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图书出版走向世界

㈠ 中国图书进出口(集团)总公司 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 区别

中国图书进出口（集团）总公司（以下简称"中图公司"）是一家具有50多年历史的集报刊、图书、文献资料、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等文化信息产品进出口贸易、版权贸易以及出版、印刷、物流快递、投资、信息技术、物业、展览和广告等业务于一体的国有重点骨干企业，现有总资产20多亿元。在财政部2000年对169家中央企业（集团）效绩评价综合排序中，中图公司列为第11位，在46家商贸企业中名列第4位。
中图公司的前身是1949年11月建立的原国际书店，1964年进出口业务划归中国外文书店经营，1973年1月中国外文书店改名为中国图书进口公司，1981年正式更名成立中国图书进出口总公司，1999年改为现名。公司始终坚持"社会效益是公司发展的生命线"的经营宗旨，为国家科研、国防、教育、文化和经济等领域的发展做出了应有的贡献。中图公司每年进出口书报刊几十万种，音像制品5,900余种；累计出版图书3,000余种，其它科技资料2,600余种；累计购买国外科技期刊版权近400种，图书版权4,000多种。
中图公司总部设在北京，由报刊、图书、文献等8个业务部门及经理办公室、人力资源部、计划财务部等9个职能管理部门组成。公司分别在上海、广州等地设有20多家国内分支机构，在美、英、德、日、俄等国家和地区设立7个境外分支机构。现有在职员工2,330人。
为迎接入世带来的挑战，中图公司确立了以传统进出口和出版业务为基础，资本运营与实业经营相结合，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推动产业升级的"一个基础，两个拳头"的发展战略和"十五"发展规划。围绕文化信息这一主线，按照相关多元化的方向发展，逐步整合企业的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纵横交错地构建一座极具创新意识的超级"天罗地网"。

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原名中国国际书店）成立于一九四九年十二月，是中国最大的专业性书刊进出口公司之一，始终以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促进中国和世界各国之间的文化交流、扩大书刊和其他文化产品的国际贸易为己任。

五十多年来，她不断拓宽经营范围，努力开发国际市场，在美国、德国、英国、比利时、日本、香港等国家和地区设有分公司或办事处，业务网络遍及一百八十多个国家和地区，与海外千余家发行机构、书店、出版社及数十万读者有业务往来。

改革开放以来，公司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积极开拓创新，不断拓宽发展空间，目前，已形成朝华出版社的出版业务，图书出口部、报刊出口部的书刊出口业务，中国图书进口中心、上海分公司、深圳分公司的书刊进口业务，以北京国图信达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为依托的电子商务平台，以北京国际书店为龙头的连锁经营，以现代商业和地产建设业为主的资本运营等互动互进，共同发展的完整的文化产业，成为一个具有技术创新能力和雄厚经济实力的公司。

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遵循重友谊，守信誉的原则，愿进一步加强与国内外书业界的友好合作，愿通过书刊贸易和信息产业，架起一座文化交流的桥梁，使中国出版物更多、更快地走向世界，使世界更加了解中国。

业务方面内外有别

㈡ 中国图书进出口总公司的其它

中图公司在致力于将优秀的国外出版物引进中国的同时，积极拓展出口业务，让更多的中国出版物走向世界，为国家的“走出去”战略服务。目前，年出口图书占全国12-13%。中图公司已成为联合国图书采购的“特约供应商”和2008年北京奥运会特约零售商。
由中图公司创办的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在各主办单位的领导下，已历时二十五年，成功举办了二十届。现已成为国际出版文化交流的重要窗口和颇具影响力的国际书业盛会，是中图品牌的重要标志。
中图公司的信息化建设水平领先于业界同行，较早地建立了独立的电子商务平台--“中图在线”，并相继开发使用了客户关系管理系统CRM、中图报刊链接服务业务系统cnpLINKer和海外图书采选系统PSOP等业务系统，并已成为业界广大客户的首选，有力促进了主营业务的全面提升、服务水平的进一步提高和总体竞争实力的日益增强。

