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抱石出版物

㈠ 为什么傅抱石被称为和璀璨的国宝一样现代画家

因为他的绘画技艺非常的精湛。60年代初，傅抱石的事业达到了新的高峰，同时他的生命也走向了低谷。1962年，病痛使他竟夜难寐，饮食不安。10月，浙江有关方面安排他全家到杭州休养。然而在杭州的半年时间内，傅抱石并没有停止创作，从后来出版的《浙江写生集》中，我们可以看出他的勤奋。

1957年——二月，开始筹建江苏省国画院，为主要负责人。五月至八月，率中国美术家代表团访问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作画五十余幅，后出版写生画集二种。七月，《写山要法》一书出版，该书根据日本高岛北海原著《写山要诀》编译。八月，在北京“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三十周年纪念美术展览会”上，展出与亚明合作之军史画《大军南下，横渡黄泛区》。十二月，所著《山水、人物技法》一书出版。

㈡ 傅抱石画作的特点

读懂傅抱石的作品，当然少不了要对其作品风格形成和演变有所了解。如去日本留学前，主要是临习古人的作品。而去日本后明显受到日本画的影响。所谓日本画的影响，应该说除了一些西洋画（主要是水彩画的因素）外，根本的还是中国传统绘画的延续和发展。抗战时期，傅抱石独特的画风逐渐形成而趋于成熟，出现了大量的优秀作品。这些作品成为傅抱石对中国画史论开创性间接最强有力的论据。
（一）、用纸特点
先生作人物喜用宣纸、作山水喜用皮纸。1938年以前，无论人物、山水均用煮单宣，后来多用贵州都匀县出产的四尺皮纸，而小幅或册页，则用日本卷筒米浓纸；1956年又从北京荣宝斋购得大批乾隆丈三匹宣纸和乾隆皮纸，60年代的画作，大都用这两种纸。综观先生不同时期所用纸张的情况，特别是贵州皮纸、乾隆宣纸和乾隆皮纸，是伪造者难以寻到的。

