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有明确文献
浅谈佛教艺术中飞天形象的变迁【摘要】飞天是佛教艺术中的重要形象之一，其形象随佛教艺术的产生和发展广泛传播，并随佛教从印度传播到中国，在这个过程中渐渐脱去印度艺术风格，糅合进中国的艺术特色。【关键词】佛教艺术飞天形象的变迁。飞天是佛教艺术中多见的艺术形象，以轻快优美的动态和流转飘动的舞姿吸引观众。飞天出现在经变、佛传等故事壁画中，一般分布于佛教石窟窟顶、壁面上方，以及佛像的背光之中。佛经中没有对飞天进行正式的记录，没有明确出现过“飞天”这个词语。关于这种现象，通常的看法是，“飞天”并不是一个佛教的词汇，而是一种世俗的称谓。关于飞天形象所包含的人物内容，有多种不同观点，最早正式提出“飞天”名词的是日本学者长广敏雄。长广敏雄在1949年出版的《飞天艺术》中正式提出这个名词，是学术意义的角度上系统探讨飞天艺术的开端。长广敏雄认为佛经中“飞天”所描述的形象，总的来说是佛教诸天形象，而在佛教艺术中，飞天的形象大部分与演奏音乐和表现歌舞有关。在佛教诸神中，乾闼婆和紧那罗是音乐神，在佛说法时以音乐来供养佛，即凡是诸天举行法会，都是他们担任奏乐的工作，所以佛教艺术中的飞天形象通常以乾闼婆及妻子阿卜莎罗以及紧那罗的形象来表现。除此之外，还有其他在不同方面有不同差异的观点。如认为“广义的飞天，包括飞行无碍的诸天神，如侍从护法、歌舞散花、供养礼赞佛、帝释天等等。狭义的来讲，则是乾闼婆、阿卜莎罗、紧那罗、歌舞散花供养礼赞佛、菩萨，凌空飞舞的天神等。”在关于飞天形象的描绘范围上，把飞天确认为乾闼婆、阿卜莎罗和紧那罗的观点影响较广。但无论是古代传说，还是佛教经典的记述，都能看到佛本生故事、佛传故事以及佛说法的场景中有诸天人、天女歌舞供养。当用艺术手法表现这些记述时，就是我们看到的飞天，其中自然包括乾闼婆、阿卜莎罗、紧那罗的形象，但很明显，飞天所代表的形象不仅仅局限于此。因此以乾闼婆、紧那罗的形象来认识飞天所象征的人物相对便利，而用“佛教诸天”来理解飞天所代表的广泛含义更加准确。印度的佛教艺术在很早的时候就有了飞天的形象，例如巴尔胡特佛塔的浮雕、桑奇大塔的佛经故事中。巴尔胡特佛塔的两片浮雕描述的是凡人礼拜佛塔的画面，这一时期还没有出现佛陀的形象，而以佛塔、菩提树或者佛座来象征佛，在表现供养或者礼拜佛塔的场景里，往往在佛塔或者菩提树之上雕出飞天形象。马拉图雕刻中，飞天出现在佛说法的场面，并有了较规范的表现，在佛尊上部，佛光外围的两侧各有一身飞天。公元1世纪，出现了最早的佛陀形象，2世纪到5世纪的马拉图雕刻中，飞天所环绕的形象也表现为佛陀的形象。这时候的雕刻技法也有了进步，以体型大小差异来表示不同人物的地位，飞天形象在画面中以较小的体型表现。马拉图的雕刻是在深度空间中表现人物排列的前后顺序，而相对小的体型和在佛光外围的布局也可以显示出飞天飞动的高度，人物排列方式显示出更加生动真实的空间感。阿旃陀石窟是印度佛教艺术品内容最为丰富的石窟之一，石窟群内的飞天形象既出现在雕刻中，也出现在石窟的壁画中。阿旃陀石窟中的飞天场景基本沿袭马图拉雕刻的范式。飞天形象肢体刻画得像可爱的小孩，配以较大的动作，身形生动，服饰以较短的飘带体现飞动的感觉。阿旃陀石窟不仅有单身飞天，还出现双身飞天的对称表现。这种双身飞天并不出现在每身佛尊的上方，而是出现在相对更庄重的佛说法场面中。双飞天形象大多裸体，或仅有飘带缠身，特别突出女性的胸部和臀部，这种丰润圆满的表现是印度佛教艺术的特征之一。阿旃陀壁画中的飞天多集中在窟顶图案中。一般在方形单元内，中央圆形图案与外侧方形之间的夹角中，有单身的天人，也有男女成组的天人。多用晕染法，人物效果真实，男女成组的飞天形象依偎，好像一对恋人。壁画中的飞天形象大都看不出飞行的姿态，更像坐在地上。埃洛拉石窟也存有有丰富的飞天形象，大都是男女成组，表现欢乐腾飞的姿态。在第10窟外的门楣两旁，有两组飞天对称向中央飞来。此处不同之处在于，飞天既不是单身，也不是双身，而是各有两女一男共三身飞天，形象依然裸体，女性飞天上部有刻划为弧形的飘带。随佛教东传，飞天形象伴随佛教艺术传入中国。