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只文献学

Ⅰ 古典文献学对学习中国书画鉴赏的意义

自古及今的任何门类鉴赏,既是与时代风潮相关的审美转换,同时也隐含着一些实证性的逻辑推理.目录学的目的,就是很快速查阅标题性历史记录,由此作为线索你再去查找详细的资料.版本学在书画鉴定中所起的作用就是排比对同一史实历史记载相异的,对记录时间的前后判断,当然,这种判断是在这两种或两种以上记录都属确凿的情况下的对比\甄别；校勘，实质上是对文字文本而言的，于书画鉴赏作用较小。以上几种情况账本都是围绕书画辨伪而展开的。辨伪工作因具体作品而很复杂。比如，你遇见一幅古代大家字画，但不是见于记载的，你就得查此作作于哪一年（作者多少岁），是否是此人画风等等。如果流传有绪（有记载）的名迹，你就要查《宣和书谱》、《宣和画谱》、《秘殿珠琳》、《石渠宝笈》等内府真实记录，当然历史大鉴定家的印鉴也是作品流传有绪的一个重要方面。另，历代善鉴者之笔记资料也是不可不阅的。总之，这是很复杂，很专业的学术研究。“目录学，版本学，校勘以及辨伪”是着重于鉴定而言，要说到你说的“鉴赏”就比较普通了，阅目赏玩就行，有些古代伪迹也是很美的。

当然,你所提出的"不少于5000字",实际是在通过网络索取别人论文!

余姚人草此

Ⅱ 古典文献学里有哪些有意思的典故或逸闻

中国有一些很好的典故，可惜没有经过很好的梳理。大多数典故都被按戏谑与否的原则随意搜录在一起，反而意思不大了。聊斋志异里讲过一个故事，某人很有钱，而且千杯不醉。一天碰到有个异人，指出他的肚子里有虫，所以千杯不醉。此人当然要求把虫弄出来。结果哪里知道虫出来之后，家里一下子就变穷了。他醒悟过来了，这是一条寄生在他身上的福虫，给他带来福气，但要偷喝他的酒。这条虫其实完全可以不管它，喝醉不喝醉根本是小事。这个故事告诉人一些境遇不错的人，妄想要世界上最好的东西，结果就是最后要到的并不是你想要的。

Ⅲ 文献学问题~高分~

本人来学习学习,顺便查了一下.如下！先回答1—5题
1：中国文学家大辞典：先秦汉魏晋南北朝卷
推荐原因：此书以“求全”、“求实”为宗旨，对先秦汉魏晋南北朝的一千五百多位重要作家的生平仕履、文学活动、文学成就及作品著录、流传、存佚情况等作出扎实可信的考辨和判断，历时十年编撰而成，是一部研究中国文学史和古代作家的重要工具书。
2：(1)二、唐朝的义疏之学

唐朝结束了以前的分裂割据局面，使中国重新实现统一。唐朝是封建经济繁荣发展时期，也是封建文化高度发达时期。唐朝统治者为了加强文化思想的专制统治，就采取了各种措施来改变以往那种经学多门、师法各异、章句繁杂的状况。在选举制度方面，唐朝确立了自愿报名、分科考试、择优录取的科举取士做法。在科举制度中，考试经书已是重要的内容，这就需要读书人能有统一的经书课本。为了解决上述问题，唐朝政府在各地广泛设置学校，发展儒学，而且大量征用天下儒士做学官。与此同时，朝廷还特地任命一些著名学者在内廷分班轮值，为皇帝讲论经义、评议政治时事。唐太宗还特诏令国子祭酒孔颖达等人对过去的各种经说进行了整理、划一的工作。孔颖达等人最后编定出了一套统一的解说，成为读书人学习经书、应付科举考试的标准读本，这就是他们编撰的《五经正义》。

唐朝及以后的学者们对于为古代经史旧注所作的解释，通常称为“正义”或“疏”。

孔颖达等的《五经正义》，调合了前代的南学、北学，其中《易》用三国魏王弼注，《书》用伪孔安国传，《毛诗》用西汉毛公传、郑玄笺，《礼记》用东汉郑玄注，《左传》用西晋杜预注，然后孔颖达等再通过所撰《正义》对经书原文以及旧注作进一步解释。在唐代，《五经正义》再加上贾公彦的《周礼疏》与《仪礼疏》、杨士勋的《谷梁疏》、徐彦的《公羊疏》等，共合为唐朝的《九经正义》。唐朝学者们的“正义”和“疏”总结了自汉代以来的经学，对各种经说做了统一工作，并且成为科举考试的基本内容。另一方面，也由于唐代读书人是为了应付科举考试而学习经书的，因此他们往往只是墨守正义的定论，不敢有所突破，不过，在唐朝中后期，也有些学者站出来努力改变这种停滞状况，试图重振儒学。例如柳宗元就以“天人不相预”（天并不能干预人的命运）的唯物主义观点批判了儒学中的“天人感应”论，进一步清算了儒学中的神学迷信思想。韩愈也以其“道统论”宣称要把孔孟之道继续传承下来，并且还要加以发扬光大。他通过贬斥佛、道来加强儒学的正统地位。他在文学上发起的古文运动，实质上是倡导利用文学形式来宣扬儒家的仁义道德，即所谓“文以载道”。由于韩愈的提倡，孟子的地位大为提高，开始成为孔子儒学的正统继承人。使唐代的经学未能有较多的新发展。
（2)今文经学派和 古文经学派