曾有人以为从傅抱石作品的用纸来鉴定真伪有较大的意义，或许是这样。但这里我们必须注意到傅抱石几乎是什么纸都试用过—只要是他在当时可能搞得到的。傅抱石比较喜用墨色反映较好的皮纸。据考证其所用皮纸，抗战前后多是贵州、四川产的土纸。他对各种纸张的尝试从来没有停止过，在试用之后，依据自己的喜好，定其优劣，决定取舍。笔者注意到宣纸，各种宣纸，特别是煮石垂类的宣纸，傅抱石从来没有放弃过使用。以用纸来作证傅抱石作品的真伪，在某些特定的情况下可能很有力，例如明明是60年代前后生产的纸张，而落款的年份却是40年代前后，这显然就有问题。可问题正如要读懂和认识傅抱石的作品一样，用纸问题上也首先要认识各种纸张的特性，包括水墨在纸张上反应出的效果。傅抱石喜用较厚实的纸张，因为较厚实的纸张才“吃得消”他那独特的用笔方式，如下笔重，速度快，猛刷猛扫，反复加工等等。作为研究者只从印刷品来观察显然不可能有较完整的认识，甚至从已经装裱完备的原作上看，都不一定能全面了解认清。我们有幸能从傅抱石的遗物和遗作中去认识，对比研究古人，这是个非常得天独厚的条件。笔者曾见过傅抱石生前用过的纸张，一般都较厚、较结实，有的甚至厚的如已托裱的镜片一般。皮纸（麻纸）厚的如三层夹宣一样，而且湿水和不湿水时都可以比较容易地揭开，一分为二，乃至一分为三。但这类纸张尺幅都不很大，且没有一定的尺寸规范，显然都是过去民间作坊所为，本并不是用来画画的。
（二）、笔墨的认定很重要
笔墨的认定应该是中国书画鉴定中最根本的问题之一。傅抱石曾经指出“中国画从技法角度来说，实质上就是怎样用笔用墨的问题”。对于中国画来说，首先是用笔，因为用墨在很大程度上是要通过用笔来完成的。而用墨所留下的墨迹则常常是用笔轨迹的记录。每位书画家都有自己独特的用笔习惯，这种习惯是书画家终生握笔、千锤百炼的结果，更是各自与生俱来的天性在其长期的书画实践中的反映，有其自觉与不自觉地必然轨迹。尤其是一位有成就的作者，必有强烈的反映其个性的笔性特点。这种笔性特点，不管其一生如何多变，但内在习性始终存在。对于傅抱石也是一样，从我们现在可见到的他早在1925年(乙丑)为振清先生所作的山水四条屏看，虽系拟古之作，但《策杖携琴》学倪云林；《竹下骑驴》学米芾；《秋林水阁》学龚贤；《松崖对饮》学程邃，但已具傅抱石独特的用笔“笔性”了。尽管傅抱石自称他是“亦步亦趋的临写”，并且警告“画家最忌的是变成无缰之马，信笔挥洒，自以为是”。然而他落笔时“解衣盘礴”，忘怀一切，自有我在的激情。傅抱石的这种笔性特征，从初见端倪，不断发展至逐渐成熟，又从日臻完善到炉火纯青，在其以后的四十年的笔墨生涯中一以贯之。
笔墨，笔墨，有笔才有墨。笔性在傅抱石的墨法上有着密切的联系。用笔的节奏感是构成傅氏独特用笔笔性的极其重要的因素。这种节奏感，通过用墨被迹化于纸素，这种节奏感源于傅抱石作画的状态，与散锋笔法一起组成了傅氏独到的“笔性”。傅抱石作画的状态是什么样的呢？见过的人并不多，但这不要紧。傅抱石自己曾这样描述：“当含毫命素水墨淋漓的一刹那，什么是笔，什么是纸，乃至一切都会辨不清。这不是神话，《庄子》外篇记的宋画史‘解衣盘礴’也不是神话。”在这种状态中挥毫所留下的笔迹，只有大量仔细审度和研究傅抱石作品的真迹原作才可能有所感受，有所认识，有所体会和理解。从而，对鉴定傅抱石作品的真伪有所帮助。画面上的墨迹（包括颜色）都是用笔用墨的结果。用墨的明润，淡墨重叠，反复积墨，色墨混用，干湿并举，染墨结边造型等都是傅抱石用墨独到之处。尤其是积墨到浓黑后，又以焦墨提醒，却能透明腴润，然而这一切似乎都在漫不经心当中完成的，给观者一种经营再三又巧夺天工的感受，真可谓“只可意会不可言传”。
傅抱石用笔的最大笔性特征是他的散锋笔法。傅氏散锋笔法来自传统与其特有个性的有机结合，来自其深厚的学识和对传统独到而理性的认识。“乱头粗服，不能成自恬静的氛围，而谨严精细则非放纵的笔墨所可达成，二者相和，适得其中。”在傅抱石那乱头粗服的散锋笔法中有着极其严格的法度。这种法度正是他“打破笔墨约束的第一法门”后才产生的。
（三）、气韵是关键之关键
千百年来气韵生动一直是评判中国画优劣的重要标准。因此，它也是鉴定者水准优劣的试金石。傅抱石的真迹就有这种气韵生动的强烈感受，而伪作绝无这种感受。另外，对于作品的纸张、用墨、用色、用印、印泥、印色、印文、落款、款识内容，以及是否有作旧的痕迹等等都必须引起充分的重视。这些对准确鉴定傅氏作品都极有裨益。一件作品流传有序，考证明确，有时甚至其他都可不考便可断定其真迹无疑，而且还可以作为日后鉴定的“参照物”。傅抱石在世时有大量作品问世，并在当时便被出版，无疑这些都是具有参照物性质的东西。据说，现已有假造这种有参照物性质印刷品的例子，但有“气韵生动”、“笔性认定”和“流传有序”的考证，这种假印刷品伪证也是很容易被识破的。
在过去的鉴定中，印章鉴定似乎有较强的旁证力量，随着时代的发展这早已成为过去。照相制版的印章，以手工加盖之后，已无法鉴定。经常用印章的书画家都可以体会到：一方印章，即便是真品，用印时的手法、环境、条件、衬垫、时间等等都有可能印出不尽相同的印迹，所以在照相制版书之前，印章也只能是参考，何况今日。过去，真印假画、真款假画的案例不是也屡屡发生过吗？再则，人可过世，而印可留传；纸张也是如此，只不过纸张用一张少一张罢了。
款识之类也并非一些人以为的有那么大的佐证分量。在现代的一条龙分工合作的小作坊式的造假过程中，特别是穷款或题识不多的款书，或相对较易造假的款书，如傅抱石40年代前后喜用的篆书款，有时被造得很难分辨。其中还有“先款后画”者，反复在设计好的落款位置上造假款，许多张里或有一二特别可以“乱真”，便用其再造假画，这显然比先造假画再造假款更容易欺骗鉴赏者的眼睛。所幸的是，殊不知赝品本身会“坦白交代”，蒙不过严谨的鉴赏家。
酒是傅抱石作画灵感的源泉。他的画艺得之于酒，几乎非酒不画，同时他也深知酒之危害。他说：“昔陈老莲、高凤翰、许友介……诸大师，均毁于酒；而我过去最敬佩的日本近代画家幸梅岭，桥本关雪……也毁于酒。”他也曾多次试着戒酒，但终未成功。酒是傅老艺术生涯中的灵魂，没有了酒，很难说艺术之树还能长青。嗜酒而深知酒之害，戒酒又难以断酒，这就是傅抱石矛盾的心态。

