饥荒出版时间

㈠ 《四世同堂》创作于20世纪多少个年代

这部小说的创作始于一九四三年，当时老舍住在距重庆不远的北碚，内写一些宣传抗战容思想的短篇小说和剧本。在战争爆发之前老舍就打算写一个家庭的故事，反映旧家庭因社会变化而引起的变革。一九四三年底，老舍夫人设法离开了被占领的北京，带着孩子历尽艰辛来到重庆。在夫人的叙述中，老舍了解到日本占领下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和苦难遭遇。于是他决定写一部长篇小说，希望能借此传播抗战的力量。他从一九四四年开始写作，但由于生活不稳定，健康状况差，包括不时发作的疟疾，还有养家糊口的压力，他不得不将小说分为三部出版。一九四四年下半年开始，第一部以《惶惑》为题在重庆一家报纸上连载，一九四六年稍晚，这一部和第二部《偷生》合并，分为上下册在上海出版。一九四六年三月，老舍和曹禺应邀赴美，在那里老舍完成了小说的最后一部，并和艾达·浦爱德合作完成了英译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不久，老舍返回国内并促成了第三部《饥荒》的发表。

㈡ 曾见过一本大约1960年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书，标价是5800元。有谁知道这一段历史是怎样的

不可能，那时中国正处于饥荒乱年，全中国都在闹饥荒，连省长，县长都要下田耕作，吃都没得吃，还出版这种天价书，纯属扯淡。

㈢ 阿玛蒂亚·森《贫困与饥荒》哪一年出版

贫困与饥荒

作者:[印度]阿马蒂亚.森出版社:商务印书馆出版时间:2001年01月

㈣ 有谁介绍下饥荒吗

饥荒（2013年Klei Entertainment出品单机游戏）
《饥荒》是由Klei Entertainment开发的一款动作冒险类求生游戏，于2013年4月23日在PC上发行，2015年7月9日在iOS发布口袋版 。
[1] 游戏讲述的是关于一名科学家被恶魔传送到了一个神秘的世界，玩家将在这个异世界生存并逃出这个异世界的故事。[2] 资料片：船难讲述了一名科学家在一次出海中船只失事，被冲到某岛上，要在这个群岛中生存并逃出生天的故事。[3]
中文名 饥荒
原版名称 Don't Starve
其他名称 别饿死
游戏类型 生存，冒险，动作
游戏平台 PC Mac Linux PS Vita Wii U展开

地 区 英国
开发商 Klei Entertainment
发行商 Klei Entertainment
销 售 steam
发行日期 2013年4月23日（PC）
2014年1月7日(PS4)
2015年7月9日（iOS）
音 乐 Vince de Vera，Jason Garner
内容主题 生存
玩家人数 单人
游戏画面 2.5D
最新版本 22版（本体）+巨人的统治DLC+失落之船DLC
发行阶段 正式版
结局数 无结局
主要角色 威尔逊、麦斯威尔、薇洛、韦斯......
内置语言 英文
游戏视角 第三人称

㈤ 欧洲历史上有没有出现过什么大的饥荒

1921年开始的波及苏 联17个省份的大 饥 荒，持续约十年，1986年出版的《苏 联 农 民史》称大 饥 荒共造成了100万人死亡。
1932年秋，苏 联国 内广大地区普遍遭受了严重的饥荒，在乌 克 兰南部、伏尔加河中游地区等饥 荒最严重。1932—1933年苏 联爆发的大 饥 荒，灾难性远远超过了1921年的饥 荒。究竟造成了多少人死亡？多数学者倾向于500万的数字。
详细情况苏 联大 饥 荒产生的原因，是根据解 体后解 档文件编写材料。

