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发表的多篇训词

❶ 卢沟桥事变后，蒋介石发表演讲具体说了什么

1938年7月17日，卢沟桥事变后的第10天，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谈话，宣布：“如果战端一开，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这对蒋介石来说，是一个大的进步。

❷ 蒋介石在退出联合国后发表的《告全国同胞书》

日本已向我们联合国家正式签订降书，世界反侵略战争至今已经完全结束了。我们中国八年来艰辛的抗战，到今天才算是达到了最后胜利的目的。今天是薄海腾欢的一天，也是我全国同胞在饱受艰难备尝痛苦之余，应该庆祝鼓舞的一天。我们遥祭国父，告慰我们中华民国开国导师在天之灵，也可以告慰国民革命先烈和抗战期中慷慨捐躯的军民先烈之灵。我全国军民经过这八年来无比的痛苦和牺牲，始结成今日光荣的果实；这一个光荣的果实，是全国同胞每一个人所应该十分尊重的保持的，只可使之发扬光大，不可使之有所损害，以至于丧失。中正个人感怀过去全国的奋斗，抚念当前的满目疮痍，更觉得感想万千，不知所云。在此从战争到和平的紧要关头，我们正与各盟邦，结束五十年来日本侵略主义酿成的险恶局势，共同缔造东亚与世界普遍永久和平与安全；我们更须在四邻亲睦，四境安定之中，收十战局，恢复秩序，救济收复区被难同胞，抚恤死伤军民的遗族，安辑闾阎，医治疾苦。而且为使过去牺牲真正有代价，更必须在此时此际开创民主宪政的规模，巩固国家统一的基础。我全国同胞在过去曾经团结一致以支持抗战，争取胜利，在今后必能团结一致，使民主与统一共底于成，使民生主义的政策与计划在我和平安定的社会环境之中，得以贯彻实施。因此在薄海欢腾同祝胜利之今日，仅以国民政府关于内政最重要最具体的方针，陈述于我全国同胞之前，共资策励。

第一、我们革命抗战的目的，不只是在战胜敌人，并且要建立三民主义新中国。在此八年抗战之中，我全国军民，历尽艰辛，今当抗战结束之后，全国同胞应有休养生息的机会。我们中国是以农立国的国家，全国人口大多数为农民，其次为工人，我们作战部队兵员的补给，以农民为主要来源，而后方武器与民生物资的生产以工人为基干。在此抗战的绵长岁月之中，工商都市大批残破不堪，于是军队兵员的补充，与国家战费的负担，乃大部分都落在农民的肩上。今当抗战胜利结束之际，农民之服役者，与工人之生产者，皆应使之早日减轻其义务与负担。国民政府体念及此，决定在今日颁发明令，全国兵役，自今日起，一律缓征一年。全国军队现役士兵，亦由军政机关拟定退伍步骤，分期实施。国民政府对于战士授田的办法，亦已依照中国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所决定的纲领，次第订定，克期实施。凡我曾经陷敌各省本年度的田赋，一律豁免一年；后方各省亦定于明年度豁免田赋一年。并责成主管机关和地方政府，依照二五减租的原则，参酌各地实况，拟订减租办法，限于本年十一月十二日以前，呈请国民政府核定，予以实施。我们认为，必须农工有喘息之机，而后社会有苏生之望；而且必须农村生活有提高的方法，而后工商都市有复兴的基础。所以国民政府为全国同胞谋休养生息的最低限度办法，不得不着重于农民与工人的负担之减轻，使其生活得以改善。至于其他积极方面，民生主义政纲和政策之实施，国民政府自当视此为实现三民主义之首要，引为政府今后最大之职责。

