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出版业

❶ 我想问出版社的来历

中国出版事业历史悠久。早在3000多年前的殷商奴隶社会已出现原始的书籍，到春秋战国就有了编辑工作。一些儒家经典，很多都是那时整理编辑出来的，唐代发明雕版印刷术之后，出现了民间的私营出版业性质的刻坊。宋元时代的官刻机构──国子监、兴文署设有专职官员、编辑校勘人员和刻字工人、印刷工人，是后来印书馆、印书局的雏型。明代的国家出版机构已分门别类刻书 (如都察院、工部、礼部、兵部等国家机关兼理刻书工作);地方出版机构比宋、元时期有所发展，各省都有布政司、按察司刻书，许多府县也刊刻书籍和地方志。清代初期改变了明代中央机关分管出书的办法，官刻集中统一于皇室内府的武英殿。刻坊是一般书商所办的手工业刻书机构，在唐代出现，到宋代更为兴盛，成为书籍出版的重要力量。宋时全国各大城市都有书坊，杭州和建阳最为发展。元代的坊刻比官刻还多。明代时，刻坊遍布各地，刻书种类有医书、类书、小说、戏曲等。清代坊刻更为兴盛。除官刻、坊刻外，还有一种私刻，也称家刻，是私人出资校刊书籍。这些人尽量选择优秀善本，进行认真细致的校订翻印，一般质量较高，其中不少成了传世的“善本书”。鸦片战争以后，随着西方印刷设备的传入，外国传教士办的墨海书馆于1843年由新加坡迁到上海。清政府创立的同文馆(1862)、江南制造局翻译馆(1868)开始编译书籍。一批近代资本主义出版企业如商务印书馆(1897)、文明书局(1902)、中华书局(1912)、亚东图书馆(1913)、泰东图书局(1918)等先后成立，并大量编印图书。五四运动以后，中国出版事业开始有了大的转变。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出版机构──人民出版社(1921.9)、上海书店(1923.11)、长江书店(1926.11)、华兴书局(1929)先后成立。一大批私营出版企业，如华夏书店、光华书店、开明书店等和著名的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以及共产党领导的生活书店、读书出版社、知识书店一起在艰苦的条件下，编辑出版图书。到1949年，全国公私营图书出版社有 200多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初期，新华书店兼有出版、印刷和发行三重任务。1950年全国新华书店第二届工作会议作出了《关于国营书刊出版印刷发行企业分工专业化与调整公私关系的决定》，从此，出版、印刷、发行分开管理。同年年底，全国共有出版社211家，其中，中央级6家，地方21家，私营184家。到1956年底，经过合营调整，减为 101家。30多年来，尤其是在1978年以后，适应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需要，中国出版事业有了大的发展，到1987年底，全国共有图书出版社 467家。在图书出版社中兼办音像出版物的有24家，另有专营音像出版物的出版社72家(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事业)。

❷ 元代最重要的科技成就有哪些

元代科技简介
1.天文历法方面
兴建了上都、大都、登封等处天文台，设立了远达极北南海的 27 处天文 观测站，在测定黄赤大距和恒星观测方面取得了远超前代的突出成就。涌现出了郭守敬、王恂、耶律楚材、扎马鲁丁等一批杰出天文学家。郭守敬等人 主持编订了《授时历》，研制出了简仪、仰仪、圭表、景符、闚几、正方案、候极仪、立运仪、证理仪、定时仪、日月食仪等十几种天文仪器。《授时历》 将一年分为 365.2425日，废除了我国编历的传统办法上元积年日法，采用了近世截元法，是人类历法史上的一大进步。此历于至元十七年（1280 年）颁 行，一直延用了400多年。

2.数学方面
元代是我国数学发展的高峰期，涌现出了一批杰出数学家及其著作。如李冶及其《测圆海镜》、《益古演段》；朱世杰及其《算学启蒙》、《四元 玉鉴》；蒙哥对古希腊伟大数学家欧几里得《几何原本》的研究；李冶提出的天元术（即立方程的方法）及朱世杰提出的四元术（即多元高次联立方程 的解法），是具有世界性影响的新成就。算盘在元代也初具规模。

