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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部典籍文献

发布时间: 2021-03-23 19:49:00

㈠ 历史文献资料有哪些

《尚书》现存史书中最古者。
《资治通鉴》[北宋]司马光
《秦会要》[清]孙楷

文学名篇《六国论》也可作为辅助
《史记》司马迁

比较,首先足一个时间概念 -切文献都是各种知识的记录。时间就好似一个链条,它以“现在”为线索.前于此时谓之“过去”,后乎此音谓之“将来”:时间即历史,过去时间中产生的文献叫历史文献;现在即当今的文献叫当代文献。而“现在”,这个时间链条,是极不稳定且稍纵即逝的。当文献学家着手对某种当代文献进行整理研究的时候,它实际已经成为历史的存在物。所以本书使用的“历史文献”的时间概念。从属于的文献都是历史文献”的命题,在收罗文献时、尽可能予延至现在,从古代至建国以来的五十年,均沦述之。

其次,从学科体系来看,广义历史学包括自然界的变迁以及最初人类会活动发展的过程。内容涵盖十分广泛,广义的历史文献。它包括世界上的一切著作,我们通常所说的历史文学专指人类社会史,即所谓狭义历史学。历史学典籍则指古代各个阶段分类分录中的史部典籍,以及现代文。史、哲、经等分类中的文学著作、任何目录分类,都是相对的。因此,史部以外各部其实多属于史学文献,古今学考早有论说。章学诚《报孙渊如书》称.“承询《史籍考》事、取多用宏,包经而兼子集,不特如所询地理之类已也。”可见串氏所著《史籍考>,已不限于四部分类的史部典籍;章氏又有”六经皆史”的论题、这是指《六经》皆为史料。早在两千年前.司马迁作《史记》,就以《六经》为史料。他提出了“颁协《六经》异传,整齐自家杂语”的命题,广泛取材。但是,如果把四部典籍都视为历史文献.则是广义历史文献,它与一切文献没合区别,而失之于混淆;如果固守史部类日,必又失之于偏狭c“混而合之则不清.拘而守之则已隘”(章学诚:烛考释例女),即所谓“过犹不及”,太广大狭都是弊病。本书考察的历史文献,以狭义的支部典籍为主体,而概述广义的四部文献,别择其中的历史学史料文献.主次分明。

㈡ 中国古代的典籍一般以“经,史,子,集”来加以区分,其中数量最多的是

说明一下,
经史子集四科之立,是从晋代就开始的,自隋书以下,历代艺文内志都是如此分容。最终集大成的,当然就是四库全书,但是他也不全。
重点强调,
最多的当然是子部,人太多了,一家之言都算是。
但最重要的是经部,经学是中国学问的核心,严格的讲,经学著作是古时一门学科内数量最多的,
在四库全书中,经学一类被遗的,是可观的。

㈢ 道教经典典籍有哪些

道教经典典籍有《道德经》(即《老子》)、《南华经》(即《庄子》)、《冲虚经》(即《列子》)、《清静经》、《关尹子》、《阴符经》等等。

1、《道德经》

《道德经》,春秋时期老子(李耳)的哲学作品,又称《道德真经》、《老子》、《五千言》、《老子五千文》,是中国古代先秦诸子分家前的一部著作,是道家哲学思想的重要来源。道德经分上下两篇,原文上篇《德经》、下篇《道经》,不分章,后改为《道经》37章在前,第38章之后为《德经》,并分为81章。

2、《庄子》

《庄子》又名《南华经》,是道家经文,是战国中期庄子及其后学所著。到了汉代以后,尊庄子为南华真人,因此《庄子》亦称《南华经》。其书与《老子》《周易》合称“三玄”。《庄子》一书主要反映了庄子的批判哲学、艺术、美学、审美观等。其内容丰富,博大精深,涉及哲学、人生、政治、社会、艺术、宇宙生成论等诸多方面。

3、《黄帝阴符经》

《黄帝阴符经》又称《阴符经》。李筌分为“神仙抱一之道”、“富国安人之法”、“强兵战胜之术”,全书以隐喻论述养生,愚者不察,谓兵法权谋等说或谓苏秦之“太公阴符之谋”皆离旨甚远。如《纯阳演正孚佑帝君既济真经》,通篇全部以军事术语写成,不知者初见会认定是一篇兵书。

4、《周易参同契》

《周易参同契》,是东汉魏伯阳所著,简称《参同契》,道教早期经典。全书托易象而论炼丹,参同「大易」、「黄老」、「炉火」三家之理而会归於一,以乾坤为鼎器,以阴阳为堤防,以水火为化机,以五行为辅助,以玄精为丹基等等,从而阐明炼丹的原理和方法,为道教最早的系统论述炼丹的经籍。

5、《清静经》

清静经,全称《太上老君说常清静经》,一卷;成书前皆为口口相传,不记文字,直至东汉年间,葛玄(164-244)笔录而成书;道教经典之一。经文大旨根据老子“清静无为”的理论推演而来,纯正理论学说,无神话色彩。经末附仙人葛翁、左玄真人、正一真人跋语。

㈣ 孔子的六部典籍被什么称什么

孔子说自己是“述而不著”,最有名的《论语》,也是由弟子编纂而成,可以说,孔子没有什么作品。

孔子是一位“儒”,是“儒家”创建人。刘歆说儒家“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六经就是《易》、《诗》、《书》、《礼》、《乐》(今佚)、《春秋》(鲁国编年史,起自公元前722年,讫于公元前479年即孔子卒年)。这些经的性质由书名就可以知道,唯有《易》是例外。《易》被后来儒家的人解释成形上学著作,其实本来是一部卜筮之书。

