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目录学
如果你对中国古代文化感兴趣的话，会发现其中的智慧远远非现在西方文明能过比拟的
② 苏州大学有古典文献这个专业吗
古典文献这个专业以后能在教育、文化、出版部门，从事古籍整理、传统文化方面专的实际工属作、古典文献教学与研究工作的部门工作。
由于西方文化思潮的大量涌入，人文学科包括古典文献学的面貌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最明显的现象就是：新的研究思路的大量进入，改进或者代替了一些旧有的研究思路。同时，学者越来越多地关注和吸收西方学术界的研究成果，中国传统的古典文献学在经历了几千年的漫长发展历程之后，正在迅速走向世界。古典文献学专业培养具备中国古籍整理与古典文献学全面系统知识，能从事古籍整理方面的实际工作、古典文献教学与研究工作的文献学专门人才。
1．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关于古籍整理、古典文献学的基本理论；
2．了解我国关于古籍整理及编辑出版的方针、政策和法规；
3．掌握本专业的基础知识以及汉语言文学、历史、哲学等学科的相关知识；
4．具有较强的古籍整理能力和古典文献修养，了解本学科的前沿成就和发展前景，有较强的写作能力，并有一定的实际工作能力和初步科研能力；
5．掌握中文文献资料的查询手段。
③ 传统文献学的研究方法有哪些
传统曾经遭到意识形态的阉割，以致于我们除了做些典籍的贵族式研究，很难看到传统的踪影。以前的国学热仍旧是一种旁观者式的复归传统，毕竟我们的习俗、文化传承方式，以及各类文物被文革所破坏。如今，长期处于“传统”迷惘的上一代、这一代和下一代，又要面对全球化的冲击。看到很多人为中国加入全球化而欢欣鼓舞，心中颇多感慨。要知道，传统的困境又将进入“全球化”旗帜下西方现代文明的“合法”侵袭。本来，任何文化尤其弱势文化在全球化面前不堪一击，中国的情况更是如此。为了保护自己的传统，很多国家都有文化委员会（Council)，包括西方国家，还有相关的法律，这是政府层面的。反观中国，政府除了由于某些领导人的偏好做些弘扬民族文化的表示，并没有对传统文化做真正的、全面的考虑和保护。比如，古籍出版大量依靠市场选择，若大的中国对于自己悠久的文化典籍竟只有400万人民币的政府资助，何等的悲哀！地方政府也仅仅为了旅游来假造历史，对地方风俗、古迹的保护非常有限。传统文化类学术机构的正常运作缺乏资金和规范，从来没有哪个国家的学者像中国这样忙于建立所谓的新学科，在处理传统学科与现代课程的关系方面缺乏经验。藏于民间的传统文化，一天天衰弱，学者与民间的关系还是那么遥远。希望政府、学术机构（学者）和民间力量合作，在全球化进程中保有并丰富我们的传统文化。
谈了两个问题，一是对中国古典文献学学科内涵的认识。该学科是在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等传统学科的基础上，吸收现代文献学理论与方法而形成的学科。其内涵包括以下层次：传统的“小学”层面；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柢之书，即中国文化元典；历史地理学和官职等；在此基础上，才进入各个历史阶段、各种体裁的专门研究。二是研究中国古典文献学、培养古典文献学专业研究生的体会。首先要热爱本专业，认识所从事专业的重要性。该学科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一定要通过古籍整理的实践培养研究生。
一、对中国古典文献学学科内涵的认识
中国古典文献学是一门既古老、又年轻的学科。说它古老，是因为它涉及的内容是中国古代文化典籍，而对古代文化典籍的研究，太遥远的不说，从孔老夫子序《书》、记《礼》、正《乐》、订《诗》、解《易》、作《春秋》算起，少说也有两千五六百年的历史了。但是中国古代文献学家大多偏重于实践，不重视理论的探讨，所以除了唐初刘知几《史通》、清代章学诚《文史通义》《校雠通义》等少数几部带有理论探讨性质的著作之外，最早的文献学理论著作要算郑鹤声出版于1933年的《中国文献学概要》（商务印书馆）。但作为一门学科体系的确立，才是近二十年的事。所以它的内涵到底是什么，各家的认识并不一致，这一点，我们从全国高校研究生招生目录的古典文献学专业方向设置方面可以大致了解。
正因为古典文献学是有关中国古代文化典籍的研究与整理的学科，因此与古代文化各个分支的研究都有密切的关系，比如中国古代文学、汉语言文字学、中国古代哲学、中国古代史学、考古学等学科的研究内涵都与中国古典文献学有重合的部分。但是既然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它一定有自己独特的内涵。
我的理解，中国古典文献学是在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等传统学科的基础上，吸收现代文献学理论与方法而形成的学科，它为汉语言文字学、中国古代文学以及其它涉古学科提供有关典籍的基本理论知识和文献处理方法。所以它更测重“横”的规律的探讨，而不是像古代文学那样更重视“史”的规律的研究。
就其内涵的层次而言，至少包括以下层次：第一是传统的“小学”层面，即目录、版本、校勘，文字、音韵、训诂，这是古典文献学的基础。第二层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柢之书，即中国文化元典，像《尚书》《周易》《诗经》《左传》《老子》《论语》《庄子》《孟子》《荀子》《楚辞》等。第三是历史地理学和官职等，吕思勉曾说，历史地理学和官职之学是研究中国学问的两把钥匙。在此基础上，才进入各个历史阶段、各种体裁的专门研究。第四层是古典文学研究的基础学科，包括：古典文学基本资料的整理，如文学作品总集、历代作家别集的校点、笺注、辑佚、新编；作家、作品基本史料的整理研究，如撰写作家传记、文学活动编年、作品系年、以及写作本事、流派演变的记述与考证等；基本工具书的编纂，如古代文学家辞典、文学书录、诗词曲语词辞典、戏曲小说俗语辞典、文学典籍专书辞典、断代文学语言辞典等。这些研究是各类专题研究赖以进行的基本条件，具有相对的长期稳定的特点。
中国古典文献的内容如此之多，而且都是专门之学，一个人当然不可能样样精通。即使那些通人硕儒也是学有专攻的。但是在个人专门从事的学科方向上，力求“辨彰学术，考镜源流”，能够处于较前沿的境地。所以，作为浓缩了中国古典文献学各层次知识的《古典文献学》这门课，应当是硕士研究生的理论必修课。学习这门课的目的，就是要关注、跟踪相关学科的进展情况。这样，在自己的研究过程中，涉及到某一方面的问题，可以知道到哪里去寻找最重要、最权威的资料。
二、研究中国古典文献学、培养古典文献学专业研究生的体会
首先要热爱本专业、了解学习本专业的意义。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形势下，专业和经济效益关系十分密切。申请科研立项，申请经费资助，申报科研奖励，几乎每一项填表工作都有“能否创造经济效益”的问题。对研究学习古典文献学专业的人来说，遇到这类表格，往往十分尴尬，不知不觉当中，对自己所从事的专业的意义产生了怀疑，减少了学习的信心。所以，应当给同学讲清楚，对于一个民族来说，传统是它的根。传统典籍，则是传统文化的载体。因而传统文化的研究是一项寻求民族之根、筑造民族灵魂的伟大工作，它是社会主义新文化大厦的基础。中华民族，历经数千年而其文明传承没有间断，民族文字、民族典籍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试想，如果我们用的不是方块表义汉字，而是拼音文字，那么，我们面对粤语写的小说、吴语写的诗歌、闽南语写的散文等，恐怕只有经过九曲重译才能略知其大意一二。在这种情况下，有人说我们都是炎黄子孙，我们都是一个民族，那是无法理解的。
中国古典文献学是实践性很强的学科，所谓实践性强，主要指的在大量阅读原典基础上的整理实践。理论再多，那怕讲的头头是道，不亲自拿着古籍字酌句斟，午夜篝灯，残宵不倦，最终只能是纸上谈兵。所以，硕士研究生期间，在老师的指导下，认真仔细地校勘一些古籍，是非常必要的。它可以使研究生沉潜到典籍的最低处，了解它生成的最细微因素，就如同从事生物研究者对其研究对象进行细胞解剖一样。