3.农牧业方面
刊行了《农桑辑要》、《农书》、《农桑衣食撮要》等三部书，标志着 元代农牧业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农桑辑要》由元政府主持编纂，全书分七卷十篇，对元及其以前的作物栽培、牲畜饲养做了总结，并保存了大量古农 书资料，对推广农牧业技术，指导农牧业生产有重要作用。《农书》为著名农学家王祯所著，全书分“农桑通诀”、“百谷谱”、“农器图谱”三大部 分。王祯认为要不违农时、适时播种、因地制宜、及时施肥、兴修水利才是取得农业丰收的保证。其中关于棉桑种植具有现实意义。绘制了 306 幅各种农具、农业机械图，对提高耕作技术有显著作用。《农桑衣食撮要》为畏兀儿族农学家鲁明善所著。此书重在实用，按月记载农事活动，特别还涉及到游牧生产，可补《农桑辑要》及其它古农书之不足。

4.医药学方面
史称“金元四大家”中有两位生活在蒙元时期。李杲师承刘完素，强调 补脾胃，创立了“补土派”，著有《脾胃论》、《伤寒会要》等。朱震亨拜罗知悌为师，发展了刘完素火热学说，主张以补阴为主，多用滋阴降火之剂， 后人称其为“滋阴派”，著有《格致余论》、《局方发挥》、《伤寒辨疑》等书。外科骨伤科方面成就更为突出，危亦林在麻醉与骨折复位手术上有创 新。滑寿精于针灸。另外，少数民族医药学传入中原，涌现出了萨德弥实（蒙古族）、爱薛（回族）等少数民族医学家。

5.食疗养生学方面
食疗学方面以蒙古人忽思慧的《饮膳正要》，元政府编纂的《居家必用事类全集》，贾铭的《饮食须知》，倪云林的《云林堂饮食制度集》为代表。《饮膳正要》作为我国第一部食疗营养学著作，举凡 314 种饮食品种，详细介绍了其制作过程、烹调技艺、避忌适宜及其医疗作用，在中国食疗营养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养生学方面以长春真人邱处机关于养生的论著，李道纯关 于气功养生的专著《中和集》，李鹏飞的《三元延寿参赞书》，萧廷芝的《金丹大成集》为代表。

6.地理学方面
《元一统志》的编纂、河源的探索、《舆地图》的问世及大批游记类著作的出版是其主要成就。《元一统志》由政府主持，扎马鲁丁、虞应龙具体 负责。该书对全国各路府州县的建置沿革、城郭乡镇、山川里至、土产风俗、古迹人物均有详细描述，具有较高史料价值。至元十七年（1280 年），忽必烈命女真人都实探求黄河河源，认为星宿海（火敦脑儿）即河源，比较接近 实际。潘昂霄还据此撰成《河源志》。道士朱思本考察了今华北、华东、中南等广大地区地理形势，参阅《元一统志》等地理学著作，以“计里划方” 法，绘制成《舆地图》，成为元朝地理学及中国地图史上划时代的人物。游记类地理学著作有耶律楚材《西游录》，李志常整理的《长春真人西游记》， 周达观《真腊风土记》，汪大渊《岛夷志略》等，对我国及国外的地理地貌、风土人情、贸易来往等颇多描绘，颇具史学价值。

7.建筑学方面
元代疆域扩大，城市经济繁荣，为建筑学发展提供了条件。元代新建或修缮的城市有元大都、元上都、和林城、集宁路城、应昌路城等。元大都是 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最宏伟壮观的城市之一。另外，由于元代推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佛教与伊斯兰教建筑技术也大量涌入中原。佛教建筑以今山西 洪洞县的广胜寺与大都妙应寺白塔为代表，伊斯兰教建筑以今北京、杭州、西安等地的清真寺为主。这些建筑已开始了与中国传统建筑布局、技术融合的趋势。具有北方草原游牧民族风格的蒙古包也受到各族人民喜爱。

另外在火炮术方面，元代研制出了我国兵器史上第一个金属管形射击火器——火铳。陶瓷术方面继承宋代诸窑烧制技术，形成自己特色，花色品种增加，成为对外贸易的重要商品。印刷术、造船术、航海术、水利工程技术 等方面也有很多新的成就。

