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藤嘉一发表的对

A. 加藤嘉一 为什么离开中国

加藤嘉一（1984年04月28日）出生于日本伊豆；2003年4月“非典”高峰时来到中国；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毕业；自从2005月4月亲历“反日游行”开始，在海内外媒体发表言论。现任北京大学朝鲜半岛研究中心研究员，日本庆应义塾大学SFC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是中日交流的民间大使。针对2012年5月20日加藤嘉一发表的对“南京大屠杀”的言论，6月13日，南京大屠杀纪念馆称：历史不容质疑。7月，加藤嘉一决定离开中国，前往美国哈佛大学担任研究员，并发表了最后一篇专栏文章：《离开中国前的心里话》。

B. 加藤弘一 加藤嘉一 什么关系是父子吗

加藤弘一
1939年6月17日生于日本山形县鹤冈市，东京大学法学部毕业后进入外务省，1964年4月1日进入国立台湾大学就读。1966年转美国哈佛大学进修。 1967年，任职日本驻香港副领事期间结婚，擅汉语和英语。1969年，返国进入外务省亚洲局中国课次事务官。1971年12月，辞去外务省官职，承父志，准备参选国会议员。 1972年，加藤当选众议员，先师大平正芳，后追随宫泽喜一。他继承了大平的对外政策思想，重视亚洲外交，主张日中友好。作为“亚洲国际派”的倡导者,加藤认为，从21世纪的日本国家利益考虑，日本应与亚洲国家加强团结。加藤是日本资深的政治家，是政界屈指可数的“中国通”，也是奉行对华友好政策的“鸽派”人物。作为日本自由民主党前主要领导人之一，加藤曾出任日本自民党干事长.政调会长. 防卫厅长官及内阁官房长官。现任日中友好协会会长。

加藤嘉一
作为日本公派留学生在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就读本科，获2006年留学生学习优秀奖本科生奖。 前任北京大学日本人协会会长，现任顾问。
加藤平时在各种媒体上发表言论，是中日交流、中日关系的热衷观察家、评论者。2003年来到中国后至今，作为组织者、策划人、发言人、主持人参加过的中日学术交流活动、国际研讨会共有五十多个。作为评论员、嘉宾、作者参加过的中外媒体活动共有五十多个。

二者应该不是父子关系，不过对中国都有一定了解，都比较注重中日关系。

C. 加藤嘉一被天@朝说成是其 ‘质疑南京大屠杀’，有哪个高手，可以看出里面的‘猫腻’

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6pS1hSScA2s/这是土豆网的视频，不过我估计楼主已经看过了，觉得没有看出什么才来愤然提问的，因为这件事最近人人网上传的很火，我也就去看了一下，网络上众说纷纭，中国话本来就挺博大精深的，每个人理解不一样也挺正常的。楼主很明显就是挺加藤嘉一的，嗯，也还挺仇视我国政府，也有可能是party，这种事情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谁也说服不了谁，而且我也不指望自己三言两语就能纠正楼主的三观。
但是就加藤嘉一这个人，楼主很明显估计是把他看成受政府无辜迫害群体的一个代表了。
他很明确地提出自己不明白南京大屠杀，并且认为中国政府没有进行相应的坚持，赢得人家的尊重是不可能的，其实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他并没有做错或说错什么，首先他是一个日本人，从小在日本接受教育，面对日本的媒体、教科书，再到中国接受这样的历史信息，毕竟已经有了先入为主的概念，再者，他就算知道，也不能大肆指责日本，虽然尊重历史，但是也伤害了日本民众感情，这种做法与叛国则无异，理智与情感
其次，中国政府在许多外交方面的坚持不够强硬，国力和综合水平比日本稍微逊色一点，国内也没有很多民众表示出誓死要让日本承认历史，顶多是谈起来的时候说一声日本太可恶了云云，很少有人以此作为毕生追求目标的。
虽然对他的做法报以理解的态度，但是他那种不坚定的态度还是挺伤人的，他一项挺有钻研精神，哪怕身在南京却也不愿去实地考证一下，毕竟作为一个日本人应该会不止一次被问到这个问题，他说他愿意毕生观察中国却还是更愿意去美国教授外国人汉语，就算是在日本本国也有人对他的学历经验提出质疑，不过人无完人。
我只是觉得现在在中国写出中国社会实情，在大学中有一定影响力的，竟然是这样一个日本人，觉得有些不可思议。
你可以说我有狭义的民族思想，对于这样的一位日本青年，我只想说一句“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当然我也不想背个炸药炸了日本，也不是让中国闭关自守，就我个人本身也有几名外国朋友，但是我觉得有些事情他做了，就不是这么让人欣赏了。
最后在劝楼主一句，中国现在是有许多的让人不爽的现状，你如果能移民可以移走，但是如果你还是希望呆在中国还是缓一缓自己的态度比较好，要不然你整天就会觉得什么事情都是不公平的，不利于身心健康。
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
希望楼主明白我的一番意思，
PS：我不想和你掐架

