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学善本

Ⅰ 求《四库提要叙讲疏》经部总叙的翻译

《四库提要叙讲疏》经部总叙的翻译如下：

经禀报圣上裁决，下垂型万世，删定的旨意，如日中天，不能容忍他的赞述。所论述的，解释经书的说法而已。从汉京以后将近两千年，儒家的沿波。他开始专门传授，递禀师承，不仅解释传说，没有人敢不同，就篇章字句，也恪守所听到，他学习务实严谨，及其弊端的限制。

王弼、王肃逐渐持不同建议，流风所扇，有人相信或怀疑，过孔、商人、啖、赵以及北宋孙复、刘敞等人，各自谈论，不相统辖。洛闽相继发生，道学大昌，摆脱汉唐，只有研究义理，凡经师旧说，都排斥认为不值得相信，他学习努力分辨是非，及其弊端的机构。

学脉旁分，攀援越来越多，驱除异己，致力于制定一尊，自从宋末用到明初，他学见异不迁，当他败坏了党。

张先生言本书旨在介绍了一些常见的必读历史书籍，替有志研国史的青年们指出一些读史门径和研究方法。

(1)文献学善本扩展阅读：

《四库提要叙讲疏》在课堂讲稿基础上整理而成。其自序称：“往余为大学文科讲授国学概论，即取《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叙》四十八篇为教本。对历史文献加以整理和研究，是中国最古老的一门学问。

《四库提要叙讲疏》作者简介：

张舜徽（1911～1992），湖南沅江人，中国现代著名历史学家、文献学家，长于校勘、版本、目录、声韵、文字之学。出生书香世家，自幼由父亲自授业，后又转益多师，从小到大，走的是自学之路。

Ⅱ 什么是古籍善本

很多人认为善本就是存世量稀少的古籍，但是古籍善本的重点在“善”，在文献学上，“善”与存世量并没有关系。

这里的善本是指校勘精良，印刷考究的古籍，这种古籍称作善本。

Ⅲ 谁限制了一个学者使用善本的权利

2005年的文章，原文在这里
2005年3月9日，在学术批评网上出现了一篇题为《究竟是“图书馆”还是“藏书馆”？——发生在苏州图书馆古籍部的故事》的网文。这篇近万字的文章讲述了作者向苏州图书馆借阅一善本古籍遭遇的种种挫折，在文章的最后，作者漆永祥发出一连串强烈质疑：

“古籍与文物收藏单位常常设置种种障碍，使读者无法看到想看的东西，这样做合不合理？合不合法，是不是一种侵权行为？作为读者，我们到底有何权利？又如何维护我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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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利？到底如何做，才是对古籍真正的保护？

这篇网文马上被转贴到著名论坛“天涯社区”的“闲闲书话”上，数日功夫，关于此事的帖子就有几千的点击率、三四百个跟帖，大家对这件北大学者借阅古籍遭拒的“小事”表示出了莫大的关注。网友借着此事辩护的有之、质疑的有之、谩骂的有之、泼污水的有之，长久以来，大家对图书馆的一些不满和微妙态度，仿佛在这里找到了一个发泄口。

谁是？谁非？记者通过对当事人苏州图书馆古籍部、北京大学中文系古籍研究所副教授漆永祥老师进行了采访，并寻找相关人士对此事进行解读。

事件的对与错并非关键，重要的是，在喧嚣和争辩过后，我们是否能从此事中得到启示，是否对图书馆这样的公共服务机构的制度完善，有所裨益？

漆永祥：“我针对的，是整个图书馆界存在的问题”

漆永祥对此事的说法，主要体现在他的这篇网文上。大意如下：

漆永祥从事清《汉学师承记校笺》课题的研究，已有八年，去年9月间，他了解到清广东新会人曾文玉纂有《国朝汉学师承续记》8卷《国朝经师经义续总目》1卷，全书4册，孤本完整地保存在苏州图书馆。在去苏图之前，漆永祥打了电话给苏图古籍部，简单说明他目前正在进行《汉学师承记》及其续纂诸书的研究，表示非常想复制或者抄录全书，并且拍摄几张书影。接电话的是善本部负责人孙中旺，他表示馆方对善本书尤其是像曾书这样的孤本，有严格的规定，就是不允许拍照、不允许复制、不允许抄录，要合作需要馆长批准。因馆长不在，漆永祥于是在国庆节后再打了一个电话。孙中旺表示馆长已经知道了，但仍是不许抄录全书。漆永祥挂了电话。

此后不久，漆永祥遇到南方某大学德高望重的一位老教授，老教授答应帮忙联系疏通此事；稍后，苏州某大学的一位校领导也主动说能帮上忙。大概过了个把月的时间，两边都传来消息说：书可以看，也可以拍一二张书影，但全部复制或者抄录，仍然坚决不允许。此事拖过了春节，漆永祥又写了一封信给苏州图书馆，表明自己确是深入研究这一课题的学者，希望得到该馆所藏曾文玉此书，最后表示愿意只部分复制，其余抄录或者全部抄录，并愿意按章付费。信中还说明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北大图书馆均曾答应让其抄录孤本。两周后他接到孙中旺回信，信中也很客气地表明：“本馆规定，全部复制或全抄《汉学师承续记》是不可能的，这一切都为更好保护善本书，非有任何经济目的。”

