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提督目录

『壹』 清朝贵州提督

第一任贵州提督是顺治十六年上任的李本深（汉军正黄旗人，一直当到康熙十二年，后来曾跟从吴三桂谋反，被杀）。田兴恕：清代贵州提督兼巡抚

『贰』 请问清朝的总督和提督有何区别

总督，通常指一个国家的某片相对自主的区域中实际或名义上的最高行政长官。许多国家都有或曾经有设置总督职位。

清朝时对统辖一省或数省行政、经济及军事的长官称为“总督”，尊称为“督宪”、“制台”、“制军”等，官阶为正二品，但可通过兼兵部尚书衔高配至从一品。与只掌握一省行政事务的巡抚不同，总督兼管数省，同时在政务之外也兼掌军务与经济。有直隶总督、两江总督、四川总督、闽浙总督、云贵总督、湖广总督、两广总督、东三省总督和陕甘总督。此外明清也有河道总督、漕运总督等专管某项政务的总督官职。

提督为武职官名，全称为提督军务总兵官。负责统辖一省陆路或水路官兵。

提督通常为清朝各省绿营最高主管官，官阶从一品，称得上封疆大吏。若以职能分，提督分为陆路提督与水师提督，掌管区域达一至两省，数万平方公里，甚至数十万平方公里。一般来说，清朝共在中国各地设置12名陆路提督，3名水师提督（福建水师提督、广东水师提督及长江水师提督）。就台湾而言，台湾总兵或台湾镇所辖军队，通常属于福建陆路提督与福建水师提督所管辖。

区别：

1、官阶不同：

清代总督，一般是正二品，加授兵部尚书，督察院右都御史衔者为从一品，另兼大学士衔者为正一品。

提督为武职官名，全称为提督军务总兵官。负责统辖一省陆路或水路官兵。提督通常为清朝各省绿营最高主管官，官阶从一品。

2、责任不同：

总督全称为总督某地提督军务兼巡抚事，管理一省或数省的军政和民政。

提督全称为提督军务总兵官，是一省绿营的最高军事长官，主要负责军队的操练、征兵和帮助地方部队救灾强险等。

3、待遇不同：

总督的年俸是180两，禄米是180斛，养廉银16000两，年总收入超过2万两。

提督的年俸是600两，禄米180斛，养廉银200两，年收入比起总督差的非常大。

(2)清朝提督目录扩展阅读：

总督在清代为地方最高级长官，总管一省或二三省，总督与巡抚皆为地方军政大员，合称督抚。但总督权力较巡抚大，多数地区巡抚位于总督之下，亦有总督兼巡抚者；总督辖区较巡抚广，一般都在一省以上，明末时有管辖五省、七省者；总督级别较巡抚高，总督一般为从一品到正二品，巡抚为从二品，地方总督多由部院正官中推选。在明代政治中，总督举足轻重，入则为朝廷显官，出则为一方军政之首，故时人称文帅第一重任。

清初总督额数及辖区并不固定，乾隆以后成为定制，全国设有八个总督：直隶 、两江、陕甘、闽浙、两湖（即湖广）、两广、四川、云贵。总督一般均带兵部侍郎（或尚书）、右都御史衔， 其职掌综理军民事务、统辖文武、考核官吏，为一方面军民高级长官世称封疆大吏。另有漕运及东河、南河总督三员 。光绪三十二年 （1906），东北奉天、吉林、黑龙江建行省，改将军为总督，名曰东三省总督。 《清史稿·职官志三》：“总督。从一品。掌厘治军民，综制文武，察举官吏，修饬封疆。