㈥ 严复的天演论是什么时候发表的

光明日报国学版2007年10月11日《严复与〈天演论〉》一文认为，严复“从1896年起到1908年间，先后翻译了赫胥黎的《进化论与伦理学》(严译《天演论》)……1894年，自称是‘达尔文的斗犬’的赫胥黎发表了《进化论与伦理学》……”其中，《进化论与伦理学》的出版时间有误，不是1894年，应是1891年;而《天演论》的始译时间与出版时间有待商榷。 《天演论》的始译时间不易确定，但出版时间至少可以确定，一般按首次出版时间认定。国内目前有几种不同的看法:如有人认为“严复于1879年回到中国，仅一年过后，使他闻名于世的译著，即基于托马斯?赫胥黎(T.H.Huxley)的《进化与道德》翻译而成的《天演论》出版了。”(《中国翻译》2006年第1期第6页)又如王宏志在专著《重释“信达雅”——二十世纪中国翻译研究》中明确写道:“严复的翻译活动开始于1892年，最早译出来的是宓克(A.Michie)的《支那教案论》(MissionariesinChina)，……1897年，严复翻译及出版了赫胥黎(T.H.Hux-ley)的《进化论与伦理》中《序论》及《本论》两篇，名为《天演论》。”再如刘梦溪认为“严复的译事开始于1898年，他以精熟的海军战术和炮台学的留英学生的身份，而去译介西方的人文学术思想著作，这本身就值得注意”。(《中国现代学术经典?总序》，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48页)其实，严复最早的翻译活动始于他留学伦敦的1878年11月，时年24岁，译蒲日耳著《游历日记》，又译《泰晤士报》报道文章《中国初次遣派驻英钦差大臣将启程离英》，送呈驻伦敦中国公使郭嵩焘。1879年回国，并没有马上投入翻译事业，但不至于晚到1898年。而《天演论》译出的时间也不是1780年和1897年。 《天演论》到底译自何年?这与甲午战争的进展密切相关。 1894年7月25日，日本对驻朝中国军队发起进攻，这年干支为甲午，史称“甲午战争”，直至1895年4月17日，《中日马关条约》签字，甲午战争结束。1894年7月下旬至9月下旬为第一阶段，主要是朝鲜境内的陆战，9月下旬同时爆发了黄海海战。战争结果如何，似乎也难以预测，这时严复动笔译《天演论》的可能性不大。 第二阶段，1894年10月26日，日军突破清军鸭绿江防线，清军全线崩溃。同一天，在军舰掩护下日军在旅顺花园口登陆，11月22日，日军攻陷旅顺口。清军节节败退，不可收拾，陆海两条战线均显败绩，严复应该受到当头棒喝，此间可能萌发翻译的念头。 第三阶段，1894年12月-1895年3月，清军在山东半岛和辽东两个战场全面溃败。1895年2月17日，威海卫海军基地陷落，北洋舰队覆灭。此间，尤其是1894年12月-1895年1月，严复最有可能翻译《天演论》。甲午战争还未结束，严译《天演论》1895年3月就问世了，可见严复受国运刺激之深，译书反应之快。北洋舰队的覆灭，应该是严复最大的痛。北洋水师学堂为海军培养人才，北洋舰队大小将领有的是严复的同学，更多的是他的学生。更为重要的是，同样是向西方学习军事，创建海军，中国败给了日本，这不得不促其反思。痛定思痛，得寻找战败国衰的根源，要从思想上寻求出路。 上述是从国运时势与翻译的关系的推算，下面试从出版方面推算。现今发现《天演论》最早的译本是1895年3月陕西味经售书处刊印的《天演论》，无自序和吴汝纶序，无译例言，且文字与后来译本有较大出入。这表明:第一，一部五万字左右的小册子严复独译，毛笔书写甚至是誊抄，大约需要两个月。译稿从天津传至陕西，加上刻版、校对、印刷、装帧等，大约需要一个月。从译到印，前后至少得三个月。从1895年3月往回推算，起译时间也应在1894年底至1895年初;第二，该印本无自序和吴序，表明是初稿，或是他急于让人印出以传播，或是有人一睹为快，欲印之以传播，来不及做这些次要的工作;第三，文字粗糙，与后来的版本有出入，正说明初译不完善，也来不及完善，却反证是应急之译，情急之译。 甲午战败是严复翻译《天演论》的外因，严译《天演论》起笔于1894年冬或1895年早春，初稿落笔于1895年春，1895年3月由陕西味经售书处初印，1898年6月由湖北沔阳卢氏慎始基斋私自木刻印行问世，为第一个通行本;1898年12月由天津侯官嗜奇精舍石印发行，是刻印质量最好的版本之一。1905年由商务印书馆正式出版。由于1895年的版本后来才被发现，现在也不易找到，认定《天演论》正式出版于1898年，则是学界的共识。

㈦ 四世同堂写作时间

《四世同堂》是中国作家老舍创作的一部百万字的小说。这是一部表现抗专战北平沦陷区普通属民众生活与抗战的长篇小说，全书共三部。该书以北平小羊圈胡同为背景，通过复杂的矛盾纠葛，以胡同内的祁家为主，钱家、冠家以及其他居民为辅，刻画了当时社会各阶层众多普通人的形象；反抗与顺从的选择，国家与个人的选择种种艰难的选择纷繁地交织在一起，深刻地展示了普通人在大时代历史进程中所走过的艰难曲折的道路。

