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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国与国之间的贸易额在哪找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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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急求“中国—印度比较优势课件

FDI促进了中国商品出口迅速增长，1989年到2001年中国年均出口增长率为15%。1989年外资企业占中国总出口不足9%，到2002年其份额已占到一半。在某些高科技产业，2000年外资企业占电子电路产品总出口的比重高达91%，占手机总出口的比重高达96%。2000-2001年中国吸收的FDI中大约有2/3投到了制造业部门。 相反，在印度，FDI推动印度出口增长的作用不是很明显（除信息产业外）。流入印度制造业的FDI主要是寻求市场型投资。90年代由FDI产生的出口只占印度总出口的3%，即使到现在，FDI占印度制造业出口的比重估计也不足10%。 2000-2001年，中国大部分FDI都流入了大范围的制造业。而在印度，多数FDI流向了服务业、电子电气设备产业，以及工程和计算机行业。 表 中国和印度部分FDI指标比较，1990，2000-2002年 项目 国家 1990 2000 2001 2002 FDI流入量（100万美元） 中国 3,487 40,772 46,846 52,700 印度 379 4,029 6,131 5,518 FDI储量 中国 24762 348346 395192 447892 印度 1,961 29,876 36,007 41,525 FDI流入增长率（年度%） 中国 2.8 1.1 14.9 12.5 印度 -6.1 16.1 52.2 -10 FDI储量占GDP比重（%） 中国 7 32.3 33.2 36.2 印度 0.6 6.5 7.4 8.3 FDI流入量占固定资本形成总额的比重（%） 中国 3.5 10.3 10.5 .. 印度 0.5 4 5.8 .. 人均FDI流入量（美元） 中国 3 32 36.5 40.7 印度 0.4 4 6 5.3 总出口中外资企业所占比重（%） 中国 12.6 47.9 50 .. 印度 4.5 .. .. .. GDP（10亿美元）a 中国 388 1,080 1159.1 1237.2 印度 311 463 484 502 实际GDP增长率（%） 中国 3.8 8 7.3 8 印度 6 5.4 4.2 4.9 来源：UNCTAD, FDI/TNC 数据库,a当前值 如何解释两国存在的这些差异？影响FDI的因素包括：基本因素、发展战略与政策，以及海外关系网。 基本因素 在影响FDI流入的经济基本因素方面，中国比印度具备更优越的条件。中国的GDP总值和人均GDP都高于印度，对于寻求市场型FDI来说，中国的市场更具吸引力。中国的教育程度也比印度高，劳动力技术水平更娴熟，对于寻求效率型投资者来说，中国也比印度更具吸引力。此外，中国蕴藏丰富的自然资源，基础设施更具竞争力，特别是沿海地区。然而，印度在技术人才（特别是信息技术人才）方面具有更大优势，国民的英语水平也更高。 通过分析两国吸收的FDI的组成成份，可以发现两国具有的不同的竞争优势。在信息和通信技术方面，国际跨国公司的参与，如宏基、爱立信、通用电气、日立、现代、英特尔、LG、微软、神达、摩托罗拉、NEC、诺基亚、飞利浦、三星、索尼、台积电、东芝和其他大型跨国公司，使得中国成为硬件设计和制造中心。而印度专攻于IT服务业、呼叫中心、企业后勤业务（back-office operations），以及R&D。 由于中国经济迅速增长，本国消费者对耐用品和非耐用品的需求正在增加，如家用电器、电子设备、汽车、住房和休闲产业。国内需求的迅速增长，以及具有竞争力的企业环境和基础设施，吸收了大批寻求市场型的投资者，同时也促进了从事制造业辅助服务的本土公司的发展。 中国对待FDI的态度和政策，以及FDI审批手续也足以说明为什么中国在吸引FDI方面更出色。 中国比印度更具“商业导向性”，拥有更多的“FDI友好型”政策。 中国的FDI审批手续更简便、决策更迅速。 中国的劳动法更灵活，企业用工环境更佳、企业进入市场与退出市场的手续更简便。 最近，在对企业环境进行调查中发现，中国在宏观经济环境、市场机会、和FDI政策方面比印度更具吸引力。印度在政治环境、税收和融资方面的得分高于中国。2002年对跨国公司投资计划调查中发现，中国第一次取代美国成为FDI首选的目的地，而印度只排在第15位。印度工商联合会（FICCI）的调查也表明，中国在FDI政策框架、市场增长、消费者购买力、投资回报率、劳动法规和税收方面都优于印度。 发展战略和政策 中印两国在FDI方面的不同表现也与两国FDI自由化时机、自由化进程、自由化内容，以及发展战略上的不同有关。 中国于1979年对FDI开放市场，并逐渐地实现了投资体制自由化。印度开放的时间比中国要早很多，但直到1991年才采取了全面的步骤实行投资自由化。 两国吸引的FDI类型不同，追求的工业发展战略也不同。印度长期采取的是进口替代政策，并依赖国内资源和国内企业推动这一战略，其只在高科技产业方面才鼓励FDI流入。尽管中国改革开放后，采取的是渐进的自由化方式，并强迫外资企业采取合资形式，同时还限制FDI进入某些特定领域，但中国赋予FDI（而非国内企业）许多优惠条件，特别是对出口导向型的FDI。上述政策不仅吸引到大量的FDI，也导致迂回资金（中国国内企业把资金转入香港，然后再投资回中国，以逃避政策限制或获得给予外国投资者的特殊优惠条件）的出现。在印度，迂回资金（主要是通过毛里求斯）很少，而且主要是为了避税。 由于中国国内市场不完善，并且在外包、管理、本土投入品中存在问题，导致在中国运作的跨国公司的生产活动“过于内化”。所以，制造业跨国公司在中国的投资中，有部分FDI是对中国市场环境不健全做出的“次优选择”。 印度的情况有一些不同。企业家精神在印度国内的企业中得到了迅速发展。此外，由于必要的法律和制度环境已经具备，同时对FDI的限制政策一直沿续到90年代，在印度的跨国公司通常采取“外化”的生产模式（如授权经营和其他契约性安排）。即使在实行了广泛的FDI自由化政策后，“内化”模式也没能成为主导模式。在信息技术产业，向印度私人企业采购零部件，这种做法的效率更高，印度国内有众多合格的分包商。 2001年入世后，中国实行了对FDI更加有利的政策。随着中国服务业进一步自由化，中国的投资环境将进一步得到改善，例如，2004年中国将允许外国独资企业进入租赁业、仓储业和批发零售业，2005年允许进入广告业和联运业，2006年允许进入保险代理业，2007年允许进入货物运输业。中国已经开放了零售业市场，并吸引了几乎所有的大型零售企业和超市的投资，如欧尚、家乐福、Diary Farm、伊藤洋华堂、吉之岛、万客隆、麦德龙、普尔斯马特、7-11便利店和沃尔马。 印度政府正在计划向FDI开放更多的领域，进一步放宽外资企业持股上限。为了确定吸引更多FDI流入的方式，印度计划委员会于2001年8月成立了FDI指导委员会，并且学习中国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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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求"中国与印度纺织服装行业比较研究"论文