D. 加藤嘉一是谁

加藤嘉一（1984年04月28日）出生于日本伊豆；2003年4月“非典”高峰时来到中国；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毕业；自从2005月4月亲历“反日游行”开始，在海内外媒体发表言论。现任北京大学朝鲜半岛研究中心研究员，日本庆应义塾大学SFC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是中日交流的民间大使。针对2012年5月20日加藤嘉一发表的对“南京大屠杀”的言论，6月13日，南京大屠杀纪念馆称：历史不容质疑。
出生地：日本静冈县伊豆 职业：书籍作家、专栏作家、时事评论员、学者、运动员 爱好：跑步、思考 毕业院校：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特异功能：通宵达旦不睡觉是家常便饭

E. 面对日本此次的灾难，中国该不该出手相救

人道主义上讲，是该救的

F. KATO什么意思

kato的意思：

1：地名:[圭亚那] 卡托

2：日本加藤

山东清远工程机械（集团）有限公司集团与日本加藤（KATO）公司合作生产具有先进的技术水平的液压挖掘机已推向市场。

3：起重机（加藤起重机(KATO))

4：加藤（日本姓氏，公司名）

(6)加藤嘉一发表的对扩展阅读

加藤米莉亚（加藤美穂 加藤ミリヤ 加藤Miliyah かとうミリヤ Kato Miliyah ）， 1988年06月22日出生于日本爱知县丰田市，是一名日本创作型女歌手、时装设计师、模特、小说家。

加藤ミリヤ外文名是Kato Miriya。

日本R&B女歌手加藤米莉亚（Miliyah Kato，加藤ミリヤ）1988年出生于日本爱知县丰田市，真名加藤美穂（Miho Kato）。

自小成长在单亲家庭的她在东京的一个天主教高中毕业。2001年她签约索尼唱片，并在2004年9月发行了自己的处女单曲“Never Let Go（不要放手）”，连续五周入选30佳单曲。而她的音乐风格受美国嘻哈和R&B音乐影响极大，特别是Lauryn Hill和Mary J. Blige。

加藤Miliyan出道数年，在日本与新崛起的青山黛玛齐名，被喻为新一代歌姬。二十一岁的加藤，喜欢把自己的少女情怀化成歌词，赢得同龄女歌迷的共鸣，视她为「教祖」。

G. 寻找一篇日本对中国的看法的评论性文章（政治经济或者文化的都可以）

中国要警惕日本财团

白菊梅

5年前，社科院日本经济学会理事白益民的第一本书《三井帝国启示录》刚刚出版，当时虽然引起了一些反响，国内许多经济学家对它却不以为然，认为书中的很多说法是危言耸听，夸大了日本财团的作用。不过，到了2012年11月4日，一条消息引起了中国经济界人士的警觉：日本三洋食品株式会社持有康师傅所属的顶新控股集团33.18%的股份。知情人士称，实际上，中国四大方便面企业中，日资持有股份的已经有3家。在其他影响国民经济发展的关键领域，如高铁、核电、钢铁制造等，也都有挥之不去的日资身影。以三井财团为例，它的势力已经从中国的基础制造业、高科技产业扩展到能源矿产。日资财团的精妙布局，让众多中国企业被层层“捆绑”。在白益民看来，主力银行、综合商社、大型制造企业“三位一体”的准军事化财团体制始终是日本经济的脊梁，之前一直不被中国人所熟知，而现在，到了该研究它们的时候了。