孔子与六经的关系如何。传统学术界有两派意见。一派认为,六经都是孔子的著作。另一派则认为,孔子是《春秋》的著者,《易》的注者,《礼》、《乐》的修订者,《诗》、《书》的编者。

可是事实上,无论哪一经,孔子既不是著者,也不是注者,甚至连编者也不是。可以肯定,在许多方面他都是维护传统的保守派。他的确想修订礼乐,那也是要纠正一切偏离传统的标准和做法,这样的例子在《论语》中屡见不鲜。再从《论语》中关于孔子的传说来看,他从来没有任何打算,要亲自为后代著作什么东西。还没有听说当时有私人著作的事。私人著作是孔子时代之后才发展起来的、在他以前只有官方著作。他是中国的第一位私人教师,而不是中国的第一位私人著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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㈤ 中国著名文献古籍有哪些

我国古籍目录数量多、种类多,内容极其丰富。如果从目录编制的体例看,大致可分如下三种:
第一种,部类前后有小序,书名之下有解题。解题又叫叙录或提要。它的作用是叙述作者生平,概括全书大旨,品题得失,考辨讹谬。这种既有序又有解题的目录,不仅剖析学术流别,而且提要钩玄、举其大旨、“故虽书有亡失,而后之学者览其目录,犹可想见全书之本末”(朱彝尊《曝书亭全集》卷四十四),因此在学术上有很高的价值,历来被学者们所推重。流传至今的有宋代晁公武《郡斋读书志》、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元代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清代官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等。这种解题目录始于刘向的《别录》和刘歆的《七略》,到宋代时已趋于成熟,《郡斋读书志》与《直斋书录解题》就是标志;而清代所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更加完善,成为解题目录的集大成者。
第二种,部类前后有小序,书名之下无解题。这种目录,价值在于小序。小序条辨流别,申明大道,叙列九流百家之学,使人得以由委溯源,考辨学术源流。流传至今者,有《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
第三种,只记书名,无小序、解题。如宋代郑樵《通志·艺文略》,清代张之洞《书目答问》,唐以下各史《经籍志》、《艺文志》,以及一些私人藏书目。郑樵《通志·艺文略》的宗旨是:“类例分,则百家九流各有条理,虽亡而不能亡也。”“类例既分,学术自明,以其先后本末具在”(郑樵《通志.校雠略》)。郑樵反对每书之下必有解题,认为这是“泛释无义”、“文繁无用”,主张从目录的分类来体现学术源流的本末先后。他排斥目录中的解题,未免失之偏颇,但他所编《艺文略》,分类之间剖析流别,秩然有序,确实体现了“类例既分,学术自明”这一原则。张之洞的《书目答问》“分别条流,慎择约举。视其性之所近,各就其部求之。……令其门径秩然”(《书目答问》略例),其编排之法与郑樵的原则相吻合。因而在只记书名的目录当中,《通志·艺文略》和《书目答问》为人们所重视,具有一定的价值。
由此可见,考辨学术源流是我国目录学的正宗及优良传统。
此外,从目录的形成及目录的体制看,又可分为官修目录、史志目录、私人藏书目录等三种。
第一种官修目录,这种目录是在国家藏书的基础上编制成的。历代封建统治者,在政权趋于巩固、国家安定的情况下,往往着手整理文化典籍,当然也为了对人民实行思想统治。从汉代至清代,历代王朝大都搜集天下遗书、编制全国性的综合目录。这种目录由于是政府组织编修,因而无论人员的配备,还是书籍资料的搜集,都雄厚而充实,特点是书籍著录完备,包罗宏富。如《群书四部录》(唐开元初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等。但由于成于众手,往往失于疏漏,这是一个缺点。
第二种史志目录,这种目录是历代史官在修史时,根据同时期的国家藏书修成的。目的是记一代藏书之盛,把一个时代的学术文化情况作为历史的一个方面记录下来,和正史一同流传。自从班固首创《汉书·艺文志》,开了正史中记载目录的先例,历代修史者相沿不绝。如《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宋史·艺文志》、《明史·艺文志》等。从汉代到清代,史志目录一直是我国目录学发展史中一支重要的流派。可据以考见一代学术源流及典籍的存亡,在历代官修目录大部分佚失的情况下,同史书一同流传下来的历代史志目录就更显得珍贵了。
第三种私人藏书目录,这种书目是以私人藏书为基础编制的。限于各方面的力量,它不如官修目录的完备、宏富,但它可以补官修目录及史志目录之阙,特别是私人所著的解题目录,在补阙这一点上尤其重要,如《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这两部目录著录的书籍,后来大多佚失;但由于这两部目录都有解题,因而“古书之不传于今者,得藉是以求其崖略;其传于今者,得藉是以辨其真伪,考核异同”(《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成为“考证之所必资”的重要目录。
我国古代目录的种类,如果从它的性质上看,也可以分为三种,即综合目录、专科目录、特种目录。
第一种综合目录最为常见,一般都按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分类。历代官修目录、史志目录、私人藏书目录、通常都属于综合目录。
第二种专科目录是伴随着科学文化的逐步发展,适应人们对某一学科进行不断深入的研究的要求而产生的专业性目录。我国最早的专科目录是汉武帝时杨仆的《兵录》。后来,与历代学术的兴盛相适应,产生了各种不同的专科目录。汉魏以来,文学开始繁荣。晋初产生了荀勗的《杂撰文章家集叙》、挚虞的《文章志》。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开始盛行,由于我国有儒家独尊的传统,佛教仍被视为异端,佛经在目录中没有地位,这反而促使佛经目录向专门化发展。晋代释道安的《综理众经目录》、齐梁间释僧祐的《出三藏记集》,都有一定的价值。史籍目录兴起于唐代,金石学目录源于宋代,时代愈晚,专科目录愈多,也愈加专精。如清代朱彝尊的《经义考》、谢启昆《小学考》,都是质量较高的好目录。
第三种特种目录是性质特别而又不限于一科的目录。如丛书目录,目前最完善而使用又方便的是上海图书馆一九五九年出版的《中国丛书综录》。禁书目录,有陈乃乾所编《索引式的禁书总录》。版本目录,有清代钱曾《读书敏求记》、邵懿辰《(增订)四库简明目录标注》等。敦煌写本目录,有商务印书馆编的《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是目前最好的敦煌遗书目录。另外还有地方志目录、善本目录、词曲目录、辨伪目录等等。
如果我们熟悉并且掌握各种目录的不同性质及其特点,在学习、研究、整理古代典籍的过程中,将会心中有数,目标明确,驰骋自如。

