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術功力

Ⅰ 讀研，發現自己學術造詣太低是一種什麼樣的體驗

發現不是我一個人在掙扎碩士畢業論文

Ⅱ 高亨的學術貢獻

高亨先生一生在教書和研究的歲月中，時刻與讀書、寫書相輔相行。從少年時代起，他就要求自己不但要讀得多，而且要讀得精，讀得仔細認真。在治學上，他注重實事求是，從來一絲不苟。對於歷代舊說，博覽眾家，不拘守一派，自己寫出論文或專書，無不有根有據有經有緯，力求有所創見。堅持以文字的形音義及考據作為基礎，來闡明發揮古代文化典籍的意蘊，走出了自己研究中國古代文化的途徑。他博通經子，淹貫眾家。每作議論文章，必從實質問題探索底蘊，藉助文字聲韻之學，論列是非，字斟句酌，古樸省凈。故能言之有據，令人嘆服。
高亨先生畢生致力於「三書」，日孜孜不倦，常兀兀以窮年，在學術研究方面取得了豐碩的成果。他從研究《說文》入手，逐步研究金石甲骨文字，用了十數年的功力，寫成《金石甲骨文字通箋》，稿本裝訂為十四冊，凡幾十萬字，這是一部有助於研究中國古文字學的參考書，不幸在抗戰時期丟失，至今未能尋回。
結合教學的需要，他最先致力於先秦諸子的研究，特別是《老子》一書，他對於其中字句的訓釋，思想的分析，以及老子生平事跡的考索，俱臻精到，為世所珍。以後又轉入對《周易》、《詩經》、《尚書》三部古經的研究。由於《詩經》中「雅、頌」部分難點最多，阻力最大，高亨惟恐中國古典文化精華無人繼承，故不辭勞苦深入淺出地介紹給青年一代，完成了《詩經選注》、《詩經今注》。攻罷《詩經》，便攻《周易》，他在《周易》的研究上下功夫最多。《周易》是一部中國最難懂的古代典籍，其中有象數之說，帶有神秘色彩，沒有唯物主義觀點、實事求是的科學態度與熟練的文字學功夫，很難會通全書。
高亨勇於負重，知難而進，常說：「我不攻此難關，將留給誰?」故宵衣旰食，一意攻堅，義無反顧。終以十年之功，打破重重困難，用馬列主義的基本觀點，以實事求是的態度，對《周易古經》及《周易大傳》進行考釋與論述，寫出了解析《周易》專書四種，把《周易》的研究構建在比較科學的基礎上，端正了研究方向。此外，他還有《楚辭選》、《上古神話》、《文字形義學概論》、《古字通辭典》等一些著作及論文。他在中國古籍文獻的整理方面做出了卓越的貢獻。
高亨先生教書嚴肅認真，一絲不苟。每課前都寫成詳細的講稿，堂上聲調爽朗，語言穩重，字字句句都能送入學生之耳。講解清晰，深入淺出，雖文辭古奧哲理深邃的先秦經典諸子之文，一經他的講解分析，取譬論證，便可使學生精力集中，久不疲倦。他一貫教書育人，以身作則，言行正直，不同流俗。凡受過他的教育的，都能感到在學問人品雙方所給予的深厚影響。