㈢ 中国书法是怎样走向世界的

中国书法之花早已在两个近邻并有文字渊源的国度生出了新株。

公元二三世纪，中国书法先传到朝鲜半岛，受到朝鲜人的喜爱。到公元7世纪新罗时代，朝鲜汉字大盛，汉字书法进入鼎盛时期，书法人才辈出，书法种类繁多，保存至今的汉字书迹有碑碣、钟铭、塔志、石经、写经、造像记等。

公元8世纪，新罗出现了被誉为朝鲜书法史上第一人的金生。他少时学习汉字书法，到八十多岁时还练字不辍，行书、隶书皆入神。据说他的行书和行草可比中国书圣王羲之的妙笔，他在朝鲜国土上也被称为“东海书圣”。他的整幅墨迹虽然没留传下来，但却有人将他的字收集而成三种碑帖，它们是现在能见到的朝鲜半岛上的最早汉字书法遗存。下页刊出金生的碑刻行书《庐山瀑布诗》，诗是中国唐朝大诗人李白的作品。

在后来的漫长岁月中，中国书法对朝鲜书坛仍然发生着重要的影响。唐朝的欧阳询、颜真卿，宋朝的苏轼、黄庭坚，明朝的董其昌，清朝的翁方纲等人的作品均受到尊崇，特别是元朝赵孟頫丰润和雅的行书楷书。在14世纪之后的数百年中，无论是朝鲜官用书体，还是文人作品，都能见到赵书的踪影。

大约在7世纪，中国书法从朝鲜半岛渡海到了日本。公元615年，日本圣德太子用柔软的毛笔抄写了一本阐释佛教教义的《法华义疏》。它一直留存至今，是日本最早的书法手迹。其笔墨圆润和谐，带有明显的中国晋朝书法气息。

到了8世纪，中日文化交流频繁，日本派了许多遣唐使、留学生及僧侣前来中国，长期居留，回国时带了一些中国书法作品，当然最多的是晋朝王羲之、王献之、唐朝欧阳询、颜真卿的作品。日本的光明皇后专心致志地习练王羲之书法，写出一手极富力感与节奏感的好字，称得上是当时佼佼的女书法家。以后几百年间，宋元明清几朝的苏轼、黄庭坚、张即之、赵孟頫、祝允明、文征明、董其昌、张瑞图、王铎、赵之谦等人的翰墨之香也弥漫于东瀛。19世纪末叶，由于精通金石学的清朝驻日官员杨守敬将许多北魏碑版法帖带到日本，在朋友中传看学习，这给日本书坛的一池静水造成不小的波澜。日本书法从此也出现北碑的雄浑之风。

日本书法家在移植、学习中国书法的同时，还以创造的精神，融入了日本民族的审美情趣和日文的特色，从而使书法发展成有别于汉字书法的新品种。早在公元9世纪的平安王朝，开始出现了“假名”书法。以纯假名写成的书法称做“连绵体”；用假名及汉字合用连写而成的书法称做“调和体”。这就使书法突破了纯用汉字书写的模式，同时也开拓出新的体势风情。后来又出现“少字数书法”，这种书法品种在中国早就有了，但很少使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还出现了“前卫派”书法，那是由于受西方美术思潮特别是抽象绘画艺术的影响而形成的。前卫派书法与传统书法面目大不相同，它给日本书坛添加了又一个新品种，这是可喜的。