（3）五经指五部儒家经典著作，即《诗》（《诗经》）、《书》（《尚书》、《书经》）、《礼》（《礼记》）、《易》（《周易》）、《春秋》。汉武帝时，朝廷正式将这五部书宣布为经典，故称"五经"。
自东汉末年以后，战乱四起，儒家经典散佚，文理乖错。
3新书•艺文志背景 作者 一行法师
一行，是我国古代有数的天文学家，也是密宗教理的组织者。他生于唐高宗弘道元年（683），圆寂于唐玄宗开元十五年（727）十月，年仅四十五岁。
称之为唐代真正的书目原因大概是其将唐之史料详细地记录涉及政治需求成为唐之经典!(个人意见）说已成为重要文献，还有一部《新书艺文志》诗集一卷〔唐〕为许棠所著。

4（1)乾嘉学派，一般说来可以分成以惠栋为首的“吴派”和以戴震为首的“皖派”。吴派的学风即搜集汉儒的经说，加以疏通证明。它的特点是“唯汉是信”，即推崇汉代经说，遵循汉代经学研究，重视名物训诂、典章制度的传统。凡属汉学，就一概予以采纳而加以疏通解说。吴派的主要学者有沈彤、江声、余萧客、江藩、王鸣盛等（参见本书“吴派”条）。皖派则重视三礼（即《周礼》、《仪礼》、《礼记》）中名物制度的考证。此派的特点是从音韵、小学（即文字学）入手，通过文字、音韵来判断和了解古书的内容和涵义，即以语言文字学为治经的途径。他们在文字、音韵等方面作出了不少的贡献。此外，皖派也颇重视思想和理论，如戴震作《孟子字义疏证》就是例证。戴震的学生很多，以段玉裁和王念孙、王引之父子最为有名（参见本书“皖派”条）。

特点：作为治学的一个内容和方法，各代都存在。但乾嘉学派专门从事考据，把学术全部纳入考据的轨道，他们在考据和学问之间划一等号。他们反对宋明理学好发空论言之无物的弊病，走上从书本上寻找疑难问题进行考据的务实道路。所以在思想发展史上，他们建树不大，在学术研究方面，却有一定的造诣和贡献。

（5）类书是中国古代的网络全书，其编制方法系按类汇编群书，即将当时能搜集到的所有书中的内容拆散，重新按类或主题进行编排，以便需要时能快速地查到，如明代的《永乐大典》和清代的《佩文韵府》等，但历代类书的主流还是以分类为主。
6-40题改天发给你，我最近也在学有关这方面的内容，大家一起学！

Ⅳ 对中国古代文献学的认识

中国自古以来即重视文献及其整理,古典文献学渊源流长。学术界关于“校雠学即文献学”之论并不全面,校雠学和目录学都是古代的文献学。中国古典文献学有校雠文献学、目录文献学、广校雠文献学三大流派,三派均来源于孔子的整理典籍,至汉开始分流。校雠文献学注重文献的甄别与整理,以校勘为中心;目录文献学注重收集与整理、揭示与利用,以目录为中心;广校雠文献学重视文献的阐释与整理、编纂,以学科为中心,目录、校勘、版本只是其工具。中国古典文献学的主体是文献整理,“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是古典文献学的精华。
中国自古以来重视文献及其整理,文献起源之久远、种类之众多、数量之浩广、整理之频繁,蔚为大观。自孔子整理图书,由此产生了关于文献及其整理的专门学问——文献学。然而中国文献学的源流甚为复杂,大而论之,有古典文献学与现代文献学之分,笔者已作过专题研究。具体来说,古典文献学较现代文献学复杂,由于古典文献学之中门派交叉较多,学科争议不断,理清其源流本末,还需要作专门研究。
中国古典文献学有校雠文献学、目录文献学、广校雠文献学三大流派,三派均来源于孔子的整理典籍,到汉而开始分流。从三派的发展看,有一个共同特点:三派均始于汉,兴于宋,至清而鼎盛。由此可划分出中国古典文献学发展的四个时期:初创(先秦)、分化(汉—隋)、成熟(唐宋)、集成(元—清)。
校雠文献学与目录文献学同时产生于汉刘向、刘歆,在其发展中虽有不同侧重,但其关系甚密,并相互影响,只是因学派不同,理解各异,各自努力扩张并寻求分离,校雠目录之争由是而生。明确学派之分野,有利于解决纷争,取长补短。这两派各以校雠学、目录学自居,是近现代校勘学、目录学、版本学之本源。广校雠文献学产生于汉郑玄,几经扩大,直至以文献命名,现代“文献学”的产生与此不无关系。
校雠文献学讲文献甄别与整理,以校勘为中心；目录文献学讲收集与整理、揭示与利用,以目录为中心；广校雠文献学重视文献阐释与整理、编纂,以学科为中心,目录、校勘、版本只是其工具。校雠文献学侧重文献的内容方面,包括文字订正、探讨学术价值等,编定篇目是其成果之一；目录文献学侧重文献的形式方面,兼及校勘,群书目录是其主要成果；广校雠文献学侧重文献的编纂,包括文献的解释与重组。校雠文献学与目录文献学关心各门学术流别,重视学术广度,考网络之源流,具有学术史的功能,学术分类与文献分类密不可分；而广校雠文献学通常关系某一学科,重视学术深度,考一科之源流,体现学科史的功能,文献整理与学术思想融为一体。
中国古典文献学的主体是文献整理,校勘、版本、目录是文献整理的三个基点,“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是古典文献学的精华。经过文献学家各派的发展,积淀了丰厚的文献学思想,成熟了各分支学科,构筑了中国古典文献学的体系。继承中国古典文献学的优秀传统,开拓现代文献学,是中国文献学发展的必由之路。

