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科技文献

A. 敦煌莫高窟何时建成

敦煌莫高窟 敦者，大也，煌者，盛也，而敦煌的盛名来自莫高窟。莫高窟是中国第一大石窟，俗称千佛洞，位于敦煌市东南25公里鸣沙山东簏的崖壁上，南北长约有1600米。周围都是戈壁荒漠，进入了莫高窟反而是绿树成荫，经过一个大牌坊，左边是一个飞天雕像，敦煌飞天是敦煌莫高窟的名片，是敦煌艺术的标志。只要看到优美的飞天，人们就会想到敦煌莫高窟艺术。敦煌莫高窟492个洞窟中，几乎窟窟画有飞天，总计4500余身。其数量之多，可以说是全世界和中国佛教石窟寺庙中，保存飞天最多的石窟。 十六国时期，群雄逐鹿中原，战火四起，百姓流离失所，而河西成为相对稳定的地区。中原大批硕学宿儒和百姓纷纷背井离乡，逃往河西避难，带来了先进的文化和生产技术。尤其汉魏传入的佛教在敦煌空前兴盛。敦煌是佛教东传的通道和门户，也是河西地区的佛教中心。河西各地的佛门弟子多来此地研习。前秦建元二年(公元366年)，乐尊和尚在三危山下的大泉河谷首开石窟供佛，莫高窟从此诞生了。之后，开窟造佛之举延续了千百年，创造了闻名于世的敦煌艺术。 北魏灭了北凉，统一了北方，占据了河西。这个时期，敦煌比较安定，百姓安居乐业，佛教随之盛行。北魏在莫高窟开凿洞窟13个。 隋朝的建立，结束了西晋以来三百余年的分裂局面，完成了统一中国的大业。隋文帝收复河西时，相继平息了突厥、吐谷浑的侵扰，保证了丝绸之路的畅通与繁荣。隋文帝平定了南方割据政权后，将 一批南朝贵族连同其部族远徙敦煌充边，给敦煌带来了南方的文化和习俗。这样，南北汉文化在敦煌融为一体，使敦煌的地方文化更加富有明显的特色。隋文帝崇信佛教，曾几次下诏各州建造舍利塔。诏命远至敦煌。在最高统治者的提倡下，隋代虽存在了短短的37年，但在莫高窟开窟竟有77个，且规模宏大，壁画和彩塑技艺精湛，同时并存着南北两种截然不同的艺术风格。 唐朝初期，在河西设肃、瓜、沙三州。河西全部归唐所属。贞观十四年(公元640年)，唐太宗李世民一举铲除东西大道上以西突厥为主的障碍，确保了丝路之路的畅通。唐代的敦煌同全国一样，经济文化高度繁荣，佛教非常兴盛。莫高窟开窟数量多达1000余窟，保存到现在的有232窟。壁画和塑像都达到异常高的艺术水平。 唐朝兴起的时候，我国西南部的吐蕃王朝日益强盛。安史之乱以后，唐王朝由鼎盛开始走向衰落，从此一蹶不振。吐蕃乘虚进攻河西，攻陷了凉州、甘州、肃州、沙州等地，自此，吐蕃统治了全部河西长达70多年。吐蕃也信佛教，莫高窟中唐洞窟中保存了大量吐蕃时期的壁画艺术，藏经洞内保存了大量的吐蕃文经卷。 11世纪初，西北地区的党项族开始兴起，逐步强大。公元1028年取胜甘肃回鹘，继而攻陷瓜州、沙州，称霸河西。于1038年建立了西夏王朝。在西夏统治敦煌的一百多年间，由于重视经济发展，使敦煌保持着汉代以来民物富庶，与中原不殊的水平。西夏统治者崇信佛教，不排斥汉文化，在文化艺术方面也有大的发展。至今，莫高窟和榆林窟保存着大量丰富而独特的西夏佛教艺术。举世闻名的“敦煌遗书”即在西夏统治时期(公元1036年)封藏于莫高窟第17窟内。 1227年，蒙古大军灭西夏，攻克沙州等地，河西地区归元朝所有。元朝远征西方，必经敦煌。当时瓜、沙二州屯兵济济，营寨栉比，屯垦农兵遍布党河、疏勒河流域。敦煌一度呈现出经济文化繁荣的景象，和西域的贸易更加频繁。元朝统治者也崇信佛教。莫高窟的开造得以延续。现存元代洞窟约10个。自元朝以后，千里河西逐渐失去了昔日的光彩。 朱元璋建立明朝以后，修筑了嘉峪关明长城，重修了肃州城。嘉靖三年(公元1524年)，明王朝下令闭锁嘉峪关，将关西平民迁徙关内，废弃了瓜、沙二州。此后二百年敦煌旷无建置，成为“风播楼柳空千里，月照流沙别一天”的荒漠之地了 ，所以说闭关锁国是注定必然失败的。 到了唐代，敦煌飞天已完成了中外吸收、融合的历程，完全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达到了艺术的顶峰。唐代洞窟的四壁画满了大型经变画。飞天不仅画在藻井、佛龛、四披上，大部分画在经变画中。