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汉石刻文献

㈠ [2015江苏]据秦琅邪石刻，皇帝之土，西涉流沙，东有东海。但西汉学者编写的《淮南子》等

朋友，有时候看不懂题目不一定做不对。
你看清楚题目的层次了么？
“……但……更有……”问你“差异说明了什么”
现在我们来看答案。
A选项太具体；题目没有态度立场，“贬抑”无从谈起。
B选项，“莫衷一是”翻译成差异，选项就是在说“差异最能说明差异”，这种选项没价值的。
D选项，“证据链”意味着几层材料环环相扣或者层层递进，然而题目给出的三层差异明显，没有递进关系，矛盾。
C选项，嘿嘿，题目其实在考你历朝历代疆域大小（版图）。但是你第一眼看到这题读不出出题人的心意，或是没有版图的知识储备怎么办？我们再来深度揣测下材料。我们都知道秦朝的疆域比前代大，然而西汉学者说“颛顼时期就是这样”，明显有问题，材料中的“即已”透露出不信任的线索。可能你要问了“更有”怎么理解？这是材料在递进。因为上古时期无史料，而商朝已经有文字记载，这个西汉学者还这么说，明显有毒。而且，你翻书看看版图就知道到底怎么回事了。
综上，你做选择题不要太死，综合多种知识。特别是分层的基本能力，很多人都不具备啊。

㈡ 最早记录武氏石刻的文献是A.赵明诚《金石录》 B.欧阳修的《集古录》 C.谢赫《古画品录》 D.黄修复《益州名

有关武氏墓群石刻的著录，最早见于北宋欧阳修的《集古录》，记录了武氏墓群武班碑和武荣碑。其子欧阳裴在《集石目录》中亦有记述。

因此，答案是B.

㈢ 请问有谁知道两汉全书它是谁写的

《两汉全书》是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批准和重点资助项目，也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九五”、“十五”规划项目，创编于1996年，是古委会统一规划、组织的一批超大型古籍整理项目之一。主编董治安，副主编刘晓东。

《两汉全书》在广稽博考的基础上，收录全部两汉现存文献，举凡两汉时期的专著、诗文、辞赋、传注、石刻、简牍，包括佚文残篇，只字片语，无不在网罗之列，是汇辑两汉见存文献的大型丛编。

《两汉全书》依人物先后为序并以人物为单元编排文献。每人之下，专著在前，诗文殿后。人系小传，书冠提要，首次推出一系列完整的汉代个人著述的全集新编，使每人的学术特色一目了然。若贯串众家，纵而考之，则两汉一代学术的发展脉络明晰可见，并可显示各个不同阶段演变的具体特点。

从编纂体例上看，《两汉全书》既是集两汉经、史、子各类专著之大成的丛书，又是汉人新编别集和散见单篇文章的总汇，带有总集的性质。这种既是丛书、又是总集的编纂体式，在文献整理史上堪称创格。

《两汉全书》选择底本务求精善，考辨务求精审，标点、校勘务求精当，人物小传和专书提要的撰写务求精确简明，注意在吸取前人成果的基础上做出更新更深的开拓，力求在总体上体现当今两汉文献整理研究的最高水平。

㈣ 虞山公园的石刻文献

虞山石刻分布于韶音洞、山体东、南部，形制为摩崖。现存石刻专54件，其中唐代1件，宋代属6件，元代2件，明代29件，清代16件。从形式上看，以诗文为多，题名很少，还有营缮纪事、题榜、绘画等。从内容上看，除少数纯为祭祀性的庙堂作品外，绝大多数为歌颂虞帝功德，兼赞美风景和文物古迹的修建。
石刻文献图片
重要石刻有：年代最早的唐建中元年（780年）的“舜庙碑”，韩云卿撰文，韩秀实隶书，李阳冰篆额，是桂林最著名的石刻之一，后称碑三绝；
宋淳熙三年（1176年）的“静江府新作虞帝庙碑”，记载南宋著名理学家张任静江知府时重修虞帝庙的经过，朱熹撰文，吕胜已隶书，方士繇篆额，俗称为“四夫子碑”；
元至正二十三年（1365年）刘杰撰“帝舜庙碑”，以及清光绪十五年（1889年）沈秉成撰“重修虞帝庙记”等，都是有关虞帝庙兴衰和桂林文化教育发展的重要文物。
此外，宋淳熙四年（1177年），张栻手书的“韶音洞记”、嘉定八年（1215年）方信孺作“古相思曲”、明代周进隆、曹学和清代郝浴、查礼、谢启昆的题诗等石刻，也都具有重要的文学价值。

