瘟疫指導
Ⅰ 古代是如何防治瘟疫的（時間是清朝以前）
1、晉朝葛洪《肘後備急方》認為「傷寒、時行、溫疫，三名同一種。……其年歲中有癘氣兼挾鬼毒相注，名為溫病。」並立「治瘴氣疫癘溫毒諸方」一章，記載了辟瘟疫葯干散、老君神明白散、度瘴散、辟溫病散等治療、預防溫疫的方劑。
2、唐朝孫思邈《千金要方·卷九·傷寒》立「辟溫」一章，記載治療溫疫的方劑。
3、宋代醫家張從正《儒門事親·卷一·立諸時氣解利禁忌式三》：指出「又如正二三月，人氣在上，瘟疫大作，必先頭痛或骨節疼，與傷寒、時氣、冒暑、風濕及中酒之人其狀皆相類。慎勿便用巴豆大毒之葯治之。……夫瘟疫在表不可下，況巴豆之丸乎。」對瘟疫的臨床表現、治療提出了自己的觀點
4、元朝醫家朱丹溪《丹溪心法·卷一·溫疫五》：「瘟疫眾一般病者是，又謂天行時疫。治有三法：宜補，宜散，宜降。」總結了溫疫的治療方法。
5、明朝醫家吳又可目睹當時疫病流行的慘狀，在前人有關論述的基礎上，對溫疫進行深入細致的觀察、探討。其所著的《溫疫論》是我國論述溫疫的專著，對溫疫進行了詳細的論述。認為「溫疫之為病，非風非寒非暑非濕，乃天地間別有一種異氣所感。」指出溫疫的致病因子是「異氣」，又稱「疫氣」、「癘氣」「戾氣」等，是對溫疫病因的創見。
6、吳又可在《溫疫論》中，還創制了不少獨特的、行之有效的治疫方劑。《溫疫論》是我國醫學文獻中論述急性傳染病的一部劃時代著作，至今仍可用來指導臨床，具有重要的歷史意義與現實意義。
清朝余師愚，著有《疫疹一得》。其在吳又可《溫疫論》的基礎上，認為疫疹的病因是癘氣，指出「一人得病，傳染一家，輕者十生八九，重者十存一二，合境之內，大率如斯。」並根據暑熱疫的病證特點，創立「清瘟敗毒飲」一方，以重用石膏為主，為溫疫病的辨證論治開拓了新的境地。
Ⅱ 有關瘟疫的幾個問題。
瘟疫多了去了，你要了解什麼瘟疫的具體症狀什麼治療方法？你這哪是問題啊。活該0回答
Ⅲ 瘟疫的概念
瘟疫
總的來說，瘟疫是由於一些強烈致病性微生物，如細菌、病毒引起的傳染病。
一般是自然災害後，環境衛生不好引起的。
溫疫在我國史料中早有記載。如《周禮·天官·冢宰》記載：「疾醫掌養萬民之疾病，四時皆有癘疾。」《呂氏春秋·季春紀》記載：「季春行夏令，則民多疾疫。」說明當時對溫疫的認識已經達到了一定水平，認為溫疫一年四季皆可發生，原因之一是由於時令之氣的不正常，是由「非時之氣」造成的。
現存最早的中醫古籍《黃帝內經》也有記載。如《素問·刺法論》指出：「五疫之至，皆向染易，無問大小，病狀相似……，正氣存內，邪不可干，避其毒氣。」《素問·本能病》篇：「厥陰不退位，即大風早舉，時雨不降，濕令不化，民病溫疫，疵廢。風生，民病皆肢節痛、頭目痛，伏熱內煩，咽喉干引飲。」指出溫疫具有傳染性、流行性、臨床表現相似、發病與氣候有關等特點，並認為只要「正氣存內」，就能「避其毒氣」。
東漢時期的張仲景在其著作《傷寒雜病論》的序言中說「余宗族素多，向餘二百。建安紀年（公元196年）以來，猶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傷寒十居其七。感往昔之淪喪，傷橫夭之莫救，乃勤求古訓，博採眾方。……」文中的「傷寒」，除了指外感熱病外，還包括了當時的烈性傳染病，可見當時溫疫流行之猖獗。
曹植《說疫氣》記載「建安二十二年（公元217年），癘氣流行，家家有僵屍之痛，室室有號泣之哀。或闔門而殪，或覆族而喪。或以為：疫者，鬼神所作。夫罹此者，悉被褐茹藿之子，荊室蓬戶之人耳！若夫殿處鼎食之家，重貂累蓐之門，若是者鮮焉。此乃陰陽失位，寒暑錯時，是故生疫，而愚民懸符厭之，亦可笑也。」描繪了當疫病流行的慘狀，並明確指出：「癘氣流行」，並非「鬼神所作」，而是「陰陽失位，寒暑錯時」所致。
建安七子之一的王粲在《七哀詩》中也記載：「……出門無所見，白骨蔽平原。路有飢婦人，抱子棄草間。顧聞號泣聲，揮涕獨不還。『未知身死處，何能兩相完？』驅馬棄之去，不忍聽此言。……」是當時凄涼情景的真實寫照。據史料記載，從漢桓帝劉志，至漢獻帝劉協的七十餘年中，記載有疫病流行17次。疫情連年，民不聊生，即使是士大夫們也未能倖免。如文學史上著名的「建安七子」中的徐幹、陳琳、應瑒、劉楨也一時俱逝。其慘狀可見一斑。