漆永祥觉得很受伤。于是，他写了长达万言的网文，质疑：“我一直想不通，为什么苏图方面会如此傲慢又霸道地拒绝一位渴望从他们馆中抄录一部稿本以用来研究的学人？”他公布了自己的电子信箱，表示愿意和大家一起来探讨这个话题。

通过电子邮件，记者联系上了漆永祥。漆永祥很忙，不过还是很快就回了信，他对网友们只注意分析他的文风，而不是讨论图书馆的制度问题表示很失望，因为他针对的，是整个图书馆界存在的问题。

可惜，在通过三四次邮件后，漆永祥仍执意不愿把电话告诉记者，不愿接受采访，记者同时通过其他途径曲折地找到漆老师的办公电话和家庭电话，但打了四天却始终未能打通。在记者的多次来信并附上采访提纲之后，漆永祥礼貌而客气地说自己目前在忙着书的出版，愿暂时退出事非，不作回应。

苏州图书馆负责人：“即使漆永祥明天就来苏图，我们仍然欢迎”

当事人之一的苏州图书馆孙中旺倒是很方便就联系上了。他告诉记者，目前尚没有人就此事找过他，漆永祥在发表这篇网文时也没有跟他打过招呼，他还是听朋友说起才知道的。“看到这篇网文，我觉得很委屈，我认为尊重是相互的。”对此事，苏图馆长邱冠华也表示古籍部有自己的规定，他信任并赞同专业人员的处理。

孙中旺认为，这个事件很简单，是漆永祥把事件复杂化了。问题的关键是，图书馆的制度不允许对孤本进行全部复制和抄录，而漆永祥要求为他破例，希望能全部复制。

孙中旺说了他对那篇网文的感觉：“漆老师在网上发表这篇长文很激愤，但目的不明确：如果他是认为我服务态度不好，那么，他应该找到我的上级部门对我投诉；如果他认为是图书馆的制度有问题，那么就应当向上级主管部门或者行业协会进行投诉。这才是一种理性的态度。但漆永祥把这件事情放大了。我认为学者也需要建立一种制度意识，即使不满，最好也要依合法渠道来投诉，不应强调我们应为他破例。”他特别指出，漆永祥因为自身学术研究的需要，希望苏州图书馆方面尽快把此书结项，这个要求也是不合理的。“因为我们有我们的工作计划，不可能因为某个读者的需要就去出版某书，打乱工作计划。”他这样说。

漆永祥在文中提到因为此事时说，苏图已对他高度警惕。但孙中旺矢口否认这种猜测：“我没有答应让他全抄孤本，这与他的态度没有任何关系，而是我们的制度。只要漆老师来苏图看书，我们照样欢迎，按章办事。”他表示，苏图每年读者有150万，每天都有4000多读者，态度千差万别，电话也很多，他们一般不会记得住一个读者的咨询电话，更不会因某个读者打过电话来就不让他看书。

孙中旺说，这半年，漆永祥只打过两次电话通过一封信。其实只要漆永祥亲自过来，就会看到，看善本书很方便，还可部分抄录。举个例子，有本《易筋经》，有个工人拿着读者卡，说正在研究，我们也照样给他看。只是，因为没有恒温和恒湿的物质条件，现在苏图对善本的保存条件很有限，所以只能限制复印。

“本馆规定所有善本书一律不许复制或全抄。”苏图的这条图书馆条例，是在国家的《图书馆工作条例》下，参照北京图书馆、上海图书馆等制定的。《图书馆工作条例》中也说明各馆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制定相应的管理条例。全国各地都有图书管理办法，各图书馆对善本管理是通行的，对全抄和全录都有限定。馆长邱冠华认为，相比较而言，苏图应该算是图书馆里管理比较宽松的了。“我们规定，复制善本书不允许超过1／3，有的图书馆甚至规定复制不得超过5％、10％。”

而这种限制读者借书的制度是否合理？地方文献学硕士出身的孙中旺表示，孤本是文物，也是国有财产，借阅和全部复制孤本，涉及到所有权问题也牵涉到版权问题，需要有国家相关部门的审批，所以，大家对孤本的开发和合作都非常慎重。对于善本书，我们可以部分抄录，但不允许全部复制，否则对善本的版权不能保护了。而馆长邱冠华也告诉记者，古籍的版权范围不仅是内容，还包括版本、包括校注。

公共图书馆也是公有财产，没有图书馆不欢迎读者。孙中旺认为，书籍的所有权归属国家，使用权属于图书馆。目前公用图书馆对善本书的保护和开发还有矛盾，开发应在保护的条件下进行。目前因恒温恒湿等物质条件还不具备，只好减少开发。孤本是文物，如果不好好保护，破坏了就没有了。邱冠华表示，不能说“国家的财产属于老百姓，我是老百姓，我就拥有这部书的版权。同样，不能因为图书馆是公共服务部门，就要无条件满足每一个人的要求。这与博物馆很相似。博物馆的文物不能摸，不可能因为你是纳税人就可以提要求，有时满足个人就可能破坏其他人的利益，服务机构只能满足大多数人。”