在实践中研究日本财团

1991年，23岁的白益民进入北京市第一轻工业总公司工作。1993年12月底，经过北京市外企服务公司的推荐和一次简单面试，他误打误撞地进入了日本三井物产株式会社北京事务所的粮油食品部。当时他还不知道这是一家什么样的公司，面试他的部门总经理内田龙太郎告诉他：“三井物产是日本最好的商学院，你是来学习的，需要做好长期在这里工作的准备。”1994年，美国《财富》杂志评选1993年度世界500强企业，三井物产名列第一。“此时，我才意识到我进入的这家公司在日本乃至世界经济中的重要地位。”
1996年4月，白益民被派往三井物产东京总部研修和工作。学习中他发现，三井物产每年的贸易量非常大，但其来自贸易的净利润率却只有3‰，近90%的净利润来自资源、原料投资收益。不过，尽管贸易利润很低，却可以产生巨大的现金流，因此银行愿意以低利息为三井提供资金。同时，在贸易过程中，三井也可以找到其他的投资项目。
具体来说，三井物产为多家企业提供原材料并帮助其销售成品，因此掌握了大量企业的采购与销售数据，这正是其做投资所需要的重要资料。在与企业的长期交往中，三井可以掌握该企业的人员素质、企业文化等。一旦发现某企业值得投资，三井会立即与其洽谈参股合作、参与经营，并继续提供原料、协助销售，从而获得投资和贸易的双重长期收益。
这些业务知识让白益民受益匪浅，三井物产总部的核心运作机制以及日本职员的精神风貌也让他深受触动。“耳濡目染中，我自己就变成商人了，关心的是市场，接受的是商人的理念和做事方式，这跟很多学者的出发点不同。他们大多是从美国回来的，接受的是西方经济学理论。这也是我后来做产业研究和别人不同的地方。”
上世纪90年代，在“走出去”战略影响下，学习日韩模式曾经成为一种主流趋势，但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使日本经济受到一定程度的打击，国内很多经济学家也认为，日本的商业模式已经过时，而美国“金融和产业一定要分离”的西方经济学模式成为中国学习的榜样。“但中国政府忽视了一点，与金融分离的产业是有风险的，而中国经济需要以产业为根基。中国并没有美国的产业基础，却要硬生生地把产业和金融分离开。而且，在中国的大学教育中，从理论、案例到教材全部是以美国模式为主的西方经济学，几乎无人关注日本模式。”2005年，白益民辞去在三井物产的工作，专门研究日本经济模式，希望中国能“师夷长技以自强”。

“警惕日本哭穷”