佛陀在极乐世界正中说法，飞天飞绕在上空，有的脚踏彩云，徐徐降落；有的昂首挥臂，腾空而上；有的手捧鲜花，直冲云霄；有的手托花盘，横空飘游。那迎风摆动的衣裙，飘飘翻卷的彩带，使飞天飞得多么轻盈巧妙、潇洒自如。 敦煌藏经洞被发现，是一件非常偶然的事。有一位叫王圆箓的道士，云游化缘投宿于143窟，便在那里居住了下来。王道士无意中发现一道用土砖封住的门，他用力打开，是一个小洞，有一丈多宽，洞里有无数的白色包裹，排列得非常整齐。他打开一看，每一包里有经十卷，其他还有佛帧绣像，平铺在白包下面。这是光绪二十六年(1900)四月二十七日的事情。一个道士却住在佛窟中，从而撕开了敦煌百年的伤痛史，这不知道是不是佛教所说的缘分呢。 王道士很机诈，他想拿这些经卷去换钱。于是，他私下里就运几箱经卷至酒泉，献给安肃道道台廷栋。廷栋也不知道这些经卷的可贵，王道士很沮丧，他把一箱经卷扔在酒泉，只好带着其余经卷，化缘回去。 后来，有一个英国探险家斯坦因(Marc Aurel Stein 1862—1943)原籍匈牙利、移民英国而为印度官员，由印度总督派到新疆来调查西北地理，他听到这件事，就借调查地理为名，带了一个翻译悄悄地到敦煌去了。 斯坦因见到王道士，甜言蜜语，并说：“只要你答应下来，给你白银三百两。”王道士最初不敢答应，当他看到白银，就一口答应了。斯坦因所看到的宝藏，大约有三种，第一种是用坚硬的纸张所写的汉文佛经。第二种是藏文写本。第三种，也是斯坦因最高兴的，是一些古画，绢上画的全是美丽的佛像，颜色调和，鲜艳如新 。 他们怕外人知道，盗宝工作每天在晚上进行搬运，他们连续盗了七个晚上，完整的经卷二十四箱近万卷，完好的绢画和丝织品等五箱近五百卷，斯坦因雇了四十多头骆驼才能运走。相隔7年后，斯坦因再次混入敦煌，又骗走了王道士私藏起来的570卷敦煌文物。这些经卷，斯坦因将它分为两部分，一部分留在印度，成立西域博物馆，而精品则入藏伦敦的大英博物馆。这件事情轰动国外，其他的外国盗窃者和中国官僚接踵而来。将藏经洞中遗物全部翻检，选取精华，廉价骗购大量藏经洞中文献精品和佛画、丝织品，总数约一万余件，现分藏於巴黎法国国家图书馆和集美博物馆。伯希和曾为法国中国学权威沙畹的高足，当时虽只有27岁，却懂得汉、俄、藏、突厥等13种文字，所盗的宝者数量中虽不及斯坦因多，却是价值最高的，他精心挑选并盗走的遗书是最精华的部分，有许多孤本。 1911年10月，日本大谷“探险”队的吉川小一郎和橘瑞超非法用低价换取了469卷写本和 精美唐代彩塑两尊。 1911年俄国人鄂登堡率团至莫高窟，盗走经卷一批。 在众多的向敦煌探取手取宝的人当中，有一个姗姗来迟者，他就是美国哈佛大学福格艺术博物馆东方部主任 华尔纳。他于1923年到达莫高窟，但这时的藏经洞已空了，再没有什么文书可取了，于是，他把目标转移到了那些不能移动的塑像和壁画上。用涂有粘着剂的胶布剥取了第320、321、328、329、331、335、372各窟壁画26方，共计3.206万平方公分。其中初唐画有汉武帝遣博望侯张骞使西域迎金佛等，有关民族历史与中国佛教史重要故事内容的壁画多幅，及328窟通高120公分盛唐最优美的半跪式观音彩塑。这批珍贵的艺术品现藏美国哈佛大学福格博物馆。 不要以为被盗走的壁画就能很好地保存于世上，撕下来的时候就有不少被破坏了，还有运输 、战争、盗窃等的损毁，损失的比盗走的更严重，而且是毁灭性的。区区的一个爱神维娜斯雕像无法复原的断臂都让全世界惋惜不已，而这里是几十幅精美的壁画，我们却永远无法知道它们原来的面目了。 在藏经洞陈列馆展出的只有19件文献真品，其它43幅美术品全部是电脑喷绘的复制品，还有49件海外文献藏品图片，因为原件都流失于海外近100年了。 “莫高窟的壁画还不止看到的那么多,在一次维修无意中发现了壁画的里面还有壁画。原来是莫高窟的地方毕竟有限，后人找不到地方建洞窟了，就把前人绘制的壁画用泥土覆盖，再画上新的壁画，使相当多的洞窟内形成了数层壁画的奇观。现在还没有百分百的把握拿开表层而又不损坏任何一层的方法，所以不去动它，希望以后科技先进的时候可以看到里面的真相。” 仿制的几个洞窟，真的是做到惟妙惟肖，墙壁的泥土质感，壁画的笔触，还有破损的地方都一模一样，根本看不出破绽，而且这里还可以大打灯光，游人可以尽情地细细欣赏。