漆文中质疑为何苏图能“为《续修四库全书》、《四库存目丛书》等大型古籍整理工程提供了百余部底本”，而不对一个学者给予方便？对此，邱冠华解释说：“现在，中国文化部正在实施一项善本再造工程，我们也在配合。出版社来联系我们，必须要有文化部的正式公函，我们才能把书调出来。这是一项全国的文化工程，有一百多个图书馆都在配合，不单是我们。这些善本通过影印等方法再造后，原本就不再出库了。”

“可惜，现在新的法律法规还未出来，我们也希望能出版一部全国通用的《图书馆法》，那我们就有了直接的依据工作了。”孙中旺这样说。

在这次“苏图事件”的网络传播的过程中，苏图始终是缺席的。苏图方面表示：学术批评网没有经过核实就把文章给发表出来了，这不是一种负责任的态度。不反击，是因为自己没有做错，不需要澄清，更不需要对骂。

原文摘登

究竟是“图书馆”还是“藏书馆”？

——发生在苏州图书馆古籍部的故事

图书馆，按今人的解释，就是搜集、整理、收藏各种图书、期刊资料和音像制品，供读者阅览的机构。然而在我们国内的一些图书馆，却仍然未摆脱古代一些私家藏书楼的恶习，把馆藏品尤其是善本古籍当成一己之私物，严锁深藏，设置障碍，使读者难以得一阅，成为真正的“藏书馆”。笔者半年来在苏州图书馆古籍部的遭遇，就是一个最典型的例子。

……

苏州图书馆是国立的公共图书馆，他们没有任何权力拒绝我前往抄书。抄书是中国书籍传播史上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有许多经典都是通过传钞留下来的。在过去，书商手头有了好书，学者无力购置，但可以借观然后抄录，甚至在上面题跋。清修《四库全书》完成后，乾隆帝命钞成数份，分藏各地，尤其是照顾到南方江浙一带为文人汇集之地，特命分藏江南之书，寒畯士子们可以到馆中钞阅(因为那时没有复制技术)。这些古往今来的书林故事，孙中旺先生们并不是不知，但其做法竟不如古时一介书商。孙先生们自己可以“坐拥书城”而任情翻阅这些善本，却严拒读者复制与抄录，岂不怪哉！即便有所谓的“规定”，我们认为那只能是真正的“霸王条款”！

……

在美国的图书馆，中文古籍是可以随手在架上任读者抽阅的，如果他们馆中没有，馆方会花钱通过馆际互借的方式借到你想看的书，他们认为读者想看而本馆没有，这才是有失“本馆尊严”。我在日本的皇家图书馆宫内厅书陵部、东京大学、早稻田大学、京都大学、韩国汉城学大学奎章阁、新加坡国立图书馆、宝岛台湾的中央图书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傅斯年图书馆、文哲所图书馆、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等大馆中，也随手翻翻过，甚至在某些馆中复制或抄录过这些馆藏的善本古籍，其中不乏宋元珍籍，工作人员总是很快找到你想要的书，然后微笑着轻轻的离去，当你提出复制某一部分时，也总是很快地得到你想要的复制件，也不用付很高的复制费。在这些图书馆中，我的确感受到了我作为读者的尊严。

……

我想在国内，凡是与古籍收藏单位打过交道的人，都或多或少地遇到过像苏州图书馆古籍部这样的藏书单位。无论你是德高望重的老教授，还是稚气未脱的小青年，无论你是坐车、骑车还是走路，无论你是从万里、千里还是咫尺，无论你是亿万富翁还是身无分文，当我们身上带着一大摞像身份证、工作证、借书证、介绍信、项目合同书等一系列足以证明我们是学者而不是劫匪的东西，就差再带上户口本或者在脸上刻字，然后去到某些图书馆看书的时候，我们总是会一路嘀咕：我带的手续齐全吗？他们会让我看吗？我能看原书吗？我能看到多少？能让我复制吗？能让我抄录吗？会收我很高很高以至于天价的所谓“底本费”吗？我们总是心怀惴惴地前往，又常常两手空空地返回。

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们才能放心地、无所顾虑地、不用轨弯转角地前往各地图书馆，查阅、复制与抄录所需要的古籍，获得我们应有的权利，受到应有的尊重，得到应得的尊严！

作者：漆永祥

编者注：原文长达近万字，本报从中节选作者陈述观点的部分内容。全文请参见“学术批评网”或“天涯论坛”(www.tianyaclub.com)之“闲闲书话”版。

业内人士：“如果能有人抄录整理出版，我们会很高兴的。”

广东中山图书馆特藏部主任林子雄

我们一直对古籍的保护比较严格，需要持单位介绍信、本人身份证才能借阅，如果是借善本，还需要有注明本人的研究方向的证明。

因为善本比较珍贵，一般是1795年以前的刻本、民国前的手抄本才是善本，我们认为这种规定对于保护这些善本文物是很有必要的。其实我们图书馆的管理比较宽松，常有一些大学生开个证明，就可以来我们这里借阅古籍来写论文了。