当然，中国古典文献学并不排斥理论，实际上，没有理论，我们面对的古籍只能是一盘散沙。聚沙成塔是理论的伟大魔力。当前的中国古典文献学界，理论的建树处于低谷。古典文献学的学习和研究应当努力摆脱对一切现成理论的依傍，尽量从材料中发现问题。研究者应当沉潜于史料的宝藏之中，并将其上升到理论高度，提炼出理论结晶。研究的灵感应当来自典籍本身，不是用实证去证实现成的理论，而是从大量的古籍整理实践中提炼出自己的理论。
④ 西方古代与孔子同时期有影响力的是谁
当罗马传教士来到中国，看到孔子的名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时候，他们震惊了，因为耶稣也曾说过：“你们想让别人怎么对待自己，就应该怎么对待别人。”但是，耶稣比孔子要晚整整 5个世纪！正因为如此，西方人对孔子更是尊敬有加。
这两句名言在西方也都被称为“黄金律”。虽然孔子不是宗教创始人，但国外却常把孔子与耶稣、穆罕默德以及释迦牟尼相提并论。西方不少儒学学者也往往从基督教文化的角度研究孔子。
他们认同或欣赏儒家价值，致力于儒学及其现代意义的研究，但他们都信仰基督教，有的当过基督教传教士，有的是身居要位的神学家，有的还是宗教界有着广泛影响和特殊地位的学者。
和古代希腊哲学思想一样，儒家学说的传播和发展也不应受地域限制。波士顿大学的南乐山(Robert C.Neville)教授认为，儒学为了能够成为一门“世界哲学”，必须在实践中接受文化的多样性与多元性的挑战。儒家必须表现出与现代科学的亲和性，才可能使儒家在科学先进发达的西方找到立足之地。
孔子和他的时代
德国哲学家卡尔·雅斯贝斯在他的《智慧之路》一书中写到：
发生在公元前八百至二百年间的这种精神历程似乎构成了这样一个轴心，正是那个时代，才形成我们与之共同生活的这个“人”。我们把这个时期称作轴心时代吧，非凡的事件都集中发生在这个时期，中国出现了孔子与老子，中国哲学中的全部流派都产生于此，接着是墨子、庄子以及诸子百家。在印度，是优婆沙德（Upanishad）和佛陀（Buddha）的时代，正如在中国那样，各派哲学纷纷兴起，包括怀疑论和唯物论、诡辩术和虚无主义都发展起来。在伊朗，左罗阿斯托（Zarathustra）提出了他关于宇宙过程的挑战性概念，认为宇宙过程就是善与恶之间斗争的过程。在巴勒斯坦，则出现了许多先知，如以利亚（Elijah）、以赛亚（Isaiah）、耶利米（Jeremiah）、后以赛亚（Deufero－Isaiah）。希腊产生了荷马，还有巴门尼德、赫拉克利特、柏拉图等哲学家、悲剧诗人、修昔米德以及阿基米德。所有的这些巨大的进步——上面提及的那些名字仅仅是这种进步的表现——都发生于这少数几个世纪，并且是独立而又几乎同时发生在中国、印度与西方。人类一直靠轴心时代所产生的思考和创造的一切而生存，每一次新的飞跃都回顾这一时期，并被它重燃火焰，自那以后，情况就是这样，轴心期潜力的苏醒和对轴心期潜力的回归，或者说复兴，总是提供了精神的动力。
对于人类文明发韧期的论述，还没有哪一种说法像雅斯贝斯的“轴心时代”说那样恰如其分而又振奋人心。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呵！单就中华一族而论，其时学者辈出，各自著书立说，希图改制救世。那是一个需要大星并且产生了大星的时代，夏、商、周三代的文化积累，仿佛都是在为这个时代做准备，而这个时代的一切创造物，又被后世中国人一次次地重新诠释。今天我们所享有的全部人文知识，都没有超出那个时代所规范的畛域。
那是中国思想和学术最辉煌的时代，那个时候的中国人，拥有最自由最广阔的心灵。那个时代的天幕上，镶嵌着一颗颗永恒闪耀的星星，他们后来被称为诸子，而孔子，就是在中国轴心时代最亮的那一颗巨星。
封建制度的崩溃与诸子的出现
我国在夏、商、周三代都是实行的封土地、建诸侯的政治制度，是名封建。这种政治制度的含义是，天下有一共戴之主，而诸侯各治其国，子孙世袭。各国皆有贵族与平民之界域，贵族不但在政治上为统治者，在经济上也是大地主。其时经济上实行的是所谓井田制。这种制度，把一块土地以井字型平均划分成九块，中央一块叫做公田，收益归贵族所有，其馀的八块，叫做私田，分给农民耕种。每一农民二十岁受私田百亩，六十岁还归公家。然而在这四十年里，私田的受益全归农民所有，农民所要负担的，只是联合其他七家，耕种公田而已。其时平民虽无土地所有权，然而他们拥有人身的自由，既不是奴隶，也不是西方中古时期的农奴。王夫之《读通鉴论》说：“三代之国，幅员之狭，直今一县耳。仕者不出于百里之中，而卿大夫之子恒为士。故有世禄者有世田，即其所世营之业也。名为卿大夫，实则今乡里之豪族而已。世居其土，世勤其畴，世修其陂池，世治其助耕之氓。”这段话是得当时历史的情实的。
封建制度下贵族阶级世代受其特殊教育，而平民则没有受教育的机会。其时书籍书之以竹帛，惟有官府才能大量藏书。平民如非入官府服役，就没有可能见到书籍。贵族既世代掌握政权，自无著书立说、探求政治哲学的必要，故三代学在王官，而学术之不发达可知。
当封建制相对稳定，王室力量强大足以号令诸侯之时，自天子以至庶人，各守其分，各得其宜，人民的生活是比较安乐的。但这种情形，到周室东迁以后，就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自政治言之，王室中衰，再不能握礼乐征伐之大柄。诸侯日渐强大，一些大国日渐吞并小国，许多小国之旧疆，沦为大国的郡县。小国的贵族，当然也就夷为平民。柳宗元《封建论》里说，诸侯归殷者三千，归周者八百。而到春秋之时，所剩的诸侯国就不是很多了，可见兼并之烈。这些旧为贵族的平民，尽管失去了其世位，但硕学覃思之辈，当不在少数。他们就是中国最早的一群知识分子。
自经济言之，其时井田之制渐遭破坏，废井田，开阡陌的结果是农民慢慢获得土地的所有权。经济上的自由必然带来贫富分化。一部分先富起来的人希望能在政治上有所作为，他们也需要自己利益的代言人。他们中有一些人地位上升，充实到统治阶级当中，与没落贵族一道，组成了一个新的阶级：士。
上古学在王官，其意纯在维护最高统治者的地位，这种学术，古人谓之道术，也就是统治的艺术。但到春秋战国之时，平民学者的势力愈形壮大，当此民间学者勃兴之世，不同的政治主张也就渐次提出。这就是《庄子·天下》中所说的“道术将为天下裂”的真相。这样，便有了点缀在历史的星空之上的先秦诸子，中国轴心时代的政治哲学也就呈现一种欣欣向荣的面貌了。
其时社会变动激烈，人民生活甚是苦难。故诸子之学说，莫一而非对现实的政治学的回应。惟中国的轴心时代与西方全然不同。西方最主要的传统来自古希腊。古希腊气候温和，物产丰富，各城邦间又少战乱，这就宜于产生一种崇尚个人、尊重权利的思想，而中国当春秋战国之时，社会现实却是中原板荡，率兽食人。于是一种注重群己之职分的思想最终成了中国文化的主流。明乎此，便该知道，今日中国，最需要向西方学习的，只是个人主义的思想，而非晚清新学之士、新文化派所空言的民权、平等、自由、科学、民主，等等。
诸子的流派与道术传统
先秦诸子，号称百家，这是综合各流派人物著述的总量而论的。至于流派，则并没有那么多。西汉末年，大学者刘歆著我国最早的目录学著作《七略》，中有《诸子略》，所记有诸子一百八十九家，实即一百八十九种书名。百家之说，盖出于此。至于流派，仅才十家，即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杂、农、小说十家。《诸子略》认为小说家是小道，故谓“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己”。由于《诸子略》分论十家，首句皆说“某家者流”，故十家除去小说家，又有九流之称。
而在西汉初年，司马谈著《论六家要旨》一文，只列出阴阳、儒、墨、名、法、道德六家。这六家，是周秦时期的显学。司马谈开宗明义便说：“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意思是说，六家的学说，都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名家学说，秦以后即湮灭不彰，可不讨论。其馀五家，固然有些主张是共通的，但也有些却是水火不容。大略言之，阴阳、道德、法三家是一类，而儒家是一类，墨家又是一类。