FDI促进了中国商品出口迅速增长，1989年到2001年中国年均出口增长率为15%。1989年外资企业占中国总出口不足9%，到2002年其份额已占到一半。在某些高科技产业，2000年外资企业占电子电路产品总出口的比重高达91%，占手机总出口的比重高达96%。2000-2001年中国吸收的FDI中大约有2/3投到了制造业部门。

相反，在印度，FDI推动印度出口增长的作用不是很明显（除信息产业外）。流入印度制造业的FDI主要是寻求市场型投资。90年代由FDI产生的出口只占印度总出口的3%，即使到现在，FDI占印度制造业出口的比重估计也不足10%。

2000-2001年，中国大部分FDI都流入了大范围的制造业。而在印度，多数FDI流向了服务业、电子电气设备产业，以及工程和计算机行业。

表 中国和印度部分FDI指标比较，1990，2000-2002年

项目
国家
1990
2000
2001
2002

FDI流入量（100万美元）
中国
3,487
40,772
46,846
52,700

印度
379
4,029
6,131
5,518

FDI储量
中国
24762
348346
395192
447892

印度
1,961
29,876
36,007
41,525

FDI流入增长率（年度%）
中国
2.8
1.1
14.9
12.5

印度
-6.1
16.1
52.2
-10

FDI储量占GDP比重（%）
中国
7
32.3
33.2
36.2

印度
0.6
6.5
7.4
8.3

FDI流入量占固定资本形成总额的比重（%）
中国
3.5
10.3
10.5
..