㈢ 谁知道傅抱石这个人啊介绍介绍先。

傅抱石：（1904-1964）江西新喻人，早年留学日本，攻东方美术史学。由于长期对真山真水的体察，画意深邃，章法新颖，善用浓墨，渲染等法，把水、墨、彩融合一体，达到翁郁淋漓，气势磅礴的效果。在传统技法基础上，推陈出新，独树一帜，对解放后的山水画，起了继往开来的作用。其人物画，线条劲健，深得传神之妙。解放前任国立中央大学艺术教授。解放后，任南京师范学院美术系教授、中国美协副主席，江苏省国画院院长。出版有《中国古代山水画史研究》、《中国山水人物技法》、《中国绘画理论》、《石涛山人年谱》、《罗马尼亚写生集》、《捷克斯洛伐克写生集》、《东北写生集》、《浙江写生集》等。又精篆刻，并有《印谱》行世。其代表作有《兰亭图》、《丽人行》、《九歌图—湘夫人》、《江南春》、《待细把江山图画》等。一九六五年病逝南京，卒年六十二岁。

㈣ 世界书局的出版刊物

世界书局创业之初，势单力薄，赚钱立足是其第一要旨，故最早一二年的出版物，多是迎合小市民低级趣味的社会新闻报道、礼拜六派的哀情小说、武侠黑幕小说和迷信命运等书。随后又出版了一批文白对照的《古文观止》、《论语》、《孟子》、学生作文、尺牍范本、社会人士所用的公文程式等书，以适应五四运动后提倡白话文的需要，极为学生界所欢迎。此外还出版了一些当时名人的传记，如《孙中山全传》、《模范军人冯玉祥》、《当代名人轶事》等，销路均佳，因借此起家。当时世界书局设的编辑所，从1921年开始到1937年结束，以编辑教科书和工具书为主，并辑注一些古书，而其他书都在局外组稿，其中以通俗小说的影响最为广泛。这些通俗小说主要指鸳鸯蝴蝶派的刊物及武侠、侦探小说，其中一部分是将旧说部加以整理，用新式标点排印，硬面洋装，廉价发售；另一部分是特约撰写章回体的作家，如严独鹤、不肖生、施济群、江红蕉、王西神、程小青、李涵秋等，出版长篇小说，这其中如张恨水的社会言情小说（如《春明外史》、《金粉世家》、《落霞孤鹜》、《满江红》、《美人恩》）、不肖生的武侠小说（如《江湖奇侠传》、《近代侠义英雄传》）、程小青的侦探小说（如《福尔摩斯探案全集》、《霍桑探案》）等，经竭力宣传，风行国内外，畅销多年。在出书的同时，世界书局也出版了大批定期刊物，以配合宣传，扩大影响。早期发行的，分别有严独鹤、张济群主编的《红杂志》（周刊），李涵秋主编的《快活》（旬刊），严独鹤、赵苕狂主编的《红玫瑰》（周刊），江红蕉主编的《家庭杂志》（月刊），张济群、程小青主编的《侦探世界》（半月刊）等五种。这五种刊物，都是深受小市民阶层喜爱的鸳鸯蝴蝶派刊物，除刊登短篇小说外，必有长篇小说二三种，每期连载，犹如连台本戏。长篇小说先在刊物上分期发表，刊完后又出单行本，这样互促互销，影响较远。就拿张恨水的长篇小说来说吧，不仅为当年城镇青年男女所爱读，即如鲁迅先生，也每种购来寄给其母亲阅读[1]。
民国初年，教科书市场几为中华、商务所独占。沈知方自然不会放过这一巨大的潜在市场，1924年，世界书局开始出版小学教科书。其时除广东已有孙中山的革命政权外，其他省区尚处在北洋军阀统治之下，出版教科书须送北洋政府的教育部审定，这在发行推销上才有号召力和合法性。世界书局为了易达审定的目的起见，请曾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胡仁源为教科书审订人，在教科书上刊用他的姓名，并获得当时北京教育界知名人士如马邻翼、黎锦熙等的赞助，所以向北洋政府教育部送审时，得到了许多方便。这是最早出版新学制教科书的事。由于世界书局出版教科书，改变了商务、中华两家垄断局面，成为三家竞争之势，从而使教科书内容不断有所革新，售价也比较低廉，这是当时教育界和社会公认的。
