上的创见。
在本书中，弗兰克博士现身说法，详述他如何由亲身经验，发明“意义治疗法”。他曾是集中营里的囚犯，漫长的牢狱生涯，使得他除了一息尚存之外别无余物。他的双亲、哥哥、妻子，不是死在牢营里，就是被送入煤气间。一家人全都死了，仅剩下他和妹妹。像这样一个丧尽一切，饱受饥寒凌虐，随时都有死亡之虞的人，怎么会觉得人生还值得活下去呢？一位曾亲身经历过这种惨绝人寰遭遇的精神医学家，他的话必然值得我们洗耳恭听。他这种人，必然能够以容智和悲悯的眼光来盱衡人类的处境。
我们不能不把弗兰克的主张与治疗方法，拿来跟他的前辈大师弗洛依德互作比较。两位大师最关切的便是精神官能症的性质及治疗。弗洛依德由起因于矛盾与潜意识动机的焦虑中找出失调的症结，弗兰克则把精神官能症区分为数类，并把其中数类（譬如心灵性神经官能症〔Noogenicneurosis〕）归因于病人无法由自己的存在中找出意义与责任感。弗洛依德强调性挫折的重要，弗兰克则强调寻求意义之意志受挫的重要。
今天，欧洲人士纷纷舍弗洛依德而就存在分析，而意义治疗学派就是存在分析的一种。弗兰克的见解具有包容的气度。他并不排斥弗洛依德，反而以后者的学术贡献作为其学说架构的基础。他也不和别的存在治疗学派闹纠纷，反而把他们当成同门兄弟。
本书虽小，结构却十分巧妙，读来扣人心弦。本人两度拜读，皆一口气读完，直如中了魔咒。在故事部分中，弗兰克医生曾介绍他个人对“意义治疗”的体会。由于他是在故事行进当中以温和含蓄的笔法引介的，所以读者只有在全书读毕之后，才会领悟到那一段原来别有深意，而不只是集中营里另一个残酷插曲而已。
这个自传式的段落，十分发人深省。读者从中可以窥知：一个人在恍悟到自己“除了这寒伧可笑的一身之外别无余物可供丧失”之时，会有怎样的表现。在弗兰克笔下，这种既感叹又超然的心理，最是扣人心弦。当事人先是对自己的命运怀着淡漠而超然的好奇心；而后，虽然生还的机会微乎其微，仍然想尽办法保住残生。至于饥饿、屈辱、恐惧以及对惨无人道的愤慨，也都因为心中珍藏着爱侣亲人的倩影，或怀着不绝如缕的幽默感，或因为宗教信仰，甚或是对花草树木、晨曦夕照的一瞥，而变得差可忍受。
然而，这些慰藉除非能帮助当事人由状似毫无意义的痛苦中看出一些道理来，否则仍不足以鼓舞生存的意志。而这，正是存在主义的中心思想所在：活着便是受苦，要活下去，便要由痛苦中找出意义。如果人生真有一点目的，痛苦和死亡必定有其目的。可是，没有人能告诉别人这个目的究竟是什么。每个人都得自行寻求，也都得接受其答案所规定的责任。如果他找到了，则他即使受尽屈辱，仍会继续成长。弗兰克特别喜欢引用尼采的一句话：“懂得‘为何’而活的人，差不多‘任何’痛苦都忍受得住。”
集中营里的每件事，都是为叫囚犯丧失自主权而刻意设计的。生活上一切熟悉的目标全遭掠夺，剩下的只是“人的最后一件自由”：在既定的境遇中采取个人态度的能力。这项最终极的自由，古代斯多噶学派和当代存在主义学者都曾提及；而在弗兰克的故事中，尤其带有鲜活的意蕴。集中营的囚犯都只是平凡的人，却至少还有几个人能够决定使自己“苦得有价值”，因而证实了人超越其外在命运的能力。
作者身为精神治疗专家，当然希望知道人可以借着怎样的帮助，来获得这惟独人才有的能力。我们当如何唤醒一个病人，让他感觉到自己无论处境多么悲惨，都有责任为生命找出一个意义来呢？弗兰克就曾和他的难友一同举行过一次集体治疗会议。这次会议，在本书中有动人的描述。
弗兰克医生应出版商之邀，在自传之外增列了阐述“意义治疗法”基本概念的第二部分。以往，这维也纳精神治疗法第三学派（前两派为弗洛依德学派和阿德勒学派）的出版品大部分都在德国发行。因此，弗兰克博士这番增补工夫，相信会受到读者的欢迎。
弗兰克与欧洲许多存在主义学者不同；他既不悲观，也不反对宗教。相反地，他体验过痛苦的如影随形、无所不在，也面对过邪恶的力量，但他却能认定人类有足够的潜力来超越困境，发现一个能提携其成长的真理。我由衷地向读者推荐这本小书，因为书中戏剧般的故事，其实就是在探讨人类最深切的问题。本书富有文学与哲学的双重价值。捧读本书，在不知不觉之中，对当前最重要的心理学发展必亦略有所窥。 01、一场硬仗