Ⅲ 逯欽立的學術貢獻

逯欽立先生是當代卓有成就的古代文學研究家，他的研究方向主要集中在漢魏六朝時期。學術界受惠最大的是他以一人之力編纂一百三十卷巨帙《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此書迄今仍然是學習和研究這一時期文學的必要書籍。除此之外，他在漢詩研究、陶淵明研究、漢樂府研究和古代文學理論研究上都取得了非常有價值的成果。
逯欽立先生對蘇、李詩、班婕妤詩和古詩年代的考訂，迄今仍是不刊之論。尤其是蘇武詩的考訂，他提出了非常具有說服力的證據，證明蘇詩晚於李詩出現，且蘇詩出於李陵集。他引庾信《哀江南賦》證《詩品》「子卿《雙鳧》」當為「少卿」之誤，其考訂的精審，令人嘆服。他的陶淵明研究，在陶詩研究中卓然成家，他的某些觀點，雖不能成為定論，但由於其論據的翔實，深具學術討論的價值。在古代文論研究上，他對文筆的考辨，可以說是繼劉師培之後對此題目最為詳盡的討論。他將文筆發展的歷程，通過大量資料調查和辨析，論述得至為清晰。他提出文筆說起於東晉初；文指有韻的詩、賦、頌、誄等一類的製作，筆指無韻書、論、表、奏等一類的製作。這個觀點比前此時期簡單地提出在劉宋時，要更為准確。此外，他對陸機《文賦》寫作年代的考定，在當時也是很難得的成果。因為陸機作《文賦》的年代，古人基本相信杜甫的說法，認為是陸機二十歲時所作。在逯欽立先生之前姜亮夫先生《陸平原年譜》，亦定為二十歲時。但逯欽立先生經過對陸雲三十多封《與兄平原書》分析，一一考定其史事，最終提出《文賦》當是陸機作於永寧元年，陸機時年四十一歲，是為陸機晚年所作，其關於文的見解已經成熟。這個考定在古代文學理論研究是具有很重要的價值和意義的，對於我們正確了解《文賦》出現的背景，從而准確評價《文賦》的理論價值，提供了研究的基礎。
綜上逯欽立先生的諸研究，其實我們發現，這些成果其實都是逯先生在整理《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過程中產生的。因此研究逯先生的學術歷程和學術成就，應該深入開展對他這部書的研究，比如他是如何選這個題目的，選題的動機是什麼，他開展這一學術工作面臨什麼樣的挑戰。
我們知道，漢魏六朝的作家作品，自唐以後散佚甚夥，總集、別集能夠存世的數量非常少。總集僅有《文選》和《玉台新詠》兩部，別集能夠讓人相信保留六朝舊集原貌的，大概也就是《嵇康集》、《陶淵明集》、《鮑照集》等寥寥幾部。逯欽立先生據《古詩紀》引用書目說還有陸雲、謝朓、庾信諸人，但陸雲，《隋志》著錄十二卷，至《崇文總目》著錄僅八卷、《直齋書錄解題》著錄十卷；謝朓，《隋志》著錄十二卷，《崇文總目》僅著錄十卷、《直齋書錄解題》則著錄為五卷。《直齋書錄解題》說：「集本十卷，樓炤知宣州，止以上五卷賦與詩刋之，下五卷皆當時應用之文，衰世之事，可采者已見本傳及《文選》，餘視詩劣焉，無傳可也。」是樓炤將謝集十卷刪為五卷。庾信，《隋志》著錄二十卷，《崇文總目》已不見，《直齋書錄解題》亦著錄二十卷。但《直齋書錄解題》說：「其在揚都有集四十卷，及江陵又有三卷，皆兵火不存。今集止自入魏以來所作，而《哀江南賦》實為首冠。」是二十卷之《庾集》實非六朝舊集。宋以後，這種散佚的情況更加嚴重，故明人起而搜輯裒集，馮惟訥《古詩紀》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之下編輯的。