㈥ 史部典籍文献的分类

【诏令奏议类、一诏令之属】太祖高皇帝圣训、太宗文皇帝圣训、世祖章皇帝圣训、圣祖仁皇帝圣训、世宗宪皇帝圣训、世宗宪皇帝上谕八旗、世宗宪皇帝上谕内阁、世宗宪皇帝朱批谕旨、唐大诏令集、两汉诏令
【诏令奏议类二、奏议之属】范文正奏议、包孝肃奏议集、尽言集、谠论集、左史谏草、商文毅疏稿、王端毅奏议、马端肃奏议、关中奏议、胡端敏奏议、杨文忠三录、何文简疏议、垂光集、孙毅庵奏议、玉坡奏议、南宫奏稿、讷溪奏疏、谭襄敏奏议、潘司空奏疏、两河经略、两垣奏议、周忠愍奏疏、张襄壮奏疏、靳文襄奏疏、华野疏稿、宋名臣奏议、历代名臣奏议、名臣经济录、名臣经济录、御选明臣奏议 【传记类一、圣贤之属】孔子编年、东家杂记
【传记类二、名人之属】晏子春秋、魏郑公谏录、李相国论事集、杜工部年谱、杜工部诗年谱、绍陶录、金佗?编、象台首末、魏郑公谏续录、忠贞录、诸葛忠武书、宁海将军固山贝子功绩录、朱子年谱
【传记类三、总录之属】古列女传、高士传、卓异记、春秋臣传、廉吏传、绍兴十八年同年小录、伊洛渊源录、宋名臣言行录前集、名臣碑传琬琰之集、钱塘先贤传赞、庆元党禁、宋宝祐四年登科录、京口耆旧传、昭忠录、敬乡录、唐才子传、元朝名臣事略、浦阳人物记、古今列女传、殿阁词林记、嘉靖以来首辅传、明名臣琬琰录、今献备遗、百越先贤志、元儒考略、钦定宗室王公功绩表传、定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钦定八旗满洲氏族通谱、钦定胜朝殉节诸臣录、明儒学案、中州人物考、东林列传、儒林宗派、明儒言行录、史传三编、闽中理学渊源考
【传记类四、杂录之属】征南录、骖鸾录、吴船录、入蜀记、西使记、保越录、粤闽巡视纪略、松亭行纪、扈从西巡日录
【史钞类】两汉博闻、通鉴总类、南史识小录、北史识小录
【载记类】吴越春秋、越绝书、华阳国志、邺中记、十六国春秋、别本十六国春秋、蛮书、钓矶立谈、江南野史、江南别录、江表志、江南馀载、三楚新录、锦里耆旧传、五国故事、蜀梼杌、马氏南唐书、陆氏南唐书、吴越备史、安南志略、十国春秋、附录、朝鲜史略、越史略
【时令类】岁时广记、御定月令辑要 【地理类一、宫殿簿之属】三辅黄图、禁扁
【地理类二、总志之属】元和郡县志、太平寰宇记、元丰九域志、舆地广记、方舆胜览、明一统志、大清一统志
【地理类三、都会郡县之属】吴郡图经续记、乾道临安志、淳熙三山志、吴郡志、新安志、剡录、会稽志、赤城志、宝庆四明志、海盐澉水志、景定严州续志、景定建康志、咸淳临安志、至元嘉禾志、昌国州图志、延祐四明志、齐乘、至大金陵新志、无锡县志、姑苏志、武功县志、朝邑县志、岭海舆图、滇略、吴兴备志、钦定热河志、钦定日下旧闻考、钦定满洲源流考、钦定皇舆西域图志、钦定盛京通志、畿辅通志、江南通志、江西通志、浙江通志、福建通志、湖广通志、河南通志、山东通志、山西通志、陕西通志、甘肃通志、四川通志、广东通志、广西通志、云南通志、贵州通志、历代帝王宅京记
【地理类四、河渠之属】水经注、水经注集释订讹、水经注释、吴中水利书、四明它山水利备览、河防通议、治河图略、浙西水利书、河防一览、三吴水利录、北河纪、敬止集、三吴水考、吴中水利全书、钦定河源纪略、仑昆河源考、两河清汇、居济一得、治河奏续书、直隶河渠志、行水金鉴、水道提纲、海塘录
【地理类五、边防之属】筹海图编、郑开阳杂著
【地理类六、山水之属】南岳小录、庐山记、赤松山志、西湖游览志、桂胜、钦定盘山志、西湖志纂
【地理类七、古迹之属】洛阳伽蓝记、吴地记、长安志、洛阳名园记、雍录、洞霄图志、长安志图、汴京遗迹志、汴京遗迹志、武林梵志、江城名迹、营平二州地名记、金鳌退食笔记、石柱记笺释、关中胜迹图志
【地理类八、杂记之属】南方草木状、荆楚岁时记、北户录、桂林风土记、岭表录异、益部方物略记、岳阳风土记、东京梦华录、六朝事迹编类、会稽三赋、中吴纪闻、桂海虞衡志、岭外代答、都城纪胜、梦粱录、武林旧事、增补武林旧事、岁华纪丽谱、吴中旧事、平江记事、江汉丛谈、闽中海错疏、蜀中广记、益部谈资、颜山杂记、岭南风物记、龙沙纪略、台海使槎录、东城杂记
【地理类九、游记之属】游城南记、河朔访古记、徐霞客游记
【地理类十、外纪之属】佛国记、大唐西域记、宣和奉使高丽图经、诸蕃志、溪蛮丛笑、真腊风土记、岛夷志略、朝鲜赋、海语、东西洋考、职方外纪、赤雅、朝鲜志、皇清职贡图、坤舆图说、异域录、海国闻见录
【职官类一、官制之属】唐六典、翰林志、麟台故事、翰苑群书、南宋馆阁录、玉堂杂记、宋宰辅编年录、秘书监志、翰林记、礼部志稿、太常续考、土官底簿、词林典故、钦定国子监志、钦定历代职官表
【职官类二、官箴之属】州县提纲、官箴、百官箴、昼帘绪论、三事忠告、御定人臣儆心录 【政书类一、通制之属】通典、唐会要、五代会要、宋朝事实、建炎以来朝野杂记、西汉会要、东汉会要、汉制考、文献通考、明会典、七国考、钦定大清会典、钦定大清会典则例、钦定续文献通考、钦定皇朝文献通考、钦定续通典、钦定皇朝通典、钦定皇朝通志、元朝典故编年考
【政书类二、仪制之属】汉官旧仪、大唐开元礼、谥法、政和五礼新仪、政和御制冠礼、政和五礼新仪、绍熙州县释奠仪图、大金集礼、大金德运图说、庙学典礼、明集礼、?宫礼乐疏、明臣谥考、明谥纪汇编、明宫史、幸鲁盛典、万寿盛典初集、钦定大清通礼、皇朝礼器图式、国朝宫史、钦定满洲祭神祭天典礼、钦定南巡盛典、八旬万寿盛典、历代建元考、北郊配位尊西向议、庙制图考
【政书类三、邦计之属】救荒活民书、熬波图、钱通、捕蝗考、荒政丛书、钦定康济录
【政书类四、军政之属】历代兵制、补汉兵志、马政纪、钦定八旗通志
【政书类五、法令之属】唐律疏义、大清律例、史部政书类六、考工之属、营造法式、补遗、钦定武英殿聚珍版程式
【目录类一、经籍之属】崇文总目、郡斋读书志、遂初堂书目、子略、直斋书录解题、汉艺文志考证、文渊阁书目、授经图义例、钦定天禄琳琅书目、千顷堂书目、经义考
【目录类二、金石之属】集古录、金石录、法帖刊误、法帖释文、籀史、隶释、隶续、绛帖平、石刻铺叙、法帖谱系、兰亭考、兰亭续考、宝刻丛编、舆地碑记目、宝刻类编、古刻丛钞、名迹录、吴中金石新编、金薤琳琅、法帖释文考异、金石林时地考、石墨镌华、金石史、钦定重刻淳化阁帖释文求古录、金石文字记、石经考、万氏石经考、来斋金石刻考略、嵩阳石刻集记、金石文考略、分隶偶存、淳化秘阁法帖考正、竹云题跋、金石经眼录、石经考异
【史评类】史通、史通通释、唐鉴、唐史论断、唐书直笔、通鉴问疑、三国杂事、经幄管见、涉史随笔、六朝通鉴博议、宋大事记讲义、两汉笔记、旧闻证误、通鉴答问、历代名贤确论、历代通略、十七史纂古今通要、学史、史纠、御批资治通鉴纲目、御批续资治通鉴纲目、评鉴阐要、钦定古今储贰金鉴。