中国书法如今又远涉重洋，受到更多国度人士的青睐。西方艺术界人士，特别是从事现代绘画和雕塑者，还借鉴中国书法用于他们的创作。

早在20世纪初叶，祖籍俄国的德国画家和美学理论家康定斯基（w．Kandinsky）创建了抽象派绘画。这个画派摈弃艺术作品再现客观物象的功能，而追求抽象的纯形式。他们指出，作画时单凭点、线、面、块、色这些形体属性就足以创造出美和表达作者的感情。他们认为，这种艺术的非形象性与中国书法颇有不谋而合之处，并力求从中国书法取得借鉴。请看康定斯基的著名抽象画《最初的抽象水彩画》。这幅画由大小不一的色块和线条组成，一片散乱，没有一个中心，似乎是随意的乱涂，又似乎是作者将种种色彩的、形象的记忆合到一起，然后再将它以自己的理解显示于画面上。这些色块和线条能引发观赏者作种种联想：仿佛有一些人在急匆匆地走来走去，又仿佛是一个农村集市，人们在交谈些什么；有些线条像是山脉的走向；有些色彩似乎在向画框之外扩散。画面上的笔触泼辣、松散、协调，动感强烈，猛地一看，还真有点中国狂草意味。

瑞士画家保罗·克利（Paul Klee）在绘画中用形、色、空间等直接表现个人感情，并善于借用音乐的形式。本页有两张图是他的两幅油画作品。它们可以说完全是按照欧几里德几何原理推导出来的图形。其线条的奇形怪状，颇像有成熟汉字之前的上古陶器上的刻划符号。

英国诗人、评论家赫伯特·里德爵士（sirHerbert Read）在一本论述现代绘画史的著作中说：抽象表现主义作为一个艺术运动，不过是中国书法的表现主义的扩展和苦心经营而已。

法国野兽主义绘画运动的领袖、与毕加索一起被看作20世纪法国画派两位最重要艺术家的亨利·马蒂斯（Henri Mattisse），在绘画中追求线的单纯化和流畅化、稀薄明亮的色彩，反抗透视法则，给人以伊斯兰教地毯、纺织品和图案的感觉。他承认自己“效法中国人”。

西班牙画家、雕刻家胡安·米罗（Joan Miro）的作品简洁而富有想象力。他力求在作品中追求诗意，用20世纪成人的理智像孩子和原始人一样表现自然本身的概念。有人评论道，他画上的空间与东方书法的空间具有密切的关系。他的一幅《自画像》有绝妙的构思，是他对着镜子用铅笔画了几个星期才完成的。

欧洲不少美术学院开办专门课程，讲授中国书法的用笔技巧。超现实主义的“新艺术”流派的设计、造型以及书刊的装帧、插图也都受到中国书法的启迪和影响。

硬笔书法这种借鉴不是单向的。特别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二三十年来，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书坛有一些书家在西方抽象艺术及日本前卫派书法的启迪下，尝试写出他们所称的“现代书法”。

“现代书法”在笔墨线条方面，作出粗细、轻重、疏密、浓淡、枯湿的强烈反差，甚至还用上多种色彩。在字形方面也作极度的变形或夸张。特别是将那些还带有象形意味的字更向真的物象方向靠近。如《月舟》，月字就写成一篆书月牙儿；下面的一个“舟”字，也写成象形意味极浓的篆书“舟”，只不过将字稍稍放倒一些，使其更像水面上的一艘船。画面上又点缀一些白点，那是夜空中的繁星。也有作者写字不按笔顺写，像写美术字那样，来来回回地涂抹。字的先后次序、行的排列也不按传统规矩，而是力求写出让人眼生名家书法的新形式。

甚至还有一些更现代化的尝试。他们向西方抽象派或日本墨象派尽量靠拢，只在纸上刷、涂、滴、洒出各种模样、各种墨彩的点、线、块状物，画面上是一点汉字踪影都见不到。

这些尝试在中国的墨海中掀起不小的波澜，有人称赞它是中国传统书法的突破，未来书法的方向；有人则认为离谱太远，不足为法，特别是那些不写任何汉字的做法。争论还在进行，目前尚不可能作出结论，也许根本就不须作出什么结论。时间会作出裁决。真正的创新之作将会成为一股新流，汇人中国书法艺术发展的长河之中；而那些没有生命力的尝试终将成为枯涸之水。它们将得到各自的归宿。

