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行业转型
Ⅰ 出版业“大”为何不意味着“优”
2016年，全国出版图书达50万种，总印数90.4亿册。中国成为世界上图书品种与图书印数最多的国家，图书出版量居世界首位，数字出版、印刷业整体规模居世界第二，成为名副其实的出版大国。
在互联网时代，传统出版不会终结，但应该积极求变。下一步，传统出版要在内容创新、技术创新、市场创新等全面创新上下功夫，摆脱传统思维束缚下的出版模式与工作方式，要积极与新技术、新传播方式结合，按照互联网产业方式延长产业链、延伸服务环节，全面应用移动互联、大数据、VR全景等新技术和自身内容聚合优势开发新的产品形态。
在全媒体时代，传统的出版行业已经不能止步于编辑、校对，而应积极主动探索融合发展。唯有如此，才能适应激烈的市场竞争，为广大读者提供更为有效的出版供给服务，为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作出新的贡献。
来源：光明网-光明日报
Ⅱ 对于出版社事业型转为企业型的看法
推动经营性出版单位转企改制，是实现出版业向产业化发展的最根本和最有效的版途径。只有这样，才能权把出版业向产业转型和向产业化发展纳入正常轨道。许多出版社的成功改制已经说明了这个问题。早转早主动，晚转就被动，不转不能动。
Ⅲ 为何说传统出版业亟须数字化转型升级
信息技术不断进步，信息传播渠道多样化，读者阅读需求也随之多元化，传统出版业尚在探索如何以电子书、数据库等数字方式提供知识产品，又面临提供“知识+服务”产品的知识服务业蓬勃发展带来的新冲击。为了适应时代新变化，传统出版业亟须利用新一代信息技术，从三个方面着力加速产业数字化转型升级，提升在国民经济增长中的贡献率。
三是要创新内部组织机制。优质内容开发和平台渠道拓展，需要由出版机构组织机制创新来实现和保障。
一是建立一体化内容生产流程。制定出版发展战略时，将传统纸质出版与新媒体出版作为一个整体来设计规划。将互联网思维融合到出版全流程，建立纸质、数字、音频、视频等不同形态内容融合的生产流程。从选题策划开始的每个出版环节，编辑、技术、营销人员等共同研究在做好纸质图书的同时，以音频、视频各种形态及线上线下多种知识服务的方式，多次呈现内容，实现内容的全媒体开发。
二是建立全媒体资源管理体系。引进先进技术，整合内部所有形态的内容资源，建设和完善专业化、规模化、现代化的内容数据库，同时不断收集添加各种形态的新数据。全方位统一管理数据库中图书、电子文件、图片、音频、视频等全媒体资源，并通过编目、知识与技能标注等措施实现全媒体资源管理体系化。
三是建立复合型人才培养和引进机制。融合发展模式下，出版经营理念、生产流程、经营模式等有了质的变化，就要求出版人既具备出版基本素养，还具备新媒体出版思维和技术以及市场洞察力、产品创新能力等，因此要建立长效复合型人才培养与引进机制。一方面，加强培养在岗编辑。鼓励图书编辑向全媒体编辑转型，要求既能从事图书出版业务，又能开展新兴出版业务。开展编辑转型培训，帮助编辑建立新思维、掌握新技术、学会使用新出版系统及软件工具。同时，用具体业务带领编辑转型，让编辑在业务开展中成长起来。另一方面，大力引进新媒体方向人才。按照现代企业工资收入分配制度的要求，建立起以岗位绩效为核心的工资制度体系，建立合理的薪酬制度与激励机制。引进电子商务、信息软件、新媒体运营等专业人才，引进懂企业管理、市场经营、数字营销的复合型高端人才。
来源：经济参考报
Ⅳ 出版社的数字化转型过程应注意哪些问题
传统出版社在数字出版转型所具有的优势：读者的忠实度和垄断的出版资源。在数字出版面前，制约传统出版社脚步的最根本因素，是体制和思维。
与传统出版相比，数字出版的优势在于：出色的快速查询、海量的存储、低廉的成本、方便的编辑以及更加环保等特点。其受到的制约则在于：人们的阅读习惯以及如何防范盗版等。