Ⅳ 传统文献学的研究方法有哪些

传统曾经遭到意识形态的阉割，以致于我们除了做些典籍的贵族式研究，很难看到传统的踪影。以前的国学热仍旧是一种旁观者式的复归传统，毕竟我们的习俗、文化传承方式，以及各类文物被文革所破坏。如今，长期处于“传统”迷惘的上一代、这一代和下一代，又要面对全球化的冲击。看到很多人为中国加入全球化而欢欣鼓舞，心中颇多感慨。要知道，传统的困境又将进入“全球化”旗帜下西方现代文明的“合法”侵袭。本来，任何文化尤其弱势文化在全球化面前不堪一击，中国的情况更是如此。为了保护自己的传统，很多国家都有文化委员会（Council)，包括西方国家，还有相关的法律，这是政府层面的。反观中国，政府除了由于某些领导人的偏好做些弘扬民族文化的表示，并没有对传统文化做真正的、全面的考虑和保护。比如，古籍出版大量依靠市场选择，若大的中国对于自己悠久的文化典籍竟只有400万人民币的政府资助，何等的悲哀！地方政府也仅仅为了旅游来假造历史，对地方风俗、古迹的保护非常有限。传统文化类学术机构的正常运作缺乏资金和规范，从来没有哪个国家的学者像中国这样忙于建立所谓的新学科，在处理传统学科与现代课程的关系方面缺乏经验。藏于民间的传统文化，一天天衰弱，学者与民间的关系还是那么遥远。希望政府、学术机构（学者）和民间力量合作，在全球化进程中保有并丰富我们的传统文化。
谈了两个问题，一是对中国古典文献学学科内涵的认识。该学科是在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等传统学科的基础上，吸收现代文献学理论与方法而形成的学科。其内涵包括以下层次：传统的“小学”层面；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柢之书，即中国文化元典；历史地理学和官职等；在此基础上，才进入各个历史阶段、各种体裁的专门研究。二是研究中国古典文献学、培养古典文献学专业研究生的体会。首先要热爱本专业，认识所从事专业的重要性。该学科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一定要通过古籍整理的实践培养研究生。
一、对中国古典文献学学科内涵的认识

中国古典文献学是一门既古老、又年轻的学科。说它古老，是因为它涉及的内容是中国古代文化典籍，而对古代文化典籍的研究，太遥远的不说，从孔老夫子序《书》、记《礼》、正《乐》、订《诗》、解《易》、作《春秋》算起，少说也有两千五六百年的历史了。但是中国古代文献学家大多偏重于实践，不重视理论的探讨，所以除了唐初刘知几《史通》、清代章学诚《文史通义》《校雠通义》等少数几部带有理论探讨性质的著作之外，最早的文献学理论著作要算郑鹤声出版于1933年的《中国文献学概要》（商务印书馆）。但作为一门学科体系的确立，才是近二十年的事。所以它的内涵到底是什么，各家的认识并不一致，这一点，我们从全国高校研究生招生目录的古典文献学专业方向设置方面可以大致了解。

正因为古典文献学是有关中国古代文化典籍的研究与整理的学科，因此与古代文化各个分支的研究都有密切的关系，比如中国古代文学、汉语言文字学、中国古代哲学、中国古代史学、考古学等学科的研究内涵都与中国古典文献学有重合的部分。但是既然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它一定有自己独特的内涵。

我的理解，中国古典文献学是在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等传统学科的基础上，吸收现代文献学理论与方法而形成的学科，它为汉语言文字学、中国古代文学以及其它涉古学科提供有关典籍的基本理论知识和文献处理方法。所以它更测重“横”的规律的探讨，而不是像古代文学那样更重视“史”的规律的研究。

就其内涵的层次而言，至少包括以下层次：第一是传统的“小学”层面，即目录、版本、校勘，文字、音韵、训诂，这是古典文献学的基础。第二层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柢之书，即中国文化元典，像《尚书》《周易》《诗经》《左传》《老子》《论语》《庄子》《孟子》《荀子》《楚辞》等。第三是历史地理学和官职等，吕思勉曾说，历史地理学和官职之学是研究中国学问的两把钥匙。在此基础上，才进入各个历史阶段、各种体裁的专门研究。第四层是古典文学研究的基础学科，包括：古典文学基本资料的整理，如文学作品总集、历代作家别集的校点、笺注、辑佚、新编；作家、作品基本史料的整理研究，如撰写作家传记、文学活动编年、作品系年、以及写作本事、流派演变的记述与考证等；基本工具书的编纂，如古代文学家辞典、文学书录、诗词曲语词辞典、戏曲小说俗语辞典、文学典籍专书辞典、断代文学语言辞典等。这些研究是各类专题研究赖以进行的基本条件，具有相对的长期稳定的特点。