㈤ 甲骨文，金文，石刻文献各有何特点

甲骨文和金文现在基本认为是商代，哪个先出现存疑。籀文其实也就是金文大篆。
小篆在战国专时候就出现了，严属格意义上的是秦国的官方字体。
隶书大概也出现在战国末期。秦代就有古隶。
草书如果以草写论，出现在战国，简帛书体。可以算草篆
如果以名称论，东汉章草。
楷书出现于汉末。到唐代走向成熟。行书也就是楷书出现的副产品。

㈥ 史部典籍文献的分类

【诏令奏议类、一诏令之属】太祖高皇帝圣训、太宗文皇帝圣训、世祖章皇帝圣训、圣祖仁皇帝圣训、世宗宪皇帝圣训、世宗宪皇帝上谕八旗、世宗宪皇帝上谕内阁、世宗宪皇帝朱批谕旨、唐大诏令集、两汉诏令
【诏令奏议类二、奏议之属】范文正奏议、包孝肃奏议集、尽言集、谠论集、左史谏草、商文毅疏稿、王端毅奏议、马端肃奏议、关中奏议、胡端敏奏议、杨文忠三录、何文简疏议、垂光集、孙毅庵奏议、玉坡奏议、南宫奏稿、讷溪奏疏、谭襄敏奏议、潘司空奏疏、两河经略、两垣奏议、周忠愍奏疏、张襄壮奏疏、靳文襄奏疏、华野疏稿、宋名臣奏议、历代名臣奏议、名臣经济录、名臣经济录、御选明臣奏议 【传记类一、圣贤之属】孔子编年、东家杂记
【传记类二、名人之属】晏子春秋、魏郑公谏录、李相国论事集、杜工部年谱、杜工部诗年谱、绍陶录、金佗?编、象台首末、魏郑公谏续录、忠贞录、诸葛忠武书、宁海将军固山贝子功绩录、朱子年谱
【传记类三、总录之属】古列女传、高士传、卓异记、春秋臣传、廉吏传、绍兴十八年同年小录、伊洛渊源录、宋名臣言行录前集、名臣碑传琬琰之集、钱塘先贤传赞、庆元党禁、宋宝祐四年登科录、京口耆旧传、昭忠录、敬乡录、唐才子传、元朝名臣事略、浦阳人物记、古今列女传、殿阁词林记、嘉靖以来首辅传、明名臣琬琰录、今献备遗、百越先贤志、元儒考略、钦定宗室王公功绩表传、定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钦定八旗满洲氏族通谱、钦定胜朝殉节诸臣录、明儒学案、中州人物考、东林列传、儒林宗派、明儒言行录、史传三编、闽中理学渊源考
【传记类四、杂录之属】征南录、骖鸾录、吴船录、入蜀记、西使记、保越录、粤闽巡视纪略、松亭行纪、扈从西巡日录
【史钞类】两汉博闻、通鉴总类、南史识小录、北史识小录
【载记类】吴越春秋、越绝书、华阳国志、邺中记、十六国春秋、别本十六国春秋、蛮书、钓矶立谈、江南野史、江南别录、江表志、江南馀载、三楚新录、锦里耆旧传、五国故事、蜀梼杌、马氏南唐书、陆氏南唐书、吴越备史、安南志略、十国春秋、附录、朝鲜史略、越史略
【时令类】岁时广记、御定月令辑要 【地理类一、宫殿簿之属】三辅黄图、禁扁
【地理类二、总志之属】元和郡县志、太平寰宇记、元丰九域志、舆地广记、方舆胜览、明一统志、大清一统志
【地理类三、都会郡县之属】吴郡图经续记、乾道临安志、淳熙三山志、吴郡志、新安志、剡录、会稽志、赤城志、宝庆四明志、海盐澉水志、景定严州续志、景定建康志、咸淳临安志、至元嘉禾志、昌国州图志、延祐四明志、齐乘、至大金陵新志、无锡县志、姑苏志、武功县志、朝邑县志、岭海舆图、滇略、吴兴备志、钦定热河志、钦定日下旧闻考、钦定满洲源流考、钦定皇舆西域图志、钦定盛京通志、畿辅通志、江南通志、江西通志、浙江通志、福建通志、湖广通志、河南通志、山东通志、山西通志、陕西通志、甘肃通志、四川通志、广东通志、广西通志、云南通志、贵州通志、历代帝王宅京记