❸ 出版社的发展

中国出版事业历史悠久。早在3000多年前的殷商奴隶社会已出现原始的书籍，到春秋战国就有了编辑工作。一些儒家经典，很多都是那时整理编辑出来的，唐代发明雕版印刷术之后，出现了民间的私营出版业性质的刻坊。宋元时代的官刻机构──国子监、兴文署设有专职官员、编辑校勘人员和刻字工人、印刷工人，是后来印书馆、印书局的雏型。明代的国家出版机构已分门别类刻书 (如都察院、工部、礼部、兵部等国家机关兼理刻书工作);地方出版机构比宋、元时期有所发展，各省都有布政司、按察司刻书，许多府县也刊刻书籍和地方志。清代初期改变了明代中央机关分管出书的办法，官刻集中统一于皇室内府的武英殿。刻坊是一般书商所办的手工业刻书机构，在唐代出现，到宋代更为兴盛，成为书籍出版的重要力量。宋时全国各大城市都有书坊，杭州和建阳最为发展。元代的坊刻比官刻还多。明代时，刻坊遍布各地，刻书种类有医书、类书、小说、戏曲等。清代坊刻更为兴盛。除官刻、坊刻外，还有一种私刻，也称家刻，是私人出资校刊书籍。这些人尽量选择优秀善本，进行认真细致的校订翻印，一般质量较高，其中不少成了传世的“善本书”。
鸦片战争以后，随着西方印刷设备的传入，外国传教士办的墨海书馆于1843年由新加坡迁到上海。清政府创立的同文馆(1862)、江南制造局翻译馆(1868)开始编译书籍。一批近代资本主义出版企业如商务印书馆(1897)、文明书局(1902)、中华书局(1912)、亚东图书馆(1913)、泰东图书局(1918)等先后成立，并大量编印图书。
五四运动以后，中国出版事业开始有了大的转变。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出版机构──人民出版社(1921.9)、上海书店(1923.11)、长江书店(1926.11)、华兴书局(1929)先后成立。一大批私营出版企业，如华夏书店、光华书店、开明书店等和著名的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以及共产党领导的生活书店、读书出版社、知识书店一起在艰苦的条件下，编辑出版图书。到1949年，全国公私营图书出版社有 200多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初期，新华书店兼有出版、印刷和发行三重任务。1950年全国新华书店第二届工作会议作出了《关于国营书刊出版印刷发行企业分工专业化与调整公私关系的决定》，从此，出版、印刷、发行分开管理。同年年底，全国共有出版社211家，其中，中央级6家，地方21家，私营184家。到1956年底，经过合营调整，减为 101家。30多年来，尤其是在1978年以后，适应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需要，中国出版事业有了大的发展，到1987年底，全国共有图书出版社 467家。在图书出版社中兼办音像出版物的有24家，另有专营音像出版物的出版社72家(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事业)。

❹ 元代最重要的科技成就有哪些

你好。
是郭守敬编制《授时历》。

❺ 《陶纪略》的出版社以及出版时间

元代 蒋祁著《陶纪略》

❻ 元代对中国古代图书出版业所作出的贡献

忽必烈规定汉语官方文书必须是白话文，从而鼓励了小说萌芽。

❼ 元代书装形式与插图是怎样的

元代在出版，印刷等方面，有着突出的成就，例如，印书的品种超过前代；木活字的首创和应用，朱墨双色套印书籍以及包背装的推行和广泛应用等。

元代朝廷十分重视书籍的收藏、出版和印刷，编修所、秘书监、经籍所主要从事书籍的出版、印刷和收藏，兴文署、艺文监、广成局、国子监等机构，也从事书籍的出版印刷。朝廷还设立专门的历书编印机构，每年出版印刷大历、小历、回回历3种，印量达300多万册。

京城元大都，即北京民间的印刷业也十分繁荣，当时编印的多为戏曲、话本、诗词等书。

元代首都元大都出版书籍的装帧形式，最初以蝴蝶装、经折装为主，蝴蝶装多用于一般书籍，如朝廷编印的经史类书籍。经折装则多用于佛经。在字体方面则多选用著名书法家赵孟頫的楷书，民间出现的话本中，使用了较多的简化字。

在元代的蝴蝶装书籍中，出现了一种开本较大、版芯较小的书籍装帧形式，这是前代所少见的。如元大德年间刻印的《梦溪笔谈》一书，版面的四边留有很大的空白。两空白面之间垫一张白纸，并与两白面粘连在一起，克服了一般蝴蝶装在阅读时需翻过一空白页的缺点。封皮用硬纸裱以织物。这种装帧形式在古代是很少有的。

