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的學術

『壹』 明朝末時期存在幾種學派，分別叫什麼名字

東林學派，是中國明代末年思想學術領域出現的一個以講學與議政相結合的著名學術流派。因該學派的創始人顧憲成、高攀龍等學者在地處江蘇無錫城東隅弓河畔的東林書院聚眾講學和讀書，故得名。

『貳』 明代在外科疾病之專著方面有哪些有價值的學術論著

其中影響較大的，麻風病專著方面有薛己的《癘瘍機要》、沈之問的《解圍元藪》；梅毒性病專書有陳司成的《霉瘡秘錄》等。此外，明代的骨傷科也有較明顯的進步。例如大型方書《普濟方》，雖不是專著，但因其主編是明太祖第五個兒子——朱，其中「折傷門」反映了當代的骨傷整復治療水平：如兜頸坐罌復位法、牽頭踏肩法治療頸椎骨折，手牽足蹬法整復肩關節脫臼等，均在前代基礎上有了新的改進和提高。

『叄』 明朝著名書院有哪些

東林書院和東林黨
東林書院是明代晚期一個蜚聲士林的講學中心，東林黨是這個時期地主階級中的一個影響頗大的政治集團。後者因前者而得名，前者亦因後者而益顯，它們在明代後期的文化史和政治史上寫下了有聲有色的篇章。
說起東林書院的歷史，首先要提到北宋一位學者楊時。
楊時（1053—1135），字中立，南劍州將樂（今屬福建省）人。他在學術思想上以程頤、程顥為師，是二程學說的積極傳播者，號稱「龜山先生」。南宋初年，他被東南學者推為「程氏正宗」。楊時晚年，優游林泉，以著書講學為事。因為楊時非常喜愛廬山「東林」景色，所以把他講學的地方取名為東林書院。這就是東林書院的由來。又因楊時號「龜山」，故時人亦稱東林書院為龜山書院。元時，東林書院廢為僧舍。
東林書院的復興，則已是明朝晚年的事情了。明神宗萬曆二十二年（1594），當時任吏部文選司郎中的無錫人顧憲成，因在「廷推閣臣」的問題上「忤帝意，削籍歸」（《明史·顧憲成傳》）。里居後的顧憲成，一面著書，一面講學。但是，他並沒有一個滿意的講學場所。他經常不無焦慮地對他的好友、無錫人高攀龍說：「日月逝矣！百工居肆以成事，吾曹可無講習之所乎？！」（《顧端文公年譜》）可見他不願虛擲歲月，還希望在講學方面做一番事業。明萬曆三十二年（1604））九月，顧憲成懷著崇敬的心情偕伴來到楊時講學的東林書院舊墟，憑吊四百多年前的宋朝學人，一時心有所感，慨然說道：吾曹講習之所，其在斯乎！於是他「商諸同志」，籌劃修復東林書院。在常州知府歐陽東鳳和無錫知縣林宰的支持下，修復工作在第二年夏季開始，入秋即告竣工。
東林書院修復後，顧憲成邀請江、浙「同人」，在此聚會「相與講德論學，雍容一堂」，「一時相傳為吳中自古以來未有之盛」（《年譜》）。在首次東林大會上，顧憲成宣布了他所草擬的《東林會約》。《會約》闡明東林書院講學的宗旨，如「飭四要」、「破二惑」、「崇九益」、「屏九損」，強調「務在躬修實踐」（《顧端文公遺書·東林會約》）。
這是東林書院復興的序幕。此後，顧憲成和高攀龍、錢一本、薛敷教、史孟麟、於孔兼等人講學其中，顧被人們稱為涇陽先生或東林先生。廢棄了四百多年的東林書院，這時又變得生氣勃勃、書聲琅琅了。於是，東林書院逐漸聞名於當世，而從這里傳出的講學聲、讀書聲，竟在晚明的地主階級政治生活中掀起了一陣陣軒然大波。

『肆』 明代在學術上有哪些成就

在明末已經出現了許多在今天看來都十分先進的科技，由於人為，這些科技消失了。在這緬懷一下我們祖先的智慧

1 天文 氣象:
西元十四世紀中葉的《白猿獻三光圖》（作者不詳）載有一百三十二幅雲圖，並與天氣變化聯系起來，絕大部分與現代氣象學原理相一致。(歐洲到西元1879年才出版只有十六幅的雲圖。)
1383年南京設京師觀象台
1439年造渾天儀置北京(1900年被八國聯軍德國劫走.1921年要回,置南京紫金山天文台)
1442年北京設觀象台
1446年建晷影堂(位於北京古觀象台西南側)
1607年李之藻撰<渾蓋通憲圖說>刊行(介紹西方天文觀闡釋渾天說)
1617年張燮著《東西洋考》記載海洋占候等的詳細資料。
1634年正式安裝我國第一架天文望遠鏡:"筩"(yong)
1643年出版《崇禎歷書》

2 數學 物理:
1450年吳敬撰<九章演算法比類大全>
1584年朱載堉著《律呂精義》出版
1592年程大位撰<演算法統宗>最早記載使用珠算方法開平方和開立方
1606年徐光啟與利瑪竇開始合譯《幾何原本》
1613年李之藻據西人克拉維斯<實用算術概論>和中國程大位<演算法統宗>編譯而成<同文算指>
1637年，宋應星在《論氣·氣聲》中對聲音的產生和傳播作出了合乎科學的解釋，他認為聲音是由於物體振動或急速運動沖擊空氣而產生的，聲音是通過空氣來傳播的，同水波相類似。
方以智在《物理小識》卷2中提出："宙（時間）輪於宇（空間），則宇中有宙，宙中有宇。"也就是提出了時間和空間不能彼此獨 立存在的時空觀。
在《物理小識》卷1中正確地解釋了蒙氣差（即大氣折射）現象
民間光學儀器製造家孫雲球製造放大鏡、顯微鏡等幾十種光學儀器，並著《鏡史》（已佚）。