印度
0.5
4
5.8
..

人均FDI流入量（美元）
中国
3
32
36.5
40.7

印度
0.4
4
6
5.3

总出口中外资企业所占比重（%）
中国
12.6
47.9
50
..

印度
4.5
..
..
..

GDP（10亿美元）a
中国
388
1,080
1159.1
1237.2

印度
311
463
484
502

实际GDP增长率（%）
中国
3.8
8
7.3
8

印度
6
5.4
4.2
4.9

来源：UNCTAD, FDI/TNC 数据库,a当前值

如何解释两国存在的这些差异？影响FDI的因素包括：基本因素、发展战略与政策，以及海外关系网。

基本因素

在影响FDI流入的经济基本因素方面，中国比印度具备更优越的条件。中国的GDP总值和人均GDP都高于印度，对于寻求市场型FDI来说，中国的市场更具吸引力。中国的教育程度也比印度高，劳动力技术水平更娴熟，对于寻求效率型投资者来说，中国也比印度更具吸引力。此外，中国蕴藏丰富的自然资源，基础设施更具竞争力，特别是沿海地区。然而，印度在技术人才（特别是信息技术人才）方面具有更大优势，国民的英语水平也更高。

通过分析两国吸收的FDI的组成成份，可以发现两国具有的不同的竞争优势。在信息和通信技术方面，国际跨国公司的参与，如宏基、爱立信、通用电气、日立、现代、英特尔、LG、微软、神达、摩托罗拉、NEC、诺基亚、飞利浦、三星、索尼、台积电、东芝和其他大型跨国公司，使得中国成为硬件设计和制造中心。而印度专攻于IT服务业、呼叫中心、企业后勤业务（back-office operations），以及R&D。

由于中国经济迅速增长，本国消费者对耐用品和非耐用品的需求正在增加，如家用电器、电子设备、汽车、住房和休闲产业。国内需求的迅速增长，以及具有竞争力的企业环境和基础设施，吸收了大批寻求市场型的投资者，同时也促进了从事制造业辅助服务的本土公司的发展。

中国对待FDI的态度和政策，以及FDI审批手续也足以说明为什么中国在吸引FDI方面更出色。

中国比印度更具“商业导向性”，拥有更多的“FDI友好型”政策。

中国的FDI审批手续更简便、决策更迅速。

中国的劳动法更灵活，企业用工环境更佳、企业进入市场与退出市场的手续更简便。

最近，在对企业环境进行调查中发现，中国在宏观经济环境、市场机会、和FDI政策方面比印度更具吸引力。印度在政治环境、税收和融资方面的得分高于中国。2002年对跨国公司投资计划调查中发现，中国第一次取代美国成为FDI首选的目的地，而印度只排在第15位。印度工商联合会（FICCI）的调查也表明，中国在FDI政策框架、市场增长、消费者购买力、投资回报率、劳动法规和税收方面都优于印度。

发展战略和政策

中印两国在FDI方面的不同表现也与两国FDI自由化时机、自由化进程、自由化内容，以及发展战略上的不同有关。

中国于1979年对FDI开放市场，并逐渐地实现了投资体制自由化。印度开放的时间比中国要早很多，但直到1991年才采取了全面的步骤实行投资自由化。

两国吸引的FDI类型不同，追求的工业发展战略也不同。印度长期采取的是进口替代政策，并依赖国内资源和国内企业推动这一战略，其只在高科技产业方面才鼓励FDI流入。尽管中国改革开放后，采取的是渐进的自由化方式，并强迫外资企业采取合资形式，同时还限制FDI进入某些特定领域，但中国赋予FDI（而非国内企业）许多优惠条件，特别是对出口导向型的FDI。上述政策不仅吸引到大量的FDI，也导致迂回资金（中国国内企业把资金转入香港，然后再投资回中国，以逃避政策限制或获得给予外国投资者的特殊优惠条件）的出现。在印度，迂回资金（主要是通过毛里求斯）很少，而且主要是为了避税。