【地理类四、河渠之属】水经注、水经注集释订讹、水经注释、吴中水利书、四明它山水利备览、河防通议、治河图略、浙西水利书、河防一览、三吴水利录、北河纪、敬止集、三吴水考、吴中水利全书、钦定河源纪略、仑昆河源考、两河清汇、居济一得、治河奏续书、直隶河渠志、行水金鉴、水道提纲、海塘录
【地理类五、边防之属】筹海图编、郑开阳杂著
【地理类六、山水之属】南岳小录、庐山记、赤松山志、西湖游览志、桂胜、钦定盘山志、西湖志纂
【地理类七、古迹之属】洛阳伽蓝记、吴地记、长安志、洛阳名园记、雍录、洞霄图志、长安志图、汴京遗迹志、汴京遗迹志、武林梵志、江城名迹、营平二州地名记、金鳌退食笔记、石柱记笺释、关中胜迹图志
【地理类八、杂记之属】南方草木状、荆楚岁时记、北户录、桂林风土记、岭表录异、益部方物略记、岳阳风土记、东京梦华录、六朝事迹编类、会稽三赋、中吴纪闻、桂海虞衡志、岭外代答、都城纪胜、梦粱录、武林旧事、增补武林旧事、岁华纪丽谱、吴中旧事、平江记事、江汉丛谈、闽中海错疏、蜀中广记、益部谈资、颜山杂记、岭南风物记、龙沙纪略、台海使槎录、东城杂记
【地理类九、游记之属】游城南记、河朔访古记、徐霞客游记
【地理类十、外纪之属】佛国记、大唐西域记、宣和奉使高丽图经、诸蕃志、溪蛮丛笑、真腊风土记、岛夷志略、朝鲜赋、海语、东西洋考、职方外纪、赤雅、朝鲜志、皇清职贡图、坤舆图说、异域录、海国闻见录
【职官类一、官制之属】唐六典、翰林志、麟台故事、翰苑群书、南宋馆阁录、玉堂杂记、宋宰辅编年录、秘书监志、翰林记、礼部志稿、太常续考、土官底簿、词林典故、钦定国子监志、钦定历代职官表
【职官类二、官箴之属】州县提纲、官箴、百官箴、昼帘绪论、三事忠告、御定人臣儆心录 【政书类一、通制之属】通典、唐会要、五代会要、宋朝事实、建炎以来朝野杂记、西汉会要、东汉会要、汉制考、文献通考、明会典、七国考、钦定大清会典、钦定大清会典则例、钦定续文献通考、钦定皇朝文献通考、钦定续通典、钦定皇朝通典、钦定皇朝通志、元朝典故编年考
【政书类二、仪制之属】汉官旧仪、大唐开元礼、谥法、政和五礼新仪、政和御制冠礼、政和五礼新仪、绍熙州县释奠仪图、大金集礼、大金德运图说、庙学典礼、明集礼、?宫礼乐疏、明臣谥考、明谥纪汇编、明宫史、幸鲁盛典、万寿盛典初集、钦定大清通礼、皇朝礼器图式、国朝宫史、钦定满洲祭神祭天典礼、钦定南巡盛典、八旬万寿盛典、历代建元考、北郊配位尊西向议、庙制图考
【政书类三、邦计之属】救荒活民书、熬波图、钱通、捕蝗考、荒政丛书、钦定康济录
【政书类四、军政之属】历代兵制、补汉兵志、马政纪、钦定八旗通志
【政书类五、法令之属】唐律疏义、大清律例、史部政书类六、考工之属、营造法式、补遗、钦定武英殿聚珍版程式
【目录类一、经籍之属】崇文总目、郡斋读书志、遂初堂书目、子略、直斋书录解题、汉艺文志考证、文渊阁书目、授经图义例、钦定天禄琳琅书目、千顷堂书目、经义考
【目录类二、金石之属】集古录、金石录、法帖刊误、法帖释文、籀史、隶释、隶续、绛帖平、石刻铺叙、法帖谱系、兰亭考、兰亭续考、宝刻丛编、舆地碑记目、宝刻类编、古刻丛钞、名迹录、吴中金石新编、金薤琳琅、法帖释文考异、金石林时地考、石墨镌华、金石史、钦定重刻淳化阁帖释文求古录、金石文字记、石经考、万氏石经考、来斋金石刻考略、嵩阳石刻集记、金石文考略、分隶偶存、淳化秘阁法帖考正、竹云题跋、金石经眼录、石经考异
【史评类】史通、史通通释、唐鉴、唐史论断、唐书直笔、通鉴问疑、三国杂事、经幄管见、涉史随笔、六朝通鉴博议、宋大事记讲义、两汉笔记、旧闻证误、通鉴答问、历代名贤确论、历代通略、十七史纂古今通要、学史、史纠、御批资治通鉴纲目、御批续资治通鉴纲目、评鉴阐要、钦定古今储贰金鉴。