㈦ 求十个出名历史古典文献名词解释,例如《四书五经》、《四库全书》、《永乐大典》

1.十通:是指我国古代十部闻名的政书,包括:唐代杜佑根据刘秩所编《通典》,宋代郑樵编纂的《通志》,元代马端临的《文献通考》,清朝的《续通典》、《续通志》、《续文献通考》、《皇朝(清)通典》、《皇朝(清)通志》、《皇朝(清)文献通考》和清末刘锦藻所编《皇朝(清)续文献通考》。“十通”使我国几千年的古代典章制度有了系统完整的记载。
2.四分法指关于典籍文献的四部分类法。起源于魏晋之际,初步成熟于东晋时期。唐初修《隋书?经籍志》,继承前代,正式确立经、史、子、集名称,概括各类书籍性质内容。
3.元朝马端临积二十余年功力著成《文献通考》,为一部著名的典章制度通史。与杜佑《通典》、郑樵《通志》并称为“三通”。
4.《通志》,宋郑樵撰。本书是仿《史记》的体例,收罗上起传说中的三皇、下迄隋唐之史料而编成的一部通史著作。高宗绍兴三十一年(公元1161年)成书。全书200卷,附考证3卷,内容极广,包括了本纪、年谱、世家、列传、载记和二十略。其中纪传终于隋,礼乐刑政诸略止于唐,艺文、校雠二略止于北宋。此书发凡起例,贯穿各史书志,包举历代典章制度、学术源流,提供了有关古代社会和自然的各种知识,在史学上颇有贡献。其最大价值在于“二十略”,除礼、职官、选举、刑法、食货五略多据前人典章加以论述外,余下十五略多为阐述个人见解,而且氏族、六书、七音、都邑、昆虫草木等五略为旧史所无,艺文、校雠、图谱、金石等略亦颇有可取之处,有较高的文化史、学术史价值。有商务印书馆1935年影印本,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年重印本。
5.《古今图书集成》 清陈梦雷原编,蒋廷锡奉敕校补,是我国现存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体例最完善、用途最广的一部类书。雍正三年(公元1725年)编成。全书10000卷,分为历象、方舆、明伦、博物、理学、经济等六汇编。汇编之下又分32典,典下分部,共6117部,每部设有“汇考”、“总论”、“图表”、“列传”、“艺文”、“选句”、“纪事”、“杂录”、“外编”等项,无者缺之。它集古代图书之大成,搜罗古代社会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文学、艺术、哲学、宗教、历史、地理,以及天文、气象、地质、矿产、农业、牧业、渔业、手工业、工程技术、数学等各方面的资料,其中保存明代文史资料特多,西学传入也多有反映。此书不仅收罗丰富,而且分类细密,体例完善,检索甚为方便.
6."十三经注疏正义“ 宋佚名编,清阮元撰校勘记,嘉庆二十年(1815年)南昌府学刊本,中华书局1982年据原世界书局缩印本影印出版。十三经为儒家的经典著作,历代注疏本甚多,且单独成书。南宋绍兴间始有合刊本,共416卷。包括:《发表于 2009-08-24 02:36:44 引用 1 楼 周易正义》、《尚书正义》、《毛诗正义》、《周礼注疏》、《仪礼注疏》、《礼记正义》、《春秋左传正义》、《春秋公羊传注疏》、《春秋谷梁传注疏》、《论语注疏》、《孝经注疏》、《尔雅注疏》、《孟子注疏》。 ... 周易正义》、《尚书正义》、《毛诗正义》、《周礼注疏》、《仪礼注疏》、《礼记正义》、《春秋左传正义》、《春秋公羊传注疏》、《春秋谷梁传注疏》、《论语注疏》、《孝经注疏》、《尔雅注疏》、《孟子注疏》。
7.
蜀本:宋代四川地区所刻的书,世称“蜀本”。蜀本特点是:字体多似颜体,字画肥劲朴厚,结构架势雄浑壮丽,版式疏朗悦目。版心大都是白口,左右双栏,没有耳子。版心下端多有刊工姓名。纸张雪白,校勘精当,可与浙本相媲美。宋叶梦得《石林燕语》评宋刻本书:“天下印书,以杭州为上,蜀本次之,福建最下”。由于在宋末元军进攻四川时大肆焚毁抢掠,因而蜀本流传至今,比浙本、建本要少得多了。蜀本中又可分为成都本、眉山本。
8.四书五经是四书和五经的合称,是中国儒家的经典书籍。四书又称为四子书,是指《论语》、《孟子》、《大学》和《中庸》。五经是《诗经》(《诗》)、《尚书》(《书》)、《礼记》(《礼》)、《周易》(《易》)和《春秋》等五本儒家经典的合称,是“六经”、“七经”、“九经”、“十二经”、“十三经”的一部分。
9.四库全书》是乾隆皇帝亲自组织的中国历史上一部规模最大的丛书。1773年5月1日,清朝开设《四库全书》编纂馆。 由总纂官纪昀(晓岚)穷毕生精力,率三百六十位一流学士成书于公元1782年3月12日,该书包括经、史、子、集四部,3461种书目,79039卷,总字数将近10亿,可谓超级文化大典。《四库全书》为后代学者研究中国古代文化提供了较完善的文献资料。