在各家学说中，道家最早产生。按照刘歆的说法，道家出于夏、商、周三代的史官，“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然后知秉要执本，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术也。”这种君人南面之术，古人称为道术或道德，故道家又称道德家。因其尊崇黄帝、老子，又称黄老之术。道家的一套主张，是完全彻底为最高统治者临驭臣下服务的。它的服务对象很明确，就是最高统治者一人。司马谈“学天官于唐都，受《易》于杨何，习道论于黄子”，最服膺道家学说。他论道家说，“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兼有各家之长而无所短，对道家的推崇可以说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张舜徽先生指出：
这样的推崇道家，并且从而加以发挥，分明是从最高统治者南面术的角度来看问题的。他认为只有道家所提供的“南面术”为最全面，是人君临驭天下的最原则的东西。其他各家所提供的，仅是一些片面的具体办法而已。（《周秦道论发微·叙录》P6）
道家既以最高统治者为惟一服务对象，其论则纯是教导最高统治者如何娴熟运用驭人之术，保有其权位。道家的要旨在“无为”。其原则是人君不要亲理庶务，不显露自己的才智，却把工作交给臣下，去利用臣下的才智。要懂得利用人性的弱点，去临驭臣下。这一套驭人之术，就是东周时“王道”的真面目。
关于道家的根本意旨，《庄子·天道》说得最明白：“夫帝王之德，以天地为宗，以道德为主，以无为为常。无为也，则用天下而有馀；有为也，则为天下用而不足。故古之人贵夫无为也。上无为也，下亦无为也，是下与上同德，下与上同德，则不臣；下有为也，上亦有为也，是上与下同道，上与下同道，则不主。上必无为而用天下，下必有为为天下用。此不易之道也。故古之王天下者，知虽落天地，不自虑也；辩虽雕万物，不自说也；能虽穷海内，不自为也。天不产而万物化，地不长而万物育，帝王无为而天下功。故曰：莫神于天，莫富于地，莫大于帝王。故曰：帝王之德配天地，此乘天地，驰万物，而用人群之道也。”这段话酣畅直接地指出道家清静无为的真义。
老子曰：“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民之难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道家的主流，就是教导最高统治者如何愚民。但道家尚有一支派，为追求个人的自由，此即庄周的学说。萧公权先生认为老庄及一切“为我”的思想家，独善之隐君子，皆是“对于一切新旧之制度均感厌恶，而偏重个人之自足与自适”，（《中国政治思想史》P15）此说未辨道家主流与分派，不是能得中国思想史情实的说法。萧翁的这一论断，用在庄子身上是恰当的，但用在老子的身上，却是贴错了标签。自今本《庄子》的内篇而言，庄子固不愧为一位追求个人自足自适的隐君子，老子却是政府的最高智囊。庄子的学说，对后世士大夫的影响很大，他所倡导的消极的个人主义自由观，永远慰藉着后世失意的士大夫。但庄子对现实政治的影响几乎是不存在的。故汉代人论道家，皆就黄老之学而言，并不涉及庄子的学说。
对于守成的君主，道家所提供的一套把戏是管用的，但世上总有一些君主野心勃勃，他们不满足于守成，他们想要的是强霸，如春秋五霸即是如此，法家便是教导最高统治者行“霸道”的一套学术。
法家完全继承了道家的主旨——为君主服务，法家对道家阐发的那一套临驭臣下的君人之术全盘接受，而更具体。法家对于如何发展经济和军事实力有一套具体的方针，这套方针，就是“富国强兵，尊君重令”，也就是说，法家才是最直接地倡导君主专制的学说。毋庸讳言，绝对权力固然最终导致绝对的溃败，但在短期内，却能换来极高的效率，从而获致经济、军事力量的腾飞。二战前的德国和日本，与法家思想可说是不谋而合。
法家源于道家，这一事实直到西汉，人们还是很清楚的。所以司马迁著《史记》，是把老子和韩非放在一起写的。王国维《人间词话》中说，“不图老子乃与韩非同传”，那是受了西方哲学的影响，误认为老子是讲宇宙之道的哲学家，《老子》是思辩的哲学。其实，轴心时代的中国人就完全是讲求实用的。中国从来也没有过西方意义上的哲学。《老子》也不例外。
为了维护君主的统治，除了道家和法家所提供的那一套东西，还需要解决政权的合法性问题。阴阳家就是做的这种工作。他们提出了一套五德终始的“主运”学说，把五行生克的道理与改朝换代联系起来，认为朝代的更换皆有五行主之，这样，人间权力的更替，仿佛都是上天所主，一般臣下，自然不会轻易起“彼可取而代焉”的心思了。
道、法、阴阳三家，都是以最高统治者为惟一服务对象。本来，封建天下的政权，在各国都是由一群世袭贵族掌握的，那时候各国的政治，是有贵族民主的气象的。但此三家尤其是法家的学说，则必将导致一种君主拥有绝对威权的专制制度。史称秦政苛繁，实因秦朝实行的，便是这种专制的制度。后世的专制主义，根源便在道、法、阴阳所共同宗奉的道术传统。故谓道术传统为专制传统可也！
而儒、墨两家，则于此一专制的道术传统外，别开生面，提出了在当时具有革命性的主张。只是，在具体路向上，儒家向右，墨家向左，走上了完全不同的两条道路。
儒墨同异与孔子的真价
儒墨二家，与道术一派之分别最显著的一端，是在精神气质上。《老子》一书中，充满了机诈与权谋，像“上德若谷，大白若辱”、“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辩若讷”这样老于世故的话，在儒墨二家那里是找不到的。法家作为道家的子息，为达目的，不问手段是否正当。商鞅见秦孝公，先说之以帝道，秦孝公“时时睡，弗听”，又说之以王道，孝公依然没有兴趣，最后则说之以霸道，孝公“不自知膝之前于席也”。商鞅一次次地试探秦孝公的底牌，也一次次地出卖自己的底线。
道家、法家，都是当时的“聪明人”，而儒家、墨家却都是深怀济世悯人之心的仁人志士。儒家导国君以仁义、名分之说，在当时并不受统治者的欢迎。孔子周游历国，“干七十馀君无所遇”（《史记·儒林列传》），孟子被讥为“迂阔”，他们的身上，都有强烈的“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悲剧情怀。墨子贵义，曾说冠履不若手足之贵，天下不若身之贵，而身又不若义之贵。他从鲁国去到齐国，拜访了一位老朋友，那位老朋友对他说，现今天下人都不为义，你为何这样辛苦地践行义呢？你不如算了吧。墨子当即反驳说，假设有十个人，一个人耕种而九个人不劳作，那个耕种的人不可以不更加努力。因为要吃饭的人众多，耕作的人少。现今天下人都不为义，你应该勉励我才对，干嘛要我放弃义呢？（《墨子·贵义》）拿吃饭问题来打比方，正说明义在墨家那儿是不可须臾离之的信仰。
据说墨子曾“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淮南子·要略》），但儒家宗奉周代之政，特重礼乐文化，墨家则背周道而用夏政，主张薄葬节用，甚至要求人们摈绝歌舞与音乐。孔子的精神偶象是周公，而墨子的偶象则是大禹。墨家信徒，都有苦行僧般的精神，“多以裘褐为衣，以跂蹻为服，日夜不休，以自苦为极，曰：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不足谓墨。”（《庄子·天下》）墨家称领袖为巨子，以巨子为核心，他们组成了一个带有极强组织性与纪律性的宗教团体。墨者自奉极俭，故有人以为，墨家之得名，是因为“墨”是古代五刑之一，引申为刑徒贱役之称，墨者的生活状况，实与刑徒贱役毫无二致。这与儒家四体不勤，俨然以士大夫自居全然不同。
生活态度的不同，实可见出儒墨二家立场迥异的旨趣。儒者以教化者自居，俯视世间万类，墨者则站在平民立场上自求革命。墨家尚贤，倡导机会平等，反对宗法制度，这种主张与儒家选贤与能的理想相近。但儒家并不否定宗法制度，儒家认为，贫贱之士中有可以为政的贤士大夫，贵族当中也有圣贤之人。而墨子心中的“贤士”，就《墨子·尚贤》所举，皆为出身底层。墨子的学说，可以说是最早的民粹主义学说，墨家假设劳苦大众阶级拥有比贵族阶级更高的美德，这在儒家的眼中，实为荒谬已极。事实上，由经济状况而判定哪一个阶级更具美德，往往是靠不住的。
儒家崇尚仁孝，墨家则推而广之，倡导兼爱，也就是要爱所有的人。兼爱之说，堪称中国有史以来最激进的思想。事实上，人的天性是各私其私、各爱其亲的，人绝不可能不别亲疏地兼爱。正如法国大革命所提出的博爱绝无实现的可能，墨家的兼爱，也是对人性的彻底扭曲。墨家在先秦时为绝大之显学，孟子攻之，至谓天下不归于杨，即归于墨，可见其在当时之影响，然而后世即道统中绝，其主张之不合于人性，实为最根本的原因。