雖然其書存有體例不純，牴牾互出及錯收漏收等毛病，但亦如《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所說：「然上薄古初，下迄六代，有韻之作，無不兼收，溯詩家之淵源者，不能外是書而他適。固亦採珠之滄海，伐木之鄧林矣。」當然隨著學術研究的發展，《古詩紀》一書作為學術研究參考用書，越來越難以參用。故民國時丁福保重新編輯《全漢三國晉南北朝詩》。丁書有鑒於馮書的舛漏牴牾，參考清人馮舒的《詩紀糾謬》，刪汰馮書的繁蕪，訂正訛謬，體例清嚴，故長期以來為學術界參考使用。但是丁書的不足也是顯而易見的，如其止取漢以來，漢之前的韻文不收，不能不無遺憾。又其參考遵用馮舒《詩紀引謬》，而自己的考訂不多，馮舒之錯謬之處，丁書亦不加辨別。此外，最為不便的是，丁書所錄諸詩，均不註明出處，難以作為學術研究之用。也正是有鑒於這樣的情況，同時也是學術發展的需求，逯欽立先生遂重新整理編輯《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
逯欽立先生這部總集的優點和貢獻，學術界早有定評，在中華書局的《出版說明》中明確指出其優點有五，都是精審之言。先師曹道衡先生曾在中華書局出版此書的推薦信中，總結其成績，說到其搜輯佚文，認為這個工作比收錄完整的作品更為艱難。這是非常准確的評價，只有作過這方面的工作，或者重視文獻資料的研究者才能深切體會得到。本書引用數百種子史文集，傳世文獻中凡於搜輯相關者，逯先生無不採擇。而新出文獻，逯先生亦盡量采擇，如敦煌出土文獻、日本所出《文選集注》等。這一點在每首詩、每一句詩後的附註中，可以看得非常清楚。要知道，逯先生從事這個工作的時候，完全依靠個人一本書一本書的搜檢，甚至連索引一類可供使用的工具書也不多。此外，當時的古籍整理也還沒有完全展開，所以大量的書都必須依靠編者親自去調查。從這個角度講，與今天的學者在能夠藉助電子文獻、古籍整理的成果，乃至復印機、掃描儀等現代化手段相比，愈發顯得逯先生工作的艱難和成就獲得的可貴。除了傳世文獻以外，逯先生此書大量利用了當時新出土的材料，如敦煌出土文獻等。能夠從如此廣博的文獻中一條一條地搜輯，足見逯先生對文獻的熟悉，以及他研究的深入細致。
然逯先生此書，並不僅是搜輯全備，更由於其考訂精詳，解決了許多文學史上的懸疑問題。如大家非常熟悉的他的《漢詩別錄》，就是在其搜輯的工作過程中，考訂而成的成果。他對於蘇、李詩以及班婕妤詩、古詩的考訂，其結論可靠，證據充分，推理嚴密，為學術界所信服。然《漢詩別錄》只是逯先生考訂工作的一小部分，是他用論文形式發表的成果，而魏晉以後的考訂，只以精簡的文字附於每首詩下，然其提出的觀點，大都可信。如《秋懷詩》，逯先生斷為謝靈運作，這看似非常簡單的判斷，其實是有嚴密的考證的。但限於體例，逯先生不能在《集》中展開，但他在《〈古詩紀〉補正敘例》中提出三條證據，考證當為謝靈運詩。比如晉人應亨《贈四王冠詩》，舊說多據《初學記》以為應亨是東漢人，陸侃如《中國詩史》並且以為是東漢五言詩的始創作品。但逯先生據曾培《初學記校記》考訂為晉人，又據《通典》，考訂為王景系等四人加冠之作。這對於糾正以往的文學史誤識，准確認識五言詩寫作，是有非常重要的貢獻的。