元代中期开始，书籍多用包背装。包背装较蝴蝶装有很多优点，一是阅读方便；二是书籍更为坚固耐用。元代包背装是书籍装帧形式的一个重要阶段，它更接近于今天书籍的装帧形式。

色背装的特点，是一反蝴蝶装倒折书页的方法，而将印好的书页正折，使版心所在的折边朝左向外，使文字向人。书页左右两边的余幅，由于是正折书页，故齐向右边而集成书脊。折好的数十书页，依顺序排好，而后以朝左的折边为准戳齐，压稳。然后在右边余幅上打眼，用纸捻订起砸平。再裁齐右边余幅边沿，再用一整张硬厚整纸，比试书脊的厚度，双痕对折做成封皮，用糨糊粘于书脊，把书背全部包裹起来。剪齐天头地脚及封皮左边。一册包背装的书籍就算装帧完毕了。这种装帧由于主要是包裹书背，所以称为“包背装”。

包背装在翻阅时，看到的都是有字的一面，可以连续不断地读下去，增强了阅读的功能性。

为防止书背胶粘不牢固，采用了纸捻装订技术，即以长条的韧纸捻成纸捻，在书背近脊处打孔。以捻穿订，这样就省却了逐页粘胶的麻烦。最后，以一整张纸绕书背粘住，作为书籍的封面和封底。

元大都印刷的《秘书监志》一书中，记有表背匠焦庆安的打面糊物料配方：黄蜡、明胶、白矾、白芨、藜篓、皂角、茅香、藿香、白面、硬柴、木炭。

焦庆安的配方中，包括了黏合剂、防腐剂和芳香剂三大部分，可见当时书籍装帧的用料是很科学的，它可以使书籍长久保存。

包背装大约出现在南宋时期，盛行于元代，直至清代末期，也流行了几百年。包背装解决了蝴蝶装开卷就是无字反面及装订不牢的弊病。但因这种装帧仍是以纸捻装订，包裹书背，因此也还只是便于收藏，经不起反复翻阅。若是经常翻阅，仍然很容易散乱。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一种新的装订办法又慢慢出现在明清时期并逐渐盛行起来，那就是线装。元代的书籍插图也是十分精美的。元代的绘画很发达，突出的是文人画，而插图版画，则在宋金时期的基础上也有了一定的发展。

元代的南方刻书业当以浙江的杭州和福建的建宁为发达，当时如《文献考通》，宋、辽、金时期三部史书，西夏文的《大藏经》等，都在杭州刻印。这时期还出现了朱墨套印的雕版图书。

元代的经书、子书如《周礼》、《札记》、《乐书》、《论语》、《孝经》、《荀子》、《道德经》、《南华经》等，或以宋代版重印，或重行刊印，在当时相当可观。有一本《新刊全相成斋孝经直解》，为上图下文式插图本。

《新刊全相成斋孝经直解》有的刊本已流传日本。其结尾题有“时至大改元梦春既望宣武将军两淮万户府达鲁花赤小云石海崖北庭成斋自叙”，这题记非常重要。一是说明该书刊于至大元年，即1308年；二是说明刻书主人为维吾尔族人贯云石；三是说明该书刊于湖广的永州。

《新刊全相成斋孝经直解》18章15页，插图也是15幅，内容全部讲解行孝之事，说庶民百姓要有孝德，天子要行孝治。绘工精致，线条却有拙味，图意与文相合，虽然是元刻但绘的全是汉人服饰。

《事林广记》刊于1340年，共10集，陈元靓撰，为福建建阳郑氏积诚堂刻本，原题《纂图增新群书类要事林广记》。北京大学图书馆有藏本。《事林广记》内容丰富，其中有《耕获图》，写农夫耕种，妇女携孩子送茶水。又如《武艺图》绘卖艺者的精彩表演。还有一幅《双陆图》，画两个官人正举双陆之戏，旁有侍者两人，画中堂后有一黑犬翘尾出来，增添了画面活跃的气氛。

元代英宗年间刊印建安虞氏“全相平话五种”。是现在所能见到最早讲史道古的话本。这五种平话是：《新全相三国志平话》、《全相武王伐纣平话》、《乐毅图齐七国春秋》、《全相秦并六国平话》和《全相续前汉书平话》。刻工可知的有吴俊甫、黄叔安等。