我在这里想就中国书法与西方抽象艺术之间的异同表示自己的看法。

中国书法是一门抽象性很浓的艺术。这种抽象性表现在：不模拟一般物象，只抽取一般事物的美的方面、关系、属性，例如整齐、参差、平衡、对称、疏密、虚实、动静、变化、和谐，来对汉字进行仿效、加工、重新造型，这种抽象性与西方抽象画的无物之象、静止之象、纯粹以造型手法作成的有别于现实世界物象的图形、图案有一些相似之处。

但是应该指出，它们之间有着本质的不同。根本原因在于中国书法虽不模拟一般物象、却模拟汉字这一特殊物象、又以汉字作为它的载体，并力求使观赏者能够辨识，因此在游戏规则及艺术旨趣方面就迥异于西方抽象画。

名家书法作品西方抽象艺术家不模拟任何物象，也不用任何文字作为艺术载体，来安顿众多的线条和色彩。他们都在追求独特的样式，甚至连自己的作品也要一幅与另一幅大异其趣。他们讲究画面的奇特构思和视觉效果，特别追求象征的性质和神秘的色彩。他们着意显示的是自己丰富的想象力以及对待一切传统和程式的反叛精神。由于没有艺术载体、规则、程式的约束，他们在创作过程中便搜索枯肠、绞尽脑汁、涂涂改改、左冲右突，力图找到惊世骇俗、神秘玄妙的东西，只要它能吸引人，越富刺激性越好。在他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一筹莫展之际，便借助于器具，以便创造出自己和别人都未曾梦见的艺术幻境。

法国画家威廉·德孔宁（willem de Kooning）笔下的书法画颇具中国狂草意味。不过不是用墨，而用各种颜色，写时信笔狂涂。据说，他的绘画表明他信奉这样的艺术原则：要想通往一条使自我爆发的书法表现之路，则必然会通过书法的运动力来求得实现。

中国书法则另是一样。它书写的字是有物之象（依然是汉字），受规定约束之象（由各种笔画组成的在一个方形空间中的字形），是按一定的笔法、字法、章法、有秩序、有先后、一气贯串地书写出来的字，这就具有时间艺术所特有的过程美、动态美。书家临书时虽然也须运思构想、反复琢磨，但从容自如、胸有成竹，他在以平常心作成一种风雅事，感到欣然陶然。他写成的作品虽然样式新颖、变化多端、波澜迭起甚至怪怪奇奇，但因它是按照大家都熟悉的游戏规则写成的可辨可识之字，因此观赏者觉得它可亲可近，愿意接受它的启迪和挑逗。

书法作者的旨趣在于以形寄情，以理运笔。唐代书论家孙过庭在《书谱》中所说“情动形言，取会风骚之意；阳舒阴惨，本乎天地之心”，恰好可以用来解释这种旨趣。前半句的意思是：人们创作书法是由于心中有一种感情要用文字的线条表现出来。后半句的意思是：书法的笔墨形式能表现出不同的体势风情，它们是合乎天地之心，合乎形式美的原理和客观世界的本质及规律的。书法所表现的感情与古代《诗经》、《楚辞》诗文所表达的那样的感情差不多，即有文采、有文学修养的平和、真实、高雅、自然的感情，那是书法作者真实内心世界的反映，而不是无意识、下意识、非理性的感情，或是故作惊人之笔的矫情。中国书法的目的在于拨动心弦，抚慰心灵，而不是挑逗感官，刺激感官。

㈣ 为何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文创主题馆这么火

8月26日，在第二十四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文创主题馆，来自故宫博物院的文创产品吸引观众驻足。