传播的过程中，受到中国神仙思想影响，飞天与中国式神仙逐渐结合，形象更加飘逸。佛教中诸天形象，如龙神、乾闼婆、人头鸟身的紧那罗、阿修罗、迦楼罗等形象特征都逐渐难见，演变为飞行于天空的人形。在组合形式上，飞天保持着来自印度的因素，既有单身飞天、双身飞天，也有多身飞天，一部分保持对称的格局，同时出现不完全对称的变化。龟兹石窟中的飞天图像是石窟壁画中的主要内容之一，比重大大增加。飞天本身没有承载深厚的内容，却在气氛的渲染中起重要作用。龟兹石窟飞天图画出现在主室正壁、后室券顶处较为重要和面积较大的壁画中。形体比例明显增大，多呈V字形弯曲。龟兹飞天形体的力量构成画面中的浑重气势，如克孜尔1窟后室券顶飞天，虽然券顶较低，但飞天与真人尺寸相同。龟兹飞天的姿态可分两种，一种是飞天双腿坐奔腾跳跃的动作，是一种舞蹈化了的运动动作；另一种是飞天动作中双腿动态幅度较少，整个形体的飞动感主要靠腰部的动态变化体现。在飞天的服饰中，龟兹飞天较少使用飘带传达飞动的效果，而是由人物动作呈现雄浑跃起的状态。伎乐飞天形象大量出现，在空中持各种乐器，强化了龟兹石窟浓郁的乐舞氛围。敦煌石窟是中国佛教艺术的宝库，留存有最丰富的飞天艺术。敦煌北凉272窟的南北壁说法图，有对称的双飞天，北魏254、260等窟至北周428窟说法图中在佛上部出现对称的双飞天。绘画依然采用凹凸画法，人体丰满程度低于印度绘画。从西魏开始，受中原风格影响，飞天多为结队飞行，如285窟南壁共12身飞天，排成一行随流动的云朵而轻盈飞翔。出现在同一场面的飞天数目呈增长趋势，如北周和隋代，常在窟顶相连的地方，绘一周飞天；隋代佛龛扩大，佛像的上部，也画出大量飞天，如412窟的佛龛，飞天多达20多身；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唐，如初唐321窟中，在象征天空的蓝色背景中画出成群的飞天。云冈北魏7、8窟，窟内顶部藻井部分的飞天，两两紧身相靠，行动一致，使人联想到印度男女飞天组合的形式，但此处无明显男女差异。类似的还有敦煌北周428窟。飞天从形象到服饰，从数量到布局的变化可简要归纳为以下几点：1.人物身体描绘上由丰满逐渐转向俊逸；动作由较为僵硬机械逐渐转向流畅婉转。印度佛教艺术中裸体的女性飞天形象在中国基本消失。2.人物服饰由裸体缠裹飘带转为衣裙伴以飘带，衣饰刻画由较死板的刻画发展为生动的飘动。这些绘画技法的提升与中国画技法发展紧密相连，例如唐代飞天飞舞的飘带，明显给人“莼菜条”技法的印象。3.飞天形态由散花发展为舞蹈、伎乐等多种供养形态。4.飞天组合由单身飞天、双身飞天发展为多身飞天，成群的飞天，表现效果更加辉煌。5.总体来说，无论是人物身体、服饰或是动作、表现场面，都是由简单发展为繁复而华丽。飞天在中国，其数量远超过印度，飞天在中国的变迁反映了中印两国审美精神的差异。印度所欣赏的注重肉体感官之美的形态在中国几乎消失殆尽，而代以自魏晋以来对神仙境界的追求，在形式上则追求流动飘逸的美。中国画的流畅舒展的线条美在飞天身上淋漓尽致的表现，也是中国艺术所追求的目标之一。参考文献：[1]王志强《美术大观》2007.10自由飘洒话飞天--佛教艺术形象解析。[2]陈剑《艺术探索》2007.21（2）飞天的美学意蕴。[3]师娟《莫高窟艺术中“飞天”的本土化研究》。
『贰』 中国近现代史文献有那些
《党委会的工作方法中》 《毛泽东选集》 《邓小平文选》 《矛盾论》 《少年邓小平》
『叁』 中国有没有相关的法律文献规定公民必须配合律师调查，以及向律师等人员提供正确的信息
没有规定公民有义务必须配合律师调查，只规定公民有义务必须配合国家司法机关调查。
『肆』 中国近现代历史有哪些重要文献至今仍被保密，如公开的
中国共产党成立于1921年，不久就国共第一次合作，中国进入国民大革命时期，随后国共关系破裂，进入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或称第一次国共内战；随后国共第二次合作，进步抗日战争时期；后又国共破裂，进入解放战争时期。
