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法文献

㈠ 近代历史上著名的法律文献

法律史是一门法学和史学的交叉学科。文献不但是学科发展的基础，更是学术进步的源泉。著名历史学家杨志玖曾用“入宝山不空归”来形容接触原始材料对历史研究的重要性。法史研究自然也不例外。

自古以来，书目提要就被视为读书的门径。近代以来，先后出版了多部法制史料的书目提要。1934年，孙绍祖撰成《中国历代法家著述考》，收集历来法学著作572种。1957年，国务院法制局法制史研究室李祖荫、杨清源、汪国堂等依据该局图书室收藏的图书（这部分图书绝大部分为中国社科院法学所继承），编成《中国法制史参考书目简介》，收集历来法学著作932部（法律出版社1957年）。1976年，台湾张伟仁先生主持编辑出版了《中国法制史书目》，收集历来法学著作2473部。1978年之后，大陆先后出现了高潮、刘斌《中国法制古籍目录学》（北京古籍出版社1993年）、张伯元《法律文献学》（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等著作。
此外，中国政法大学图书馆编《中国法律图书总目》、中国法学会编《中国法学图书馆目录》、北京图书馆《民国时期总书目》法学卷等也收录了一些主要的法制史书目。其中，中国法学会编《中国法学图书馆目录》一书每条书目后都附有详细的馆藏情况，极便于读者查找。
1990年以来，计算机技术发展迅速。国家图书馆等法律古籍的主要收藏单位都纷纷将古籍数据上网。中国社科院法学所图书馆也将本馆收藏的珍本法律古籍目录放在了网上。古籍的数字化进程还在继续。相信以后读者可以更多的通过网络查到资料。

㈡ 本科毕业论文，参考资料是法律的，怎么在脚注和最后的参考文献中表示

参考文献和注释。按论文中所引用文献或注释编号的顺序列在论文正文之后，参考文献之前。图表或数据必须注明来源和出处。 （参考文献是期刊时，书写格式为：
[编号]、作者、文章题目、期刊名（外文可缩写）、年份、卷号、期数、页码。 参考文献是图书时，书写格式为：
[编号]、作者、书名、出版单位、年份、版次、页码。）

范例：
参考文献：
[1]尹田.法国现代合同法[M].法律出版社,1995年版.第121页.
[2]喻磊.合适合同价值论[J].江汉论坛,2000.(7).

[3]苏号朋.定式合同研究—以消费者权益保证为中心[J].比较法研究,1998.(2). [4]高圣平、刘璐.民事合同理论与实务.定式合同卷[M].人民法院出版社,1997年版. 第298页. [5]金福海.定式合同的缺限及控制途径[J].烟台大学学报,1997.(2). [6]王利明.对<合同法>格式条款规定的评析[J].政法论坛,1999.(6). [7]杜军.格式合同研究[M].北京:群众出版社,2001年版.
[8]王利明.合同法研究(第1卷)[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9]张建军.格式合同的立法规制[N].甘肃政法学院学报,2005.(9).
[10]苏号朋.格式合同条款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27-28. [11]吴元国.格式合同价值之研究[Z].新青年在线,2005-11-3.
[12]张艳、张帅.我国格式合同立法完善思考[J/OL].人民网——强国论坛,2005-11-10. [13]王素芬.论格式合同[D].中国社会科学院,2000. [14]王思洋.论格式合同的法律规制[D].吉林大学,2007. [15]林少平.论格式合同[D].厦门大学,2001http://wenku..com/view/e458453067ec102de2bd890c.html

㈢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哪些文献

网络“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㈣ 高中历史问题：英法美资产阶级政法思想的重要文献对比及其在近代中国思想界的反应。