1949年曾在美国出版节译本，书名为《黄色风暴》，被誉为“好评最多的小说之一，也是美国同一时期所出版的最优秀的小说之一”。

1982年《四世同堂》未删节本出版，才得以全貌为中国读者所知。2016年，《四世同堂》中的《饥荒》的21段到36段，约十万字的英文原稿被找回。

2017年秋，中国现代文学长篇小说经典《四世同堂》完整版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和东方出版中心出版上市。增添了由英译本回译的十六章内容。

㈧ 辛逸的主要著作：

1、《<农业六十条>制订与修改的历史考察》，《中共党史研究》2013年，第1期。
2、《“农业六十条”的修订与人民公社的制度变迁》，《中共党史研究》2012年第7期；《新华文摘》2012年第23期转载；《复印报刊资料·中国现代史》2012年第11期转载；《复印报刊资料·经济史》，2012年第6期转载。
3、《口述史学新解——以山西十个合作社的口述史研究为例》，《中共党史研究》2011年第8期，《新华文摘》2011年第23期全文转载。
4、《从‘以农补工’到‘以工补农’——新中国城乡二元体制述论》，《中共党史研究》2009年第9期，《新华文摘》2010年第1期全文转载。
5、《三年困难时期城乡饥荒差异的粮食政策分析》，《中共党史研究》2008年第3期，《新华文摘》2008年第16期全文转载，复印报刊资料《中国现代史》2008年第10期全文转载。
6、《简论大公社的分配制度》，《中共党史研究》2007年第3期，《新华文摘》2007年第15期全文转载。
7、《中国共产党农民思想及政策述论》，《教学与研究》2011年第7期。
8、《政策偏向与1959-1961年农村饥荒——以粮食分配政策为中心的考察》（第二作者），载宋永毅、丁抒主编：《大跃进——大饥荒：历史和比较视野下的史实和思辨》，（香港）田园书屋2009年，第491-505页。
9、On the Distribution System of Large-Scale People’s Communes The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Press 2011. PP.130-147 【《饥荒》（论文集），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2011年）】。
10、《自上而下的社会主义——新中国初期山西省委与长治老区的十个合作社》，《中共党史研究》2010年第6期。
11、《长治老区互助组织与社会主义———山西十个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重新解读》（第二作者），《中共党史研究》2010年第1期。
12、《开题报告质量控制的程序与要素》，《中国高教研究》2010年第5期。
13、《‘多予、少取、放活’——中国共产党六次代表大会报告关于农业改革与发展的理论演进》，《教学与研究》2009年第2期。
14、《学术阅读与学位论文写作规训：提高文科研究生质量的重要途径》，《中国高教研究》2009年第5期。
15、《农村人民公社家庭副业研究》，《中共党史研究》2000年第5期。
16、《文科研究生学术精神的培养——以研究生毕业论文为例》，《中国高教研究》2008年第7期。
《人民公社研究述评》，《当代中国史研究》2008年第1期，复印报刊资料《经济史》2008年第3期全文转载。
17、《对大公社分配方式的历史反思》，《河北学刊》2008年第4期，复印报刊资料《中国现代史》2008年第11期全文转载。
18、《试论大公社所有制的变迁与特征》，《史学月刊》2002年第3期，复印报刊资料《中国现代史》2002年第7期全文转载。
19、《50年代初中共党内在农村问题上两次论争述评》，《山东师大学报》1999年第3期；复印报刊资料《中国现代史》1999年第9期全文转载。
20、《1955年浙江‘砍社’事件初探》，《烟台师范学院学报》2000年2期；复印报刊资料《中国现代史》2000年第11期全文转载。
21、《中国的工业化与农业的现代化》，《社会科学论坛》2004年第9期。
22、《农村人民公社所有制述论》，《山东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1期。
23、《关于农村人民公社的分期》，《山东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第1期。
24、《制度‘创新’与农村人民公社的缘起》，《山东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6期。
25、《幻想的破灭——人民公社公共食堂史论》，《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博士硕士文库—法学卷》（下），浙江教育出版社2005年2月版。
26、《按需分配”的幻灭：大公社的分配制度》，《山东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2期。
27、《卡斯特罗与蒙卡达事件》，《史学月刊》1995年第4期；复印报刊资料《世界史》1995年第9期全文转载。
28、《攻打梦卡大兵营始末》，《拉丁美洲研究》1989年第4期；复印报刊资料《世界史》1995年第9期。
29、《论里根经济学》，《山东师大学报》1991年第4期。
30、《英国工党的“民主社会主义”改革》，《山东师大学报》1991年第1期；复印报刊资料《世界史》1995年第9期。
31、《‘三反’运动研究的一部新作》，《中共党史研究》2008年第1期。
32、《人民公社研究述评》，《国史研究中的重点难点问题研究述评——第七届国史学术年会论文集》，当代中国出版社2008年。
33、《权利是不能超越时代的——村民自治的困惑与出路》，《今日世界》2002年第7/8期。
34、《敢问路在何方——中国农业问题的反思与前瞻》，《今日世界》2002年第2期。
35、《卡斯特罗生于何年》，《世界史研究动态》1988年第2期。
36、《敦刻尔克大撤退质疑》，《山东师院学报》1981年第2期。
37、《农村人民公社分配制度研究》，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年5月版；
38、《中国共产党与和谐社会构建》，知识产权出版社2008年2月版；
39、《中国共产党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年5月版。
40、现独立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人民公社制度史稿》（10ADJ002）。

