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道出版社
Ⅰ 中日佛教文化的对比
中国佛教思想对日本文化思想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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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邱紫华 [2001-12-3 8:50:29]
据传说佛教传入日本是公元522年（继体天皇16年）。中国南梁人司马达等人来到大和（今奈良县），在高市郡坂田原结草庵建寺，安置佛像进行礼拜。这是日本民间输入佛教的初始。但当时人们不知佛教为何物，把它看作奇异的外来神而未予理会。佛教正式传入日本是552年（钦明天皇13年）10月，百济明王进献金铜释迦佛像一尊和经论、幡盖等。天皇应大臣苏我宿祢稻目的请求，将佛像授予他并试行礼拜。正巧当时瘟疫流行，死人很多，大臣物部尾舆和中臣镰子等上奏天皇说这是国神表示的愤怒和谴责。钦明天皇便派官员把供于苏我氏家中的佛像仍入难波的堀江中，放火烧毁伽蓝。经过近半个世纪的崇佛和排佛的较量，终于在公元596年由苏我氏之子苏我马子建成了法兴寺，佛教开始在民间流行。但是皇室一直持慎重态度，一直到舒明天皇11年（公元639年）才在皇宫内建立起百济寺。可见佛教和儒学传入日本时的遭遇颇不同。儒学随着汉字汉文、国家律令制度和伦理道德规范进入日本，几乎没有任何障碍，但佛教却经过了一番血与火的斗争和折腾。其根本原因在于一个民族引进某种文化、宗教必须在很大程度上适应其急迫的需要和固有文化的基本特点。佛教在移植日本的初期受到抵制有几个原因：
首先，日本当时的神道思想已基本确立，任何宗教都有一定程度的排他性，所以佛教受到排斥。儒学是一种先进的理性思想和文化模式，它在很大程度上适宜于日本社会生活现实的需要，儒学本身不具有排他性，其崇奉的“天地君亲”也正是日本神道自身所尊崇的对象。传入日本的佛教是大乘佛教，释迦牟尼已被视为大神，同时已有较系统的神系。就其功能而言，佛陀既有创世功能又有普渡众生至西方极乐世界的救世功能，这不能说不对神道教信仰直接构成威胁。神道教正是基于天皇和皇室是天照大神的直系子孙来建立起神圣的统治地位的，在功能上远不及佛教的圣人无比宏大，佛教的引进有损天皇的威望。
其次，佛教宣扬的人生哲学，尤其是消极厌世和出世态度同当时日本民族的思维水平和热衷于现实的生活趣味相去甚远。我们从《古事记》和《万叶集》的诗歌所描写的事件中表现出来的日本人对生活的热爱，对生命情趣的乐观态度以及对死亡的悲悯心理，就可以发现这种强烈的入世要求和文化心理同佛教悲观主义的人生哲学是格格不入的。
再次，佛教的出世哲学宣扬出家人“六亲不认”，出家即无家，无国无家，脱离社会政治与家庭责任，不崇拜佛陀以外的任何权威，例如中国佛教就有“沙门不敬王者”之说，这对于日本传统的血缘氏族亲亲感情和伦理秩序无疑是极大的冲击和破坏，同时，这种观念对于天皇制度建立伊始的中央集权的历史要求无疑也是一种挑战。
基于上述原因，佛教在传入之初遭受排斥和打击是必然的。但是，日本皇室统治阶级又面临棘手的问题：为什么被日本人视为先进国家和发达文化的中国其佛教却那么兴旺发达呢？在一切皆从中国引进的背景下为什么不能引进佛教呢？当时日本上层的有识之士如圣德太子也都看到东方大陆上的印度、中国、高丽、新罗、百济等国都是佛国圣土，为什么日本不能引进佛教呢？这些问题本身就说明佛教具有不可忽视的思想价值和社会价值。这是日本引进先进的中国文化和技术时不得回避的问题。事实上，佛教对日本的农业文化也具有一定的适应性，例如佛教宣扬惩恶扬善、轮回业报、道德自我修养、明心净性等无疑也是有利于社会稳定，同时由于相信佛教有巨大的宗教功能，如“守护国界”“护国利民”等，所以佛教的引进也具有一定的社会价值。更主要的是，佛教本质上是一种崇高神异的宗教，神异力量无疑对任何人都具有巨大的吸引力和惊奇感。佛教之所以能传入中国并在中国生根，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这种奇异宗教的神异力量。“所谓神异，本体上说，乃是神通的显示。表现超人能力，这是属于奇迹般的灵感的东西，而灵感又是从瞑想中获得的。通是智慧的事情，尤其是指表现为智慧的、不可思议的言辞行为……但神通本身却是瞑想的重要内容。因为，神通伴随瞑想出现在具体的实践当中。神通具有一种特殊能力，它能使人获得最高程度的自由。……这种佛教意识，正是源于这种神奇的魅力。”（注：柳田圣山：《禅与中国》，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40-42页。）印度巴利文佛经《沙门果经》就描述了修行者通过禅定方式修炼到一定程度时，“这时的修行者就可以专心于各种神通，能够体验证实它们。也就是说，一身变多身，多身变一身；有时显身，有时隐身；穿墙透壁，如若无阻；步入山岭，如在空中；出没大地，如在水中；横渡河水，如履平地；空中垫座遨游，如鸟展翅；日月有神力和大威德，全部握在手中，直抵梵天的世界”。（注：柳田圣山：《禅与中国》，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43页。）这说明神通是智慧的作用或结果，修炼者神奇本领的获得，正是禅定瞑想的结果。佛教对于有萨满教传统及神道传统的日本人来说，其神异化自然而然地也同样具有巨大的吸引力和惊奇感。但是，日本文化对佛教的引进是有所保留的，这就必然要对其筛选和曲解，以便更加适宜日本社会生活和民族文化心理的需要。日本民族在对佛教“戒、定、慧”三学的宣教和实践中，对“戒律”的歪曲和废驰是所有崇信佛教的东方国家中都没有先例?，近代日本佛教几乎取缔了佛教全部戒律，把戒律严明的佛教变成了最自由的心灵的宗教，把佛教思维的直觉性同该民族诗性的思维方式结合起来，这也是日本神宗和净士宗格外发达的原因之一。
佛教传入日本大致经历了引进、融汇各宗和独立发展两个阶段。
引进和融汇时期（推古天皇一平安时期，约公元604年－835年）：公元604年（推古天皇12年）圣德太子制定了“17条宪法”（政治原则），其中第二条强调“笃敬三宝，三宝者佛法僧也，则四生之终归，万化之极宗，何世何人，非贵是法，人鲜尤恶，能教从之，其不归三宝，何以直枉？”其意思说佛教是一切有生命东西的最后依托，是万化终极规范，无论何世何人，无不尊崇佛教；佛教能把极恶之人教化归善。圣德太子自己认真研习佛经，写有佛教论著《三经义疏》（《法华经》，《胜曼经》，《维摩诘经》三经之义疏）。在公元645年的“大化革新”时期，天皇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播扬佛教：如率先启用留学中国的学问僧作为高级官吏；大化元年颁布了“兴隆佛教”的诏书，大量修建建佛寺，专门拨给佛寺以土地；天武天皇还下令每家必设佛堂，以至到7世纪末，日本国就有了寺院540余所之多。这种以政令形式推行佛教的结果，使佛教从民间宗教变质为国家宗教和显教，不仅使佛教进入了日本的家庭，而且使其自然地同神道教传统发生融合。在圣武天皇执政的天平年间，佛教达到了极盛。这时大量的僧人不畏生死到中国求法，不少中国的佛僧也以超越生死的气度来日本弘扬佛法。这时期从唐朝系统地传入了三论宗、成实宗、法相宗、俱舍宗、华严宗和律宗，史称“奈良六宗”或“南部六宗”。中村元指出“日本佛教是在中国佛教的支配之下发展起来的。日本佛教徒总是有意识地努力使他们自己的宗教与中国佛教相一致。”（注：中村元：《东方民族的思维方法》，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39-240页。）天平时期之末，最澄和尚和空海和尚入唐求法，分别在中国的天台山和长安的青龙寺带回去了天台宗和真言宗。在佛教思想上，他们已不再是依样画葫芦的单纯模仿了。可以说“平安两宗”开始了佛教日本化的进程。最澄的天台宗把天台、密宗、禅宗、律宗四宗加以融合。中国天台宗在哲学上主张“三谛圆融”及“一念三千”。所谓“三谛圆融”是指从认识论上看，认为事物本质的空无、假有、非有非无其实完全一致，都能达到对事物本质圆融的认识。这是针对其他派别分别从某一方面把握事物，并把这一方面的看法视为真理的谬见而发的。所谓“一念三千”是指宇宙全体（三千）其实都在一念（个体心中）之中。宣扬“一切众生皆有佛性”，众生可以修炼成佛的大乘佛教主张，从而得到了信众的普遍欢迎。为了有利于天台宗的生存发展，最澄还公开地耍起了“护国爱民”的功利旗帜，把佛教原来对立的四宗竭力调和起来。?种融和和包容精神，正是日本民族传统的思维方法，适应了日本民族文化心理的需要，因而得以光大。