中国古典文献的内容如此之多，而且都是专门之学，一个人当然不可能样样精通。即使那些通人硕儒也是学有专攻的。但是在个人专门从事的学科方向上，力求“辨彰学术，考镜源流”，能够处于较前沿的境地。所以，作为浓缩了中国古典文献学各层次知识的《古典文献学》这门课，应当是硕士研究生的理论必修课。学习这门课的目的，就是要关注、跟踪相关学科的进展情况。这样，在自己的研究过程中，涉及到某一方面的问题，可以知道到哪里去寻找最重要、最权威的资料。

二、研究中国古典文献学、培养古典文献学专业研究生的体会

首先要热爱本专业、了解学习本专业的意义。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形势下，专业和经济效益关系十分密切。申请科研立项，申请经费资助，申报科研奖励，几乎每一项填表工作都有“能否创造经济效益”的问题。对研究学习古典文献学专业的人来说，遇到这类表格，往往十分尴尬，不知不觉当中，对自己所从事的专业的意义产生了怀疑，减少了学习的信心。所以，应当给同学讲清楚，对于一个民族来说，传统是它的根。传统典籍，则是传统文化的载体。因而传统文化的研究是一项寻求民族之根、筑造民族灵魂的伟大工作，它是社会主义新文化大厦的基础。中华民族，历经数千年而其文明传承没有间断，民族文字、民族典籍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试想，如果我们用的不是方块表义汉字，而是拼音文字，那么，我们面对粤语写的小说、吴语写的诗歌、闽南语写的散文等，恐怕只有经过九曲重译才能略知其大意一二。在这种情况下，有人说我们都是炎黄子孙，我们都是一个民族，那是无法理解的。

中国古典文献学是实践性很强的学科，所谓实践性强，主要指的在大量阅读原典基础上的整理实践。理论再多，那怕讲的头头是道，不亲自拿着古籍字酌句斟，午夜篝灯，残宵不倦，最终只能是纸上谈兵。所以，硕士研究生期间，在老师的指导下，认真仔细地校勘一些古籍，是非常必要的。它可以使研究生沉潜到典籍的最低处，了解它生成的最细微因素，就如同从事生物研究者对其研究对象进行细胞解剖一样。

当然，中国古典文献学并不排斥理论，实际上，没有理论，我们面对的古籍只能是一盘散沙。聚沙成塔是理论的伟大魔力。当前的中国古典文献学界，理论的建树处于低谷。古典文献学的学习和研究应当努力摆脱对一切现成理论的依傍，尽量从材料中发现问题。研究者应当沉潜于史料的宝藏之中，并将其上升到理论高度，提炼出理论结晶。研究的灵感应当来自典籍本身，不是用实证去证实现成的理论，而是从大量的古籍整理实践中提炼出自己的理论。