第二、抗战结束之后，民主宪政不容再缓。国民革命的最高理想是全民政治，实现理想的最要关键，还政于民，而国民大会是国民政府还政于民必经的阶段，也是国民革命必须完成的重要程序。在抗战发动之初，我们预期抗战胜利与宪政实施，毕其全功于一役。今当抗战胜利结束之际，我们认为：宪政实施愈早愈好，因此召开国民大会不可再事迁延。我恳切希望全国同胞与各方贤达能一致真诚的为国为民尽量协助政府这一个政策，促成国民大会的及早召开，以祈求民主政治的及早完成，而不可再加以阻挠。当此长期抗战胜利结束的时期，正是建国大业开始的机会，政府施政的方针，必将本于大公，出以至诚，只要是在革命建国的最高原则三民主义不至动摇，和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的法统不致紊乱的前提之下，一切问题无不可以推诚相与，方能求得合理合法的解决。尤愿社会贤达，各党领袖，皆能参加政府，共策和平建国的百年大计。而在召开国民大会之前，政府甚愿博访，期无缺憾，就是国民大会的代表名额和其他有关的问题，政府亦可顺应舆情使之合理的增加，和合法的解决。至于保障人民自由问题，国民政府除已切实施行人身自由保障法以外，且已决定克期取消新闻检查制度，使人民有言论的自由；并将制定公布政治结社法，使人民有结社的自由。务使各政党皆有共同的轨辙和合法的地位。如此，民主政治始能追溯英美以树立五权宪法的典型。总之，我们要实现民主政治，应以法治为宪政的基础，以宪政为民权的保障。军阀时代以武力作政争，借地盘以自固的恶习，早成过去，决不是现代民主国家所当有，亦不是和平建国时代所许可。必使国内一切问题皆循政治方法求得解决，各方意见遵循法律轨辙以为标的，而后我革命先烈及全国同胞五十年来所共同祈求的根本大法，不至重蹈民国初年的复辙，这是我们政府唯一的方针，也是全国人民最迫切的需要。

第三、国家的统一，是近代立国绝对必需的要素，抗战结束之后，国家统一，必因国民全体的协力爱护而有坚实的保证。我们知道，国家统一是抗战胜利的保证条件，我们更要知道，国家统一是民主宪政的唯一基础。惟有统一的国家，才能收获最后胜利的成果；亦惟有统一的国家，才能保障民主制度，发扬民意，集中民力，维护主权的独立，完成建国的大计，以贡献于国际和平与世界的繁荣。我们要完成国家的统一，惟一的前提，是要我全国军队国家化，在我国家领土之内，不可有私人的军队，亦不再有任何一党军队；惟有军队不受个人私利一党私见支配，而后国家的统一，乃有真正确实的基础。我今日代表政府特别负责声明，凡受国家编组和恪遵军令的军队，其待遇必一视同仁，决不有所歧视；而且中国国民党二十年来之军队党部，今已完全撤销，以树军队国家化的先声。我们希望全国同胞，认定军令政令的统一，为国家存亡所系的命脉，共同一致，期其实现，加以维护。谨掬衷忱，为我国家的前途与人民的福利作恳切的呼吁。

上述三点，是我们当前最低限度的设施和最为迫切的要求。只要全国同胞抚循革命的历史，接受抗战的教训，自能领悟破坏之后，必须继之以建设，则破坏时期所受痛苦牺牲，终算是获得了宝贵的代价。八年以来，我沦陷的同胞，或流离转徙于异乡，或颠顿病困于穷途，亟待救济；尤其是残臂断股的战士，和孤儿寡妇的遗族，未尚抚恤；与后方同胞服兵役者，为国忘家，从事生产者负担綦重。言念及此，不胜战栗。所以我们今后的工作，不独要恢复战时为平时，并且要转化无业为有业。我们国家的基础，比联合国任何一国为薄弱，我们抗战的时间，比联合国任何一国为久长。我们不但要在战火的废墟上精诫团结，一德一心建立现代国家，并且要充实国力，与联合国共同负起国际和平世界繁荣的责任。我们在创巨痛深的破坏之后，面对任重道远的建国大业，深觉工作的纷繁，弥感责任的重大。我诚恳希望全国同胞，对于上述最低限度的设施和最为迫切的要求，要举国一致积极推进，期于完成。我们过去的工作，是军事第一，胜利为先；我们今后的努力，则在国家统一，政治民主。我们只有共循统一与民主的道路，完成建国工作，实行国父的三民主义，才能同臻于国力充沛民生康乐的境域。五十年国民革命所期求，八年抗战所祈向，就在于这个最大最后的成功。总之，我们必须以和蔼亲睦共同互助的精神，正视八年来国内残破创痍的现实，而导国家于复兴；更必须以坚毅刻苦，自觉自勉的精神，使我中国跻于平等自由的现代国家之林，以慰国际友人的期望。我在今天溯忆抗战的初衷，敬悼忠勇的先烈，感谢友邦的援助，怀念人民的痛苦，真觉得感想无限，特以这个内政方针普告于全国国民，切望真纯坦白，共矢精诚，同负责任，以实现我们国家民族迫切的要求，达成我们全国一致奋斗共同建设的使命。

