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点弁言

⑴ 傅雷的儿子傅敏的资料

傅雷(1908-1966)，我国著名文学翻译家、文艺评论家。一生译著宏富，译文以传神为特色，更兼行文流畅，用字丰富，工于色彩变化。翻译作品共三十四部，主要有罗曼·罗兰获诺贝尔文学奖的长篇巨著《约翰·克里斯朵夫》，传记《贝多芬传》《米开朗基琪传》《托尔斯泰传》；服尔德的《嘉尔曼》《高龙巴》；丹纳的《艺术哲学》；巴尔扎克的《高老头》《欧也妮·葛朗台》等名著十五部。作为文学评论家，他对张爱玲小说的精湛点评，为学界作出了文本批评深入浅出的典范。作为音乐鉴赏家，他写下了优美的对贝多芬、莫扎特和萧邦的赏析。
傅雷先生为人坦荡，禀性刚毅，“文革”之初即受迫害，于一九六六年九月三日凌晨，与夫人朱梅馥双双愤而弃世，悲壮的走完了一生。傅雷的悲壮弃世，不但是对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那场荒谬绝伦的"文化大革命"的最强烈的控诉，同时也充分显示了有良知和正义感的人文知识分子的尊严。
“永远的傅雷先生”活动年谱

日期：年谱
⊙1921年，考入上海徐汇公学（天主教教会学校）读初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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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4年，因反迷信反宗教，言辞激烈，为徐汇公学开除。仍以同等学历考入上海大同大学附属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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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5年，在大同大学附中参加“五卅”运动，上街游行讲演，控诉帝国主义的血腥暴行。9月习作短篇小说《梦中》，发表于次年1月《北新周刊》第13、1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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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6年，在北伐胜利的鼓舞下，与同学姚之训等带头参加反学阀运动，大同校董吴稚晖下令逮捕，母亲为安全起见，强行送子回乡。8月写短篇小说《回忆的一幕》，发表于次年1月《小说世界》第15卷第4期。秋后以同等学历考入上海持志大学读一年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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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8年，到达马赛港，次日抵巴黎，途中写《法行通信）15篇（1月2日至2月9日），陆续发表于当年《贡献旬刊》第1、2卷各期。后为文学家曹聚仁所推重，编入《名家书信集》。本年开始留法四年。为学法文，试译都德的短篇小说和梅里美的《嘉尔曼》，均未投稿。开始受罗曼·罗兰影响，热爱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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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9年，在瑞士莱芒湖畔，译《圣扬乔而夫的传说》，载于次年出版的《华胥社文艺论集》。是为最初发表的译作。 9月返回巴黎后，就投人休养中开始翻译的丹纳《艺术论》第1编第1章，并撰写《译者弁言》，载于《华胥社文艺论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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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0年，撰写《塞尚》一文，载同年10月《东方杂志》第27卷，第19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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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1年，译屠格涅夫等散文诗四首，以“小青”、“萼子”等笔名发表于1932年10月至1933年1月的《艺术旬刊》。译《贝多芬传》，后应上海《国际译报》编者之嘱，节录精要，改称《贝多芬评传》，刊于该《译报》1934年第1期。11月与刘海粟合编《世界名画集》，并为第2集撰写题为《刘海粟》的序文。由中华书局出版。受聘于上海美术专科学校，任校办公室主任，兼教美术史及法文。编写美术史讲义，一部分发表于《艺术旬刊》。译法国Paul Gsell《罗丹艺术论》一书，作为美术讲义，未正式出版，仅油印数百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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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2年，与留法期间认识的庞薰琹和在上海美专认识的倪贻德，出于对现实的不满，意欲为改变现状有所作为结成“决澜社”，公开发表《决澜社宣言》。傅雷在《宣言》上签了名。并与倪贻德合编《艺术旬刊》，由美专出版。9月筹备并主持“决澜社”第三次画展，即庞薰琹个人画展。9月为庞薰琹个人画展写短文《薰琹的梦》，刊于同月《艺术旬刊》第1卷第3期。10月译George Lecomte文章《世纪病》，刊于同月28日《晨报》。10月至次年5月为《时事新报》“星期学灯”专栏，撰写《现代法国文艺思潮》、《研究文学史的新趋向》、《乔治·萧伯纳评传》、《从“工部局中国音乐会”说到中国音乐与戏剧底前途》和《现代青年的烦闷》等5文；并翻译《高尔基文学生涯四十周年》、《精神被威胁了》和《一个意想不到的美国》三篇。为《艺术旬刊》撰写《现代中国艺术之恐慌》、《文学对于外界现实底追求》等文章四篇；美术史讲座十一讲：世界文艺动态十八则；以“萼君”、“萼子”、“小青”等笔名译短诗五首；以“狂且”笔名译拉洛倏夫谷格言二十六则；以“疾风”笔名译斐列浦·苏卜《夏洛外传》十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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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3年，所译《夏洛外传》全书付印，冠有《卷头语》及《译者序》。9月以“自己出版社”名义自费出版。9月母亲病故。坚决辞去美专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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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4年，撰写所译罗曼·罗兰《弥盖朗琪罗传》的《译者弁言》。全书于次年9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又译Paul Hazard长文《今日之伦敦》，连载于《国际译报》1934年第6卷第5、6期。6月将在美专任教时编写的美术史讲义整理、补充为《世界美术名作二十讲》（未发表），1985年由香港三联书店出版。6月《罗曼·罗兰致译者书》为所译《托尔斯泰传》的代序。全书于次年11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秋与叶常青合办《时事汇报》周刊，任总编辑。“半夜在印刷所看拼版，是为接触印刷出版事业之始。3个月后，以经济亏损而停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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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5年，3月应滕固之请，去南京“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任编审科科长四个月。以笔名“傅汝霖”编译《各国文物保管法规汇编》一部。6月由该委员会出版。6月译《米勒》，作为序文刊于王济远选辑的《米勒素描集》（商务印书馆出版）。7月撰写所译莫罗阿《人生五大问题》的《译者弁言》。全书于次年3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9月写《雨果的少年时代》一文，发表于12月出版的《中法大学月刊》第8卷第2期。12月为所译莫罗阿《恋爱与牺牲》撰写《译者序》。全书于次年8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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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6年，4月译毕莫罗阿《服尔德传》，写有《译者附识》。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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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7年，所译罗曼·罗兰《约翰·克利斯朵夫》第1卷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冠有《译者献词》。7月应福建省教育厅之约，去福州为“中等学校教师暑期讲习班”讲美术史大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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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1年，2月所译《约翰·克利斯朵夫》第2、3、4卷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第2卷冠有《译者弁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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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2年，1月翻译英国罗素《幸福之路》，并撰写《译者并言》。该书于1947年1月由上海南国出版社出版。3月重译《贝多芬传》，并写《译者序》，以所撰《贝多芬的作品及其精神》一文作为附录。全书于1946年4月由上海骆驼书店出版。