本届图博会将继续秉承“把世界优秀图书引进中国，让中国图书走向世界”的办会宗旨，充分发挥联接中外、沟通世界的作用，为推动中外出版界的交流与合作搭建重要平台。

㈤ 请问我国成立后在出版社的建立上是如何布局，这里面有怎么样的渊源

新华社北京5月18日电（记者曲志红、隋笑飞）10％的版税，预付10万美元，2007年全球英语国家同时出版发行，长江文艺出版社的《狼图腾》创下了国内版权输出的三项新记录。2005年8月30日，《狼图腾》英文版权授权企鹅出版集团签字仪式在京举行，中国图书版权贸易市场着实兴奋了一把。
2005年10月，有图书界“奥运会”之称的第57届法兰克福国际图书博览会上，中国出版业盛装亮相。中国外文局（中国国际出版集团）在博览会开幕当天就与来自美、英、德、俄、日等数十个国家的出版商达成图书版权输出意向近百个，完成版权输出谈判53项，涵盖了中国经济、文学、文化艺术和少儿读物等多个类别。

“2005年，我国文化出版产业实力明显增强，版权输出交易焕发活力。随着中国出版体制改革进一步深化，出版从被动选择到主动交易，出版市场逐渐成熟。”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出版集团副总裁聂震宁如此评论中国出版业。

中国出版业正扬帆远航，信心满怀地走向世界。

（小标题）中国图书开始为世界所关注

2005年11月3日，辽宁出版集团大厦，集团副总经理俞晓群还沉浸在参加法兰克福书展成功的喜悦里。这位从1996年开始尝试图书国际化运营的出版界“老人”说：“这届法兰克福书展是我们收获最大的一次。”以前参加书展，该集团主要是去引进国外图书，而此次书展，他们的140多种图书与30多个国家签订了贸易合同，输出和引进开始趋向平衡，可谓打了一次漂亮的“翻身仗”。

近年来，中国图书正逐渐冲破国界，为世界各国读者所关注。

2005年，辽宁出版集团公司与德国贝塔斯曼集团签署德文版合作协议，《中国读本》将进入贝塔斯曼图书俱乐部，杀入欧美市场。业内人士称，这本既扼要介绍了中国自然概貌、民族繁衍、文化形成等诸多方面的基本知识，同时又客观地介绍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各个领域取得的辉煌成就的书，将把中国文化更多更好地传播给世界。

2005年10月20日，全世界34家出版社联合举行“重述神话”项目丛书首发式，全球同步推出首批图书《重量》《珀涅罗珀记》和《神话简史》。中国重庆出版集团北京分公司成为入选该项目的中国出版单位。根据协议，凡入选“重述神话”项目的图书将由加盟出版社用本国语言出版，这就意味着每部作品将用20多种语言出版。

一度是欧美引进版天下的国内财经图书市场近年来也出现新的局面，我国原创财经图书开始走向世界。《联想风云》全球英文版权被跨国公司买走进入海外英文市场，开创了财经图书版权输出的新局面。据悉，中信出版社与约翰·威利父子公司落实了版权输出协议的条款，将《联想风云》全球英文版权授予约翰·威利父子公司，版权预付金为8000美元。

还有，商务印书馆与牛津大学出版社签下了《汉语辞典》版权合作协议……

中国图书正越来越自信地走向世界，创造中华文化的新辉煌。

（小标题）实施“走出去”战略，我国出版界拥有更积极的心态

“年度中国”丛书、“感动中国”丛书、世界汉语教学丛书、“艺术中国”大型丛书、华人纵横天下丛书、汉英一百译丛等，这些都是中国出版集团实施“走向世界”出版工程的内容。而该工程作品均以中英双语形式出版。

“走出去”是全方位的。中国出版集团成立以来，通过整合所属出版单位“软、硬件”资源，全方位、成规模实践“走出去”。“走出去”不仅包括图书版权合作与输出，还包括期刊等其他出版物的版权合作与输出，不仅支持国际范围内的多语种交流和文化交流，还积极输出出版产业链和文化产业链上的其他产品。

坚决、积极地实施“走出去”战略，我国出版业可谓硕果累累。

2003年“走出去”的销售额为500多万元，2004年增长到1600万元，2005年突破3000万元，辽宁出版集团公司实现了“两年两大步”。以提升专业性、扩大商业性和实效性为原则，建立了多元化“走出去”进入国际出版市场的运营模式和效益模式，辽宁出版集团公司不仅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也获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