10.永乐大典 《永乐大典》,编撰于明永乐年间,历时六年(1403—1408年)编修完成,初名《文献大成》,是中国最大的一部类书。全书22937卷,11095册,约3.7亿字,它保存了14世纪以前中国历史地理、文学艺术、哲学宗教和其他网络文献,汇集了古今图书七八千种,是一部集大成的旷世大典,与法国狄德罗编纂的网络全书和英国的《大英网络全书》相比,都要早300多年。《永乐大典》屡遭浩劫,正本不知去向,副本今存不到800卷,约为原书的4%,《大英网络全书》称之为“世界有史以来最大的网络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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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施(公元前390年-公元前317年)即惠子,战国时期周朝宋国(今河南商丘)人,战国时期著名的政治家、辩客和哲学家,是名家思想的开山鼻祖和主要代表人物。
惠施是合纵抗秦的最主要的组织人和支持者。他主张魏国、齐国和楚国联合起来对抗秦国,并建议尊齐为王。
魏惠王在位时,惠施因为与张仪不和而被驱逐出魏国,他首先到楚国,后来回到家乡宋国,并在宋国与老乡庄子成为朋友。公元前三一九年魏惠王死后,由于东方各国的支持,魏国改用公孙衍为相国,张仪失宠离去,惠施重回魏国。惠施作为合纵的组织人,他在当时各个国家里都享有很高的声誉,因此经常为外交事务被魏王派到其它国家,曾随同魏惠王到齐的徐州,朝见齐威王。他为魏国制订过法律。
惠施的著作没有能够流传下来,因此他的哲学思想只有通过其他人的转述而为后人所知。其中最重要的是他的朋友庄子的著作中提到的他的思想。其中最主要的有“历物十事”。他主张广泛地分析世界上的事物来从中总结出世界的规律。
除了《庄子》外,《荀子》、《韩非子》、《吕氏春秋》等书中也有对他思想的记载。
合同异是中国古代战国时期名家的一派学说,以惠施为代表,认为“天与地卑,山与泽平”,万物“毕异”本为“毕同”,并无区别。出自:《庄子·历物十事》
惠施和邓析、公孙龙一样,是名家的重要代表人物,也和墨家一样,曾努力钻研宇宙间万物构成的原因。据说,南方有个奇人叫黄缭的,曾询问天地不塌不陷落以及风雨雷霆发生的原因,惠施不假思索,立刻应对,“遍为万物说”(《庄子·天下篇》)。
庄子曾说惠施“以坚白鸣”(《庄子·德充符篇》),批评惠施“非所明而明之,故以坚白之昧终”(《庄子·齐物篇》)。可知惠施的论题,主要的还是有关宇宙万物的学说。他的著作已经失传,只有《庄子·天下篇》保存有他的十个命题。
惠施的十个命题,主要是对自然界的分析,其中有些含有辩证的因素。他说:“至大无外,谓之大一;至小无内,谓之小一。”“大一”是说整个空间大到无所不包,不再有外部;“小一”是说物质最小的单位,小到不可再分割,不再有内部。
这和后期墨家一样认为物质世界是由微小的不可再分割的物质粒子所构成。万物既然都由微小的物质粒子构成,同样基于“小一”,所以说“万物毕同”;但是由“小一”构成的万物形态千变万化,在“大一”中所处的位置各不相同,因此又可以说“万物毕异”。在万物千变万化的形态中,有“毕同”和“毕异”的“大同异”,也还有事物之间一般的同异,就是“小同异”。他把事物的异同看作相对的,但又是统一在一起的,这里包含有辩证的因素。
惠施有些命题是和后期墨家争论的。后期墨家运用数学和物理学的常识,对物体的外表形式及其测算方式作了分析,下了定义。
《墨子·经上》曾说:“厚,有所大。”认为有“厚”才能有体积,才能有物体的“大”。而惠施反驳说:“无厚,不可积也,其大千里。”认为物质粒子(“小一”)不累积成厚度,就没有体积;但是物质粒子所构成平面的面积,是可以无限大的。后期墨家曾经严格区分空间的“有穷”和“无穷”,《墨子·经说下》说:“或不容尺,有穷;莫不容尺,无穷也。”认为个别区域前不容一线之地,这是“有穷”;与此相反,空间无边无际,这是“无穷”。而惠施反驳说,“南方无穷而有穷”,就是说南方尽管是无穷的,但是最后还是有终极的地方。后期墨家认为“中”(中心点)到相对的两边的终点是“同长”的。
《墨子·经上》说:“中,同长也。”而惠施反驳说:“我知天下之中央,燕(当时最北的诸侯国)之北,越(当时最南的诸侯国)之南是也。”因为空间无边无际,无限大,到处都可以成为中心。后期墨家认为同样高度叫做“平”,《墨子·经上》说:“平,同高也。”而惠施反驳说:“天与地卑(“卑”是接近的意思),山与泽平。”因为测量的人站的位置不同,所看到的高低就不一样。站在远处看,天和地几乎是接近的;站在山顶上的湖泊边沿看,山和泽是平的。