这套平话上图下文，一面之中，文近三分之二，图占三分之一稍多，图中有小标题，图中人物多注出名字。这是一种大众化的普及本，我国后来的“小人书”即有源于此种方式者。

这套平话，由于插图多，可谓是一种插图集，5种平话计228幅图，绘的场面较大，能突出主要人物。情节概括，清清楚楚，而且偏重于“说明性”。

如《新全相三国志平话》中的“赤壁之战”，这幅插图，对页展示，做横条幅，分三段。前段是孔明借东风，手持宝剑。为了说明风至，不仅人物衣带飘举，两棵大树，树叶都“呼呼”向西；中间一段黄盖带兵在船上进行火攻，风大，火势猛，吹向西边；最后一段是画曹操，因为不堪被火所烧，狼狈逃窜。三段三个主要人物，如孔明、黄盖、曹操都一一注出，令人一目了然。

又如《乐毅图齐七国春秋》，绘孙子说乐毅，画中两人正在对话，而且表情也是一目了然。这样的图式，与文字统一、相配、整齐、明了，这些特点，正给后来的版画插图以很大的影响。有人称之为“我国古本讲史小说的鼻祖”。

元代佛教依然兴盛。当时是儒释道三教并存，而且还信奉基督教。这一时期所刻的杭州雕版《普宁藏》，还有《河西字大藏》和《梁皇宝忏》等都相当工整，而1340年所刻的无闻和尚的《金刚经注》，居然有了朱墨的套印。它们无论从雕版印刷技术还是从插图绘制的要求来说，都是很有意义的。

❽ 概括元朝文化的新表现

中华文化是中国各民族人民智慧的结晶。草原文化与黄河文化、长江文化碰撞，曾经激起过无数绚丽的火花，为中华文化绵延发展提供了不竭的动力。
元朝作为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朝代，不仅在中华文化史上发挥了承上启下的作用，而且在诸多领域出现了新的飞跃，推进了中国多元一体文化的发展进程，开创了中国各民