1924年第一次国共合作后，孙中山在广东领导革命军酝酿发动北伐战争，世界书局鉴于大革命形势为全国人心所向，由广州分局搜集宣传性小册子，分批寄到上海编辑加工后，用广州世界书局名义大量出版，如《全民政治问答》、《农民协会问答》、《不平等条约问答》、《三民主义浅说》等书，随着北伐军的进展，首先发行于南方各省。世界书局之所以在北伐军尚未到达长江流域和上海之前，即胆敢出版配合大革命的宣传书籍，一是沈知方的商人本性，觉得出这类书可名利双收；二是总机构在租界，可依赖租界作护符。北伐胜利后，南京成立国民政府，世界书局除改编小学教科书、增出初高中教科书外，并注重一般新书的出版。其中由徐蔚南主编的《ABC丛书》一百余种，有沈雁冰、杨贤江、陈望道、夏丏尊、洪深等进步作家撰稿，曾风行一时。其时沈雁冰、杨贤江因国民党反动派的迫害而流亡日本，生活不能自持，世界书局由徐蔚南经手接受了两人书稿14种，解除了进步文化界人士一时之忧，被传为书坛佳话。这正是世界书局成长兴盛、蒸蒸日上的时期。 世界书局后期共出书计292种，其中1946年72种，1947年57种，1948年109种，1949年54种，另外还有大量再版重印书。其中较为畅销的，有《英汉四用辞典》。该书在香港印刷，运到内地装订销售。之所以在香港印制，是因当时海关税则规定，进口纸张须征税，进口书籍和印刷图文而尚未订成书籍的书页则可免税。世界书局为减轻印制成本，于1947年冬，派员前往香港委托嘉华印刷公司印制《英汉四用辞典》一书，在1948年内印成数万部书页，运沪装订成书。此书当时极为畅销，大学生几乎人手一册，一些同行则储存此书作为避免伪币贬值损失的手段，世界书局赖此获利不少。1947年杨家骆主编的《四库全书学典》出版，该书乃《四库大辞典》的改编本，书前有李石曾所作英文序。该书第一次从整个世界整个知识体系来观察《四库全书》，将《四库全书》与18世纪法国狄德罗编撰的《网络全书》相提并论，在世界文化的宽宏背景上，对《四库全书》及其《总目》进行整理爬梳，为传播中华学术、加强中西文化交流作出了贡献，该书在外国各大图书馆都有赠品收藏。1947年世界书局还出版了朱生豪译的《莎士比亚戏剧全集》3辑共27种，这是中国第一次较全面地译介莎翁的作品，在全世界引起轰动，而朱生豪本人就是世界书局的职员，由于抗战，回老家从事翻译工作，靠世界书局按时支付的稿酬维持生活。当时敌伪统治区物价暴涨，区区稿酬难以维持生活，条件极其艰苦，朱生豪不顾贫病的煎熬，直到病逝之前，始终专心一志，坚持译作，为世人留下莎剧译本31种，仅余历史剧6种未译。朱译莎剧，到1950年收集在《莎士比亚全集》中，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我们今天依然可以从那明白晓畅的文字中领略到翻译家朱生豪的风采。
世界书局后期还出版了一些质量较好的书，如毕修勺译的《左拉小说选集》，中华儿童教育社马客谈、李清悚主编的《少年科学文库》，李熙谋主编的《少年应用科学丛书》等。当时由世界出版协社[2]编辑的《世界月刊》、《世界农村月刊》、《世界交通月刊》等，也交世界书局印刷发行，其中为《世界月刊》写稿的，有巴金、曹未风、沈尹默、赵景深、朱洗、傅抱石、谢冰心等在当时文化界有一定影响的人。
由于官僚资本的入侵，世界书局后期所出各书，不少是为国民党反动派张目的。