记得采纳啊

B. 敦煌宝藏的学术价值

世俗文献约占20%，数量虽少，但其学术价值比宗教典籍更大。其种类除了传统的经、史、子、集之外，还有大量地方文献。以内容来分，有数学、地理、历史、政治、贸易、哲学、军事、民族、民俗。音乐、舞蹈、文学、语言、音韵、名籍、账册、函状、表启、类书、书法、医学、兽医、工艺、体育、水利、翻译、曲艺、占卜书等等，广泛反映中古社会的各个方面，是研究中古社会生活的重要资料。特别是数百件科技史文献更是敦煌遗书中的珍品，其中与医药学有关的近百件，有医疗方1000多个；天文历法方面的40多件；数学方面的约20件；水利、农业、化学等方面都有。
大量的“官私文书”也是世俗文献中具有珍贵价值的史料。“官文书”有符、牒、状、帖、榜文、判辞、过所、公验、度牒、告身、籍账等；有与户部、刑部、兵部相关的文书片断；《河西节度使判集》有助于对安史之乱后河西政治经济状况的研究；《沙州进奏院上本使状》及归义军节度使相关的文书，使晚唐、五代沙州的历史面貌重新明朗；军制、市制、屯田、长行马等有关文书，使各种制度得以稽考；籍账方面，包括计账、户籍、差科簿等有利于《西魏大统十三年计账》的研究，使西魏均田制的许多问题得以探明；唐天宝年间《敦煌郡敦煌县差科簿》为唐前期杂色、摇役等问题的研究提供了珍贵材料。“私文书”有契卷、社司转帖、账历、书犊、分家产文书、遗书等，其中租佃契、地契、借贷契、买卖契、雇佣契等对于研究唐五代及宋初劳动者身份地位以及祖佃关系、高利贷经营方面的问题，都是第一手资料。
寺院文书是官私文书的一个分支，约有500件以上。如僧官告身、度碟、戒碟、僧尼籍、转经历、追福疏、诸色入破历、器物名籍以及各种契约等，都是研究敦煌教团政治经济结构的好材料。
敦煌遗书中还有上万卷吐蕃、回鹃、粟特（康居）、干阗、龟兹、突厥、叙利亚、梵文等多种文字写本。是研究这些民族历史的珍贵资料，具有很高的民族学价值和国际意义。