3 醫學:
1406年，朱棣等主持收集編成《普濟方》(載方六萬一千七百三十九個，是我國現存最大的一部醫方書。)
1567年在寧國府太平縣試行中國人痘接種方法預防天花。(種痘預防天花是人工免疫法的開端，是醫學史上的重大成就。十七世紀我國種痘技術已相當完善，並已推廣到全國。我國種痘法於十七世紀初傳入歐洲。 )
1596年李時珍著《本草綱目》在南京正式出版刊行
同期問世的還有《瀕湖脈學》《奇經八脈考》等
1601年，楊繼洲著《針灸大成》
1617年，陳實功著《外科正宗》(收集了大量有效方劑。他注重實踐，勇於革新，創造性地進行了截趾（指）、氣管縫合等外科手術，對我國外科學作出了貢獻。書中對一些腫瘤也作了論述。)
1624年張景岳撰《類經>刊行,同年，景岳再編《類經圖翼》和《類經附翼》
1640《景岳全書》64捲成書
1641年吳有性撰<瘟疫論>
王夫之在《思問錄·外篇》中提出了關於生物體的新陳代謝的觀念，他說："質日代而形如一，……肌肉之日生而舊者消也，人所未知也。人見形之不變而不知其質之已遷，……"

4 農學:
1376俞宗本著《種樹書》(記載了多種樹木的嫁接方法，如桃、李、杏的近緣嫁接和桑、梨的遠緣嫁接等)
1406年，朱橚《救荒本草》問世(收集四百一十四種可供食用的野生植物資料，載明產地、形態、性味及其可食部分和食法，並繪有精細圖譜)
1511年中國種植玉米 （有疑點，可能不正確）
1547年馬一龍著《農說》(記載了水稻的精耕細耘、密植、育苗、移栽等的種植經驗，是我國第一部運用哲學觀點來闡述農業技術的著作。 )
1582年 藩薯傳入中國
1596年 屠本畯（jun）著中國現存最早的海洋生物專著《閩中海錯疏》(記載了沿海一帶以海生無脊椎動物和魚類為主的二百多種水族生物的形態和生活習性等。)
1608年，喻仁（喻本元）、喻傑（喻本亨）合著《元亨療馬集》(著名的獸醫學著作，內容包括對馬、牛和駱駝的治療經驗，至今仍有實用價值。)
1617年趙蛹著<植品>(有關西紅柿的種植技術等)
1628年徐光啟撰<農政全書>
1425年<鄭和航海圖>編成
1536年黃衷著<海語>(記錄東南亞史地與中國南洋交通情況)
1565年胡宗憲編<籌海圖編>記錄中日交通及抗倭事
1589年出現最早的世界地圖《坤輿萬國全圖》
1639年顧炎武開始編著《肇域志》《天下郡國利病書》
1640年徐宏祖著《徐霞客游記》正式成書

5 地理學:
1405--1431年鄭和率大型遠洋船隊到達西洋三十餘國

6 化學、冶煉及化工:
1521年四川嘉州(今樂山)鑿成深達數百米的石油豎井
1596年<唐縣志>記載以火爆法的采礦技術
1596年，李時珍在《本草綱目》中記載了二百七十六種無機葯物的化學性質以及蒸餾、蒸發、升華、重結晶、沉澱、燒灼等技術
1637年，宋應星在《天工開物》中記述冶煉技術時，把鉛、銅、汞、硫等許多化學元素看作是基本的物質，而把與它們有關的反應所產生的物質看作是派生的物質，從而產生化學元素概念的萌芽。
1637年 宋應星在《天工開物·五金》中有關於密封加熱冶煉"倭鉛"（即鋅）方法的記載。明代的錢幣"永樂通寶"（西元1403-1424年）有的含鋅高達99%。歐洲到十八世紀才開始冶煉鋅。
1637年宋應星在《天工開物》中記載了我國古代冶金技術的許多成就，如冶煉生鐵和熟鐵（低碳鋼）的連續生產工藝，退火、正火、淬火、化學熱處理等鋼鐵熱處理工藝和固體滲碳工藝等。
方以智在《物理小識》卷7中記載了煉焦炭的方法："煤則各處產之。臭者，燒熔而閉之。成石，再鑿而入爐，曰礁。"歐洲到西元1771年才開始煉焦。

7 機械製造:
(1372年造碗口銃,口徑11cm,上有銘文說明為水軍裝備.
1377年造手銃(小口徑管形.)
14世紀著《火龍經》
14世紀末發明「神火飛鴉」
1405年鄭和船隊建造了當時世界上最大的的遠洋船隻"寶船",船長150餘米,容千餘人
1453年造銅火銃(滑膛式.)
1524年在北京鑄造佛朗機炮
16世紀中葉發明「火龍出水」。箭頭上龍頭下圓柱,柱體分層裝火箭,為當時世界上最早的多級火箭(關於「火龍出水」，在明代後期出版的《武備志》、《火龍經》等兵書中都有記載，附圖樣。 )
1558年造出中國第一批火繩槍一萬支，稱之為「鳥嘴銃」。
1580年戚繼光發明"自犯鋼輪火"(其效類似地雷)
1598年趙士禎呈<神器譜>,記載銃器製作及使用方法(附圖樣)
1626年王鉦編成我國第一部系統的機械工程專著<新制諸器圖說>
1637年宋應星撰成中國科技網路全書<天工開物>
1642年南京出現遂發火槍。

『伍』 關於明朝的論文

縱觀中國數千年的文學史，最絢爛的時代好象都是亂世。由上古的《山海經》傳說，到春秋戰國的諸子百家是可謂一時之盛，文化高峰。一旦秦始皇統一六國便有了『焚書坑儒』，----漢朝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及至清朝的』文字獄」和現代的諸如『書報檢查制度「等。往往瀟灑如意者少，縱橫天下者少，到是產生了不少諸如《思舊賦》一類的文章。其實就是當代也還有』文革『；在台灣，李敖柏楊等也是把牢底坐穿了的人物。------文人？在這場歷史和歲月的洪流中，或搖尾乞憐，或登堂入室；或隱於朝野，或慷慨赴死。看起來是一副無比壯麗的畫卷：其實不論那一種結局和方式，都只能說是只有悲劇，沒有喜劇。最後的一次文化的高峰應該是』五四」罷？本世紀80年代的思想界由於特定的歷史時期和環境，曾經起過一些波瀾，那時的文學也曾有與之呼應的東西萌現。不過註定是曇花一現。至此，就再也沒有什麼大動靜。

讀史使人明智。---咱們回來看明代。明朝統一天下後，中央集權的政治環境空前險惡，宋濂、劉基等著名文人先後黜殺----正統文學的沉寂，剛好成就了通俗小說和小品文的繁榮。這時候有些積淀已久的文化特徵就很典型的顯現了（主要是庸俗和委瑣的一面）。而浸淫其中的文人們似乎也並不在意：或治世或出世，有寄情山水有平天下者----或兼而有之。形成了如繁華似錦，如日照群山；或艷麗或陰暗或平靜淡泊的心理態勢，林林總總光彩眩目。這些就是我們先天的胎里帶來的氣質。