日本“失去的10年”是经济学领域经常谈论的一个话题，指1985年至1995年间日元升值，导致财富向美国转移、日本本土经济萧条的10年。日本经济模式之所以被很多经济学家忽视，就是因为“失去的10年”之后GDP增长不尽如人意。
然而，在白益民看来，当时日本房价跌了一半、股市跌了一半多，但是日元升值了一倍多。如果用美元计算，房价和股市都没跌。日元升值促使产业升级，把那些不赚钱或者低附加值的产业外移，集中精力做高精尖的东西。因此，日本在海外赚取的利润远远高于在本土的损失。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日本的全球性产业布局从未停歇，这个布局的大后方就是东亚地区。这实际上还是当年“大东亚共荣圈”的战略思路，只不过当时用的是刺刀，如今用的是综合商社的组织能力。综合商社在贸易、投资、金融、人才、情报和物流等领域发挥着综合机能的特殊作用，实质上成为财团内部乃至日本社会的总参谋部。近年来，日本经济看似不景气，GDP增长水平不高，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日本已借助综合商社，把产业转移到了海外。
日本现在有六大财团：三井、三菱、住友、三和、富士和第一劝银，它们就像一个大家庭，主办银行是家庭中的父亲，为产业服务的综合商社则相当于母亲。主办银行和综合商社共同将金融机构和中小企业捆绑在大企业的战车上，从而易于赢得国际竞争。“比如三井财团，扮演父亲角色的是三井银行（现三井住友银行）及其他一些金融公司，扮演母亲角色的是三井物产这样的综合商社。在两大机构下面，就是包括丰田、东芝在内的多个世界一流企业。得益于这种发展模式，日本的经济实力远远比我们想象中要强大，我们不要听信日本哭穷。”白益民说。最近的新闻也似乎验证了这一点：受钓鱼岛事件影响，10月份丰田汽车在中国的销量同比下降44%，然而，今年前三季度其全球销量达到740万辆，超过美国通用，稳居世界销量第一的宝座。
据白益民介绍，日本财团扩张时，通常是以极低的股权进入一个国家的产业市场，并将自己的技术、金融、贸易快速输入，使自己成为该产业背后的真正掌控者。以石油为例，沙特是中东产油大国，目前已经发展成世界第一大石化产业国，从过去一个只会出口石油的国家一跃成为拥有顶尖石化技术的国家。然而，很多人都没有注意到，沙特的石化技术、石化发电厂、海水淡化设备等产业配套设施都不是自主开发的，以三井、三菱为首的日本综合商社才是该国石化产业的真正掌控者，即商权掌握者。这是日本财团的可怕之处。

美日模式，中国选谁

对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经济而言，是要继续学习美国的股权模式，还是借鉴日本财团的商权模式？
白益民将二者进行了对比：日本取得了堪比美国的经济成就，其经济结构却与美国大不相同。美国的立国之本是金融，华尔街左右着经济，所以，美国企业是典型的股权模式，习惯于以盈利来决定是否要收购某家公司，往往忽视其社会价值、产业价值和生存能力等，这种战略缺乏对整个产业链条的观察与考量。而日本的立国之本是产业，财团发挥核心作用。每个财团都掌控着数十家企业，实行立体作战：金融是空军，商业是海军，产业是陆军，金融和商业为产业发展护航。这也决定了日本企业海外投资战略的最大特点是普遍以商权为中心，即更看重所投资企业的商业价值，以及该企业在产业链中所发挥的作用，其目的是让产业资本、金融资本和商业资本有机结合，从而达到企业利益最大化。因此，当金融危机爆发时，日本选择保护产业而牺牲金融，这与美国的做法大相径庭。
目前，中国公司的海外发展战略思维更接近美国企业，白益民认为，这种模式使中国公司在进军海外时容易急功近利，而缺乏精密布局，导致一些国内企业在海外并购时落入了股权陷阱。而以商权为中心的日本企业，更愿意通过先合资，再稀释股份的方式，慢慢蚕食。
不过，日本的财团体系也只能在某些方面给予中国参考，而不能成为盲目模仿的对象。“中国目前还很难建立起一家综合商社公司。征战商场时，中国企业必须掌控产业主导权，就是说，中国公司也必须有一个强大的产业组织者，不仅立足于资本运作，更重视产业链条的整合与搭建，以此在世界各地寻找商机，占据资源。”