C. 敦煌文化的相关知识包括技术，故事情节，艺术成就，深刻道理

敦煌文化 敦煌文化艺术又称莫高窟文化艺术，被称为东方世界的艺术博物馆。它保存了公元四世纪到十世纪的洞窟735个，彩塑三千余身,壁画45000平方米,唐宋木构建筑五座。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在这里成立了敦煌文物研究所（后改为敦煌艺术研究所），开始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保护、研究工作。
敦煌，一个神圣的名字。
敦煌是多种文化融汇与撞击的交叉点，中国、印度、希腊、伊斯兰文化在这里相遇。
敦煌是艺术的殿堂。那些公元4至11世纪的壁画与雕塑，带给人们极具震撼力的艺术感受。敦煌又是文献的宝库。在这数以万计的赤轴黄卷中，蕴藏着丰富的文献资源，汉文、古藏文、回鹘文、于阗文、龟兹文、粟 特文、梵文，文种繁多；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军事、哲学、宗教、文学、民族、民俗、语言、历史、科技等广泛领域。
1900年农历5月26日，一个值得记住的日子，在敦煌莫高窟发现了这个藏经洞，那些古代文献赫然堆满整个窟室。由此，产生了一门世界性的学科--"敦煌学"。
1910年，敦煌藏经洞劫余文献运藏京师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前身）。而今，藏经洞发现已经整整一百年了，中国国家图书馆作为世界上收藏敦煌遗书最多的单位，以其丰富的馆藏，为敦煌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中国国家图书馆和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举办的纪念敦煌藏经洞发现一百周年专题文献展览，旨在揭示敦煌遗书的流散历史，展示敦煌遗书的风采及内涵，介绍敦煌遗书的保护与研究现状。这对于弘扬中华民族文化，推动世界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促进敦煌学的研究；对于有效保护和充分利用敦煌文化遗产，带动我国西部地区文化事业发展，以及激发社会公众的爱国热情和民族自豪感，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敦煌是全人类的敦煌。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世界。
[编辑本段]【敦煌历史】
敦煌距今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秦汉之前，这里居住着月支、鸟孙等民族。西汉初，漠北的匈奴赶走月支，占领敦煌。元狩二年（前121）西汉军队打败河西匈奴，敦煌与河西走廊归入西汉王朝版图。元鼎六年（前111）西汉在敦煌设郡，与酒泉、张掖、武威并称河西四郡。在敦煌之北修筑了长城，在西部设立了阳关、王门关。从此，敦煌成为西域进入河西走廊与中原的门户和军事重镇。为了巩固敦煌的战略要地，政府从内地移民来此定居，调遣士兵屯田戎守。西汉王朝对敦煌的经营与开发，确立了敦煌在历史上的重要地位。经过东汉王朝与曹魏政权的继续经营与开发，敦煌在较长时期内保持相对稳定，成为丝绸之路上一处重要的商品交易中心和粮食生产基地。中原文化在这里生根和发展，儒家经典得到传播。产生于印度的佛教文化也传到了敦煌，西晋时号称“敦煌菩萨”的译经大师竺法护及其弟子在此译经传教。
十六国时期，先后由前凉、前秦、后凉、西凉、北凉五个政权统治敦煌。此时中原大乱，战争频繁。唯敦煌相对平安，人口增加，中原与河西走廊的百姓避乱在此，中原汉晋文化在敦煌与河西走廊得以保存和延续。敦煌产生一批著名儒家学者，他们设馆讲学，著书立说。中原传统文化在敦煌已十分成熟。与此同时，西行求法与东来传教的佛教僧人都经过敦煌，促进了敦煌佛教的发展。《魏书·释老志》说：“敦煌地接西域，道俗交得，其旧式村坞相属，多有塔寺”。敦煌莫高窟应运而生。据唐代圣历元年（698）李克让修《莫高窟佛龛碑》记：“莫高窟者，厥初，秦建元二年（366）有沙门乐僔，戒行清虚，执心恬静，尝仗锡林野，行至此山，忽见金光，状有千佛……造窟一龛。次有法良禅师，从东届此，又干僔师窟侧更即营建，伽蓝之起，滥觞二僧。”此后，北魏宗室东阳王元太荣、北周贵族建平公于义先后出任瓜州（敦煌）刺史，信奉佛教，莫高窟的开窟造像活动逐渐发展兴盛起来。