除了品牌资源，传统出版社的优势还有其品牌带来的读者忠实度和垄断的出版资源。前者是传统出版社多年积累的财富，品牌的价值必须通过用户来实现，就像《故事会》。出版社与印刷单位间的紧密关系（有些出版社拥有自己的印刷厂）带来了较低的印刷成本，专业的编辑人才（但未必是数字出版的编辑人员）和作者资源，也可以算是优势。
因为体制等原因，传统出版社在数字出版方面往往心有余而力不足，缺乏技术、资金乃至人才使他们只能去找那些技术公司合作，把自己的内容转交他人进行数字化出版和销售。在传统出版业，出版社是整个价值体系的中心环节，联系着作者、印刷厂和销售商。但在目前的数字出版领域，出版社大多扮演着内容提供者的角色，相当于传统出版业的作者，对下游的制作和销售完全失去控制权。而那些掌握下游渠道的技术商成为规则的制定者，不仅由他们来决定价格、分成比例和苛刻的合作条件，连销售数据等也是他们提供，缺少第三方监督，造成了这个行业实际上的诚信危机。
目前，我国数字出版产业正处于初期的高速发展阶段，转型过程中应该注意：
1. 优质内容乏善可陈，创新不足。数字世界，信息完全开放对等，消费者只会对引起自己兴趣的优质产品产生购买欲望。创新将是数字出版未来一段发展时间的主要核心关键词。
2. 法律保护问题。法律环境和版权保护亟须加强；侵权盗版现象严重；执法和监管方式亟待加强；手机成本监管亟待加强。
3. 技术标准难以统一；缺乏统一平台下的技术与资源交流。
4. 企业层面的问题。发展方向不明；领导不重视、认识不足，企业缺乏信心；
5. 缺乏复合型数字出版人才；产品缺乏竞争力；产业链断裂；产业链利益分配不均衡。
6. 还应该注意政府对行业的支持和要求，监管机制不全。
7. 缺乏全数字化流程的操作，没有一个统一健全的机制。
8. 传统出版社对自己产业链的有效整合，形成一个全新的数字出版产业。
9. 数字出版产业要首先考虑方向。传统出版对风险比较敏感，但数字出版的决策层要学会如何快速想明白：方向对不对、选点准不准，而不是因为算不清楚投资回报率就先袖手旁观了。
与传统出版业产业链相比，数字出版产业链的最大特征是设备制造商和技术提供商的地位凸显。它的另一特点是简化了出版流程，缩短了流通环节，使读者可以通过互联网从出版社网站、光盘、智能手机、掌上电脑、电子移动终端等许多地方方便、快捷、直接地获取到数字内容资源。
出版从传统的物流转变为信息流，从单向传递转变为双向互动，从以产品为主转变为以产品和服务为主。服务为主，必将是出版社未来必不可忽视的一个发展因素。
中天新云数字出版是一套全新的数字出版解决方案！
人类进入数字时代，传统出版业的内容生产、传播以及消费方式都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出版行业一直面临着如何向现代出版转型的问题。
由于体制、机制约束，相比较传媒业中的电视、报纸、广播等，中国出版业转型速度显然比较缓慢，大多传统图书出版单位至今仍未找到方向和有效的路径。这些年来，社科文献出版社不断地探索、试错和再推进，来实现传统出版的数字化转型。
社科文献出版社的数字化转型主要从以下五个方面着手：
第一，实现观念上的转变。社科文献出版社始终恪守自己的角色定位：我们是内容生产商，更是人文社会科学高端内容资源的经营商！
第二，坚持做好各类信息的标准化。信息的标准化是出版数字化的基础，如果不把这个问题解决好，就无从谈起出版的数字化。
第三，形成一套自主的制度设计。社科文献出版社信息化与数字出版的各项工作是由信息化与数字出版委员会统领。同时，我们建立了内容资源运营中心、信息中心、数字产品营销中心，每个中心都有和它直接对接的数字模块，并配有一套完备的制度设计。
第四，建立必要的机制，坚持“小步快跑”原则。在实现数字化转型的过程中采取分模块解决问题的方式。对于合作的技术公司，我们提出整体想法，但分步实施，各个模块各取所需，最后我们才能顺理成章地整合、升级。
第五，重视人才的培养。传统图书出版单位必须解决人才的引进、培养、适应、融合、提升和评价的问题。十几年来，社科文献出版社在这方面不仅付出了成本、代价，也获取了成就、经验，初步形成有自身特色的专业人才团队。