参考资料来源：网络-总督

参考资料来源：网络-提督

『叁』 关于清朝提督”刘厚基”的问题．

清朝 -- 十里坡之战 千年历 史载目录
十里坡之战 西捻军的最大一次伏击战 十里坡之战是西捻军于清同治五年（1866年）在西安东郊十里坡同湘军刘蓉部进行的一次著名战斗。 高楼寨之战后，捻军继续流动作战，在山东、安徽、河南的广大地区不断打击清军。清政府命曾国藩部署镇压捻军。 曾国藩先后实施“以静制动”、“聚兵防河”的作战方针，都归于破产。1866年12月7日，清政府改任李鸿章为钦差大臣，节制湘淮各军，负责镇压捻军起义。 捻军方面虽然取得了一系列胜利，但长时间不停顿地流动作战，使部队得不到必要的休整和补充，同时又得不到任何友军的支援，战略上的被动局面日益严重。捻军领袖赖文光等深感“独立难支，孤军难立”，试图改变这一被动局面，于是在1866年10月决定将捻军一分为二，由张宗禹、张禹爵、邱远才等率部分捻军西进陕甘，联络陕甘回民起义军，以为犄角之势，是为西捻军。由赖文光、任化邦、李允等率部分捻军留在中原地区，与敌周旋，是为东捻军。 西捻军约有3万余人。在张宗禹等的率领下，1866年10月由豫东经许州、洛阳、陕州（今三门峡市西）、阌乡（今灵宝西北），于11月9日进入陕西华阴县境。署理陕西巡抚刘蓉当时正率1．4万湘军在陕甘交界处堵击回民起义军，在得知捻军入陕后，感到形势严重，请求清政府速派援兵。但左宗棠（刚被任命为陕甘总督）借口筹备粮饷，停兵湖北，踌躇不前。清军援军难以很快入陕，为西捻军的作战行动提供了有利条件。 西捻军进入华阴后，立即西进华州（今华县）、渭南。刘蓉不得不将所部东调，对付捻军。11月14日， 提督刘厚基 率兵3000人由渭南东进，在赤水镇与捻军遭遇，一触即溃，败退渭南。25日，知府唐炯指挥湘军各营，分兵三路再次发动进攻。捻军于华州敖水东面的树林里设伏，大败湘军，歼敌近千人。 初战获胜后，西捻军乘胜西进，于12月14日进抵西安东面的灞桥镇。然后折向东南，占领蓝田县的泄湖、蓝桥等地。为了调动西安清军，后又佯趋商州（今商县）、雒南（今洛南）。待清军东向追击，捻军又北走渭南，并虚造东攻潼关之势。当湘军北上堵截时，捻军又迅速西进，摆出攻打西安的架势，并在灞桥十里坡周围村庄设下伏兵，布好伏击圈，等待敌军到来。 1867年1月23日，湘军追至临潼东北的新丰镇。捻军派出少数部队诱敌，与湘军且战且退，将湘军诱至十里坡。记名提督杨得胜、总兵萧德扬、提督刘厚基、道员黄鼎等部敌军相继进入伏击圈。捻军诱敌部队立即回马反击，伏军步队从两旁村堡杀出，马队从两翼包抄，将湘军团团包围，湘军阵势大乱。时值风雪弥漫，湘军士卒因连日奔走，疲惫不堪，冻饿交加，士气低落，无心作战，火药又被雨雪浇湿，不能点放。捻军则士气高昂，勇猛冲杀，与湘军展开白刃格斗。半日之内，连斩总兵萧德扬、提督杨得胜、萧集山、萧长清、布政使衔候补道萧德纲等湘军将领，歼灭敌军3000余人，收降数千人，取得了入陕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 西捻军在十里坡之战中，始终掌握着战场上的主动权。先是运用流动战术，主动出击，调动敌人，诱敌追击，使敌人疲惫不堪；然后是选择有利战场，预设埋伏，将敌诱至伏击圈，步骑协同，将敌包围；最后通过白刃格斗大获全胜。湘军方面则盲目追击，处处被动，被捻军牵着鼻子走，战斗力被拖垮，最后陷入重围，大败于十里坡。刘蓉也因此被革职回籍

回 民 起 义 军 在 铜 川

铜州市座落在关中到陕北的交通要道上，下辖城区、郊区及耀县、宜君县。

城、郊二区清代称同官县，1946年改为铜州县。耀县原称耀州。

据《秦陇回务纪略》一书记载，清朝同治年间，陕西人口一千多万，回族占十分之三，主要居住在关中渭河两岸各州县。耀州的回民，聚居于寺沟、庙湾一带，建有清真寺。同官回民很少，据《同官县志》记载：“仅西乡韩家原有回民数十家”，无清真寺。