4月翻译法国杜哈曼《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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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4年，1月与裘柱常、顾飞、张菊生、叶玉甫、陈叔通、邓秋枚、高吹万、秦曼青等共同署名发起在沪举办“黄宾虹八秩诞辰书画展览会”，并刊印《黄宾虹先生山水画册》和《黄宾虹画展特刊》，特刊上以笔名“移山”，撰写介绍黄宾虹绘画之《观画答客问》。2月翻译巴尔扎克《亚尔培·萨伐龙》，1946年5月由骆驼书店出版。4月以笔名“迅雨”写《论张爱玲小说》，对张爱玲创作的发展趋向提出了精当中肯的批评。文章刊于柯灵所编《万象》5月号。12月翻译巴尔扎克《高老头》。1946年8月由骆驼书店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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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5年，9月与周煦良合编《新语》半月刊，共出五期，因邮局扣发停刊。10月至次年5月分别以“疾风”、“迅雨”、“移山”、“风”、“雷”等笔名，为《新语》写文艺政治文章十六篇，翻译政论两篇；为《周报》写政论两篇；为《民主》写书评一篇；为《文汇报》写政论二篇。12月为柯灵主编的《周报》积极提供材料，出版《昆明血案实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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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7年，“痛改”杜哈曼《文明》的译稿，并写《译者弁言》及《作者略传》。5月由南国出版社出版。4月翻译斯诺《美苏关系检讨》，生活书店以知识出版社名义刊印两百本。译者代序《我们对美苏关系的态度》先连载于4月24、25日《文汇报》。7月写《所谓反美亲苏》一文，刊于储安平主编的《观察》第2卷第2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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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8年，受英国文化协会之托，翻译牛顿《英国绘画》，由商务印书馆出版。8月巴尔扎克《欧也妮·葛朗台》译竣于庐山枯岭。由三联书店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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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1年，译毕巴尔扎克《贝姨》，写有《译者弃言》。8月由上海平明出版社出版。7月重译《高老头》。9月为《高老头》撰写《重译本序》。全书于10月由平明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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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2年，2月巴尔扎克《邦斯舅舅》译毕。5月由平明出版社出版。9月《约翰·克利斯朵夫》重译本第1册由平明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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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3年，2月《约翰·克利斯朵夫》重译本第2册出版。3月《约翰·克利斯朵夫》重译本第3册出版。6月《约翰·克利斯朵夫》重译本第4册出版。全书出齐。7月译毕梅里美《嘉尔曼》（附《高龙巴》）。9月由平明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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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4年，译毕巴尔扎克《夏倍上校》（附《奥诺丽纳》、《禁治产》）。3月由平明出版社出版。8月北京召开文学翻译工作会议，因放不下手头工作，未参加。所写长篇书面意见《关于整顿及改善文艺翻译工作的意见》，列为会议参考文件。8月译华服尔德《老实人》（附《天真汉》）。次年2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9月20日华东美术家协会为黄宾虹在上海举办个人画展，开幕式座谈会上就国画与西画问题作一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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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5年，2月译波兰杰维茨基《关于表达萧邦作品的一些感想》。3月译法国Camille Bellaique《莫扎特》中之一节《莫扎特的作品不像他的生活，而像他的灵魂》。4月译毕巴尔扎克《于絮尔·弥罗埃》。次年11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5月译罗曼·罗兰《论莫扎特》。刊于《外国名作曲家研究》第2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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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6年，写《萧邦的少年时代》和《萧邦的壮年时代》。（未发表）。2月写关于知识分子文章三篇，发表于《人民日报》和《文汇报》。3月译毕服尔德《查第格》及其他七个短篇。11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4月下旬参加政协视察团视察郊区农业生产合作社，并于5月执笔写《第一阶段郊区农业生产合作社视察报告》。6月去安徽参观合肥淮南煤矿、佛子岭水库、梅山水库。执笔写出《政协上海市委安徽省建设事业参观团第一组总结报告》。7月为纪念莫扎特诞辰二百周年，写《独一无二的艺术家莫扎特》，发表于同年《文艺报》第14期。 8月担任《文汇报》社外编委。11月所写《与傅聪谈音乐》一文，连载于《文汇报》。 12月写《评＜春种秋收＞》，载于次年《文艺月报》1月号。自本年至翌年7月撰写有关知识分子问题，整风问题，文艺界出版界问题的文章十二篇，刊于《文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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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7年元旦《文汇报》载所写短文《闲话新年》。5月写《翻译经验点滴》，载《文艺报》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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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8年，译毕巴尔扎克《赛查·皮罗多盛衰记》。6月为所译《赛查·皮罗多盛衰记》撰写《译者序》。全书于 1978年9月作为遗译，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译丹纳《艺术哲学》，至次年5月译毕；并撰写《译者序》，精选插图104幅。全书于1963年1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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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9年，翻译巴尔扎克《搅水女人》。1月为《搅水女人》写《译者序》。全书于1962年11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1月底抄录编译的《音乐笔记》，寄傅聪作学习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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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1年，译毕巴尔扎克《都尔的本堂神甫》、《比哀兰德》，并撰《译者序》。全书于1963年1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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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3年，因《高老头》拟收入“外国文学名著丛书”，特在重译本基础上再次重改修订，并撰写《译者序》11页，译序于十年浩劫中失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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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4年，译完巴尔扎克《幻灭》三部曲，于8月改完誊清寄出，附有《译者序》，序文佚失于十年浩劫中。该书于1978年3月作为遗译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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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5年，第四次修改并誊写巴尔扎克《猫儿打球号》。此稿在十年浩劫中失散，迄今未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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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6年，十年浩劫伊始，即惨遭迫害，在人格和尊严备受凌辱的情况下，与夫人朱梅馥愤而弃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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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9年，由上海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和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主办，隆重举行傅雷朱梅馥追悼会，柯灵致悼词，郑重宣布：1958年划为右派分子是错误的，应予改正；十年浩劫中所受诬陷迫害，一律平反昭雪，彻底恢复政治名誉。