社科文献出版社从1999年成立电子声像部、建立网站开始，在传统出版的数字化转型中不断探索前进。再经过两年时间，到2015年社科文献建社30周年时，我们可以建立起内容资源整合平台、在线编辑平台、完善的ERP流程和客户关系管理平台（CRM），全面实现数字产品的升级与整合，基本完成向现代出版转型，成为行业的引领者。
Ⅵ 问下各位前辈：编辑出版业的发展与国家的政治经济发展有什么关系谢谢~
面对新兴媒体的步步逼近，图书出版和发行作为图书业的两只臂膀，它们之间的合作顺利与否将直接影响到图书业的未来
每年年初，全国各地的出版社、发行商都要云集北京，而北京书市也要照例拉开一年一度全国图书总销售的大幕。2007年的北京书市近在眼前，各地书商或许正在为新品的制作做最后的冲刺，但他们心中大概都在暗中盘算：吃完了今年的大餐，明年、后年怎么办？
随着新兴媒体的不断涌现，图书这一往日的纸媒“名角”渐渐被冷落，当互联网日益渗透进人们的生活，越来越多的人们发现一页一页地阅读渐渐成为往事，而浏览网页却成了每天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内容。除了教科书和教辅材料还是学生书包中必不可少的“宠儿”，读书已经成为一种近乎“奢侈”的生活方式。
图书业外临严酷的市场环境，而内部的体制改革也已是离弦之箭。早在2003年6月，全国新闻出版改革试点就正式启动，35个宣传文化单位被作为试点地区和单位，其中出版系统有21家，其中出版集团7家，发行集团6家。2006年3月底，全国文化体制改革工作会议召开，意味着出版体制的改革大幕徐徐拉开。
出版的窘境
“今天的图书出版业就是16世纪的手抄业。”业内人士吴先生深深地道出了对图书出版前景的忧虑，“当印刷机被发明后，手抄品就必然面临衰退的命运。”在新媒体左突右进的时代，图书出版越发感到目前所处的窘境。
如今中国图书出版业不仅面临着行业的景气度下降，更需要解决当前的问题——体制性改革。根据国家新闻出版总署下达的“改革精神”，除人民出版社以外的所有出版社都将转型为经营型企业单位，这就是业内流行的“事转企”。
在文化产业领域，图书出版发行市场一向是最大的市场，其收入规模远远超过电视、广播、报纸、杂志等行业的总收入。随着一些重大改革举措的推进，改革已触及到出版业深层次的矛盾，这使得出版业改革进程一波三折。分析人士认为，出版业的改革远比预想困难。
根据《2006年中国文化产业发展报告》，出版体制改革的试点时间为2003年6月到2004年6月，并将于2005年全面推行。但从实际进程看，改革并没能按照这一时间表进行，到2005年10月，试点单位改革尚还没有全面完成。
自改革试点以来，一些大型的出版集团纷纷建立，并试图以企业的身份面对市场，但在具体的实践中，多数只具有企业的“外壳”，少有企业的真正品性。它们并没有完整的公司制架构，与下属出版社之间的产权关系也不明晰，有的甚至出现了没有董事会，却有董事长的奇特现象。而众多出版社的改革就更加纷繁复杂，似乎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
当改革风暴来临之际，最有信心从容面对的是那些市场化较早，已经具备了成熟的商业运作模式，并积累了丰富的畅销书制作经验的出版社，例如中信出版社、机械工业出版社等，它们已经能够从容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是出版社中能够依靠自身力量维持生存的一股重要力量。
那些与政府部门具有某种天然联系，拥有垄断资源的出版社在短期内也不会受到生存的威胁，比如各省的教育出版社，多年来的教材教辅发行为它们积累了大量的资金，即使面对教材的市场化改革，它们也有足够的资金和人力去攻取阵地，占得先机。再如，只要每年的国家司法考试继续进行，法律出版社就能从司法考试教材的发行中淘到一大桶金，并过上安稳舒适的日子。