㈨ 斯大林有没有制造饥荒

斯大林到底有没有故意制造饥荒？如果没有，应该怎样看待斯大林对饥荒的发生应负有的责任？结合各方主要观点，本文拟作粗浅分析。
一、饥荒的发生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苏联开始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随后开展了农业集体化运动。就在社会主义工业化进行过程中，1931年，苏联农业出现粮食减产，农村劳动生产率也有很大下降。1932年初，在乌拉尔和西西伯利亚开始出现饥荒，不久，在乌克兰的44个区也出现了饥荒。这年夏天，饥荒一度停止，秋天再度发生，一直持续到1933年底。饥荒发生在苏联重要的产粮区：乌克兰共和国、伏尔加河流域、北高加索、黑土区、乌拉尔、西伯利亚西部，还有哈萨克斯坦（当时属于俄罗斯加盟共和国的一个自治区域）。饥荒大约覆盖5000万人，受灾者主要是农业人口。1932—1933年饥荒饿死者人数是一个一直不十分清楚的问题。在乌克兰的教科书、广播、电视以及信息网站上，乌克兰人在饥荒中的死亡人数被说成700万、1000万、甚至1500万。[④]乌克兰总统维克多·尤先科在公开讲话中甚至宣布，饥荒时期乌克兰失去了1/4的居民。[⑤]近年来，随着有关饥荒的档案材料的公布，俄罗斯乌克兰学界对饥荒中死亡人数的估算越来越客观。目前，关于饥荒死亡人数的一般说法在600—800万之间，其中乌克兰的死亡人数约占1/3，具体数字约为200—300万人。[⑥]由于最初提出1932—1933年饥荒问题的是流亡北美的乌克兰侨民，故西方学界对这个问题的早期研究也主要围绕饥荒在乌克兰、尤其是乌克兰农村发生的情况，这就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对这个问题的宏观研究视野。多年来，从对饥荒的规模、范围以及因饥荒而死亡的人数的研究情况看，乌克兰上层社会和一些学者不遗余力地强调乌克兰遭灾范围之大，死亡人数之多，以此证明那一场饥荒就是针对乌克兰人而来的。实际情况是，1932—1933年饥荒中乌克兰确实是受灾最严重的地区，但饥荒不仅仅是乌克兰人的灾难，俄罗斯、哈萨克、北高加索等地方也遭受了很大损失，饥荒几乎遍及苏联所有产粮区。因此，在当时的苏联，饥荒的发生只是在产粮区和非产粮区，在城市工人与农村居民之间有区别，却“没有民族界限，也没有政治学说之分”[⑦]。乌克兰历来是俄国主要产粮地区，农业人口多，损失相对也就大一些，但“乌克兰共和国遭灾特别重不是因为那里生活着乌克兰人，而只是因为，那里是苏联的主要产粮地区。”[⑧]因此，为蛊惑民众，煽起对斯大林和社会主义苏联的仇恨，夸大乌克兰因饥荒而死亡的人数和规模，甚至把饥荒说成只是在乌克兰发生，就是为了灭绝乌克兰人，这种态度明显带有意识形态以及乌克兰民族主义色彩，也影响了人们对这个问题的历史真相的了解。
二、饥荒发生的原因?造成饥荒的原因是俄罗斯乌克兰以及西方学界讨论的主要问题。在早期，站在不同意识形态立场上，对饥荒原因的分析似乎只有两种观点：或是天灾，或是人祸，并且，出于不同政治立场，这两者又互不相容：承认天灾，就是在为斯大林辩护；肯定人祸，就是在批判斯大林，批判苏联社会主义体制，肯定苏联政府利用饥荒来灭绝乌克兰人。事实上，历史事件的发生往往有着多种因素，判断历史人物或事件的标准只能以历史事实为依据。在探究苏联1932—1933年饥荒发生的原因时，应该根据历史事实，从多方面多角度理性思考，而不应该带着政治立场去“估计”“判断”式地下结论。归结起来，造成饥荒的主要原因有：天灾：1931—1932年的粮食歉收。从历史上看，十月革命前的沙皇俄国对于西方先进资本主义国家而言，一直处于农业国地位。农业生产率低下，“靠天吃饭”基本上是俄国农业的写照。根据当今俄罗斯学者的统计，沙皇时代，每隔十年左右，在俄罗斯农村就要出现一个大旱年。