再如宋代詩人吳邁遠，《詩品》稱為「齊朝請」，其實吳邁遠是宋人，宋元徽二年坐桂陽王劉休范之亂誅死。逯欽立先生考訂列入宋代詩人之列，糾正了南朝人鍾嶸的錯誤。這樣的考訂很多，每一種考訂其實都需要有非常縝密的論證。只是因為體例關系，而只能將觀點列於集中。而有些看似遵循《古詩紀》，其實仍然有逯先生自己的判斷。因為《詩紀》錄詩，往往徑據所見文獻，不作考訂，又不注出處，有不同記載和著錄作品，可否相信《詩紀》，是需要有文獻判斷的眼光的。比如《全梁詩》所錄蕭統和蕭綱的詩，其作品的歸屬非常復雜。比如明代通行本《玉台新詠》所載蕭統諸詩，趙氏覆宋本《玉台新詠》就不錄。趙均發現的宋本，是在明末，馮惟訥當未見到，然其並未據當時通行本《玉台新詠》是為昭明太子，而是題為蕭綱，這是對的。但這些作品，在唐代的類書中，往往也題為蕭統，如《照流看落釵》、《名士悅傾城》、《美人晨妝》諸詩，《藝文類聚》十八題為蕭統，但《詩紀》均題為蕭綱，這是有見地的。逯先生此處便依據《詩紀》題為蕭綱，而沒有歸為蕭統。
逯欽立先生精於目錄、版本，這也是做輯佚、編集工作的學者所必備的。但這一點在《先秦漢魏南北朝詩》一書中不能得到展現。不過，逯先生將這樣的經驗撰成《古詩紀補敘例》，我們從中看到逯欽立先生所作這一工作具有的學術功力和付出的辛勤。比如他在《略論校勘材料》中提到對類書和總集的使用，對《文選》李善本、五臣本和《文選集注》諸本異同的辨析，足見逯先生在選錄作品時校勘之明審。除使用版本校勘，逯先生還據詩歌的句法、章法、用韻、用詞等辨析審斷，這些都見出本書在校勘上的用功之深。對上起先秦，下至南北朝，一百三十多卷、數千首詩歌都能夠作如此細密的考訂，需要編者具有怎樣的學術積累和准確的判斷，這是本書具有如此高學術價值、讓學術界信服的基礎。逯先生此書，不僅為學術界提供了可以信服、放心使用的文本，他的工作更給後學者提供了典範，因而成為二十世紀古代文學獲得成就的標志性成果。 在陶淵明研究領域，逯欽立先生於考證、校勘、注釋和評論等四方面均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為後續研究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具有很強的指導意義。
1979年之前，陶淵明集還沒有特別好的校注本。逯欽立先生率先以元初李公煥《箋注陶淵明集》十卷本為底本對陶集進行整理。 1949至1978年，是古典文學研究學科統一時期。在本階段對陶學研究做出卓越成就的是逯欽立、王瑤兩位前輩，各自著成形成學術階梯的《陶淵明集》。王瑤先生的《陶淵明集》，是近百年來第一本將淵明作品按寫作年代的先後加以重新編排的著作，惜其底本、參校本等不詳。逯欽立本則非常明確，其底本是李公煥注本。李注本博採眾說，開集注之先河，明清兩代屢見重刻。參校本為曾集刻本、蘇寫本、焦竑刻本、莫友芝刻本、黃藝錫刻《東坡先生和陶淵明詩》本。參校了湯漢注本、何校宣和本、吳瞻泰匯注本，對其他圖書類書等所引文字，也一一進行比勘，錄出異文。相應增補異文子注，以便訂正訛誤，保存作者原文，並不一律屈從本集。在正文與子注異文的選擇篩汰上，注重以當時習語為鑒，並不局限於今人通過藝術或邏輯分析認為哪個更加合適。此外，逯先生還將《五孝傳》、《四八目》、《八儒》、《三墨》等偽作，悉從刪去；仍依魯銓刻蘇寫大字本次序編詩文七卷，卷首列入蕭統序及目，保存舊集原貌。