看來政治險惡是一方面，社會風氣與經濟、文化也是和文學息息相關。不管那一個朝代，有才能得人必然尋求一個展示、發揮的空間。經世治國也好，詩文自樂也罷都是一個舞台。既是舞台，自然什麼聲音都應該有，不平之聲更多。古人雲：「不平則鳴」----當然「平」也可以「鳴」，只是似乎只有這「不平之鳴」更加復雜有味。

----現在就沒有』不平之鳴『了么？no.中國要享有真正的民主和自由，恐怕還要有相當的一段路要走。文學作為最能體現社會發展階段特徵的一種意識形態，也是與之相呼應的。對了，有一個唐朝的特例。說到唐朝的文化高峰，便大體可以看出：雖然仍是帝制的中央集權，但由於統治階級的英明，國家實力的強大，民族自信心的空前膨脹，文化優越感也就水到渠成的具有高度。至今還可以從盛唐的詩歌中領略那種文學上的輕松愉悅的心態，這種心態的流露是真誠的，可以想見哪個時代文人門自由發揮的神姿。到了現代（有學者認為我們現在正走向類似「盛唐」的時代），民主和自由作為社會精神的核心，「德先生」和「賽先生』依然作為兩面偉大的旗幟，更加切近人們的理想。但是，這可能需要一個國家和民族的整體素質的提高，而不只是經濟力量的提升。21世紀的中國是處於一個上升時期的歷史階段。在這段歷史性的變革之中，政治和經濟體制的變革成為主旋律----文化亦步亦趨，狼狽不堪。在一個所有文化現象都得不到充分顯現的時代，文學也同樣不可能成為主角。

文學作為傳達思想的藝術形式的功能被人為的淡化了。因為當今世界的當權者的有些做法並沒有超脫「獨尊儒術」的境界（包括所有國家）。民主和自由永遠是相對的，這決定文學作為一種物質性很弱的東西往往會被排除在社會核心之外。同樣，作為文學的創造者，文人們也永遠是社會中的弱勢群體：他們需要依附於某種物質性的，實在的東西----如果不是強權，就是財富。這樣文人門的獨立性也永遠具有局限性：所謂「書生造反，三年不成」，即是此因。

一部《中國文學史。明代卷》籠籠統統介紹了一個朝代或者幾個時代的，文學和文人的命運。讀書需要自己的眼睛----這些東西很難用某一個具體的名詞來表達，這就好象是某種慣性：你的眼光往往來源於你身後的一種文化的傳承和積淀。此上的雜感，可以想見，也並沒有走出幾千年來中國文人的路子。好在，現在畢竟不是寫《思舊賦》的時代了。

唐朝前期馬牧業興旺發達，首先是與馬匹在當時國防上的重要地位分不開的。唐朝立國之初，承隋末征戰亂離之後，馬政殘敗不堪，只有牝牡三千餘匹，頗有西漢初年「天子不能具醇駟，將相或乘牛車」的景象。然而當時征戰頻仍，軍隊和館驛交通都急需大量的馬匹來充當戰騎和運載工具。馬牧業的發展成為當務之急。

唐初，統治集團在基本上穩定了國內局勢以後，面臨的一個急待解決的重要問題，就是如何消除邊患。當時「突厥強盛，東自契丹、室韋，西盡吐谷渾、高昌，諸國皆臣之，控弦百餘萬。」〔（1）〕從武德四年開始，突厥不斷騷擾唐朝邊境。武德九年七月，突厥頡利可汗率精騎十餘萬，進寇武功，京師戒嚴。

面對突厥日益嚴重的軍事壓力，秦王李世民根據突厥「惟勁騎奔沖」的特點，主張加強軍隊騎兵的建設，用軍事進攻的戰略，徹底擊潰突厥軍隊，一勞永逸地解決邊患問題。
李世民即位伊始，就致力於軍隊的建設。武德九年九月，唐太宗召集諸衛將卒習武於顯德殿，並說：「我不使汝等穿池築苑，造諸淫費，農民恣令逸樂，兵士唯習弓馬，庶使汝戰，亦望汝前無橫敵。」由於唐朝重視軍隊訓練，不久「士卒皆為精銳。」〔（2）〕貞觀三年，反擊突厥的時機成熟，唐太宗遣派軍隊十餘萬，分兵六路，向突厥發起大規模的進攻。戰爭爆發後，代州道行軍總管李靖親率精兵，自馬邑出擊，一舉襲破定襄城，頡利可汗狠狽逃遁。李靖隨即選派輕騎兵一萬，攜二十日干糧，深入追擊。「靖軍逼其牙帳十五里，虜始覺，頡利畏威先走，部眾因而潰散。」在這次反擊戰中，騎兵發揮了重要作用。

唐朝自從滅亡了東突厥以後，對外戰爭基本上就從防禦性的自衛戰爭，轉變為進攻性的戰爭，由於軍事戰略的轉變，就使唐朝前期的對外戰爭，具有了如下主要特點：

第一，戰爭主要是漢族與「夷狄」之間的沖突。唐朝前期與突厥、吐谷渾、薛延陀、奚、契丹、高麗等，都發生過戰爭，尤其是和突厥、吐蕃、高麗之間的戰爭，不僅規模大，而且持續時間長。要同這些善於騎射的游牧民族作戰，就離不開騎兵。

第二，戰場遼闊，長途奔襲。唐朝前期多次發動大規模的軍事遠征。如貞觀九年，唐軍遠征吐谷渾〔（3）〕」、貞觀十三年唐朝出兵高昌〔（4）〕、天寶六年，唐將高仙芝率步騎一萬人遠征小勃律國〔（5）〕等，不僅以騎兵為主，而且從征步兵也自備私馬。