空海在中国长安学得密宗。密宗认为世界的本质是色（物质）和识（心，精神）构成，因此世界万物，佛和众生都是六粗大原素和心（精神）构成。宇宙的全部活动其实都是大如来的身心活动（身密）；宇宙中所有的声音都是大如来的口密；一切精神思维活动是意密；所以全部精神与物质的运动都是在“三密”之中。密宗主张只要修炼“三密加持”即手结印契（做各种规定的手势），口诵真言（咒语），心观（形象思维）佛尊就可以使自己的身，口、意“三业”清净，只要做到与大日如来佛之身、口、心相应即可成佛。这就把佛教的修炼过程和方法大大简化，所以容易为信众接受。此外，空海强调念咒（口密）的特异功能，著有《声字实相义》，其中宣扬文字反映实相（对象），文字替代实相的作用等。这对于早就有萨满巫术宗教传统的日本民众来说，不仅容易理解接受，而且倍感亲切。
在佛教教义方面，与最澄，空海同步的是，这一时期出现了类比附会的“本地垂迹说”，这是企图把佛教日本化的一种努力。所谓“本地垂迹说”的理论认为日本神道教的诸神乃是佛在日本的化身（权现），佛为了在日本拯救众生而以神道诸神的身分出现。这种“神佛同体说”的解释既符合佛教的普渡众生思想，又抬高了神道之神的世界性地位，促成了神道理论的建设。这种神佛调和的倾向是日本民族性中容纳精神的体现，也是佛教日本化的历史的必然要求。所以今天的日本人既参拜神社也同时朝拜佛寺而没有任何不自在的感觉。
独立发展时期（镰仓时代一安士桃山时代，1184年－1600年）：佛教在全盘引进时期紧紧依附政权的支持，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政教合一的特征。以最澄、空海开始融汇各宗教义以来，日本佛教的自觉性独立性逐渐显露出来，其表现是从政教合一转化为政教并立，对政权的依赖性减小了。平安建都以后，贵族势力日益强大，贵族生活荒淫糜烂，他们要求佛教为其享乐主义服务，为其荣华富贵的生活祈祷平安。贵族不仅希冀佛教保佑现世生活的安逸，还渴望来世的幸福享乐。因此，佛教同国家利益日渐疏远，而在时尚的要求下，佛教净土宗等开始繁荣起来。日本佛教在这一时期开始显露出极鲜明的实用主义，中国佛教的各宗各派只要适宜现实需要，就加以利用，而远离日本社会现实需求的就弃之于旁，例如，具有相当哲理思辨性的唯识宗就从未受到日本佛教学者的青睐。这种结果必然是融汇趋势的增强，融汇的结果也就必然产生最适宜现实需要的新理论新宗派。这一时期前段，日本佛教寺庙开始脱离城市建筑到远山之中，出现了所谓“山岳佛教”。日本佛教的独立自由性在建寺地点上，在融汇各宗各派的观点上，在迎合现实需要方面都表现出来了。这就是日本佛教的本土化或民族化。
日本佛教本土化的标志是净土宗和禅宗的兴旺发达及世俗化的趋势。这里，我们重点谈谈净土宗和禅宗为什么会在日本风行以及日本佛教在传播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日本民族性的特点加以讨论。
净土宗又称莲宗，由中国东晋高僧惠远所创，因其在庐山东林寺所结白莲僧团而得名，是中国佛教重要的宗派，经过南北朝的孕育和发展，到唐代达到鼎盛。净土宗所研习的经典是《无量寿经》、《观无量寿经》、《阿弥陀经》、《经生论》，即所谓“三经一论”。该宗认为，通过净心修炼最终可以往生到阿弥陀佛所在的西方极乐净土，永脱轮回。净土宗的修炼方法，除遵循佛教的一般处身原则“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之外，最根本的是“一心念佛”，这就是所谓的“念佛三昧”。净土宗强调信众第一要信念坚定，第二要发愿，第三要实行；这“信愿行”三者在佛门中叫做“净土三资粮”。惠远施行的是佛教传统的观想念佛，所谓观想念佛也叫做观相念佛，定中念佛，指在修持禅定的过程中思念阿弥陀佛的形象和净土诸经中描写的西方极乐世界中的美妙景象。无疑，这需要相当强烈的想象能力和形象思维能力。唐代净土宗的第二祖善导大和尚为了弘扬本宗，在修行方法上更简化为印度佛教早就有的“称名念佛”即口称念佛，就是要信众不断地念诵阿弥陀佛的名号或诵“南无阿弥陀佛”，也能在死后前往西方佛国净土。
善导所倡导的“称名念佛”方法更简单易行，更容易为日常繁忙操劳的民众所接受所施行。因此，净土宗在中国南北朝时期佛教各宗派的竞争中脱颖而出，成为显宗。基于同样的原因，净土宗对于大多数不懂汉文，不能念诵佛经的日本民众来说无疑打开了方便之门，同时对非常讲究实用功利性的日本民族来说，西方净土极乐世界同高天原一样具有极大的诱惑力，因此，在平安末期净土宗在日本天台宗僧人源信的倡导下很快风行起来。不仅如此，日本各宗派在信守本派宗旨之时，在修持上也都开始采用“称名念佛”的简化方法。
中国佛教禅宗在奈良时代开始传入日本，但无大的影响。至承安初年（1171年－1174年）睿山僧觉阿入南宋，从佛海禅师学得临济宗杨歧禅归国，建宗名“达摩”。以后日本名僧荣西（1141年－1215年）两次来宋，得黄龙派虚庵禅师之传，归去后创日本“临济宗”，大力传播禅宗教义，并著有《兴禅护国论》。此后入宋的佛僧几乎全部接受禅学。宋元之交，一些南宋禅僧流亡日本，如临济宗名下的名禅师兰溪道隆就受到嵯峨天皇的礼遇，敕赐“大觉禅师”号。这样，“宋代的禅可以说象洪水一样涌进日本。”（注：柳田圣山：《禅与中国》，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216页。）室町时代广大僧众都争相诵读《临济录》和《碧岩录》、《无门关》等禅宗著作。禅宗佛学在日本社会产生了极大的反响，究其原因在于禅宗的世俗性、现实性、心灵的自由性和实现人生终极目标的直截了当性。禅宗同净土宗一样适应了日本民众的文化心理，切合了日本社会的现实需要，所以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中国唐宋时期禅学对诗歌创作和诗歌理论的渗透、对绘画艺术创作和画论的渗透、对中国武术的渗透等，都直接影响到日本文化。禅宗尤其赢得了日本武士阶层的崇敬与欢迎。禅宗为什么在日本会对武士阶层产生那么大的影响，甚至被称为“武家佛教”呢？这大概有如下原因：
第一，佛教禅宗武术所具有的神异力量。禅宗依然是佛教中的一宗，人们信仰佛教超现实的神秘性，尤其是传说在禅定修炼中能获得超凡的神异力量，这无疑对以习武为业的日本武士们具有无比的诱惑力。中国佛僧习武的传统及取得的成就肯定对日本武士阶层产生过较大的影响。中国佛僧习武的历史绵长。史载北魏太武帝于太平真君六年（446年）在平息卢小胡、盖吴起义时，就在长安一佛寺发现寺中藏有兵器，怀疑寺僧同盖吴勾结，便大怒而诛杀众僧，这说明当时寺院有习武之事。以后在隋末又有少林僧众协助秦王李世明而敕封奖谕、勒石纪功，其碑尚存。以后中国武林中就有谚语：天下功夫出少林。这说明，禅法同武术结缘很早。少林武术讲究气功、养生、炼气、意念，把印度瑜伽术同中国古代武术创造性地结合起来。传说少林武术功夫能以内气百步击倒人而不觉察；能在水面上如平地般行走；可以一指击人致死；可以练就不怕暴力击打的“铁布衫”功夫及飞檐走壁等等神异能力。这些传说中具有神异魅力的禅宗武术无疑对于内战连绵的日本武士们有极大的诱惑力。
第二，禅宗所宣扬的直截了当简便易行的修行手段，对于没有文化的日本武士阶层来说是获得神奇力量的最便捷之道。禅宗不立文字，没有繁难的汉文经典，就修炼方式来说也不讲究对佛经经典的学习，而只求以平常心在行走坐卧、谈笑风生中去领悟武术的奥秘，以随缘任运的态度在自然而然的状态中体悟搏击技巧。这对于普通没有文化知识的日本武士来说，是获得神异力量的切实可行的道路。
第三，禅宗了悟生死的超脱态度符合日本武士的尽忠心理及培养视死如归的大无畏精神。由于各领主之间战乱频繁，因此各领主都拥有大批武士。武士信奉中国伦理的“忠”、“信”、“义”精神，但武士的忠义不是对天皇对国家，而是对供养其生存的领主。禅宗也宣扬生死轮回和灵魂不死的佛教教义，禅宗主张在顿悟中，参悟生死，达到无生无死的涅pán＠①境界。例如，中国武术典籍《少林宗法》第一篇中就写有：“参贯禅机，超脱于生死怖畏之域”的思想境界为武术的“极致所归”。在佛教教义的感染下，日本武士注重培养视死如归的无所畏惧的“无我”精神。这种精神在后来国家神道的鼓励下，转化为坚韧狂热的“武士道”精神。