第一问：
英国：君主立宪制。（议会制）
美国：总统制。
法国：半总统半议会制。
人民权利：美国最高，因为美国总统是由人民选出并对人民负责。
而英法首脑是由议会投票选举产生，当然有人民选票，但他们
只对议会负责，不对选民负责。所以权利方面相对弱了。
【有疑问可追问】
第二问：
1、爆发了由陈独秀、李大钊等领导的新文化运动。
2、一批进步人士，主张在中国也实行西方的政治制度。
3、西方的自由和民主思想，在中国思想界中被广泛认同。

注：我没标准答案。所以没法帮你拿14分，10左右应该没问题。

㈤ 怎样写政法系论文

论文内容格式（与政法学院关于毕业论文的格式要求相同）：

1、论文的结构
①前置部分：包括论文的题目、作者、指导教师、中文摘要、关键词等。
②主体部分：包括引言、正文、结论等。
③后置部分：包括注释；参考文献；后记等。
2、具体写作要求
①前置部分：摘要是对论文的简短陈述，主要包括选题意义、主要论点、论证方法等，中文摘要在200字以内。关键词应为反映全文内容信息的词语或专业术语等，以3—5个为宜。
②主体部分：引言应说明选题的意义或依据、研究的范围、论证的方法等。“引言”二字不必写出来。
正文内容必须客观真实，层次清楚，语言准确，结构完整，文字符号书写规范，表格插图清晰整洁。
注释（引用文献）应以上标形式的数字按顺序标注，一律采用尾注。
结论必须科学准确，但可以提出设想，建议或尚待解决的问题。
论文主体部分不得少于5000字。
③附录部分：主要是参考文献。
④基本要求：论文必须遵守《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学术规范（试行）》。
3、论文的顺序及文本格式：毕业论文打印应选用A4型纸，左侧装订。
①封面：各项内容的填写均用4号楷体、加粗，封面不显示页码。
②第2页开始排序（第1页是封面，不排序）。第2页是中文题目、学生姓名、指导教师及姓名、中文摘要、关键词、正文。
中文题目用小二号黑体，空一行接学生姓名、指导教师及姓名，用小四号宋体。空两行接中文摘要、关键词，摘要、关键词用五号黑体，内容用五号宋体。中文摘要和关键词两端对齐、各缩进两字符。
③正文：
关键词下面空两行开始论文的正文。
页面：页边距：上：2.5；下：2.0；左：2.8；右：2.4。行间距：单倍。
标题：一般使用一、（一）、1、①等序号表示。
字号：一级标题，4号黑体，居中。二级标题，小四号黑体，空一个字符。三级标题与正文同为小4号字宋体。
④注释：一律使用尾注。注释两字用五号黑体，其他用小5号宋体字。用“①”、“②”顺序排列，在正文中一律用“上标”形式表示；注释在10个以上的，可使用[1]、[2]……，并以上标形式表示。这些上标的序号放在标点符号的前面。

㈥ 论文关于刑法参考文献

四、讨论我国的受贿罪法律完善对策

（一）取消“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规定

笔者认为，应当取消刑法对于受贿罪客观要件中“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规定， “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规定使刑法理论上争论不断，也给司法实践带来诸多困难。把这个规定取消，至少有如下优点：

1．取消“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规定符合受贿罪本质

犯罪的本质特征是社会危害性，这是我国刑法理论界的通说。任何犯罪都可以用很多事实来描述，但并非每个事实都是犯罪构成的要件。只有对社会危害性及程度具有决定意义的那些事实才是犯罪构成要件，才能反映犯罪的本质特征，达到形式与内容的统一。[①]受贿罪的危害或受贿罪本质不在于为他人谋取利益，而在于收受贿赂行为本身。[②]因此，贿赂罪侵犯的客体是职务行为的廉洁性，收受贿赂行为即对廉洁性产生危害，具有了受贿犯罪本质特征，能够构成受贿罪。至于是否有“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许诺或行为，是不能够决定或消除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的，仅是社会危害性程度上的差异。无论是否为他人谋取利益，行为人的受贿行为都侵犯了犯罪客体，从犯罪本质考虑，该行为即构成受贿罪，根本不需要“为他人谋取利益”这一要件。因此，取消“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规定，符合受贿罪本质的要求，而且使立法更加简明扼要。