[⑨]十月革命后，苏维埃国家的农业生产有了一定的发展，尤其是新经济政策时期，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被调动起来，粮食产量有了很大提高，1930年苏联的粮食总产量比十年前的1921年提高了三倍多。不过，对苏联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而言，当时的苏联农业生产还比较落后，并且在1931、1932两年粮食产量有较大下降（见下图），发生旱灾是粮食产量下降的原因之一。由于苏联地域广大，各地发生旱灾的程度也不一样。2003年乌克兰共产党领导人彼得·西蒙宁科在国会发言称，1932—1933年乌克兰饥荒的首要原因是干旱。[⑩] 还有学者用数字证实，1932—1933年，在乌克兰旱灾导致的粮食歉收比1931年严重得多，1932年乌克兰谷物收获量仅是1930年的35.8 % 强。也就是说，1932—1933年乌克兰发生饥荒，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天灾。[11]因此，无论是出于自然因素还是人为因素，粮食歉收在这两年是确实存在的。图示 苏联主要粮食作物总产量[12](百万吨)资料来源：根据〔英〕B. R. 米切尔编：《帕尔格雷夫世界历史统计：欧洲卷 1750—1993》，贺力平译，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312页整理。“人祸”之一：集体化中的冒进招致农民反抗，富农破坏给农业生产带来巨大损失。苏联加速建设工业社会的同时，落后的农业成为工业化建设的阻碍。还在1927年的苏共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斯大林在肯定工业化计划已经取得的成果后，就提出了农业生产落后的问题，并指出摆脱这种落后局面的出路：“出路就在于把分散的小农户转变为以公共耕种为基础的联合起来的大农庄，就在于转变到以高度的新技术为基础的集体耕种制。……别的出路是没有的。”[13]据此，苏联在20年代末开始实行农业集体化。在集体化过程中，剥夺富农财产，“消灭富农”，对富农进行强制搬迁，引起富农的不满，一些中农也不愿意将私有财产交到集体农庄中。于是，以富农为代表的农民开始宰杀牲畜，藏匿粮食。波兰历史学家伊萨克·多伊彻曾这样描述当时的情形：“在集体化的头几个月中，他们（农民）屠宰的牝牛和牡牛有1500多万头，绵羊和山羊约4000万只，猪700万只、马400万匹。全国牲畜减少了一多半。”“最早屠宰牲畜的是富农，……为了不让集体化工作人员把他们的牲口赶到公共的牲口圈中，他们宰杀了牲畜，把自己的仓房装满肉，以便饿死自己的敌人。”[14]为阻止富农“糟蹋”粮食，苏联政府加快了集体化的步伐，1930年春开始实行全盘集体化，同时对富农进行惩罚。一些富农被枪决，多数被举家流放。被流放的富农成了“特殊移民”，他们有的死在流放的路上，有的因不适应流放地的气候而客死他乡。“特殊移民”的死亡成为苏联1932—1933年饥荒死亡者的一部分。[15]而那些被强迫加入集体农庄的农民也没有完全顺从，在放弃单干的同时，为给新建立的集体农庄以打击，他们“无度地挥霍”自己的财产，大量宰杀牲畜，藏匿粮食，“消极怠工”，用这些方式同苏维埃政权展开“无声的较量”。农民与政府对抗的结果，是农民面临“……长期可怕的饥饿：集体农庄没有马匹，没有种子。乌克兰和俄国欧洲部分的集体农庄庄员跑到中亚去购买马匹，但空手而归，只好把所剩无几的牝牛、牡牛套上犁杖。1931—1932年间，大片大片的土地都荒着，饿殍遍野。”[16]客观地说，农业集体化作为苏联政府的一项农业政策，在执行的过程中出现了操之过急的强制行为，甚至是粗暴地对待农民，从而招致农民的反抗，这是苏联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过程中，在政府决策以及贯彻实施中的一个严重失误，这场苏维埃政府与农民之间的对抗是导致饥荒发生的重要原因。“人祸”之二：政府为出口粮食而收走农民手中所有余粮