第四，禅宗宣扬的直观顿悟有利于培养武士的直觉力和思维敏锐性。直觉顿悟只有在精力高度集中、无我忘我的思想状态中才能得到激发。它不依赖理性与思索，而是靠训练的基本功在随缘任运的自然放达的状态中获得，中国禅宗称这种自由旷达的精神状态为“平常心”、“无住心”，日本禅宗称之为“不动智”。日本济庵宗彭在其武学名著《不动神妙录》中认为，“不动智”是武士立身之本，为拳术的关键。“不动智”不是不用智，而是指精神思想不僵固执着于某一方面，而是指精神思想前后左右、四方八面流动而“无停留处”，这也正是在任运自如中处处用心的意思。所以“无停留处之心”被日本武士尊奉为“神魂”。该书说：“心之置所，言心置何处。心置敌身之动，则心为敌身之动所取；心置敌之刀剑，则心为敌之刀剑所取；心置我刀剑，则心为我刀剑所取；心置不被砍杀之所，则心为思不被砍杀之所取；心置对人戒备，则心为对人戒备所取；盖言之，心无置所。”（注：转引自陈兵：《佛教禅学与东方文明》，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503页－504页。）日本流行的禅话《剑的滋味》中讲述了日本著名武士柳生又寿郎学剑于名剑手武藏的故事。柳生向武藏学剑道，武藏先让他安下心来作忠诚的仆人，树立十年学成的耐心。三年之内，每天只要他做饭、洗碗、铺床、打扫庭院、管理花园，只字不提剑的事，不许碰一下剑，目的是让他放下驰求心。之后，在柳生干活的当儿，武藏出其不意地时以木剑向他一击，使他早晚都得时刻品尝遭剑击的滋味，念念都在警觉之中，如此用心，终于悟出了个中三味，遂成为全日本最精湛的剑手。所以日本柳生派武术著作《活人剑·无刀之卷》说：“不杀人，我们以不被杀为胜。”（注：转引自陈兵：《佛教禅学与东方文明》，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504页。）武士们极力使自己获得超常的敏锐的直觉感悟能力，即技巧以外的神异能力。这种直觉感悟力很接近心理学中的“第六感官”能力，它不是依靠思维理性获得，而是来自于职业的本能或者说是先天的敏感。
“在武家时代那一种真创的斗争社会中，坐禅、剑术、柔术，都成为斗争的精神训练的要义，而禅定可以变为军队的最高统率，创术的最高秘奥，战斗的最高策略。无论你自己说是怎样高明的禅师，要在‘战斗’和‘死’的考试上不落第，才可以算为初等及第。”（注：戴季陶：《日本论》，海南出版社1994年版第169页。）从总体上说，禅宗所提倡的“不立文字，教外别传，通过坐禅得道等，这些很适合武士克己的生活方式，因此取得了武士的信仰。如果说旧佛教是公家（皇室）佛教，那么它就是武家佛教。”（注：坂本太郎：《日本史概说》，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186页。）
但是中国佛教的任何宗派在日本都发生了某种程度的变形，这种变形正是日本民族文化心理结构必然对外来文化所作出选择、扬弃、吸收的结果。日本佛教从尊崇自然人性出发，对中国佛教的种种戒律进行了全面的“废弃”，也就是以自然人性排斥佛教的禁欲主义。
日本民族传统非常尊崇人类的自然天性情欲，在伦理上和制度上从不压抑和约束人的正常情感和欲望。儒学家太宰春台(1680-1747)“把自然的人的感情称为真情，他列举“好恶、苦乐、忧喜之类”都作为真情。他认为：“无人无此等感情。大人小人，贵者贱者并无多少差异。又父母妻子恩爱之情，贵贱无异。此等感情皆出自人之天性至诚，绝无虚伪，故称之为真情”。“天性乃人与生俱来之本性。不待教导，无须学习，不用勉强，无思无虑，自然而然之事，皆天性之事。此即名为诚。”（注：中村元：《东方民族的思维方法》，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41页。）所以中村元说：“在充分满足人的欲望与感情这种意义上的自然主义是日本佛教的主要倾向。整个说来，日本佛教倾向是享乐主义。例如，祈祷仪式实际上成了平安时代的贵族享受现世快乐的一个机会。‘春天就在眼前，梅花的芬芳轻轻飘来，与竹林深处传来的清香混合在一起，使人觉得好象已经身临活生生的佛陀的国度’（《源氏物语》）。对他们来说，现实世界上的一次佛教集会就已经是极乐净土了。”（注：中村元：《东方民族的思维方法》，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42页。）例如，日本人就把佛教追忆和崇拜祖先的盂兰盆会改变成为全民族在夏日举行的重大节日。至今，在盂兰节日中大家高高兴兴载歌载舞进行狂欢。这种自然主义直接导致了佛教戒律的废驰。唐僧鉴真曾使日本佛教确立了严格的戒律，但随着时间推移，“戒律之正法被人忽略了。中古以降，受戒已名存实亡，来自各国（日本地方设国、郡、里——引者注）的人聚集在一起只不过是在寺院的戒坛周围闲逛而已。他们对大小戒律一无所知，他们也不试图去辨别一下什么样的举止行为是违反这些戒律的……持斋持戒的人完全绝迹了。戒律的废驰在净土宗教徒中间特别盛行。‘那些专念阿弥陀佛的人说，他们玩围棋、双陆并不违背任何对他们的教导。私通和吃荤也并非往生净土的障碍。末世持戒是市中之虎。那应该为人所恐惧，为人所僧恶。一个害怕罪行和畏惧邪恶的人肯定是一个从不相信佛的人’。法然(1133-1212)所传布的净土教学说完全无视持戒与破戒之间的区别。它只强调念阿弥陀佛。‘如果一个吃鱼的人可以往生净土，那么一只猿猴就肯定可以往生净土。一个人吃不吃鱼是无关紧要的，但是念阿弥陀佛的人是注定要往生净土的’……‘明治维新’以后，实际上佛教各宗都舍弃了戒律，这是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注：中村元：《东方民族的思维方法》，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45页。）日本佛教以自然主义态度废驰戒律之后，佛教众僧都饮酒、聚妻、做生意、置财产，同世俗民众几乎没有明显的区别，尤其在两性关系上，不仅放荡而且有理论主张。例如平安时代末期出现的异端邪教立川流派就“把男女性交的阴阳之道与即身成佛的秘密教义看作一回事。这些放荡乱伦的秘密仪式从镰仓时代的初期到中期在各处流行……与立川流派同样的倾向也出现于净土教中。这种倾向的一个例证就是所谓的‘相继开会の一念义’（保证遵守一念义的那些人得救与赎罪）。这种教义宣讲如下：‘所谓一念即意为两个人一条心。男女二人合二为一，都感到愉快时，他们齐声念一遍南无阿弥陀佛；那就是一念义的意思。因此，那些仍然单身的人们，害怕他们不能往生净土，就得找到自己的伙伴’。”（注：日本《念佛名义集·净土宗全书·10》。）甚至日莲宗也认为“特别重要的法门在于两句话：烦恼即菩提，生死即涅pán＠①。正当男女交会之时，吟唱南无妙法莲花经——那正合乎我们所说的烦恼即菩提，生死即涅pán＠①。”（注：日本《四条金吾殿御返事》。）“德川时代的各种文艺作品显示，一些本来表示佛教各种神圣观念的词汇，竟然被用来作为暗示淫乱放荡场面的隐语。这种亵渎宗教神圣性的例子在印度和中国都是从未见过的。恐怕是日本独特的现象……这种态度使日本人认为，他们肯定自然的情欲和废弃戒律并不一定意味着舍弃道德秩序。”（注：中村元：《东方民族的思维方法》，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45页。）佛教对日本民族的想象力、直觉领悟力和审美思想中对意境、意象的追求，对空寂、闲寂、枯瘦、幽玄美学思想的形成，对以禅喻诗、对自然万物的有情众生的情感等都有极大的深化作用。但是也应该看到，无论佛教的渗透多么强烈，也不可能改变日本民族的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的人生态度，正是这一基本民族因素，形成了日本民族审美思想的独特性。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般下加木
（原载《咸宁师专学报》1998年4期 作者系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导
Ⅱ 请大家推荐几本介绍日本神道教的书籍，我写论文需要用到这方面的知识，谢谢
如果是写论文的话，老夫建议直接去日本找相关的书籍，因为国内翻译版或多内或少会有点原意流失
日本关容于神道方面的书籍老夫罗列如下，这些书在日本都是比较权威的，所以很容易买得到：
伊藤聡 『神道とは何か』 中央公论新社〈中公新书〉、2012年。ISBN 978-4-12-102158-8。
井上顺孝 『神道』 ナツメ社〈図解雑学〉、2006年。ISBN 4-8163-4062-9。
景山春树 (1972-04-25). “神道”. 世界大网络事典. 16 (1972年 ed.). 平凡社.
石原藤夫 『靖国神社一问一答』 展転社、2002年。ISBN 4-88656-226-4。
冈田荘司 『日本神道史』 吉川弘文馆、2010年。ISBN 978-4-642-08038-5。
茂木贞纯 『神道と祭りの伝统』 神社新报社、2001年。ISBN 4-915265-95-1。
Ⅲ 土御门神道的相关史实
本来，贺茂家是世代掌管阴阳寮的阴阳头，自从贺茂保宪把阴阳道中的历道传给其子贺茂光荣，把天文道传给安倍晴明以后，在阴阳寮中就形成贺茂、安倍两家并驾齐驱的局面。至安倍晴明十九世孙安倍有修时，受赐土御门称号，自此以后，土御门家被任命为阴阳寮的阴阳头，逐渐取代了贺茂家的地位。