2 《傅雷家书》是将我国著名文学翻译家、文艺评论家傅雷写给儿子的书信编篡而成的一本集子，摘编了傅雷先生1954年至1966年6月的186封书信，最长的一封信长达七千多字。字里行间，充满了父亲对儿子的挚爱、期望，以及对国家和世界的高尚情感。
傅雷说，他给儿子写的信有好几种作用：一，讨论艺术；二，激发青年人的感想；三，训练傅聪的文笔和思想；四，做一面忠实的“镜子”。信中的内容，除了生活琐事之外，更多的是谈论艺术与人生，灌输一个艺术家应有的高尚情操，让儿子知道“国家的荣辱、艺术的尊严”，做一个“德艺俱备，人格卓越的艺术家”。
爱子之情本是人之常情，而傅雷对傅聪的爱却没有沦为那种庸俗的温情脉脉，而是始终把道德与艺术放在第一位，把舐犊之情放在第二位。正如他对傅聪童年严格的管教，虽然不为常人所认同，但确乎出自他对儿子更为深沉的爱。可以说，傅雷夫妇作为中国父母的典范，一生苦心孤诣，呕心沥血培养的两个孩子：傅聪——著名钢琴大师、傅敏——英语特级教师,是他们先做人、后成“家”,超脱小我,独立思考，因材施教等教育思想的成功体现。
该书由于是父亲写给儿子的家书，是写在纸上的家常话,因此如山间潺潺清泉，碧空中舒卷的白云，感情纯真、挚朴，令人动容。
该书是一本优秀的青年思想修养读物，是素质教育的经典范本。这本书问世以来，对人们的道德、思想、情操、文化修养的启迪作用既深且远。《傅雷家书》获过全国首届优秀青年读物一等奖，还被列为大型丛书《百年百种优秀中国文学图书》之一。及至目前，它在20多年间的发行量累计已达110万册，这足以证明其影响之大。《傅雷家书》是一本“充满着父爱的苦心孤诣、呕心沥血的教子篇”；也是“最好的艺术学徒修养读物”；更是既平凡又典型的的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深刻写照。对我们学生来说,更值得一读。

3 傅聪，一九三四年三月十日生于上海一个充满艺术气氛和学术精神的家族，父亲傅雷为著名学者、艺术评论家和文学翻译家。傅聪童年时代断断续续的上过几年小学，主要在家由父亲督教。八岁半开始学钢琴，九岁师从意大利指挥家和钢琴家、李斯特的再传弟子梅·百器。一九四六年梅·百器去世后，基本上是自学，一九四七年就读上海大同附中。一九四八随父母迁居昆明，先后就读于昆明粤秀中学和云南大学外文系，中断了学琴。一九五一年只身返回早一年回到上海的父母身边，跟苏联籍钢琴家勃隆斯丹夫人学琴一年，因老师迁居加拿大，又迫不得已勤奋自学。一九五三年与上海交响乐队合作，弹奏贝多芬《第五钢琴协奏曲》，获得巨大成功。同年，在罗马尼亚布加斯特举办的《第四届世界青年联欢节》的钢琴比赛中获得第三名。一九五四年赴波兰留学，师从著名音乐学者、钢琴比赛中获第三名。一九五四年赴波兰留学，师从著名音乐学学者、钢琴教育家杰维茨基教授，并于一九五五年三月获《第五届萧邦国际钢琴比赛》第三名和《玛祖卡》最优奖。一九五八年深秋以优异的成绩于华沙国立音乐学院提前毕业。一九五八年底，由于历史的原因被迫移居英国伦敦。一九七九年四月，应邀回国参加父母的平反昭雪大会和骨灰安放仪式。八十年代，年年回国演出和讲学，一九八二年先后被聘为中央和上海两所音乐学院的兼职教授；一九八三年香港大学颁发予他荣誉博士学位。
一九五九年初，傅聪在伦敦皇家节日大厅首次登台，与著名指挥家朱利成功合作。自此傅聪的足迹遍布五大洲，只身驰聘于国际音乐舞台近五十余年，获得“钢琴诗人”之美名。已故德国作家、诗人、音乐学者、评论家和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赫尔曼·黑塞，撰文赞颂傅聪，称“从技法来看，傅聪的确表现得完美无瑕。较诸科尔托或鲁宾斯坦毫不逊色。但是我所吸到的不仅是完美的演奏，而是真正的萧邦。”