回汉两族劳动人民之间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长期以来，他们在和封建统治者的斗争中，互相支援，患难与共，结成了深厚的战斗友谊。例如，明朝末年陕北农民起义军领袖之一马守应，人称“老回回”，就是绥德县的回民，他的部下有不少人是汉族贫苦农民。但是，由于封建官府和地主乡绅的挑拨离间，两族人民之间也存在一些矛盾。封建统治者经常利用这些矛盾制造事端，挑起民族纠纷，从中渔利。每当纠纷发生之后，地方官员总是偏袒汉民。“凡争论斗殴，无论曲直，皆压抑回民”（张集馨：《道成宦海见闻录》）。华州知府濮尧甚至公开宣布：“回伤汉民，一以十抵；汉伤回民，十以一抵”（刘东野：《壬戌华州回变记》）。在铜川，民间也一直流传着“汉人杀死一个回民，赔一只羊或一只狗了事；回民杀死一个汉人，由回民数人抵命”的说法。可见，铜川回民的处境不比其它的地方强。

公元1862年（同治元年）5月，渭南汉族地主武装团练散发鸡毛传帖，上面写道“秦不留回”、“天意灭回”、“必将回回洗杀净尽，回房烧毁不留”。继而到处捕杀回民，洗劫回族村舍，焚烧清真寺。接着，西安、凤翔等地也发生了类似事件。耀州团练在寺沟杀死回民数十人，焚毁了清真寺，接着闯入同官韩家原，开枪放炮，围攻搜杀回民。韩家原回民本来就藏有枪械，他们奋起反抗。同官知县张德立不分青红皂白，将回民数人逮捕，关进监狱。韩家原回民忍无可忍，冲向县城，要求放人。张德立慑于回民群众威力，不得不将被捕的回民释放。这一年，关中一带的回民纷纷掀起了反清斗争，但同官、宜君境内没有发生太大的动乱。

1862年秋，陕西回民发展成为具有30万人的强大武装。他们猛攻西安城，计划在夺取西安后，以关中为根据地，与甘肃回民义军联合在一起，经山西直捣北京，推翻清王朝。清朝政府又惊又怕，先后任命胜保、多隆阿为钦差大臣，带重兵来陕镇压回民军。回民军面对强敌，毫不怯懦，经过多次浴血奋战，终因势不力敌，被迫携带家眷，于1863年底到1864年初退入甘肃省东部的董志原。

董志原面积辽阔，土地肥沃，是甘肃著名的农业基地。当地人自豪地说：“八百里秦川，比不上董志原边”。陕西回民军在此设十八大营，各管的首领都称为元帅。禹得彦、孙义宝先后担任过十八大营总元帅。孙义宝曾经自称“大汉镇西王”，他仿照太平天国制度，蓄起长发，改穿太平天国服装，决心和太平军一起与清廷血战到底。从这件事可以清楚地看出，回汉两族人民的斗争目标是一致的。在董志原大营活动期间，陕西回民军和甘肃回民军联合在一起，曾对陕西发动过三次大规模的进攻。其中第一、二次，都波及到今铜州市境内。

1866年5月，孙义宝等率领陕甘回民军五、六万人攻人陕西，并向西安挺进。年底，淮河流域汉族农民反清武装西捻军攻入关中，同陕甘回民军并肩作战，互相呼应，打得陕西省内的清军手足无措。1867年1月，西捻军连战连捷，打到西安附近。清军慌忙出击，在灞桥十里铺被西捻军打得尸骸满地，落荒而逃。西捻军随即包围了西安，便全省各级封建政权惊恐万状。陕甘回民军乘此极为有利的时机，加紧了对清军的进攻。2月，一支回民军从宜君县攻入耀州、蒲城境内。清军头目刘效忠，邱时成、洪殿元、何玲必等先后率领人马截击，但都未能挡住回民军的攻势。回民军攻人富平县境后，清军提督刘厚基亲率重兵来到三原县，指挥人马拼命反扑。回民军寡不敌众，从富平撤退到耀州城西的柳林村。他们避实就虚，派遣一支人马攻打同官。同官的清军麻痹大意，猝不及防，回民军一度攻占了县城。后来，因刘厚基部进攻柳林村，回民军才丢弃辎重，撤出耀州、同官，退守陕北。