辽宁出版集团公司有关负责人指出，“走出去”要有一个基本战略，即与巨人同行，选择好的合作伙伴。近年来，辽宁出版集团公司逐步从个别项目合作，发展到与国外出版公司的整体战略性合作，并和一批著名出版公司达成深层次战略合作协议。辽宁出版集团公司先后和德国贝塔斯曼、英国吉尼斯、美国国家地理杂志等国外知名出版机构进行了合作，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高等教育出版社对外汉语出版中心延续其名牌产品——“体验英语”的成功道路，将“体验”的理念推向国际市场。出版社有关人士称，“走出去”的发展模式是必然的，也是高教社近年来一直强调的。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在法兰克福书展上与麦克米伦公司、培生教育集团就“汉语国际推广”这一重大项目共同举行了海外合资公司的签约仪式，迈出了“走出去”工程的第一步。据介绍，外研社的出版战略正在进行重大转移，在今后的20年，将向世界大力推广汉语和中国文化。

（小标题）政府引导，成为中国出版业“走出去”的强大助推力

2005年，备受业界关注的“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正式启动，这是中国政府首次资助推动中国图书对外推广。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与新闻出版总署联合发布《“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实施办法》的通知，并公布《2005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推荐书目》。通知称，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对购买或获赠国内出版机构版权的国外出版机构进行翻译费资助。

其实，中国政府对于将中国优秀出版物推向世界的计划由来已久。近年来，面对中国图书出口量与进口量的巨大落差，政府投入了很多关注，一直在努力地推动着中国出版业“走出去”。

2000年8月的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期间，国家版权局、新闻出版总署首次举办了“中国图书版权贸易成就展”。

2002年的法兰克福书展上，时任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的杨牧之曾代表中国部分作者向德法两国的有关机构转赠了部分中国作品的版权。此举向世界彰显着中国政府对版权贸易的支持。

2003年，资助国外出版机构翻译出版中国图书的大型工程“金水桥计划”全面启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与法国有关出版机构签署了资助出版中国图书的协议。

在新闻出版总署和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的共同推动下，2004年3月，首批资助出版的70种各3000本法文版中国图书亮相第24届法国图书沙龙。至2004年下半年，我国政府已与美国、英国、法国、新加坡、日本、澳大利亚6个国家9家知名出版机构签署了资助约200万元人民币、出版110余种中国图书的协议。

2005年4月，中宣部出版局、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三局和新闻出版总署有关部门，集合实力雄厚的出版社及出版集团的80位代表召开会议，结合法兰克福书展等国际参展事宜，将出版社参展纳入对外推出版权轨道，同时要求出版社积极提出推荐书目。

追溯政府对中国出版业“走出去”扶持的轨迹，我们发现，政府在“走出去”的政策上不断地寻求着切入点和突破口，且日趋理性和富于针对性。随着中国国际化的步伐逐步加快，我国政府将进一步规模化、规范化、合理化、准确化地推动中国图书走出去，这也将越来越成为中国出版业走向世界的最大支柱和最大动力。