其实，我们身边的父亲也跟傅雷一样的平凡与伟大。我们的父亲也是经常为我们的生计，为了我们的学习，为了我们能上一个好的学校，为了我们能拥有好的成绩，使得自己的头发都白了，费尽了心血，这是真正的伟大，这才是真正的父亲！傅雷可以说是千千万万个父亲中的一个杰出的代表，他的对子女的充满爱心的心理使得他的子女可以健康的成长

⑵ 付雷个人简介

傅雷（1908年4月7日－1966年9月3日），现代翻译家、文艺评论家。傅雷，字怒安，号怒庵，生于原江苏省南汇县下沙乡（今上海市浦东新区航头镇），中国著名的翻译家、作家、教育家、美术评论家，中国民主促进会（民进）的重要缔造者之一。

傅雷早年留学法国巴黎大学。他翻译了大量的法文作品，其中包括巴尔扎克、罗曼·罗兰、伏尔泰等名家著作。

20世纪60年代初，傅雷因在翻译巴尔扎克作品方面的卓越贡献，被法国巴尔扎克研究会吸收为会员。傅雷在“文化大革命”之初，受到巨大迫害。1966年9月3日凌晨，愤而离世，夫人朱梅馥亦自缢身亡。

(2)发表点弁言扩展阅读：

人物评价：

1、“傅雷的艺术造诣是极为深厚的，对古今中外的文学、绘画、音乐各个领域都有极渊博的知识。但总是与流俗的气氛格格不入，他无法与人共事，每次都半途而去，不能展其所长。”（翻译家楼适夷评）

2、“傅雷满头棱角，动不动会触犯人又加脾气急躁，止不住要冲撞人，他知道自己不善在世途上园转周旋，他可以安身的‘洞穴’，只是自己的书斋。”（文学家杨绛评）

3、傅雷非常爱这个国家，所以对这个国家的要求也很严格。他爱他自己的文章，爱他所翻译的作家的作品，所以对它们非常认真。（画家黄苗子评）

4、“傅雷是个有个性、有思想的铁汉子、硬汉子，他把人格看得比什么都重。”（原国家出版局局长石西民评）

5、“傅雷这个人，我觉得是，在反右里面，应该讲是最没有反党情绪的，最想我们的党变得好一点的人。结果后来，在反右以后被批判的是最厉害。

这个我想傅雷的理想的头，碰了一个那么大的钉子，碰到的头破血流，跟他后来不断地失望，到最后走上自杀的道路，是应该有关系的。”（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朱维铮评）