㈦ 常用非纸文献有哪些

在中国历史文献中，不仅有极其丰富的纸质文献，又有各式各样的非纸质文献。历史上影响很大的非纸质文献很多，仅就其中最有代表性者撮述如次。

其一，甲骨文献

甲骨文又称卜辞，是以龟甲兽骨作为载体的特殊文献，多半属于殷商后期的档案资料。甲骨文献自从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发现以来，历经官方、私人多次大规模挖掘和搜集，现在殷代甲骨出土颇丰。1977～1979年，在陕西周原地区又发现大批周代甲骨。

经过历代学者的不懈努力，甲骨学研究已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例如1979年出版的甲骨卜辞研究的巨型资料书《甲骨文合集》，本书总共著录甲骨精品41956片，分为十三册，这是我国卜辞研究登上一个新台阶的例证。

其二，陶泥文献

这是以泥制器物为载体的历史文献。从世界视角看，古代的西亚就曾大量采用以文字刻于泥板的所谓“泥板文献”。最初是苏美尔人使用，后来扩展到伊朗高原以西广大地区，它是研究古代两河流域及西亚地区的重要史料。在我国，陶文是指先秦时期刻划、压印或书写于陶器器皿上的文字。这种文字最早可以追溯至新石器时代，其中有些属于原始文字范畴，一般只有几个字。内容多半是人名、地名、督造者名、吉祥用语，以及制造年月时间等，是研究古代文字、古代史和文化史的重要资料。

其三，金石文献

金石文献系指青铜文献（金文文献）和石质文献。为了避免朽烂缺脱，使记录传之久远，古人遂将文字铭铸于坚硬物质之上。其中金文文献是以彝器、乐器、兵器、钱币、印章等青铜制品为载体的文献。这种文献从大约公元前十四纪问世，以后历代沿造，蔚为壮观。石制文献从秦代以后开始盛行。诚如宋代目录学家郑樵所说：“三代而上，惟勒鼎彝，秦人始大其制而用石鼓，始皇欲详其文而用丰碑。自秦迄今，惟用石刻”（《通志·金石略》）。秦石鼓文是我国现存最早的石刻文献。这种文献中，最有代表性者如熹平石经（刻于汉灵帝熹平四年）、正始石经（刻于曹魏正始二年）、开成石经（唐开成二年造），此外，还有五代蜀“广政石经”、北宋“嘉右石经”、南宋“高宗御书石经”。清代“乾隆石经”等。还应提及的是，蒙、藏、女真、契丹等各少数民族都曾有过丰富的金石文献。