丰臣秀吉时代，土御门家失势，其领地被没收。据记载，土御门家又因文禄年间，丰臣秀次被疑谋反被迫切腹自杀，土御门家为秀次举行祈祷活动，以此为由被流配尾张国。后丰臣家失势，德川家康恢复其职位，使其家名继续维持下去”（注：清原贞雄：《神道史》，厚生阁出版社1939年4月版，第320页）。
土御门泰福从山崎暗斋学习垂加神道，把土御门家的阴阳思想与垂加神道的教义结合起来，并吸收其他神道派别的教义思想，创立了土御门神道。
Ⅳ 求讲日本幕府历史的书籍
通史：
日本史概说
作者： [日]坂本太郎著 汪向荣 武寅 韩铁英译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出版
日本史
作者： 吴廷璆主编
日本通史
作者：赵建民 刘予苇主编 出版社：复旦大学出版社
日本史研究入门
作者：[日]远山茂树 佐藤进一编吕永清译
日本历史讲话
作者：日本·伊豆公夫编 余平译
日本简史
作者：辽宁大学哲学研究所
日本历史（上、中、下）
作者：[日]井上清著 天津市历史研究所译
日本小史
作者：伊豆公夫著 杨辉译
日本二千六百年史
作者： 大川周明著 雷鸣译
日本历史大纲
作者： 哥温著 陈彬酥译
简明日本通史
作者： [日]依田熹家著 卞立强等译
古代史：
简明日本古代史
作者：王金林 出版社：天津人民出版社
日本大化革新
作者： 禹硕基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出版
弥生的日轮
作者：饭野孝宥著
先史时代的日本
作者：徐逸樵著
邪马台国
作者：汪向荣
中世近世史：
日本幕府政治
作者：王立达编写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出版
日本"米骚动"
作者： 戴永玲编写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
近代史：
加藤祐三史学著作选之三 日本开国小史--来自柏利的挑战
作者： [日]加藤祐三著 蒋丰译 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日本近代史
作者： 栗田元次著 胡锡年译
康南海先生遗著汇刊（十）俄彼得变政记/日本变政考
作者： 蒋贵麟 出版社：宏业书局
日本近代社会运动史 风雪之碑
作者： 森正藏著 史存直等译
日本近代史
作者：（日）安冈昭男 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日本近现代史 （上、下册）
作者：[日]井上清 铃木正四著杨辉译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出版
日本近现代史第一卷
作者：[日]远山茂树著 邹有恒译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
日本近现代史第二卷
作者：[日]今井清一著 杨孝臣、郎唯成、杨树人译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
日本近现代史第三卷
作者：[日]藤原彰著 伊文成 李树藩 南昌龙等译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
日本近代史
作者：万峰著 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日本近代史讲座
作者：万峰 沈才彬编 出版社：甘肃人民出版社
日本帝国主义的形成
作者：[日]井上清
明治维新史
作者：伊文成 马家骏
日本维新史
作者：[加拿大]诺曼著 姚曾廙译
明治维新讲话
作者：[日]服部之总著 舒贻上译
简明日本近代史
作者： 吕万和 出版社：天津人民出版社
日本近代史纲
作者：[苏]加尔别林主编 出版社：三联书店
日本改革史纲
作者：刘天纯
明治维新的再探讨 （《世界历史》增刊）
作者：《世界历史》编辑部
明治维新--日本资本主义的起步与形成
作者：米庆余
日本明治维新
作者：武安隆 王家骅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出版
日本西南战争
作者：米庆余
对外关系史：
朝鲜壬辰卫国战争
作者：李景温
日本北方领土
作者：[日]吉田嗣延等 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
日本外交史上、下册
作者：[日]信夫清三郎编
日本近代外交史
作者： 米庆余著
日本遣唐使简史
作者： 池步洲 出版社：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江户时代中国典籍流播日本之研究
作者：[日]大庭修著 戚印平 王勇等译
中国江南：寻绎日本文化的源流
作者： 王勇 出版社：当代中国出版社
汉籍在日本的流布研究
作者： 严绍璗 出版社：江苏古籍出版社
中国典籍在日本的流传与影响
作者： 陆坚 王勇 出版社：杭州大学出版社
其他专题史：
日本文化史
作者：[日]家永三郎著 刘绩生译
日本海军史
作者：[日]外山三郎著 龚建国 方希和译
日本人民史
作者：[日]羽仁五郎著 马斌等译
日本政治史 第一卷 西欧的冲击与开国
作者：[日]信夫清三郎著 周启乾译 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
日本政治史 第二卷
作者：[日]信夫清三郎著周启乾 吕万和 熊达云译 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
日本政治史 第三卷
作者：[日]信夫清三郎著 吕万和 熊达云 张健译 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
日本政治史 第四卷
作者：[日]信夫清三郎著 周启乾译 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
日本政治史 第一册 幕末维新 明治国家之成立
作者：[日]升味准之辅著 董果良译
日本西方文化摄取史
作者：郑彭年 出版社：杭州大学出版社
日本社会经济史
作者： 内田繁隆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
史学及历史批评：
日本历史--"国史"批判
作者：[日]井上清著 阎伯纬译
日本的修史与史学
作者：[日]坂本太郎著 沈仁安 林铁森译 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
日本历史概论
作者： 洪平健
史料类：
一六○○年以前的日本
作者：王辑五 选译
一六○○--一九一四年的日本
作者：世界史资料丛刊初集编辑委员会编 杨人楩主编 张萨桐选译
早期日本游记五种（东游日记、日本日记、游历日本余纪、使东述赂[附]使东杂咏、日本纪游）
作者： 罗森等 出版社：湖南人民出版社
日本考
作者： [明]李言恭 郝杰 出版社：中华书局
历史论文集及工具书：
日本历史辞典
作者：[日]竹内理三等编 沈仁安 马斌等译
日本人物辞典
作者：日本人物辞典编纂委员会编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
中国日本史学会第二届学术讨论会 日本史论文集
作者： 中国日本史学会 出版社：辽宁人民出版社
日本史论文集
作者：中国日本史研究会 出版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日本学 第四辑
作者：北京大学日本研究中心编
日本学 第五辑
作者：北京大学日本研究中心编
日本学 第六辑
作者：北京大学日本研究中心编
日本学 第九辑
作者： 北京大学日本研究中心编
近代日本研究论集
作者： 俞辛焞著 出版社： 天津人民出版社
郑森禹日本问题文选
作者：郑森禹著
人物传记：
中日友好的先驱日本著名高僧空海
作者： 黄道立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
日本近代十大哲学家
作者： [日]铃木正 [中]卞崇道 等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日本历史人物传（近现代篇）
作者：伊文成 汤重志 贾玉芹 出版社：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日本天平女皇孝谦传