㈤ 傅抱石 1960 行程

一直为人津津乐道“二万三千里写生”

在新中国美术史上一直为人津津乐道“二万三千里写生”可以称得上是江苏画坛的一个创举，这次写生活动不但留下了一大批非常成功的作品，更在很大程度上帮助不少画家走出了困扰他们已久的在实际创作中只能“唐宋山水加现代人物”的窘迫局面。3个月的时间，画家们走过了安徽、河南、湖北、陕西、四川、广东6个省份，不但欣赏体味到不少异地的风土人情，开拓了自己的视野，而且还留下了不少趣事。最有趣的是关于钱松喦和傅抱石的。

钱松喦“玩失踪”

从南京出发之后，写生团一行人最先到达了河南省。黄河岸边，三门峡水电站工地，建设者们正在热火朝天地加紧施工，画家们也被这种如火如荼的建设场面和新中国建设所取得的伟大成就深深感染了，他们一连3天都吃住在工地上，除了写生就是写生。然而，谁也没想到的事情是，第三天起床之后，人们却发现61岁的钱松喦踪迹不见！大家都十分着急，一起出去找。找了大半天，众人才在工地的一角发现了老画家。更令大家奇怪的是，钱松喦并没有画大家一致都在关注着的建设场面，反而在聚精会神地对着对面山上的禹王庙画个不停。禹王庙虽是古迹，但是终究已经十分破败，有对其画个不停的必要吗？对此，几个通行的年轻画家不但不理解，还对老画家很有些意见。不过，当他们到达重庆，钱松喦挥笔画下《禹王庙》时，大家才恍然大悟。这幅《禹王庙》后来成为钱松喦的代表画作之一。在这幅画中，画家把破落的禹王庙放在了画面的下端，而上方则是正在建设之中的三门峡工地和巨型起重机，而且画家还在画上题诗曰：“禹王血食已千秋，日日庙前滚浊流。不料黄河今降伏，笑他空对鬼门愁。”题诗真正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而整幅画作的构思也是独具匠心，钱松喦的这次“失踪”真是“玩”得太值了。

傅抱石“画符”写风光

1960年9月底，写生团一行众人离开河南，进入了陕西境内。陕西是典型的黄土高原的地貌特征，画家们大都一直生长在南方，满眼黄土却又各具特色的景色让他们惊叹不已，也迷醉不已。路过洛川的时候，那里壮观的景象更让大家连连叫好，不约而同地停下脚步，迫不及待地拿出随身携带的速写本，对着眼前粗犷豪阔的景致画了起来。不过，让人颇觉奇怪的是，傅抱石并没有像别人那样急急火火地画个不停，而是聚精会神地欣赏者面前的风景，远远近近、上上下下地瞧了个够，这才从身上拿出一个只有巴掌大小的速写本，琢磨了半天，而后简简单单地画了几笔，在本子上画了几个符号，有点像占卜算命的人的乱涂乱画。这时，已经有人收起了手中的速写本，过来看傅抱石到底画了些什么，可是谁都看不懂，傅抱石也不解释，而是郑重其事地把那个小速写本装在衣兜了。随后，大家继续前进，不过不少人却都在琢磨着傅抱石小本子上的那几个符号到底是什么意思，也都急切盼望着傅抱石能够尽快揭晓迷底。