由于中国国内市场不完善，并且在外包、管理、本土投入品中存在问题，导致在中国运作的跨国公司的生产活动“过于内化”。所以，制造业跨国公司在中国的投资中，有部分FDI是对中国市场环境不健全做出的“次优选择”。

印度的情况有一些不同。企业家精神在印度国内的企业中得到了迅速发展。此外，由于必要的法律和制度环境已经具备，同时对FDI的限制政策一直沿续到90年代，在印度的跨国公司通常采取“外化”的生产模式（如授权经营和其他契约性安排）。即使在实行了广泛的FDI自由化政策后，“内化”模式也没能成为主导模式。在信息技术产业，向印度私人企业采购零部件，这种做法的效率更高，印度国内有众多合格的分包商。

2001年入世后，中国实行了对FDI更加有利的政策。随着中国服务业进一步自由化，中国的投资环境将进一步得到改善，例如，2004年中国将允许外国独资企业进入租赁业、仓储业和批发零售业，2005年允许进入广告业和联运业，2006年允许进入保险代理业，2007年允许进入货物运输业。中国已经开放了零售业市场，并吸引了几乎所有的大型零售企业和超市的投资，如欧尚、家乐福、Diary Farm、伊藤洋华堂、吉之岛、万客隆、麦德龙、普尔斯马特、7-11便利店和沃尔马。

印度政府正在计划向FDI开放更多的领域，进一步放宽外资企业持股上限。为了确定吸引更多FDI流入的方式，印度计划委员会于2001年8月成立了FDI指导委员会，并且学习中国的模式，成立了经济特区。在促进贸易和吸引FDI方面，中国的经济特区比印度的出口加工区更加成功。

海外关系网

除了经济和政策因素外，另一个足以说明中国能吸引大量FDI的因素是：对于海外华人企业和个人来说中国是其投资目的地，特别是亚洲的华人。海外华人商业网络巨大，且能向中国大陆大量投资，而印度海外商业网和其向印度投资的规模都很小。这是为什么呢？海外华人数量众多，更具企业家精神，重视与中国国内亲属的关系，并且有兴趣和财力在中国投资，此外当其向中国投资时，他们往往受到贵宾的待遇。而海外印度人数量较少，且多为专业人士，而且与中国人不同，印度人不经常与国内亲属联络，也缺乏向印度投资的财力。

中国和印度都是跨国公司转移其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候选国，跨国公司是促进中国出口迅速增长的主要因素。然而，在印度，跨国公司主要集中于服务业，特别是信息通信产业，几乎所有的美欧大型信息技术企业都在印度设有机构，而且多数位于班加罗尔，例如美国运通、英国航空公司、美国大型保险金融集团Conseco、戴尔计算机和GE Capital公司都把其后勤业务放到了印度。其他公司，如亚马逊和花旗银行，也向印度本国企业和驻印度的外国企业外包其服务业务。外国公司控制着印度的呼叫中心业务，其占印度此行业年营业额15亿美元的60%。

作为投资首选地，中国境内的投资者的信心正在增强，财富500强企业中有80%都在中国进行了投资，37%的财富500强企业向印度外包其业务。尽管印度相关政策环境得到了改善，但跨国公司的投资兴趣依然冷淡，也有一些例外，如信息和通信产业。

如果中国和印度能在其发展中协调FDI所发挥的作用，两国在吸引FDI流入方面前景十分乐观。巨大的市场规模与市场潜力，技术型的劳动力资源及低工资成本，都仍将是其吸引FDI流入的主要动力。中国将继续吸引大量的FDI流入，印度则是其最大的竞争对手。如果印度的政策继续得到改善、政府承诺把吸引FDI作为其主要目标，在充满活力的国内企业的支持下，流入印度的FDI将开始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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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历年世界排名或者就各国对外直接投资额哪里能查到啊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的数据库http://unctadstat.unctad.org/ReportFolders/reportFolders.aspx
可以查到历年世界各国对外直接投资或吸收外商直接投资的排名以及金额