《庄子·天下》评论墨家，认为其“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墨子虽能独任，奈天下何。离于天下，其去王也道远矣。”明白了当地指出，墨家的学说之反人性。而孔子的学说，则纯就人性本身之特征而导之，孔子的一切学术主张，都是建立在人性的基础之上。孔子所讲的仁义礼智信的美德，皆就基本人性而诱发。孔子从不为危乎高矣之言，他的学说都是平实易行的，践行孔子的学说，并不需要如墨者那样艰贞自苦。
儒、墨二家皆是对道术传统的反动。但儒家是以一贤士大夫的群体来对抗最高统治者一人的专制，并不反对周代以来的宗法制度。墨家则要求对既有宗法进行彻底破坏。破坏之后干什么呢？墨家的解答是尚贤和尚同。尚贤之义，实则是平民对宗法制度的彻底否定，而尚同之说，乃要求一种“一同天下之义”的极权政体。这并不意外，一切的民粹主义，最终都必将通向极权的专制。而由民粹所导致的专制，必然要比僭主的专制要凶残暴虐万倍，这是后世中外历史都反复证明了的事实。墨家的学说未能大行于时，实是中国历史上最可庆幸的一件事。
⑤ 编目思想史怎么样
《编目思想史》 高红 编著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ISBN 978-7-5013-3608-1 注明：其实书中还有很多东西很有意思 但是是用图表以及其他不便打出来的方式写的 所以 如果有兴趣 还请你自己去读读看 尤其是它所采用的那种映射方法 可以有很多衍生 值得注意的是，在当时书名还未成为编目的内容时，著者项常常被利用。可见，西方编目从古希腊起就重视著者概念而忽略书名，取著者为主要款目标目是有其悠久历史的。 潘尼兹以上的观点的思想基础是：读者查找目录的目的并非检索文献的外形实体——图书，而是该外形实体所包含的知识内容——著作。 ……而之后的卡特则认为，编目是一门艺术，是一门通过对特殊案例的类推而使少数普遍的规则得以应用的艺术。 《字典式目录规则》主要针对书本式目录而编制，它以“方便用户”为指导思想，以“目录之双重功能”为理论起点，以“主要款目”为核心概念，以印刷专著为著录的物理实体，以波士顿图书馆的藏书为文献保障，概括和总结了编目的整个过程及各个方面，提出了编目的基本理论和技术方法。 卡特以探求编目技术的科学原理为出发点，首次明确提出了目录的职能，并将整部规则建立在这一理论基础之上。 可以看出，卡特关于目录职能这一思想的核心是目录的双重检索功能——特性检索和族性检索。换言之，一是查寻（finding）功能，二是集中(collocation)功能。具体而言，①把一本图书作为一个独立的单元，以其书目形式的或主题内容的特征，如题名、著者、主题词作为检索点来确定其在整个文献集中的位置；②把一本图书作为具有某种同样特征的一组文献群的组成单元，通过这一共同特征来集中，组织该类文献。 ……柳别斯基开创性地提出了规则修订的方法，即在描述图书之前首先要确定描述的目标是什么，描述的内容应依据目标而确定。这是编目史上第一次对著录的目标进行阐述。其主要含义：一个书目描述首先要能识别一本图书，其次要反映它的内容。如果题名页上的信息不能实现这两个目标中的任意一个，则此信息不应包含在书目描述中。 ……他用特有的方法检验每一个款目规则。柳别斯基最著名的问题是“这条规则必要吗？它是不是与条例中的其他规则相关？它是不是与其他规则的目的和原则是一致的？” 他比较了“作品”和“图书”后，认为后者是一个作品特定的时空的载体表现（manifestation）。 就编目的基点而言，中国目录学的目的在于辨章学术，考镜源流，而西方目录学的目的在于方便地获取图书。因此，在编目方法上，中国目录学重分类、重小序、重提要，而西方目录学重编目、重索引、重排序法、重书目控制。 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中国古代学者仅将目录学作为求学探知的工具，而不是将其作为有所专攻的“术业”。 刘向、刘歆父子创建了版本、目录、校勘、辨伪等一整套整理文献典籍的有效方法，这些方法经后代学者的努力发展成为版本学、目录学、校（ ）学、辨伪学等专门学科。 也就是说，《别录》、《七略》及据此删减而成的《汉书61艺文志》等目录不仅仅是在整理文献，更是在整理学术。 他认为“类书，犹持军也，若有条理，虽多而治，若无条理，虽寡而纷，类例不患其多也，患处多之无术也”。 ……值得注意的是钟嗣成所撰写的《录鬼薄》。这是文献史上第一部戏曲类专题目录，体现了元代戏曲发展的盛况，在戏曲分类上很有特色。 分类上，章学诚主张“重在义类，不重名目”，即注重图书的内容和学术源流，而不拘泥于形式。在分类体系的设计上，章学诚主张分类要体现学术脉络，无论是大类的布列，还是小类乃至款目间的编排都要遵循事物之间内在的逻辑关系。而这种特定的逻辑关系，首先，是“道器”的关系。道，即思想理论；器，即应用技术。因此应先“道”而后“器”，主张无论是经典官学，还是私家著述，甚至是依托的伪书都应先排理论书籍，再排其他。在此，他大胆提出了“六经皆器”的思想，打破了儒家经典的崇高地位。其次，是“人次”关系，即依社会名分而非姓名字顺。再次，是“时序”关系，按照事物发展演进的客观顺序和著者的时间先后，著录部次，这样才能达到考镜源流的目的。 ……因此图书编目就不是单纯的编制检索工具，而带有了强烈的弘扬儒家伦理道德，阐发传统学术的色彩。 “会通合和”的哲学思想是传统编目思想的基调，并赋予了古典目录学整体把握、综合研究的特征。仍以文献分类为例，四部中的“经”部，虽然仅是一部，但是却是多学科的综合，其所收录的儒家经典及相关典籍涉及哲学、史学、文学、语言学、文字学等多种学科。 FRBR(Functional requirements for bibliographic records)（要求进行数目记录功能需求的研究）研究的目标主要有两个：第一，建立一种能囊括书目记录中实体、属性、实体间关系、实体及其属性与用户任务之间映射关系的概念模型；第二，推荐基于FRBR模型的国家书目记录的基本级功能。 FRBR研究的最终目的是使数目记录更好地满足用户的需求，因此准确定义数目记录的用户需求成为研究的前提。FRBR对用户需求进行了高度概括，提炼出了4个最基本的用户任务：即查找实体、识别实体、选择实体、和获取实体。 对FRBR的研究采用了分离实体和提炼共性的分析方法。所谓实体，就是书目数据用户感兴趣的关键对象。FRBR的研究，首先将实体分离，然后再归纳出与每个实体相关联的特征和属性以及提炼实体间的关系。FRBR实体分析的特点是进行共性抽取研究，即不把个别的数据作为分析的对象，而是将从众多的数据中提炼出的共同点作为研究的客体，也就是说，每一个实体都代表着一个数据群。在确立了实体的基础上，再进一步抽取每一个实体的重要特征或属性，进而分析一个实体与另一个实体之间的关系。 简而言之，FRBR应用“实体—关系”模型（E-R模型）来构建概念框架，…… 为实现FRBR的第二个研究目标，在实体—关系模型的基础上，研究还采用了映射的方法，将每个实体的属性及相互关系与4个基本用户任务相互映射，进而评估实体的属性及相互关系对于实现用户任务的价值，并在此基础上对国家级书目记录的基本功能需求进行了推荐。 FRBR将实体分为3组：第1组实体包含智力或艺术创作的产品，在书目记录中定义为作品（work）、内容表达(expression)、载体表现(manifestation)、和单件(item)；第2组实体包含对智力或艺术产品的创造、物理生产与传播或保管负责的个人(person)和团体(corporate body)；第3组实体包含揭示智力或艺术产品内容的主题集合，即概念(concept)、物体(object)、事件(event)、和地点(place)。 “作品”是一个抽象的实体，是指独特的智力或艺术创作，不能把某一个单独的具体物质与作品对应。虽然作品需要通过某个个体或某个内容表达来实现，但是作品本身只存在于不同内容表达的共性之中。例如，当我们说《伊利亚特》是一部作品时，我们的切入点不是作品的特定表达或文字本身，而是隐含在作品所有不同内容表达之后的智力创作。 FRBR模型第一组实体中的4个层次是一个由抽象到具体的层次结构，“作品”位于结构中的最高层，也就是说“作品”的概念是最抽象的，因此很难定义该实体的准确界限。重要的是能够通过理解“作品”的概念来准确判断不同“作品”之间的关系以及“作品”与其他实体，特别是与位于第二层次的“内容表达”之间的关系。 这种关系的建构首先以作品为基础，以书目记录的功能为起点分析书目关系，而不只是从目录功能的角度进行分析。其次，FRBR采用实体—关系模型分析书目记录，即分析是建立在一个结构化模型的基础之上，而不是像从前书目关系的研究完全建立在关系的描述性分析上。