按全国统一规定，善本不能复印，因为善本怕受热，需要加以保护。但我们对于抄录没有规定。毕竟，偷偷地全抄的人是很少的，我们认为不必设防。我们馆藏的古籍有40万册，约有3万多种，但古籍的出版较冷门，真正能出版的并不是很多，比如，华南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有一位老师，他告诉我们想出版一本清康熙刻本钱以垲的善本《岭海见闻》，但因为不能复印，所以他每天就大老远地从学校来中山图书馆抄录，用复写纸一页一页地抄，回头还要一遍一遍地校对，这让我们挺感动的。在书的前言里，他注明此书在我馆收藏，并提到他抄录此书的过程。通过这种方式出版的书不只一本，我们觉得这是一件好事。

我们对善本的保护还是比较注意的。中山图书馆里，善本书库是惟一有空调的书库，防火防盗，而且，其他书库的防火装置是水灭火，而善本书库的防火装置是气体灭火。南方的气候很潮湿，我们就用樟木柜来装善本，同时还放上防虫药。此外我们还有一些规定，比如阅读时只能用铅笔，不能用签字笔、圆珠笔和钢笔，以防把书点污。

现在，大量的古籍都已影印出版了，如果没有影印本的话，我们也很乐意为读者借出善本。而且，中山图书馆一直保持着看善本不收费的原则。

总的来说，藏书是为了用，藏而不用还不如不藏。我们很欢迎读者来我们这里看书。对于善本管理，我想，加快这些古籍的影印出版，对于保存善本，也是一种贡献。

专家解疑

骆伟中山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情报学系教授，著有《广东文献综述》，2002年被广东图书馆学会颁予“杰出贡献奖”，在图书情报上有突出建树。

问题一：什么是善本？

善本是指乾隆以前出的书。其中刻印精良、流传较少的书又是珍贵善本。其中，国内只剩一本的叫海内孤本，全球只有一本的叫(海内外)孤本。这些书一般都缩印拍照了。

善本书只有在省市级的图书馆，综合性大学或专门大学图书馆里才有。古书都是手工纸，酸碱度与现在的机器书不同，事实上，手工纸保存的时间比机器纸保存的时间更长：机器纸保存的时间不会超过一百年。但古代纸的保存也存在问题，南方的潮湿天气、北方的沙尘暴都会伤害书本身。据我所知，中山大学图书馆、中山图书馆就有50％的古籍版本都有虫蛀和霉烂现象。

问题二：关于善本的保存和借阅，国家有何规定？

善本总是处于保管和利用之间。古代重保管轻利用，以前的书都秘而不宣，著名的如宁波天一阁。这种制度一直影响到现代的图书馆。

现在国家规定，凡是善本书和革命文献，和一些解放前的旧报纸；国家都列为重点保护对象，全部拍照，一般不再给读者提供原件。去年，国家又提出善本再造工程(主要是针对宋元版的书)，有了影印本以后，就不再使用原书了。

对于善本的借阅问题，各馆不一样，北京图书馆、上海图书馆等大馆更严，规定读者只能用铅笔做记录，不允许用钢笔、圆珠笔，不能带水和饮料，不能吸烟，掀书页不能沾口水……在北京、上海等大图书馆里借阅善本是要收钱的，目前，中大图书馆和中山图书馆都不收钱。

问题三：善本是否允许复制或抄录？版权问题如何？

抄录一般要求不超过1／3，这是文化部的规定，目的是保护版权。同时，也不允许完整地复制善本，只能复制一定的比例。

一些古籍需要整理出版，有专门的古籍整理委员会，把这些都纳入国家的古籍整理规划中，而不是个人行为。图书馆的藏和用是有矛盾的。其实，藏书都是为了利用，图书馆的功能是为广大读者服务的。实际操作中，各馆制度不一样，有的重藏轻用，有的是重用轻藏。我认为，如果是一般的古籍而非孤本或等级较高的善本(善本也分等级)的话，就应允许专业学者对其进行整理；如果是孤本，则涉及到文物保护和版权问题，就应经过国家相关部门的准许才能进行开发和出版。

省(自治区、市)图书馆工作条例

(文化部1982年12月1日)

附：相关条例

第六条省馆收藏的书刊资料是国家财产，受法律保护，任何人不得侵占，其它单位不得任意调出。

第七条省馆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满足读者对书刊资料的合理需要。要加强读者服务工作，要文明礼貌服务，不断提高服务效率和服务质量。

第八条省馆应根据不同的服务对象，确定图书的借阅范围。除根据中央和国家出版主管部门规定对某些书刊停止公开借阅外，不得另立标准，任意封存书刊。

善本、孤本以及不宜外借的书刊资料，只限馆内阅览，必要时，经批准可向国内读者提供复制件。

第二十九条各省馆应根据本条例的精神，制定本馆各项工作的规章制度。

第三十条本条例原则上也适用于拥有百万册以上藏书的其它大型公共图书馆。

收藏于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南宋蜀本《南华真经》(上图)及宁宗内府雕刊的残本《文苑英华》(下图)，属海内外孤本，特别受到学者的器重。为使这批珍贵古籍得以妥善保存，该馆采用光盘来储存善本书籍的内容，一则可以减少书籍因翻阅而损毁，进而延长其寿命，二则可提供读者更方便、更迅速的检索与使用。该馆希望将来能通过网络让资料得到更广泛的流通。