因此，只有那些习惯了原有体制，又不掌握关键性资源的出版社走向了被淘汰的前线。当同行轰轰烈烈地抢占市场时，它们仍在探索下一步的方向；当它们试图探寻一条路径时，却发现自身的财力、人力根本无法适应新的竞争环境。由于先天就没有多少资源优势，一旦起步慢了半拍，其命运就很难掌握在自己手中。
在体制改革过程中，管理部门也发现实际情况并非想象中的那么简单，有些公益性的出版社并不能一刀切地推向市场，比如民族出版、盲文出版、古籍出版等也需要保留公益性的事业性质，否则这几类出版必定会因为市场规模有限而退出，从而导致上述出版物的稀缺。
其实出版体制的改革并非建立出版集团以及出版社“事转企”那么简单，更是整个出版环境的转型，其中之一便是目前实行的书号管理制度。我国的书号管理制度与其他各国相比是非常“另类”的，即新闻出版局对出版社实行书号“配给制”，以此维护图书出版的正常秩序。书号原本不是稀缺性的资源，国外对于书号采取的是登记制，即每本书的书号记录在案，目的是便于查询，到了中国书号却摇身一变成为交易的筹码。为了杜绝少数几家出版社通过买卖书号赚取非法利润，管理部门采取了书号“配给制”的管理办法，而不是严惩违规出版社，结果就是少数人犯规大家一起埋单。然而这一做法却引起了更大规模的买卖书号，本可以正常出版的图书因书号的短缺而遭到拒绝或延迟出版，因为书号的普遍有限供应使得出书更具寻租的空间。
此外，中国出版系统的相对封闭也是改革的障碍之一，缺乏灵活的资本和人才流动机制，使出版系统的改革步伐始终不能与社会同步。虽然民营资本和民间出版人在出版市场中的份额不断提高，但始终顶着一层面纱，显得遮遮掩掩，而出版体系内的人才多数都是在一家出版社一呆“三十年”，缺少合理流动的机会，即使怀有一些新理念、新设想，也因此成为“放错地方的垃圾”。
与此同时，新媒体发展势头一浪高过一浪，传统出版产业的技术进步、资金流动都大大限制了自身的发展。巨额的社会资本也在积极地向新兴媒体集中，并向其置入了灵活的体制，从而加速了新兴媒体的发展和壮大。与之相比，传统的纸媒出版业就显得反应滞后，一方面是资源的闲置，另一方面却是流量资本的缺乏。如果这种状况得不到改变，从长期看，出版领域流失的不仅是市场，还有资本、人才和未来的希望。
发行的变异
我国图书业的发行业务基本处于一种三足鼎立的局面，主要分为“主渠道”——新华书店；“二渠道”——各类民营书店；出版社旗下的社办发行。
在图书销售领域对民营资本和外资开放之前，新华书店之所以能占据中国图书发行的龙头地位，是因为它拥有两把独一无二的“尚方宝剑”：出版物全国总发行权和教材发行权。依靠这两把“宝剑”，新华书店在市场上无坚不摧。然而，随着中国兑现入世承诺，图书发行市场逐步放开，新华书店赖以生存的政策优势正在丧失。
1987年后，新华书店开始“分家”，总店开始把各地的新华书店的管理权移交给当地的新闻出版局，归国家新闻出版署管理，总店和各地的新华书店仅仅保持了名称上的一致，彼此已经完全独立经营，并在业务上形成了平等竞争的局面。至此，实质上已无利益关系的总店和各地分店各自开始了探寻新生之路。
2002年7月，新闻出版总署下发了《关于新华书店（发行集团）股份制改造的若干意见》后，新华书店（发行集团）的股份制改造得以进一步推进。2003年9月，新华书店总店与中国出版集团所属的另两家公司——中国出版对外贸易总公司、中国图书进出口（集团）总公司，和国家邮政局所属中邮物流有限责任公司、中邮邮购有限责任公司，共同组成新华发行集团总公司，由中国出版集团控股。董事长杨牧之表示，新华发行集团总公司的发展目标是要成为全国性、具有市场主导作用、国际知名的发行集团。不过，全国连锁网络近200家中不到10％的直营率，足以显示新华书店总店在渠道上的弱势。
脱离了与总店的行政隶属关系，地方新华书店似乎可以当家作主，但长期以来并无实战经验的地方新华书店突然要自己走路，习惯了“销售渠道”身份，冗员众多，面对市场的困惑，地方新华书店的“独立”之路并不是一帆风顺。1998年，各省又纷纷组建新华书店集团，希望称霸当地的图书销售，而浙江、江苏、辽宁、四川、福建和上海六省市的新华发行集团则被列为率先进行股份制改造的全国试点。不过，这一改革的后果是一方面整合了各省的新华书店资源，另一方面使得诸侯割据的局面更加显著。