在唐朝前期的戰爭中，為了縮短行軍時期，提高進攻速度，增強攻擊的突然性，唐軍往往使用大量騎兵。杜佑《通典》記載的李靖兵法說，「諸大將出征，且約授兵二萬人，即分為七軍，如或少，臨時更定，大率十分之中，三分為奇兵。……」李靖兵法反映的是唐初軍隊兵種配備的情況。天寶元年，唐玄宗窮兵黷武，全國共有軍隊五十七萬四千人，其中邊鎮兵四十九萬人，戰馬八萬余匹，分屬十個節度使。如河西節度使赤水軍幅員一千五百里，前拒吐蕃，北抗突厥，有兵三萬三千人，馬一萬三千匹。其它如河東節度使大同軍有兵九千五百人，馬五千五百匹。橫野軍有兵三千人，馬一千八百匹。騎兵在唐朝軍隊中已佔有相當的比重。正如恩格斯所說，不論是西方，還是東方「騎兵在整個中世紀一直是各國軍隊的主要兵種。」

第三，戰爭中普遍使用蕃兵蕃將。李淵在太原起兵時，軍隊里就有蕃兵蕃將。唐太宗開創了大量使用蕃將蕃兵的先例。貞觀初年，「自突厥頡利破後，其餘酋長至皆拜將軍、中郎將，布列朝廷，五品以上者百餘人，殆與朝士相半。」如突厥人史大奈、阿史那社爾、執失思力，鐵勒人契bì＠①何力等皆拜將軍，領兵征戰。到開元天寶時，使用蕃將有了更大發展，如安祿山、歌舒翰等蕃將都任節度使，手握重兵，坐鎮一方。陳寅恪先生說：「玄宗後半期，以蕃將代府兵，為其武力之中堅。」〔（6）〕

蕃兵也經常被征調。如貞觀八年，西海道行軍大總管李靖率突厥、契bì＠①之眾擊吐谷渾。貞觀二十一年，kūn＠②丘道行軍大總管阿史那社爾、郭孝恪發鐵勒十三部及突厥精騎十萬征龜茲。永徽二年，弓月道行軍總管契bì＠①何力與梁建方征調秦、成、岐、雍州府兵三萬及回紇兵五萬騎，平西突厥賀魯叛亂。

蕃將蕃兵在戰場上，只有和戰騎相結合，才能充分發揮他們的特長。乾元二年，唐將李光弼在河陽戰場上抗擊史思明叛軍，他命令蕃將論惟貞部投入戰斗。論惟貞說：「貞，蕃將也，不知步戰，請鐵騎三百。」〔（7）〕可見蕃將在戰爭中是離不開戰馬的。
唐軍在戰爭中，騎兵部隊擔負攻擊、牽制、迂huí＠③、側擊等多方面的作戰任務，因此，戰馬損失也很嚴重。如貞觀十九年唐軍征高麗，「初入遼也，將士十萬人，各有八馱，兩軍戰馬四萬匹。及還，死者一千二百人，八馱及戰馬死者十七八。」〔（8）〕龍朔二年，左武衛大將軍鄭仁泰率輕騎一萬四千人討伐鐵勒，「至仙萼河，不見虜，糧盡而還，值大雪，士卒飢凍，棄捐甲兵，殺馬食之，馬盡，人自相食，比入塞，余兵才八百人。」〔（9）〕
唐朝前期的對外戰爭所以能夠堅持數十年之久，並且不斷取得勝利，揚國威於境外，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唐朝有一支稱雄於世的強大軍隊。而空前發達的馬牧業為其提供源源不絕的大量高質量的戰馬，為軍隊保證了堅強的戰鬥力。由於戰爭對戰馬的依賴，也就為唐朝發展大規模國家監牧養馬和民間養私馬，繁榮馬牧業生產開辟了廣闊的前景。

唐朝發達的館驛交通需要大量的驛馬

唐朝前期國家疆域廣大，「東極海，西至焉耆，南盡林州南境，北接薛延陀界；東西九千五百一十一里，南北一萬六千九百一十八里。」〔（10）〕為了滿足當時國內外交通的需要，唐朝建立了完備的館驛制度。從長安通往全國各地的主要交通線上，每隔三十里設一館驛，以傳送公文，迎送來往官吏。當時唐朝有館驛一千二百九十七所，水驛二百六十所，水陸相兼驛八十六所，依照館驛在交通中的重要程度，分別等級供給一定數量的驛馬。按規定京師都邑亭驛配馬七十五匹。諸州縣館驛配馬分為六等，一等六十匹，二等四十五匹，三等三十匹，四等十八匹，五等十二匹，六等八匹。地形險峻，道路崎嶇和江南嶺南等地區不宜大馬賓士，配備蜀馬。

同時，唐朝還有遞馱制度，需要使用大量馬匹。《唐六典》卷三《戶部尚書》載：

「凡親王入朝，皆給車牛馱馬，車牛六十乘，馱馬一百匹。若大妃回來，加車牛二十乘，馬二十匹。別chì＠④追入，給馬六十匹。內外百官家口應給遞送者，皆給人力車牛。一品，手力三十人，車七乘，馬十匹，驢十五頭，二品，手力二十四人，車五乘，馬六匹，驢十頭，三品，手力二十人，車四乘，馬四匹，驢六頭，四品五品，手力十二人，車二乘，馬二匹，驢三頭，六品七品，手力八人，車一乘，馬二匹，驢二頭，八品九品，手力五人，車一乘，馬一匹，驢二頭。若別chì＠④給遞者三分加一，家口少者，不要滿此數，無車牛處，以馬驢代。」

唐朝軍隊出征，所經州縣要提供遞馱。開元三年，朝廷以左羽林大將軍郭虔guàn＠⑤兼安西大都護四鎮經略大使。」虔guàn＠⑤請自募關中兵萬人詣安西討擊，皆給遞馱及熟食，chì＠④許之。」〔（11）〕胡三省《資治通鑒》注釋說：遞馱者，沿途遞發馬牛驢，馱運兵器什物也。

驛馬用途日益廣泛。李肇《國史補》說：「楊貴妃生於蜀，好食荔枝。南海所生，尤勝蜀者，故每歲飛馳以進。」謝枋得《註解選唐詩》說：「明皇天寶間，涪州貢荔枝，到長安，色香不變，貴妃乃喜。州縣以郵傳疾走稱上意，人馬僵斃，相望於道。」由於濫用驛馬，驛馬耗損也非常嚴重。玄宗時，河南府官在「奏論驛馬表」中稱訴：「今月一日中使魏光勝至，伏奉手詔，當管每驛更加添鞍馬，不得停留往來使命者，優以所到郵傳以備急宣。臣某中謝，伏以當府重務，無過驛馬，臣到之日，唯此是圖，雖牧市百端，死損相繼。蓋緣府界闊遠，山谷重突，自春多雨，馬蹄又軟，馳驅石路，bì＠⑥踣實多。比於陝虢以西，以汝鄭等處，道路稍異，日夜倍憂。又西自永寧，東自汜水，南到臨汝，北達河陽，正驛都管一十六所，常加慎備，動以久缺，此皆臣無政術，上軫聖心，＠⑦地局天，不足所處。臣今分遣吏，稍加價錢兼令外求，冀免有缺。」〔（12）〕河南府這封論奏驛表反映了唐朝統治者對驛馬的高度重視和驛馬在交通中的重要性。