⑶ 谈谈你对徐志摩和剑桥的情感的理解

作为出身于巨商名门的富家子弟，又在剑桥那样贵族化的学校受到深刻熏陶的人，徐志摩的思想性格是一个复杂的矛盾体。五四新文化思潮的感召、对于西方文化的向往、深入频繁的中西交往活动、活泼好动的个性和广泛的社交生活，造就了徐志摩开阔的世界性文化视野。他的性格单纯、热情、冲动，思想驳杂、浮泛又多变化，既执着于对理想的追求又不免常常失望和痛苦，但始终不失快乐的基调。朱自清曾说，徐志摩“是跳着溅着不舍昼夜的一道生命水”[1]，他也形容自己的性格：“我的心灵的活动是冲动性的，简直可以说痉挛性的”（《落叶》）。正由于徐志摩性格的单纯、透明的特性，其矛盾、驳杂的思想在创作中都有不同程度的体现，而且，这种矛盾和驳杂还使他的诗作形成了一种多面体的结晶。
徐志摩具有强烈的民族意识和爱国热情，在他的不少作品里都渗进了反帝、反封建、反军阀，为被压迫者呼号的内容。面对黑暗腐朽社会底层民众的痛苦生活，诗人呐喊着，要开放“宽阔的粗暴的嗓音，唱一支野蛮的大胆的骇人的新歌”，鼓励读者“到民间去，听衰老的，病痛的，贫苦的，残毁的，受压迫的，烦闷的，奴服的，懦怯的，丑陋的，罪恶的，自杀的”“灵魂的呻吟”（《灰色的人生》）。但徐志摩在本质上是一个个人主义和人道主义者。他认为，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原因，是在人们的性灵。他的理想是个人的性灵得到最大自由的发展，并宣称是一个“不可教训的个人主义者”，“只知道个人，只认得清个人，只信得过个人”，[2]并为寻求自由、爱、美而不停地歌唱。
他对理想是狂热而坚执的，但思想又常常是矛盾、混乱的。尤其当严酷的现实与玫瑰色的理想形成尖锐对峙时，他失望、忧愤、痛心疾首，更因理想的狂热、爱的深沉，使随之而来的失望的痛苦也就特别强烈。他却找不到出路，不知道“风是在那一个方向吹”。他曾赞美列宁的精神，却又声称“不希望他的主义传布。我怕他”；他曾欢呼冬宫的红旗，称那红色是一个伟大的象征，“代表人类史里最伟大的一个时期”，“为人类立下了一个勇敢尝试的榜样”（《落叶》），转而又抨击十月革命为“人类史上最惨刻苦痛的一件事实”[3]。这使他在创作中总是同情多于批判，伤感多于愤怒，忧叹多于呐喊，颓唐多于昂奋，诗稿多呈“残破的花样”。
徐志摩复杂而认真的艺术实践，创造了迷人的艺术奇观。驳杂的主题表现、浓烈的情感抒发、多样的形式尝试、华丽的词藻和灵动的韵律，是徐志摩诗歌创作的风格特色。在其十年创作历程中，这种艺术风格又经历了一个发展演变过程，其诗歌的情绪由早期的和谐、单纯、昂扬、乐观，到中期的复杂多元，失望、激愤与忧郁日渐浓重，信心开始动摇，在希望与绝望的交战中，矛盾与犹疑成为这一时期的特色；再往后，诗人的理想、信心趋于崩溃，终于跌入消沉的深渊，凄凉、颓丧、孤独、恐惧、自卑和危机感、宗教神秘以及宿命意识合成了寒气逼人的氛围。在寻找解脱的努力中，徐志摩实际上完成了其诗情由浪漫主义的生机勃勃向西方“世纪末”乃至现代主义气质的过渡。在这由暖而寒，由春色盎然到寒气袭人的诗歌世界里，惟一贯穿全部三个时期的主题是对美的礼赞。相对来说，展示自然美的诗歌多出于前两个阶段；情诗则大量集中在第三阶段。同时，诗人的视野也随着情绪的更替，经历了由外而内的转换，即从早期的朝向广阔天地的眼光，转变为后期的自我内心的观察和体味。从诗歌艺术的角度看，他经历了从早期的“情感无关阑的泛滥”到中后期的对诗歌形式的严谨而多样的探索尝试，创作了如《沙扬娜拉》、《为要寻一颗明星》、《再别康桥》和《云游》等一批融诗情、画意、乐韵和建筑形式美于一体的经典之作。
徐志摩对新文学的贡献，还体现在其文学活动方面。作为新月诗派的代表作家，作为新月派的“盟主”，徐志摩的创作及其影响，总与新月派连在一起。新月派的形成直至消亡，都与他发生着密切的关系，他参与了新月派的整个活动，他的创作体现了新月流派鲜明特征。
首先，从新月社成立到逐步形成一个文学流派——新月派，历时约十年，徐志摩始终在其中起着重要的核心作用。他是前期新月诗派的核心成员，更是后期新月派的主要旗帜。1923年春，从英国回来不久的徐志摩就在北京办起了新月俱乐部，俱乐部组织同仁举行聚餐会，编戏演戏，吟诗作画，逢年过节举行年会、灯会。出于对印度诗人泰戈尔的崇敬，徐志摩借用其一本诗集名字，提议以“新月”二字为社名，新月社便因此得名。不过，在1925年以前，新月社仍属沙龙性质的团体。1926年《诗镌》的创办，以及其撰稿人努力于中国新格律诗的创作和诗艺的探讨，标志着新月诗派的形成。除第三、四两期由闻一多编辑，第五期由饶孟侃编辑外，其全各期均由徐志摩主编，创刊和终刊时所发表的《诗刊弁言》和《诗刊放假》也是徐志摩执笔。