2．取消“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规定体现了立法目的的要求

从受贿罪立法初衷看，对于公职人员利用职权收受贿赂的行为，应该以受贿罪追究其刑事责任，因为受贿罪的目的就是为了防止权力的异化，防止职务行为廉洁性受到侵害。而我国现行立法认为仅此还不能认定受贿罪，还要求“为他人谋取利益”要件。立法这样规定显然不能很好的实现立法目的，不利于立法宗旨的实现。从目前政策来看，这样规定也与“从严治党”“从严治吏”基本精神不符，与人民群众要求更是格格不入，只有取消这一要件，才能理顺这些关系，做到理论与实践的统一。

取消“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规定，并不意味着在立法中无视这一因素的存在和作用。众所周知，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程度是刑罚设置的主要依据，行为人的社会危害性程度不仅取决于在客观上给社会所造成的危害，而且还取决于行为人的主观恶性。本文建议取消“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规定，并非在立法中无视“为他人谋取利益”这一因素，收受贿赂的公职人员为“他人谋取的合法利益”是按国家法律法规，相对人应当获得的利益，无需违背职责即可实现，其侵害的还仅是职务行为的廉洁性。而“为他人谋取的非法利益”是按国家法律法规，相对人不应获得的利益，相对人若要实现利益，收受贿赂的公职人员必然要违背职责，这样行为人在侵害职务行为廉洁性的同时又破坏了职务行为正常管理秩序，其行为无论在社会危害程度上还是在主观恶性上都重于前者，对其量刑从重或加重设置是罪责相适应原则的要求，也是世界上通行的做法。如美国刑法将贿赂罪分为轻型贿赂罪与重型贿赂罪，其划分标准就是以是否存在“枉法意图”，“枉法意图”与我国的“为他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相似，有“枉法意图”即为重型贿赂罪，其刑罚设置明显重于无枉法意图的轻型贿赂罪。[③]

3．取消“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规定有利于打击受贿行为

从司法实践的角度来看，取消这一规定可以使法网更加严密，使那些收受贿赂又不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腐败分子无法逃脱制裁。同时，取消这一规定能够减轻司法机关在证明为他人谋取利益这一要素上、及收受他人财物与为他人谋取利益之间因果关系上的困难，有利于加大打击受贿犯罪的工作力度。

有人担心，取消这一要件，会混淆受贿罪与亲友间馈赠的界限，可能会导致扩大打击面。实际上，这种担心是多余的，贿赂归根到底是建立在公职人员的职务权力的制约性基础之上的，是职权的衍生物，因此，亲友间馈赠无论是在缘由上还是在数额上都与受贿罪截然不同。

（二）贿赂内容扩大为“不正当好处”

笔者建议，在我国刑法对的受贿罪规定中，用“不正当好处”取代“财物”，“财物”一词外延过窄，其不足前面已作阐述。不正当好处，既包括财物等物质性利益，也包括非物质性利益，前文已作出论述，此处不再赘述。建议用“不正当好处”取代“财物”，意义如下：

1．贿赂的内容扩大为“不正当好处”更符合受贿罪本质

从贿赂罪的本质来看，非物质性利益同物质利益一样，都是能满足人们某种需要的利益。收受物质性利益和非物质利益一样，都会侵害公职人员行为的廉洁性。而且，“权钱交易”发展到“权利交易”是当前犯罪的新特点，是犯罪手段翻新的具体表现。如前所述，以《公约》为代表的国际通行做法都将“贿赂”扩展到“一切不正当好处”，我国采用这种做法，