其四，竹木文献

这是以竹木为载体的一种古老历史文献。因为竹木文献存在价廉、易制、易存、易携带及便于舒卷诸特点，所以在公元前五世纪到公元三世纪的大约八百年间，竹木文献相当流行。举世闻名的敦煌汉简最初发现于1900年，其中大多数为汉代遗物，少量为晋代简牍。居延汉简1930年发现于内蒙古额济纳河流域。近年来，在山东、湖北、湖南等地又有大批竹木文献相继发现。

其五，缣帛文献

由于缣帛存在轻柔、易着墨、舒卷自如等特点，所以早在竹木文献流行的同时，以缣帛为载体的文献已在春秋时期问世，并很快地流行于战国，汉代官方收藏帛书已相当可观。1973年12月在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中，出土了大批古代帛书，约有十万字。其中有《老子》（后附佚书四种）《战国纵横家书》、《春秋事语》、《五星占》、《天文气象》、《杂占》、《彗星图》、《导引图》、《五十二病方》以及《地形图》。《驻军图》等等，是目前我国最完整的古代缣帛文献。

其六，声像文献

声像文献又称视听文献。这是在20世纪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背景下，存贮、交流信息技术发生巨大变革的产物。它是利用胶片。磁带作为载体，以音响、图像等形式记录和反映知识的文献，主要包括视觉资料、听觉资料、声像资料三种类型。许多传统历史文献被制作为新型视听资料后，不仅能使原来的文字内容如实再现，还有形象逼真的动态效果。特别是借助于现代通讯网络技术后，可以完全不受时间、空间限制，具有很大的发展优势。