⑥ 为什么说中国目录学本是致用之学
一 目录学本是致用之学
具有悠久历史的中国目录学，尽管长期坚持贯彻“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基本宗旨，并且也以实践表明了它决不仅仅是“网络群籍，部次甲乙”的所谓“簿录之学”，但就本质而言，目录学作为一门致用之学则是毋庸置疑的。无论是追踪古代图书的收藏、利用，还是考察现代信息资源的开发、服务，目录学的这一基本特征都始终没有改变。
（一）收藏、管理的需要
图书的产生及其发展，乃是目录学产生的前提，没有前者，就没有后者。后者的出现，完全是为了解决由前者催生出来的相应矛盾服务的。按照当代目录学家王重民教授的考证，殷商时期是我国古代目录学的萌芽时期。即使在那个时期也证明了这一点。考察安阳殷墟出土的甲骨，它们的存放方式，以及尾部所刻的“入”、“示”字样和数码，表明了当时甲骨的入藏、陈列和参考使用，都有一定的方法和手续，“这些记号和数码”便是原始目录的重要例证1。西汉晚期图书散乱，刘向、刘歆父子在整理文献的基础上，完成了我国第一部官修书目《七略》。通过《七略》这部书目体系，汉朝皇家藏书得以有序排列和管理，后人也由此得窥两千年前的藏书规模。以后历代著名的大型书目，无论是官修书目，还是私修书目，抑或是史志书目，无一不是旨在反映当时藏书、管理当时藏书的直接产物。
（二）读书、治学的需要
除了旨在反映藏书、管理藏书的需要外，传统中国目录学的另一个显著功能是服务于读书治学。如果说早期目录学的功能，主要是一般意义上的“反映”和“管理”的话，那么随着图书文献的剧烈猛增和特定需求的强烈呼吁，目录学读书治学这一功能开始日益凸显出来。图书文献的大量增加，不仅仅为“反映”和“管理”工作带来不便，更为读者的特定需求带来很大困难。面对文献之汪洋大海，诚如唐朝目录学家毋在《古今书录》中所说，“苟不剖判条源，甄明科部，则先贤遗事，有卒代而不闻，大国经书，遂终年而空眠。使学者孤舟泳海，弱羽凭天，衔石填溟，依杖追日，莫闻名目，岂详家代，不亦劳乎？不亦弊乎？”足见，书目工作是在立足解决众多文献与人们对它的特定需要之间的矛盾中产生、发展起来的。近代以降，由于社会矛盾更趋激烈，意识形态领域变革之风空前发展，不仅张之洞用来读古书、治旧学的《书目答问》风行一时，康有为、梁启超旨在倡导维新、宣传新学的《西学书目表》、《日本书目志》更是广泛传播。以上这些事例，都有力地印证了书目导读的重要作用：“目录之学，学中第一紧要事，必从此问涂，方能得其门而入。”（见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一）
（三）适应当代社会发展的需要
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科学技术的长足发展，整个人类社会逐步进入了前所未有的信息时代。以往那种单纯传授知识的一次性教育已经落伍，既传授知识、又强调自学和科研能力的终身教育思想正在取而代之。在这一新的形势下，目录学的基本任务和服务方式也发生了变化。基于网上信息的急剧增长和利用相关信息日益困难的局面，目录学与时俱进，使得网上信息二次组织工具也应运而生。通过网络目录、搜索引擎、多元搜索引擎等各种形式，目录学正在焕发青春，跻身于信息时代发展的新潮流。可以想见，在这一背景下的中国目录学，一定会在继承以往优良传统的基础上，完善适应当代需要的新机制，为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做出新的贡献。
二 书目文献利用与社会文化发展
书目文献是记录与传递文献信息的重要工具，是对文献进行控制管理的有效手段。人们很早就认识到书目文献的重要作用，在今天信息大爆炸的时代，加强书目文献资源的开发利用，更是促进社会文化发展的重要一环。
（一）书目文献利用与社会经济发展
书目文献是书目工作的结果，它是社会文献生产达到一定规模之后的产物；反过来书目文献可促进文献信息的利用。通过利用文献信息，可以服务于社会经济建设，推动社会经济的向前发展。
目录学是致用之学，书目文献是“即类求书，因书究学”的指南。我国传统目录学在注重书目文献学术价值的同时，也注意发挥书目文献的查检利用价值。在今天，文献信息在内容、形式、类型等方面都发生了令人应接不暇的变化，尤其是信息技术的发展和社会信息化过程的推进，不仅极大地促进了全球信息的高速增长、高效传播与利用，而且对社会经济和科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信息资源的开发利用程度和信息产业的水平已成为衡量一个国家国民经济现代化及综合国力的重要尺度。
在今天，文献信息已成为亟待开发的信息资源，信息需求成为社会生活特别是经济建设主战场的第一需求。书目文献作为关于文献知识和效用信息的集合，对信息的有效组织和控制起着关键的作用。书目文献将处于无序状态的文献信息进行揭示、组织、聚类和开发，方便了文献信息利用，使书目文献信息更好地服务于社会经济建设和发展。因此，必须重视利用包括文摘、索引、搜索引擎等在内的书目文献，使其在当代整个社会生活中发挥控制、组织、开发和利用文献信息的重要功能。
（二）书目文献利用与社会文化进步
书目文献是文献信息的浓缩与揭示，它本身也是一种文化产品。我国传统目录学就把目录看作是“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学术史，注意利用书目文献考辨学术源流，评价图书价值，介绍版本沿革，这是我国目录学的优良传统，值得我们继承和发扬。
在今天，书目文献已成为建设先进文化的有力工具。要充分发挥书目文献在读书治学、科学研究方面的重要作用，推动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我们要通过书目文献的开发利用，推动优秀文化文献信息的推广利用和普及，反映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成果，促进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网络时代书目文献要注意加强对网络文献信息的揭示、组织、推广和利用。要牢牢把握时代主题，利用网络书目新形式加速网络文献信息的标引、揭示与传递，推进网络文献信息的利用，使先进文化占领网络领域，切实推进我国优秀文化的复兴发展。当前只有利用现代化信息技术对信息资源进行制作、加工、传播、转换和二次开发，才能更有效地利用网络文献信息，促进文化进步与发展。如何有效的解决数字时代文献信息的揭示、报导、利用是21世纪书目文献利用面临的首要问题之一。
（三）书目文献利用与个人成材
现代社会的发展奠基于每一个人的全面发展，社会文化的高度发展离不开一批高素质的专业人员。而专业人员在学习和科研过程中只有利用书目文献信息才能顺利开展工作。随着文献信息的激增，文献信息的搜集、利用和整理成为个人成材过程中必不可少的功课。传统上书目文献是读书治学的门径，新时代书目文献是科学研究的指南。凡是书目信息意识较强，利用书目文献信息能力强的人，无不事半功倍。
有效利用书目文献信息可以较好地从事学习和科研工作，促进个人成长与成材。这在网络时代显得尤为重要。现在信息已经渗透到科学研究和经济建设的各行各业，乃至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无论从事什么行业的人员，都要通过各种渠道寻找自己需要的信息。学会利用书目文献信息，尤其是学会利用网络文献信息，对于个人的成长发展至关重要。每个人都要有效学会利用网络书目文献信息，学会获取更新更全的文献信息，才能在个人成长过程中利于不败之地。
三 高度重视书目文献资源的开发利用