1927年春，部分新月社成员因政局变化及其它种种原因，纷纷聚集上海。在徐志摩积极努力下，与闻一多、胡适、邵洵美、梁实秋、余上沅等作家一起，创办了新月书店，新月派也进入了后期。1928年3月，徐志摩在光华、东吴、大夏大学等校任教的同时，又创办了《新月》月刊。《新月》至1933年6月终刊，共出刊4卷43期，不仅刊出新月派成员的作品，也发表非新月派的郁达夫、巴金、丁玲、胡也频等的作品。后期新月派的成员虽各有差异，但从事诗歌创作，研讨新诗的传统一直得以延续。1931年1月20日，徐志摩与陈梦家、邵询美等又创办了《诗刊》季刊，共出四期。同年9月，陈梦家从《诗镌》、《新月》和《诗刊》选了18位诗人的80首新诗，编成《新月诗选》一书，从中大致见出新月诗派的基本面貌和特色。而在徐志摩因飞机失事去世后不到两年，随着《新月》的停刊，新月派的整个活动也就中止了。
其次，徐志摩不仅在理论上积极倡导，更在创作中努力实践新月诗派的创作追求。自郭沫若的《女神》彻底冲决了传统的诗词形式，为新诗的发展开辟道路之后，确立新的艺术形式和美学原则，是新诗走向“规范化”，“使诗的内容及形式双方表现出美的力量，成为一种完美的艺术”[4]的任务日渐迫切。于是，新月派诗人提出了“理性节制情感”的美学原则与诗歌形式格律化的主张。
1926年，闻一多借《诗镌》提出了著名的新诗格律理论，包括“乐音的美（音节）”、“绘画的美（词藻）”和“建筑的美（节的匀称和句的均齐）”[5]，被公认为新月派诗歌特色的一个标志。徐志摩对闻一多十分尊崇，在《猛虎集·序文》里，更是坦诚地告白世人：“这五六年来，我们几个写诗的朋友多少都受到《死水》的作者的影响”，在《诗刊弁言》中也声称“完美的形体是完美的精神的唯一表现”，诗人应当为新诗“搏造适当的躯壳”，寻找“诗文与各种美术的新格式与新音节”。同时，也对闻一多的格律化理论和创作上的偏向做出部分修正，认为“一首诗的字句是身体的外形，音节是血脉，'诗感’或原动的诗意是心脏的跳动，有它才有血脉的流转”，而“单讲外表的结果只是无意义乃至无意识的形式主义”[6]，坚持形式与内容的完美统一。
在诗歌创作中，徐志摩一方面继续《志摩的诗》已经开始的体式探索。在《大帅》、《罪与罚（二）》中，引入戏剧对话和独白，采用合乎人物身份的土白方言，通过具有一定戏剧性的情节，表现人物的独特命运与感情，由此反映军阀统治下下层民众的不幸。另一方面努力克制早期那种“像是山洪暴发，不分方向的乱冲”的情感，有意识地改变直抒胸臆的抒情方式，努力将情感的抒发与意象的营造、节奏的控制和音韵的选择和谐地结合，创作出如《再别康桥》这样近乎完美的抒情篇章。
朱自清曾说过：“现代中国诗人须首推徐志摩和郭沫若”，[7]但正因为徐志摩的诗名太大，往往使人们相对轻视了其散文成就。其实，同时代的不少作家如周作人、沈从文、梁实秋、杨振声等，都对徐志摩的散文给予了高度评价。周作人在编选《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卷》时，所收徐志摩的作品最多。他将徐志摩的散文归于“流丽轻脆”的一类，“仿佛是鸭儿梨的样子”，认为其特色是在白话的基础上加入古文、方言和欧化成分，从而使引车卖浆之徒的话成为富有表现力的文章，仅就文体而言就是一个很大的贡献。徐志摩散文的特色在于坦诚率真，在情感及其表达上没有丝毫的做作和矫饰，哪怕按照习俗认为是丢脸的事，他也会在文章中直捷地说出；同时，其想象力的阔远超脱、无羁无束，其词藻的华丽秀逸，其音韵的富于节奏和旋律感，都在现代文坛上独树一帜。若按照内容来分，他的散文可分为写景抒情、描述所崇拜的偶像及其创作、自我剖析、议论时政和怀悼亲友等五类。这五类散文各具特色，而又尤以第一类最能体现其散文的特点。所有这些散体文字，在某种程度上都是其诗歌情感的另一种形式的表达。杨振声描述徐志摩的散文特色道：“那用字，有多生动活泼！那颜色，真是'浓得化不开’！那联想的富丽，那生趣的充溢！尤其是他那态度与口吻，够多轻清，多顽皮，多伶俐！而那气力也真足，文章里永远看不出懈怠，老那样像夏云的层涌，春泉的潺湲！”。[8]
徐志摩短短的一生，为中国新文学留下了一份独特的遗产。他以一颗单纯到透明的童心，把对自然的执著爱恋，对自由、美和爱的热烈追求，对生命的真挚崇拜，对人世悲欢的感慨，对性灵的赞美歌唱，用丰润优美的诗的语言，严谨又多样的诗的形式，幽远含蓄的诗的意境，奇丽不羁的诗的想象，亲切又洒脱地表达出来，唤取了几代读者的美的情感。尽管由于意外的早逝，徐志摩的诗艺还没有来得及在整体上达到完美的境界，但其大胆多样的探索精神，已经取得的诗艺成就，已经在中国现代新诗史上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