关键是不要失去自我

“财团这种组织形态其实与我们中国曾经广泛存在的集体所有制企业颇为类似。回顾历史我们会发现，商权模式发源于中国的浙江台州一带，其核心其实是中国文化。”白益民说。自古以来，由于封建王朝重农抑商，所以商权模式更注重长期战略，商业心境也更稳重，不因短期的经济波动而轻易改变商业战略，从而避免因环境的浮躁而使企业毁于朝夕。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能够在市场竞争中壮大起来的都是这种集体所有制企业。现在，三井有26家核心企业集团，其中很多都进入了世界500强的榜单。中国有的科技企业实行的也是这种集体所有制模式。30多年的经济改革过后，中国的国有经济和私有经济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惟一受到打压的却是本应发挥重要作用的集体经济。因此，中国应该认真研究国情，发展集体经济，而非对美国模式一味推崇以致经济发展偏离了方向。”
白益民最后强调：“中国企业家应该认识到：不能将商权和股权两极化，要保留东方商业文明的底蕴，不可盲目崇拜外来商业文明而失去自我，一定要融合并灵活运用。面对日本综合商社这类产业大鳄，中国必须沉下心来打造自己的产业技术、贸易网络和金融力量，才能真正保持独立。只有运营自如，才能在世界上获得更多的商权并规避各国民族主义情绪，成为一个能够输出资本的真正的经济大国。”

H. 加藤嘉一还会关注中国吗

冷看彻头彻尾的思想理性的人看问题。明智的，你看他的书，如你是一个有思想的人，会理解他的话，如果你是大波浪和潮流的人，或在书店里看看吧。毕竟，他是一个日本的一些问题，或者它并没有想明白。但是，如果你是一个盲目崇的国家的人，我想你读他的书，你会打电话给他的间谍。想想看他的视频加藤嘉一我好。正如你可以看到的，慢慢地，慢慢地想，这个社会会觉得很有趣。 -------------事实，建议你考虑的一些现象，崇国是不是盲目的，而不是盲目崇外，客观地看待一些问题，并认为自己身外，你就会明白了很多事情。说当局者迷旁观者像普通人一样。加藤嘉一在日本的喜爱，无论加藤嘉一，而不是日本。中国的软实力的建设，他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建议。将取得进展。

