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性学文献
『壹』 韩愈的学生李翱改造并发展的心性学说是怎么借鉴禅宗的
韩愈的学生李翱借鉴禅宗的佛性论和修养方法，改造并发展了儒家的心性学说，写出《复性书》上、中、下三篇。他参照佛教净、染之分的模式，提出性善情恶说。他认为：“人之所以为圣人者，性也；人之所以惑其性者，情也。喜、怒、哀、惧、爱、恶、欲，皆情之所为也，情既昏，性斯匿矣。”按照他的说法，每个人的品性都是善的，只是由于受到情欲的干扰，使人的品性不能得以扩充，才使人显出圣、凡的人格差别。他把人的情欲比作使河水变得混浊的泥沙，比作笼罩火焰的浓烟，认为沙不浑，水自清，烟不郁，火自明，情不作，性自善。要恢复人们本来的善性，就必须做到忘情。只有这样，才能进入“弗思弗虑”“灭情复性”“心寂不动”的精神境界，成就超凡入圣的理想人格。李翱灭情复性的理论同禅宗的“见性成佛”并没有多少区别，只不过是把佛教倡导的“成佛”改为儒家倡导的“成圣”。李翱援佛入儒，因袭的迹象太过明显，并不太成功。但他以佛性印证心性，把儒家道德观念提到最高信仰的程度，毕竟开了宋明理学的先河。
『贰』 中国哲学文献综述
你可以按时期，如先秦、两汉、宋明等；也可以按专题如宇宙论、心性论、认识论等。可以对你感兴趣又可以把握的专题进行文献综述。
『叁』 孟子的心性论
孟子认为人与动物的区分在于人有一自然给予的心灵。人的心灵不仅是认识性的,而且是道德性的。此心具体化为四心,也就是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和是非之心。孟子认为,人心规定了人性,人性是人心的现实化和扩大化。既然人有爱心,那么人的本性就是善良的。人的善良本性是人的良知和良能,并表现为仁义礼智四德。虽然如此,但孟子认为人需要扩充其本心和本性。人的心性修炼的关键是沟通天人,其唯一的道路是诚,诚是真实不虚的存在。在诚之中,人能够达到天人合一。
心性论也可称为心性之学，是关于心性的理论或学说。心性哲学是中国哲学史上先秦儒道两家的重要理论课题，老庄思想中便具有道法自然和无为合道的论述，儒家继孔子之后的思孟学派也建立了“尽心知性知天”的心性哲学。中国哲学虽然是围绕天人之际展开的，但是天人之际的核心不是天，而是人。而人的问题实质上就是心性问题。所以心性问题一直是中国哲学，特别是儒家哲学的一项基本理论。对于心性的不同理解和说明，是儒学内部派别分歧的重要表现，甚至可以说是儒学内部派别划分的主要标志。从心性论的历史演变，可以清楚地检阅儒学发展的历史轨迹。蒙文通曾说：“儒家心性之论，亦以兼取道家而益精”（《蒙文通文集》第1卷，第256页），提示了儒、道两家于心性之论互相融合互补的深刻关系。
『肆』 什么是心性学说
佛法认为，众生皆有佛性，是说众生本来就具有见识自我本性的最简单、纯洁的觉察心，是指本来的心性，由于有这样的心，才说具有觉悟和反省的能力，最初的本觉具有最简单纯朴的种子，未经任何外物干扰和诱惑，而经过时间过程中各种外界生活的影响，自己思维上的妄念逐渐掩盖了对事物直接的理解，反而是以各种“执取”来分别，因此才产生了我们的各种烦恼。
心性被干扰，是心性被蒙蔽，产生妄念的结果，而心性本身没有什么变化，只是我们认识心的那个思维过程被外界影响，是我们自己运用心的思维和行动时的错误执著见取。因此说众生是未觉悟的佛，佛是觉悟后的众生。
佛性的觉察来源于自我的控制和把握，时时提醒自己保持以正确的思维正确的认识来分析和处置外界一切事务，保持内心意识的稳定和平和安祥。从主动意义说，是内心的寻查看护；从被动意义说，是对正见正思维的遵守和奉行。如果从正见出发，就不存在依从欲望、随顺欲望而去行事的可能。而是清楚地去认识周围的事物，知道什么不应该做，什么事情应该做，应该怎么做。知道哪些事情是有意义的，知道哪些是无意义的，所以不是随自己的欲望念想而任意去做。
所以佛法提倡明心见性，就是对自己本心的认知觉察，而后认识到自己一本来具有的那种能够断除一切烦恼、不受无明思维干扰的觉察力。
『伍』 心性论是什么意思 研究什么的 孟子的心性论是什么