总的说1921-1949年为民族民主革命时期，主要是获得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
1949-1956年为社会主义革命，主要是实现了社会主义的三大改造，初步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
1956-1966年，为社会主义的建设的十年
1966-1976年，为文革时期
1976-1978年为三年徘徊时期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
『伍』 中国必背经典文献有哪些
大学，中庸，论语，古文观止，多了
『陆』 中国有哪些关于地图的文献记载
我国古代地图多数都是局部的，很少有关于整个国家的或者大范围的地图。军用地图更多数是临时做出来的，而沙盘也是古代的侦察兵斥候根据临时侦察出的地形制作的。
相传，黄帝曾与蚩尤发生战争，黄帝命他的一位大臣史皇，绘制地形物象之图。这幅地图在黄帝与蚩尤的战争中，对黄帝战胜蚩尤起了很大作用，黄帝利用这个图将蚩尤擒杀于冀州之野。
原始时期，先民部落生存极为艰难，无论东讨西伐扩大领地范围，争夺更多资源，还是躲避洪水猛兽，风雷雨雪自然灾害的侵袭，最迫切需要的就是根据天文、方位、地形情况，来决定部落是否出征、迁徙的占卜图形或标注河流、地貌的生活实用图形。
史皇绘制的原始地理图形，在实现占卜天地、祭祀神鬼等功能的同时，也便很容易成为黄帝应用于作战中的参考和采取不同战法的依据，成了黄帝的取胜法宝。
黄帝利用史皇图中显示的地理形貌情况排兵布阵，派出大将应龙在高处筑坝蓄水阻挡蚩尤，使用驯养的猛兽通过有利的地形直接冲入蚩尤阵营厮杀。
黄帝还利用天文情况的变化赢得战机。他根据蚩尤意欲借助大雾弥漫的天象乱中取胜的情况，巧借大雾之后的狂风大作、沙尘飞扬的气象变化，依靠指南车的指引乘胜追击，活捉蚩尤。
这些过程精彩绝妙之处，正是我国原始时期地图作用的凸显和对地理特征、气象变化为我所用的结果。
春秋战国时期，地图已普遍用在军事上。《管子•地图篇》记载，凡主兵打仗，必须先看图，知地形，才不致失利。《孙子兵法•地形篇》也记载，没有地图、不知地形，必败。
这一时期的军事地图都刻在木板上，包括山脉、河川、城镇、道路等相关位置，具有一定的比例，而且广泛应用了指南针。
至秦代，应用军事沙盘研究作战的情况已经出现。《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以水银为百川大海，相饥灌翰，上具天文、下具地理。”
据说，秦国在部署灭六国时，秦始皇亲自堆制沙盘研究各国地理形势，在李斯的辅佐下，派大将王翦进行统一战争。后来，秦始皇在修建陵墓时，墓中堆塑了一个大型的地形模型，以地形模型作为殉葬品，这说明秦始皇从统一战争中认识到地图之重要。
秦始皇陵墓中的模型中不仅砌有高山、丘阜、城邑等，而且用水银模拟江河、大海，用机械装置使水银流动循环。可以说这是最早的沙盘雏形，至今已有2200多年历史。
考古工作者曾在湖南省长沙马王堆三号墓中出土了3幅绘于绢帛上的地图，包括驻军图、地形图和城邑图。其中的驻军图反映当时军队守备作战的兵力部署。
驻军图具有专门军事用途的特点，突出显示了驻军名称、布防分布位置、城堡、要塞、烽火台、水池、防区界线等情况。是现在世界上所能见到的最早的彩绘军事地图，体现了当时精湛的地理地图知识水平。
驻军图把与驻军活动有关的内容，用鲜艳夺目的重色表示在主要层次之上。显眼的三角形城堡，表示大本营，红、黑两色套框则表示要塞。
而将一般的山脉、河流等地理基本要素用淡调的青色标出，放到了图面的底图次要层次之上。层次分明，一目了然，这与现代专门地图的多层次平面表示法相类似。
驻军图中的山脉用“山”字形象形符号，山脊用单线表示走向。河流用青的淡色。这就减轻了非专门内容在图面上的载负量，达到突出专门内容、突出主题的实际效果。
驻军图中的居民点用红圆圈表示，其注明户数，无人居住也注明，有人的居民点最多户、最少户。道路多与主要居民点相连，用醒目的红色表示。
驻军图反映了驻军营地的地形情况。驻军营地选择有利地形条件。城堡多选择环水靠山之处，并分设岗楼控制地形。它体现了我国古代传统的复式兵力部署，重视利用地形的守备思想。