记者手记

让善本真正得到善用

宁波天一阁是中国现存年代最早的私家藏书楼，始建于明嘉靖四十年。范钦为了保护藏书而订立了严格的族规，规定“代不分书，书不出库”。然而，这个规矩终于还是因为黄宗羲破了，这位清乾隆时期的著名思想家，不仅阅读了天一阁的全部藏书，还为天一阁藏书整理编目作出了贡献。此后，徐健庵、万季野、冯南耕、陈广陵、全祖望等著名学者和藏书家便接踵而至，争相抄读，天一阁终于名颂一时，为它后来补充藏书起到了良好示范作用。看来，即使是定规，也非铁板一块。

天一阁本是私人藏书，他爱借不借，都是私事，别人管不着；而图书馆，则是国家公共服务机构，藏书的目的就是为广大读者服务，借与不借，读者们就有权利要求一个说法了。

事关古籍文物，确有一个保护以及开发的矛盾。对于善本古籍，国家和各个图书馆都制定了相关条款进行保护，很多都是有必要的，比如“湿度大时善本不出库”、“翻阅古籍不得用钢笔，要戴上附送的白手套”……但是，善本借出就要收取三五十元，善本复印要收取底本费、复印费另算，而且各馆各行其是，不见得有利于善本的保护。在采访过程中，我们发现，是否允许“全部抄录、复制”各馆的执行都不一致，即使这是一个制度，但是这个规定是否完善是否合理，则是可商榷的，甚至应该有相关的听证会，让更多读者有机会表达自己的意见。而且，像有些图书馆那样，欢迎个别有学术能力和出版能力的专业学者整理出版善本，这种对暂时没有精力和资金照顾到所有善本开发的图书馆和国家来说，本身就功德无量。

矛盾并非不可调和。我们要求的，并非图书馆对某个学者破例，破坏制度，而是，应该制定出更合理、更完整的制度。如今，连天一阁私人藏书楼都正在建成一个小型的图书馆，面对读者和游客开放了。也许，某些学者的建议比较合理：一般的古籍，应允许专业学者进行整理；珍贵善本，应在经过上报相关主管部门批准后允许学者进行整理。世界上最早的图书馆述巴尼拔图书馆里，国王巴尼拔说过一句名言，“读书不但可以扩充知识和技艺，而且还可养成一种高贵的气度。”我们也期待，可以像宠大固埃那样，在图书馆里，“畅饮知识吧！”侯虹斌