惠施把一切事物看作处于变动之中,例如说:“日方中方睨(“睨”是侧斜的意思),物方生方死。”太阳刚升到正中,同时就开始西斜了;一件东西刚生下来,同时又走向死亡了。这种看法在一定程度上认识了事物矛盾运动的辩证过程。但是他无条件地承认“亦彼亦此”,只讲转化而不讲转化的条件,这样就否定了事物的质的相对稳定性,不免陷入到相对主义的泥坑中去。
庄子有着旷达的心境,视富贵荣华有如敝屣。其高超之生活情趣,自然超离人群与社群。无怪乎在他眼中,“以天下为沉浊,不可与庄语”。‘天下’既然如此,就只好“独与天地精神往来”了。
像庄子这样绝顶聪明的人,要想找到一两个知己,确是不容易。平常能够谈得来的朋友,除了惠子之外,恐怕不会再有其他的人了。他们都好辩论,辩才犀利无比;他们亦很博学,对于探讨知识有浓厚的热诚。
惠子喜欢倚在树底下高谈阔论,疲倦的时候,就据琴而卧(“倚树而吟,据槁梧而暝”),这种态度庄子是看不惯的,但他也常被惠子拉去梧桐树下谈谈学问(“惠子之据梧也……”),或往田野上散步。
一个历史上最有名的辩论,便是在他们散步时引起的:
庄子和惠子在濠水的桥上游玩。庄子说:“小白鱼悠闲地游出来,这是鱼的快乐啊!”惠子问:“你不是鱼,怎么知道鱼是快乐的?”庄子回说:“你不是我,怎么知道我不晓得鱼的快乐。”惠子辩说:“我不是你,固然不知道你;准此而推,你既然不是鱼,那么,你不知道鱼的快乐,是很明显的了。”庄子回说:“请把话题从头说起吧!你说:‘你怎么知道鱼是快乐的’云云,就是你知道了我的意思而问我,那么我在濠水的桥上也就能知道鱼的快乐了。”(《秋水》)
庄子和老子的思想并成“老庄哲学”,足见庄子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地位之高。但是这个辩论中,庄子犯了一个重要的错误,惠子依据庄子的逻辑类比反驳之后,庄子才想起回到开头的话题直接反驳,证明前面庄子已经犯了一个错误,庄子的反驳是无效的,即自己的反驳无效之后,庄子才想起回到开头直接反驳。所以,综合考量,这个辩论中,肯定不能说庄子胜了,庄子顶多和惠子打成平手。
庄子对于外界的认识,常带着观赏的态度。他往往将主观的情意发挥到外物上,而产生移情同感的作用。惠子则不同,他只站在分析的立场,来分析事理意义下的实在性。因此,他会很自然地怀疑到庄子的所谓“真”。
庄子与惠子的辩论,如果从“认知活动”方面来看,两人的论说从未碰头;如果从观赏一件事物的美、悦、情这方面来看,则两人所说的也不相干。而只在不同的立场与境界上,一个有所断言(“知道鱼是快乐的”),一个有所怀疑,(“你既然不是鱼,那么你不知道鱼的快乐,是很显然的!”)他们在认知的态度上,便有显著的不同;庄子偏于美学上的观赏,惠子着重知识论的判断。这不同的认知态度,是由于他们性格上的相异;庄子具有艺术家的风貌,惠子则带有逻辑家的个性。
庄子与惠子,由于性格的差异导致了不同的基本立场,进而导致两种对立的思路──一个超然物外,但又返回事物本身来观赏其美;一个走向独我论,即每个人无论如何不会知道第三者的心灵状态。
庄子与惠子由于基本观点的差异,在讨论问题时,便经常互相抬杠,而挨捧子的,好像总是惠子。在《逍遥游》上,庄子笑惠子“拙于用大”;在《齐物论》上,批评他说:“并不是别人非明白不可的,而要强加于人,所以惠子就终身偏蔽于‘坚白论’”(“非所以明而明之,故以坚白之昧终”);《德充符》上也说惠子:“你劳费精力……自鸣得意于坚白之论。”这些批评,庄子都是站在自己的哲学观点上,而他最大的用意,则在于借惠子来抒发己意。
另外《秋水》篇记载:惠子在梁国做宰相时,庄子去看他,谣言说庄子是来代替惠子的相位。惠子心里着慌,便派人在国都内搜索了庄子三天三夜。后来庄子去见惠子,对他讲了一个寓言,把他的相位比喻猫头鹰得着臭老鼠而自以为美。这故事恐怕是他的学生假托的,不过庄子与惠子,在现实生活上确实有很大的距离;惠子处于统治阶层,免不了会染上官僚的气息,这对于“不为轩冕肆志,不为穷约趋俗”的庄子,当然是很鄙视的。据说惠子路过孟诸,身后从车百乘,声势煊赫,庄子见了,连自己所钓到的鱼也嫌多而抛回水里去。( 《淮南子·齐俗训》)
他们两人,在现实生活上固然有距离,在学术观念上也相对立,但在情谊上,惠子确是庄子生平惟一的契友。这从惠子死后,庄子的一节纪念词上可以看出:
庄子送葬,经过惠子的坟墓,回头对跟随他的人说:“楚国郢人捏白士,鼻尖上溅到一滴如蝇翼般大的污泥,他请匠石替他削掉。匠石挥动斧头,呼呼作响,随手劈下去,把那小滴的泥点完全削除,而鼻子没有受到丝毫损伤,郢人站着面不改色。宋元君听说这件事,把匠石找来说:‘替我试试看。’匠石说:‘我以前能削,但是我的对手早已经死了!’自从先生去世,我没有对手了,我没有谈论的对象了!”(《徐无鬼》)