驻军图中清楚地标明了当时一线兵力、二线兵力、指挥部、预备队等构成的梯形军事部署。在防区的山脊上还标绘出烽火台，它们既是前沿观察哨所，也是当时的通讯设施。
据《后汉书•马援传》记载：公元32年，光武帝征伐天水、武都一带地方豪强隗嚣时，大将马援“聚米为山谷，指画形势”，使光武帝顿有“虏在吾目中”的感觉。这是我国战争史上运用沙盘研究战术的先例。
隋唐时期是我国封建社会的盛世，政治、经济空前繁荣，科学文化长足发展，古代科学技术体系发展至成熟阶段。在这种背景下，军事测绘技术如军事地图制作、军事工程测量、军事地理调查等方面也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成就。
隋唐时在兵部下设职方司主管军事测绘，包括全国及周边地区地图的测绘与管理。《隋书•百官志》记载，兵部下设的职方司主管地图。
在唐代职方司掌握着东西南北中五方区域的军事地理的动态变化，如军事重镇、戍守地点或区域，以及烽火台和城防，这些军事地理要素在军事地图上历历在目。
隋唐时期，军事地图制作呈现出空前的繁荣。据《新唐书•艺文志》记载，当时保存的地理图籍有160部，1292卷，其中各类地图18种，489卷。这些地图中，著名的军事地图或具有军事用途的地图主要有：
隋代虞茂编撰的《区宇图志》128卷；朗茂编撰的《诸州图经集》100卷；负责西北军务的裴矩编制的《西域图志》3卷。
唐代则有贾耽主持编绘的关中陇右及山南九州等图、《海内华夷图》、《贞元十道图》；李吉甫主持编绘的《十道图》10卷、《元和郡县图志》40卷，其中只有《元和郡县图志》部分流传下来。
此外，隋唐时期还出现了大量的区域性地图，如《河北险要图》、《淮西地图》等，这些地图成为军事地图的重要组成部分。
北宋时期，著名科学家沈括发展了沙盘制作方法，把大宋与契丹接壤的沿边地形制成木制地形模型。为方便起见，后来改为石面糊木屑做在木面板上，他所在的定州，冬天寒冷，容易脱落，又改用熔蜡制作。
报送皇上，宋神宗看后甚为嘉评，并下诏边疆州效法制作。因适用于军事，很快得到推广。
元代制图学家朱思本，以实地调查资料，参考前人著作，费时10年绘成的《舆地图》，取材广博，取舍慎重，采用计里画方制图方法，精确程度超过前人，是我国地图史上一幅很有影响的地图。可惜图幅太大，不便携带翻刻，现已失传。
朱思本系元代地理学家、地图制图学家。他周游河北、山西、山东、河南、江苏、安徽、浙江、江西、湖北、湖南10省。他继承了魏晋间裴秀和唐代贾耽的画方之法，即画图时打上方格，每格代表一定里程，绘制了《舆地图》，使他成为元代地理学及中国地图史上的划时代人物。
《舆地图》以我国为主体，外国作为衬映，内容较详细，图形轮廓较准确。此图系统地使用了图例符号，成为元明清各代初年绘制全国总图的范本。
明代罗洪先将朱思本《舆地图》加以改绘，取名为《广舆图》。这部图集是以明代版图为核心，按行政区划分幅的当时地理视野所及的世界地图集。另外，该图集又配以与国民经济关系切要的一些专门性地图。因此，构成明代一部体例完备的全国综合性地图集。这本图集在明清两代多次翻刻，流传很广，影响很大。
《广舆图》由45幅地图组成图集，其中包括《九边图》、《海防图》、《江防图》等幅，具有明显军事性质。
《九边图》是明代朝廷为了防御北方瓦剌族骚扰，东起鸭绿江，西至嘉峪关，将所设的9个边防重镇，即辽东、宣府、大同、延绥、宁夏、甘肃、蓟州、太原、固原分别刻绘一幅地图。每镇均驻重兵把守，是一个相联系的北方防御体系。
每边图旁都有简略的图说，介绍驻军人数，下属各边镇兵马数目以及囤积粮草情况。
明代兵部职方主管地图的主事陈祖绥曾经对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旧图做了详尽的研究，绘制出一幅体现重视军事要素的《皇明职方地图》。
该图出于陈祖绥任兵部本职工作的需要，侧重于军事要素的绘制。例如，在绘制边疆各地理要素上，改旧图详绘境内而疏境外的缺点。还把旧图明王朝失去的土地，也绘于图内，他说绝不可“弃而不问”，用来激发光复国土的信念。