唐朝重視馬政建設大規模發展國家監牧養馬

馬牧業是保障唐朝強大國防軍事力量和交通運輸的必要條件，同唐朝興衰休戚相關，唐朝統治者非常重視馬牧業。尤其是唐太宗、唐玄宗為唐朝的馬政建設作出了重大的貢獻。

貞觀初年，唐朝把隋朝遺留在長安東北赤岸澤牧場的三千匹牝牡馬遷移到隴右，創建了國家監牧基地。

唐朝為了發展國家馬牧業，建立了規模宏大、組織嚴密的馬政機構和監牧制度。《唐六典》載：

「太僕寺，卿一員，從三品。少卿二員，從四品上。卿之職掌邦國jiù＠⑧牧，車輿之政令，總乘黃、典jiù＠⑧、典牧、車府四署及諸監牧之官屬。少卿為之貳。凡國有大禮及大駕行幸，則供其五輅屬車。凡監牧羊馬所通籍帳，每歲則受而會之，以上尚書駕部，以議其官吏之考課，丞四人。從六品上。主簿二人，從七品上。錄事二人，從九品上。府十七人，史三十四人，獸醫博士四人，獸醫六百人，學生一百人，亭長四人，掌固六人。」

「凡馬五千匹為上監，三千匹以上為中監，以下為下監。凡馬牛之群以百二十，駝騾驢之群以七十，羊之群以六百二十。群有牧長牧尉。補長以六品已下子、白丁、雜色人等為之；補尉以散官八品已下子為之。品子八考，白丁十考，隨文武簡試與之。凡馬有左右監，以別其粗良，以數紀其名，而著其簿籍。細馬之監稱左，粗馬之監稱右。其雜畜牧皆同下監，仍以土地為其監名。凡馬各以年名籍之，每歲季夏造，至孟秋，群牧使以諸監之籍合為一，常以中秋上於寺。諸牧別立南使、北使、西使、東使以分統之。」

唐朝政府頒布律令，從法律上保護馬牧業發展。《唐律疏議》中的jiù＠⑧庫律規定：
「諸牧畜產，准所除外，死失及課不充者，一，牧長及牧子，笞三十；亡，加一等；過，杖一百；十，加一等，罪止徙三年，羊減三等。」

「系飼死者各加一等，失者又加二等。牧尉及監，各隨所管牧多少通計為罪。仍以長官為首，佐職為從。余官有管牧者，也准此。」

「凡官畜在牧而亡失者，給程以訪，過日不獲，估而征之。謂給訪限百日不獲，准失處當時作值征納，牧子及長官各知其半，若戶奴無財者，准銅依加杖。」

《唐律疏儀》中賊盜律規定：

「諸盜官私馬牛而殺者徒二年半。」「諸故殺官私馬牛者徒一年半。」「主自殺馬牛者徒一年。」

開元二年六月chì＠⑨：「殺牛馬騾等犯者科罪，不得官當，蔭贖。公私賤隸犯者，先決杖六十，然後科罪。」〔（13）〕

唐朝前期，統治集團慎重選拔任用馬政官員。唐初宰相長孫無忌認為「群牧事重，委在長官。」開元三年，唐玄宗chì＠⑨令：「諸道牧監有缺緊要者，委本使司簡擇明閑牧養者，奏付選司勘實補擬。如非其材，所由科貶，經負犯者，不在奏補之限。」〔（14）〕，因此，從貞觀至開元，出現了張萬歲、王毛仲、牛仙客等堪稱能吏的馬政官員。唐朝宰相張說撰寫的《大唐開元十三年隴右監牧頌德碑》說：「大唐接周隋亂離之後，承天下征戰之弊，＠⑩括殘燼僅得牝牡三千，從赤岸澤徙之隴右，始命太僕少卿張萬歲葺其政焉。而奕代載德，纂修其緒，肇自貞觀，成於麟德，四十年間，馬至七十萬六千匹。置八使以董之，設四十八監而掌之。」〔（15）〕張萬歲經營馬政的建樹，到宋朝仍受到宋仁宗的贊譽：「唐用張萬歲典馬政，恩信行乎下，故馬政修舉，後世稱為能吏。」〔（16）〕王毛仲，嫻習弓馬。開元初，為內外閑jiù＠⑧兼知監牧使，」部統嚴整，群牧＠⑾息，遂倍其初。＠⑿粟之類，不敢盜竊，每歲迥殘，常致數萬斛。不三年，扈從東封，以諸牧馬數萬匹從，每色為一隊，望之如雲錦。」〔（17）〕縣吏出身的牛仙客，「清勤不倦，接待上下，必以誠信。」開元中歷任太僕少卿、太僕卿，政績顯著，〔（18）〕開元二十四年擢登相位。唐朝前期馬政修舉，與統治者認真選用馬政官吏這一點是分不開的。

唐朝建立了馬匹的醫療制度和機構。唐朝太僕寺設有獸醫博士四人，獸醫六百人，學生一百人。尚乘局有獸醫七十人，太子仆寺有獸醫二十人。其獸醫人數之多，在唐代以前是罕見的。地方州縣也設有獸醫機構和人員。官畜在道，有羸病不堪前進者，留付隨近州縣，養飼療救。粟草及葯官給，而所在官司受之，須療養有法。隴右監牧也設置病馬坊：「內jiù＠⑧馬每年有＠⒀者、病者、老者、疲者，擇其不任者，以頒諸坊，則必倭之、艾之、行之、節之，俟其跳梁，俟其充脂而後入之。」〔（19）〕

唐代的獸醫在實踐中積累了豐富的醫療經驗，並撰寫了獸醫著作。值得特別提到的是唐朝人李石著作的《司牧安驥集》，這是一部學術價值很高，影響深遠的名著，不僅為當代所重視，而且在宋、明兩朝，還曾經作為官版印刷，廣泛發行，甚至傳到國外。明神宗萬曆二十三年，日本人翻譯出版了這部名著。今天，《司牧安驥集》是我國現存最古的一部獸醫著作，仍受到科學研究工作者的高度重視。