作者：刘明翰 刘丹忱 出版社：吉林人民出版社
日本天皇列传
作者：蒋立峰 出版社：东方出版社
东瀛奇葩：日本历史上的杰出女性
作者：（日）松下孝子 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百代盛衰--日本皇室
作者： 赵晓春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文化：
77把钥匙 --开启日本文化的奥秘
作者：（日）梅棹忠夫
儒家思想与日本文化
作者： 王家骅 出版社：浙江人民出版社
禅与日本文化
作者：[日本]柳田圣山著 何平 伊凡译 出版社：译林出版社
德川宗教：现代日本的文化渊源
作者： 贝拉 出版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出版社
神秘的日本文化心理
作者： 武继平编译
日本文化的历史踪迹
作者： 王勇 王宝平主编
武士日本
作者： 陈洪波 黄朝荣编 出版社： 江苏文艺出版社
日本的文化摇篮--京都
作者： 丛淑媛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日本文化史 一个剖析
作者：
日本之谜--东西方文化的融合
作者： 梁策 出版社：贵州人民出版社
国家神道
作者： [日]村上重良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
日欧比较文化
作者： [葡]路易斯·弗洛伊斯著 [日]冈田章雄译注范勇 张思齐译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出版
菊与刀--日本文化的类型
作者： [美]鲁思·本尼迪克特著 吕万和 熊达云 王智新译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
神秘的日本文化心理
作者：武继平编译
日本神道教与文化
作者： 赵锦元 戴佩丽 出版社：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日本文化的历史踪迹
作者：王勇 王宝平主编
日本文化与日本人性格的形成
作者：[日]源了圆著 郭连友 漆红译
世界文化史知识：第六卷 没有经卷的宗教--日本神道
作者： 刘立善著
高天原浮世绘--日本神话
作者：刘毅著
文学艺术：
《茶经》与日本茶道的历史意义
作者：[日]千宗室
日本文学思潮史（东方文化集成）
出版社：经济日报出版社
日本茶道文化概论
作者：滕军 出版社：东方出版社
宗教：
日本近现代佛教史
作者： 杨曾文 张大柘等 出版社：浙江人民出版社
日本佛教史纲
作者： [日本]村上专精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
心 日本佛教文化丛谈
作者： 高田好胤 出版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日本佛教史
作者： 杨曾文 出版社：浙江人民出版社
宗教与日本现代化
作者： 王志远 出版社：今日中国出版社
日本社会研究：
商务新知译丛 符号帝国
作者：[法]罗兰·巴尔特著 孙乃修译
日本人
作者： [美]才能德温·赖肖尔 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日本的性格
作者： 长谷川如是闲著 罗茂彬译
日本的改革与振兴
作者：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出版
日本研究
作者： 陈彬龢编著
日本论
作者： 哈耶玛原著 张原译
近代日本政治体制研究
作者： 武寅 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日本的近代化--与中国的比较
作者：[日]依田憙家 译者：卞立强 出版社：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思想：
森林思想--日本文化的原点
作者：[日]梅原猛著
近代日本思想史（第一卷、第二卷）
作者： [日]近代日本思想史研究会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
福泽谕吉与日本近代化
作者： 丸山真男 出版社：学林出版社
江户时代日本儒学研究
作者： 王中田 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东方哲学史资料选集 日本哲学 一、古代之部 二、德川时代之部
作者： 北京大学哲学系 东方哲学史教研组编 出版社：商务印书
日本的古学及阳明学
作者： 朱谦之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日本哲学思想史
作者： [日本]永田广志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
文明论概略
作者： [日]福泽谕吉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
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
作者： [日]丸山真男 出版社：三联书店
其他：
日本国势之解剖
作者： 王骏声等译 矢野恒太著
生活在遥远的年代丛书 武士与将军 日本
作者： [美]时代-生活图书公司编著 李靖译 出版社： 山东画报出版社
日本
作者： 范作申著
补充：
世界文化史知识：第十卷 十七音的世界--日本俳句
作者： 马兴国
世界文化史知识：第六卷 悟化的生命哲学--日本禅宗
作者： 刘毅
菊花与刀--日本文化的诸模式
作者： [美]本尼迪克特 孙志民 马小鹤等译
日本古代文学思潮史
作者： 叶渭渠
Ⅳ 日本政治文化对政府体制的影响
日本政治文化的结构特征与基本要素
林晓光（法学博士）
日本是一个拥有悠久历史文化传统的东亚国家，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特有的、构成多样、内容丰富的政治文化。其政治文化的形成既有本国历史文化的积淀和浸润，也有对外来文化、尤其是对于古代东方文化和近现代西方文化的吸收和借鉴，东、西两大文化在日本这样一个岛国上长期交流融合的结果，使其政治文化具有多源、多重、多样的特点。日本政治文化的起源有三大方面：一、本土生成的传统文化；二、源自中国的儒家文化；三、从西方传来的基督教文化。文化源流的多源性导致了文化结构的多重性与复合性。因此日本政治文化的要素构成和结构特征又有以下三个显著的特点：一是与日本传统文化的形成、演变、发展的过程密切相关，而且呈现出鲜明的阶段性特征。二是外来文化的占有重要的地位，在某些历史时期甚至具有压倒性、主导性的作用和地位。三是在对于外来文化的学习利用、融会贯通的同时，基本上保持了本土的原生性文化的精髓。日本政治文化有以下几大要素：神国思想与民族主义、民主主义与和平主义。这几大要素虽然不足以涵盖日本政治文化的全部内容，但却构成了日本政治文化最具特色和基础性的主体部分。从这几个角度入手，也许还不能准确而全面地把握日本政治文化的整体框架和丰富内涵，但至少揭示了日本政治文化最主要的构成要素和基本特征，多少可以提供一个分析平台，用于解读日本作为一个国家的主要行为特征、日本政府政治运营的核心理念及其对外政策的决策思想等政治行为的文化背景和内涵。在对日本的神道思想和民族主义的政治文化进行考察时，笔者并未全面考察神道思想和民族主义的历史源流、发展演变，也没有从哲学的角度分析它思想渊源或理论观点，而是主要考察民族主义对于日本政治文化的影响，分析在日本政治变动和外交决策的过程中，民族主义作为文化环境所起到的作用。必须指出的是，在二战以后的在民主改革中，日本的神道思想和民族主义的被进行了根本性的改造，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天皇集权、军部擅权的法西斯专政体制被废除，政教分离，神道与国家政治分离，民主、和平思想的传播，议会内阁制的政权体制的建立，普选制的实行，这一切都有助于民主和平的政治文化在日本的形成。至少在国家政治外交的层面，神道思想和民族主义的影响已经大为削弱，不再发挥主导性的作用。但也不可否认的是，在社会思潮、民族心理的深层，神道思想和民族主义仍然存在并有着相当程度的影响，当然这种影响也存在着积极与消极、正面与负面的多方面作用，不应、也不可能简单地一概而论、以偏概全。不能不注意的是，冷战后在日本政治文化的发展过程中，神道思想和民族主义似乎有了新的发展和变化。