晉朝葛洪《肘後備急方》對溫疫也有論述，認為「傷寒、時行、溫疫，三名同一種。……其年歲中有癘氣兼挾鬼毒相注，名為溫病。」並立「治瘴氣疫癘溫毒諸方」一章，記載了辟瘟疫葯干散、老君神明白散、度瘴散、辟溫病散等治療、預防溫疫的方劑。
隋朝巢元方《諸病源候論·疫癘病諸候》認為疫癘病「其病與時氣、溫、熱等病相類，皆有一歲之內，節氣不和，寒暑乖候，或有暴風疾雨，霧露不散，則民多疾疫。病無長少，率皆相似，如有鬼厲之氣，故雲疫癘病。」並認為嶺南地區的青草瘴、黃芒瘴等瘴氣也屬疫癘病范圍。並進一步指出：「此病皆因歲時不和，溫涼失節，人感乖戾之氣而生病，則病氣轉相染易，乃至滅門，延及外人，故須預服葯及為法術以防之。」
唐朝孫思邈《千金要方·卷九·傷寒》立「辟溫」一章，記載治療溫疫的方劑。
出於唐朝王冰以後的《素問》遺篇，認為溫疫與五運六氣變化異常有一定的關系，故有金疫、木疫、水疫、火疫、土疫「五疫」及「五癘」之稱。說明古人已經意識到溫疫的致病原因不同於一般的六淫外邪，而是一種疫毒之氣。
金代醫家張從正《儒門事親·卷一·立諸時氣解利禁忌式三》：指出「又如正二三月，人氣在上，瘟疫大作，必先頭痛或骨節疼，與傷寒、時氣、冒暑、風濕及中酒之人其狀皆相類。慎勿便用巴豆大毒之葯治之。……夫瘟疫在表不可下，況巴豆之丸乎。」對瘟疫的臨床表現、治療提出了自己的觀點。
元代醫家朱丹溪《丹溪心法·卷一·溫疫五》：「瘟疫眾一般病者是，又謂天行時疫。治有三法：宜補，宜散，宜降。」總結了溫疫的治療方法。
明朝醫家吳又可目睹當時疫病流行的慘狀，在前人有關論述的基礎上，對溫疫進行深入細致的觀察、探討。其所著的《溫疫論》是我國論述溫疫的專著，對溫疫進行了詳細的論述。認為「溫疫之為病，非風非寒非暑非濕，乃天地間別有一種異氣所感。」指出溫疫的致病因子是「異氣」，又稱「疫氣」、「癘氣」「戾氣」等，是對溫疫病因的創見。
吳氏認為戾氣是物質性的，可採用葯物制服。雖然戾氣「無形可求，無象可見，況無聲復無臭，何能得睹得聞」，但它是客觀存在的物質，又進一步指出「物之可以制氣者葯物也。」
戾氣是通過口鼻侵犯體內的。認為「邪從口鼻而入」，又感染戾氣的方式，「有天受，有傳染，所感雖殊，其病則一」。
而人體感受戾氣之後，是否致病則決定於戾氣的量、毒力與人體的抵抗力。指出「其感之深者，中而即發，感之淺者，而不勝正，未能頓發」；「其年氣來之厲，不論強弱，正氣稍衰者，觸之即病」；「本氣充滿，邪不易入，本氣適逢虧欠，呼吸之間，外邪因而乘之」。
戾氣引起的疫病，有大流行性與散發性的不同表現。而戾氣致病又有地區性與時間性的不同情況。此外，由於戾氣的種類不同，所引起的疾病也不同，侵犯的臟器部位也不一。認為「……為病種種，是知氣之不一也」。並且還指出人類的疫病和禽獸的瘟疫是由不同的戾氣所引起的。
吳又可在《溫疫論》中，還創制了不少獨特的、行之有效的治疫方劑。《溫疫論》是我國醫學文獻中論述急性傳染病的一部劃時代著作，至今仍可用來指導臨床，具有重要的歷史意義與現實意義。
清朝余師愚，著有《疫疹一得》。其在吳又可《溫疫論》的基礎上，認為疫疹的病因是癘氣，指出「一人得病，傳染一家，輕者十生八九，重者十存一二，合境之內，大率如斯。」並根據暑熱疫的病證特點，創立「清瘟敗毒飲」一方，以重用石膏為主，為溫疫病的辨證論治開拓了新的境地。
綜上所述，中醫葯學在與溫疫長期的斗爭過程中積累了豐富的經驗，有一套較為完整的理論與臨床治療方法。應該充分發揮中醫葯治療急性傳染病的作用。
Ⅳ 古人怎麼治瘟疫
瘟疫在中國史料中早有記載。如《周禮•天官•冢宰》記載：「疾醫掌養萬民之疾病，四時皆有癘疾。」《呂氏春秋•季春紀》記載：「季春行夏令，則民多疾疫。」說明當時對溫疫的認識已經達到了一定水平，認為溫疫一年四季皆可發生，原因之一是由於時令之氣的不正常，是由「非時之氣」造成的。
現存最早的中醫古籍《黃帝內經》也有記載。如《素問•刺法論》指出：「五疫之至，皆向染易，無問大小，病狀相似……，正氣存內，邪不可干，避其毒氣。」《素問•本能病》篇：「厥陰不退位，即大風早舉，時雨不降，濕令不化，民病溫疫，疵廢。風生，民病皆肢節痛、頭目痛，伏熱內煩，咽喉干引飲。」指出溫疫具有傳染性、流行性、臨床表現相似、發病與氣候有關等特點，並認為只要「正氣存內」，就能「避其毒氣」。