Ⅳ 历史学家吴枫的古典文献学成就初探

·人物与书林·
历史学家吴枫的古典文献学成就初探
纪晓平 (东北师范大学传媒科学学院信息管理系 吉林长春 130117 )
王凤华 (东北师范大学图书馆 吉林长春 130117 )
【摘 要】历史学家吴枫先生在中国古典文献学研究方面颇有建树。《中国古典文献学》一书记载了吴先生文献学术
成就,被誉为“中国文献学研究的又一力作[ 1 ] ”。文章对《中国古典文献学》及吴枫先生的其它文献学研究成果给予了
评述。
【关键词】吴枫 古典文献学 辞典
【中图分类号】G25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 - 6938 (2005) 06 - 0108 - 03
吴枫( 1926—2001) ,原名吴春城,辽宁省兴城
市人,著名唐史学家、古文献学家。吴枫先生1951
年毕业于原东北大学历史系后留校任教, 1953年起
开始从事隋唐五代史的教学和研究, 1955年编写完
成了《隋唐五代史》,作为校内历史系本科生、函授
生“中国古代史”课程的教材, 1958年由中华书局
正式出版。该书是新中国出版较早的大学历史系
教科书,在20世纪50—60年代的历史学界和高等
院校产生过较大的影响。吴枫先生也由此一举成
名,走进隋唐史研究领先地位的专家行列。
20世纪80年代以后,吴枫先生在继续研究隋
唐五代史的同时,将更大的注意力转向古典文献学
方面。这是因为当代学术的发展进入新时期,中国
文献学的研究和建设提到重要位置,需要构筑新的
框架体系,需要学科理论总结,需要对传统观念的
更新和突破。吴枫先生顺应了时代的潮流,以极大
的热情投入了古典文献学研究领域,成就卓著,成
为国内为数不多的领军人物之一。
1 《中国古典文献学》的出版
“盛世修书”是中国历史上的优良传统。从解
放初期有关部门就组织许多专家学者整理校勘古
典文献。进入80年代以后,古籍整理工作的规模
更为巨大,任务更为繁重。1982年经国家教育部批
准,东北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成立,吴枫教授
出任所长。在此之前,吴枫先生就已承担了大学本
科生和研究生的古典文献学教学任务。他根据多
年的知识积累,撰写了《中国古典文献学》一书,于
1982年由齐鲁书社出版发行。吴枫先生在该书的
《前言》中写道:“1978年9月,因指导进修教师工
作需要,根据手边现有资料,写出一份讲授提要,向
青年教师介绍有关古文献的知识。1980年,又先后
为东北师大图书馆学系、历史系开设古典文献学课
程,系统讲授有关古文献的源流、部类、数量、考释、
注疏、版本、校勘与流通阅读以及四部书、类书、丛
书、辑佚书等专题,于是,边整理旧稿,边补充搜集
若干新资料,几经修订改写,终于在年底完成了这
部书稿。”[ 2 ]吴枫先生的《中国古典文献学》不仅是
一部条理清晰,文字简练的大学教科书,也成为当
时社会大众读者学习古典文献的参考书,是文献学
的奠基之作。
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文化历史的国家,文献典
籍浩如烟海,汗牛充栋。如何寻找、阅读,进而研究
利用,继承和总结丰富的文化遗产,是青年一代难
以把握,又急于求解的方程。关于这方面的基本知
识书,解放前曾有郑鹤声、郑鹤春两先生所著《中国
文献学概要》一书,较有影响,但是,由于出版年代
久远,新中国建立以后,一般读者难以找到。解放
后,又很少出版系统的文献学著作。吴枫先生所著
108
200516
《中国古典文献学》一书,填补了新中国文献学出版
的空白点,及时地满足了当时社会读者的需要,也
解决了大学文献学课程的教材问题。在吴枫先生
的《中国古典文献学》出版以后,陆续有几种文献学
出版物面世,而且各有长短,促使这个学科的园地
更为绚丽多彩。吴枫先生的书,自然是百花园里的
一朵奇葩。
诚然,吴枫先生的《中国古典文献学》一书并非
完美无缺,其中有的地方,在今天来看仍需要补充
和修订。例如,关于现存古典文献数量问题,解放
前,郑鹤声先生说,今日可读之书,盖亦不下40万
卷。[ 3 ]解放后60年代初期,李诗先生在《谈谈我国
古籍》一文中,估计我国现存古典文献约有7、8万
种。[ 4 ]吴枫先生说,我们根据一些新资料,加以补
充,得知现存古典文献不能少于8 万种。他列举
1959年上海图书馆编《中国丛书综录》,孙殿起编
《贩书偶记》与《续编》,朱士嘉先生编的《中国地方
志综录》以及除此而外的小说、戏曲、唱本、佛经、道
藏、谱牒、金石拓本等,说明目前我国现存古典文献
约为8万种的估计是可信的。然而,几乎是与吴枫
先生同时,王树伟先生在《我国古籍知多少》一文中
说:“今存世的中文古籍,总数在20万种以上。”并
说,待“将来编出全国古籍总目时,会发现这一数字
仍是保守的。”[ 5 ]王先生的估计很有余地。伴随人
们的不断发现与总结,对中国古籍的数量估计会逐
渐接近实际。山东大学王绍曾先生编著的《清史稿
艺文志拾遗》一书,于2000年由中华书局出版,增
补《清史稿艺文志及其补编》以外的清代著作达
54880种,可以说是古典文献数量的最新补充。如
果1981年王树伟先生的统计在20万种以上,那么
增加《清史稿艺文志拾遗》收录的5万余种,应该说
现存古籍可能在25万种以上。[ 6 ]这个数字超过了
吴枫先生当年统计数量的两倍。
2 主持《简明中国古籍辞典》、《中华古文献大辞
典》等多项文化工程
吴枫先生主编了《简明中国古籍辞典》一书,于
1987年由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该书简明介绍现
存的中国古代主要典籍近5000种,内容包括文学、
史学、哲学、宗教、政治、法律、经济、地理、民族、文
化艺术、教育、体育、医学、农学、科学技术、语言文
字以及工具书等。其中侧重文史及综合参考类古
籍。这是一部适合大学生、研究生、中学教师和社
会青年读者的工具书。这部辞典从选目到解题,不
仅参考了前人的有关著述,而且也汲取了今人的研
究成果。每一辞条都对作者、时代、著书缘起、成书
时间、主要内容、文献特征、价值、影响以及版本流
传等逐项解释,尤其对各书的初刻本、善本、新版
本,力求标注,便于读者检索。这部古籍辞典充分
汲取了前人治目录学的长处,克服古人的缺点,弥
补古人的不足之处,在许多方面具有超越前人的优
点。该书是东北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内外30余名