惠子死后,庄子再也找不到可以对谈的人了。在这短短的寓言中,流露出纯厚真挚之情。能设出这个妙趣的寓言,来譬喻他和死者的友谊,如此神来之笔,非庄子莫能为之。《战国策》是这样记载的:张仪逐惠施于魏。惠子之楚,楚王受之。冯郝谓楚王曰:“逐惠子者,张仪也。而王亲与约,是欺仪也,臣为王弗取也。惠子为仪者来,而恶王之交于张仪,惠子心弗行也。且宋王之贤惠子也,天下莫不闻也。今之不善张仪也,天下莫不知也。今为事之故,弃所贵于雠人,臣以为大王轻矣。且为事耶?王不如举惠子而纳之于宋,而谓张仪曰:‘请为子勿纳也。’仪必德王。而惠子穷人,而王奉之,又必德王。此不失为仪之实,而可以德惠子。”楚王曰:“善。”乃奉惠子而纳之宋。
惠施是战国时的名士。《战国策·魏二》、《韩非子.说林上》记载说,惠施的友人田需一度受到魏王的器重和宠用,惠施于是告诫他说:“你一定要很好地对待魏王身边的人。比如那杨树,横着栽下能生存,倒着栽下能生存,折断栽下它也能生存。但是如果十个人栽它而一个人拔它,那它就难以生存了。十个人栽这一易生之物,却抵不过一个人的破坏,原因就在于栽起来困难,而拔除它很容易。你今天虽然能使自己受器重于君王,但如果想要除掉你的人多了,你必定就很危险。”
《庄子·天下》说:“惠施多方,其书五车。”是说他知识渊博,书也很多。有个名叫黄缭的人问惠施“天地所以不坠不陷、风雨雷霆之故”,他不假思索,随口回答,说得头头是道,可惜他的著作早已失传,否则当是最有价值的科学遗产。
《庄子》保存了惠施的“历物十事”,即分析物理的10个命题。《荀子》、《韩非子》和《吕氏春秋》等书也保存了一些惠施著作的片断。我们分析惠施的思想,主要是根据《庄子·天下》的“历物十事”。惠施和邓析、公孙龙一样,是名家的重要代表人物,也和墨家一样,曾努力钻研宇宙间万物构成的原因。
据说,南方有个奇人叫黄缭的,曾询问天地不塌不陷落以及风雨雷霆发生的原因,惠施不假思索,立刻应对,“遍为万物说”(《庄子·天下篇》)。庄子曾说惠施“以坚白鸣”(《庄子·德充符篇》),批评惠施“非所明而明之,故以坚白之昧终”(《庄子·齐物篇》)。可知惠施的论题,主要的还是有关宇宙万物的学说。他的著作已经失传,只有《庄子·天下篇》保存有他的十个命题。 惠施有些命题是和后期墨家争论的。后期墨家运用数学和物理学的常识,对物体的外表形式及其测算方式作了分析,下了定义。
《墨子·经上》曾说:“厚,有所大。”认为有“厚”才能有体积,才能有物体的“大”。而惠施反驳说:“无厚,不可积也,其大千里。”认为物质粒子(“小一”)不累积成厚度,就没有体积;但是物质粒子所构成平面的面积,是可以无限大的。后期墨家曾经严格区分空间的“有穷”和“无穷”,《墨子·经说下》说:“或不容尺,有穷;莫不容尺,无穷也。”认为个别区域前不容一线之地,这是“有穷”;与此相反,空间无边无际,这是“无穷”。而惠施反驳说,“南方无穷而有穷”,就是说南方尽管是无穷的,但是最后还是有终极的地方。后期墨家认为“中”到相对的两边的终点是“同长”的。《墨子·经上》说:“中,同长也。”而惠施反驳说:“我知天下之中央,燕之北,越之南是也。”因为空间无边无际,无限大,到处都可以成为中心。
后期墨家认为同样高度叫做“平”,《墨子·经上》说:“平,同高也。”而惠施反驳说:“天与地卑,山与泽平。”因为测量的人站的位置不同,所看到的高低就不一样。站在远处看,天和地几乎是接近的;站在山顶上的湖泊边沿看,山和泽是平的。惠施把一切事物看作处于变动之中,例如说:“日方中方睨,物方生方死。”太阳刚升到正中,同时就开始西斜了;一件东西刚生下来,同时又走向死亡了。这种看法在一定程度上认识了事物矛盾运动的辩证过程。但是他无条件地承认“亦彼亦此”,只讲转化而不讲转化的条件,这样就否定了事物的质的相对稳定性,不免陷入到相对主义的泥坑中去。
《庄子·天下篇》称“惠施多方,其书五车,其道舛驳,其言也不中。”足见其著书、藏书之多,是有文献记载以来最早的藏书家之一。因为竹书体积较大,收藏有五车竹简图书,后人的“学富五车”典故即由此而来。另一说解释为:“其书五车”,是说他著的书有五车之多。《汉书。艺文志》著录《惠子》一篇,已佚。
惠施为战国时代“名辩”思潮中的思想巨子,与公孙龙共同将名辩学说推向顶峰。并且为中国古代的逻辑空间的发展和认识。为对哲学形而上学的判断提倡了一种方式方法。而且使对事物的本质的认识具有重要的贡献。对老庄“无为”逻辑认识作出了解说的可能,甚至成为对刑法之术进行认识的逻辑前提。而且很多学术观点都可以通过其基本原理进行推理。
惠施仅因庄子而得以传其学问,现无法深悉其貌,惠施学问,庄子虽有微言,却崇敬有加,惠施死后,庄子慨叹道:“自夫子之死也,吾无以为质矣,吾无与言之矣!”