東漢時期的張仲景在其著作《傷寒雜病論》的序言中說「余宗族素多，向餘二百。建安紀年（公元196年）以來，猶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傷寒十居其七。感往昔之淪喪，傷橫夭之莫救，乃勤求古訓，博採眾方。……」文中的「傷寒」，除了指外感熱病外，還包括了當時的烈性傳染病，可見當時溫疫流行之猖獗。
曹植《說疫氣》記載「建安二十二年（公元217年），癘氣流行，家家有僵屍之痛，室室有號泣之哀。或闔門而殪，或覆族而喪。或以為：疫者，鬼神所作。夫罹此者，悉被褐茹藿之子，荊室蓬戶之人耳！若夫殿處鼎食之家，重貂累蓐之門，若是者鮮焉。此乃陰陽失位，寒暑錯時，是故生疫，而愚民懸符厭之，亦可笑也。」描繪了當疫病流行的慘狀，並明確指出：「癘氣流行」，並非「鬼神所作」，而是「陰陽失位，寒暑錯時」所致。
建安七子之一的王粲在《七哀詩》中也記載：「……出門無所見，白骨蔽平原。路有飢婦人，抱子棄草間。顧聞號泣聲，揮涕獨不還。『未知身死處，何能兩相完？』驅馬棄之去，不忍聽此言。……」是當時凄涼情景的真實寫照。據史料記載，從漢桓帝劉志，至漢獻帝劉協的七十餘年中，記載有疫病流行17次。疫情連年，民不聊生，即使是士大夫們也未能倖免。如文學史上著名的「建安七子」中的徐幹、陳琳、應瑒、劉楨也一時俱逝。其慘狀可見一斑。
晉朝葛洪《肘後備急方》對溫疫也有論述，認為「傷寒、時行、溫疫，三名同一種。……其年歲中有癘氣兼挾鬼毒相注，名為溫病。」並立「治瘴氣疫癘溫毒諸方」一章，記載了辟瘟疫葯干散、老君神明白散、度瘴散、辟溫病散等治療、預防溫疫的方劑。
隋朝巢元方《諸病源候論•疫癘病諸候》認為疫癘病「其病與時氣、溫、熱等病相類，皆有一歲之內，節氣不和，寒暑乖候，或有暴風疾雨，霧露不散，則民多疾疫。病無長少，率皆相似，如有鬼厲之氣，故雲疫癘病。」並認為嶺南地區的青草瘴、黃芒瘴等瘴氣也屬疫癘病范圍。並進一步指出：「此病皆因歲時不和，溫涼失節，人感乖戾之氣而生病，則病氣轉相染易，乃至滅門，延及外人，故須預服葯及為法術以防之。」
唐朝孫思邈《千金要方•卷九•傷寒》立「辟溫」一章，記載治療溫疫的方劑。
出於唐朝王冰以後的《素問》遺篇，認為溫疫與五運六氣變化異常有一定的關系，故有金疫、木疫、水疫、火疫、土疫「五疫」及「五癘」之稱。說明古人已經意識到溫疫的致病原因不同於一般的六淫外邪，而是一種疫毒之氣。
金代醫家張從正《儒門事親•卷一•立諸時氣解利禁忌式三》：指出「又如正二三月，人氣在上，瘟疫大作，必先頭痛或骨節疼，與傷寒、時氣、冒暑、風濕及中酒之人其狀皆相類。慎勿便用巴豆大毒之葯治之。……夫瘟疫在表不可下，況巴豆之丸乎。」對瘟疫的臨床表現、治療提出了自己的觀點。
元代醫家朱丹溪《丹溪心法•卷一•溫疫五》：「瘟疫眾一般病者是，又謂天行時疫。治有三法：宜補，宜散，宜降。」總結了溫疫的治療方法。
明朝醫家吳又可目睹當時疫病流行的慘狀，在前人有關論述的基礎上，對溫疫進行深入細致的觀察、探討。其所著的《溫疫論》是我國論述溫疫的專著，對溫疫進行了詳細的論述。認為「溫疫之為病，非風非寒非暑非濕，乃天地間別有一種異氣所感。」指出溫疫的致病因子是「異氣」，又稱「疫氣」、「癘氣」「戾氣」等，是對溫疫病因的創見。
吳氏認為戾氣是物質性的，可採用葯物制服。雖然戾氣「無形可求，無象可見，況無聲復無臭，何能得睹得聞」，但它是客觀存在的物質，又進一步指出「物之可以制氣者葯物也。」
戾氣是通過口鼻侵犯體內的。認為「邪從口鼻而入」，又感染戾氣的方式，「有天受，有傳染，所感雖殊，其病則一」。
而人體感受戾氣之後，是否致病則決定於戾氣的量、毒力與人體的抵抗力。指出「其感之深者，中而即發，感之淺者，而不勝正，未能頓發」；「其年氣來之厲，不論強弱，正氣稍衰者，觸之即病」；「本氣充滿，邪不易入，本氣適逢虧欠，呼吸之間，外邪因而乘之」。
戾氣引起的疫病，有大流行性與散發性的不同表現。而戾氣致病又有地區性與時間性的不同情況。此外，由於戾氣的種類不同，所引起的疾病也不同，侵犯的臟器部位也不一。認為「……為病種種，是知氣之不一也」。並且還指出人類的疫病和禽獸的瘟疫是由不同的戾氣所引起的。