⑦ 如何促进服务贸易出口产业结构升级

资料部分参考：前瞻产业研究院《2016-2021年中国对外贸易行业市场前瞻与投资战略规划分析报告》
一、技术进步促进服务贸易出口结构优化升级的作用机理

1、直接作用

俗话说，“贸易是流，产业是源”，一国服务贸易结构优化正是其服务产业结构合理的外在体现，因此，技术进步促进服务产业结构优化是一国服务贸易出口结构优化的直接动力。技术进步对服务贸易结构优化升级的直接作用在于技术进步使服务领域的许多“非贸易品”转变为“可贸易”，技术进步对服务产业结构变动的直接作用就在于现代信息技术的出现促进了许多现代服务领域的发展，以电子信息技术为核心的现代服务业，不仅能够衍生出一些新兴服务部门，推动其他行业生产率的提高，还能提高传统产业的科技含量，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其结果是在服务出口中，传统服务业的竞争力变强，技术进步衍生出来的一些新兴服务业不断丰富服务出口的品种，随着一国现代服务出口的快速增长，其服务贸易出口结构自然就比原先优化了。

2、间接作用

技术进步对服务贸易结构优化升级还通过以下间接方式产生作用：一是刺激服务业需求结构。需求结构变化是产业结构变化与技术进步之间的一个重要环节。需求结构发生实质性变化之前，必须先有某项技术突破或更新。以美容业为例，美容技术的迅速变革降低了价格，提高了美容质量，从而刺激了需求的增长，对美容服务的需求的增长刺激了技术变革，扩大了平均的交易规模和减少了美容师的空闲时间，从而提高了生产率，进而增进了美容业的产出增长。二是影响就业结构，当技术进步对某一服务部门产生作用之时，一个很迫切的需要便是提高该部门工作人员的知识技术含量。当越来越多的高层次人才进入一国服务行业的时候，该国的现代服务业水平就会得到提升，服务出口结构就会趋于优化。三是影响区域结构。在一些制造业较为发达的地区，客观上也需要发展现代服务业，这些地区往往是商品贸易与服务贸易同时得到发展，我国的上海就是一个例证。

综上所述，技术进步对产业结构调整的作用是混合的、交融的，服务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往往是技术进步所发生的直接作用与间接作用互动的结果。

二、两种技术进步模式对不同国家服务贸易出口结构变化的影响与条件

(一)影响

一般来说，技术进步水平提高的途径主要有两种：技术模仿与技术创新。技术模仿包含引进技术与消化吸收两部分内容，它具有低投入、低风险、市场适应性强的特点，因此，成功的模仿降低了创新的风险进而降低了创新的价格。技术创新具有高投入、高风险特点，技术创新是在技术自身发展中实现了重大突破。在知识经济时代，高品质的新兴服务产品是技术创新的载体，故技术创新对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推动力最大。我国学者张明星等人认为一国技术进步水平的大小取决于技术模仿能力与技术创新能力之和，只是发达国家更倾向于技术创新，而欠发达国家更倾向于技术模仿。

(二)条件

创新和模仿都是有条件的，都需要本国拥有相应存量的人力资本水平，都需要知识、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的积累以及制度的配套。我国学者杨俊等人认为，对发达国家技术的吸收、转移与模仿，需要后进国具备一定的人力资本基础，当一国人力资本水平达到模仿的“门槛”后，才能实现对先进技术的有效模仿。各国实践表明，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由于受制于低的人力资本水平，并未能完成对先进技术的有效模仿，从而缩小与发达国家之间的经济差距。相对于技术模仿，技术创新不仅对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的要求更高，而且它需要一国同时具备充分的制度环境、创新环境等宏微观因素的前提下才会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对于服务业来说，一国服务贸易出口结构的优化升级总是与其新兴的现代服务业的发展紧密相关，而现代服务业的生产对人力资本要素的要求比其他行业要求更高，因此，一国服务贸易出口结构优化对人力资本的要求也更高。

三、技术进步模式与服务贸易出口结构优化升级的相关性分析——对美国与印度的数据比较

(一)指标选择

通过以上理论分析可知，技术进步对一国服务贸易结构变动特别是出口结构变动有重大影响，而且不同技术进步模式对服务业及服务贸易结构优化升级的影响及条件是不同的。因此，本文选择当前服务贸易发展比较有代表的两个国家——美国与印度，来分析不同技术进步模式对这两个国家服务贸易出口结构变动的影响。由于现代服务产品多为知识技术密集型的新兴服务产品，故笔者利用UNCTAD官方数据库将两国其他服务出口扣除政府服务与建筑服务这两类传统服务产品之外的其余七类服务出口占比近似地作为两国的服务贸易出口结构优化升级的代表。其值越高，表示该国服务贸易出口优化升级越明显。