不仅是遵守国际义务的要求、顺应了反腐败斗争进一步深入的要求，而且符合受贿罪的犯罪本质。受贿罪是以权谋私的犯罪，其本质是对公职人员职务行为廉洁性的侵犯。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无论收受或索取的是财物还是其他不正当好处，都毫无疑问地构成对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廉洁性的侵犯，其社会危害性的本质是一样的。在人的需要和欲望多元化的现实生活中，无论是财物还是其他不正当好处，都能满足以权谋私者的心理、生理、物质或者精神需求。如果我们一方面打击受贿犯罪，另一方面却把贿赂限制在财物或财产性利益上，势必会放纵犯罪。因此，将公职人员利用职务之便、谋取财产性利益或非财产性利益的行为规定为受贿罪，完全符合受贿罪的本质。正因为收受财物以外的其他财产性利益或其他不正当利益也能够体现受贿罪的本质及其危害性，所以，把它们包括在贿赂范围之中是合理的。

2．贿赂的内容扩大为“不正当好处”能够使立法更加科学

从立法上考虑，将什么样的行为规定为犯罪、纳入到刑法规制之中，取决于这种行为的“客观性、惩治的必要性和可行性”等多方面因素。所谓“客观性”，是指这种危害社会的行为必须是现实生活客观存在的现象，或者虽然当前尚不存在，但根据科学预测，在社会发展进程中确有可能出现的现象。如果现实不存在，将来又根本不可能出现，现行法律

便没有必要作出规定。随着我国市场经济进程的不断推进，贿赂的内容已经不再仅限于财物。公职人员在经济交往中接受公款旅游、色情消费等变相“权利交易”的现象不断出现，产生了一个“权钱交易、权益交易”的特殊阶层，在社会上造成极为恶劣的影响。如果这种现象不受刑律惩处，将有损法律的严肃性。[④]

所谓“必要性”，是指客观存在的行为，其社会危害性已达到一定的严重程度，到了必须用刑罚规制、否则不足以预防、惩治和遏制的地步，但现行刑法又无法适用的情况，应当在立法中考虑，将其纳入刑法规定中。目前，我国正处在体制转轨时期，法制有待于健全。各个领域，尤其是行政、经济领域暗箱操作等现象比较普遍，这给贪污受贿犯罪行为的产生提供了厚实的土壤。尽管我国当前加大了反腐力度，但贪污受贿行为屡禁不止。从司法实践看，甚至在同一个地方受查处的领导有“前仆后继”的现象，而且腐败涉嫌金额还不断攀升。这种现象产生的根源在于“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索取或收受“财物”会受到惩处，财物之外的贿赂则被认为名正言顺。人们的需求并不是单项的，物质外利益的一时满足，可能转而促使行为人贪求更多的物质，以便再次或多次满足前次的非物质享乐，物质与非物质性利益在贪污贿赂犯罪中交迭，滚雪球式越滚越滚大。所以有必要修改现行刑法中不合理规定，将贿赂范围扩大为“不正当好处”，将一切财产性和非财产性利益都囊括进来。

所谓“可行性”，是指适用刑罚方法惩治贿赂行为在司法实践中具有实施的可能性。作为贿赂的利益都是客观实在的，在司法实践中是可能和能够加以具体认定的。无论贿赂的内涵如何变化，但有一点是共同的——能够作为贿赂的，不论是物质、物质性利益还非物质性利益，必然都具有实用性这一特点，它一方面能够满足受贿人的物质上、精神上或其它方面的要求，另一方面也能为行贿人换回某种好处，从这两点来认定是否接受了贿赂，在司法实践中具有较强的操作性。[⑤]