吳又可在《溫疫論》中，還創制了不少獨特的、行之有效的治疫方劑。《溫疫論》是我國醫學文獻中論述急性傳染病的一部劃時代著作，至今仍可用來指導臨床，具有重要的歷史意義與現實意義。
清朝余師愚，著有《疫疹一得》。其在吳又可《溫疫論》的基礎上，認為疫疹的病因是癘氣，指出「一人得病，傳染一家，輕者十生八九，重者十存一二，合境之內，大率如斯。」並根據暑熱疫的病證特點，創立「清瘟敗毒飲」一方，以重用石膏為主，為溫疫病的辨證論治開拓了新的境地。
綜上所述，中醫葯學在與溫疫長期的斗爭過程中積累了豐富的經驗，有一套較為完整的理論與臨床治療方法。應該充分發揮中醫葯治療急性傳染病的作用。
Ⅳ 你對中國古代瘟疫的回答很詳細，非常希望能得到有關的文獻資料！萬分感謝！ [email protected]
從古至今，人類遭遇了無數的瘟疫，其中有些瘟疫特別嚴重，對人類後代的影響巨大的有：黑死病、鼠疫、天花、流感等
先秦時期
瘟疫在中國史料中早有記載。如《周禮·天官·冢宰》記載：「疾醫掌養萬民之疾病，四時皆有癘疾。」《呂氏春秋·季春紀》記載：「季春行夏令，則民多疾疫。」說明當時對溫疫的認識已經達到了一定水平，認為溫疫一年四季皆可發生，原因之一是由於時令之氣的不正常，是由「非時之氣」造成的。 現存最早的中醫古籍《黃帝內經》也有記載。如《素問·刺法論》指出：「五疫之至，皆向染易，無問大小，病狀相似……，正氣存內，邪不可干，避其毒氣。」《素問·本能病》篇：「厥陰不退位，即大風早舉，時雨不降，濕令不化，民病溫疫，疵廢。風生，民病皆肢節痛、頭目痛，伏熱內煩，咽喉干引飲。」指出溫疫具有傳染性、流行性、臨床表現相似、發病與氣候有關等特點，並認為只要「正氣存內」，就能「避其毒氣」。
東漢時期
東漢時期的張仲景在其著作《傷寒雜病論》的序言中說「余宗族素多，向餘二百。建安紀年（公元196年）以來，猶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傷寒十居其七。感往昔之淪喪，傷橫夭之莫救，乃勤求古訓，博採眾方。……」文中的「傷寒」，除了指外感熱病外，還包括了當時的烈性傳染病，可見當時溫疫流行之猖獗。
三國
曹植《說疫氣》記載「建安二十二年（公元217年），癘氣流行，家家有僵屍之痛，室室有號泣之哀。或闔門而殪，或覆族而喪。或以為：疫者，鬼神所作。夫罹此者，悉被褐茹藿之子，荊室蓬戶之人耳！若夫殿處鼎食之家，重貂累蓐之門，若是者鮮焉。此乃陰陽失位，寒暑錯時，是故生疫，而愚民懸符厭之，亦可笑也。」描繪了當疫病流行的慘狀，並明確指出：「癘氣流行」，並非「鬼神所作」，而是「陰陽失位，寒暑錯時」所致。 建安七子之一的王粲在《七哀詩》中也記載：「……出門無所見，白骨蔽平原。路有飢婦人，抱子棄草間。顧聞號泣聲，揮涕獨不還。『未知身死處，何能兩相完？』驅馬棄之去，不忍聽此言。……」是當時凄涼情景的真實寫照。據史料記載，從漢桓帝劉志，至漢獻帝劉協的七十餘年中，記載有疫病流行17次。疫情連年，民不聊生，即使是士大夫們也未能倖免。如文學史上著名的「建安七子」中的徐幹、陳琳、應瑒、劉楨也一時俱逝。其慘狀可見一斑。
晉朝
晉朝葛洪《肘後備急方》對溫疫也有論述，認為「傷寒、時行、溫疫，三名同一種。……其年歲中有癘氣兼挾鬼毒相注，名為溫病。」並立「治瘴氣疫癘溫毒諸方」一章，記載了辟瘟疫葯干散、老君神明白散、度瘴散、辟溫病散等治療、預防溫疫的方劑。
隋朝
隋朝巢元方《諸病源候論·疫癘病諸候》認為疫癘病「其病與時氣、溫、熱等病相類，皆有一歲之內，節氣不和，寒暑乖候，或有暴風疾雨，霧露不散，則民多疾疫。病無長少，率皆相似，如有鬼厲之氣，故雲疫癘病。」並認為嶺南地區的青草瘴、黃芒瘴等瘴氣也屬疫癘病范圍。並進一步指出：「此病皆因歲時不和，溫涼失節，人感乖戾之氣而生病，則病氣轉相染易，乃至滅門，延及外人，故須預服葯及為法術以防之。」
唐朝
唐朝孫思邈《千金要方·卷九·傷寒》立「辟溫」一章，記載治療溫疫的方劑。 出於唐朝王冰以後的《素問》遺篇，認為溫疫與五運六氣變化異常有一定的關系，故有金疫、木疫、水疫、火疫、土疫「五疫」及「五癘」之稱。說明古人已經意識到溫疫的致病原因不同於一般的六淫外邪，而是一種疫毒之氣。
金代