在自变量指标选择方面，作为人力资本代表的大学生入学率虽是技术创新的先决条件，但由于技术创新需要具备多方面条件，同时技术模仿能力的大小主要取决于模仿者的模仿能力，一般来说，模仿者的受教育程度越高，其模仿能力越强，故本人参考我国学者申朴、张燕等人的处理方法，用大学生入学率代表以技术模仿为主的考察变量。而创新技术只为创新者所拥有，是受专利权保护的，故可用专利申请数来代表以技术创新为主的考察变量。

(二)对美国与印度的实证分析

利用上述指标，本文以两国新兴服务占比作为因变量Y11，以自变量X11、X12、X13分别代表一国的服务业就业人数、大学生入学率、专利申请数，分别对两国数据进行相关分析与回归分析。

1、相关分析

根据表1数据，利用EVIEWS软件对两个样本国家有关数据进行相关分析，由表2中相关系数排序可知，在影响印、美两国指标Y11的三个变量中，印度的指标Y11与其大学生入学率(X12)相关系数最大，美国的指标Y11与其专利申请数相关系数最大。

这说明技术进步对两国的服务贸易出口结构优化升级的影响方式是不同的。

2、回归分析

(1)对美国的回归结果及分析(见表3)：

根据表3，从三个回归方程判定系数、调整后的判定系数、F值及其相伴概率等思路没有问题。但从各变量的系数及t值、P值来看,美国的专利申请数X13对Y11的影响在三个变量中最为显著，变量X11在方程一中因P值高达0.2642被淘汰,方程二自变量X12的系数为负，这主要是由于美国一直高达80%大学生入学率(远超过世界25%左右水平)存在波动特点而影响了方程回归结果，其实，根据申朴对美国分时段回归结果，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人力资本积累对美国服务总出口增长的贡献最大。因此，本人据此推断美国高存量的人力资本已转化为技术创新能力，技术创新对美国服务贸易结构优化产生重要的作用，美国的服务业技术进步主要依靠技术创新模式。

(2)对印度的回归结果及分析

根据表4，方程一回归结果中指标X12对因变量的影响在三个自变量中最为显著,该变量的T值大于2,显示出较强的显著性，且X12系数达6.453810,表明印度大学生入学率每增加1%,就可带动新兴服务产品出口占比增加6.45%,而其他两个变量X11与X13的T值及P值均没有通过检验。这说明人力资本是提升印度服务出口结构的主导力量，印度的服务业技术进步应当是以技术模仿为主。

四、结论及启示

美国与印度的服务业技术进步模式的分析表明：基于技术差异的比较优势在服务贸易结构变动领域具有适用性。在一定的人力资本“门槛效应”下，一国的服务贸易结构变化不是依靠单纯的简单劳动力投入来推动的，而是靠技术进步来推动的，印美两国由于人力资本存量都较高，故所考察的服务业人数这一指标对其服务贸易出口结构优化升级的影响不显著。同时，一国服务业技术进步是以技术创新为主还是以技术模仿为主，取决于一国人力资本、物质资本与制度环境的总体情况。美国是个经济发达的国家，其国内的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无论是总量还是人均都居于世界前列，而且美国的创新机制无论是微观还是宏观方面都处于世界的前列，故美国的服务业技术进步是以技术创新为主，而印度是个发展中国家，其国内的物质资本还很短缺，国内创新机制还不够建全，因此，相对于美国，印度的服务业仍更倾向于技术模仿，但印度高素质的人力资本已为印度服务业技术创新创造有利条件。以上两国的实证检验结果证实了理论上的推断。我国是个发展中的大国，相比于一些总体的、人均的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水平都较低的不发达国家而言，我国的服务业发展应当是以技术模式为主，同时在一些有条件的地区加大力度在自主创新上。此外，我们还应当不断积累人力资本以提高我国的服务业技术模仿能力。