这种发展变化的趋势是什么？将对日本政治产生何种影响？可能在多大程度上影响日本政治外交和国家发展战略的选择？是值得我们关注和研究的重要课题。基于政治文化的考察视点，我们考察和研究的主要是文化对于国家政治外交、政府政策行为的影响问题，因此基本上不涉及以物质形式表现出来的物态文化，而是兼及文化的制度、行为、精神等三个层面，并集中于文化思想对于政治的渗透和影响，以及政治行为反映出来的文化底蕴。从这一点考察日本的政治文化，我们就不能不将考察的主要对象和内容放在日本的神道思想和民族主义等方面。因为笔者认为：对日本政治、外交，乃至民众心理、民族文化影响最大的莫过于神道思想和民族主义。神道思想和民族主义作为复合型的传统政治文化和社会思潮，对日本民族的发展和国家和民族的近代化、统一国家的形成以及中央政权的建立，无疑产生了巨大的、不失为积极的作用。但但日本近代历史告诉我们，作为一把“双刃剑”，神道思想和民族主义的过分张扬和推崇，尤其是在国家政治生活和政策理念的全面又使之自我异化，走向极端化、沙文化，成为日本军国主义实行扩张主义政策、对外发动侵略战争的理论基础和政治理念，成为法西斯军国主义蒙蔽国民，驱使国民为其侵略战争卖命的意识形态工具。由此可见，神道思想和民族主义与日本对外扩张的力量和政策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因此成为考察和解读日本近代政治文化的一把钥匙、一个切入点。在对日本的神道思想和民族主义的政治文化进行考察时，笔者并未全面考察神道思想和民族主义的历史源流、发展演变，也没有从哲学的角度分析它思想渊源或理论观点，而是主要考察民族主义对于日本政治文化的影响，分析在日本政治变动和外交决策的过程中，民族主义作为文化环境所起到的作用。必须指出的是，在二战以后的在民主改革中，日本的神道思想和民族主义的被进行了根本性的改造，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天皇集权、军部擅权的法西斯专政体制被废除，政教分离，神道与国家政治分离，民主、和平思想的传播，议会内阁制的政权体制的建立，普选制的实行，这一切都有助于民主和平的政治文化在日本的形成。至少在国家政治外交的层面，神道思想和民族主义的影响已经大为削弱，不再发挥主导性的作用。但也不可否认的是，在社会思潮、民族心理的深层，神道思想和民族主义仍然存在并有着相当程度的影响，当然这种影响也存在着积极与消极、正面与负面的多方面作用，不应、也不可能简单地一概而论、以偏概全。不能不注意的是，冷战后在日本政治文化的发展过程中，神道思想和民族主义似乎有了新的发展和变化。这种发展变化的趋势是什么？将对日本政治产生何种影响？可能在多大程度上影响日本政治外交和国家发展战略的选择？是值得我们关注和研究的重要课题。日本政治文化的结构特征与基本要素日本是一个拥有悠久历史文化传统的东亚国家，在其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特有的、构成多样、内容丰富的政治文化。从文化源流的角度看，日本政治文化的起源有三大方面：一、本土生成的传统文化；二、源自中国的儒家文化；三、吸收从西方传来的基督教文化。这种文化源流的多源性导致了日本文化结构的多重性与复合性。从文化发展演变的阶段看，上述三个文化源流在日本文化发展史上又先后占据主导性地位，使日本文化的发展演变呈现出较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从内容构成上看，日本政治文化有以下几大要素：神国思想与民族主义、民主主义与和平主义。这几大要素虽然不足以涵盖日本政治文化的全部内容，但却构成了日本政治文化最具特色和基础性的主体部分。从这几个角度入手，多少可以提供一个着眼点或分析平台，用于解读日本作为一个国家的主要行为特征、日本政府政治运营的核心理念及其对外政策的决策思想等政治行为的文化背景和内涵。基于政治文化的考察视点，我们考察和研究的主要是文化对于国家政治外交、政府政策行为的影响问题，因此基本上不涉及以物质形式表现出来的物态文化，而是兼及文化的制度、行为、精神等三个层面，并集中于文化思想对于政治的渗透和影响，以及政治行为反映出来的文化底蕴。一、 日本政治文化的结构与渊源东亚文化发源于中国，中华文化是东亚地区传统文化的源头与核心。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认为：“古代中国社会的策源地在黄河流域，它从这里扩展到长江流域。远东社会的策源地把这两个流域都包括在内，然后一方面沿着中国海岸向西南方扩展，另一方面向东北扩展到了朝鲜和日本。”[1]这就清楚地描述了古代东亚文化扩展流布的脉络，进而说明了中日文化关系的源与流、原发与继发的联系。成熟而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对日本原始文化具有强烈的感染力和吸引力。尤其是代表古代中国宗法伦理、道德纲常的儒家学说，实际上成为包括日本在内的古代东亚各国社会伦理道德、政治法律制度的精髓和准则，显示了强有力的文化自生创造性。与此相比，日本文化则具有突出的移植模仿性，日本的儒、佛、道诸家学说思想，甚至文字、习俗、政治法律制度，都是自中国移植模仿而来。这种移植模仿性又反映了日本文化的开放性和包容性，非但不排斥外来文化，反而通过积极地吸收、消化、改造，充分利用外来文化的有益成分，使之适应日本社会的发展需要，成为本民族文化的组成部分之一，加速日本历史的发展进程。一旦日本发现西方文化具有比中华文化更先进的成分时，就竭力突破中华文化的封建桎梏，积极向西方文化学习，摆脱中华文化的束缚和局限，推动社会和文化的“蛙跳式”的发展跃进，成为东亚地区唯一的资本主义强国，跻身于西方列强之列。这又反映出日本文化的随机性和应变能力强的特点。1、外来文化与日本政治文化的结构、源流日本是一个岛国，是公元一万多年以前由于海水上涨才与大陆分离而形成的。其本土文化一方面受到大陆文化的影响，另一方面又在结合大陆文化和本土文化的基础上，对大陆文化进行改造加工，形成了独特的民族文化。日本的传统文化形成于农耕社会确立和统一民族国家成立的弥生时代至大化改新时期。[2]大约在公元前3世纪左右，日本进入弥生文化时代，稻作农耕获得了迅速地发展，水利的利用，农具的制造，祭祀活动以及对于这些事务的管理，促进了社会的分化大约公元前1世纪，在日本的九州和畿内地区出现了国家。其中奴国（今福冈县福冈市）出土的西汉铜剑、铜矛和“汉倭奴国王”金印，证明了日本早期国家与中国汉王朝存在的联系。公元1世纪末—2世纪初，在日本出现了更为强大的地域性国家，邪马台就是其中较为有名的一个。[3]公元四世纪初，日本的地域性国家逐步发展成为以畿内地区为中心的大和王国。随着统一国家政权的建立，日本开始形成自己的民族文化。因为日本的传统文化基本上是在受外来文化影响较少的情况下，自成一体地发生和成长起来的，相对于其他许多大陆国家而言，日本的早期传统文化在很大程度上是“国产文化”，具有相当强的“原生性”。这既是日本文化发展的第一阶段，也是日本文化的源流和组成部分之一。公元592年12月，推古女王继位掌握朝政大权。第二年又立圣德太子掌管朝政。他们两人进行了多项改革，史称“推古朝改革”。主要的改革内容有：1、制定《冠位十二阶》，按照儒家的德、仁、礼、信、义、智，规定六级十二阶冠位的高低。2、制定《十七条宪法》，遵循儒家的“礼治”思想，强调“治民之本，要在乎礼。上不礼而下不齐，下无礼以必有罪，是以君臣有礼，位次不乱；百姓有礼，国家自治；其中14条涉及官吏的行为准则。3、尊崇佛教，“当今朕世，祭祀神祗，岂有怠乎”，“群臣共为竭心，宣拜神祗”。4、积极开展对隋朝的外交。607年，小野妹子使隋所持国书称：“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当年9月大和国使者来隋所呈国书称：“东天皇敬白西天皇”。是日本统治者在历史上第一次使用“天皇”的称号。[4]通过典章制度和对外交往，极力体现王权的至高无上和国家的尊严地位，是日本国家意识和权力意识的形成与强化。646年的“大化改新”是日本大力模仿和吸收中国唐朝文化的时期。随着唐朝的典章制度和文化、文物被大量复制、移植到日本，在日本文化发展史上形成了“唐风化”的热潮。到平安时代（794—1192年），进入日本的唐朝文化被改造、更新，与日本传统文化结合交融，实现了“国风化”。幕府时期（1192—1868年），在武士政权的统治下，日本完成了对佛教和儒学的“日本化”。德川家康曾指出：“吾国乃神国也，尊神崇佛，……佛即神，神亦佛，两者同一。固君臣之道，坚守国家统一，乃吾日本向神誓忠及崇仰神之明证也。……仁、义、礼、智、信之理，亦皆含于神意之中。”[5]这里谈到了神、佛、儒三种文化的关系及其在政治文化上的意义。