隋代统一南北，击败西北的突厥和吐谷浑侵扰，保持丝路畅通，商贸繁盛。文帝和汤帝倡兴佛教，今天下各州建造舍利塔，瓜州也在崇教寺（莫高窟）起塔，宫廷写经也传至敦煌。短暂的隋代，在敦煌大兴开窟之风。唐王朝前期扼制了西域最大的威胁——西突厥的进犯，在西域设立安西都护和安西四镇。为加强军事防卫，在敦煌和河西走廊设立豆卢军、墨离军、王门军、赤水军、建康军等河西十军，使敦煌经济得到稳步发展，丝绸之路全线畅通，“伊吾之西，波斯以东，朝贡不绝，商旅相继”。中西经济文化交流频繁。敦煌石窟的营造达到了极盛，敦煌文化进一步凝聚了来自中原的汉文化，以及来自印度、西亚、中亚的文化。
天宝十四年（755）发生安史之乱，唐王朝由盛而衰，吐蕃乘机攻占陇右、河西。建中二年（781）吐蕃占领沙州，推行吐善行政、经济制度和习俗，同时，大力抉植佛教，佛教势力迅速膨胀，推动了莫高窟继续兴建。
会昌二年（842），吐蕃内乱，势力大衰。大中二年（848）沙州张议潮乘机率兵起义，陆续收复伊、西、瓜、肃、甘、凉等十一州，并遣使奉表归唐，被唐王朝册封为归义军节度使，从此开始了归义军长达200多年的统治时期。张氏归义军政权恢复唐制，推行汉化，使敦煌的政局得到了稳定，佛教在张氏归义军政权的保护下，继续兴建寺院和石窟。宋乾化四年（914），曹议金接替张承奉政权在瓜沙二州六镇地区重建归义军政权，一直保持与中原王朝的密切来往，接受中原王朝封号，奉中原为正朔，利用旧日唐朝在各族人民中的声威，以求在西北各民族中树立自己的地位，又以和亲的方式，东与甘州回鹘，西与西州回鹘、于阗政权结好。曹氏政权与中原王朝及周围少数民族政权建立的良好关系，不仅保持境内相对稳定的局面，且共保丝路畅通，促进了敦煌与中原和西域佛教文化的交流，为敦煌佛教艺术继续发展创造了条件。
宋景佑三年（1036）和南宋宝庆三年（1227），敦煌先后为党项羌和蒙古族占领。西夏和蒙元统治者笃信佛教，敦煌莫高窟作为佛教要地，依然受到重视，仍有建造。但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陆上丝绸之路的衰落、蒙元疆域的扩大，敦煌失去了中西交通中转站与西域门户的重要地位。莫高窟也告衰落。
元代以后敦煌停止开窟，逐渐冷落荒废。明嘉靖七年（1528）封闭嘉峪关，使敦煌成为边塞游牧之地。清康熙五十七年（1718）平定新疆，雍正元年（1723）在敦煌设沙州所，三年（1725）改沙州卫，并从甘肃各州移民敦煌屯田，重修沙州城。乾隆二十五年（1760）改沙州卫为敦煌县，敦煌经济开始恢复。莫高窟开始被人们注意。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发现了震惊世界的藏经洞。不幸的是，在晚清政府腐败无能、西方列强侵略中国的特定历史背景下，藏经洞文物发现后不久，英人斯但因、法人伯希和、日人橘瑞超、俄人鄂登堡等西方探险家接踵而至敦煌，以不公正的手段，从王道士手中骗取大量藏经洞文物，致使藏经洞文物惨遭劫掠，绝大部分不幸流散，分藏于英、法、俄、日等国的众多公私收藏机构，仅有少部分保存于国内，造成中国文化史上的空前浩劫，给中国人民留下了难以弥合的心灵创伤。
从开凿的第一天起，莫高窟便以它那兼容并蓄的恢宏气度，吸取和融合了当时欧亚大陆所有人类文明的精华。当我们面对那一尊尊塑像，那一方方壁画，那一卷卷文书时，就会被莫高窟那博大精深的多元化艺术进力及其丰富深厚的文化底蕴所吸引、打动，内心感到震撼和折服。我们同时也会深刻地认识到，如果没有古代河西地区繁荣的经济文化，就没有莫高窟；如果没有对外经济文化交流和中华民族海纳百川的广阔胸怀，也就不会有莫高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敦煌莫高窟劫后余生的文物才得到了真正有效的保护和科学合理的利用。作为国务院首批公布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一，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敦煌文物保护事业步入了蓬勃发展的新时期。
世纪之交的2000年，是敦煌藏经洞发现100周年，敦煌学也将走过了百年历程，全世界敦煌学学者和关心敦煌的人士都在关注着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时刻。
灿烂的敦煌文化遗产，吸引着全世界的目光，敦煌属于中国，也属于全人类。敦煌文化代表着中国古代文明的辉煌，敦煌文化必将在新世纪发扬光大。