本书并不以集中营实录自诩。书中所载，只是数百万集中营俘虏反复身受的痛苦经验。这是一个集中营的内在故事，由一位生还者所述。书中没有那屡经描绘而其实不太有人相信的大恐怖，有的只是多如牛毛、层出不穷的小折磨。换言之，本书只想为这个问题寻找答案：“一个普通的俘虏每天生活在集中营里，会有怎样的感触？”
本书所描述的事件，大多不是发生在著名的大型集中营里，而是发生在屡见残杀的小集中营里。书中故事，不是英雄烈士的苦难事迹，也不是“酷霸”或知名俘虏的生活点滴。它所关切的，不是有权势，有地位的人所受的苦，而是诸多默默无闻、名不见经传的俘虏所遭遇的苦刑、苛虐及死亡。“酷霸”真正瞧不起的，正是这些平凡无奇、袖子上一无标记的俘虏。他们几乎无以果腹，而“酷霸”却从不知饥饿为何物。事实上，许多“酷霸”在营期间的膳食，比这辈子的其他时候还要享受。但他们对俘虏的态度，比警卫还要苛薄；打起人来，也比纳粹挺进队员还要狠。当然，“酷霸”是由众多囚犯中精挑细选而来的。他们的个性，恰恰适合担任这种酷虐的角色；如果“工作”不力，有负所托，立刻就会被刷下来。因此，他们一个个都卖力表现，俨若纳粹挺进队员和营中警卫。像这种例子，也可以用同样的心理学观点来衡量。
局外人对集中营生活，很容易抱着一种带有怜悯与感伤的错误观念，至于对营中俘虏为图生存而奋力挣扎的艰辛，则不甚了了。这种挣扎，正是为了日常口粮，为了生命本身，为了自己或好友而不得不全力以赴的一场硬仗。
02、挣扎生存时的道德问题
且以换营为例。换营消息，是由官方发布的，表面上说是要把一批俘虏转运到另一个营区。然而你如果料想这所谓的“另一个营区”其实就是指煤气间，你的推测可以说八九不离十。病弱而无力工作的俘虏，都会遭到淘汰，并且遣送到设有煤气间和火葬场的大型集中营里。淘汰的方法，是叫全体俘虏来一场群殴，或者分队格斗。当其时，每个俘虏心中最记挂的便是：努力把自己和好友的名字，排除于黑名单之外——尽管大家知道拯救某人，有可能会被发现。（注：个人觉得这句应译为：“尽管大家知道，每一个获救者都意味着另外一个牺牲者。”）
每次换营，总有一定数量的俘虏非走不可。然而，由于每个俘虏不过是个号码，所以究竟走了哪些人并没多大关系。俘虏在入营之时，随身证件和其他物品就已经遭到没收了（至少奥斯维辛集中营是这样做的），因此，每个人都有机会虚报姓名职业。许多人为了各种理由，就都这么做。当局所关注的，只是俘虏的号码。这个号码，就刺在各人的皮肤上，也绣在衣裤的某个地方。任何警卫若想“整”一个俘虏，只要对该俘虏的号码“瞟”一眼就行了（这一“瞟”，即可教我们心惊肉跳），根本不必查问姓名。
言归正传，换营队伍行将离去时，营中俘虏是既不愿也没有时间去顾虑道德或伦理问题的，每个人心中只有一念，那就是：为等候他回去的家人而活下去，并且设法营救朋友。所以，他会毫不犹豫地想尽办法弄到另一个人，另一个“号码”，来代替他加入换营行列。
我曾提过，挑选“酷霸”的方法十分消极．只有最残暴的俘虏才会被挑出来担任这个差事（虽然也有些侥幸的例外）。不过，除了由挺进队负责挑选之外，还有一种毛遂自荐的办法是在全体俘虏之间全天候进行的。一般说来，只有经过多年辗转迁徙，为挣扎生存已毫无顾忌，并且能够不择手段，或偷或抢，甚至出卖朋友以自保的俘虏，才有可能活下来。我们这些仗着许多机运或奇迹——随你怎么称呼——而活过来的人，都知道我们当中真正的精英都没有回来。 阅读我的短篇自传式故事的读者们，时常请求我更充分及更直接地说明意义治疗的学说。因此我在本书第一版中，增加简短的篇幅来说明意义治疗学。但这不够．许多要求围困住我，希望能作更详尽的解释。因此在这一版中，我重新并较充分地说明。
但这件工作何其困难！要以十四大本德文书写的资料，用短短的篇幅通俗地介绍给读者，真是不太可能。我记得有一位美国医师曾到我在维也纳的诊所问我：“请问医师，您是心理分析学家吗？”我回答道：“不完全是心理分析学家，最好说是心理治疗家吧！”然而他继续问我：“那么您代表哪一种学派呢？”我答说：“是我自己创建的学说，称为‘意义治疗学’（Logotherapy）。”“那么，您能用一句话告诉我什么是意义治疗学吗？”他又问，“至少告诉我心理分析（Psychoanalysis）与意义治疗的不同点如何？”“好吧！”我说，“但是首先请你用一句话告诉我心理分析的本质是什么好吗？”下面就是他的答案：“在作心理分析时，病人要躺在睡椅上，向你诉说那些有时是非常令人讨厌去讲的事。”于是我立刻用下面即兴的话去反驳他说：“唉哟！作意义治疗时，病人可以笔直坐着，但他必须聆听有时是令人非常讨厌听的一些话。”