心性论也可称为心性之学，是关于心性的理论或学说。中国哲学虽然是围绕天人之际展开的，但是天人之际的核心不是天，而是人。而人的问题实质上就是心性问题。所以心性问题一直是中国哲学，特别是儒家哲学的一项基本理论。对于心性的不同理解和说明，是儒学内部派别分歧的重要表现，甚至可以说是儒学内部派别划分的主要标志。从心性论的历史演变，可以清楚地检阅儒学发展的历史轨迹。
孟子的心性论以性善为基础，以心性不二为核心，以天人贯通为特征。这种心性论，其先验论的色彩是非常凝重的，这是其无法克服的弊端。但是这种心性论的确立，在儒学发展史上，却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这种意义，不仅在于它弥补了孔子仁学的缺憾，为其所倡导的仁义之道第一次找到了理论上的根据，从而使其真正变得切实可行；更为重要的还在于它将人与天、自我与外物沟通联结起来，从而将宇宙人生打成一片。孟学对后世儒学的影响、孟学在儒学发展史上的地位，主要即是由这些因素决定的。
如果说，心性不二是孟学的核心，那么，心性二分，以及由心性二分而引起天人二分，则是荀学的基本特征。孟子把心理解为人之为人的本心，与此不同，荀子则把心理解为感官之心。荀子说：“治之要在知道。人何以知道？曰：心。”（《荀子·解蔽》）有时候，荀子也把心理解为身之主宰。如其说：“心者，形之君也，而神明之主也；出令而无所受令。”（同上）然而，不管是感官之心，还是身之主宰，在荀子这里，心只具有主观性，心与性是没有关涉的。
『陆』 心性学和心学有区别吗
阳明心学是王阳明的学说。
心学的部分内容包含在心性学之中。
心学是一个学派。
心性学是对有探讨心性观点学派的一个总的概称。
『柒』 心性论的介绍
心性论也可称为心性之学，是关于心性的理论或学说。心性哲学是中国哲学史上先秦儒道两家的重要理论课题，老庄思想中便具有道法自然和无为合道的论述，儒家继孔子之后的思孟学派也建立了“尽心知性知天”的心性哲学。中国哲学虽然是围绕天人之际展开的，但是天人之际的核心不是天，而是人。而人的问题实质上就是心性问题。所以心性问题一直是中国哲学，特别是儒家哲学的一项基本理论。对于心性的不同理解和说明，是儒学内部派别分歧的重要表现，甚至可以说是儒学内部派别划分的主要标志。从心性论的历史演变，可以清楚地检阅儒学发展的历史轨迹。蒙文通曾说：“儒家心性之论，亦以兼取道家而益精”（《蒙文通文集》第1卷，第256页），提示了儒、道两家于心性之论互相融合互补的深刻关系。
『捌』 朱熹的理气论和心性论是指什么
理气论：
朱熹继承周敦颐、二程，兼采释、道各家思想，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哲学体系。这一体系的核心范畴是“理”，或称“道”、“太极”。朱熹所谓的理，有几方面互相联系的含义：①理是先于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的形而上者。②理是事物的规律。③理是伦理道德的基本准则。朱熹又称理为太极，是天地万物之理的总体，即总万理的那个理。
心性论：也可称为心性之学，是关于心性的理论或学说。心性哲学是中国哲学史上先秦儒道两家的重要理论课题，老庄思想中便具有道法自然和无为合道的论述，儒家继孔子之后的思孟学派也建立了“尽心知性知天”的心性哲学。中国哲学虽然是围绕天人之际展开的，但是天人之际的核心不是天，而是人。而人的问题实质上就是心性问题。所以心性问题一直是中国哲学，特别是儒家哲学的一项基本理论。对于心性的不同理解和说明，是儒学内部派别分歧的重要表现，甚至可以说是儒学内部派别划分的主要标志。从心性论的历史演变，可以清楚地检阅儒学发展的历史轨迹。蒙文通曾说：“儒家心性之论，亦以兼取道家而益精”（《蒙文通文集》第1卷，第256页），提示了儒、道两家于心性之论互相融合互补的深刻关系。
『玖』 儒家心性学说的基本观点和主张
儒家思想的核心是“仁”。孔子在政治上主张恢复西周的礼制，在教育上创办私学，提倡有教无类，注重因材施教，讲究“不愤不启，不悱不发”；孟子主张君王应行“仁政”，这样才能使天下归心。在思想上形成了仁与礼的一种张力结构；由内圣而外王，通过内体心性成就外王事功之学；尤注重人与人之间伦理关系，并将之运用到政治实践中，成为指导性的原则。