在註解上，逯欽立先生參酌諸家，不取過於附會之說。袁行霈先生稱其「注釋亦多有發明，是目前在中國大陸最多引用的一部陶集。」書後原附有逯先生《關於陶淵明》、《陶淵明事跡詩文系年》兩篇文章。由於前者是在特定的社會環境與政治環境下所寫，不能完全體現逯先生陶學成果，在重印時，已經抽掉。而《陶淵明事跡詩文系年》後所附跋文，是逯先生指明其陶淵明五十一歲說之誤。其嚴謹與誠懇可見一斑。可以說，逯欽立先生校注《陶淵明集》是個非常出色的本子。
關於陶淵明思想的論述，逯欽立先生結合當時文化思潮，經學、佛、道、玄以及儒家思想，靈活對待陳寅恪「新自然主義」觀點。
逯先生自言《讀陶管見》具有「讀書筆記性質」、「涉及的問題又未必有關宏旨」。但其筆記出於多年讀陶集的體會，而所論恰是理解陶淵明及其詩文之難點所在，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陶淵明少年時期江州一帶各種社會思潮的斗爭》提出「從陶淵明的詩文看，他是喜愛六經深受封建教養的。」認為他接受經學，除家庭教養之外，「更決定於當時當地熾盛一時的經學思想」。原因是：淵明十二至十五歲期間，經學一度在江州興盛，江州又是佛道兩種宗教相當泛濫的地方。在這種並存狀態中，產生了佛道和儒學之間，佛法和玄學之間的復雜矛盾斗爭。那麼，青壯年時代在江州度過的淵明，他的生活思想、人生觀和創作思想便不能不受到各種社會文化思潮的影響與考驗。逯欽立進一步表明，「陶淵明少年時代的主導思想來自當時的儒家經學，這決定了他的從政理想和事業心，乃至決定了他一生的倫理道德觀點。……陶淵明還是崇尚玄學思想的。他所以寫出《形影神》詩是由於他擁有玄學知識；此詩既有揭露道佛迷信的進步的一面，又有玄學本身局限性的一面；他所以口口聲聲講委天安命乃是在生活上實踐玄學教義；這種玄學教義使他的人生觀和創作思想受到很大的消極影響，自不待言。」
逯先生在這里對陳寅恪先生的「新自然說」有所吸收。陳寅恪《陶淵明的思想與清談之關系》以《形影神》詩論證出淵明的哲學思想為「新自然說」；而「新自然說的要旨在委運任化」。作者特別指出：「此委運任化，混同自然之皆不可謂其非自然說，斯所以別稱之為新自然說也。」陳氏論陶之思想及考證，文甚辯給，只是結論稍顯冷僻。朱光潛先生在《陶淵明》一文中點出「冷僻」所在，即「只是把淵明看成有意建立或皈依一個系統井然壁壘森嚴底哲學或宗教思想，像一個僅守繩墨底教徒。」逯先生吸收了「委運任化」說的合理成分，充分考慮到當時的文化思潮，經學、佛、道、玄以及儒家思想在淵明成長過程中所發揮的滲透作用，使得「新自然說」進入到更為合理的社會范疇之內，而不是個人對某種家族沿襲下的思想傳統刻意地繼承與保衛。
逯欽立先生認為《形影神》詩是針對當時廬山釋慧遠的《形盡神不滅論》及《萬佛影銘》所寫的一組哲理詩，運用玄學自然之義來反對佛道迷信，此說為《形影神》提供了新解。