D. 敦煌文献典籍到底有什么现实意义

1、古代文献由于战乱和天灾而损失很多，敦煌文献的发现对重新认识评价古代思想，和重新发现古代文化典籍，有着重要的直接的实物参考。
2、古代思想和文献由于朝代更替和政治思想的压制，有很多人为篡改和编造的情况，而敦煌文献的发现，则有很重要的实物考据作用，发现哪些文献或经典在后代被改造，或者后代哪些文献是被编造。
3、敦煌文献在文物的材质上，可以考察古代科学技术水平的发展变化历程，比如造纸、印刷等技术，一些古代文献的记录也对当时的政治、经济、科技等情况有重要的参考作用。
4、敦煌文献多为手抄手绘，因此保留了很多古代艺术发展变化的记录，在书法演变、绘画题材和方法等方面都有重要的指导价值。
5、敦煌文献的内容上除了涉及宗教，还有很多涉及当时的科技、人文、地理、政治、文学艺术等方面，甚至还可以找到与周边各国交往的文献，因此被称为古代历史文化的网络全书。

E. 敦煌学在近代发生了什么

虽然早在20世纪初就有罗振玉、王国维、刘半农等人在北京、伦敦、巴黎等各地收集、抄录敦煌文献，但对莫高窟的真正保护开始于1940年代。1941年至1943年著名画家张大千对洞窟进行了断代、编号和壁画描摹。1943年，国民政府将莫高窟收归国有，设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由常书鸿任所长，对敦煌诸石窟进行系统性的保护、修复和研究工作。1950年，研究所改名为敦煌文物研究所，依然由常书鸿主持，到1966年以前，已加固了约400个洞窟，抢修了5座唐宋木构窟檐，并将周边10余平方公里划定为保护范围。1984年，中国政府进一步将敦煌文物研究所升格为敦煌研究院，充实了科技力量，开展治沙工程，积极利用数字化技术和其他技术来加强保护工作。由于呼吸产生的二氧化碳对壁画会产生潜在性的破坏，近年造访莫高窟人数增加，因此对日常参观人数应该加以限制。
莫高窟堪称世界最大的艺术宝库之一。
光绪二十六年（公元1900年）道士王圆箓发现"藏经洞"，洞内藏有写经、文书和文物四万多件。此后莫高窟更为引人注目。
1907、1914年英国的斯坦因两次掠走遗书、文物一万多件。
1908年法国人伯希和从藏经洞中拣选文书中的精品，掠走约5000件。
1910年藏经洞中的劫余写经，大部分运至北京，交京师图书馆收藏。
1911年日本人橘瑞超和吉川小一郎从王道士处，弄走约600件经卷。
1914年俄国人奥尔登堡又从敦煌拿走一批经卷写本，并进行洞窟测绘，还盗走了第263窟的壁画。
1924年美国人华尔纳用特制的化学胶液，粘揭盗走莫高窟壁画26块。、
他们都以少量的银元，带走了大量的中国的灿烂文化。
注：
王道士
藏经洞发现之后，王道士尽了最大的努力，做了他应该做的一切。首先，徒步行走50里，赶往县城去找敦煌县令严泽，并奉送了取自于藏经洞的两卷经文。王道士的目的很明确，就是为了引起这位官老爷的重视。可惜的是这位姓严的知县不学无术，只不过把这两卷经文视作两张发黄的废纸而已。
1902年，敦煌又来了一位新知县汪宗翰。汪知县是位进土，对金石学也很有研究。王道士向汪知县报告了藏经洞的情况。汪知县当即带了一批人马，亲去莫高窟察看，并顺手拣得几卷经文带走。留下一句话，让王道士就地保存，看好藏经洞。
两次找知县没有结果，王圆箓仍不甘心。于是，他又从藏经洞中挑拣了两箱经卷，赶着毛驴奔赴肃州（酒泉）。他风餐露宿，单枪匹马，冒着狼吃匪抢的危险，行程800多里，才到达目的地，找到了时任安肃兵备道的道台廷栋。这位廷栋大人浏览了一番，最后得出结论：经卷上的字不如他的书法好，就此了事。
几年过去了，时任甘肃学政的金石学家叶昌炽知道了藏经洞的事，对此很感兴趣，并通过汪知县索取了部分古物，遗憾的是，他没有下决心对藏经洞采取有效的保护措施。直到1904年，省府才下令敦煌检点经卷就地保存。这一决定和汪知县当初的说法一样，都是把责任一推了之。王圆箓无法可想，又斗胆给清宫的老佛爷写了秘报信。然而，大清王朝正在风雨飘摇之际，深居清宫的官员哪望能顾得上这等“小事”。王圆箓的企盼如泥牛入海，杳无音信。
1907年，斯坦因到来，他通过宗教精神的交流将王道士俘虏了。斯坦因说：“道士之敬奉玄奘，在石窟寺对面新建凉廊上的绘画有显明的证据，所画的都是一些很荒唐的传说……我用我那很有限的中国话向王道士述说我自己之崇奉玄奘，以及我如何循着他的足迹，从印度横越峻岭荒漠，以至于此的经过，他显然是为我所感动了。”
当时王道士把经卷卖给斯但因有三方面的原因：一是在长达7年的时间里，他多次求助官方予以重视，而且是逐级上报，但无人过问，致使他灰了心。二是为了完成他的宏愿，清扫洞窟，修建三层楼，架设木桥。三是唐玄奘沟通了他们的思想，斯坦因这个探险家追求事业的精神感动了他。因此他虽则思想极为矛盾，极不愿意外国人将这些文物带走，但在无奈的情况下，也只好让了步。
当斯坦因把敦煌文物宣传于全世界之时，当朝命官这才懂得了其重要价值，但他们不是考虑如何地保护它，而是千万百计窃为己有。因此，一时间偷窃成风，敦煌卷子流失严重，这是敦煌卷子自发现以后最大的劫难，后来连醉心于壁画的张大千也加入了破坏的行列。1910年清政府作出决定，把剩余的敦煌卷子全部运往北京保存。在运送的路途中，几乎每到一处都失窃一部分。
大量经卷的散失，曾经使王圆箓感到非常痛心，因为藏经洞是他发现的，多年来在他保管期间从未发生过无故大量散失的事，官方如此掠夺，又如此贪心，使他感到极大的愤慨。所以，当1914年斯但因第二次到莫高窟后，王圆箓对他说了一段令人深思的话，《斯坦因西域考古记》是这样记述的：“说到官府搬运他所钟爱的中文卷子致受损伤，他表示后悔当时没有勇气和胆识，听从蒋师爷的话，受了我那一笔大款子，将整个藏书全让给我。受了这次官府的骚扰之后，他怕极了，于是，将他所视为特别有价值的中文写本另外藏在一所安全的地方。”
敦煌千古事，苦乐谁心知？
敦煌文物的流失不应该把责任归因于任何个人，那是历史对整个中国的嘲讽。
我们不能以一个完人的标准去审视王圆箓，他在那个时代其实真的很平凡。或许只有把他放在当时的历史情境中去理解，才能得出客观公正的评价。
藏经洞前聚满了游人，在黑暗的洞中回响着各种不同国籍的声音，我随着匆匆人流，对王圆箓投去深情的一瞥。
去敦煌之前，我就有个心愿要找到余秋雨所说的“道士塔”。我问导游：王圆箓葬在何处？他说在莫高窟售票处前面。我从洞窟中一路下来，果然看到了一座淡黄色的塔伫立在莫高窟陈列馆前。在我所驻留的数分钟内，我没有看到还有其他人在注意到它。细细看了一下塔上的文字，原来是王的徒子徒孙们用来纪念王圆箓的，墓志上记录了他的功德。他们建造了莫高窟众多塔中最大最高的一座，将一个道士以及他的所有功过归还给了大地。
关于王圆箓我说了许多，但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我应该向他致敬，也向我心中最大和最迷人的文化致敬。