⑷ 傅雷的主要事迹简述,分点答

傅雷年谱
⊙1908年4月7日傅雷出生于江南望族，因出生时哭声洪亮，长辈们便以“雷”为名，以“怒安”为字。
⊙1921年，考入上海徐汇公学（天主教教会学校）读初中。
⊙ 1924年，因反迷信反宗教，言辞激烈，为徐汇公学开除。仍以同等学历考入上海大同大学附属中学。”
⊙ 1925年，在大同大学附中参加“五卅”运动，上街游行讲演，控诉帝国主义的血腥暴行。9月习作短篇小说《梦中》，发表于次年1月《北新周刊》第13、14期。
⊙ 1926年，在北伐胜利的鼓舞下，与同学姚之训等带头参加反学阀运动，大同校董吴稚晖下令逮捕，母亲为安全起见，强行送子回乡。8月写短篇小说《回忆的一幕》，发表于次年1月《小说世界》第15卷第4期。秋后以同等学历考入上海持志大学读一年级。
⊙ 1928年，到达马赛港，次日抵巴黎，途中写《法行通信》15篇（1月2日至2月9日），陆续发表于当年《贡献旬刊》第1、2卷各期。后为文学家曹聚仁所推重，编入《名家书信集》。本年开始留法四年。为学法文，试译都德的短篇小说和梅里美的《嘉尔曼》，均未投稿。开始受罗曼·罗兰影响，热爱音乐。
⊙ 1929年，在瑞士莱芒湖畔，译《圣扬乔而夫的传说》，载于次年出版的《华胥社文艺论集》。是为最初发表的译作。 9月返回巴黎后，就投人休养中开始翻译的丹纳《艺术论》第1编第1章，并撰写《译者弁言》，载于《华胥社文艺论集》。
⊙ 1930年，撰写《塞尚》一文，载同年10月《东方杂志》第27卷，第19号。
⊙ 1931年，译屠格涅夫等散文诗四首，以“小青”、“萼子”等笔名发表于1932年10月至1933年1月的《艺术旬刊》。译《贝多芬传》，后应上海《国际译报》编者之嘱，节录精要，改称《贝多芬评传》，刊于该《译报》1934年第1期。11月与刘海粟合编《世界名画集》，并为第2集撰写题为《刘海粟》的序文。由中华书局出版。受聘于上海美术专科学校，任校办公室主任，兼教美术史及法文。编写美术史讲义，一部分发表于《艺术旬刊》。译法国Paul Gsell《罗丹艺术论》一书，作为美术讲义，未正式出版，仅油印数百份。
⊙ 1932年，与留法期间认识的庞薰琹和在上海美专认识的倪贻德，出于对现实的不满，意欲为改变现状有所作为结成“决澜社”，公开发表《决澜社宣言》。傅雷在《宣言》上签了名。并与倪贻德合编《艺术旬刊》，由美专出版。9月筹备并主持“决澜社”第三次画展，即庞薰琹个人画展。9月为庞薰琹个人画展写短文《薰琹的梦》，刊于同月《艺术旬刊》第1卷第3期。10月译George Lecomte文章《世纪病》，刊于同月28日《晨报》。10月至次年5月为《时事新报》“星期学灯”专栏，撰写《现代法国文艺思潮》、《研究文学史的新趋向》、《乔治·萧伯纳评传》、《从“工部局中国音乐会”说到中国音乐与戏剧底前途》和《现代青年的烦闷》等5文；并翻译《高尔基文学生涯四十周年》、《精神被威胁了》和《一个意想不到的美国》三篇。为《艺术旬刊》撰写《现代中国艺术之恐慌》、《文学对于外界现实底追求》等文章四篇；美术史讲座十一讲：世界文艺动态十八则；以“萼君”、“萼子”、“小青”等笔名译短诗五首；以“狂且”笔名译拉洛倏夫谷格言二十六则；以“疾风”笔名译斐列浦·苏卜《夏洛外传》十二章。
⊙ 1932年，傅雷与青梅竹马的表妹朱梅馥结婚，朱把一切献给了丈夫和孩子。按照他们的朋友杨绛女士的评价，朱梅馥是“温柔的妻子”、“慈爱的母亲”、“沙龙里的漂亮夫人”、“能干的主妇”，还是傅雷的“秘书”。
⊙ 1933年，所译《夏洛外传》全书付印，冠有《卷头语》及《译者序》。9月以“自己出版社”名义自费出版。9月母亲病故。坚决辞去美专职务。
⊙ 1934年，撰写所译罗曼·罗兰《米开朗琪罗传》的《译者弁言》。全书于次年9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又译Paul Hazard长文《今日之伦敦》，连载于《国际译报》1934年第6卷第5、6期。6月将在美专任教时编写的美术史讲义整理、补充为《世界美术名作二十讲》（未发表），1985年由香港三联书店出版。6月《罗曼·罗兰致译者书》为所译《托尔斯泰传》的代序。全书于次年11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秋与叶常青合办《时事汇报》周刊，任总编辑。“半夜在印刷所看拼版，是为接触印刷出版事业之始。3个月后，以经济亏损而停刊”。
⊙ 1935年，3月应滕固之请，去南京“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任编审科科长四个月。以笔名“傅汝霖”编译《各国文物保管法规汇编》一部。6月由该委员会出版。6月译《米勒》，作为序文刊于王济远选辑的《米勒素描集》（商务印书馆出版）。7月撰写所译莫罗阿《人生五大问题》的《译者弁言》。全书于次年3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9月写《雨果的少年时代》一文，发表于12月出版的《中法大学月刊》第8卷第2期。12月为所译莫罗阿《恋爱与牺牲》撰写《译者序》。全书于次年8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 1936年，4月译毕莫罗阿《服尔德传》，写有《译者附识》。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 1937年，所译罗曼·罗兰《约翰·克利斯朵夫》第1卷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冠有《译者献词》。7月应福建省教育厅之约，去福州为“中等学校教师暑期讲习班”讲美术史大要。
⊙ 1941年，2月所译《约翰·克利斯朵夫》第2、3、4卷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第2卷冠有《译者弁言》。
⊙ 1942年，1月翻译英国罗素《幸福之路》，并撰写《译者并言》。该书于1947年1月由上海南国出版社出版。3月重译《贝多芬传》，并写《译者序》，以所撰《贝多芬的作品及其精神》一文作为附录。全书于1946年4月由上海骆驼书店出版。4月翻译法国杜哈曼《文明》。
⊙ 1944年，1月与裘柱常、顾飞、张菊生、叶玉甫、陈叔通、邓秋枚、高吹万、秦曼青等共同署名发起在沪举办“黄宾虹八秩诞辰书画展览会”，并刊印《黄宾虹先生山水画册》和《黄宾虹画展特刊》，特刊上以笔名“移山”，撰写介绍黄宾虹绘画之《观画答客问》。2月翻译巴尔扎克《亚尔培·萨伐龙》，1946年5月由骆驼书店出版。4月以笔名“迅雨”写《论张爱玲小说》，对张爱玲创作的发展趋向提出了精当中肯的批评。文章刊于柯灵所编《万象》5月号。12月翻译巴尔扎克《高老头》。1946年8月由骆驼书店出版。
⊙ 1945年，9月与周煦良合编《新语》半月刊，共出五期，因邮局扣发停刊。10月至次年5月分别以“疾风”、“迅雨”、“移山”、“风”、“雷”等笔名，为《新语》写文艺政治文章十六篇，翻译政论两篇；为《周报》写政论两篇；为《民主》写书评一篇；为《文汇报》写政论二篇。12月为柯灵主编的《周报》积极提供材料，出版《昆明血案实录》。