《海防图》也是明代一种军事地图。海图内，不仅有倭寇入侵沿海的路线图，而且有《沿海沙山图》，该图绘有沿海城镇、岛屿、山、海、沙滩、海岸线以及屯兵营地等要素。
着重表示沿海一带山脉地形、河口海湾、小岛礁石、军营、指挥所、烽火台等。图的方位多以大陆为下端，海为上端。
《江防图》也是明代出现的一种军事地图。它同海防图如同一对孪生姐妹，现存较完整的明代江防图是《郑开阻杂著》中的《江防图》。图内绘有长江两岸的地形、居民地、城镇和城墙、城楼、江中岛屿、江防兵要说明等。
明末清初，西方的测绘技术对我国的制图学影响很大，使我国的制图学进入近代制图学发展的新时期。康熙帝对测量地理和绘制地图很感兴趣，在其3次亲征噶尔丹及巡游东北时，都令人随时随地测量经纬，为制图作准备。
清代朝廷绘制地图，已经注意对边疆地区的历史沿革的考察和经纬度的测量。
比如雍正时期《皇舆图》除了反映我国当时的东北、蒙古、新疆、西藏以及内地15省的地形和政治、军事情况，还包括西伯利亚、帕米尔以西地中海以东的中亚山川、河流、居民等地理内容，实为中外大地图。
清代在绘制地图时，十分明确地标出其对领土的主权范围和边疆地区的有效管辖范围。尤其注意西藏、新疆和东南海域的疆域。清代类似的地图，都具有明显军事性质。
清代绘制的国家地图不仅是国家疆域范围在18世纪的象征和有力证据，而且在科学技术上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柒』 最早明确 台湾是中国领土 国际文献 是什么
那就是中国的领土，中国人有多少年的历史他也伴随有多少年的历史...他是溶于中国血液里德 ...三国时孙权曾派吴温去台 ...你说台湾是大陆不可分割的...
『捌』 中国著名文献古籍有哪些
我国古籍目录数量多、种类多，内容极其丰富。如果从目录编制的体例看，大致可分如下三种：
第一种，部类前后有小序，书名之下有解题。解题又叫叙录或提要。它的作用是叙述作者生平，概括全书大旨，品题得失，考辨讹谬。这种既有序又有解题的目录，不仅剖析学术流别，而且提要钩玄、举其大旨、“故虽书有亡失，而后之学者览其目录，犹可想见全书之本末”（朱彝尊《曝书亭全集》卷四十四），因此在学术上有很高的价值，历来被学者们所推重。流传至今的有宋代晁公武《郡斋读书志》、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元代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清代官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等。这种解题目录始于刘向的《别录》和刘歆的《七略》，到宋代时已趋于成熟，《郡斋读书志》与《直斋书录解题》就是标志；而清代所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更加完善，成为解题目录的集大成者。
第二种，部类前后有小序，书名之下无解题。这种目录，价值在于小序。小序条辨流别，申明大道，叙列九流百家之学，使人得以由委溯源，考辨学术源流。流传至今者，有《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
第三种，只记书名，无小序、解题。如宋代郑樵《通志·艺文略》，清代张之洞《书目答问》，唐以下各史《经籍志》、《艺文志》，以及一些私人藏书目。郑樵《通志·艺文略》的宗旨是：“类例分，则百家九流各有条理，虽亡而不能亡也。”“类例既分，学术自明，以其先后本末具在”（郑樵《通志．校雠略》）。郑樵反对每书之下必有解题，认为这是“泛释无义”、“文繁无用”，主张从目录的分类来体现学术源流的本末先后。他排斥目录中的解题，未免失之偏颇，但他所编《艺文略》，分类之间剖析流别，秩然有序，确实体现了“类例既分，学术自明”这一原则。张之洞的《书目答问》“分别条流，慎择约举。视其性之所近，各就其部求之。……令其门径秩然”（《书目答问》略例），其编排之法与郑樵的原则相吻合。因而在只记书名的目录当中，《通志·艺文略》和《书目答问》为人们所重视，具有一定的价值。