Ⅵ 明清文献学和考据学的特征是什么

考据又称考证、考正、考核、考信、考订、考鉴等，其初义是指对人或事物进行稽考取以据信，如《礼·学记》“中年考校”，《礼运》“以考其信”等；后引申为对书籍的考辨校订，如《史记·伯夷列传》“夫学者载籍极博，犹考信于六艺”，《南史·萧子显传》“考正同异，为一家之言”等。而以其为学术之专名，则始于宋人。如朱熹《答孙季和》信中论“读书玩理外，考证又是一种工夫，所得无几而费力不少”。又如《宋史·郑樵传》即称郑氏“好为考证伦类之学”，考证即考据，伦类则指编纂而言。
到了清代尤其是乾嘉时期，关于考据学之称名与界定，在学术界引起了激烈的争论。如戴震、段玉裁、凌廷堪等人常称考核学，《四库提要》多称考证学，孙星衍、江藩等人则称考据学，另有朴学、实学、汉学、制数学、名物典制之学等通称，近今人则多称为乾嘉学术或乾嘉考据学。这些称名皆以该学术的某一特征为命名之由，如称考据学、考证学、考核学是指其纠缪考辨、注重证据的治学特征；称朴学、实学是指其质朴求实、不尚虚谈的学术风气；称汉学是指其宗尚汉儒重小学训诂与名物考辨的学术特质；称制数学、名物典制之学则是指其注重辨名当物与考订典制；而称乾嘉学术或乾嘉考据学则是因其极盛于清代乾隆、嘉庆时期，故以时代为学术之代名。诸家称名相殊，界定各异。即考据学一词，各家所论也相去甚远，如段玉裁谓“考核者，学问之全体，学者所以学为人也。故考核在身心、性命、伦理之间，而以读书之考核辅之”；而戴震、姚鼐、章学诚等人则以义理、考据、词章三分学术，王鸣盛更以义理、考据、词章、经济四分学术，以义理归之宋，以考据归之汉，具体所论又大相径庭；又袁枚以“补苴掇拾之学”即钞撮辑佚之学为考据学；江藩则认为“考据者，考历代之名物象数、典章制度，实而有据者也”；而阮元更以广引博证经传旧文者为“浩博之考据”，以明辨音训精审会通者为“精核之考据”，等等 1。近现代学者或认为考据学仅为一种治学的方法，如钱穆在《〈新亚学报〉发刊辞》中即论其学“是一种求真相的学术，遇有疑难，必通考据”；而顾颉刚在《〈古籍考辨丛刊〉序》中则又认为考据学“以书籍为主，要彻底弄明白许多书籍的文字意义和社会意义，来帮助人们了解历史”，因此他建议应当称为“史料学”。诸家所论考据学之范畴，或概括学问之全体，或仅指学问之一端，大到无所不包，小到仅为名物典制之考辨，论者纷纷，莫衷一是。
如果总前人之论及乾嘉考据学家所治之学来看，笔者认为，考据学是对传统古文献的考据之学，包括对传世古文献的整理、考订与研究，是古文献学的主干学科。其学包括文字、音韵、训诂、目录、版本、校勘、辨伪、辑佚、注释、名物典制、天算、金石、地理、职官、避讳、乐律等学科门类，相对于古文献学而言，考据学一般不包括义理之学，但比今天学术界所常说的考据学广泛复杂得多。就乾嘉考据学而论，与历代不同之处在于：在考据学诸学科中，以小学为先导与枢扭，小学之中又绝重音韵学；四部书中经史子集兼治但又以经史为主；考据与义理兼治但又偏重考据；词章之学与释道之学被排斥在学术以外。此可称为“广义考据学”。而如江藩所云考历代之名物象数、典章制度，实而有据者，此可称为“狭义考据学”，近今人所论多指此而言。本书所论乾嘉考据学则是指“广义考据学”，而“狭义考据学”则包含在其中。
二
在中国两千年儒学发展史上，儒家经典的诠释与流布，主要以两种方式进行：即考据训诂的方式，推阐义理的方式。有了文字，有了书籍，有了对书籍的阐释，考据与义理两种训释方式便同时并生，共存发展，且互为消涨。就考据学而言，其学萌芽于先秦，初创于两汉，一盛于南宋，再盛于清乾嘉时期。乾嘉学者在进行探源工作时，也正是由清初而上溯，将考据学的根源追寻到了先秦。同时，对乾嘉考据学进行总结、整理、研究与评价，也并不始于近代，可以说，当时考据学家如焦循、凌廷堪、江藩、阮元等人就已经开始了对当代学术的总结与评价，焦、凌二氏之同名论文《辨学》等针对当时考据学发展之现状与流弊，已有了认真而求实的总结和反思，而江藩的《国朝汉学师承记》、《国朝经师经义目录》、《经解入门》，阮元主纂之《十三经注疏》、《皇清经解》、《国史·儒林传稿》、《畴人传》以及后来王先谦的《续皇清经解》，皮锡瑞的《经学历史》、《经学通论》等书更是总结与研究当代学术成果的代表之作，对近现代学术界了解与研究乾嘉考据学都产生过积极的影响。
然而，自嘉道之际，随着清王朝的衰微和今文经学兴起，在学术界义理之学又蔚为主流，考据学在高潮过后不仅走向了回落，而且从此受到冷遇，屡遭贬斥，对其学的研究也时断时续，或有或无。究其原因，一方面随着清廷的衰亡和列强的入侵，与清王朝盛衰相同步的考据学在社会各种矛盾空前激烈的情形之下，又适逢学术界各种学派交织相轧、门户之见如隔天地的时期，因之被加以“学术误国”的古老罪名，成为社会各界集中攻击的靶子，到本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甚至成为“烦琐”、“落后”、“反动”等的代名词，很少有人正视其学。另一方面，乾嘉时期距今不过二百余年，当时学者之著述大多数完整地留传到了今天，真可谓森森插架、浩如烟海；同时，乾嘉学者所治之学，上起先秦，下迄当时，凡经史子集之书，莫不泛览杂取，或博通诸学，或精于一家，加之其学又艰涩枯燥，不嗜声华。这些因素也为乾嘉考据学的整理与研究增添了不少难度。
直到80年代以来，这种状况才稍有好转，对清代学术尤其是乾嘉考据学的研究渐趋热门，至少是在表面上人们对其学表示了多方的关注，这当然与近些年来学术史研究的热热闹闹也有着密切的关系。学术界逐渐认识到，作为有清一代的主导学术和异于累代学术的鲜明特征，在中国古代学术史上，乾嘉考据学与先秦诸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义疏之学、宋明理学一样，有着很大的影响与重要的学术地位。同时，人们在探究近现代学术时，也开始认识到“五四”以来新的学术与文化并不像过去所表述的那样与前代毫无瓜葛，乾嘉时期学者的学术与思想对后来都起过或大或小的作用，而新文化运动前后的革命者或学者无论思想新旧，如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陈独秀、李大钊、蔡元培、胡适、鲁迅、钱穆、黄侃、刘师培等等，他们都不同程度地濡染过甚或接受了清儒之思想与治学方法。近年来人们的研究还表明，无论政治、经济还是学术文化上，18世纪都是一个不可忽略的时期，不对这一时期学术与思想进行梳理，则很难对其前后之学术与思想进行探源导流的工作。同时，面对今日学术界“玄谈”浮躁之风，人们也多多少少对乾嘉考据学家那种踏实勤奋、甘于寂寞、不趋名利的学术风气有了些微的致意。因之，那种把乾嘉考据学视为“异端”、“怪胎”的说法尽管仍时有声响，但对其学正视的学者日渐增多，人们对乾嘉考据学从认识到评价，逐渐走向了客观与平实。
但总起说来，对乾嘉考据学的总结、整理与研究还相当不够，这主要表现在一是对乾嘉考据学家的著述及他们的学术成果缺少系统的总结与整理，二是人们的研究尚多为从哲学、政治、历史及文化等外围对乾嘉考据学进行探究，或是在自己的研究中偶尔涉及考据学相关之问题。相对而言，对乾嘉考据学和当时考据学家本身的研究却少有专论，本书便正是试图在此方面做一尝试。