金代醫家張從正《儒門事親·卷一·立諸時氣解利禁忌式三》：指出「又如正二三月，人氣在上，瘟疫大作，必先頭痛或骨節疼，與傷寒、時氣、冒暑、風濕及中酒之人其狀皆相類。慎勿便用巴豆大毒之葯治之。……夫瘟疫在表不可下，況巴豆之丸乎。」對瘟疫的臨床表現、治療提出了自己的觀點。
元代
元代醫家朱丹溪《丹溪心法·卷一·溫疫五》：「瘟疫眾一般病者是，又謂天行時疫。治有三法：宜補，宜散，宜降。」總結了溫疫的治療方法。
明朝
明朝醫家吳又可目睹當時疫病流行的慘狀，在前人有關論述的基礎上，對溫疫進行深入細致的觀察、探討。其所著的《溫疫論》是我國論述溫疫的專著，對溫疫進行了詳細的論述。認為「溫疫之為病，非風非寒非暑非濕，乃天地間別有一種異氣所感。」指出溫疫的致病因子是「異氣」，又稱「疫氣」、「癘氣」「戾氣」等，是對溫疫病因的創見。 吳氏認為戾氣是物質性的，可採用葯物制服。雖然戾氣「無形可求，無象可見，況無聲復無臭，何能得睹得聞」，但它是客觀存在的物質，又進一步指出「物之可以制氣者葯物也。」
戾氣是通過口鼻侵犯體內的。認為「邪從口鼻而入」，又感染戾氣的方式，「有天受，有傳染，所感雖殊，其病則一」。 而人體感受戾氣之後，是否致病則決定於戾氣的量、毒力與人體的抵抗力。指出「其感之深者，中而即發，感之淺者，而不勝正，未能頓發」；「其年氣來之厲，不論強弱，正氣稍衰者，觸之即病」；「本氣充滿，邪不易入，本氣適逢虧欠，呼吸之間，外邪因而乘之」。 戾氣引起的疫病，有大流行性與散發性的不同表現。而戾氣致病又有地區性與時間性的不同情況。此外，由於戾氣的種類不同，所引起的疾病也不同，侵犯的臟器部位也不一。認為「……為病種種，是知氣之不一也」。並且還指出人類的疫病和禽獸的瘟疫是由不同的戾氣所引起的。 吳又可在《溫疫論》中，還創制了不少獨特的、行之有效的治疫方劑。《溫疫論》是我國醫學文獻中論述急性傳染病的一部劃時代著作，至今仍可用來指導臨床，具有重要的歷史意義與現實意義。
清朝
清朝余師愚，著有《疫疹一得》。其在吳又可《溫疫論》的基礎上，認為疫疹的病因是癘氣，指出「一人得病，傳染一家，輕者十生八九，重者十存一二，合境之內，大率如斯。」並根據暑熱疫的病證特點，創立「清瘟敗毒飲」一方，以重用石膏為主，為溫疫病的辨證論治開拓了新的境地。
綜上所述，中醫葯學在與溫疫長期的斗爭過程中積累了豐富的經驗，有一套較為完整的理論與臨床治療方法。應該充分發揮中醫葯治療急性傳染病的作用。
Ⅵ 瘟疫通常怎麼傳染
總的來說，瘟疫是由於一些強烈致病性微生物，如細菌、病毒引起的傳染病。 一般是自然災害後，環境衛生不好引起的。 溫疫在我國史料中早有記載。如《周禮天官冢宰》記載：「疾醫掌養萬民之疾病，四時皆有癘疾。」《呂氏春秋季春紀》記載：「季春行夏令，則民多疾疫。」說明當時對溫疫的認識已經達到了一定水平，認為溫疫一年四季皆可發生，原因之一是由於時令之氣的不正常，是由「非時之氣」造成的。 現存最早的中醫古籍《黃帝內經》也有記載。如《素問刺法論》指出：「五疫之至，皆向染易，無問大小，病狀相似……，正氣存內，邪不可干，避其毒氣。」《素問本能病》篇：「厥陰不退位，即大風早舉，時雨不降，濕令不化，民病溫疫，疵廢。風生，民病皆肢節痛、頭目痛，伏熱內煩，咽喉干引飲。」指出溫疫具有傳染性、流行性、臨床表現相似、發病與氣候有關等特點，並認為只要「正氣存內」，就能「避其毒氣」。 東漢時期的張仲景在其著作《傷寒雜病論》的序言中說「余宗族素多，向餘二百。建安紀年（公元196年）以來，猶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傷寒十居其七。感往昔之淪喪，傷橫夭之莫救，乃勤求古訓，博採眾方。……」文中的「傷寒」，除了指外感熱病外，還包括了當時的烈性傳染病，可見當時溫疫流行之猖獗。 曹植《說疫氣》記載「建安二十二年（公元217年），癘氣流行，家家有僵屍之痛，室室有號泣之哀。或闔門而殪，或覆族而喪。或以為：疫者，鬼神所作。夫罹此者，悉被褐茹藿之子，荊室蓬戶之人耳！若夫殿處鼎食之家，重貂累蓐之門，若是者鮮焉。此乃陰陽失位，寒暑錯時，是故生疫，而愚民懸符厭之，亦可笑也。」描繪了當疫病流行的慘狀，並明確指出：「癘氣流行」，並非「鬼神所作」，而是「陰陽失位，寒暑錯時」所致。 