我们的时代是信息时代、网络时代，书目文献与其它文献一样，已成为一种重要的待开发的资源。我们要充分认识书目文献资源开发利用的重要意义，高度重视书目文献资源的开发利用，使书目文献资源在我国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过程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目录学本是致用之学。中国的目录学的功用，在“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中，在指导读书治学以及文献的揭示、组织与利用中，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在网络时代的今天，目录学的致用性与现代书目技术相结合，为目录学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新天地。
中国当代目录学是中国传统目录学的逻辑发展。中国传统目录学具有悠久的历史和优良的传统，尤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为中国传统目录学的一大特色。在重视考辨学术源流的同时，为了推进文献信息的利用，传统目录学发展了一系列的相关技术和方法，如类例、解题、编次和互着、别裁、校雠等理论和方法。因此，我国传统书目文献的功用是多方面的，它既能反映一代藏书之盛及学术概貌，也能服务于文献的收藏取用，让人即类求书，因书究学。今天我们可以看到，中西目录学都主张致用，不过中国目录学之致用是辨章学术，考镜源流；而西方目录学的致用性体现在方便获取文献及共享文献。虽然目的不同，但殊途同归。这说明，我国古人很早就重视书目文献的利用，注意发挥书目文献的作用。
鸦片战争后随着西方科技文化和目录学思想的输入，中国传统的封闭的自足的目录学体系逐渐解体，终于不复存在。西方文化的涌入，导致图书文献类型和内容的变化，为适应学术发展和类分图书的需要，新式分类法不断涌现；同时书目的功能产生了革命性的改变：不再单纯着眼于整理文献，考究学术；而是为了宣传推荐文献、指导阅读，为实现文献的价值而服务，故此目录学技术被高度重视。
从致用原则出发，书目文献利用目的大大扩展，书目文献利用将要介入社会生活，面向经济建设，真正发挥书目文献的功用。书目文献利用研究也将更加面向书目工作实际，加强目录学的应用研究。比如对国家书目的编制及有关问题的研究，对我国检索刊物体系的建立和发展研究，对联合目录报导体系和计算机编制联合目录的试验与研究，对书目工作的标准化的研究，以及对学科目录工作及专科文献目录学的研究等。
今天书目文献利用也将突破传统束缚，书目文献利用的对象和范围将大大扩展，从书目（即文献目录）扩展到非文献目录。其利用的对象既包括传统形式的书目，也包括非书目录（如商品目录、企事业名录、电话号码簿等）；既包括文本目录（即成果形态完整的单元书目），也包括非文本目录（即成果形态不完整的单元书目，或附着于非目录文本而不能独立存在的，或处于半独立存在状态的，如书刊卷首目录、一定时间内新书销售排行榜）；既包括纸品目录，如书目、报纸目录等，也包括非纸品目录，如各类型机读目录。
在网络时代，面向网络文献的组织与利用、目录及目录工作的自动化与数字化，是书目文献利用不能忽视的内容。随着网络文献的勃兴，网络文献的组织与开发必将成为的书目文献利用的“重中之重”。同时书目文献利用也必须关注书目文献资源的开发、服务及书目信息产业的发展问题。
目录学技术性与其致用性发展趋势是辨证统一的。书目工作发展到现在，逐步由手工操作转向机器自动化操作是一个必然趋势。对于手工操作，可谓“前人之述备矣”；而现代机器操作，由于其“现代性”，许多理论研究者对这种“新生事物”还没能完全接受，研究力度还不够，还需要大力加强。只有掌握现代信息技术，并用之于书目实践，我们书目利用工作才能更上一层楼。
⑦ 目录在中国古代文献学中的作用是什么
目录：指著录一批相关文献，并按照一定次序编排而成的揭示与报道文献的工具。它是联系文献与用户的桥梁和纽带。
目录是目和录的总称。 “目”指篇名或书名， “录”是对“目”的说明和编次。前人把“目”与“录。编在一起，谓之“目录”。《昭明文选·任彦开为范始兴求立太宰碑表》李善《注》引刘欲《七略》称：“《尚书》有青丝编目录”，可知刘向校书，即已使用“口录”一词。班因《汉书·叙传》中，亦有“爱着目录，略序洪烈，述艺文志第十”之句，表明早在汉代， “目录”二字已作为一个名词而被加以使用。在现代汉语中， “目录”一词的涵义：一为“图书日录”的简称。这类目录，是记录图书的书名、著者、出版与收藏等情况，按照一定的次序编排而成，为反映馆范、指导阅读、检索图书的工具。二是指书籍正文前所我的目次。此外，根据一定的主题，为专科研究而编制的参考书目或向群众介绍优良读物的推荐书目，一般称为书目，有时也称为目录。
我国古代学者对目录学的研究，一宜定在世界的前列。汉代刘敌所作的《七略》，比被誉为西方目录学之父的瑞土人吉土纳所编的欧洲第·部图书分类法 —《万象图书分类治》，要早1500多年。前人治学，都很注重书目和拿捏有关目录的学问。清代著名考据学家王鸣盛在《十七史商榷》中写场 “凡读书最切要者，目录之学。目录朗，方可读书；不明，总是乱该。”又说： “目录之学，学中第一紧要事，必从此问途，方能得其门而入。”目录对于整理古耪文献亦至关重要。著名日录学家余哀锡在《目录学发微》中，总结了目录学在考辨古籍上的六种作用：一日以目录著录之有无，断书之真的；二日用目录书考古书篇名之分免三曰以目录书著录之部次，定古书之性质，四曰因目录访求阴性五曰以目录考亡佚书，六曰以日录书所裁姓名卷数，考古书之真伪。余先生的上述论断，是校人深刻的。目录对于研究者来说，又是得力的助手和工作的指商。出于日求是图书的分类著录，因而利用目录有助于查阅有。关图书资料， “即类求书，因书究学”；同队日录在分门别类之中，亦可展观文化学木的源流、派别，从而使人们可从中“炊事学术，考镜源流”，这对于研究工作，无疑是有着重要意义的。我们在研究、整理和运用历史文献的过程中，对于目录特别是史部目录必须认真加以学习和研究。
我国目录起源于何时?目录的产生，是以积累了一定数量的文献资料为前提的。根据近几十年来对安阳小屯衬甲骨的发掘与研究，我们知道，商代已有一定数量的文献典耪。那些由占Fj面积累的甲骨F辞，是当时文献记录的一部份。从殷墟的发领中我们还可看到，每一个窖穴中的甲骨F辞，都有一定的年代，通常是以一个商王在位的时间为断限。一个容穴里的甲骨入藏，都有一定的顺序、方法和手续，有与此相应纳记号或数码排列，而这些，应该说与目录的产生是有着密切联系的。
但是，在奴隶社会里，由于文化典籍掌握在官府手里，流通的范围有限，加以书写工具落后，均不利于目录学的发展。到了春秋战同时期．随苦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生产力得到发展，学术研究空前活跃，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昔日“学在官府”的局旧逐渐被打破，以金石、简核、绣帛为载体的图书资料大量增加。社会fL阶级和各阶层的人，从不同的目的出发，要求对文献进行整理和编目，孔子正是在这种历史条件下‘开始他的文献整理工作的。据记载，他曾纂《易》、修《春秋》、则《诗》、《书》、订门N、《乐》。在进行这项整理工作的同时，孔子实际J：也在从事日录工作：一是精选文献，如从3000篇诗中选取300余篇，一是采用各种方法进行分类，如《风》按地区分，《雅》按时间分，《颐》按作用分；三是写提要，如为《诗》、615b瑶序；四足为“六经”的各篇匣定次序。这里，值得特别指出的是，我冈文献典籍，从7L子删定“六经”所作的大序、小序，列战国素汉睹子百家著述的白序，再到刘向校书的书录，反映丁我四目录的形成过程。那些大序、小序和自氏在当时已起营“内容提要”的作用，实为目录的一项重要内容。
继孔子之屑。出现了篇名提示内容之作，如《墨子》的《兼爱》篇，其篇名揭示出文章的内容，同时，按作者分类之法也巴出现，如《庄子》一书，其自著部分为内篇，后学历作者列为外篇、杂篇。至于《吕氏春秋》的“序意”，《推南子》的“要略”，较过去的“大序”、 “小序”意思更为完整，已近乎一书的日录丁。由此可见，我国目录，萌芽于先秦时期，起源于《诗》、《书》之序。
⑧ 目录学的图书信息
书名：《目录学教程》
主编：彭斐章
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
印刷时间：2004-7-1