三

今天对传统国学包括乾嘉考据学进行研究，有着清人和清末以来人所不能及的许多便利条件。首先，清儒认为“圣人之言，万世无弊”，故“治经断不敢驳经”，而今人完全可以不受六经的拘牵；其次，清人治学，如顾炎武、陈启源等人看不到一部“始一终亥”的《说文解字》，即乾嘉学者也难以遍阅所谓“四部七阁”之书，而今天的图书资料与阅读条件则是他们所万难设想和不可比拟的；再次，前人治清学，往往处于政治与学术的纠葛之中，同时，又受今古文之争、汉宋之争、尊德性与道问学之争、考据与义理之争、信古与疑古之争等学派之争的制约，今天则完全可以摆脱这些门户之见的束缚；其四，自近现代以来在四部古籍的整理与研究方面成果甚为丰富，而文字、音韵、训诂、目录、版本、校勘、辨伪、辑佚、金石、职官、舆地、避讳、天算、乐律诸学科的研究也是成就斐然，即乾嘉学术的研究，也在梁启超、钱穆之同名著《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等书之后，海内外继起之作不断出现，近十余年来尤为突出。所有这些，都是今天研究的基础和津梁。因此，现在应该也有可能将乾嘉考据学的整理与研究工作做得更好。
乾嘉考据学兴起于明末清初，全盛于乾嘉时期，式微于晚清。本书的探究兼及有清一代考据学之发展脉络，而主要以乾嘉时期为主，所论人物上起康、雍时期的惠士奇、沈彤、惠栋、江永等人，下及道、咸时期的阮元、江藩、马瑞辰、陈奂诸人；其范围所含，主要指梁启超所论“正统派”，即以惠栋、戴震、钱大昕为代表的考据学家，浙东学派如章学诚，辨伪学派如崔述，桐城派如方苞、姚鼐，今文学家如庄存与、刘逢禄、龚自珍、魏源等，因其学术宗主与考据学派迥异，故不在讨论之列。
本书在方法上试图将古文献学研究与学术史研究相结合，对乾嘉考据学既从学术史的角度对其成因、兴盛与衰微作纵向的探讨，又对其方法、派别、代表人物、得失及学术地位等做横向的辨析，而考据学各学科特点与成就也散见于各章节的论述之中；在学术观点的提出及论证材料的运用上，本书遵信清儒实事求是、注重证佐的治学原则，注重以当时人的言论引证当时的学术，有的放矢，不为空言，同时兼重对乾嘉考据学思想及乾嘉学者本身思想的考察，力图历史地、真实地对乾嘉考据学进行全面论述。另外，本书尚有以下诸方面要向读者特别说明：
其一，本书对乾嘉考据学的论述，有一个很重要的立足点就是：将乾嘉考据学视为既是中国古代学术史上较盛的一代学术，又是学术史发展的必然结果，而不是“畸形”甚或“反动”的学术；将乾嘉考据学家视作有血有肉、直面人生的学人，而不是在淫威或屠刀之下苟活残喘、无有灵魂的僵尸。笔者最初也是在前人或时贤观点的影响下读清人之书，但后来发现这些观点与实际情况并不相符，故为纠其失，本书不惜在第一、二、四、八章中用大量的篇幅来讨论乾嘉考据学的成因及乾嘉学者之思想，这并不是有意标新立异，而是经过实事求是考察后所得之结果。
其二，本书所研究的是传统的论题，在方法上也不大趋新，这可能是今日的读者最难惬意的。乾嘉时人焦循谓“一代有一代之所胜，舍其所胜，而就其所不胜，皆寄人篱下者也”。陈寅恪先生的话，更为学界所熟知，他讲运用新材料研究新问题为“预流”，否则谓之“未入流”。处今日之世而治乾嘉考据学，显然既是“寄人篱下”，又未“入流”。然焦氏同时人凌廷堪又说，学术“当其将盛也，一二豪杰振而兴之，千百庸众忿而争之；及其既衰也，千百庸众坐而废之，一二豪杰守而待之”。此话与焦、陈二氏之语似相反而实相成，笔者不敢说自己就是待守的“豪杰”，但总觉得，自孔子至今，在中国古文献的整理与研究上，或者大点里说，在中国传统文化薪火相继的承传发展史上，两千来学者日积月累，不断舍旧创新的研究方法，其中有许多精华今天尚未很好地加以总结和利用，长此以往，传统国学之续与绝，其结果将不待智者而可知。笔者绝不反对在传统国学的研究中运用与借鉴国内外最新方法和最新成果，而且也尽力赴之，但如果将时下学术界盛行的“偷桃换李”魔术与“腾挪搬运”大法称为“一代之所胜”或“预流”的话，则笔者宁愿“寄人篱下”受“未入流”之讥，也不敢不愿以身趋之。此则请读者谅之。
其三，本书所论，主要是围绕乾嘉考据学内部理路的发展来论其兴衰成败，这是针对以往学者只是在其外围进行分析评判的不足而进行纠偏。然矫枉而过正，因此对其他方面的论述有所不够，此在王俊义先生的《序》中已经指出；同时，由于今人对乾嘉考据学的研究较少，本书也想尽量将方方面面的问题都提出来，或尽量发表一点自己的看法，或希望引起学界同仁的注意，然因求面面俱到，结果大有顾东弃西、掩膝露肘之失；各章节的论述，尽量避免重出互叠，故有时一个问题的探究，可能会出现在不同的章节中，如关于“古书通例归纳法”的讨论，既出现在第三章，又出现在第十章等等。这些在书中都尽量加了注释或提示。然零碎之嫌，恐亦难免。
上述诸弊，既有时日仓匆之因，更是学力不逮之故，读者罪我，无可置辩。因业师孙钦善先生与前辈王俊义先生在为本书所赐序文中，呵护弟子、鼓励后学，所以多谬奖之辞而少批评之语，然如人饮冰，冷暖自知，故笔者在此对本书之弊略加交待。乾嘉考据学研究的著述尚不多见，本书旨在于抛砖引玉，美玉所出之日，当然就是砖块弃置之时。倘能引起学术界对乾嘉考据学能有更多的关注与研究，就已达到了著者的一点微意。书中所论，多与前辈时贤不同，至其当否，尚热切希冀学界师长与同仁的批评指正。