相对于新华书店这一“主渠道”而言，民营书店通常被称为“二渠道”，而“二渠道”的威力已经让新华书店感受到了强大的压力。一位出版界的朋友告诉笔者，虽然新华书店仍是出版社的重要发行伙伴，但二渠道的能量已经引起了他们足够的重视，每年的全国图书订货会上，二渠道的成交量和在业内的影响却无人小看。英国出版界著名的LOGOS刊物上的一个关于中国出版界的研究报告显示，如果除去教材的发行和销售，二渠道的图书发行销售量同新华书店几乎持平。目前，全国有二三十家经营规模上亿元的民营书业企业，网点也已经有七八万家。当然，外资也不甘落后，希望在中国这个庞大的图书市场中分得一杯羹。自1995年贝塔斯曼进入中国成立书友会以来，现已发展了150万会员，2003年底，贝塔斯曼买下21世纪锦绣图书有限公司增资扩股40％股份，成立了首家中外合资连锁书店；2005年5月，贝塔斯曼又与辽宁出版集团合资成立了辽宁贝塔斯曼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其觊觎发行市场的野心不可小视。
与新华书店和二渠道相比，社办发行就处于一种相对尴尬的境地，是“三足”中最细的一只。社办发行的初衷是出版社为了激活市场，亲自参与图书销售这一环节，从而避免新华书店独占发行渠道后对出版社的不利局面。然而这一愿望并没有实现，因为全国500多家出版社，社办发行在渠道建设上始终处于弱势地位，其规模远远不能与新华书店相比，甚至与后来崛起的二渠道都不能同日而语，多数沦落为出版社的发货部门，无奈地扮演着出版社与主渠道和二渠道之间桥梁的角色，将出版社的出书信息向发行商及时传递，同时也向出版社反馈图书的销售状态。
有业内人士指出，社办发行的出路在于市场性联合，即在各省出版集团的调配下，旗下出版社的社办发行根据自愿原则自主联合，组成区域性的发行集团，在与出版社积极沟通出版信息的同时，增强自己的发行能力，唯有如此才能提高谈判筹码，增强在市场中的主导权。如果不改变现实中的社办发行单打独斗的状况，它们的生存状况必定是继续恶化。
上游和下游的博弈
“图书业的发展，需要出版和发行两条腿走路。”一位资深出版人如此感叹。然而，出版和发行作为图书产业链中的两个重要环节，相处得并不融洽。
综观目前的图书出版发行体系，本应在图书市场中达到共赢局面的出版和发行，却在社店关系多年来互不相让的利益“博弈”中陷入了“囚徒困境”。从根本上看，只有图书市场规模越做越大，双方才能真正实现更大的利益，而不是依靠互相争夺、倾轧，依靠吞噬对方的利润来维持自己的发展。但事实上却是体系内信用平衡机制的缺失，导致了出版社与书店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日益加重，图书发行效率无法提高。
作为主渠道，新华书店的连锁运动已经轰轰烈烈的展开，连锁的目的是拓宽图书销售网络，但另一方面也是增加向出版社讨价还价的筹码，例如更大的折扣和更长的回款周期。然而，众多省级新华书店仅仅在形式上完成了连锁店面的建设，却忽视了连锁的核心，即标准化、网络化的信息技术和物流配送体系，在更大程度上造成了需求信息失真，这不仅不能有效降低库存和退货，反而导致退货风险加大，回款周期拉长的局面，而最终为此埋单的是下游出版社。可见，连锁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下游威胁上游的工具。作为二渠道的民营书店也让出版社怨声载道，卷起书款关门逃走，拉下脸来拒不回款的事件时有发生。而对于处于弱势的上游部门出版社，它们能怎么办呢？
“不发货等死，发货找死；不赊账等死，赊账找死；不退货等死，退货找死”就是一位社办发行人员的由衷苦恼。上世纪90年代，由于新华书店的库存猛增，导致最终将图书销售由原来的包销制改为经销包退制，将图书库存的风险完全转嫁给出版社，而这一规则逐渐演变为行业规则，导致出版社的风险陡增。目前，社办发行急需一套发行渠道的信用体系作为铺货依据，以达到理性发货、有效回款的目的，否则发货与退货、销售与回款的不确定性将大大增加出版社的压力。