从1931年起，苏联农村的劳动生产率与粮食产量就有所下降。与此同时，政府的粮食征收计划却没有减少，反倒有所增加。据统计，1932—1933年同1929—1930年比，在莫斯科州粮食储备增加了45.3%，在伏尔加河中游地区增加了46.1%，在北高加索增加了56.3%，在尼日戈罗德边区增加了122.6%，在乌克兰增加了36.7%。[17]1932年乌克兰加盟共和国预先制定的计划要交出大约4亿普特粮食，因粮食歉收，这个计划一再降低，及至1933年2月把粮食全收光了，仅完成2.61亿普特。[18]而即使这些粮食也是用粗暴的手段征收来的：政府派出的工作队在农民家里搜出被藏起来的粮食（以及其它产品），因农民不主动上交而处以罚金。集体农庄主席，甚至地方政权领导都可能因不能完成计划而遭到镇压。农民手中所有的粮食都被收走了，没有食物，很多农民被饿死。据统计，当时，在哈萨克斯坦，农村居民减少了30.9%（尽管这不仅仅是因饥荒死亡），在伏尔加河流域减少了23%，在乌克兰减少了20.5%，在北高加索减少了20.4%。[19]并且，不仅仅是普通农民，“许多党员当时几乎也快饿死了。”[20]对于苏联政府的粮食征购计划，以及地方政府在征收粮食过程中的粗暴行为给农民带来的损害，奔萨国立师范大学祖国史教研室主任、史学博士、教授维克多·康德拉辛用数字证实，“1933年运到国外1800万公担谷物。这些谷物如果拿来给人们吃，即使不节省，也够690万人吃。刚好饥荒饿死了这么多人。”[21]这个统计数字，目前还不能完全肯定，不过，可以想见，1931—1932年苏联粮食收获量确有减少，但这并不意味着一定会达到饿死几百万人的程度，政府过度的粮食征购计划和地方政府征收粮食过程中的错误做法，加剧了饥荒，导致农民因为缺乏粮食而被饿死。其它主客观因素。除上述几个主要原因外，城市人口的增加，饥荒发生后苏联政府对饥民的政策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饥荒程度。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需要大批劳动力，许多农民流入城市，城市人口迅速增加，具体情况是：“1922年，全国（苏联）人口中只有16%生活在城市里。随着苏联工业化的进展，城市迅速地扩展，六千多万乡村居民涌入城市。进入城市的乡村居民人数，等于1926年至1960年全国人口增长的总和。在不到一代人的时间内，来了一个城市生活的‘乡村化’。”[22]急剧扩大的城市需要大量粮食，而苏联农业生产又十分落后，2500—2600万户落后的小农经济无法养活迅速增加的城市人口，城市几乎总是处在饥饿的威胁之中，而农民粮食生产的负担不断加重。 一些农业地区发生饥荒后，人们纷纷外出讨饭。[23]当时，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全苏农业人民委员会将这种人口流动视为被社会革命党人和波兰干涉者鼓动起来的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活动，命令各地对此采取行政手段和镇压手段，其中包括在交通运输方面采取措施制止农民的大规模外流。俄罗斯安全部最近公布的一份1933年1月的中央文件中，就提到要求北高加索边疆区、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布）、乌克兰农业人民委员会、莫斯科州、中央黑土区、西部州等不放过大规模外流的农民，在铁路运输方面要采取措施，阻止农民私自外流。[24]在公路上也到处站着边防哨兵，检查哨遍布各地。苏维埃政权的主要目的是封锁消息，事实上，在这些措施实施时，大规模移民已经开始了，因此，有关饥荒的消息已经传播出去。那些准备逃离饥荒地区的人们，除一部分带头的“反革命分子”被惩处外，多数人被遣返回去。不过，还是有人避开政府，偷偷地离开，只是这种迁移有时不顾气候条件以及地理环境，一些人在迁移路上冻饿而死，这又加剧了饥荒死亡程度。后来，在统计饥荒死亡人数时，国家政治联合管理局以及户籍登记处对于因饥荒而迁移人数的统计出现了不同意见。[25]不过，总体看，政府限制饥荒地区饥民外出的措施，对于已经发生的饥荒而言，其作用可谓雪上加霜。 总之，随着档案材料的公开，依据各种文献资料，不难得出结论，苏联1932—1933年饥荒的发生是由多方面原因造成的：因旱灾导致的粮食歉收；由于加速工业化政策以及集体化过程中的“冒进”、“四处出击”，招致富农甚至中农的不满与破坏；在粮食收获量降低的情况下，国家既没有降低粮食出口计划，也没有减少粮食储备，集体农庄把农民手里的粮食都收走了，这些因素导致了“一场突如其来的饥荒”。