Ⅶ 文献学理论专著有哪些

郭沫若主编《中国近代史稿》.

张海鹏（近代史研究所）

专著:

1、《中国近代史稿》（3册；合著），人民出版社，1978、1984
2、《简明中国近代史图集》，60/千，图：548/ 幅，长城出版社，1984.7
3、《中国近代史稿地图集》，地图出版社，1984.12 ；缩小本，中国地图出版社，1987.12
4、《中国军事史略》（合著 ），自撰65/千，军事科学出版社，1992.3
5、《追求集—近代中国历史进程的探索》（论文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
6、《<历史不能忘记>丛书：以史为鉴 面向未来--开篇语》（合著），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1999.9
7、《20世纪的中国.政坛风云卷》（合著），410/千，甘肃人民出版社，1999.12
8、《辛亥革命史话》（合著），95/千，社科文献出版社，2000.9
9、《刘大年集》（论文集），380/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12
10、《国耻百谈》（合著），中华书局，2001
11、《日本教科书问题评析》，298/千，社科文献出版社，2002.2
12、《二十世纪中国人文学科学术研究史丛书·中国近代史研究》（合著），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6
13、《东厂论史集—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评论与思考》（论文集），广东人民出版社，2005.11

Ⅷ 明代有哪些文献学家

明代文献学家简介
胡应麟（1551-1602），字元瑞，更字明瑞，自号少室山人，别号石羊生，浙江兰溪人。是明朝著名学者、诗人和文艺批评家，他在文献学、史学、诗学、小说及戏剧学方面都有突出成就。特别是其《少室山房笔丛•经籍会通》有古籍版本相关论述：“凡书之直之等差，视其本，视其刻，视其纸，视其装，视其刷，视其缓急，视其有无。本视其钞刻，钞视其讹正，刻视其精粗，纸视其美恶，装视其工拙，印视其初终，缓急视其时又视其用，远近视其代又视其方。合此七者参伍而错综之，天下之书之直之等定矣。”这就提出了一套比较概括的版本鉴定标准。值得注意，他还说：“余所见当今刻本，苏常为上，金陵次之，杭又次之，……其精吴为最。”已不是像藏家那样只注意宋本，并开始留意当代的版本问题。
钱谦益（1582-1664）字受之，号牧斋，又号蒙受、东涧遗老、别署簇后人、旧史官、石渠旧史、虞山先生、虞山老民、聚沙居士、绛云老人、敬他老人、海印弟子，江苏常熟人。明万历三十八年探花，授翰林院编修，崇帧年间，官至礼部侍郎。入清授礼部右侍郎管秘书院事，充修《明史》副总裁。仅五月而去官回籍。晚年以著述自娱。文名极盛，号为一代文宗。钱氏绛云楼藏书著名于明末清初。大江以南，藏书之富，必推绎云楼为第一。何焊记其藏宋元、旧抄本凡三干九百余部。中年构拂水山房，凿壁为架度其中。晚岁居红豆山庄，所藏书重加缮治，区分类聚，栖绛云楼上，大椟七十有三。其藏书之丰富，堪为世所罕见，后编《绛云楼书目》记其所藏之书。绛云楼后被火焚毁，损失严重，为我国文献史上一段惨史。
叶奕（1605-1665）字林宗，江苏吴县人，居洞庭东山之南沙乡，侨寓于常熟。叶万从兄。生于明万历三十三年，卒于康熙四年春，年六十一。好学多藏书，名与从弟叶万不相上下。“其为人质宜驾厚，性无所嗜好，独好书籍图史。凡羽陵宛委、二氏、四部之遗无不搜，山崖碑版、盘鉴、彝鼎之镑无不购。间有挟以求售者，虽数百里之远不惮往；损衣缩食不惮费；其未经梨枣者，或转相借贷，分手抄录不惮劳。放入其室者，见其堆积几案，纵横压叠，无非书也；见其焚膏宿火，据梧隐儿，无非丹黄也；见其传写正定、刊落误谬，无非善本也。” 其藏书处有覃思馆、松风书屋、宝稼轩等。