这种情况下，如果有一套相对客观、具有公信力的渠道信用体系，将具体的渠道商信用分成三六九等，不仅能够督促渠道商规范运作，将信用差的渠道商淘汰出市场，更为出版社的发货提供了更加明确的方向，对信用度高的渠道商加大发货量，对信用差的渠道商采取断货措施，而不是畏首畏尾地无的放矢。如此一来，便可大大提高图书商品的流通效率，降低了出版社的回款风险，对高质量的发行商也是一个福音。无论如何，图书出版与发行其实是一根绳上的蚂蚱，只有共同合作挣脱绳索的羁绊，才有更自由广阔的天空。
Ⅶ 报纸行业现在是什么样的状况报社员工能转行做什么工作
二十一世纪以来，以互联网技术为基础的新媒体对传统报纸产生了巨大冲击。新媒体在当下十分普及，2014年全国报纸总体零售量下滑到30.5%。面对如此巨大堪称“断崖式”的下滑量，随之而来的就是广告投资的大幅下降。使得报纸的整体质量，发售情况又受到了新的巨大影响。
据第十三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显示：平均每个人每天用手机阅览的时间为62.21分钟，相比较于2014年增加28.39分钟;相对而言阅读报纸和期刊的时间大幅减少，而中国的网民却在稳步攀升，截至2016年6月，中国网民规模达7.10亿，规模极其庞大。
据前瞻产业研究院《中国数字出版行业商业模式与投资分析报告》显示，2016年我国数字出版营业收入达到了5300亿，较2015年增长20.4%。虽然我国数字出版营业收入的增速有所放缓，但仍远高于行业整体增长速度，占新闻出版全行业的营业收入比重提高到了22.9%。数字出版继续保持了高速的增长，已经成为了新闻出版产业发展的主要增长极。
面对互联网的冲击，部分传统的纸质媒体迫不得已将原有的纸媒转变为网络电子版以迎合时代需求。不过传统报纸也有其自身的优势，面对新媒体的猛烈冲击，传统报纸切不能自乱阵脚，而应坚守自身之长处，发扬传统优势，进一步将新闻做精、做优，依靠品质赢得读者，凭借信念赢取希望。
Ⅷ 出版行业的发展前景如何
变革，是这个时代每个行业的前景。互联网、物联网，彻底改变了这个世界，传统出版似乎必须面对数字化出版转型的问题，那些拥有超媒体出版技能、工具的企业市场竞争力很强，像云媒科技、睿泰集团等等，可以去关注一下这些企业的发展方向，还有那些超媒体制作工具这些都是朝阳产业，如火如荼发展着呢，不然学校也不会新建那么多新传院来培养专业人才。
Ⅸ 传统出版业该从哪些方面进行转型升级
为了适应时代新变化，传统出版业亟须利用新一代信息技术，从三个方面着力加速产业数字化转型升级，提升在国民经济增长中的贡献率。
三是要创新内部组织机制。优质内容开发和平台渠道拓展，需要由出版机构组织机制创新来实现和保障。来源：人民网
Ⅹ 大数据对出版行业的发展带来哪些机遇和挑战
参考前瞻产业研究院《中国行业大数据市场发展前景预测与投资战略规划分析报告》显示，大数据改变的将是传统出版的流程和模式，从数据生成来源角度，内容出版大数据可以分为专家生成的专业数据（PGC）、用户生成内容（UGC）和设备采集生成内容（DGC），这些内容可以通过信息技术进行融合后创造新的内容。出版机构则需要从作者和编者为中心，转变成以读者为中心，进行内容二次开发和多次增值。作者、编者、读者全线打通，让一本书在众包模式下不断自我更新、自我成长，比如让读者参与来更新部分内容，以完成内容版本的升级，这种协作出版模式又可以建立新的社群，并持续的演变。
此外，随着数字出版的全部数字化流程的推进，其越来越多的数据可以被捕获到，比如选题策划、作者引入、合作创新以及学术示范等出版行为，甚至借此预先把控行业发展的脉搏，直接影响出版、发行、印务等各个环节的升级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