[26]就主要原因而言，饥荒的发生确实是由于“人祸”。三 、理性客观地对待历史事实：斯大林有没有制造饥荒作为当时社会主义苏联的领袖，社会主义工业化、农业集体化方针的制定者，斯大林对饥荒的发生负有很大责任。如国家计划制订过程中的失误，社会主义工业化中的冒进，集体化运动中操之过急，惩治富农，过度的粮食储备计划，饥荒发生后对饥民外出的限制等等。不过，这里需要明确两个问题：斯大林和苏联政府为什么要制定工业化和集体化政策？斯大林有没有谋划并制造饥荒，以达到“种族灭绝”乌克兰人或者其它少数民族的目的？首先，就目的和效果来看，斯大林以及苏联政府的一些决策是由苏维埃国家所面临的国际国内环境所决定的。苏联是在资本主义国家包围中，在面临世界战争的情况下加紧进行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的，这就决定了国家要把有限的财力和物力投入到工业建设中来。工业化建设要求有现代化的机器设备，有足够的资金和技术人才，而这一切仅仅依靠国内力量很难实现。正如斯大林所言：“俄国是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如果它不用自己的原料换取西方的机器设备，那就很难依靠本身的力量组织运输业，发展工业并使城乡工业电气化。”[27]苏联政府面临的最重要的任务就是用现代化的先进技术和设备来改造国民经济的一切部门，这就必须引进外国设备。当时适逢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为转嫁和摆脱危机，加强了关税保护，实行关税壁垒，竭力限制进口。特别是这些国家在国际贸易中实行划拨清算，使国际结算关系急剧恶化，给苏联的对外支付能力带来很大困难。为克服困难，保证大批机器设备的进口，苏联政府只得千方百计地组织粮食、石油、贵金属和木材等产品出口。1929—1932年间，苏联的粮食出口达到非常大的规模，1928年苏联出口粮食480万吨，1931年上升为520万吨，获得外汇收入44，450万卢布。[28]为了保证粮食产量和出口量，苏联政府加速集体化，加紧收购粮食。在地方，为完成粮食收购任务，当局不惜采用行政和暴力手段，把农民手里所有的粮食全部收走，从而导致了饥荒。为保证工业化的进行而实行的集体化运动，在地方上出现了粗暴过火行为。正是这些粗暴行为招致农民的不满与反抗，导致农民与政府的对抗。因此，在很多西方学者以及政论家的论述中，集体化政策便成为饥荒出现的直接导因。对此，二战后一位美国社会学家比较客观地总结道：“只要稍微具有历史眼光就很容易看出，假如苏联事先没有紧张地实行工业化，假如它的大批农庄没有机械化，这个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就多半会灭亡。”[29]而斯大林主义的批判者，哲学家、历史学家亚历山大·季诺维也夫上世纪80年代中期在接受采访时说的一句话更直截了当：“没有它（指集体化），我们的国家就可能瓦解。”[30]事实上，斯大林当时就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我们比先进国家落后了五十年至一百年。我们应当在十年内跑完这一距离。或者我们做到这一点，或者我们被敌人打倒。”[31]只不过，斯大林最初的预期是，利用资本主义危机之际，加紧出口粮食，换回机器设备，加速实现工业化。这种做法适逢苏联农业遇到干旱，粮食减产，还有富农分子与苏维埃政权作对，在此情况下，农村加速集体化运动，把农民所有的粮食都收缴上来，从而在农业地区造成了饥荒。但就全部过程来看，“这场突如其来的饥荒根本不是领导人事先能够设计好的，农村中的‘冒进’也不是斯大林等一手制造的”。[32]换言之，在帝国主义包围和战争威胁之下，苏维埃政权必须选择加速工业化，农业集体化也就不可避免，饥荒便成为在国家不完全具备条件时加速工业化与实行集体化的必然结果。其次，迄今为止，没有证据证明斯大林制造饥荒，实行种族灭绝。不可否认，对于因国家政策、尤其是集体化政策失当导致的饥荒，斯大林确实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不过，也有学者对这一说法提出异议。