（三）设置受贿罪独立的法定刑，合理确定“数额”在受贿罪刑罚中的地位

现行刑法典没有受贿罪的独立法定刑的规定，刑法典第386条规定，对犯受贿罪的，根据受贿所得及情节，依照贪污罪的法定刑的规定处罚。笔者认为此种立法是不科学的，受贿罪从行为特征到保护法益均不同于贪污罪，应该拥有独立的，能正确反映行为危害大小的法定刑。贪污犯罪和受贿犯罪从犯罪本质看是不同的，贪污罪一定侵犯了财产所有权，非法占有财物的数额可以衡量其危害程度，“计赃定罪量刑”有其合理性和正当性。而受贿罪是贪利性犯罪，侵犯的客体是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的廉洁性，损害的是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贿赂的多寡不影响其用权换利的本质特征，所以它的法定刑设置应该和罪质相匹配，将受贿罪的法定刑依照与其直接客体完全不同的贪污犯罪显然缺乏合理性和科学性。

立法以具体的数额来划分受贿罪量刑的标准，结合收受贿赂还要以为他人谋取利益作为要件，所告知社会成员的是受贿是数额犯，且不为他人谋利的利用职权收受贿赂不是犯罪。受贿罪中的这两个因素，宣示了侵害了社会根本利益的行为可能不受刑罚处罚。立法通过“情节”、“数额”、“为他人谋取利益”等限制了刑罚适用的范围，造成受贿罪法网不密。当然受贿罪刑罚的一旦趋密，会客观上扩大犯罪的范围，但“密而不厉”的刑罚设计是符合现代刑法要求的，可以从刑罚方式多样化、非刑罚方法以及严格限制重刑上兼顾“密”和“不厉”的双重要求，从而也顺应刑罚轻缓化的世界潮流。现行刑法典对受贿在5000元以上不满10000元，犯罪后有悔改表现、积极退赃的，规定可以减轻或者免除处罚;反之，在公司、企业人员的受贿中，立法没有规定任何情况下可以减、免刑事责任的从宽情节。这种实际对国家工作人员网开一面的立法规定，与受贿罪作为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犯罪，对此类特殊身份犯应该从重处罚的这一普遍原则相背离。有观点认为，现行立法对贪污贿赂罪的起刑数额之规定与盗窃罪等贪利性普通犯罪之数额标准严重失调，不能体现刑罚的公平。[⑥]笔者不同意此观点，从刑法第383条第1款第4项规定看，即使贪污受贿不满5000元且情节较轻，也被立法认定为犯罪，而且从罪状描述看，受贿罪无数额的规定，反之，对盗窃罪等贪利性普通犯罪立法是做数额较大的成罪要求。之所以有以上观点，是来源于“两院”有关受贿罪立案标准的司法解释。而现行受贿罪立法刑罚量刑幅度过宽，不能够很好的对应刑法第五条，“刑罚的轻重，应当与犯罪分子所犯罪刑和承担的刑事责任相适应”的规定，笔者认为依据受贿罪的社会危害性和行为人的责任，可以紧缩量刑幅度，对几类危害性特别严重的受贿犯罪明确“重罚”外，对普通受贿犯罪可以采用短期监禁刑，并根据受贿罪的职务经济犯罪特点，多采用罚金刑和资格刑，使得罚当其罪。

鉴于上述分析笔者建议，根据受贿罪的本质特征为其叙明新的罪状并设立独立的法定刑，立法中取消“数额”、“情节”的具体规定，从而严格限制司法解释对立法的扩张性解释，明确告知社会成员本着从严治吏的精神，国家对受贿行为不论数额均作刑法上之否定;而对于需要裁判者加以主观判断的因素，如“数额”、“情节”和其他影响罪行等级，可以以立法解释或司法解释的形式确立。