以上，不过是有关常用和常见历史文献的简单概述，即使这样，中国古代的史籍之富亦可以略窥一斑。

㈧ 分析秦始皇兵马俑与汉茂陵石刻的艺术特征，比较秦汉雕塑艺术风格的差异。

秦始皇兵马俑的艺术特征总体而言就是：雕刻手法写实，注重细节刻画。
汉茂陵石刻的艺术特征茂是：突出显示了汉代石刻气魄深沉宏大，风格豪迈生动，造型传神逼真、妙趣横生的艺术特征。
秦汉属于封建中央集权建立时期，是艺术风格确立发展的重要时期，所以雕塑大多用于功业的宣扬，王权的显示。
秦代的雕刻以军事题材为主，比如秦兵马俑；两汉的雕刻相比之于秦更朝生活化方向发展，民间题材更多，比如娱乐俑到汉代才有，还有就是佛教艺术也是从两汉时期开始的，佛教是西汉末期传入，但东汉时期已经有佛教艺术的创作了。 很多美术史类书籍和相关评论都将秦、汉雕塑归为一类，但实际上，秦、汉雕塑无论在文化根源上，还是艺术表现形式上都有很大差异，不应这样一概而论。秦代兵马俑的艺术表现手法是写实的，汉代霍去病墓石雕是夸张变形的。虽然二者都采用了线刻的表现手法，但兵马俑与霍去病墓石雕是完全不同的，前者精细而准确，主要是承袭了先秦时期青铜工艺某些形式语言；后者大气且简练，与整石完美结合，有如天成。通过对二者形式语言的比较，现做以下分析说明： 1．传统认识 目前较为普遍的说法有两种，一种认为，秦统一后，将六国能工巧匠聚集于咸阳，人才雄厚、技艺高超，所做出的作品严谨、精致是理所当然的，工程完工后，大半匠人被坑杀，这必然造成秦、汉之间的师承上的断代，汉代的雕塑水平也不可能不受到影响。这就会或多或少的成为以霍去病墓石雕为代表的汉代雕塑在写实层面上要远不及秦代雕塑的一个重要原因。第二种说法认为，秦主要继承的是中原的周文化，崇尚朴实无华，在艺术表现上更倾向于现实主义表现手法，而汉主要发展了楚文化，充满对宇宙人生的奇异幻想，富有浓厚的浪满主义色彩[2]，造型简约抽象（如图一、图二），这就形成了秦、汉之间在艺术表现上一个趋向于写实，一个趋向于写意的又一个原因。但笔者认为，从当时的历史来看，还有可能存在一种更为重要的原因--民族心理因素。 2．新的观点 匈奴兴起于公元前三世纪，战国时期，匈奴主要活动于燕、赵、秦北部地区，秦汉之际匈奴各部统一，逐渐强大起来，控制了大漠南北的广大地区，并在汉初不断南下扰汉，成为威胁当时汉朝统治的最大疾患。长年的战争使得汉朝和匈奴之间的积怨很深，并且，长期以来，汉朝对匈奴在战争上一直都处于劣势，直至汉武帝时期这种势态才得以扭转，而霍去病就是扭转这一势态的重要功臣之一。战争格局的变化使得汉朝终于可以扬眉吐气地面对匈奴，在这种前提下，霍去病这一影响汉、匈战争格局的重要功臣必然会受到汉武帝的极大赏识，而他的陵墓也必然是汉朝对匈奴彰显其国力的重要纪念性符号。因此，汉朝在当时势必会认真选择表述这种符号的艺术语言。而这种符号的艺术语言无外乎两种选择，一种是华夏族本身的艺术语言，另一种便是匈奴族（胡人）的艺术语言。让我们回味一下霍去病墓石雕所运用的艺术语言，比较一下它与前代各朝或同朝代在艺术特色上的差异，我们会看出，无论是秦兵马俑的严谨细致，还是马踏飞燕、长信宫灯的纤巧灵动，我们真的是很难找到霍去病墓石雕与前后二者的共通之处，一个民族的艺术语言的发展在短短百年之内发生这样大的变化是极为罕见的。那么，我们能否假设这样一种情况：霍去病墓石雕所采用的艺术语言并非华夏族本身的艺术语言，而是采用了当时胡人的艺术语言，面对胡人炫耀青年将领的赫赫战功，昭示大汉王朝所向披靡的军事实力。 参考：网络搜索

㈨ 简述汉代画像石,画像砖的艺术成就，求高人指点，考试啊

画像石是指在石料上雕刻平面图像的石刻艺术，盛行于西汉至唐，多见于墓室、祠堂，在雕刻手法上与画像砖相似，有阴线刻、浅浮雕和凹雕等。
在艺术创造上，画像石、砖强调的是神，强调所谓大体大貌，讲究寻常之外，画者仅毛而失貌。这就是艺术家不能只注意细小的地方，要关注整体，善于把握大体，不能突出地方而失去整体，这就是“失貌”。这表现出汉代优秀的美术家的才能。形象造型是艺术家关注的首要出发点。例如河南新野出土的汉代画石砖，刻画有田猎场景。画中的车马的形象生动，突出了车马在行进中的气势，画中的人物也进行了艺术性的夸张。
汉代的画像石刻，还善于妥善地表现并处理大场面，大图景。有的壁面、雕塑很大，而且错综复杂，经过画师的巧妙安排，显得有条不紊，主题明确。但也存在一些缺陷，例如人物多取侧面，不善于正面的刻画。在透视处理方面，也还没有一定的法度，不能表现纵深的远近关系。