I. 我们的本分与责任是什么

北京大学日本人协会顾问加藤嘉一，曾是日本公派留学生，在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学习期间写了不少文字，试图从“非中国人”的第三双眼的独特视角，解读与中国息息相关的事件、现象和问题。最近又写了一篇的《中国大学生，你没资格抱怨政府》文章。文中指出中国的大学生“从被包办到求包办”，生活自理能力差，社会交往、人格独立、精神气质均已严重落后于日本学生。读来颇叫人汗颜，轰轰烈烈的教育改革也确实到了需要叫人反省的时候了。不过，我们身在其中，却又是另一种眼光，这不，最近就有人在《教育改革要改掉不合适的“人”》一文中，针对时下出现的一些教育问题大声疾呼：纵观当下形形色色的、层出不穷的、令人瞠目结舌的教育“暴力”事件，有必要对教师行业来一次彻彻底底的“整风”运动，让教师端正从业态度，提高教书育人的素养。教育改革不光要改不合适的制度，更要改掉不合适的人。 作为一名从事基础教育三十多年的教师，看着这两篇文字，我的思考是，身为教育人，我们是不是应该弄清楚我们的本分和责任。 我们先来看“加藤嘉一之斥”。在加藤嘉一的眼里，我们大学生的素质是有很大问题的，而症结的源头又与基础教育不善有关。当我们静下心来溯本求源的时候，我们不难发现，其实我们每个人都自觉不自觉的浸染在旧文化中、旧思想、旧观念中。比如，我们的教育主管部门，我们学校的管理层，我们的班主任，不都在强调准军事化管理、精致化管理，强调整齐划一吗？军事化、精致化，说白了不就是用一个模子、一个标准、一个尺度圈养我们的下一代吗？但是，我们又常常埋怨我们的体制培养不出创新性人才，培育不出诺贝尔奖获得者。我们很少有人想过正是我们自己每天都参与其间的那种“整齐划一”的教育模式，抹杀了下一代的创造性、埋没了杰出人才。换言之，正是我们一边在“不自觉”中充当旧文化的卫道士，甚至是帮凶的角色同时，又在一边“大义凛然”的批判体制，批判旧文化，这是多么具有讽刺意味的现实啊。 加藤嘉一为我们描摹的中国学生就是这样的一班人:“我的北大同学还是看老师的脸色行事，以此来决定是该申请出国、找工作还是保研。很少有人能够由衷地出于自己的愿望，制定属于自己的规划。他们习惯了“凡事求包办”。考试作弊违纪了，打电话叫千里之外的家长跑到学校求情；工作不好找，赖学校没有广开就业门路；想自己创业当老板，就认为政府有义务为你创造好环境正是这种拿自己当弱者的心态，培养了一大批懒散懈怠、凡事求包办的宅男宅女。奇怪的是，家长、学校、社会竟然一致附和，继续宠着这帮已经20出头的年轻人。” 悲乎！所谓“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恰因为我们身在其间，于懵懵懂懂中，于不知不觉中，于半推半就中，甚至于自觉自愿中，就充当了阻遏学生成长成才的“凶手”或“帮凶”，那些投机钻营者才有会了市场，也还有了今天这般的教育乱象。 读着加藤嘉一基于中国的下一代“在高中阶段牺牲掉所有个性和乐趣，只为换取上大学的资格，这样的年轻人，会一路走好自己的人生吗？”的诘问和他对中国大学生“你唯一需要改变的，就是把人生的主动权从家长、老师、社会大环境的手里夺回来，别让自己的生存能力在被包办中继续退化下去”的棒喝，们难道不应该汗颜吗？ 可是，我们想到的却不是这些，想到的是要“对教师行业来一次彻彻底底的‘整风’运动，让教师端正从业态度，提高教书育人的素养。教育改革不光要改不合适的制度，更要改掉不合适的人。”身为中国教师我们又有什么理由一味的责怪我们的大学生呢，这些大学生今日之状况，我们难道没有责任？ 《教育改革要改掉不合适的“人”》一文虽然道出了教师队伍参差不齐，良莠夹杂的现状，但如何解决这些问题，我们的思维就是搞运动，就是整风，除此以外别无良策。其实这就是旧文化对我们的毒害所致啊。 对搞运动，搞整风的言论我们还不难看出其深受旧文化的毒害之深，我们的问题更在于我们很难看清楚的却是那些打着改革旗号，或者有着许多光环，实质兜售旧教育、旧文化的那一套言论和思维方式“教育人”的本来面目。 