这一年的11月7日，在结束了一天的写生之后，傅抱石突然来了兴致，给自己满满地倒上酒，然后拿出那个小速写本，对着那几个稀奇古怪地的符号看了半天，然后取大笔蘸墨，手腕快速旋转飞动，以一种极为豪放的气势把恢宏博大的黄土高原“泼洒”出来。随后，他把画悬挂于墙上，一边喝酒，一边端详画面。端详良久之后，他又把画取下来，继续对画作进行添笔润色。如此反复数次，直到自己酒意微醺，傅抱石才满意地在画上钤印题字。这幅画就是傅抱石的名作《陕北风光》，而那几个谁都看不懂的符号之所以能够变成一幅佳作，靠的应该全是傅抱石的胸中有丘壑和扎实的艺术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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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书籍：
笔墨江山：傅抱石率团写生实录

作者：黄名芊
出版社：人民美术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0-01 0
译者：
ISBN：710203094
开本： 装帧：
价： 39 元

㈥ 傅抱石怎么死的

傅抱石因脑溢血病逝。
60年代初，傅抱石的事业达到了新的高峰，同时他的生命也走向了低谷。1962年，病臂使他竟夜难寐，饮食不安。10月，浙江有关方面安排他全家到杭州休养。然而在杭州的半年时间内，傅抱石并没有停止创作，从后来出版的《浙江写生集》中，我们可以看出他的勤奋。
1963年，他专程赴井冈山、瑞金，革命圣土这行虽然时间短暂，但《井冈山》等一批作品的出现，才让人们理解了他此行的真正意义。从这批作品中可以看出当时社会生活中的政治背景。"文化大革命"的前夜开始酝酿一个更大规模的政治运动，艺术家作为一个人首先面临的就是生存的选择。
这一时期，傅抱石又集中创作了《冬云》、《咏梅》、《登庐山》等一系列毛泽东的诗意画。与50年代相比，这些毛泽东诗意画已经失去了那种早期朴素的情感，一种装饰化的倾向反映了时代的变化。但是傅抱石在时代的感召下，以其不懈的努力和不间断地创作，使毛泽东诗意山水画在新山水画中获得了特殊的地位，新山水画也因毛泽东诗意画的表现而在国画中得到了少有的重视和广泛的影响。
1965年9月29日，傅抱石因脑溢血在家中辞世，享年61岁。