《大元帅斯大林》的作者卡尔波夫认为，在集体化计划之初，斯大林并没有想要采取粗暴的方式对待农民，他还曾在一些文章中批评地方的过激行为。那么，是谁造成集体化运动出现了偏差？卡尔波夫指出，是斯大林的反对派托洛茨基分子，因为“反对派分子散布谣言，编造了种种骇人听闻的胡说。说集体农庄中的一切都是公共的，连妻子也要凭证或凭卡临时享用；集体农庄庄员睡觉要合盖一条被子；连家禽和小牲口也实行集体化等等。这一切使人反感，使人不愿意加入集体农庄，而这正是反对派分子想要达到的目的”。正因为托洛茨基分子在行动中采取了超革命的过火行为，制造不信任情绪，导致了集体化运动中的混乱。卡尔波夫还总结道：“今天人们习惯于把集体化时期的一切过火行为和高压手段都说成是斯大林搞的，但是文件和事实并没有证明这一点”。[33]近年来，随着各种档案材料的公布，越来越多的俄罗斯学者抛开个人感情的好恶，根据历史事实对斯大林在饥荒中的责任作出评价。有学者用实例说明，斯大林和苏联政府不仅没有专门组织杀害乌克兰人，饥荒发生后，还采取了一些措施来减少饥荒损失。[34]也有研究者承认斯大林对饥荒的发生负有责任，但否定斯大林有意杀害农民，并强调他本人对斯大林“一点都不喜欢，也根本没想捍卫他”。[35]“斯大林谋划并制造了饥荒”——在西方或者乌克兰的一些学者、政治家中，这几乎已经成为定论。但是，直到目前，也没有人能为这个论断举出确凿根据。于是，有乌克兰学者提出：“克里姆林宫的可怕罪恶要执行是需要有指令的，这些指令就保存在档案中。但斯大林不可能给任何人留下证据，来证明他为什么采取饥荒恐怖。”[36]显然，这仅仅是一个判断。对于这种判断的可信度，可以借用一位学者的话来评价：“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现存在那种可以肯定把乌克兰人作为一个种族，用饥荒来消灭乌克兰人的预谋和计划的文件，因此，作出这种推断（指种族灭绝乌克兰人）的过程，包含了推测、假说和暗示。”[37]因此，要为斯大林定下“种族灭绝”的罪名，从眼下看，缺乏足够的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综上所述，我们至少可以得出三方面结论：第一，苏联在1932—1933年间确实发生过大规模饥荒，“人祸”是饥荒出现的主要原因，无论从国家政策角度还是在地方政府具体实施的角度看，饥荒的发生都是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留下的深刻历史教训；第二，在分析饥荒出现的原因时，对于斯大林时期党和国家在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政策的制定与实施过程中所出现的失误甚至错误，要结合当时的历史环境来分析，并且，不应该将失误与过错归咎于斯大林一人；第三，至少到目前为止，无论在俄罗斯还是在乌克兰，并没有证据证明斯大林制造饥荒，以达到种族灭绝乌克兰人或别的民族的目的。英国自由主义新闻记者斯科特曾说过一句话：“事实是神圣的，解释是自由的。”[38]对于斯大林在苏联1932—1933年饥荒中的责任问题，从上个世纪中期至今，西方学界与乌克兰学界、政界，还有俄罗斯学界有各种不同的说法，说法的多样确实体现了“解释的自由”。不过，尊重历史事实应该是历史学家的职责和本分。用“神圣的事实”来说话，才能真正具有说服力。斯大林谋杀乌克兰人没有证据，但苏联实现了工业化，成为世界强国却是无可置疑的事实。正因此，在经历了从戈尔巴乔夫执政后期以及苏联解体后一段时间内对斯大林的批判和否定后，在俄罗斯出现了重新评价斯大林的社会思潮。[39]当今的俄罗斯人怀念斯大林，怀念斯大林时代，把斯大林视为大国领袖，维护国家权益的象征。近一两年来，经俄罗斯教育部审定的俄罗斯新版中学历史教科书中提出，斯大林的做法是合理的，因为他是一位面临战争的大国领袖。[40]这种观点既反映了当今俄罗斯需要强国领袖这一社会思潮，同时也体现出俄罗斯史学思想走向理性。而理性地看待和评价历史人物，把他们放到当时的历史环境中，在评价历史人物时用事实说话，而不是掩盖历史，歪曲历史事实，才是对待自己国家历史的科学态度。

㈩ 饥荒的游戏背景是什么

饥荒这款游戏出版已经四五年了，很多人都非常喜欢玩，那么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他的背景设定非常有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