⊙ 1947年，“痛改”杜哈曼《文明》的译稿，并写《译者弁言》及《作者略传》。5月由南国出版社出版。4月翻译斯诺《美苏关系检讨》，生活书店以知识出版社名义刊印两百本。译者代序《我们对美苏关系的态度》先连载于4月24、25日《文汇报》。7月写《所谓反美亲苏》一文，刊于储安平主编的《观察》第2卷第24期。
⊙ 1948年，受英国文化协会之托，翻译牛顿《英国绘画》，由商务印书馆出版。8月巴尔扎克《欧也妮·葛朗台》译竣于庐山枯岭。由三联书店出版。
⊙ 1951年，译毕巴尔扎克《贝姨》，写有《译者弃言》。8月由上海平明出版社出版。7月重译《高老头》。9月为《高老头》撰写《重译本序》。全书于10月由平明出版社出版。
⊙ 1952年，2月巴尔扎克《邦斯舅舅》译毕。5月由平明出版社出版。9月《约翰·克利斯朵夫》重译本第1册由平明出版社出版。
⊙ 1953年，2月《约翰·克利斯朵夫》重译本第2册出版。3月《约翰·克利斯朵夫》重译本第3册出版。6月《约翰·克利斯朵夫》重译本第4册出版。全书出齐。7月译毕梅里美《嘉尔曼》（附《高龙巴》）。9月由平明出版社出版。
⊙ 1954年，译毕巴尔扎克《夏倍上校》（附《奥诺丽纳》、《禁治产》）。3月由平明出版社出版。8月北京召开文学翻译工作会议，因放不下手头工作，未参加。所写长篇书面意见《关于整顿及改善文艺翻译工作的意见》，列为会议参考文件。8月译华服尔德《老实人》（附《天真汉》）。次年2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9月20日华东美术家协会为黄宾虹在上海举办个人画展，开幕式座谈会上就国画与西画问题作一发言。
⊙ 1955年，2月译波兰杰维茨基《关于表达萧邦作品的一些感想》。3月译法国Camille Bellaique《莫扎特》中之一节《莫扎特的作品不像他的生活，而像他的灵魂》。4月译毕巴尔扎克《于絮尔·弥罗埃》。次年11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5月译罗曼·罗兰《论莫扎特》。刊于《外国名作曲家研究》第2集。
⊙ 1956年，写《萧邦的少年时代》和《萧邦的壮年时代》。（未发表）。2月写关于知识分子文章三篇，发表于《人民日报》和《文汇报》。3月译毕服尔德《查第格》及其他七个短篇。11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4月下旬参加政协视察团视察郊区农业生产合作社，并于5月执笔写《第一阶段郊区农业生产合作社视察报告》。6月去安徽参观合肥淮南煤矿、佛子岭水库、梅山水库。执笔写出《政协上海市委安徽省建设事业参观团第一组总结报告》。7月为纪念莫扎特诞辰二百周年，写《独一无二的艺术家莫扎特》，发表于同年《文艺报》第14期。 8月担任《文汇报》社外编委。11月所写《与傅聪谈音乐》一文，连载于《文汇报》。 12月写《评＜春种秋收＞》，载于次年《文艺月报》1月号。自本年至翌年7月撰写有关知识分子问题，整风问题，文艺界出版界问题的文章十二篇，刊于《文汇报》。
⊙ 1957年元旦《文汇报》载所写短文《闲话新年》。5月写《翻译经验点滴》，载《文艺报》第10期。
⊙ 1958年，译毕巴尔扎克《赛查·皮罗多盛衰记》。6月为所译《赛查·皮罗多盛衰记》撰写《译者序》。全书于 1978年9月作为遗译，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译丹纳《艺术哲学》，至次年5月译毕；并撰写《译者序》，精选插图104幅。全书于1963年1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 1959年，翻译巴尔扎克《搅水女人》。1月为《搅水女人》写《译者序》。全书于1962年11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1月底抄录编译的《音乐笔记》，寄傅聪作学习参考。
⊙ 1961年，译毕巴尔扎克《都尔的本堂神甫》、《比哀兰德》，并撰《译者序》。全书于1963年1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 1963年，因《高老头》拟收入“外国文学名著丛书”，特在重译本基础上再次重改修订，并撰写《译者序》11页，译序于十年浩劫中失散。
⊙ 1964年，译完巴尔扎克《幻灭》三部曲，于8月改完誊清寄出，附有《译者序》，序文佚失于十年浩劫中。该书于1978年3月作为遗译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 1965年，第四次修改并誊写巴尔扎克《猫儿打球号》。此稿在十年浩劫中失散，迄今未找到。
⊙ 1966年9月3日，在经历了抄家和批斗的凌辱后，傅雷夫妇在卧室自缢身亡。傅聪收到父亲的最后赠言是：“第一做人，第二做艺术家，第三做音乐家，最后才是钢琴家。”文革给中国文化史造成了又一巨大损失。
⊙ 1979年，由上海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和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主办，隆重举行傅雷朱梅馥追悼会，柯灵致悼词，郑重宣布：1958年划为右派分子是错误的，应予改正；十年浩劫中所受诬陷迫害，一律平反昭雪，彻底恢复政治名誉。
傅雷(1908-1966)，我国著名文学翻译家、文艺评论家。一生译著宏富，译文以传神为特色，更兼行文流畅，用字丰富，工于色彩变化。傅雷先生为人坦荡，禀性刚毅，“文革”之初即受迫害…
傅雷夫妇作为中国父母的典范，一生苦心孤诣，呕心沥血培养的两个孩子：傅聪--著名钢琴大师、傅敏--英语特级教师，是他们先做人、后成“家”，超脱小我，独立思考，因材施教等教育思想的成功体现。家书中父母的谆谆教诲，孩子与父母的真诚交流，亲情溢于字里行间，给天下父母子女强烈的感染启迪……
傅雷家书主要讲的是如何教育孩子。
《傅雷家书》出版十八年来，五次重版，十九次重印，发行已达一百多万册，曾荣获“全国首届优秀青年读物”(1986年)，足以证明这本小书影响之大，《傅雷家书》是一本“充满着父爱的苦心孤诣、呕心沥血的教子篇”；也是“最好的艺术学徒修养读物”；更是既平凡又典型的“不聪明”的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深刻写照。
辑印在这本集子里的，不是普通的家书。傅雷在给傅聪的信里这样说：“长篇累牍的给你写信，不是空唠叨，不是莫名其妙的Gossip,而是有好几种作用的。第一，我的确把你当作一个讨论艺术，讨论音乐的对手；第二，极想激出你一些青年人的感想，让我做父亲的得些新鲜养料，同时也可以间接传布给别的青年；第三，借通信训练你的—不但是文笔，而尤其是你的思想；第四，我想时时刻刻，随处给你做个警钟，做面‘忠实的镜子’，不论在做人方面，在生活细节方面，在艺术修养方面，在演奏姿态方面。”贯穿全部家书的情意，是要儿子知道国家的荣辱，艺术的尊严，能够用严肃的态度对待一切，做一个“德艺俱备、人格卓越的艺术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