黄宗羲（1610-1695）字太冲，号梨洲，又号商雷，门人私谥文孝，浙江余姚人，居黄竹浦南雷，后移居周家埠。生于明万历三十四年，卒于清康熙三十四年七月初三，享年八十六，葬余姚安山。黄氏为明末清初大学问家，亦为大文献家。其父尝谓曰：“学者不可不通知史事，可读《献征录》。”宗羲遂自《明十三朝实录》，上溯《廿一史》，靡不究心，“旁求之九流百家，于书无所不窥者。愤科举之学锢人生平，思所以变之。既尽发家藏书读之，不足则抄之同里世学楼钮氏、淡生堂祁氏，南中则千顷斋黄氏，吴中则绛云楼钱氏，穷年搜讨。遍历通衢委巷，搜罗故书。薄暮，一童肩负而返，乘夜丹铅。次日复出，率以为常。” 所辑书有：《明史案》二百四十四卷、《明文案》二百十七卷、《明文海》四百八十二卷、《明文授读》六十九卷，又辑《续宋文鉴》、《元文钞》，未成而卒。
顾炎武（1613-1682）清初昆山（江苏省昆山县）人，生于明万历间，初名绛，字宁人，号亭林。耿介绝俗，与同里归庄善，有归奇顾怪之说。鲁王时与庄起兵勤王，官兵部职方郎中，兵败得脱。入清改名炎武，屡征不起，周游四方；眷怀故国，数谒明陵，后卒于华阴（今陕西省华阴县）。炎武学宗程朱，笃志六经，旁涉国家典制，郡邑掌故，以及天文仪象，兵农、河漕之属；专务敛华就质，探究原委，晚年研考证，兼嗜金石，著有《日知录》、《天下郡国利病书》等数十种。为清初著名思想家、学者。
黄虞稷（1629-1691），清目录学家、藏书家。明金陵（今江苏南京）人。字俞邰，一字楮园，号不缁道人。本籍晋江（今福建泉州），以父居中官南京国子监监丞，甲申闻变不食死，遂家上元（南京）。藏书千顷斋中，约六万余卷。虞稷又裒聚而附益之，不下数千卷。虞稷七岁能诗，号神童。康熙十八年（1679）举博学鸿儒，遭母丧不与试。昆山左都御史徐元文领修《明史》，疏荐召入翰林院，食七品俸，分纂列传及艺文志，辈下士夫率就之借书。二十三年（1684），徐乾学领修《一统志》，又荐充纂修，分纂福建全省。前后在馆十年，以劳卒。著《千顷堂书目》三十二卷。又曾与周在浚合编刻《征刻唐宋秘本书目》三卷。著有《楮园杂志》、《我贵轩集》、《朝爽阁集》、《蝉窠集》。室名有“千顷堂”、“朝爽阁”、“蝉窠”、“楮园”、“我贵轩”等。藏印有“黄虞稷印”、“俞邰”、“晋江黄氏父子藏书印”、“温陵黄俞邰氏藏书印”、“朝爽阁藏书记”、“温陵黄氏藏书”、“不缁道人黄虞稷印”、“千顷堂图书”、“虞稷”等。

Ⅸ 古典文献学的权威期刊都有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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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名： 文学教育
《现代中文学刊》是研究中国文学和文化的学术刊物，侧重于中国近代以来的文学和文化的研究。《学刊》鼓励中文学科内部各专业的贯通，鼓励中文学科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的交融，以弘扬人文精神、提倡学术创新、促进学术繁荣为宗旨。《现代中文学刊》设有“批评”、“书评”、“译文”和“史料”等栏目。
《中国文学研究》创刊于1985年，距今已有二十多年历史。它由湖南师范大学主办，是全国中文核心期刊，2006年入选CSSCI来源期刊，具有一定的权威性，在国内外影响较大。本刊是研究中国文学方面的学术刊物，主要由学术争鸣、文艺理论天地、古代文学研究、现当代文学研究、比较文学研究、研究生论坛、新书评介七大版块的内容构成，适合专业研究人士和一般文学爱好者阅读。
《中国作家》为大型文学刊物，专于中长篇精品小说和报告文学。创刊15年，刊载的文学作品获国家大奖的有30余篇。其中小说《血与铁》、《羊的门》和报告文学《黄河大移民》等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反响。此刊已于新千年由双月刊改版为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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