建安七子之一的王粲在《七哀詩》中也記載：「……出門無所見，白骨蔽平原。路有飢婦人，抱子棄草間。顧聞號泣聲，揮涕獨不還。『未知身死處，何能兩相完？』驅馬棄之去，不忍聽此言。……」是當時凄涼情景的真實寫照。據史料記載，從漢桓帝劉志，至漢獻帝劉協的七十餘年中，記載有疫病流行17次。疫情連年，民不聊生，即使是士大夫們也未能倖免。如文學史上著名的「建安七子」中的徐幹、陳琳、應瑒、劉楨也一時俱逝。其慘狀可見一斑。 晉朝葛洪《肘後備急方》對溫疫也有論述，認為「傷寒、時行、溫疫，三名同一種。……其年歲中有癘氣兼挾鬼毒相注，名為溫病。」並立「治瘴氣疫癘溫毒諸方」一章，記載了辟瘟疫葯干散、老君神明白散、度瘴散、辟溫病散等治療、預防溫疫的方劑。 隋朝巢元方《諸病源候論疫癘病諸候》認為疫癘病「其病與時氣、溫、熱等病相類，皆有一歲之內，節氣不和，寒暑乖候，或有暴風疾雨，霧露不散，則民多疾疫。病無長少，率皆相似，如有鬼厲之氣，故雲疫癘病。」並認為嶺南地區的青草瘴、黃芒瘴等瘴氣也屬疫癘病范圍。並進一步指出：「此病皆因歲時不和，溫涼失節，人感乖戾之氣而生病，則病氣轉相染易，乃至滅門，延及外人，故須預服葯及為法術以防之。」 唐朝孫思邈《千金要方卷九傷寒》立「辟溫」一章，記載治療溫疫的方劑。 出於唐朝王冰以後的《素問》遺篇，認為溫疫與五運六氣變化異常有一定的關系，故有金疫、木疫、水疫、火疫、土疫「五疫」及「五癘」之稱。說明古人已經意識到溫疫的致病原因不同於一般的六淫外邪，而是一種疫毒之氣。 金代醫家張從正《儒門事親卷一立諸時氣解利禁忌式三》：指出「又如正二三月，人氣在上，瘟疫大作，必先頭痛或骨節疼，與傷寒、時氣、冒暑、風濕及中酒之人其狀皆相類。慎勿便用巴豆大毒之葯治之。……夫瘟疫在表不可下，況巴豆之丸乎。」對瘟疫的臨床表現、治療提出了自己的觀點。 元代醫家朱丹溪《丹溪心法卷一溫疫五》：「瘟疫眾一般病者是，又謂天行時疫。治有三法：宜補，宜散，宜降。」總結了溫疫的治療方法。 明朝醫家吳又可目睹當時疫病流行的慘狀，在前人有關論述的基礎上，對溫疫進行深入細致的觀察、探討。其所著的《溫疫論》是我國論述溫疫的專著，對溫疫進行了詳細的論述。認為「溫疫之為病，非風非寒非暑非濕，乃天地間別有一種異氣所感。」指出溫疫的致病因子是「異氣」，又稱「疫氣」、「癘氣」「戾氣」等，是對溫疫病因的創見。 吳氏認為戾氣是物質性的，可採用葯物制服。雖然戾氣「無形可求，無象可見，況無聲復無臭，何能得睹得聞」，但它是客觀存在的物質，又進一步指出「物之可以制氣者葯物也。」 戾氣是通過口鼻侵犯體內的。認為「邪從口鼻而入」，又感染戾氣的方式，「有天受，有傳染，所感雖殊，其病則一」。 而人體感受戾氣之後，是否致病則決定於戾氣的量、毒力與人體的抵抗力。指出「其感之深者，中而即發，感之淺者，而不勝正，未能頓發」；「其年氣來之厲，不論強弱，正氣稍衰者，觸之即病」；「本氣充滿，邪不易入，本氣適逢虧欠，呼吸之間，外邪因而乘之」。 戾氣引起的疫病，有大流行性與散發性的不同表現。而戾氣致病又有地區性與時間性的不同情況。此外，由於戾氣的種類不同，所引起的疾病也不同，侵犯的臟器部位也不一。認為「……為病種種，是知氣之不一也」。並且還指出人類的疫病和禽獸的瘟疫是由不同的戾氣所引起的。 吳又可在《溫疫論》中，還創制了不少獨特的、行之有效的治疫方劑。《溫疫論》是我國醫學文獻中論述急性傳染病的一部劃時代著作，至今仍可用來指導臨床，具有重要的歷史意義與現實意義。 清朝余師愚，著有《疫疹一得》。其在吳又可《溫疫論》的基礎上，認為疫疹的病因是癘氣，指出「一人得病，傳染一家，輕者十生八九，重者十存一二，合境之內，大率如斯。」並根據暑熱疫的病證特點，創立「清瘟敗毒飲」一方，以重用石膏為主，為溫疫病的辨證論治開拓了新的境地。 綜上所述，中醫葯學在與溫疫長期的斗爭過程中積累了豐富的經驗，有一套較為完整的理論與臨床治療方法。應該充分發揮中醫葯治療急性傳染病的作用。
Ⅶ 英雄聯盟：求大神指導瘟疫之源的玩法
前期老鼠很強勢的，六次攻擊再一E傷害還是挺高的，開局的時候可以隱身幫隊友探草叢看是否有人，或者是全圖隱身逛街抓落單的英雄然後呼叫隊友解決。