㈨ 求经典的古代文献典籍

十三经。
《十三经》是儒家文化的基本著作,就传统观念而言,《易》、《诗》、《书》、《礼》、《春秋》谓之“经”,《左传》、《公羊传》、《谷梁传》属于《春秋经》之“传”,《礼记》、《孝经》、《论语》、《孟子》均为“记”,《尔雅》则是汉代经师的训诂之作。这十三种文献,当以“经”的地位最高,“传”、“记”次之,《尔雅》又次之。 十三种儒家文献取得“经”的地位,经过了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在汉代,以《易》、《诗》、《书》、《礼》、《春秋》为“五经”,官方颇为重视,立于学官。唐代有“九经”,也立于学官,并用以取士。所谓“九经”包括《易》、《诗》、《书》、《周礼》、《仪礼》、《礼记》和《春秋》三传。唐文宗开成年间于国子学刻石,所镌内容除“九经”外,又益以《论语》、《尔雅》、《孝经》。五代时蜀主孟昶刻“十一经”,排除《孝经》、《尔雅》,收入《孟子》,《孟子》首次跻入诸经之列。南宋硕儒朱熹以《礼记》中的《大学》、《中庸》与《论语》、《孟子》并列,形成了今天人们所熟知的《四书》,并为官方所认可,《孟子》正式成为“经”。至此,儒家的十三部文献确立了它的经典地位。清乾隆时期,镌刻《十三经》经文于石,阮元又合刻《十三经注疏》,从此,“十三经”之称及其在儒学典籍中的尊崇地位更加深入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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