族文化全面交流融合的新局面，对中华文化的繁荣和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每一个民族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为中华文明的进步和发展作出过贡献。元朝是指公元1206年至1368年间由蒙古族统治者建立的封建政权。在中国王朝序列中，尽管该政权存在的时间较短，但它对中国历史发展产生的影响还是非常重要的。本文拟从文化角度，对其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和影响进行初步探索。
推进了中国多元一体文化格局的进程
13世纪初，蒙古族统治者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征服战争，先后消灭西夏、金、大理、吐蕃、南宋等政权，完成了多民族国家的空前统一，形成了有利于各民族文化交流发展的有利环境。
中国多民族文化并存的格局进一步得到肯定。自春秋时代开始，中原地区所形成的“夏夷”之说，强调“尊夏攘夷”、“以夏变夷”的思想，对各民族之间的平等交往形成障碍。例如在史学领域极具影响的“正闰”说，主张“四夷不得正统”，将北方民族入主中原的政权，与“窃国”、“篡国”者并列，纳入非“正统”序列，事实上对其他民族政治文化形成排斥。由于元朝亦属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政权，统治者为了确立自身地位的合法性，需要努力扭转这一传统观念。在编纂《辽》、《宋》、《金》史时，三史都总裁官、中书右丞相脱脱力排众议，“独断曰:‘三国各与正统，各系其年号。’议者遂息。”这一举措结束了自辽朝灭亡后200多年的“正统”之辩，同时也在中国史学史上，第一次以中央政府的名义肯定了各民族政权的合法地位。其意义正如韩儒林先生所总结的那样：“这一决定确定了三史以平等看待的基本原则，它符合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的客观实际，也符合辽、金、宋三朝互不相属的历史状况，因而是正确的，所以脱脱对三史的贡献不能忽视。”
加速了各民族文化的交流。元朝统治者实施的民族政策和文化政策，使古代中国各民族文化的交融和发展出现了很多新的气象。蒙古族文字产生于这一时期，并沿用至今；北方游牧民族历史上第一部用本民族文字撰写的历史著作《蒙古秘史》诞生；在中国封建王朝历史上，元朝政府官员的民族成份最为复杂；元朝也是中国统一王朝史上第一个多民族文字并用的王朝；《辽史》、《宋史》和《金史》，是廿四史中仅有的、由多民族史家共同编修的史籍，也在中国史学史上首开一朝官修三朝历史之先河，为后世保存了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中原文化在边疆民族地区得到广泛传播，儒家经典著作被翻译成蒙古文出版，漠北、云南等偏远地区首次出现了传授儒家文化的学校；中国首次出现了由中央政府批准成立的、全国性的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教育机构——蒙古国子学和回回国子学，蒙古、契丹、女真和色目人中间涌现出一大批汉文著述家；西域各民族文化进一步向中原社会流传，藏传佛教在中原得以传播，海南黎族的木棉种植和纺织技术推动了中国棉纺业的发展；在宽松的政治文化氛围下，各民族间的交融也进入又一个高潮期，契丹、女真、党项等民族悄然融入到蒙古族、汉族和周边其他民族之中，而一个全新的民族——回回族在中华大地上诞生。对于元朝各种文化和谐并存的局面，中世纪欧洲“四大旅行家”之一的鄂多利克，曾感慨地称之为“世界上最大的奇迹”。
由此可见，元朝的建立，打破了此前历史上出现过的人为的文化屏蔽现象，中华文化多样性的现实得到普遍认可，“四海为家”、“天下一家”的观念深入人心，多元一体格局在统一的环境里变为事实。
兼容务实的文化政策推进了中国封建文化的发展
与大多数中国封建王朝相比较，蒙元时期思想文化观念有两个特点是十分显著的：其一是兼容，其二是“不尚虚文”。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元朝的文化环境表现出兼容务实的特征。
蒙元王朝的文化兼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它是中国古代历史上唯一没有从官方角度提出“避讳”制度的王朝；它是中国封建历史上思想文化禁锢制度最少的王朝之一，目前尚未发现元代人士因言论遭受不幸的实例。据统计，元代的文化禁令仅是明清两朝的几十分之一；它还是中国封建历史上唯一明确提出宗教信仰自由的王朝，当时世界上所有的主要宗教在中国都有活动场所和信徒，这在当时的整个欧亚大陆恐怕是绝无仅有的文化现象。
兼容的文化氛围为中国文化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环境。中国“戏剧史和文学史上的重大事件”——元曲（散曲和杂剧）就是在此环境下形成的。今人把元曲与唐诗、宋词并列，视之为中国文化的瑰宝。一些学者认为元曲之所以在元代诞生并繁荣，主要得益于元代北方少数民族伦理道德的影响和文化政策的宽松，“使得社会思想能够较多地摆脱传统规范的束缚”自由创作。