前期帶線吧，5級後打紅BUFF，看戰斗，哪裡對方血少就隱身上去E。一般我加點主要E其次Q，W加一點就行，打六下，減速，然後E（如果是先E後W，那麼減速效果就無法施加了）大部分都是鞋子葯水出門，然後紅爪，離子火花（主要是補兵賺錢），黑色切割是越早出越好。
總之老鼠血少的話就少到底，盡量加強輸出。清線的時候如果當前場景就你一個，呆在那的時間越短越好，清完不要停留趕緊隱身開溜換線或者打野打BUFF（對方的BUFF優先），打BUFF的時候一定要在周圍插眼。
Ⅷ 如何預防瘟疫
總的來說，瘟疫是由於一些強烈致病性微生物，如細菌、病毒引起的傳染病。
一般是自然災害後，環境衛生不好引起的。
溫疫在我國史料中早有記載。如《周禮•天官•冢宰》記載：「疾醫掌養萬民之疾病，四時皆有癘疾。」《呂氏春秋•季春紀》記載：「季春行夏令，則民多疾疫。」說明當時對溫疫的認識已經達到了一定水平，認為溫疫一年四季皆可發生，原因之一是由於時令之氣的不正常，是由「非時之氣」造成的。
現存最早的中醫古籍《黃帝內經》也有記載。如《素問•刺法論》指出：「五疫之至，皆向染易，無問大小，病狀相似……，正氣存內，邪不可干，避其毒氣。」《素問•本能病》篇：「厥陰不退位，即大風早舉，時雨不降，濕令不化，民病溫疫，疵廢。風生，民病皆肢節痛、頭目痛，伏熱內煩，咽喉干引飲。」指出溫疫具有傳染性、流行性、臨床表現相似、發病與氣候有關等特點，並認為只要「正氣存內」，就能「避其毒氣」。
東漢時期的張仲景在其著作《傷寒雜病論》的序言中說「余宗族素多，向餘二百。建安紀年（公元196年）以來，猶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傷寒十居其七。感往昔之淪喪，傷橫夭之莫救，乃勤求古訓，博採眾方。……」文中的「傷寒」，除了指外感熱病外，還包括了當時的烈性傳染病，可見當時溫疫流行之猖獗。
曹植《說疫氣》記載「建安二十二年（公元217年），癘氣流行，家家有僵屍之痛，室室有號泣之哀。或闔門而殪，或覆族而喪。或以為：疫者，鬼神所作。夫罹此者，悉被褐茹藿之子，荊室蓬戶之人耳！若夫殿處鼎食之家，重貂累蓐之門，若是者鮮焉。此乃陰陽失位，寒暑錯時，是故生疫，而愚民懸符厭之，亦可笑也。」描繪了當疫病流行的慘狀，並明確指出：「癘氣流行」，並非「鬼神所作」，而是「陰陽失位，寒暑錯時」所致。
建安七子之一的王粲在《七哀詩》中也記載：「……出門無所見，白骨蔽平原。路有飢婦人，抱子棄草間。顧聞號泣聲，揮涕獨不還。『未知身死處，何能兩相完？』驅馬棄之去，不忍聽此言。……」是當時凄涼情景的真實寫照。據史料記載，從漢桓帝劉志，至漢獻帝劉協的七十餘年中，記載有疫病流行17次。疫情連年，民不聊生，即使是士大夫們也未能倖免。如文學史上著名的「建安七子」中的徐幹、陳琳、應瑒、劉楨也一時俱逝。其慘狀可見一斑。
晉朝葛洪《肘後備急方》對溫疫也有論述，認為「傷寒、時行、溫疫，三名同一種。……其年歲中有癘氣兼挾鬼毒相注，名為溫病。」並立「治瘴氣疫癘溫毒諸方」一章，記載了辟瘟疫葯干散、老君神明白散、度瘴散、辟溫病散等治療、預防溫疫的方劑。
隋朝巢元方《諸病源候論•疫癘病諸候》認為疫癘病「其病與時氣、溫、熱等病相類，皆有一歲之內，節氣不和，寒暑乖候，或有暴風疾雨，霧露不散，則民多疾疫。病無長少，率皆相似，如有鬼厲之氣，故雲疫癘病。」並認為嶺南地區的青草瘴、黃芒瘴等瘴氣也屬疫癘病范圍。並進一步指出：「此病皆因歲時不和，溫涼失節，人感乖戾之氣而生病，則病氣轉相染易，乃至滅門，延及外人，故須預服葯及為法術以防之。」
唐朝孫思邈《千金要方•卷九•傷寒》立「辟溫」一章，記載治療溫疫的方劑。
出於唐朝王冰以後的《素問》遺篇，認為溫疫與五運六氣變化異常有一定的關系，故有金疫、木疫、水疫、火疫、土疫「五疫」及「五癘」之稱。說明古人已經意識到溫疫的致病原因不同於一般的六淫外邪，而是一種疫毒之氣。
金代醫家張從正《儒門事親•卷一•立諸時氣解利禁忌式三》：指出「又如正二三月，人氣在上，瘟疫大作，必先頭痛或骨節疼，與傷寒、時氣、冒暑、風濕及中酒之人其狀皆相類。慎勿便用巴豆大毒之葯治之。……夫瘟疫在表不可下，況巴豆之丸乎。」對瘟疫的臨床表現、治療提出了自己的觀點。
元代醫家朱丹溪《丹溪心法•卷一•溫疫五》：「瘟疫眾一般病者是，又謂天行時疫。治有三法：宜補，宜散，宜降。」總結了溫疫的治療方法。