神佛同一，但神在佛先，文化思想上的“佛主神从”转化为“神主佛从”。以儒学之伦理为核心的中华文化则皆存于神意之中，而对神的忠诚与崇敬又体现于政治上的君臣之道、国家统一，以及“士农工商”的区别身份尊卑的社会等级制度。显然，神国学说已超越于佛、儒之上，成为日本政治文化的主导性构成。同时，早已经传入日本的中国道教也发生了质变，与日本传统的神国学说结合，转化成深入社会、并深刻影响国家政治生活的神道教。[6] 至此，日本文化的演进完成了吸收融合中华文化的精华、促进本土文化螺旋式上升发展的第二阶段，而日本文化的构成中也增加了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中华文化部分，中华文化成为日本文化的又一个重要源流和组成部分。在日本文化历史演进的过程中，儒、佛、道各家思想学说对于形成社会行为规范，维系道德伦理准则，都有一定的正面、积极的作用。日本文化发展的第三阶段、第三个源流和组成部分是西方文化的进入和传播产生的“兰学”。16世纪中叶以后，西方文化逐步传入日本，其传播途径主要有三个：技术、基督教、“兰学”。西方技术文明传入日本的物质载体主要是兵器。1543年8月25日（公历9月23日），一艘中国帆船因风暴漂流到日本南部的种子岛，船上有3名葡萄牙人“手执铁炮（日语称步枪为铁炮），试之，果然不同凡响。”[7]通过学习铁炮的制造和使用，日本开始吸收和引进西方先进的科技成果以及技术文明。1548年8月，耶稣会传教士方济各到大日本的鹿儿岛开始传教活动，揭开了基督教（天主教）文化传入日本的序幕。天主教在日本迅速传播。到1582年，有教堂200多座；到1605年，教徒达75万人。日本史学家称之为“天主教世纪”。[8]日本天主教徒人数增长情况简表：年 代教徒人数年代教徒人数1551年1000—15001582年1500001570年300001587年2000001579年1000001605年750000资料来源：[日]福尾猛市郎：《日本史史料集成》，第一学司社1980年，第149页。随着天主教的传播，西方教育、西方文化艺术也在日本传播开来。西式学校（包括神学院）讲授拉丁文、葡萄牙文、音乐、绘画、戏剧、天文、地理、几何、算术、医学、哲学，到1583年，已有200多所，学生累计1.2万人。[9]1582年，耶稣会为了宣扬自己在东方传教的业绩，从有马的教会学校选拔了4名学生远赴欧洲。他们1590年回到日本时，带回了西洋乐器、活字印刷机、地球仪、和《世界地图册》、《世界城市图册》，是日本人有史以来第一次“走出去”学习西方文化，在日西文化交流史上具有重要意义。但天主教的传播和教徒人数的不断扩大使日本封建统治者感到潜在的威胁。1587年6月19日，丰臣秀吉发布“驱逐传教士令”，开始了日本历史上“禁教、”“锁国”的文化自我封闭时期。从1633年2月到1639年7月，日本统治者接连发布五次“锁国令”，实行极为严厉的禁教政策，取缔天主教。直到1720年的德川幕府时期，第八代幕府将军德川吉宗才对于从荷兰输入的天主教以外的西方书籍、主要是自然科学的书籍开禁，并以长崎作为唯一的对外开放口岸，与荷兰商人进行贸易活动。由于这一时期的西方文化，如天文学、地理学、动植物学、医学、化学、物理学等的输入主要是以荷兰语为媒介，所以在日本文化史上称之为“兰学”。随着西方科技文明被介绍到日本，西方文化的价值观、道德观、平等观、哲学思想，以及启蒙思想和文艺复兴的文化成果也大量进入日本，造就了一批具有近代文明意识的日本知识分子。他们以西方文化为武器，批判封建制度和锁国政策，要求进行政治经济改革，走向富国强兵。日本统治者对这些“异端邪说”非常恐惧，从18世纪末开始奉行镇压“兰学”的政策，惩治抓捕兰学者。1828年，逮捕并驱逐德国人西博尔德，其门下弟子数十人也相继被捕。1839年，幕府有大兴“蛮社（尚齿会，又名蛮学之社）之狱”，迫使多名兰学者自杀。这就使得随“兰学”的兴起而在日本广为传播的西方文化也受到禁止和打击。19世纪，西方列强纷纷倚仗着“船坚炮利”打开亚洲国家的大门。1854年3月31日，美国舰队兵临日本海岸，强迫幕府签订了不平等的《神奈川条约》，欧洲列强也纷至沓来，先后迫使幕府订立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开口通商。西方文化再一次大规模传入日本，被称为“洋学”，出现了一批著名的洋学者，创办庆应义塾大学的福泽谕吉就是其中著名的一位。他比较日本文化与西方文化，指出前者的落后性与后者的先进性，主张学习先进的西方文化。[10]这是日本文化发展史的第三个阶段—学习、吸收西方文化的阶段。2、明治维新、文明开化与日本政治文化的演进明治政府时期，日本又掀起了新一轮学习西方文化的高潮。1868年1月3日，以“尊王攘夷”为号召的倒幕派推翻了幕府统治，以天皇名义发布“王政复古大号令”，宣布废除幕府，成立维新政权。维新政权采取了一系列巩固政权的举措。2月0日，设置“三职七科”，2月25日改为“三职八局”。4月4日，以天皇名义发表“五条誓约”，作为施政纲领，宣称要“破历来之陋习”，“求知识于世界”。6月11日，发布“政体书”，实行“太政官制”，设置“七官二局”。10月12日，天皇举行即位大典。10月23日，改年号为“明治”。1689年2月，西方国家相继承认明治政府为日本的合法政府。[11]为学习西方文明，通过国内的“文明开化”推进政治经济的改革，明治政府决定派出大规模考察团赴西方。太政大臣三条实美称之为：“外交内治，前途大业，其成与否，在此一举。”[12] 1871年12月23日，以右大臣岩仓具视为全权大使、包括107人的使团从横滨出发，历时1年另10 个月，耗资百万日元（占明治政府1872年财政收入的2%以上），考察了12个西方国家，[13]进一步认识到日本文化与西方的差距，认识到要想使日本“富国强兵”，就必须吸纳西方文明成果，实行“文明开化”。这一文化变革以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文化为主，涉及政治、经济、科技、军事、教育、文学艺术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形成广泛而深入的传播西方启蒙思想和近代文明的一场社会“运动”。在政治领域，建立近代政治体制。首先翻译出版大量有关西方政治思想、政治制度和政治文化的书籍。如：《万国公法》（1865年）、《荷兰议员选举法》（1872年）、《法国政典》（1873年）、《泰西政治沿革志》（1874年）、《民选议院纲领》（1875年），使西方政治文化对日本的影响从思想理论深入到政治理念、政治文明的层面，对日本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形成有相当大的影响。其次进行政府体制的改革。1868年，明治政府以美国的三权分立为参照，公布《政体书》，建立了以西方政治制度为模式的近代日本政治体制。1885年，废除太政官制度，设立包括外务、内务、大藏、陆军、海军、司法、文部、农商等各部的内阁。1869年7月25日，天皇下诏另各藩主“版（领地）籍（户籍）奉还”。1871年8月29日，“废藩置县”，建立近代府县制度，全国划分为1道3府72县，加强了中央集权的国家政治体制。1889年，颁布《大日本帝国宪法》、《贵族院令》、《议院法》、《众议院议员选举法》等法律，初步形成了近代日本的君主立宪政体和天皇专制主义的法制体系。[14]在产业科技领域，提出“殖产兴业”的口号，主张以“东洋道德”为基本，以“西洋艺术（技术）”为器用，积极学习西方的先进科技，引进火车、轮船、纺织机，发展工商业，促进了日本近代工业的发展和资本主义经济体制的形成。奠定了日本近代化的物质基础。在教育领域，改革教育制度。1871年设立文部省，统管全国教育行政。同年成立学制调查委员会，研究学制改革问题。1872年颁布《学制》，把全国划分成8大学区，各设大学1所，每个大学区下设32个中学区，各设中学1所，每个中学区下设210个小学区，各有小学1所。形成了从小学到大学的完整学制。1879年、1880年，先后发布《教育令》、《修改教育令》，推行国民教育。1886年，发出《帝国大学令》、《师范学校令》、《中学校令》、《小学校令》，兴办帝国大学、师范学校，聘请外籍教师，引进西方教学内容，使日本走上了以欧美为摹本的近代教育之路。但1879年的《教育大旨》和1890年的《教育敕语》把“忠君爱国”作为教育目标，使神道思想、神国学说渗透进学校教育。[15]在军事领域，明治政府提出“富国强兵”的口号，并且把“强兵”作为“富国之本”，学习西方的军事制度和军事科技，进行了一系列军事改革。首先是军事管理体制的改革。1870年，宣布废除原由藩兵体制，全国陆军统一采用法国军制，海军采用英国军制。