专业人员集体的劳动成果,文字功底参差不齐实属
自然。例如,“校点”,还是“点校”,用词缺乏一律,
所注新版也有疏漏。
然而,《简明中国古籍辞典》的编辑和出版,为
《中华古文献大辞典》的编辑工作积累了经验。自
1983年3月,东北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成立不
久,便决定组织人力编写《中华古文献大辞典》。这
是一项浩大的文化工程,计划分为文学、历史、哲学、
政法、文教、地理、民族、科技、医药、综合10个分卷
编辑出版。吉林文史出版社于1990年出版了《中华
古文献大辞典·医药卷》, 1991年出版了《中华古文
献大辞典·地理卷》, 1994年出版了《中华古文献
大辞典·文学卷》。吴枫先生撰写了《中华古文献
大辞典总序》一文,转载于1994年8月6日《深圳
日报》,题目为《繁衍文化的壮举》,表述了他主持
编辑这项巨大文化工程的豪情壮志与宏伟蓝图。
吴枫先生主编的文化工程还有1992年南海出
版公司出版的《中华儒学通典》、1994年出版的《中
华道学通典》、1998年出版的《中华佛学通典》以及
2000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与吉林人民出版社
联合出版的《十三经大辞典》。此外,他还主编《中
华思想宝库》、《中华野史大博览》、《中国历史大辞
典·隋唐五代史卷》,著有《隋唐文献集释》等多种
大部头的文献学作品。正当先生踌躇满志、丰收在
望的时候,却猝死于2001 年3 月22 日。终年75
岁。10卷本的《中华古文献大辞典》还有一多半没
有面世,这是学界无法弥补的损失。
3 《吴枫学术文存》
吴枫先生是一位学识渊博,勤奋努力,颇多建树
的人。他的学术见解集中反映在中华书局2002年
11月出版的《吴枫学术文存》一书中。该书为国家
109
2005. 6 历史学家吴枫的古典文献学成就初探
211工程重点项目“中外文明比较研究系列丛书”之
一,收录了吴枫教授平生所写论文,内容涉及隋唐五
代史、古文献学和历史研究方法论等研究领域,基本
反映了作者的治学特色和学术成就。在全书45篇
论文中,有20余篇涉及历史文献学的系统论述。他
认为历史文献学工作是历史研究中的基础工程,直
接影响到历史学研究的质量与水平。因此,史学工
作者要从历史文献工作入手,在实践中不断提高对
文献史料的收集、整理与运用的能力,以期达到最
佳的研究效果。凡有成就的史学家都在这一方面
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指出,历史文献学在新中国
已经有了质的飞跃, [ 7 ]改变了以往被人们认为是历
史学研究的副产品状态,逐步成为一门新兴的学
科。吴枫先生总结了新中国40年来文献学所取得
的巨大成就,做出了超越前人的贡献。同时,他也
提出学科建设的迫切任务,希望新一代学人继续努
力工作,在新的历史时期做出更大的成绩。
吴枫先生作为老一代文献学的巨擘,在学科建
设方面开拓了道路,为后人树立了光辉的典范。我
们在赞叹吴枫先生留下总计约3000余万字的巨大
学术文存的同时更应该学习他的学术态度和治学
精神,为文献学建设做出不懈的努力。
2006年3月22日,是吴枫先生辞世5周年纪
念日,谨以此文略表哀思。
【参考文献】
[ 1 ]王余光等. 中国文献学理论百年概述[ J ]. 图书
与情报, 1999, (3) : 13.
[ 2 ]吴枫. 古典文献学[M ]. 济南:齐鲁书社, 1982.
[ 3 ]郑鹤声,郑鹤春. 中国文献学概要[M ]. 上海:上
海古籍出版社, 2001: 15.
[ 4 ]李诗. 谈谈我国古籍[N ]. 文汇报, 1961 - 01 -
01.
[ 5 ]王树伟. 我国古籍知多少[ J ]. 网络知识, 1981,
(12).
[ 6 ]纪晓平. 四库文化工程与古籍数量问题[ J ]. 周
书馆杂志, 2001, (11).
[ 7 ]吴枫. 吴枫学术文存[M ]. 北京: 中华书局,
2002.
【收稿日期: 2005 - 03 - 04;责任编辑:党燕妮】
(上接第84页)占当年关键词总数的13. 43%。随
后的2001 年和2002 年,“检索”频次持续减少,
2002年频次最低,仅出现了362次,占当年关键词
总数的7. 94%。2003年有所增加,达538次,其中
“检索方法、技术”的频次明显上升,“检索功能”的
频次也有较大增加。改进检索方法和技术、增强检
索功能逐渐成为情报界关注的热点。
3. 3 “情报方法”频次分析
从1999年到2003年,“情报方法”的频次几乎
是逐年上升。1999年频次仅为50次, 2000年一跃
为151次, 2001年继续增加到183次, 2002年则下
降为156次, 2003年增幅最大,为34. 73% ,共出现
了239次。从具体内容来看,主要是“文献计量”的
频次大幅度增加,其原因在于随着网络的普及,网
络技术逐渐深入整个情报学科,文献计量获得了新
的发展,出现了“信息计量学”和“网络计量学”等
新的内容。2003年“网络计量学”共出现了22次,
具有较猛的发展势头。
3. 4 “竞争情报”频次分析
在统计中,“竞争情报”归到了“情报学”下,由
于它是情报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因此有必要重点分
析一下。从总体上来看, 1999年到2003年“竞争情
报”的出现频次呈上升的趋势,特别是2003年,出
现了58次。按这种趋势发展下去,“竞争情报”将
成为情报领域重要的研究热点。
【参考文献】
[ 1 ]周晓英. 情报学概论[M ].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
出版社, 1998.
[ 2 ]王欣,孟连生. 互联网上3种中文期刊全文数据
库比较研究[ J ]. 图书情报工作, 2002, (6).
[ 3 ]杨祖国,李秋实. 中国情报学期刊论文篇名词统
计与分析[ J ]. 情报科学, 2000, 18, (9).
[ 4 ]安秀芬等. 期刊工作文献计量学学术论文的关
键词分析[ J ]. 中国科技期刊研究, 2002, 13,
(6).
【收稿日期: 2005 - 01 - 09;责任编辑:陈笑悦】
110
历史学家吴枫的古典文献学成就初探2005. 6