唐朝前期重視改進中國馬匹的品種，提高馬匹的素質。貞觀初年，同州剌史宇文士及在當地發現一匹隋朝開皇年間從大宛進獻的名馬流落在民間，「老於朝邑市面家挽＠⒁，鬃尾焦禿，皮肉穿穴。」這匹馬被送到京師時，唐太宗親自到郊外長樂坡迎接，並派人精心調理，「飼以鍾乳」。後來此馬產下五匹馬駒，長大後都成為駿馬。

唐朝通過對外馬匹貿易，從境外引進大量品質優良的馬匹。唐朝前期，唐太宗、唐高宗都曾多次派人到境外采購馬匹。開元年間，唐朝每年從突厥買馬三、四千匹。開元二十四年買馬達一萬四千匹，付給馬價絹五十五萬匹。《資治通鑒》卷二一三說唐玄宗「每歲＠⒂繒帛數十萬匹就市戎馬，以助軍旅，且為監牧之種，由是國馬益壯焉。」《太平廣記》韓干篇記載說：「開元後，四海清平，外域名馬，重譯疊至，然而砂磧且遙，蹄甲多薄。玄宗選其良者，與中國之駿，同頒馬政。自此，內jiù＠⑧有飛黃、照夜、浮雲，五方之乘，奇毛異狀，筋骨既健，蹄甲皆厚。」劉禹錫《傷我馬詞》說：「初，玄宗羈大宛，而盡有其名馬，命典牧以時起居。洎西幸蜀，往往民間得其種，而蕃馬故良，毛色者率非中土類也。」

唐朝周邊國家和地區經常給唐朝進貢，貢獻的禮品中往往有大批的駿馬。如高祖時，康國獻馬四千匹。貞觀四年，龜茲獻名馬。貞觀十一年，jì＠⒃賓國遣使獻馬。貞觀十七年，薛延陀獻馬五萬匹。長安二年，吐蕃遣使獻馬千匹。貢獻來的馬匹。許多是珍貴的良種名馬，如康國馬，體格特別高大壯碩，「今時官馬，猶是其種。」〔（20）〕

私人養馬業興盛繁榮促進了唐朝養馬業的全面發展

唐朝前期馬牧業的興旺發達，是與當時民間盛行私人養馬和社會尚武的風氣分不開的。我國古代自從晉朝永嘉之亂，「洛京傾覆，中州士女避亂江左者十六七。〔（21）〕「游牧民族開始入主中原，形成漢夷雜居。如果從西晉末年永嘉年間算起。其間十六國時期就有一百三十六年。接著，元魏統一黃河流域，歷經東魏、西魏、北齊、北周，延續至隋末唐初，又復三百多年，因此，北方社會的生活習俗深受胡俗的影響，與秦漢時期相比，有了很大的變遷。杜牧《樊川集》載《唐故范陽盧秀才墓誌》說，盧秀才名霈者，「自天寶後三代，或仕燕，或仕趙，兩地皆多良田畜馬。生年二十，未知古有人曰周公、孔夫子者，擊球飲酒，馬射走兔，語言習尚，無非攻守戰斗之事。」《舊唐書》李珙傳說「李珙，山東甲姓，代修婚姻，至珙，不好讀書，唯以弓馬為務。」《新唐書》王難得傳說「王難得，沂州臨沂人，父恩叔，少隸軍試為太子賓客，難得健於武，工騎射。」……由於社會風氣的薰陶，唐朝貴賤士庶尚武成風，酷愛騎馬，為私人養馬開辟了廣闊的前景。

唐代婦女騎馬之風也很盛行。《新唐書》車服志說：「初，婦人施mì＠⒄lí＠⒅以蔽身，永徽中，始用帷帽，施裙及頸，坐擔以代車。命婦朝謁，則以駝駕車，數下詔禁而不止。武後時，帷帽益盛，中宗後，乃無復矣。宮人從駕皆胡帽乘馬，海內效之，至露髻馳騁，而帷帽亦廢，有衣男子衣而＠⒆，如奚、契凡之服。」因為騎馬，貴族庶民都喜好胡服胡帽，「其後安祿山反，當時以為服妖之應。」〔（22）〕天寶時，楊貴妃每騎馬，則大宦官高力士執轡授鞭。外戚楊國忠「有時與虢國並轡入朝，揮鞭走馬。」〔（23）〕《全唐詩》花蕊夫人《宮詩》描寫宮女初學馬術的情景說：「殿前宮女總纖腰，初學鞍騎怯又嬌，上得馬來才欲走，幾回拋kòng＠⒇抱鞍橋。」

唐朝政府禁止工商人騎馬。「乾封二年二月，禁工商不得乘馬。」〔（24）〕但是禁令只是一紙空文。「商人乘馬，前代所禁，近日得恣其乘馬，雕鞍銀鐙，裝飾煥爛，從以童騎，最為僭越。」〔（25）〕

由於馬匹在社會生活中的廣泛需要，唐朝私人養馬極為興盛，是唐朝馬牧業的重要組成部分。

貴族官僚飼養大量私馬。唐太宗子越王李貞「在蔡州，數奏免所部租賦以給人心，家僮千人，馬數千匹。」〔（26）〕太平公主在開元初被誅時，「籍其家，財貨山積，珍奇寶物，侔於御府，馬牧羊牧田園質庫，數年征斂不盡。」〔（27）〕官僚裴冕「性本侈靡，好尚車服及營珍饌，名馬在櫪，直數百金者常十數。」〔（28）〕《新唐書》兵志載：「王侯、將相、外戚牛駝羊馬之牧布諸道，百倍於縣官，皆以封邑號名為印自別，將校亦備私馬。議謂秦漢以來，唐馬最盛，天子又銳志武事，遂弱西北蕃。」

貴族官僚為了設置私人牧場，大肆侵佔國家和農民的土地。為了抑制土地兼並，天寶十一年玄宗chì＠④令：「兩京去城五百里內不合置牧地，地內熟田仍不得過五頃以上、十頃以下，其有餘者仰官牧。」〔（29）〕唐朝規定，每匹驛馬國家配給牧地二十畝，按此標准計算，則兩京五百里內私人可以佔有養五十匹馬的熟地。