由此可见，考辨学术源流是我国目录学的正宗及优良传统。
此外，从目录的形成及目录的体制看，又可分为官修目录、史志目录、私人藏书目录等三种。
第一种官修目录，这种目录是在国家藏书的基础上编制成的。历代封建统治者，在政权趋于巩固、国家安定的情况下，往往着手整理文化典籍，当然也为了对人民实行思想统治。从汉代至清代，历代王朝大都搜集天下遗书、编制全国性的综合目录。这种目录由于是政府组织编修，因而无论人员的配备，还是书籍资料的搜集，都雄厚而充实，特点是书籍著录完备，包罗宏富。如《群书四部录》（唐开元初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等。但由于成于众手，往往失于疏漏，这是一个缺点。
第二种史志目录，这种目录是历代史官在修史时，根据同时期的国家藏书修成的。目的是记一代藏书之盛，把一个时代的学术文化情况作为历史的一个方面记录下来，和正史一同流传。自从班固首创《汉书·艺文志》，开了正史中记载目录的先例，历代修史者相沿不绝。如《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宋史·艺文志》、《明史·艺文志》等。从汉代到清代，史志目录一直是我国目录学发展史中一支重要的流派。可据以考见一代学术源流及典籍的存亡，在历代官修目录大部分佚失的情况下，同史书一同流传下来的历代史志目录就更显得珍贵了。
第三种私人藏书目录，这种书目是以私人藏书为基础编制的。限于各方面的力量，它不如官修目录的完备、宏富，但它可以补官修目录及史志目录之阙，特别是私人所著的解题目录，在补阙这一点上尤其重要，如《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这两部目录著录的书籍，后来大多佚失；但由于这两部目录都有解题，因而“古书之不传于今者，得藉是以求其崖略；其传于今者，得藉是以辨其真伪，考核异同”（《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成为“考证之所必资”的重要目录。
我国古代目录的种类，如果从它的性质上看，也可以分为三种，即综合目录、专科目录、特种目录。
第一种综合目录最为常见，一般都按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分类。历代官修目录、史志目录、私人藏书目录、通常都属于综合目录。
第二种专科目录是伴随着科学文化的逐步发展，适应人们对某一学科进行不断深入的研究的要求而产生的专业性目录。我国最早的专科目录是汉武帝时杨仆的《兵录》。后来，与历代学术的兴盛相适应，产生了各种不同的专科目录。汉魏以来，文学开始繁荣。晋初产生了荀勗的《杂撰文章家集叙》、挚虞的《文章志》。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开始盛行，由于我国有儒家独尊的传统，佛教仍被视为异端，佛经在目录中没有地位，这反而促使佛经目录向专门化发展。晋代释道安的《综理众经目录》、齐梁间释僧祐的《出三藏记集》，都有一定的价值。史籍目录兴起于唐代，金石学目录源于宋代，时代愈晚，专科目录愈多，也愈加专精。如清代朱彝尊的《经义考》、谢启昆《小学考》，都是质量较高的好目录。
第三种特种目录是性质特别而又不限于一科的目录。如丛书目录，目前最完善而使用又方便的是上海图书馆一九五九年出版的《中国丛书综录》。禁书目录，有陈乃乾所编《索引式的禁书总录》。版本目录，有清代钱曾《读书敏求记》、邵懿辰《（增订）四库简明目录标注》等。敦煌写本目录，有商务印书馆编的《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是目前最好的敦煌遗书目录。另外还有地方志目录、善本目录、词曲目录、辨伪目录等等。
如果我们熟悉并且掌握各种目录的不同性质及其特点，在学习、研究、整理古代典籍的过程中，将会心中有数，目标明确，驰骋自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