㈩ 金石文字的金石文献

金石文献包括“金文文献”和”石刻文献“二大部分作为文献载体，在我国古典文献学史上，金石常常并称成为一个名词，金石是指以青铜器和石块为文献的载体，也是钟鼎和碑石的总称。
金文--是指各种镂刻或鋳在青铜器上的文字；商代至秦汉时期，统治者和贵族主要采用铜和锡的合金构成青铜，因为加了锡的成分，铸造出来的器物呈青灰色，故称青铜器。其上常常鋳上或刻有文字，通称铭文，又称金文。青铜器中的礼器以鼎居多，乐器以钟居多，所以前人便把钟和鼎作为青铜器的别称，其铭文又称为钟鼎文。
石刻--指刻在石头上的文字，包括石经、碑版、墓志、石阙等。如果不算原始的石刻岩画、石刻符号，石头作为文献载体的历史可能同青铜器一样早。《墨子-明鬼》就说过：鋳之盘盂，镂之金石。秦汉以来，石刻逐渐取代了金刻的主要地位。
金石文献不仅可以用来订正文献记载的讹误，修正史书记载的差错，还可借以了解当时的社会情况。郑樵在《通志-金石略》中指出：方册者，古人之语言；款识者，古人之面貌…..今之方册所传者，已经数千万传之后，其去亲承之道远矣。
金文中国古汉字一种书体的名称。商、西周、春秋、战国时期铜器上铭文字体的总称。清代吴式芬把商周铜器铭文编成《捃古录金文》一书，收集的资料多，考释严谨，影响颇大，金文一词遂有了界说。这时所谓金文皆指整篇的铭文，不称单字。1925年容庚编《金文编》把商周铜器铭文中的字按照《说文解字》的顺序编为字典，从此金文成为一种书体名称。
金文出现在商代中期，资料虽不多，年代都比殷墟甲骨文早。金文下限断在秦灭六国，也就是秦用小篆统一中国文字时。宋代人收藏铜器极重视铭文，如吕大临《考古图》等；也有专门摹刻铭文的，如王俅《啸堂集古录》等；把铭文中的字编为字典则有王楚和薛尚功《钟鼎篆韵》。清代由于《说文》之学兴盛、声韵训诂研讨日深，在这种学风的影响下，铭文研究进步较快，不断出现专家，如吴大《字说》、《说文古籀补》，孙诒让《古籀拾遗》、《古籀馀论》、《名原》等，皆有创见，突过前人。
金文的年代长，使用区域广，材料如果不整理清理，则研究工作会收效不大。过去学者已理解这一点。王国维《两周金石文韵读·序》对时间地点观念很清楚。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 序文》说：“当以年代与国别为之条贯，……余于西周文字得其年代可征或近是者凡一百六十又二器。……其依据国别者，于国别之中亦贯以年代，得列国之文凡一百六十又一器。”，这在金文研究中是划时代的创举。
1985年容庚《金文编》修订第四版采用铭文3902件，收正文（可识的字）2420字，附录(还不能确定的字 )1352字，共计3772字。这是今日可见金文的总数。先秦文字资料不限于金文，而金文终究是主要的，它反映秦用小篆统一文字前1000多年间中国文字发展变化的基本情况。比甲骨文稍晚出现的是金文，金文也叫钟鼎文。商周是青铜器的时代，青铜器的礼器以鼎为代表，乐器以钟为代表，“钟鼎”是青铜器的代名词。所以钟鼎文或金文就是指铸在或刻在青铜器上的铭文。金文的内容是关于当时祀典、赐命、诏书、征战、围猎、盟约等活动或事件的记录，都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金文字体整齐遒丽，古朴厚重，和甲骨文相比，脱去板滞，变化多样，更加丰富了。金文基本上属于籀篆体。这些文字，在汉武帝时就已被发现，当时有人将在汾阳发掘出的一尊鼎送进宫中，汉武帝因此将年号定为元鼎(前116)。以后金文又陆续有所发现。宋代文人欧阳修、赵明诚都善书，对金文作过研究和记载。周宣王时铸成的《毛公鼎》上的金文很具有代表性，其铭文共32行，497字，是出土的青铜器铭文最长者。《毛公鼎》铭文的字体结构严整，瘦劲流畅，布局不驰不急，行止得当，是金文作品中的佼佼者。此外，《大盂鼎》铭、《散氏盘》铭也是金文中的上乘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