（四）严格限制受贿罪死刑适用的范围

有观点认为，我国对受贿等经济犯罪规定死刑，是一种不符合刑罚的效益观念的选择，成了一种以剥夺价值大的权益为代价保护价值小的权益的手段，如此分配的死刑不但明显的构成成本大于收益、投入大于产出的选择，而且给国民培植了诸如财产与生命可以等价的观念，从而人为贬低了人的生命价值，因而对受贿这样犯罪的死刑应予废除。[⑦]笔者认为，如果单从死刑本身看，它既不能杜绝或减少犯罪的发生，也不能因其残酷而就此遏止住“行恶”之动机，从来就没有因为严刑峻罚人类就改恶从善，因而不是受贿罪的死刑不符合刑罚之效益，而是死刑本身就是非理性的。笔者认为在短时期内取消受贿罪死刑缺乏背景条件：我国刑法分则十章中涉及死刑罪名有70个（不包括选择性罪名），而其中两章职务犯罪中有死刑规定为2个即贪污罪和受贿罪，反观分则第三章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中规定的死刑就有17个，如果只单独取消受贿罪的死刑，对官员的贪污腐败深恶痛绝的人民群众很难认同;在司法实践中，职务犯罪不仅会造成经济上的危害后果，也有导致严重人身伤亡后果的，而在读职罪中并无极刑之规定，公众感情很难接受我国死刑适用范围较广的情况下，单单对职务犯罪网开一面的做法，所以受贿罪死刑的保留是一种“补漏”。

笔者认为，受贿罪死刑的废除必须与我国总的死刑政策相匹配，在现阶段不宜单独废除受贿罪之死刑。那么，现行受贿罪死刑适用的立法规定是否合理?依照贪污罪死刑适用的

标准，刑法典将受贿罪死刑的范围确定为“受贿在10万元以上，情节特别严重的”，笔者认为，这一标准无论从刑罚效益还是司法实践看都是弊大于利，且超过了一般预防的限度。将受贿罪适用死刑的外延定在10万元，即使仅从当前的社会生活条件看，也是不合理的。从法律追求看也有悖于限制乃至废除死刑的历史趋势，10万元作为受贿罪死刑适用的“准用”条件在司法实践中的意义不大，造成受贿可能处以极刑的条件—涉案数额规定的范围过于宽泛，使得该罪死刑缺乏严格的限制条件，立法或司法解释对情节特别严重又无明确规定，造成司法实践领域中的死刑风险处于不确定状态，罪行的严重性与法定刑的幅度已无比例关系，有违罪刑相适应原则。现时存在受贿千万未处极刑，而受贿百万却被判死刑的情况，又造成公众的质疑。如果说受贿涉案金额对死刑无影响，但为何立法明确规定对死刑无影响的数额条件，反而对有实质意义的特别严重的情节不加以规定。

参考文献：

1．张旭：《国际刑法——现状与展望》，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版。

2．马长生：《国际公约与刑法若干问题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版。

3．毕志强、肖介清、汪海鹏、张宝华：《受贿罪定罪量刑案例评析》，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3年第1版。

494．范春明：《贪污贿赂犯罪的法律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01年第1版。

5．林谭：《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中国方正出版社2004年第1版。

6．孟庆华：《受贿罪研究新动向》，中国方正出版社2005年第1版。

7．马克昌：《犯罪通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3版。

8．高明暄主编：《刑法专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1版。

9．张明楷：《刑法分则的解释原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版。

10．陈兴良：《当代中国刑法新境遇》，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版。

11．王云海：《美国的贿赂罪——实体法与程序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版。

12．储槐植：《刑事一体化与关系刑法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1版。

13．肖扬：《贿赂犯罪研究》，法律出版社1994年第1版。

14．杨兴国：《贪污罪贿赂罪法律与司法解释应用问题解疑》，中国检察出版社2002年第1版。

--------------------------------------------------------------------------------

[①] 马克昌：《犯罪通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3版，第135页。

[②] 刘系琳：《论受贿罪的客观方面》，《兰州商学院学报》2002年第1期，第18页。

[③] 王云海：《美国的贿赂罪——实体法与程序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5版，第128页。

[④] 林锦征：《试论我国受贿罪立法的完善》，《河南司法警官职业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第24页。