❸ 1937年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第二天，蒋介石发表讲话，事

❹ 关于蒋介石资料

【蒋介石】（1887-1975），名中正，字介石，浙江奉化人。军事家、教育家、思想家、书法家、诗人。1906年，在中学读书时即向家里提出要求到日本学习军事。赴日后，因非公费派遣，不能入军校，只能就读于东京清华学校。1907年考入保定陆军速成学堂，学习炮兵。1908年春被保送日本东京振武学校，不久加入中国同盟会参与反清革命活动。1910年入日本陆军第13师野炮兵第19团为士官候补生。辛亥革命时归国，自“二次革命”后追随孙中山。1924年国民政府成立黄埔军校，蒋介石出任校长。黄埔军校是近代培养中国军事人才的摇篮。蒋介石两次指挥东征，避免中国走向分裂，凝聚中华，初步完成中国统一。抗日战争前期，蒋介石主持制定了对日军持久消耗的战略方针，在军事委员会下划分若干战区，中国陆海空军大元帅，并一度兼任第一、第三、第五、第八战区司令长官，指挥国民党军在正面及敌后战场抗击日军进攻，先后进行了平津、淞沪、太原、徐州以及保卫武汉等战役，粉碎了日本帝国主义妄图3个月灭亡中国的计划。1943年1月被同盟军推举为中国战区最高统帅。全面负责主持指挥东方战场的军力，牵制抵御抗击日本法西斯。

蒋介石学留日本时就对日本国民性有认识，认为中日必战。一次日本教官在上生物课，指着桌上的一块泥说里面有3万万寄生虫就象中国人一样多，当时激怒了正年轻气盛的老蒋，蒋随即走上讲台将那块泥分成若干，并只着最小一块说，这里面的寄生虫就象日本人一多…… 留学日本22岁时所做一首诗表达了他当时的雄心壮志: “腾腾杀气满全球，力不如人肯且休？光我神州完我责，东来志岂在封侯？”蒋介石曾在日记中表示他不喜欢政治，他写道：“政治使人过狗一般的生活……道德何在？友谊何在？”，但他为了国家，为了人民他不得不参与政治，并成为高手。1927年秋，蒋介石赴日时曾回答记者说，他最佩服的历史人物是岳飞、文天祥，最崇拜的伟大人物是孙中山。蒋介石上台就已经着手准备对日战争。西方评价蒋介石是远东地区骨头最硬的领导人。

1932年在上海“一·二八”事变爆发，1932年1月29日在南京召开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后蒋介石向报界发表谈话说“余决心迁移政府。与日本长期作战，将来结果不良，必归罪于一人。然而两害相权，当取其轻，政府倘不迁移，随时受威胁，将来必做城下之盟。此害之大，远非一人获罪之比。余早有志牺牲个人，以救国家，他复向所惜哉! ”随后蒋介石通电全国 “同胞惨遭蹂躏，国亡即在目前，凡有血气，宁能再忍? 我十九路军将士即起为忠勇之自卫，我全军革命将士处此国亡种灭，患迫燃眉之时，皆应为国家争人格，为民族求生存，为革命尽责任，抱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之决心，以与此破坏和平，蔑弃信心之暴日相周旋 ！中正与诸同志久共患难，今日虽在野，犹愿与诸将士誓同生死，尽我天职。”在蒋公的感召下第十九军、第五军（第五军是后来蒋介石暗中派遣的，参战也是打的十九路军旗号）将士与上海民众同仇敌忾、奋勇抵抗、浴血奋战迫使日军在30多天的攻势中屡战屡败，迫使东京四易其帅，数次增兵，死伤逾万，受到沉重打击。1932年3月3日在国联的紧急要求下，中日双方同意停战。“一·二八”抗战，是中国自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第一次与世界强国打成了平手，震动了日本。此后，国内外对国民政府领导的抵抗都一致肯定。

“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反对孤注一掷的作战方法，强调对日作战是一场长时期持久的战斗，必须“以时间为基础, 与敌相持，在久而不在一时”。他反对“一线配备”与“一次决战”，认为那样做，一败之后，将永无复兴之望。他说：“我们现在对于日本，只有一个法子，就是作长期不断的抵抗，他把我们第一线部队打败之后，我们再有第二、第三等线的部队去补充，把我们第一线阵地突破以后，我们还有第二、第三各线阵地来抵抗”，“越能持久，越是有利”。1936年6月，蒋介石对英国人李滋罗斯说：“对日抗战是不能避免的。由于中国的力量尚不足击退日本的进攻，我将尽量使之拖延。”他还说：“当战争来临时，我将在沿海地区做可能的最强烈的抵抗，然后逐步向内陆撤退，继续抵抗。最后，我们将在西部某省，可能是四川，维持一个自由中国，以待英美的参战，共同抵抗侵略者。”可见蒋介石早已经料出后来战事的发展进程并为此作了准备。中国国民政府自1935年起前后在上海附近修筑了吴福线、锡澄线、乍平嘉线三道国防工事年1937就已竣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