儒家主要论著，孔子《春秋》提出“仁”即爱人 孟子《孟子》民本思想即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德治思想，发展为仁政学说，成为其政治思想的核心，“礼、义、廉、耻”、“孝、悌、忠、信”、“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等等都是儒家的基本原则。
儒家思想之所以能够成为大一统社会中的主流意识形态实际上并不仅仅是统治者的选择问题，而且更是士人阶层的选择问题，儒学如何能够在诸子百家之中脱颖而出呢？那么问题就来了：为什么士人阶层会选择儒学呢？在我看来，统治者的选官制度的调整仅仅是一种外在的原因，儒学本身符合士人阶层的社会身份和利益才是最重要的内在原因。在大一统的君主制社会结构中并没有一个西方近代以来形成的“市民社会”那样的中间形态的社会组织形式。除了行使社会控制权的君权系统之外，农、工、商等社会阶层均处于被统治地位，除了造反之外他们没有参与社会政治的任何可能性。士人阶层虽然是处于君权系统与庶民阶级之间的社会阶层，却没有任何组织形式，因此并不能成为一种足以与君权相抗衡的政治力量。这个阶层的形成是由文化的传承所决定的，他们作为一个社会阶层的共同属性是学习、传承、创造知识话语系统。然而任何文化的或知识的话语系统都只有适应某种社会需求才能够存在下去，毫无用处的东西迟早会被历史所淘汰。
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在历史的演进中恰恰就扮演了这样一种“重要”的角色。从政治倾向上看，先秦诸子实际上都多少代表了或接近于某个社会阶层的利益。而只有儒家才适合。我们看老庄、墨家、杨朱之学基本上是否定任何统治的合法性。老庄的“绝圣弃智”、“灭文章，散五彩”式的彻底反文化主张，实际上否定一切精神控制，更别说政治控制了；道家对以“自然”为特征的形上之道（或天地之道）的推崇，实际上是否定现实统治者的权威性；道家对那种古朴淳厚的原始生活方式的张扬更直接地是对现实政治的蔑视。墨家的“兼相爱，交相利”本质上是对统治者特权的否定；“非攻”、“非乐”、“节用”、“节葬”是对统治者政治、文化生活的批判。“尚同”虽然看上去是主张统一天下百姓的价值观念，但由于代表这种价值观的天子乃由百姓选举而生，故而这种统一的价值观念根本上是以天下百姓的利益为基准的。杨朱一派的思想已经难窥全貌，就其最有代表性的“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之观点看，无论“利天下”是释为“以之利天下”还是“利之以天下”，都表示一种凸显个体价值的精神，这可以说是对战国时代诸侯们以国家社稷利益为号召而进行兼并与反兼并战争的政治状况最彻底的否定，当然也是对任何政治合法性的彻底否定。如此看来，老庄、杨朱之学在政治方面有些像无政府主义，墨家之学则近于平民政治，这都可以看作是被统治者向统治者提出的挑战。法家纵横家之学则刚好相反，完全是站在统治者立场上寻求进行统治的有效性。法家主张统治者应该充分利用手中的权力，通过惩罚与奖励的手段，使政治控制达到最佳效果，在法家看来，平民百姓不过是一群任人驱使、任人宰割的牛羊犬马而已。至于纵横家，除了为诸侯们策划攻守之策外别无任何积极的政治主张。如果把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看成是社会整体构成的两极，那么法家、纵横家毫无疑问是完全选择了统治者的立场。
在一个存在着统治与被统治两种力量的社会共同体中，完全站在任何一方的思想系统都无法成为这个共同体的整体意识形态，因为它必将引起社会矛盾的激化而不利于共同体的长期存在。就根本利益而言，统治者与被统治者是天然对立的，因为统治就意味着一部分人的权利被剥夺，而另一部分人可以至少是一定程度上支配另一部分人。但是主流意识形态的作用恰恰是将不同人的利益整合为共同体的整体利益，这也就是在阶级矛盾激化的时候，民族主义常常可以起到淡化这种矛盾之作用的原因。意识形态要起到这种作用就必须在维护统治合法性的前提下尽量照顾到社会个阶层的利益，特别是被统治者的利益。这样它就要扮演双重角色：时而站在统治者的立场上向着被统治者言说，告戒他们这种统治是天经地义的，合法的，是必须服从的，否则他们的利益将更加受到损害；时而又要站在被统治者的立场上向着统治者言说，警告他们如果过于侵害被统治者的利益，他们的统治就可能失去合法性而难以为继。