[⑤] 林锦征：《试论我国受贿罪立法的完善》，《河南司法警官职业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第11页。

[⑥] 何承斌：《贪污犯罪比较研究》，法律出版社2004年第1版，第225页。

[⑦] 邱兴隆：《刑罚的哲理与法理》，法律出版社2003年第l版，第534、539页

㈦ 参考文献格式

参考文献标准格式是指为了撰写论文而引用已经发表的文献的格式，根据参考资料类型可分为专著[M]，会议论文集[C]，报纸文章[N]，期刊文章[J]，学位论文[D]，报告[R]，标准[S]，专利[P]，论文集中的析出文献[A]，杂志[G]。

1、期刊论文类

一般格式如下：

作者.论文名称[J].期刊名称,发表年份(第几期):页码.

注意：一般而言，参考文献里的标点符号用的是英文状态下输入的标点符号。输完汉字要切换到英文状态，再输入相应的标点符号。

示例：沈延生.村政的兴衰与重建[J].战略与管理,1998(6):1-34.

2、学位论文类

一般格式如下：

作者.论文名称[D].毕业院校所在城市:毕业院校,论文提交年份:页码.

示例：

刘杨.同人小说的著作权问题研究[D].重庆:西南政法大学,2012:12-15.

3、书籍著作类

一般格式如下：

作者.著作名称[M].出版社所在城市:出版社名称,出版年份:页码.

示例：金太军.村治治理与权力结构[M].广州:广州人民出版社,2008:50.

(7)政法文献扩展阅读

最主要的是根据载体把文献分为印刷型、缩微型、机读型和声像型。

（1）印刷型：是文献的最基本方式，包括铅印、油印、胶印、石印等各种资料。优点查可直接、方便地阅读。

（2）缩微型：是以感光材料为载体的文献，又可分为缩微胶卷和缩微平片，优点是体积小、便于保存、转移和传递。但阅读时须用阅读器。

（3）计算机阅读型：是一种最新形式的载体。它主要通过编码和程序设计，把文献变成符号和机器语言，输入计算机，存储在磁带或磁盘上，阅读时，再由计算机输出，它能存储大量情报，可按任何形式组织这些情报，并能以极快的速度从中取出所需的情报。出现的电子图书即属于这种类型。

（4）声像型：又称直感型或视听型，是以声音和图像形式记录在载体上的文献，如唱片、录音带、录像带、科技电影、幻灯片等。

㈧ 论文参考文献各部分代表什么意思

1、 专著作者．书名〔M〕．版本(第一版不著录)．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起止页码；

2 、报告作者．题名〔R〕．保存地点．年份 ；

3、 论文集作者．题名〔C〕．编者．论文集名,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起止页码 ；

4 、期刊作者．题名〔J〕．刊名,出版年,卷(期)∶起止页码 。

参考文献按照其在正文中出现的先后以阿拉伯数字连续编码，序号置于方括号内。参考文献是学术论文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作者对他人研究成果的直接或间接引用，其正确标注不仅体现了作者的治学态度，更关系到作者对他人学术成果的尊重。

(8)政法文献扩展阅读：

选中所有的尾注文本，点“格式|字体”，改为“隐藏文字”，切换到普通视图，选择“视图|脚注”，此时所有的尾注出现于窗口的下端，在“尾注”下拉列表框中选择“尾注分割符”，将默认的横线删除。同样的方法删除“尾注延续分割符”和“尾注延续标记”。

删除页眉和页脚（包括分隔线），选择“视图|页眉和页脚”，首先删除文字，然后点击页眉页脚工具栏的“页面设置”按钮，在弹出的对话框上点“边框”，在“页面边框”选项卡，边框设置为“无”，应用范围为“本节”；“边框”选项卡的边框设置为“无”，应用范围为“段落”。切换到“页脚”，删除页码。选择“工具|选项”，在“打印”选项卡里确认不打印隐藏文字（Word默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