F. 藏经洞中的非汉文文献包括哪些

藏经洞中的非汉文文献包括古藏文、回鹘文、于阗文、粟特文、龟兹文、梵文、突厥文等，这些多民族语言文献的发现，对研究古代西域中亚历史和中西文化交流有不可估量的作用。

公元1900年6月22日(清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六日)，敦煌莫高窟下寺道士王圆箓在清理今编第16窟的积沙时，于无意间偶然发现了藏经洞(即今第17窟)，从中出土了公元4-11世纪的佛教经卷、社会文书、刺绣、绢画、法器等文物5万余件。

这些珍贵文献用多种文字记载，有汉文、藏文、梵文、龟兹文、粟特文、突厥文、回鹘文、 康居文等,简直是一个内容丰富的古代博物馆。

(6)敦煌科技文献扩展阅读：

敦煌是古代佛教圣地，道教的发展远不如佛教，但在唐朝前期，由于统治者推崇老子，道教一度兴盛起来，因而，在敦煌文献中也保存了为数不少的道教典籍。敦煌文献中的道教经卷约有500号左右，主要为初唐至盛唐的写本。

藏经洞这一震惊世界的发现，为研究中国及中亚古代历史、地理、宗教、经济、政治、民族、语言、文学、艺术、科技提供了数量极其巨大、内容极为丰富的珍贵资料，被誉为“中古时代的网络全书”、“古代学术的海洋”。

G. 什么是敦煌学

敦煌学（英语：Tunhuangology）是一门以敦煌为名字的学术分支，“敦煌学”一词是由1925年日本学者石滨纯太郎所创。当中包含宗教、文学、语言、艺术、考古、科技、建筑，并以敦煌藏经洞出土的文献及文物为研究主体。

过去认为“敦煌学”一词，是陈寅恪于1930年为《敦煌劫余录》作序首次使用的。向达在《敦煌学六十年》中说：“敦煌学一词，是陈寅恪提出的。他为陈垣先生《敦煌劫余录》作序时，始创此名。”

姜伯勤在《陈寅恪与敦煌学》一文说：“1930年，一位中国学者创立了‘敦煌学’的界说，这位创立者就是义宁陈寅恪。”但是有学者发现，早在1925年，日本学者石滨纯太郎就在一次会议上用过“敦煌学”一词。

池田温指出：“其实，早几年的1925年8月，石滨纯太郎（1888－1968）在大阪怀德堂夏期讲演时，已经几次使用敦煌学一词了（石滨纯太郎《东洋学漫谈》，创元社，1943年7月，56、74页等）。

可以说，敦煌学一词在二十年代就已部分使用了。”王冀青曾指出是1925年12月日本学者石滨纯太郎（1888-1968）在大阪自行印刷的一本题为《敦煌石室的遗书（怀德堂夏期讲演）》的小册子，首先揭示此一名词。

(7)敦煌科技文献扩展阅读

历史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莫高窟的道士王圆箓在清理洞窟流沙时偶然发现一小石室，里面珍藏着数以万计的经卷、文书。英国考古学家斯坦因于1907年首次将藏经洞文物秘密运往西方。后来，各国考古学家如法国的伯希和、俄国的鄂登堡、日本的橘瑞超等闻讯接踵而来。

从王道士的手中取得了大批珍贵文物，捆载而归，导致大量文物流散海外。1914年鄂登堡还掠走了第263窟的多块壁画。罗振玉也曾私藏一些文物卖给了日本人。

1909年罗振玉发表《敦煌石室书目及其发现之原始》和《莫高窟石室秘录》，发表于《东方杂志》6卷11、12期。陈寅恪在为陈垣编《敦煌劫余录序》中曾说：“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究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潮流”。

“敦煌学者，今日世界学术之新潮流也”，“自发现以来……东起日本，西迄英法，诸国学人，各就其治学范围，先后都有所贡献”，英文出现“Tunhuangology”名词。

H. 敦煌有史以来发生几件大事

敦煌，一个神圣的名字。
敦煌是多种文化融汇与撞击的交叉点，中国、印度、希腊、伊斯兰文化在这里相遇。
敦煌是艺术的殿堂。那些公元4至11世纪的壁画与雕塑，带给人们极具震撼力的艺术感受。敦煌又是文献的宝库。在这数以万计的赤轴黄卷中，蕴藏着丰富的文献资源，汉文、古藏文、回鹘文、于阗文、龟兹文、粟 特文、梵文，文种繁多；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军事、哲学、宗教、文学、民族、民俗、语言、历史、科技等广泛领域。
1900年农历5月26日，一个值得记住的日子，在敦煌莫高窟发现了这个藏经洞，那些古代文献赫然堆满整个窟室。由此，产生了一门世界性的学科--"敦煌学"。
1910年，敦煌藏经洞劫余文献运藏京师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前身）。而今，藏经洞发现已经整整一百年了，中国国家图书馆作为世界上收藏敦煌遗书最多的单位，以其丰富的馆藏，为敦煌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中国国家图书馆和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举办的纪念敦煌藏经洞发现一百周年专题文献展览，旨在揭示敦煌遗书的流散历史，展示敦煌遗书的风采及内涵，介绍敦煌遗书的保护与研究现状。这对于弘扬中华民族文化，推动世界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促进敦煌学的研究；对于有效保护和充分利用敦煌文化遗产，带动我国西部地区文化事业发展，以及激发社会公众的爱国热情和民族自豪感，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敦煌是全人类的敦煌。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世界。