唐代民間富人也大量養私馬。「盤禾安氏有馬千駟，怙富不虔。」〔（30）〕《太平廣記》於遠篇說：「鄴中富人於遠者，性奢逸而復好良馬，居第華麗，服玩鮮潔，擬於公侯之家，常養良馬數十匹。」

唐代農民養私馬。唐朝前期實行府兵制，農民普遍要服兵役，唐朝規定，府兵被征點服役，所需戎器馱馬鍋幕糗糧均須自備。《唐六典》兵部載：「凡差衛士征戍鎮防，亦有團伍，其善弓馬者為越騎團，余為步兵團，主帥以下統領之，火十人，有六馱馬，若無馬鄉，任備驢、騾及牛。」「天下之有馬者，州縣皆先以郵遞軍旅之役。」唐朝規定，戰馬由官府給錢購置或供給監牧馬，後來「諸州府馬缺數稍多，既合官填，復須私備。」〔（31）〕因此，唐代農民也普遍養私馬。

唐代空前繁榮的社會經濟為私人養馬業的發展提供了堅實的物質基礎。《唐六典》太僕寺記載了官馬每天的飼料數量。閑jiù＠⑧馬每匹草一圍，粟一斗，鹽六勺。監牧馬春冬季節每匹草一圍，粟一斗，鹽二合。而唐代官奴婢的口糧標准則為：「其糧丁口日給二升，中口一升五合，小口六合。諸戶留長上者，丁口日給二升五合，中男給二升。〔（32）〕唐代養馬正是所謂「一馬伏櫪，當中家六口之食。」如沒有發達繁榮的社會經濟，要產生這樣盛大規模的養馬業是不可能的。

為了發展社會馬牧業，唐朝政府制定了一些鼓勵民間私人養馬的政策。唐朝初年，魏元忠上疏要求朝廷支持發展民間養私馬。他說：「師行必籍馬力，不數十萬不足與虜爭，臣請天下自王公及齊人掛籍之口，人稅百錢。又馳天下馬禁，使民得乘大馬，不為數限，官籍其凡，勿使得隱。不三年，人間畜馬可五十萬，即詔州縣以稅口錢市之，若王師大舉，一朝可用。」〔（33）〕魏元忠的疏奏，得到唐高宗的重視。唐玄宗即位後，在積極發展國家監牧養馬的同時，也重視發展私人養馬，並革除了一些妨礙私人養馬的弊政。唐初武德時，就實行按資產多少，把戶分為三等，不久改為九等，按戶等交稅。官府定戶等時把私人養的馬也作為資產，私馬多戶等就升高，戶稅也增加負擔，從而挫傷了農民養私馬的積極性。同時，州縣有郵遞軍旅之役，官府總是加在養私馬戶人家。「供官徭役，道路相繼，兄去弟還，首尾不絕。遠者往來五六千里，春秋冬夏，略無休時。」〔（34）〕這對養馬戶來說，更是一種災難。唐玄宗針對「百姓畏苦，乃多不畜馬，騎射之士減曩時」的情況，於開元九年下詔規定：「自今諸州民，勿限有無蔭，能家畜十馬以上，免貼驛郵遞征行，定戶無以馬為資。」「若要須供擬，任臨時率戶出錢市買。」〔（35）〕唐玄宗提出的改革措施，減輕了養私馬戶的經濟負擔，調動了農民養馬積極性，促進了唐代馬牧業的發展。天寶十五年，安史叛軍攻入長安。唐太子李亨「至彭原，又募得甲士四百，率私軍以助軍。至平涼郡，sōu＠（21）閱監牧公私馬，得數萬匹，官軍益振。」〔（36）〕建中元年，唐德宗在戰亂之後，僅在關輔地區一次就市馬三萬余匹。由此可見，唐朝前期私人養馬業是何等的興旺發達。

綜上所述，唐朝前期馬牧業空前繁榮發達的原因可以歸納為主觀和客觀兩個方面。從主觀上來說，是由於馬匹在國防軍事、交通運輸和社會生活中的重要地位，使唐朝統治者高度重視馬牧業生產，為此組織和制定了系統完整的馬政機構和制度，建立了規模宏大的監牧基地，大力開展對外馬匹貿易，採取了鼓勵養私馬的措施和政策；從客觀上來說，自西晉末年起大量游牧民族遷徙內地，帶來了塞外習俗和畜牧生產的經驗技能，並在北方漢人中獲得傳

『陸』 朱元璋的後代在明朝時有學術成就的是誰

明成祖永樂皇帝朱棣.
明成祖朱棣（1360年5月2日－1424年8月12日），漢族，明朝第三位皇帝，朱元璋第4子，受封為燕王，後發動靖難之役，奪位登基，1402年7月17日（明建文四年六月十七日）即位，在位22年，年號永樂。在位期間營建並遷都京城，作為歷史上第一個定都京城的漢人皇帝，奠定了京城此後500餘年的首都地位；1405年7月11日派遣鄭和下西洋， 組織學者編撰長達 3.7 億字的網路全書《永樂大典》，是功績累累的一代雄主。明成祖的統治時期被稱為「永樂盛世」。明成祖駕崩後謚號體天弘道高明廣運聖武神功純仁至孝文皇帝，廟號太宗，葬於長陵

『柒』 「一掃而空」和明代的學術爭端有什麼關系

我們在看古裝劇的時候，裡面也有不少關於讀書的畫面，但是它並沒有特意地去描寫這些關於讀書者們的細節，所以今天要給大家帶來明代的學術風氣以及在那個時代的學者們都是怎麼學習的。

明代王陽明心學盛極一時，儼然已取代程朱理學的地位。王學固然可以自由發揮，卻也有其不夠嚴謹之弊。明代清談之風，不下於魏晉玄學，學者大多不務實際。明代覆亡，顧炎武、黃宗羲等人反省中國文化及明代制度的缺陷。

他大致主張學問須能經世濟民，因此所著《存學》《存性》兩篇，都堅持「學」與「習」不能分開。他的教學項目，不僅包括儒家傳統的禮、樂、射、御、書、數六藝，而且兼及實用的兵、農、錢、谷、水、火、工、虞……用今日的學術項目言，即軍事學、經濟學、工業技術、農牧生產等項。他的關懷，在於正德、利用、厚生，而且不僅正一身之德、厚一身之生，更須擴而大之，由身及眾，由家及國，以教育正一國之德，以政治利一國之用，以生產與福利厚一國之生。