㈦ 傅抱石的年谱简编

1904年——十月五日出生于江西省南昌市。
1911年——入私塾附读，原名傅长生。
1915年——在瓷器店学徒，开始自学篆刻、书画。
1917年——14岁，考入南昌江西省第一师范附小，插班进四年级，改名傅瑞麟。
1921年——高小毕业，升入江西省第一师范学校，开始美术创作和研究工作，自号“抱石斋主人傅抱石”。
1925年——完成第一部著作《国画源流述概》。
1926年——于江西省第一师范学校艺术科毕业，留校任教；著北伐军攻克南昌，聆听北伐军政治部主任郭沫若的演讲。
著《摹印学》，全书分总论、印材、印式、篆法、章法、刀法、杂识七部分。
1929年——著《中国绘画变迁史纲》，该书于一九三一年出版。
1931年，任教于南昌省立一中。夏，得黄牧夫印谱，以半月的时间整理出四千余方。《中国绘画变迁史纲》由上海南京书店出版。
1932年——获江西省政府资助，以考察和改良景德镇瓷器的名义公派赴日留学。
1933年——赴日本留学，入东京帝国美术学校研究部，攻读东方美术吏，兼习工艺、雕刻；译日本梅泽和轩著《王摩诘》。
1934年——五月，在日本东京举行“书画篆刻个展”，作品有《渊明沽酒图》、《瞿塘图》、《笼鸡图》及书法篆刻等一百七十余件。六月，译日本金原省吾教授著《唐宋之绘画》。
1935年——三月，所编《苦瓜和尚年表》在日本发表。五月，论文《中华民族美术之展望与建设》发表。七月，学成返国，任教于南京中央大学艺术系。八月，所著《中国绘画理论》一书出版。十月，发表论文《论顾恺之至荆浩之山水画史问题》。
1936年——二月，编译之《基本国案学》一书出版。七月，在江西南昌举办书画个展，展出作品一百余件；论文《论秦汉诸美术与西方之关系》及《石涛年谱稿》发表。八月，译作《郎世宁传考略》发表。十一月，编译《基本工艺图案法》。
1937年——三月，《石涛丛考》发表，《中国美术年表》出版。五月，《汉魏六朝之墓砖》一文发表。七月，著《大涤子题画诗跋校补》；发表《石涛再考》、《民国以来国画之史的考察》及译文《中国文人画概论》。十月，完成《石涛画论之研究》、《石涛生卒考》、《六朝初期之绘画》诸论文。
1938年——1940年，在郭沫若先生主持之政治部三厅任秘书。经常往来于株洲、衡山、衡阳、东安、桂林等地，做抗日宣传工作。
1939年——四月，辗转到达四川重庆，寓居西郊金刚坡下，自署居处为“金刚坡下山斋”。五月，所编《中国明末民族艺人传》出版。六月，完成《中国美术史——古代篇》，作《关于印人黄牧父》。
1940年——四月，发表重要论文《晋顾恺之画云台山记之研究》。作《云台山图卷》，郭沫若先生为题四绝。八月，政治部三厅改组，随郭沫若先生退出，回中央大学艺术系任教。时该校已迁重庆沙坪坝。九月，著《中国篆刻史述略》；《木刻的技法》一书出版。
1941年——一月，发表《读周栎园“印人传”》一文。四月，再画《云台山图卷》。五月，完成《石涛上人年谱》。
1942年——三月，作《大涤草堂图》，徐悲鸿先生为之题塘：“元气淋漓，真宰上诉。”八月，郭沫若先生为《屈原》、《陶渊明像》、《龚半千与费密游诗意》、《张鹤野诗意图》等作品题诗。九月，在重庆举办“王午个展”，展出作品一百件。《大涤草堂图》、《对牛弹琴图》、《初夏之雾》及郭沫若先生题诗之《屈原》、《陶渊明像》等作品均在此次个展中展出。
1943年——在重庆举行个展。在成都举行个展。
1944年——金刚坡时期，精品倍出，代表作《夏山图》堪称精品，在重庆中苏文化协会举办“傅抱石画展”。在昆明举办“郭沫若书法、傅抱石国画联展”。1945年——二月，作《掌阮图》、《晋贤图》、《石涛诗意图》、《大涤草堂图》等画；参加民主运动，在中国文学艺术界“对时局宣言”上签名。三月，作《萧清暮雨》等图。十月，作《金刚坡麓》、《虎溪三笑》及册页《九张机》等画。
1946年——十月，迁回南京，继续执教于中央大学艺术系；在南京与徐悲鸿、陈之佛等举行联展。
1947年——八月，演讲稿《中国绘画之精神》发表。十月，在上海“中国艺苑”举办“傅抱石画展”，展出作品一百八十余幅，且多钜制，人物、山水各居半。
1948年——一月，精心之作《石涛上人年谱》一书出版；在南昌举行个展。 1949年——开始以毛主席诗词为题材的国画创作。作品有《七律·长征》、《沁园春·雪》、《清平乐·六盘山》等。作品参加“南京市第一届美术展览会”。
1951年——六月，当选为南京市文联常委。七月，著《初论中国绘画问题》。
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任南京师范学院美术系教授。
1953年——七月，发表论文《南京堂子街太平天国壁画的艺术成就及其在中国近代绘画史上的重要性》。九月，“全国第一届国画展”在北京举行，《抢渡大渡河》、《更喜岷山千里雪》参加展出。