逯先生在解題中言「取形影神三物，總為一題，此可注意者一。以自然二字，揭出生之真諦，此可注意者二」，直接提出此組詩關鍵所在。故在論詩與當時佛教之關系前先充分論述了「形神對舉，以詮人生」的先例。認為「形神二字之用以辨理遣辭，魏、晉以來，雖益大行，惟以發為文章，視作一種教派之思想理據，而震撼一時風行數世者，則為釋慧遠之《形盡神不滅論》。……然如觀其內容，則此《形盡神不滅論》，實兼就佛門要義，即報應說，為之設一理論根據，而不限於沙門應敬王者一事也。」既然「慧遠以形神論，為罪福報應之理據」，那麼後世論者無論站在護法還是貶佛的立場上，都習慣以形神為言。陶淵明與慧遠比鄰，不可能對其形神論充耳不聞，「《形影神詩》之有設報應論，斷可知也。」另外，晉義熙九年慧遠立佛影，作《佛影銘》，銘中兼及形影神。並遣人邀請謝靈運撰作銘文，此事自然是聞於遠近。「影之與神形發生因緣，始於此事，淵明形影神之命題，必針對此事為之。」
與慧遠觀點的同異，關乎陶淵明之思想。故全文第二部分「釋義」旨在推闡「題中自然之一義及詩中教要之辭旨」，分為「論此詩之為反報應說」、「論此詩之為反形盡神不滅說」兩個專題。慧遠滅生以絕情、息神桎生之論，不順化之說，與淵明主稱情以得生、自然以遂生者之論，縱浪大化，不喜不懼之旨趣相反。逯先生經過嚴密考證推理，得出的結論是：「淵明之見解宗旨，與慧遠適得其反，《形影神》詩，實此反佛論之代表作品。」更加明確了詩人的可貴之處在於對待佛教迷信問題，陶淵明與當時門閥士族文人抱著完全相反的態度，他所服膺的就是當時玄學家的自然觀。逯欽立先生在肯定這種自然觀的唯物主義因素外，又指出其帶有形而上學性質，易使人「蔽於天而不知人」，這也是造成詩人局限性的重要原因。
逯先生對陶淵明的隱居問題提出了獨到的見解。他認為陶淵明在最後決定終身隱居的時候，心情實際上是復雜和矛盾的。他雖然出身庶族，但其祖陶侃畢竟是東晉新貴，在政治上曾取得過成功。故而歸隱並非淵明首選，是放棄政治理想之後，「不得已」而做出的選擇。
《宋書》本傳雲：「（陶淵明）起為州祭酒。不堪吏職，少日自解歸。」逯先生考《宋書·百官志》，「知陶為祭酒，即別駕祭酒，職位較高。」又「陶淵明八歲，是年遭父喪」，即幼年失怙。「太元甲申（公元三八四），陶淵明二十歲。家庭衰落。」（《陶淵明事跡詩文昔年》）以「弱冠逢世阻」（《怨詩楚調示龐主簿鄧治中》）、「弱年逢家乏」（《有會而作》）為據。足見其出仕前的青少年時期生活是比較拮據的。那麼，這種「不堪吏職」之說，便顯得不易理解，很值得懷疑。逯先生進一步提出，他出任祭酒，主要是「以祿代耕」思想決定的，是因家貧而出仕，「談不到什麼忠君思想」。逯欽立又指出陶淵明以祖輩的榮寵為傲，是一個「深受封建教養懷有政治理想願意在政治上有所成就的人」。故當劉裕討伐桓玄，他東下附「義旗」，其「封建正統思想」又非常突出地表現了出來。所以，陶在最後決定終身隱居的時候，他的心情實際上是復雜和矛盾的。「一方面，他擺脫了封建統治羅網，感到極大慶幸與愉快」，「另一方面，歸隱就要終身放棄政治理想，就要遭受飢寒痛苦」。故而，其歸隱是「不得已」而為之，「陶淵明所以成為一個隱士，決定於他的思想見解和道德品質，更是決定於他生活的歷史時代和社會風氣」。逯先生認為退隱躬耕，對詩人來說是件大事，但這「並不是使他成為偉大詩人的充分條件或因素。」更直言「研究陶淵明，不允許過分強調他的歸隱」，這會導致「把非主要的作品當作主要的」，使研究偏離了應有的方向。這對於今天的陶學發展仍然具有深刻的意義。但我們也應當對逯先生的觀點批判地繼承，對陶淵明「忠君」思想有更加充分的認識，畢竟其《命子詩》除了自矜祖上功業外，還有「在我中晉」、「天子疇我」、「慎終如始」這樣鮮明表達立場的詩句。故其仕隱，有更為深刻的原因與意義，並不止於在「以祿代耕」與「放棄政治理想」間徘徊，有待於後人進一步研究。