君不见时下有些人只要一旦“被名师”了，就觉得自己了不得了。在各种媒体，种场合介绍自己时，都会在姓名前面给冠上一连串的头衔，甚至还要加上“著名”、“全国著名”、“国际知名”之类的前缀，或者来个什么《东有神马，西有浮云》之类的东东标榜一下，就怕地球人不认识他。若外出，似乎没有高级宾馆下榻，是显不出他的身价的，而这样的“名师”不少又是靠一堂或几堂所谓的“成名课”忽到东悠到西，游走江湖而屡试不爽的。 名校呢？也习惯了冠以“奇迹”、“经验”、“现象”、“模式”等名目粉墨登场，一时间种种前所未见的教育新名词也大行其道，众人你方唱罢我登场，好一派“欣欣向荣”之势。就在这表面热热闹闹的背后却暗流涌动：各拉山头，互相倾轧，互相诋毁，互相贬低，甚至容不得半句不同的声音，你声音与他不一致了，你就成了课改的绊脚石了。这种学术态度又反过来作用于我们的学生，于是他们中也出现了类似的现象。 当我们看到教育乱象纷呈的时候，大家第一反应就是归咎于体制，归咎于制度，第二个反应就是归咎于教育，归咎于学校，继而再归咎到教师身上。其实这些人又何尝不是制度的相关方？在各种各样的“荣誉”面前，和名目繁多的“评选”中，有多少人不是拼死相争？但获得“身份”之后，摇身一变，立时成了“权威”“专家”，而大唱制度和“改革”的赞歌。可是一旦“不幸”落选，就立马跳出来说：这是体制对我们控制的卑鄙手段！于是，便以清高人士自居，而加入反体制的阵营。难道这不是一件很可笑的事情吗？ 我们再看具体的学科。我们往往要求教师追求充分的预设，甚至希望能预设到课堂的每一个细枝末节；然后，就是努力地把我们的预设和学生的课堂表现链接起来，以达成所谓的“互动”。事实上这样的“互动”已完全脱离了课堂的本意和初衷，而完完全全变成了验证“预设”正确的过程。我们虽也心知肚明，但是却矢志不渝，不惜以牺牲学生的独立精神为代价，来满足我们的成功欲。可是我们有多少人、有多少时候想过，正是我们的所作所为给了学生这样一种心理暗示：只有老师课所讲的，才是正确的，我们自己的思维是不可能逾越老师的高度的。如此，我们还梦想着培养出什么创新人才呢！ 前段时间，有老师反映说现在学生中非常流行手机，感到很头疼。学生普遍认为不仅要有，更要比一比品牌、档次和功能，于是，一时间，虚荣、浮夸、攀比之风甚嚣尘上。而这所有恶习的“影子”，都可以从我们在对孩子的教育教学中所施加的潜移默化的影响中找到“范本”。更可悲的是，当发现了孩子中间的不良现象时，我们就开始祭出严苛的学校制度，或是所谓的班规班纪，将那“警告”“禁止”“开除”等极端手段当成了屡试不爽的利器。毫不夸张的看，我们正是在“正义”的化身下，为旧文化、旧思想、旧道德对孩子天性和本真的扼杀，推波助澜。 话又要说回来，今天教育的窘境，绝不仅仅是什么庸师或名师的问题，也不仅因为整个“场”、整个团队、整个环境在教育发展中，还残留着旧背景、旧时代、旧思维的逻辑、陋习和不科学的教育评价机制。更可怕的还是旧文化，旧意识在我们身上的根深蒂固。 说了这许多，其实我要表达的意思就是，作为肩负着培养下一代的特殊使命的教师，如果要真正担负起对我们子子孙孙的责任，更多的、也更容易能做到的事就是每天不断的反思我们的教育教学行为：我们对不健康、不人文、不科学的反教育做了哪些摇旗呐喊的事情？我们在制定校规校纪、班规班纪的时候，如何尽可能地站在成全人的角度，做一些有利于学生未来发展、有利于培养他们独立意识、批判精神、创造能力的事？我想，如果我们能把“宇宙视野”重新拉回“地平线”，切实做到上面几点思考，就不可能再野蛮地制定种种禁锢，并乐得充当反教育、反人性的卫道士、训诫官，甚至是典狱长的角色。 所以，在面对加藤嘉一的叱问，在面对“专家”的大肆忽悠时，与其埋怨体制，或是哀叹现实，不如我们每个人都能从手边教育的反思做起，从每一天可以把握的改善做起。尽可能在旧文化，旧思维面前少做帮凶，不做帮凶。也许这有这样，我们才有可能清楚我们的本分与责任是什么。