『捌』 明清的最高學術機構是

明朝時期行使雙京制，在南京和北京分別都設有國子監，設在南京的國子監被稱為「南監」或「南雍」，而設在北京的國子監則被稱為「北監」或「北雍」。南京國子監始建於東吳永安元年（公元258年），到明永樂年間，規模宏大，延袤十里，燈火相輝，盛況空前，當時鄰邦高麗、日本、琉球、暹羅等國「向慕文教」，不斷派留學生到南京國子監學習。北京國子監始建於元朝大德十年（公元1306年），是中國元、明、清三代國家管理教育的最高行政機關和國家設立的最高學府。

『玖』 清朝與明朝的思想學術變化．

。「心學」作為新儒學（宋明理學）的重要一脈，究其源，正如研究者所普遍認可的，可以追溯到南宋的陸九淵。不過與陸九淵相比，陽明乃至整個陽明後心學顯然面對的問題要更多。若以新儒學乃至整個儒學的體系看，其形而上的理論架構的真正建立者在於朱熹。而後起的陽明學恰恰不得不面對朱熹這一形而上的顯學文本，無論是從歷史的淵源、語詞的使用還是體系的建立上，都是如此。這是作者本人對「心學」與新儒學的關系的基本觀點，此觀點貫徹於本論文的始終。因此，本論文始終堅持這樣一種方法，即在橫向的義理陳述中，始終保持著縱向的歷史觀察，於傳承、變化中闡明不同的心學家的全新的提問方式、思考方式。

就陽明文本講，既有與新儒學體系割捨不斷的歷史因緣，同時其自身又有前期、後期的不同階段。本論文所採用的陽明心學前期、後期的階段劃分，是以「致良知」宗旨的提出為分水嶺的，這與以前的研究者有較大不同。王陽明之開悟「致良知」宗旨，其一個重大的轉變在於提問方式的轉變。就其早期（開悟「致良知」宗旨以前）講，兩個核心的命題是「心即理」（如展開了講，則是「心之本體即是性，性即理也。」）與「存天理，去人慾」。「心體」、「性」與「天理」諸范疇的表述方式恰恰是對宋儒的表述方式的繼承，就其特徵言，是「預設」。宋儒對「心體」、「性」與「天理」的「預設」的陳述有一個「客觀」的方式，在王陽明，此「客觀」的方式沒有了，但諸范疇作為「預設」卻被現成地繼承下來。因此，在回答「心體」、「性」與「天理」是什麼的問題上，王陽明的表述方式無疑就欠缺了一些東西，欲說還休，欲罷不能。開悟「致良知」宗旨後所提出的「理障」、「無善無惡」的問題，正是對早期「心體」、「性」與「天理」的「預設」的懸擱。而「良知」的最大特徵是由「預設」走上「現成」，是人在道德踐履之感應中的當下呈現。就整體上講，良知是一個「知情合一」的范疇，不過，陽明既以「知」命名它，則「知」的意義的彰顯是陽明良知說的特色。「知」的意義可就兩方面來說：一方面是情感的自覺，可以說是「情覺」；另一方面則表現為感應之契機，即「能視聽言動的」（所謂感應正是在「視聽言動」中實現的），可以說是「知覺」。不過，陽明對早期的「體」的預設的懸擱是不徹底的，故「體」可以由「情」（包括「情覺」）與「知」（即「知覺」）上溯去講。由「情」（包括「情覺」）上溯講「體」，則所謂「無善無惡」可以看作是有積極意義的「至善」的表述方式，其境界則展現在「拔本塞源」論與《大學問》的「萬物一體」觀中。由「知」（即「知覺」）上溯講「體」，則「無善無惡」只具有消極的意義，其境界亦可展現為感應中的「萬物一體」，但此「一體」卻只是痛癢無關的不作「障礙」。從後者講，則陽明有失儒者矩鑊。由「預設」到「現成」，王陽明所帶給我們的最富有啟發意義的是中國心靈哲學的整體性特徵的缺憾，心靈主體的分裂、解構已不可避免，否則，不僅僅認知理性無法開出，道德理性精神也不能挺立。這些，進一步表現在陽明後心學之「盪越」、演化過程中。

於陽明後心學，本論文擇王畿、王艮、顏鈞、何心隱、羅近溪、劉宗周與黃宗羲七人而言，並於王畿後附論聶豹。擇此七八人，以其各從不同的角度展現了陽明文本本身的一些問題，有些並提出了自己的非常有意義的解決方法。其最著者為顏鈞，為何心隱，為羅近溪，為劉宗周。如顏鈞「神道設教」之玄虛，何心隱道德他律之冷峻，羅近溪由「理念」而「信念」（對於「善」）的淳樸，劉宗周於「體」上探尋「過」、「惡」的因子。他們各自憑借對儒家道德哲學的敏銳的觀察與思考提出問題，所提出的解決方法雖有待於進一步商榷，但無疑是富有啟發意義的。此四人中，三人隸屬泰州，以王艮開其端也。王艮於陽明弟子中，可謂半路出家，而出身卑微，故其學說中絕少超越意識，即有超越意識，亦多屬不自得處，是依樣畫葫蘆。王艮之開泰州，可以說得之無心，然其後確實一代高似一代，至劉宗周，泰州已成為新一代的「顯學」文本。當劉宗周欲重新於泰州之「盪越」中樹立儒家的道德性命之學時，不得不面對泰州的「顯學」文本，故表現為其義理，則過惡由隱微之「幾」（所謂「意根」、「獨體」都可以此「幾」字當之）上見，工夫之「主靜」卻在於「善補過」。而王畿作為陽明「親承末命」的得意弟子，於陽明自有其「調適上遂」的一面，但承陽明於「知」（即「知覺」）上溯言「體」之「弊」發揮下去，就最終脫離儒者之矩。黃宗羲以江右可補救龍溪之「弊」，依我看，此江右如其包括聶豹（黃宗羲也確實是以聶豹忝居其一），則不足補龍溪之弊。聶豹之「歸寂」正是陽明由「知」（即「知覺」）上溯言「體」之「歸謬」。黃宗羲作為哲學史家，自有其觀察問題的敏銳處，亦不可避免其唐突。以哲學史家敏銳的眼光，能於義理上簡單清楚地講出理學家所要說明的問題，但問題的簡化卻帶來了一些結論的唐突。就這一點講，黃宗羲顯然不如其師劉宗周深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