Ⅳ 康生的學術造詣

很多人讀《寶晉齋法帖》，首先會被封面「寶晉齋法帖」五個大狂草所吸引。這幾個字寫來確是瀟灑飄逸，但卻很少人知道這是那位康生所書！
上世紀60年代，國內出版了不少宣紙照相版名帖。當時，郭沫若不僅有較高的政治地位和學術地位，書名也很盛，所以這些名帖大部分由郭沫若題簽，如《趙孟兆頁書煙江疊嶂詩》、《鮮於樞書杜詩》、《趙佶書蔡行敕》等。另有少數孤本名帖是專門請康生題簽，現在看來，康生題簽的帖似乎更加名貴些。除了《寶晉齋法帖》外，還有一本號稱「天下小楷第一」的《曹娥碑墨跡》也是由康生題簽。「曹娥碑墨跡」五個字不再是狂草書，而是帶有隸書特點的楷書，寫得筆墨沉著，即一般所謂的「康體」。我還見過一幅康生節臨《孫過庭書譜序》的草書條幅，寫得也相當不錯，但署名為「伴升」。
還有明朝著名文人馮夢龍編纂的《醒世恆言》，明天啟丁卯年刻本，據考世間只有四部，兩部在日本，一部在大連圖書館，但今已不見，康生不知用何種辦法搞到一部，並親自校訂。該書缺佚三千六百七十餘字（七十餘處），全由康生仿宋體木刻字補之，並用「康體」寫了詳細的說明附於書中。幾千個小楷字從頭至尾無一懈怠，確實有點功夫。
另外，康生也是一個研究古硯的行家。首都博物館現在有一方藏硯，原來是紀曉嵐收藏的，並被其鑒定為宋代名貴的「綠端」，且在硯上刻「端溪綠石上品曉嵐」。此硯「文革」中為康生所謀得，經其鑒定，此硯並非「綠端」，康即在硯堂上親書一段文字，文曰「紀曉嵐自名為識硯者，還刊行《歸雲硯譜》，其實他對硯連基本常識也沒有，他把洮河石當作綠端，把青州紅絲叫做紅端，他不知端石為何物，更不必說識別古硯了。康生1970年2月」。字為「康體」小行書，寫的非常好。該硯現經專家鑒定，確為明代雲龍洮河石硯。看來，康生鑒定端硯水平比紀曉嵐要高一些，難怪他口氣這么大。
康生自視甚高，他認為自己在書畫方面的水平和齊白石差不多，故有一個筆名叫「魯赤水」，恰與「齊白石」相對，當然，也可能是開玩笑。書法方面自成所謂「康體」，自吹「用腳指頭夾根木棍寫的都比郭沫若強」。平心而論，康生的書法是有功底的，但這話無疑是吹牛。

Ⅳ 博士研究生畢業之前發表期刊論文，應該注意什麼

自從對文科量化的管理體制實施以來，博士生在畢業之前，必須在所謂核心刊物上發表（或被接受）兩篇論文，才能畢業。我是反對這種量化管理文科的做法，但我一直主張學生可以發表文章，而且應當對自己有這樣的要求和壓力。投給期刊的學術論文的准備和寫作，和碩博士論文的基本原理沒有什麼不同，但應當遵守各個雜志不同的學術要求和規范。把什麼樣的文章投給什麼樣的雜志，應當是要有所考慮的，但不能遷就雜志而改變自己的文風和論題。
比如在第一次把一個文書錄出來的時候，本身就是一個成果，所以往往按照學術規范按行錄文，但這樣的做法，在一些對應於大多數在學術刊物上第一次發表論文，是展示自己學術功力的重要手段，做得好，可以使自己在學術界站穩腳跟；但做不好，也就失去了學術界對你的信任度；所以這是一件要十分認真來對待的事情，不可掉以輕心。

Ⅵ 功力是什麼意思

功力，gōng lì，①功效②功夫和力量，多指在技藝或學術上的造詣:書法很有功力。

Ⅶ 功力、功利，有何不同

功利，一指功名利祿；二指功業所帶來的利益；三指眼前物質上的功效和利益，中性。
功力，指功夫和力量，多指在技藝或學術上的造詣。

Ⅷ 鳩摩羅什是什麼時期的人主要學術貢獻是什麼

鳩摩羅什（梵語 Kumārajīva ）（公元 344 ~ 413 年），音譯為鳩摩羅耆婆，又作鳩摩羅什婆，簡稱羅什。
原籍天竺，生於西域龜茲國（今新疆庫車縣）。幼年出家，初學小乘，後遍習大乘，尤善般若，並精通漢語文，曾游學天竺諸國，遍訪名師大德，深究妙義。他年少精進，又博聞強記，於是備受矚目和贊嘆。在東晉後秦弘始三年（公元401年），姚興派人迎至長安（今陝西西安西北）從事譯經，成為我國一大譯經家。率弟子僧肇等八百餘人，譯出《摩訶般若》、《妙法蓮華》、《維摩詰》、《阿彌陀》、《金剛》等經和《中》、《百》、《十二門》和《大智度》等論，共七十四部，三百八十四卷。 由於譯文非常簡潔曉暢，妙義自然詮顯無礙，所以深受眾人的喜愛，而廣為流傳，對於佛教的發展，有很大貢獻。所介紹之中觀宗學說，為後世三論宗之淵源。佛教成實師、天台宗，均由其所譯經論而創立。著名弟子有道生、僧肇、道融、僧睿，時稱「四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