1872年，把兵部省管理全国军队的旧制，改为欧美式的陆海军分离制，分别成立陆军省、海军省。1873年，建立常备军、后备军、国民军三种军队。1874年，仿照德国的军政、军令二元组织的模式，在陆军省设立参谋局。不久后，把参谋局升格为参谋本部，从陆军省独立出来。并设立监军本部，使陆军的管理和指挥形成陆军省、参谋本部、监军本部三大军事机构并立的体制。其次是军事教育制度的改革。1874年，陆军兵学寮改为陆军士官学校。1876年，海军兵学寮改为海军兵学校。1883年，成立陆军大学。采用欧美军事教育制度和教学内容，培养了大批近代化的军事人才。第三是在吸收西方先进军事科技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军事工业，创办兵工厂。这一系列军事改革开始了日本军队近代化的进程。[16]在社会生活方面，明治政府废除封建等级制。1870年，允许平民有姓氏，允许贱民享有平民权利，宣布“四民平等”。1871年，颁布《断发脱刀令》，允许人们剪短发、不佩刀。1872年，宣布废除阴历，规定从1873年1月1日起采用公历。废除幕府时代的武家服饰，以西式礼服为官服，提倡穿西装。饮食习惯的最大变化是学习欧美人吃牛肉、喝牛奶，把以前认为肮脏的牛肉、牛奶称为“开化的药铺，文明的药剂”，“士农工商、男女老少、……咸以不食牛肉为不开化。”饮食习惯的变化促进了饮食行业的发展，西餐厅不断开张，日本人成为西餐厅的常客，甚至以吃不吃西餐视为是否文明的标志。明治政府还积极宣传欧化，引导和推动全社会的欧化。报道天皇穿西装、喝牛奶、剪短发和出洋旅行的消息。社会生活习俗的改变推动了社会行为方式、价值观念的变更，促使日本传统文化向近代文化转型。美国著名学者卢恩·本迪尼克认为：“在世界历史上，很难在什么地方找到另一个自主的民族如此成功地、有计划地汲取外国文明。”[17]客观的说，明治维新以后近代天皇制的确立，以及富国强兵、殖产兴业、文明开化三大政策的实施，从思想观念、政治制度到社会规范、国民心理，发挥了权威性功能，对于日本统一民族国家、建立中央集权制度、促进社会经济发展，起到了政治文化意义上的规范作用。[1] [英]汤因比：《历史研究》，曹未风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66年第2版，上册第28页。[2]汤重南等：《日本文化与现代化》，辽海出版社1999年，第6页。[3]《三国志·魏志·倭人传》中华书局1963年。[4]汤重南等：《日本文化与现代化》，辽海出版社1999年，11—13页。[5] [日]佐佐木润之介：《日本民众的历史》，三省堂1974年，第3卷，第276页。[6] [日]森岛通夫：《日本为什么成功？—先进技术与日本式心理》，TBS布列塔尼出版社1984年，第13页。[7] [日]《铁炮记》，转引自汤重南等：《日本文化与现代化》，辽海出版社1999年，第24页。[8]汤重南等：《日本文化与现代化》，辽海出版社1999年，第25页。[9] [日]海老泽有道：《南蛮文化》，第61页；转引自汤重南等：《日本文化与现代化》，辽海出版社1999年，第25页。[10]参见，福泽谕吉：《文明论概略》，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1982年第3次印刷。[11]《明治维新基本文献史料选译》，《明治维新的再探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第168—169页。[12] [日]大久保利谦：《岩仓使团研究》，宗高书房1976年，第161—162页。[13] [日]烟山专太郎：《征韩论实相》，楚南拾遗社1900年译印，第231页。[14] [日]维新史料编纂会：《维新史》，吉川弘文馆1983年，第5卷，第790—791页。[15] [日]大久保利谦：《近代日本史史料》，吉川弘文馆1975年，第98—99页。[16]汤重南等：《日本文化与现代化》，辽海出版社1999年，第41页。[17] [美]卢恩·本迪尼克：《菊花与刀》，吕万和等译，商务印书馆1990年，第41页。
Ⅵ 从神道看日本人的性格。
国民性，即一个国家的人民由于生存的自然环境所决定的生产方式，从而形成了与之相适应的社会心理、社会意识，由此产生出自己稳定的、独特的社会经济----政治结构形态。这种结构形态反过来又是国民的社会心理、社会意识定型化，形成牢固的社会风俗、习惯传统。两者发福交错影响，经历历史积淀，就形成为国民性。
国民性包含国民的政治意识、自我意识、价值观念、社会交往准则、最普遍的个性素质、心理特征等。国民性是一个国家民族最主要的内在特征。每个国家的民族特性，都有其长处和短处，它对社会经济、文化、政治的发展，发生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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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我觉得如果你喜欢文化的话，还要看看日本的《源氏物语》，这样有利于了解日本平安时代的历史。
Ⅷ 中国文联出版社的悲惨世界怎么样。
中国文学，断代于白话文的诞生。在此之前，雅俗两极分化严重。雅者，古代经史子集浩若繁星，经典文著不可计数，俗者，诗词歌赋小说，多着墨生活情调和神道古怪，欠缺对人性的描述。白话文之后，一是受传统的约束，二是受数十年革命思潮和阶级斗争的影响，中国文学依然没有突破自身的桎梏。特别是建国以来，在意识形态的强压下，我们的文学在世界文学大家庭中，俨然机体不全。习惯了强装道德楷模和正面宣传，政府、甚至我们自身不允许有半点负面的内容出现，正面语言在这个虚假的时代也是荒诞迭出，要么流于无关痛痒，要么流于摹假成真，文学语言严重去实就伪、离真近虚。偶尔有作者会触到些东西，王小波、余华等，但是依然有浮皮之嫌，而王小波又是那么不幸得早早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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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籍在日本的流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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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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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泽谕吉与日本近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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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哲学史资料选集 日本哲学 一、古代之部 二、德川时代之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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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王骏声等译 矢野恒太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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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
世界文化史知识：第十卷 十七音的世界--日本俳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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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叶渭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