Ⅳ 子平真诠的《耕寸集》

清敬一堂钞本《耕寸集》是目前能看到的《子平真诠》最早的版本，后者很多命例没有名姓，前者基本都有。其次，经逐字比对，《子平真诠》很多字错误，有些段落脱落，《耕寸集》更加完整。
提要
耕寸集一册、不分卷、国立台湾中央图书馆藏善本、子部术数类命相之属、题明不著撰人、清敬一堂钞本、版框长二十一点八宽十五点五公分。每半页八行、行二十字。单鱼尾、第一第二页版心处有子平真诠四字、耕寸集当即明版子平真诠也。经核对、是书命例多摘录自子平三命通变渊源、三命通会二书。子平三命通变渊源成书於南宋末、三命通会成书於明万历六年(西元一五七八年)。据此可知是书成於明万历六年之後的明晚期、作者生平及籍贯均不可考。检其目录得四十七篇、与民国十二年(西元一九二三年)绍兴育新书局印本子平真诠编次相同、可补育新本之缺漏及讹误。
世传子平真诠为乾隆己未进士沈孝瞻先贤命学笔记。乾隆四十一年(西元一七七六年)、胡焜(字倬云)为子平真诠作序、云已而三年期满、僦居宛平沈明府署、得山阴沈孝瞻先生所著子平手录三十九篇。考沈孝瞻先贤生於康熙三十五年(西元一六九六年、沈氏生平详见附录)、子平真诠之前身耕寸集当非出自沈氏之手。耕寸集即子平真诠虽非出自沈氏之手、然其於耕寸集亦有传播之功。一如造化玄钥、成书於明末、清初由日官之手而经陈溥(字永叔、号南陔、天台人。康熙五十二年西元一七一三年进士、补内阁中书、参与修编万寿盛典。任湖南攸县知县、後辞官归田)增删成书、甄松年(乾隆五十四年西元一七八九年已酉科进士)著栏江网全集、於造化玄钥有传承之力而非原著作者。
明崇祯十三年(西元一五七八年)、意大利籍耶稣会传教士潘国光来到上海、徐光启孙女潘玛尔蒂纳资助他购得原四川布政使潘允端在家乡上海县城内安仁里兴建的宅邸世春堂、将世春堂改为教堂、名为敬一堂、奉耶稣救世主为主保、同时在院内建造了观星台。清雍正九年(西元一七三一年)、雍正帝宣布查禁天主教、没收各地天主教堂、上海敬一堂改为关帝庙。肖清和明清基督宗教汉语文献总书目汉语基督教文献总书目(明末清初部分)收录多部敬一堂刊刻或手写以基督教义为主的书籍、证明敬一堂是有公开出版书籍、时间当在明崇祯十三年至清雍正九年。以此推测、耕寸集手抄本传抄时间当在雍正九年之前。
乾隆四十一年胡焜为子平真诠作序、云先生讳燡燔、成乾隆己未进士、天资颖悟、学业渊邃、其於造化精微、固神而明之、变化从心者矣。观其论用神之成败得失、又用神之因成得败、因败得成、用神之必兼看於忌神、与用神先後生尅之别、并用神之透与全、有情无情、有力无力之辨、疑似毫芒、至详且悉。是先生一生心血、生注於是、是安可以淹没哉。胡焜给予子平真诠的评价同样适用於耕寸集。
自先贤徐子平以来、子平命学多以秘传形式薪火传承。南宋徐大升得其大成、著子平三命通变渊源、子平命学得以光大。从早期子平命学的理论来看、原始子平命学实即格局法论命。耕寸集一书深入挖掘原始子平命学的用神含义、大量借鉴子平三命通变渊源中的富贵命例、将用神与格局的成败、变化的道理阐发无遗、而对具体的流年及涉及的事项较少提及、是古代命学专论富贵的集中体现。
子平真诠一书、经民国徐乐吾评注而成谈命家之圭臬。民国二十五年、徐乐吾子平真诠评注刊行、方重审序云所余子平一派、尚有线索可寻。此中旧籍、首推滴天髓与子平真诠二书、为最完备精审。後之言命学者、千言万语、不能越其范围、如江河日月、不可废者。耕寸集的重新发现及校订出版、于禄命文化史、禄命文献学等均将产生深远影响。
癸巳年初、宁波李锵涛兄慨然赠阅耕寸集一书影本。我始计划校订出版。文本录入和校对期间、得到师兄王化斌大力相助、谨以致谢。为最大限度保留耕寸集原貌、以仿刻本形式出版、异体字、俗体字一仍原本。
岁次甲午孟夏东海舟山庄圆於沪上客舟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