ISBN：704015344 第一章目录学基础理论
第一节目录学基本概念
一、什么是书目
二、目录工作
三、目录学
第二节目录学的研究对象
一、目录学的研究对象
二、目录学的学科基点与内容范围
第三节目录学的基本原理
一、目录学应用原理
二、目录学的发展原理
三、目录学基础理论原理
第四节 目录学的性质和与其他学科的关系
一、目录学的学科性质
二、目录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
第五节目录学研究发展趋势
一、我国目录学研究
二、国外目录学研究
三、读者信息需求的变化与目录学
第六节 目录学的理论基础与指导原则
一、关于目录学理论基础的认识过程
二、目录学理论基础的构成要素
参考文献
第二章中国目录学的产生与发展
第一节官修书目的产生与发展
一、早期官方文献整理
二、《别录》与《七略》
三、从《中经》到《隋大业正御书目录》
四、《群书四部录》及其他唐代官目
五、《崇文总目》及其他两宋官目
六、《文渊阁书目》与《新定内阁藏书目录》
七、《四库全书总目》
第二节史志目录的产生与发展
一、《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与《旧唐书·经籍志》
二、《新唐书·艺文志》与《宋史·艺文志》
三、《通志·艺文略》与《文献通考·经籍考》
四、《明史·艺文志》与补史艺文志
第三节私人目录的产生与发展
一、孔子及其文献整理
二、《七志》、《七录》、《七林》与《古今书录》
三、《郡斋读书志》、《遂初堂书目》与《直斋书录解题》
四、元明清私藏目录概述
第四节专科目录与特种目录的产生与发展
一、专科目录的产生
二、佛经的翻译传播与《汉录》
三、《综理众经目录》与《出三藏记集》
四、《大隋众经录目》等佛经目录
五、《三洞经书目录》等道藏目录
六、《录鬼簿》等戏曲专目_
七、《古今书刻》、《汲古阁诸刻题跋》与《汲古阁珍藏秘本目录》
八、《两浙古今著作考》、《蜀中著作记》与《关右经籍考》等
九、《医藏书目》与《阅藏知津》
十、《经义考》、《小学考》与《读易别录》
十一、《勿庵历算书记》、《方舆书目》与《古今方舆书目》
十二、其他
第五节导读目录的产生与发展
一、导读的起源
二、导读与禁读
三、《历代众经举要转读录》
四、《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
五、《读书次第》
六、《经籍举要》与《书目答问》
……
第三章西方目录学的产生与发展
第四章文献揭示组织
第五章书目文献编纂法
第六章书目控制
第七章书目情报需求与服务
第八章书目工作组织与管理
第九章书目文献资源的利用
⑨ 中国古代目录学是一门成熟的学科吗
虽然中国早在公元前一世纪就产生了系统的书目分类著作《别录》和《七略》；又虽然宋代的郑樵和清代的章学诚已经十分自觉地致力于目录学的理论探讨，但是，毋庸置疑，严格意义上的中国古代目录学研究是在20世纪初由于外来文化的冲击和影响而起步的。1931年刘纪泽《目录学概论》（中华书局版）对古代目录的源流、体例、类例等论述颇详，深刻地影响了余嘉锡、周贞亮等人的目录学思想，实有荜路蓝缕之功。
众所周知，西方科学意义上的现代学术，是以学术分科以及研究的系统化、逻辑化为前提的。所谓“重试验，尊辨难，界说谨严，条理绵密；虽对于前哲伟论，恒以批评的态度出之，常思正其误而补其阙，.（梁启超语）是其本质特征。1931年刘先生以来的古代目录学研究正是朝着这个方向努力的。于兹而还的中国古代目录学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一中国古代目录学研究取得的成绩
首先，意识到学科独立乃是现代新兴学科的标准，并自觉地将中国古代目录学作为一个学科、一门学问来研究其主要特征是不再作单纯的个案研究，而是自觉地把古代目录学理论和实践放在整个中国古代目录学（史）中加以观照，以期在纵向历史的传承流变中获得一个整体的通观。这在《校雠略》和《校雠通义》中是根本找不到的。另外，也有横向的研究：或从一二个范畴出发，或从某一派别着眼，或从一个问题考察，作共时的研究。如姚名达《中国古代目录学史》分10个明确的个性化专题对古代目录学加以研究，条分缕析、推理谨严，表现出很高的理论深度。
其次，研究的表达形式得到了更新。传统的中国古代目录学研究多依存于目录凡例、案语、提要、序类，讲感受、述心得，观点零乱，不成系统，主要是一种感性的把握。研究方法上多采用治经治史、考据训诂的一套，这与西方学术那种下定义、给范畴、重思辩的研究方法是大异其趣的。郑樵《校雠略》的核心命题是“类例”，但通篇没有关于“类例”的定义，而只有诸如“类书犹持军也”之类的喻象把握。章学诚《校雠通义》的核心命题是“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然亦通篇没有关于“辨考”的界定，而只是说：“校雠之义，盖自刘向父子部次条别，将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非深明于道术精微，群言得失之故者，不足与此”[1]，在行文中直接提出。
但是，自1931年以来，学者们普遍接受了西方学术重范畴、重逻辑、重推理的研究方法，并把这看成是现代学科的一个标志。在具体研究中，很具思辩色彩，条理分明，并且看重对理论意义的辩明，以求达到一个较高的认识水平。比如刘纪泽对古代目录类型的三分；容肇祖1934年版《中国目录学大纲》对目录学研究对象的界定；余嘉锡《目录学发微》对目录学的意义、功用与源流，历代目录类例的沿革以及目录的体制，包括篇目、叙录、小序、版本、序跋等方面阐述颇详。特别是，一些理论著述都注意到给诸如目录、目录学、类例等概念作出逻辑界定，然后再以此为基础展开逻辑推理，以期最终“成一家之言”，建立学科体系。此外，还自觉地运用比较的方法如早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程伯群、张遵俭就有了中西目录学比较的专论，这无疑有助于国人接受西方的相关学术观念，“洋为中用”。进入80年代以后，由于再次遭遇外来学术文化的冲击，理论借鉴更加丰富、娴熟。一些域外的新理论丰富了我们的研究，开阔了我们的视野。
总之，刘纪泽以来几代学人前赴后继的努力，使得中国古代目录学初具学科范型。先后发表了数以千计的论文，出版了数十种理论专著和教材，形成了一套相对定型的评论标准，使我们对古代目录学在一般原则、技术和史实的层面上有了基本了解。与此同时，在古代目录学文献的挖掘和整理上，也达到了前无古人的水平。但是，这并不表明中国古代目录学已经是一门成熟的学科。
二中国古代目录学并不是一门成熟的学科
首先，中国古代目录学并没有确立起自己的研究本体、由于学科独立性至今没有获得确认，导致它在和历史学，以及和近现代目录学的结合中丧失了自己的领域在理论层面上，诸如关于中国古代目录学的对象与内容、原则和意义、方法和目的、社会职能等方面的讨论多欠周详。以研究对象为例，差不多迄今为止尚没有关于中国古代目录学研究对象的讨论，而仅有关于（现当代）目录学研究对象的讨论，然后再不加区别地将目录学的研究对象直接等同于中国古代目录学的研究对象。众所周知，现当代目录学是一套完全按照西方学术标准建构起来的目录学学科范型。它和植根于传统文化之中的中国古代目录学相比，虽具有“目录学”一般特质之“同”；但更具有由各自深层文化支撑的个性差别之“异”其它如研究内容、原则、意义、方法、目的、职能等无不如此。这使得中国古代目录学研究缺乏个性化的理论畛域，不能提供独特的价值。事实上，古代目录学远远超出了受西方近现代学术规范影响的“目录学”的那种以单纯排检文献为己任的操作层面，具有极其深刻的本体论意识。因此，（现当代）目录学的研究对象绝对不能等同于中国古代目录学的研究对象。我们认为，后者包括三项骨肉相连的内容，从而构成了中国古代目录学独有的理论畛域。第一，整理和保护文献文本；第二，认为文献具有文本内涵和超文本内涵，目录致力于对上述两个层面之文献内涵的“规范化”识读；第三，构建文化图式。古代目录本质上反映了人们的世界观：一种文化对整个世界所持的根本态度。这三项职能，在刘氏父子发凡起例的目录学实践中就已经得到了充分表达。
然而，在和西方近现代目录学的碰撞中，中国古代目录学不恰当地将前者作为最高参照范本，于是在“精于求同，疏于别异”的文化心态下泯灭了自己的个性。