㈥ 让中国图书走出去方面中国做的怎么样

11月28日，“中国图书海外发行高峰论坛”在京举行。本次论坛由中国外文局主办，中国国际图书贸易集团公司承办。本次论坛以“深入交流中国图书海外发行经验，探讨进一步拓展海外发行的途径，展望未来海外发行的趋势”为主题，更好地推动中国图书“走出去”。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出版管理司司长张福海在讲话中指出，面对当前海外图书发行所面临的数字化挑战、人民币升值压力、互联网、新媒体蓬勃发展、可供海外销售品种仍然有限、国际金融危机影响等因素，总局将通过加大对渠道拓展工程扶持力度、扩大经典中国海外出版项目资助范围、实施版权输出全面资助政策、实施丝路书香工程以及扩大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获奖范围等措施对图书对外发行工作给与支持。他指出，要加强与国外同业沟通联系，积极听取他们的意见建议，加强联合、形成联盟，促进更加密切的合作。
国图集团公司总经理孟祥杰在发言中指出，65年来国图公司在5大洲、18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起的中国图书发行网，累计出口各种中国出版物近15亿册，在90多个国家和地区举办、参加过上千次国际书展。孟祥杰认为，出版全球化和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技术给全球出版业带来深远的影响和业态的变化，电子书、数字出版蓬勃发展，纸质书仍有较大的市场空间。在行业、市场、技术嬗变的浪潮下，中国图书海外发行需要顺应趋势，在思想理念、发行模式、运营方式等方面实现转型，既要推动海外发行传统业务和新兴业务的融合发展，又要聚合海外发行上下游资源并形成全新的产业链条。他指出，要全面吸收国际出版、传媒、发行、文化等各方面资源，广泛开展多种形式的国际合作，树立“大文化”观念，开展“大文化”经营，使图书海外发行充分发挥文化传播和交流的作用。