J. 对话加藤嘉一：我不是什么“日本韩寒”

关于日本韩寒的成长史 加藤：没有喜欢不喜欢。我从来不认为我是个什么日本韩寒，我也不接受。但媒体或公众有说话的自由。我还是选择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吧。我关注韩寒先生是从了解当今中国舆论，尤其年轻人价值观和生存环境的角度。他的博文，我也经常拜读，他既锋利又客气的文字打动了许多同龄人的心，也满足了当今中国意见市场的空白。中国有像韩寒先生那样的文化人，是令人欣慰的。 加藤：我刚来中国时根本没有想过我要中文写作，给主流媒体开设专栏，在电视台做时政评论。这一切都是出乎我意料的，我只是跟着时代和环境的发展、变化，顺势而为。我个人评价，最重要的是，我还是始终认真学习中文，了解中国社会和中国人。而我获得了一定的话语权更多与当今中国言论环境有关系。它正在往包容、开放、多远的方向变化着，任务就轮到我这里了，它需要我这样一个外国人对中国问题发表观点，提供不同的视角。因此，我走到今天，我的努力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市场需求。我不过是滤清了两者之间的关系而已，集中地选择了而已。 加藤：没有最难，每天都是一样的，我的人生目标就是过好每一天，珍惜每一刻，而不是别的。如果要说最困难的，那应该说，现在最难，因为，在自己还需要吸收许多丰厚的知识，游走环球的阶段下，我经常没法抽出时间，被来自社会和市场的需求左右，甚至淹没，我是不太会拒绝的人，既然那里有市场，就好好地去做，这是我的性格。这一性格与我长远的走向之间正在发生着尖锐的摩擦。我现在很想沉淀下来，好好看书，好好游走。我恐怕需要在自己的良心与需求之间寻求更加实事求是的平衡。 加藤：我没什么身份，我就是加藤嘉一，不需要任何别的身份，我这一辈子，靠着父母赋予的四个名字活下去。当代人总要各种各样的头接，这是对自己、社会不自信的表现，真正自信的人是不需要所谓身份的。胡总书记接见我，对我也没什么影响，不过是过程而已。当然，总书记关心我，领导人关怀我对我的写作业好，评论也好，带来一言难尽的安全感，我好好珍惜，抱着感恩的心态，做好我能做的事情。我是很感谢中国的长辈们的。 加藤：我从来不在乎这些来自外界的评价，让别人去说罢了，我没有时间，也没有兴趣在那些来自外界的评价较真儿。我认真追究中日关系研究来自我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对于两国来说，对方国家、社会、文化的存在非常非常重要。中日两国在人类历史上肯定是互补性最深、最多、最广的双边关系。我如此高度密集关注中国，也是因为中国的发展对日本未来的发展空间起到决定性作用。如此而已。我从来不从喜欢或讨厌的情绪化角度观察中国。中国和日本应该抱着相互学习的态度观察对方，反观自己，在交流的过程中不断反思自己。交流才是生产力。 加藤：不管是政府还是民间，当代中国最显著的特征就是缺乏安全感。所以，政府试图控制一切，民间试图逃离一切，两者之间缺乏心连心的沟通和信任。但我认为，这种令人感到悲观的状况也是必然的，是在中国实现高速增长的阶段下必然产生的问题。我对中国的基本认知没有发生任何变化。它是神秘的，充满神秘性的对象，我越去了解，人家离我越远，永远看不见，摸不着的感觉，这也是我愿意用一辈子了解中国，观察中国，表达中国的核心原因。我很幸福，也很幸运。 加藤：一个人的观察也好，表达也好，不存在绝对的客观。客观是相对的，大家的，一个社会容纳着许多不同的观点，不同的价值观，不同的立场，只有一个整体，才能走进客观。一个人是无法追究客观的。我这几年以来始终探索草根中国学，从我平时跑步，走进中国草根群体，包括大学生、农民工、农村等，的角度出发，跟读者分享我所经历过的故事，我所见闻过的场景。我始终认为，讲故事才是说服力。我不过是从我能够体验的场面和故事出发，稍微带着一点专业知识和学术训练，去剖析草根中国的来龙去脉，它叫中国的逻辑。 加藤：我最关注的中国问题是人，就是中国人，尤其关注年轻一代的成长环境、价值观、就业观、人生观、婚姻观等。从中国未来发展的角度看，我也很关心中国社会在寻求回归与创新的前提下，如何找到自己的新时代的价值体系，即中国的经济发展归根结底要靠的是什么。它必将是精神层面，价值领域，信仰方面的产物。物质文化的发展必须带动这些产物，否则其发展是不可持续的，站不住脚的。那么，当代中国的核心价值观是什么。至今我没有找到，也没有看到，希望将来能看到，为此，我也愿意献出自己的力量。 加藤：我不介意。但他们对我是很支持的，主流报纸，电视台，学术界，政府界，商界等等，都鼓励我这么年轻的青年好好与中国打交道，并把我所了解到的中国真相汇报给祖国社会。他们都认为，加藤嘉一在日中交流当中，日本对华战略当中起着独一无二的作用。我把这些来自外界的声音作为观察的对象去看待。日本主流社会对我的认知本身正在考验着日本人如何看待中国社会，更是崛起中的中国人。我们都在路上，还有很长的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