其次，不能提供独特的意义创造，因而受到了当代文化的冷落。古代目录学研究本体的不明确和研究理论的缺乏，使得研究的目标不明确，甚至丧失了目标。以笔者之陋，至今尚未发现一篇专门讨论中国古代目录学研究目的之文章；而只是在一些专书中老生常谈地得出诸如“读书治学的门径”、“科学研究的指南”、“现代目录学的借鉴”之类的结论总之，所谓的中国古代目录学研究多是表达一些有选择的目录学现象，所取得的成绩也多局限于认知层面。陈述事实多于阐释意义，缺乏足够必要的意义创造，致使今天的古代目录学研究一直徘徊在较低的水平，没有创立起真正经过严格思考的、符合古代目录学特点的理论体系，在刘纪泽的基础上并没有向前走多远，因而难以参与当代文化建设，更为可怕的是，在中国古代目录学研究中，我们已经习惯于故步自封，局限在学科内部繁殖大量无关紧要的命题；并习惯于把古代目录学的价值归结为一个伟大的传统，用一个事实上存在着的传统回避当代文化的质疑，导致在当代文化建设中，由于古代目录学自身在意义上的“不在场”而日益成为一门单纯文献学、一门边缘学科和经院学科。
第三，就研究方法而言。1931年以来的古代目录学研究虽然反省了传统的旧有研究模式，但冲击的只是传统微言大义的一套，而考据训诂等“治史”方法并没有受到排斥至今还满足于进行大量繁琐的、枝节的重复论证，进行一种知性的自我娱乐。再现历史现象的要求总是凌驾于发掘目录学精神的要求之上，于是，挖掘材料、罗列现象、提供背景取代了真正的理论研究。即使有意义创造，也常常是依附于特定的历史学理想：认知的而非精神的。另一方面，由于过分急切地要展现自己，参与当代文化，导致古代目录学研究对其它文化形态（诸如哲学思潮、控制论、计量学等）的盲目仿效，使得古代目录学研究成为一种违背事实的、不可信的东西。
总之，中国古代目录学研究，无论是就其价值取向，还是概念范畴，及其表达的深度、方法，都未能超出20世纪前期的水平，不能满足当代文化的期待，没有构成严格意义上的现代学科。
三结论
一个现代学科必须具备当代意识以及当代文化基本的精神特征、价值观念和表达方式。这同时也构成了我们判定一个研究课题是否有意义的基本标准。因此，古代目录学固然研究的是“史”，但并不是历史的还原，而是意义的重建所以，重新审视古代目录学研究的概念、范畴、学术语言，在今天显得尤其重要。
首先，应重新确立古代目录学的研究本体。为此，必须从中西、古今目录学之间的相异性出发，以抵御近现代西方形式主义目录学的侵蚀。古代目录学包含着极其深刻的本体论意识，它的目录系统的表层样态直接等同于深层的观念结构。目录系统的文化建构是和汉民族世界观的建构紧密相连的，从中可以看到存在的和谐、知识的统一、世界的希望和生命的意义。可见，古代目录学在文献排检的技术层面之外，隐含着意义创造。古代目录学学科研究得以成立的关键是要向当代文化传递出自己的价值理想和意义贡献。根据我们的理解，古代目录所呈现出来的文献规整性之“小序”，折射出了世界和人之规整性的“大序”，文献整序过程即是一个由物理世界秩序上升到依目的和理想的建构性秩序的反思过程。[2]而所有的其它文化类型，无不在表达着“秩序”：物理的秩序或理想的秩序。因而，古代目录学在所有当代文化中并不孤立。
其次，应积极寻求面向当代文化的共通的表达形式。中国古代目录学研究既然在当代文化中并不孤立；而导致其事实上被当代文化所冷落的原因只是该学科自身研究的话语形式。为此，在研究中必须完成研究语言的现代转向今天的古代目录学研究，研究的主体是我们现代人，并且，也是为现代人而研究的，因此，必当具有现代性。不能再使用前辈们的学术概念和致思取向。学术概念和致思取向的变化，往往意味着意义指向和层次的变化。这不仅有助于有效地推动古代目录学学科研究的发展，而且有助于让我们和其它学科进行有效的交流，成果共享，以便于中国古代目录学和当代文化之间实现介入和接纳。唯其如此，中国古代目录学才能摆脱事实上的单纯文献学、边缘学科、经院学科的颓势，恢复昔日“学子所重，几埒国学”的显学地位。
⑩ 古代目录的目什么意思
目录：指著录一批相关文献，并按照一定次序编排而成的揭示与报道文献的工具。它是联系文献与用户的桥梁和纽带。
目录是目和录的总称。 “目”指篇名或书名， “录”是对“目”的说明和编次。前人把“目”与“录。编在一起，谓之“目录”。《昭明文选·任彦开为范始兴求立太宰碑表》李善《注》引刘欲《七略》称：“《尚书》有青丝编目录”，可知刘向校书，即已使用“口录”一词。班因《汉书·叙传》中，亦有“爱着目录，略序洪烈，述艺文志第十”之句，表明早在汉代， “目录”二字已作为一个名词而被加以使用。在现代汉语中， “目录”一词的涵义：一为“图书日录”的简称。这类目录，是记录图书的书名、著者、出版与收藏等情况，按照一定的次序编排而成，为反映馆范、指导阅读、检索图书的工具。二是指书籍正文前所我的目次。此外，根据一定的主题，为专科研究而编制的参考书目或向群众介绍优良读物的推荐书目，一般称为书目，有时也称为目录。
我国古代学者对目录学的研究，一宜定在世界的前列。汉代刘敌所作的《七略》，比被誉为西方目录学之父的瑞土人吉土纳所编的欧洲第·部图书分类法 —《万象图书分类治》，要早1500多年。前人治学，都很注重书目和拿捏有关目录的学问。清代著名考据学家王鸣盛在《十七史商榷》中写场 “凡读书最切要者，目录之学。目录朗，方可读书；不明，总是乱该。”又说： “目录之学，学中第一紧要事，必从此问途，方能得其门而入。”目录对于整理古耪文献亦至关重要。著名日录学家余哀锡在《目录学发微》中，总结了目录学在考辨古籍上的六种作用：一日以目录著录之有无，断书之真的；二日用目录书考古书篇名之分免三曰以目录书著录之部次，定古书之性质，四曰因目录访求阴性五曰以目录考亡佚书，六曰以日录书所裁姓名卷数，考古书之真伪。余先生的上述论断，是校人深刻的。目录对于研究者来说，又是得力的助手和工作的指商。出于日求是图书的分类著录，因而利用目录有助于查阅有。关图书资料， “即类求书，因书究学”；同队日录在分门别类之中，亦可展观文化学木的源流、派别，从而使人们可从中“炊事学术，考镜源流”，这对于研究工作，无疑是有着重要意义的。我们在研究、整理和运用历史文献的过程中，对于目录特别是史部目录必须认真加以学习和研究。
我国目录起源于何时?目录的产生，是以积累了一定数量的文献资料为前提的。根据近几十年来对安阳小屯衬甲骨的发掘与研究，我们知道，商代已有一定数量的文献典耪。那些由占Fj面积累的甲骨F辞，是当时文献记录的一部份。从殷墟的发领中我们还可看到，每一个窖穴中的甲骨F辞，都有一定的年代，通常是以一个商王在位的时间为断限。一个容穴里的甲骨入藏，都有一定的顺序、方法和手续，有与此相应纳记号或数码排列，而这些，应该说与目录的产生是有着密切联系的。
但是，在奴隶社会里，由于文化典籍掌握在官府手里，流通的范围有限，加以书写工具落后，均不利于目录学的发展。到了春秋战同时期．随苦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生产力得到发展，学术研究空前活跃，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昔日“学在官府”的局旧逐渐被打破，以金石、简核、绣帛为载体的图书资料大量增加。社会fL阶级和各阶层的人，从不同的目的出发，要求对文献进行整理和编目，孔子正是在这种历史条件下‘开始他的文献整理工作的。据记载，他曾纂《易》、修《春秋》、则《诗》、《书》、订门N、《乐》。在进行这项整理工作的同时，孔子实际J：也在从事日录工作：一是精选文献，如从3000篇诗中选取300余篇，一是采用各种方法进行分类，如《风》按地区分，《雅》按时间分，《颐》按作用分；三是写提要，如为《诗》、615b瑶序；四足为“六经”的各篇匣定次序。这里，值得特别指出的是，我冈文献典籍，从7L子删定“六经”所作的大序、小序，列战国素汉睹子百家著述的白序，再到刘向校书的书录，反映丁我四目录的形成过程。那些大序、小序和自氏在当时已起营“内容提要”的作用，实为目录的一项重要内容。
继孔子之屑。出现了篇名提示内容之作，如《墨子》的《兼爱》篇，其篇名揭示出文章的内容，同时，按作者分类之法也巴出现，如《庄子》一书，其自著部分为内篇，后学历作者列为外篇、杂篇。至于《吕氏春秋》的“序意”，《推南子》的“要略”，较过去的“大序”、 “小序”意思更为完整，已近乎一书的日录丁。由此可见，我国目录，萌芽于先秦时期，起源于《诗》、《书》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