1867年8月，回民军又攻入同官、耀州境内。清军头目刘典、高连升慌忙率部反击，回民军退至中部（今黄陵县）。

1867年10月，西捻军围攻西安失利，决定转入陕北。为保证主力顺利北上，派遣一支队伍与回民军配合，攻进耀州、同官境内，借以牵制清军。回捻联军攻人同官县南军事要地黄堡镇，缴获军粮2700斤。清军刘效忠部匆忙赶到黄堡，回捻联军退至同官县城附近的宜兴村、高家原。刘效忠跟踪追击，联军又撤至宜君县的焦家坪。

年底，西捻军在宜君县壶口附近渡过黄河，攻入山西境内。陕甘回民军因失去重要友军，力量单薄，又陆续撤出陕西，回到陇东董志源。

1868年，陕甘回民军向陕西第二次发动进攻。他们兵分两路，一路进入凤翔，经宝鸡、咸阳，绕过西安，一直打到渭南；另一路攻宜君、三水（今旬邑县）及渭北各县。陕西巡抚刘典、甘肃提督高连升先后到耀州，指挥清军与渭北一带的回民军作战。7月，清军副将贺茂林在耀州庙湾与回民军骑兵相遇，清军以炮火猛烈轰击，回民军难以抵挡，途经同官文王山（今属耀县）向东北方向败走。高连升、贺茂林部合兵在一起追击，一直追到洛川。后来，清军在宜君县杨家店与这支回民军主力相遇。经过血战，回民军再次失利。

当时，陕甘清军中有不少土兵和下级军官参加了“反清复明”的民间组织——哥老会。高连升认为，部属中的哥老会党是心腹之患，决定清洗。高部中的哥老会首领丁玉龙、邹宏胜不甘柬手待毙，密谋在4月9日发动兵变，并秘密联络回民军一同起事。高连升深得哥老会起事时间，亦部署镇压。丁玉龙等得知此情，提前于4月1日突然发动兵变。清军措手不及，提督高连升、总兵黄毓馥、副将贺茂林均被杀，此事使陕甘两省为之震动。随后，丁玉龙等率领1000多人从杨家店东下，包围了同官县城。经过五天激战，未能攻入城内，反被清军击败。当回民军首领白彦虎率领人马前来接应时，丁玉龙部兵卒已经逃散了。

当年11月，左宗棠率领用洋枪洋炮武装的清兵进入陕西，分五路猛攻回民军。回民军被打败，又一次退回陇东董志原。

1869年10月，回民军第三次攻入陕西，在豳州（今彬县）被左宗棠击败。左宗棠凭借优势兵力同董志原进攻。陕西回民军被迫撤离陇东，先后转战于今宁夏、内蒙古、甘肃河西走廊和新疆。后来，一部分进入中亚。另一部分被左宗棠收抚，安置在今甘肃省的庆阳、平凉、天水和宁夏的一些地方。他们在那里开垦荒地，建立村庄，有些村名还沿用了在陕西居住的地名。

回民起义军在今铜州市境内的战斗历程，清晰地反映出回汉两族人民的深情厚意，他们在反抗共同的敌人 封建统治者的斗争中，总是互相支援的，是任何力量也拆不开的盟军。

同治年间以后，同官、耀县、宜君长期没有回民。直到1940年，才有7户回民迁入同官，他们的原籍分别是西安、河南、河北。两年后，又有8户回民迁进同官。他们中间，有的当煤矿工人，有的卖牛羊肉，有的赶马车勉强维持生活。1946年，铜川县（原同官）回族群众捐款集资，在三星洞柏树坡买了三孔窑洞建为清真寺。解放后，随着工业建设的发展，迁入铜川县的回民逐渐增多。1955年，有85户，320人。这一年，铜州县回族群众在青年路灰堆坡修建了一座较完善的清真寺，聘请了阿訇，招收了满拉。“文革”中，清真寺被迫关闭。“文革”之后，在青年路阿东新建了完整的清真寺，耀县回民人数也不断增加，又在县城东门外漆水河畔建了清真寺、“文革”中被街道工厂占用。1979年，在东关南通巷新建了两层六间楼房的清真寺。1986年，铜川市城、郊二区（即原铜川县）有回民2326人，耀县619人，宜君50人，全市共2995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