1954年——四月，为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作《东方红》。
1955年——三月，在江苏省文联举办的“星期文艺讲座”上，主讲《中国古代绘画》。在北京“第二届全国美展”上展出《湘君》和《山鬼》两幅人物画。
1956年——一月，增补为第二届全国政协委员，参加全国政协二届二次会议。八月，在北京“世界文化名人雪舟等杨逝世四百五十周年纪念会”上，作《雪舟及其艺术》学术报告，后全文发表于《人民日报》。十月，中国美术家协会南京分会筹委会成立，被推选为主任委员。
1957年——二月，开始筹建江苏省国画院，为主要负责人。五月至八月，率中国美术家代表团访问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作画五十余幅，后出版写生画集二种。七月，《写山要法》一书出版，该书根据日本高岛北海原著《写山要诀》编译。八月，在北京“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三十周年纪念美术展览会”上，展出与亚明合作之军史画《大军南下，横渡黄泛区》。十二月，所著《山水、人物技法》一书出版。
1958年——四月，《白石老人的艺术渊源》一文在《文汇报》发表。七月，所著《中国的绘画》一书出版。十二月，《傅抱石画集》出版，郭沫若先生作序并题签。自选一九四二年至一九五七年作品《桐荫读画》、《万竿烟雨》、《兰亭图》、《丽人行》、《平沙落雁》、《西风吹下红雨来》、《暮韵》、《抢渡大渡河》等四十幅；在北京举办“江苏省国画展”，展出新作《蝶恋花》、《雨花台颂》。
1959年——六月，“中国画展”在巴基斯坦卡拉奇开幕，展出山水画《春》、《夏》、《秋》、《冬》及《罗马尼亚一车站》；到湖南长沙、韶山写生，后出版写生画集《韶山》，收入《韶山全图》、《毛主席故居》组画。七月至九月，在北京与关山月合作，为人民大会堂绘制巨幅国画《江山如此多娇》，毛泽东主席亲为题句。
十月，参加全国先进工作者群英大会。
1960年——一月，《春到钟山》、《水乡吟》、《新松恨不高千尺》在南京展出。三月，江苏省国画院正式成立，任院长；《中国古代山水画史的研究》一书出版。四月，中国美术家协会江苏分会正式成立，当选为主席。江苏省书法印章研究会成立，任副会长。八月，当选为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全国文联委员。九月，率江苏省国画家在国内六省十几个城市旅行写生，行程二万三千余里，画出了许多优秀作品。后举办了画展，出版了《山河新貌》画集。
1961年——二月，于《人民日报》发表论文《思想变了，笔墨就不能不变》。三月，于《人民日报》发表《白石老人的篆刻艺术——齐白石作品集·印谱序》。五月，“山河新貌画展”在北京举行，《待细把江山图画》、《西陵峡》、《黄河清》、《枣园春色》、《陕北风光》、《红岩村》、《山城雄姿》等名作展出。六月至九月，到我国东北地区旅行写生，作《镜泊飞泉》、《天池林海》、《林海雪原》、《煤都壮观》、《松花湖》等图，后出版写生画集。
1962年——二月，《郑板桥集》前言《郑板桥试论》在《人民日报》发表。八月，在“南京市美术展览会”上展出《天池飞瀑》。十月，在“江苏省肖像画展览会”上展出《屈原》、《杜甫》两幅作品。十月至次年四月，赴浙江休养、写生，后出版了《浙江写生画集》，收入《新安江印象》、《三潭印月》、《虎跑》、《九溪》、《龙井初春》等作品。
1963年——一月，与何香凝、潘天寿合作国画多幅。三月，为中国驻缅甸大使馆作大幅《华山图》。十一月，回江西，访井冈山、瑞金等革命老根据地，以后陆续创作了《黄洋界》、《茨坪》、《长征第一桥》、《革命摇篮叶坪》等画。
1964年——一月作《井冈山》。三月，著文《在更新的道路上前进》。九月，当选为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出席大会。
1965年——一月，“全国美展”华东地区作品在京展出，大幅《虎踞龙盘今胜昔》参加展览。九月，去上海，拟为上海虹桥机场大厅作画。同月二十九日，脑溢血，病逝寓中，享年六十一岁。

㈧ 为什么傅抱石的真迹值那么多钱呢

一是他对书画的贡献：他的山水画画意深邃，章法新颖，善用浓墨，渲染等法，能够把水、墨、彩融合一体，达到翁郁淋漓、气势磅礴的效果。在传统技法基础上，推陈出新，独树一帜，对解放后的山水画，起了继往开来的作用。
二是他人已离我们远去，而且传世作品也不是太多，正所谓物以稀为贵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