儒家学说从一诞生开始，就极力扮演着这种双重角色，所以即使在孔子和孟子率领众弟子奔走游说、处处碰壁、惶惶若丧家之犬的时候，他们的学说已经具备了成为大一统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的全部质素。儒家甫一诞生，就是以整个社会各个阶级共同的教育者和导师的身份出现的。他们以替全民确立正确的价值观念为自己的天职。在他们眼里，即使是君主，也是受教育的对象，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说，教育君主似乎是更重要、更迫切的任务。因为在他们看来，天下之所以不太平，原有的价值系统之所以崩毁，主要是因为以君主为代表的统治者们的贪得无厌。所以他们的学说首先是为了教育统治者的。当然，他们也没有忘记自己教育人民的神圣使命。劝说人民接受统治者的统治、承认既定的社会等级、认同自己被统治者的身份的言说，诸如“礼、义、廉、耻”、“孝、悌、忠、信”、“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等等都是儒家教育人民如何做人的基本原则。所以，通观儒家典籍，除了客观地记载了一些历史事实之外，主要说了三件事：
第一，统治者如何有规则地行使自己的统治权；
第二，被统治者如何自觉地接受统治；
第三，一个个体的人如何有意义地做一个人。
『拾』 谁能告诉我孟子“心性”学说的理解与感悟
子思学派的心性学说，是从寻找万物之道，即万物的普遍性开始的。《性自命出》云“道者，群物之道”。只有把握万物的普遍之道，哲人的学说才能收到最普遍的成效。子思学派认为，万物之道就是天命之性，即与生俱来的自然属性。万物散殊而各有其道，牛马水地，无不如此。人作为自然界的一员，自有其道。人道与牛马水地之道同出于天赋，是彼此最基本的共性。《尊德义》云：
圣人之治民，民之道也。禹之行水，水之道也。造父之御马，马之道也。后稷之艺地，地之道也。莫不有道焉，人道为近。
因此，尊重自然之道 是人与万物相处时必须遵循的原则。人道就是人性，《性自命出》说“四海之内，其性一也”，人性是人类最普遍的共性。尊重人类天赋之性，不得加以残害，则是哲人治理人民时必须尊重的原则。这一认识，是对西周以来知识精英提倡的人本主义思想的深化和升华，无疑具有进步意义。
但是，如果过于强调人道的自然属性，就势必会导入率性由情的老庄一流，得出人道同于牛马水地之道之结论。从文献看，道家性情说影响很大，从孟子问学者之中有一位告子，赵歧说他“兼治儒墨之道”，而他向孟子提出的有关心性的问题，却颇见率性之言，就是明证之一。子思学派谈论性情，并非为了鼓吹唯情至上的理念，恰恰相反，而是要将人性引导到仁义的层面上去，用《性自命出》的话来说，就是“始者近情，终者近义”[3]。但是，人性与牛马之性的区别究竟何在？郭店楚简没有提供比较集中的论述，《性自命出》有“唯人道为可道也”的说法，可以理解为人道高于牛马水地之道，但究竟高在何处？作者语焉不详。
孟子也肯定万物之道，在他的言论中甚至不难找到与《性自命出》类似的语言，如“禹之治水，水之道也，是以禹以四海为壑[4]”；又如“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5]云云。告子曾经向孟子提及“生之谓性”的命题，朱熹《集注》云“生，指人、物之所以知觉、运动者而言。”告子的所谓“生”，是指人的生物性，故告子又云“食、色，性也”。告子明言“生之谓性”，潜台词则是万物之性齐同，意在混一人性与万物之性。对此，孟子作了断然的反诘：
孟子曰：“生之谓性也，犹白之谓白与？”曰：“然。”“白羽之白也，犹白雪之白，白雪之白，犹白玉之白欤？”曰：“然。”“然则犬之性犹牛之性，牛之性犹人之性欤？”
孟子认为，按照“生之谓性”的逻辑加以推理，就可以得出“白之为白”的结论，举凡是白色之物，彼此就没有区别，白羽之白等于白雪之白，白雪之白等于白玉之白。再作进一步的类推，犬之性就是牛之性，牛之性就是人之性。告子终于无言答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