当然，上面这样说法有点滑稽，也不可作为意义治疗学的外在的说明。但是其中也有些道理。同心理分析比起来，意义治疗是较少回顾与较少内省的方法。意义治疗的焦点是放在将来，也就是说，焦点是放在病人将来要完成的工作与意义上。同时意义治疗尽量不强调所有“恶性循环的形成”（vicious circle formation）及“反馈机质”（feedback mechanisms）因为这两者恰恰足以助长“神经官能症”。这样一来，神经官能症患者典型的自我中心遂告瓦解，不再益形增强、恶化。
当然，以上的叙述是过于简略了，但在意义治疗中，病人终必遭遇到生命意义的问题而再次予以探索。上面我即兴而作的意义治疗法的定义事实上也包含一些真理。精神官能症病人企图逃避他的生命课题，不愿力求领会；若使他醒觉，清晰意识到自己的生命课题，则能激起他的潜力以克服神经官能症。
容我解释一下为何要用“意义治疗法”（Logotherapy）一词作为我的理论术语。“Logos”是希腊字，它表示“意义”（Meaning）。“意义治疗法”或如某些学者所称的“第三维也纳心理治疗学派”，其焦点放在“人存在的意义”以及“人对此存在意义的追寻”上。按意义治疗法的基础而言，这种追寻生命意义的企图是一个人最基本的动机。因此我所提出的“求意义的意志”（a will to meaning）与弗洛依德心理分析学派（Freudian Psychoanalysls）所强调的“快乐原则”（Pleasure principle），以及与阿德勒心理学派（Adlerian psychofogy）所强调的“求权力的意志”（the will to power）大不相同。
01、求意义的意志
人要寻求意义是其生命中原始的力量，而非因“本能驱策力”（instinctual drives）而造成的“续发性的合理化作用”。这个意义是唯一的、独特的，唯有人能够且必须予以实践；也唯有当它获致实践才能够满足人求意义的意志。有些学者认为所谓的意义与价值只是“心理自卫机制”（defense mechanisms），反向作用（reaction formatioa）以及“升华作用”（sublimatious）罢了！但为我而言，我不愿意只是因“心理自卫机制”而活，也不准备为了“反向作用”的缘故而死。但是，人，是能够为着他的理想与价值而生，也甚至能够为着他的理想与价值而死。
数年前法国曾作过一项民意测验，其结果显示89%的人承认需要为了某些因素而话。更甚者，61%的人承认他们肯为了生命中的某个人或事物去死。我在维也纳的诊所中用此问卷测验工作人员及病人，结果与法国的数千人样本测验雷同，只有2%差距而已。换言之，求意义的意志对大多数人是一“事实”，而非一“信条”。
当然，会有某些个别情况，其表示的价值观只是潜藏的内在冲突之伪装。如果如此，它们只代表法则的某些例外，而不能视之为法则本身。对于这些情况，精神动力学的解释可以揭发其潜意识底下的因素；而我们必须处理其虚伪的价值观（最好的例子是执迷不悟的顽固分子），这样便可揭开其面具，暴露其真相。不过，一旦面临到人真实的一面（也就是人渴望一生尽可能充满意义的事实），就该立刻停止揭穿面具的举动。如果不立刻停止，适足以显示揭发者有意贬低他人灵性上的渴望。

㈢ 《秋天的怀念》的主要内容

感谢您的邀请，以下是我对此问题作出的回答，希望对您有所帮助。

《秋天的怀念》是作家史铁生创作的一篇散文，文章叙述了作者对已故母亲的怀念，和自己没能好好赡养母亲的悔恨之情。

母亲病到垂危，没有告诉儿子，还要忍受儿子暴躁无比的脾气，照顾儿子的情绪，小心翼翼地跟儿子说话，生怕说错一句话，让儿子伤心难过。

特别是当看到她生前留下的唯一一句话“我那个有病的儿子和那个还未成年的女儿……”时，我的泪水不听使唤地往下掉。

母爱的伟大就在于此，不管在什么情况下，她都愿意无条件为子女付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