儒家文化的社会地位进一步提高。孔子在元代被封为“大成至圣文宣王”，使其美誉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孟子等历代名儒也获得了崇高的封号；元朝在中国历史上首次专门设立“儒户”阶层，保护知识分子，“愿充生徒者，与免一身杂役”。元代的民众普及教育超过了前代，书院达到400余所，州县学校的数量最高时达到24400余所。对元代儒家文化的发展，陈垣先生是这样评价的：“以论元朝，为时不过百年。……若由汉高、唐太论起，而截至汉唐得国之百年，以及由清世祖论起，而截至乾隆二十年以前，而不计乾隆二十年以后，则汉、唐、清学术之盛，岂过元时！”
务实的精神推动了文化与社会实践的互动。建立元朝的蒙古族处在封建社会上升阶段，有着较为迫切的发展要求。因此与宋代相比较，元朝务实的文化精神是十分显著的。元朝的奠基人忽必烈主张“应天者惟以至诚，拯民者惟以实惠”，强调“务施实德，不尚虚文”。据此，他提出了“科举虚诞，朕所不取”，废止了科举制度，在人才选拔上强调才干，而不单纯是“以文取胜”；一些关乎国计民生的科学文化在政府的扶持下也得到了快速发展：由政府组织的一系列大规模的天文实测活动，使中国在很多天文学领域处于世界先进水平（如黄道夹角的科学数据、星辰的数量、历法等）；在地理学方面，《大元一统志》开中国官修地理总志之先河，也是中国古代史上篇幅最大的一部官修地理志书；元代编修的方志达到160种，数量超过了宋代；元政府还组织了中国历史上首次对黄河河源的实地科考；在农业技术及农学普及方面，南北东西农作物广泛交流，各地农业技术（如生产工具）取长补短，棉花种植在元代得到全面推广，很多农作物得到普及。政府加强了农业科技的总结和普及工作，司农司编辑的《农桑辑要》是中国古代政府编行的最早的、指导全国农业生产的综合性农书，鲁明善的《农桑衣食撮要》是中国月令体农书中最古的一部，王祯的《农书》是中国第一部对全国农业进行系统研究的农书；在宋代发明活字印刷术的基础上，元代发明了金属活字、转轮排字法和套色印刷术。此外，元政权对医学、造船业、陶瓷制造和水利也给予了高度的重视。
开创了中国封建时期中西文化交流最繁荣的时代
元朝以及四大汗国等政权的产生，使13世纪之后的欧亚政治格局发生重大的变化，东亚、中亚和西亚地区昔日林立的诸多政权顷刻间消失，欧洲的部分地区也纳入蒙古汗国的统治之下。毫无疑问，残酷的战争，剧烈的社会动荡，曾给欧亚各国人民带来巨大的痛苦。但是，征服战争以及随之建立的蒙古政权，在客观上带来的积极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它使欧亚之间经济文化交流的壁垒被打破。蒙古族统治者鼓励通商的开放政策，便利、安全的驿站交通，拉近了欧亚之间的距离，使各种文化之间的直接对话成为现实，缩短了欧亚大陆区域之间因发展不平衡以及由于地理空间和人为封闭造成的文明进程的差距。交流让中国认识了世界，世界也认识了中国，东西方之间的神秘面纱被揭开，世界文明史由此进入了新的时代。如果从中国文化史角度观察，蒙元王朝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促进了中国的国际化。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对外影响最大的王朝是唐朝和元朝。但是，如果从对外影响范围、往来国家数量和国际地位角度比较，唐朝与元朝是无法比拟的。优惠的通商政策、通畅的商路、富庶的国度、美丽的传说，使元朝对西方和阿拉伯世界的社会各界形成了巨大的吸引力。上都、大都、杭州、泉州、广州已具有国际化都市的色彩，泉州港成为国际最大的对外贸易口岸。旅行家、商人、传教士、政府使节和工匠，由陆路、海路来到中国，他们当中的部分人长期旅居中国，有些人还担任政府官员。据统计，这些人分别来自波斯、伊拉克、阿速、康里、叙利亚、摩洛哥、高丽、不丹、尼泊尔、印度、波兰、匈牙利、俄罗斯、英国、法国、意大利、亚美尼亚、阿塞拜疆、阿富汗等国。归国后一些人记录了他们在中国的见闻。正是这些游记，使西方人第一次较全面地掌握了中国和东方的信息，一个文明和富庶的中国真实地展示在世界面前。这些信息改变了欧洲人对世界的理解和认识。学术界普遍认为，马可波罗等人的著作对大航海时代的到来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
开创了古代中西文化交流最繁荣的时代。元朝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进行经贸往来的国家和地区由宋代的50多个增加到140多个。海路到达非洲海岸，陆路往来直抵西欧，统一的环境为国际间、地区间的交往创造了前所未有的便利条件，史称“适千里者，如在户庭；之万里者，如出邻家”。在大量阿拉伯人、欧洲人涌向东方的同时，中国人的视野也更加开阔，对周边国家、中亚、南亚和印度洋地区的了解更加清晰，足迹甚至延伸到西亚和西欧。人们对外部世界的了解和介绍，不再局限于道听途说，而大多是亲身经历。如汪大渊的《岛夷志略》一书，所记印度洋沿岸和南海各国史实“皆身所游览，耳目所亲见，传说之事，则不载焉”。该书记录了数百个地名，以及各地的山川险要、气候物产、人物风俗，与我国的经济、文化交往情况等等，多属前人未载内容。类似的文献还有《西游记》、《西游录》、《北使记》、《西使记》、《真腊风土记》、《异域志》等，反映了元代中国人对外部世界的新认识和开阔的文化视野。
中西经济文化交流的空前繁荣，使不同地区、国家和地区间的经济文化双向交流加速。中国的火药、指南针、印刷技术传入阿拉伯和欧洲，推进了这些地区的文明进程。阿拉伯的医学、天文学、农业技术，欧洲的数学、金属工艺，南亚的雕塑艺术等传入中国，促进了中国古代文化的丰富和发展。元代中西文化交流信息量之大、传播范围之广、对未来历史影响之大，都是人类历史上空前的。可以说，中西方文明成就第一次出现了全方位共享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