㈦ 中国书法成为了意中之意并走向世界是正确的吗

仅代表个人观点
怎么感觉这句话不明确呢，可以这样说 - 中国书法作为优秀文化走向了世界

㈧ 中国图书走向世界，是中国出版人的理想和追求。用到了政治上的那些知识点

强中华文化在世界上的感召力和影响力，使我国对外文化传播能力与综合国力相匹配，维护文化的多样性。

㈨ 中国文化走向世界采取什么翻译策略

国际上一般提倡外语翻母语.母语翻外语,尽管可以做到不出差错,但对国外读者而言,阅读起来还是有隔膜. ●我们需用更开阔的视野去理解中外文化传播,要看到,翻译之后,还有出版、传播、接受,最后才谈得上影响力.杨先生的贡献只是第一步,接下来还有太多的事情有待我辈继续努力.推荐阅读2011年搞笑版新闻联播：Q币潘币实现自由兑换(图)A股转机尚需一两年[时政] 也谈“新冷战”[经济] 中国股市十年与国足十年[社会] 90后人文素养最高?[热帖] 明星获奖感言背后的故事[文史] 杨钰莹复出 当年为何被封杀[文史] 1972年朝鲜黄金时代(图) 水皮：郭树清救市说法只能当故事 ●嘉宾：谢天振（上海外国语大学高级翻译学院翻译研究所所长,比较文学暨翻译学教授） 龚丹韵：译界泰斗杨宪益先生的去世,引起了大众对翻译和中外文化传播的热议.杨先生一生致力于把中国文学翻译成英文,让中国文化走出国门.您觉得这个领域今天我们做得怎样? 谢天振：杨先生毕生的愿望,就是把中国文化介绍给全世界.如果我们真的认同杨先生的理念,那就应该把他所追求的,踏踏实实地做下去.毕竟,中国文化的全球传播,并不是译文翻完就算成功了.它还涉及到一个更大的命题：中国文化如何才能走向世界?这个问题上长期以来一直有一个认识上的误区,以为只要把中文翻成外文,就自然而然走向世界了.其实并非如此. 作家刘心武告诉我,他去巴黎时惊讶地发现,法国的文化学者们竟然都没听说过鲁迅,而其实我们已经翻译了大量的鲁迅作品.此外,我的一位博士生,论文就是“《红楼梦》英译史研究”.她发现,尽管《红楼梦》的全译本中,杨宪益先生的译本比起英国汉学家霍克斯的译本更加准确高明,然而令人沮丧的是,她在国外知名的几大图书馆发现,借阅率、引用率最高的是霍本,看过杨本的寥寥无几. 其实换位思考一下,我们中国读者如果想看西方名著,一般也会首选国内翻译家的译本,比如巴尔扎克的小说,就会选傅雷的译本.傅译文笔流畅漂亮,贴近中国人的审美趣味,懂法文的专家甚至觉得比巴尔扎克的原文更美. 龚丹韵：既然选择本国人的译本是不可避免的倾向,而西方汉学家毕竟有限,中国文化想要走向世界,突破口究竟在哪里? 谢天振：现在大家都对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意愿很强,成百上千种中国文化典籍被翻成了英文,初衷很好,但最后往往是：国内出版,国内发行几千册,躺在国内图书馆里.最多让国外留学生看,留学生回家乡后,可能还是选择他们国家的译本.与此对比的是,中法文化年上,有位中国作家的小说译本销售高达9万多册,关键就在于它由法国出版社出版,很容易经由法国的文化渠道流传开来. 国际上一般提倡外语翻母语.母语翻外语,尽管可以做到不出差错,但对国外读者而言,阅读起来还是有隔膜.毕竟本国的译者更了解本国读者的阅读习惯和文化趣味.不过对中国而言,国外精通中文的人才实在有限,任其自然是不行的.所以目前的策略上,我们不妨积极鼓励国外学者、国外出版社多翻译点中国名著,甚至可以给他们配备中方的顾问,或者中外合作翻译等,在国外的流通渠道出版,如此才能事半功倍. 我们需用更开阔的视野去理解中外文化传播,要看到,翻译之后,还有出版、传播、接受,最后才谈得上影响力.杨先生的贡献只是第一步,接下来还有太多的事情有待我辈继续努力. 龚丹韵：让外国人来翻译,难免对中国文化有所误读.对我们而言也是如此,比如村上春树的小说换了一位译者,让读者们大为吃惊,与原来的风格感觉居然可以完全不同.翻译究竟该怎么处理文化之间的差异? 谢天振：中国的翻译历史经过两个阶段：清末民初时,我们对西方了解太少,为适应国内读者的阅读习惯,采取的方法是“归化”.比如林纾翻译《福尔摩斯》时,说他“拂袖而去”,现在我们都知道西装袖口是做不出这个动作的.翻译中的这类扭曲,当时也无可奈何,必须先让中国人理解为先.鲁迅首先注意到这个问题,极力强调保持语言的原汁原味,可惜他的实践并不成功,但那种高瞻远瞩的眼光值得肯定.随着我们对西方文化了解愈深,新时期的翻译,追求的方法是“异化”,尽量把有差异的文化信息直接翻给中国读者.其实翻译永远不可能百分百契合原著.有一句名言：翻译总是一种创造性叛逆. 我曾对村上春树小说的第一个译者林少华说,“中国读者首先是通过你的翻译,接受了村上,喜欢上了村上,这就是你的贡献.”而现在,因为对村上有了一定的理解和兴趣基础,读者希望有更贴近原文的译文,这也是很正常的.翻译异域文化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有一个过程.我们了解西方文化用了100多年的时间,而西方对我们的了解才刚刚开始起步,不可能指望西方短时间内就能奉献出非常忠于原文的中国典籍译本. 龚丹韵：随着年轻人的外文水平普遍提高,网友们组成了各种翻译小组,第一手的外国文化作品,从小说、电影到电视剧等,大多经由这些“字幕组”先在网上流传,您对此怎么看? 谢天振：我对年轻人参与翻译持肯定态度,社会对翻译的热情,有助于整体翻译水平的提高,人们会更了解翻译是怎么回事.上外高翻学院的学生中,最优秀的学员往往是非外语专业出身,反而外语专业的学生,局限于单纯的语言训练,缺少文化训练,知识面狭窄,视野不够开阔,在翻译上显示不出自己的优势. 现在翻译已经进入到一个职业化时代,充分利用因特网、电脑翻译软件,正是这个时代的一大特征.网上的字幕组也许还无意成为职业翻译,但是若干年后其中说不定也会冒出几个优秀的网络翻译家. 翻译本来就交汇着各种学科、各种专业,职业化时代的翻译更是一个开放的大平台,这样,翻译事业才会更加兴旺发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