⑧ 经济增长的软件和硬件基础设施：中国能学习印度吗

当中国经济在20世纪80年代以闪电般的速度起飞，并且成为全球经济强国时，全世界从最初对中国的不信任逐渐转为由衷的钦佩。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主要以制造业拉动，增长率在2002年达到8%后，又在2003年增至9%。中国依靠巨大的国内储备资金大力开展基础设施建设，同时吸收大量外资在中国建立工厂，引进所需的国外专业技术。仅2003年度，中国吸收外商直接投资资金就达到530亿美元，占整个世界总投资额的8.2%(联合国贸易发展会议 (UNCTAD)数据库中外商直接投资的数据)，为当年的世界之最。

印度的经济起步落后于中国大约10年，最近才为世人瞩目。其崛起主要依靠西方工作岗位的地域性转移。同时印度迅速造就了一批世界级的知识密集型企业，所属行业包括软件业、IT业和制药业。这些行业在发展过程中很少得到政府的资助，却有力地推动了经济的发展：2003年印度国民生产总值增幅为8.3%，而2002年仅为4.3%；但是印度2003年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资为47亿美元，2002年则为30亿美元。只相当于中国的一个零头。

中国和印度经济发展的道路截然不同。中国的经济发展是政府深思熟虑后决策的结果，而印度的经济发展则多少有点顺其自然。中印两种截然不同的发展方式孰优孰劣？哪种发展模式会造就强国？

中印产业：一硬一软

中印两种发展模式的不同点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第一，相比印度政府，中国政府更愿意培育和指导整个经济活动。中国政府大力投资硬件基础设施，有权决定哪家企业能够得到政府资源、哪家企业可在A股市场挂牌(即使该企业不一定是最好的)。与此相反，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印度政府越来越少干预经济活动。第二，在外商直接投资上，中国乐于接受外资，而印度始终对此保持谨慎态度。

上述区别影响到哪类企业会成功。在中国，那些需要“硬件”基础建设(如公路、港口、电力)的企业远远领先印度。并且在不久的将来仍将保持这一优势。而印度的企业则在“软件”基础建设领域，即无形资产占主导地位的行业中更胜一筹，如软件业、生化业或广告业等创新性行业。

生产流程快的制造类企业需要高效的道路和交通网络，因此这类企业在印度发展缓慢，但是那些不受发电机短缺及公路发展限制的企业却发展迅速。软性资产甚至支撑起了印度的汽车产业。与中国不同，印度汽车产业的成功并非依赖于跨国集团大量的资本投入，而是依靠智能化的设计开发出造价低廉的本土化车型。事实上，印度已经将许多高附加值的机械和电子元件输出到中国。这些元件的生产更多靠的是专门技术而非基础设施。

更重要的是，中国许多硬件资产企业之所以能够生存下来，是因为政府注入了资金。政府能这样做的原因是他们干预国内资本市场，在印度则没有这样的政府干预，因此其成功企业主要集中在受资本限制较小的行业。设立一家软件公司不需要大量资金，但建立一家大型钢铁厂却相反。

印度政府对资本市场的较少干涉和不对缺乏有形资产的行业(如软件业、生化业、媒体业)采取管制的政策，为创业者提供了空间。创业活动的推动依靠传统企业(主要是家族企业)和新进入市场的企业。虽然印度的股票和债券市场并不完美，但在总体上能够支持私营企业的发展。

良好的硬性基础建设和中国政府对外资的热诚欢迎，有利于跨国集团在中国开展经营活动。但是由于这些跨国公司同时带来了他们自己的资本和高层人才，因此他们没有必要大量依赖当地资源。中国不乏优秀的土生土长的创业者。然而，很多本土企业却由于资本市场效率低下、银行系统坏账累累以及地方政府官员(而不是市场力量)决定融资对象的残酷现实而举步维艰。

中国和印度都有能力按照各自不同的道路将目前的发展势头再保持数十年。中国政府对于经济的干涉，包括对外资开放的政策，大大提高了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这是印度社会所没有的。也许这两个国家都选择了各自特定历史背景下最好的道路。

当大家对这两个国家进行比较时，很容易忘记印度的改革要比中国晚了十多年。随着印度进一步放开对外商直接投资的限制，我们很可能会发现印度更加自由的经济环境更有利于长期的经济繁荣和企业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