I. 李小荣的研究成果

1.《佛教传入与中国美术》（第一作者），《法音》1998年12期。
2.《略论变相的创作及用途》，《法音》2000年第3期。
3.《敦煌佛曲〈散花乐〉考源》，《法音》2000年第10期。
4.《试论佛教音乐及其东传》，《法音》2001年第2期。
5.《论〈陀罗尼集经〉中的清乐问题》，《法音》2002年第1期。
6.《论〈大般涅槃经〉卷八之“文字品”》，《法音》2003年第5期。
7.《水陆法会历史源流略说》，《法音》2006年第4期。
8.《变文生成年代新论》，《社会科学研究》1998年第5期。
9.《敦煌杂剧小考》，《社会科学研究》2001年第3期。
10.《净土观想与谢灵运山水意象及意境之关系略探》（第一作者），《社会科学研究》2007年第5期。
11.《“娄罗之辩”与梵语四流音》，《中国语文》1998年第6期。
12.《娄罗词义溯源》，《辞书研究》2000年第1期。
13.《变文与唱导关系之检讨》，《敦煌研究》1999年第4期。
14.《变文变相关系论》，《敦研究煌》2000年第3期。
15.《〈兄常劝弟奉修三宝，弟不敬信，兄得生天缘〉校注》，《敦煌研究》2001年第2期。
16.《〈高王观世音经〉考析》，《敦煌研究》2003年第1期。
17.《释家变文原初意义之推考》，《敦煌研究》2003年第3期。
18.《〈阿鼻地狱变文〉校注》，《敦煌研究》2004年第5期。
19.《变文讲唱“平”“侧”“断”诸音声符号含义之探析》，《敦煌学辑刊》2001年第2期。
20.《敦煌变文作品校录二种》，《敦煌学辑刊》2002年第2期。
21.《试论变文的消亡》，《贵州社会科学》1999年第6期。
22．《佛经偈颂与中古绝句的得名》（第一作者），《贵州社会科学》2000年第3期。
23．《论目连变文的生成及目连戏的流播》，《贵州社会科学》2001年第3期。
24.《观想念佛与谢灵运山水诗》，《贵州大学学报》2000年第4期。
25.《〈西游记〉〈心经〉关系论略》，《贵州大学学报》2001年第6期。
26.《唐代释家经疏中的三国故事》，《福建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3期。
27.《佛经传译与散文文体的得名》，《福建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4期。
28.《李白剔骨葬友的宗教原因》，《福建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5期。
29.《〈西游记〉白鼠求婚故事考源》，《福建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3期。
30.《取象与存思：李白诗歌与上清派关系略探》（第一作者），《福建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第2期。
31.《佛教与中国古代文体关系研究略谈》，《福建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第6期。
32.《狸猫换太子的来历》，《河北学刊》2002年第2期。
33．《论隋唐五代至宋初的药师信仰》，《普门学报》2002年第3期。
34.《佛教与〈黔之驴〉》，《普门学报》2006年第2期。
35．《从敦煌本〈通门论〉看道经文体分类的文化渊源及其影响》，《普门学报》2008年第1期。
36.《那吒故事起源补考》，《明清小说研究》2002年第3期。
37.《敦煌伪经〈佛说三厨经〉研究》，《戒幢佛学》2005年卷。
38．《论密教中的千手观音》，《文史》2003年第2期。
39．《慈觉禅师宗赜佚诗补辑》，《古籍研究》2004年第1辑。
40.《略论〈中国寺志丛刊〉之唐诗引文》，《古籍研究》2006年第1辑。
41.《李白释家题材作品论略》，《文学遗产》2005年第2期。
42.《敦煌佛教劝化音乐文学略说》，《东方丛刊》2006年第3期。
43.《佛教音乐“契”之含义及相关问题辨析》，《中国俗文化研究》第四辑，巴蜀书社，2007年。
44.《〈宋高僧传·利涉传〉补正》，《敦煌佛教与禅宗学术讨论会文集》，三秦出版社，2007年。
45.《论僧人撰述与〈文选〉的传播》（第一作者），《福州大学学报》2008年第3期。
46.《敦煌佛教歌辞作者考辨二题》，《新国学》第7辑，巴蜀书社，2008年。
47.《论“未曾有经”文体及其影响》，《武汉大学学报》2009年第3期。 1．《变文讲唱与华梵宗教艺术》，高雄：台湾佛光山文教基金会，2001年；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
2．《敦煌密教文献论稿》，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
3.《〈弘明集〉〈广弘明集〉述论稿》，成都：巴蜀书社，2005年。
4.《敦煌佛教音乐文学研究》，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7年。
5.《敦煌道教文学研究》，成都：巴蜀书社，200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