明朝醫家吳又可目睹當時疫病流行的慘狀，在前人有關論述的基礎上，對溫疫進行深入細致的觀察、探討。其所著的《溫疫論》是我國論述溫疫的專著，對溫疫進行了詳細的論述。認為「溫疫之為病，非風非寒非暑非濕，乃天地間別有一種異氣所感。」指出溫疫的致病因子是「異氣」，又稱「疫氣」、「癘氣」「戾氣」等，是對溫疫病因的創見。
吳氏認為戾氣是物質性的，可採用葯物制服。雖然戾氣「無形可求，無象可見，況無聲復無臭，何能得睹得聞」，但它是客觀存在的物質，又進一步指出「物之可以制氣者葯物也。」
戾氣是通過口鼻侵犯體內的。認為「邪從口鼻而入」，又感染戾氣的方式，「有天受，有傳染，所感雖殊，其病則一」。
而人體感受戾氣之後，是否致病則決定於戾氣的量、毒力與人體的抵抗力。指出「其感之深者，中而即發，感之淺者，而不勝正，未能頓發」；「其年氣來之厲，不論強弱，正氣稍衰者，觸之即病」；「本氣充滿，邪不易入，本氣適逢虧欠，呼吸之間，外邪因而乘之」。
戾氣引起的疫病，有大流行性與散發性的不同表現。而戾氣致病又有地區性與時間性的不同情況。此外，由於戾氣的種類不同，所引起的疾病也不同，侵犯的臟器部位也不一。認為「……為病種種，是知氣之不一也」。並且還指出人類的疫病和禽獸的瘟疫是由不同的戾氣所引起的。
吳又可在《溫疫論》中，還創制了不少獨特的、行之有效的治疫方劑。《溫疫論》是我國醫學文獻中論述急性傳染病的一部劃時代著作，至今仍可用來指導臨床，具有重要的歷史意義與現實意義。
清朝余師愚，著有《疫疹一得》。其在吳又可《溫疫論》的基礎上，認為疫疹的病因是癘氣，指出「一人得病，傳染一家，輕者十生八九，重者十存一二，合境之內，大率如斯。」並根據暑熱疫的病證特點，創立「清瘟敗毒飲」一方，以重用石膏為主，為溫疫病的辨證論治開拓了新的境地。
綜上所述，中醫葯學在與溫疫長期的斗爭過程中積累了豐富的經驗，有一套較為完整的理論與臨床治療方法。應該充分發揮中醫葯治療急性傳染病的作用。
瘟疫成人類頭號殺手列入八國首腦議題
近期，八國集團領導人(G8)將在日本沖繩舉行年度會議。鑒於包括艾滋病、肺結核和瘧疾等在內的傳染病已成為人類頭號殺手，其所帶來的經濟損失更是難以數計，如何遏止全球瘟疫的蔓延將首次正式列入此次會議的議題。
聯合國世界衛生組織(WHO)發言人格里高利-哈特爾表示，「此舉標志著人類在與傳染病的斗爭中邁出了重要一步。如果不採取措施，這三種傳染病很有可能徹底摧毀人類經濟和社會結構。相反，如果世界上最富裕的國家能共同為此做出貢獻，事情將會有根本性的改變。」
據了解，目前全世界共有3500萬人感染艾滋病病毒，其中70%的人生活在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區，該地區迄令為止已有1100萬人死於艾滋病。
三分之一的艾滋病患者最後都死於肺結核，後者每年奪去200萬人的生命，同時又有800萬人感染，幾乎全部集中在發展中國家。
瘧疾只需藉助蚊子叮咬就可以傳染，在非洲，它每年要奪取100萬人的生命。
世界衛生組織估計，在發展中國家，艾滋病、肺結核和瘧疫這三種傳染病使各國遭受了巨大的損失。其中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國家，過去35年中，僅瘧疫一種傳染病就使國內生產總值損失了三分之一。
法國總統希拉克在一次重大艾滋病會議上曾表示，他將在八國集團領導人會議上敦促其他國家的領導人支持改善發展中國家的醫療水平。
從以往的情況來看，八國集團所做的允諾往往最終不能兌現。例如，去年，八國集團曾宣布將為世界上最貧窮國家削減1000億美元的債務，但迄令為止，還沒有哪個國家採取具體行動。
有鑒於此，正在積極呼籲向貧窮國家提供廉價葯品的世界慈善醫療衛生陣線(MSF)警告說，八國集團必須用實際行動來實現所許下的諾言。
MSF女發言人薩曼莎-波爾頓說，「八國集團應該提供資金，幫助發展中國家生產一些普通葯品，如治療艾滋病的抗逆轉錄酶病毒葯品，以使這些國家擺脫對國外大醫葯公司的依賴。」
此外，鼓勵、支持公共研究機構的研究工作也非常重要，研製新葯品不應該象商品一樣為某個跨國大公司所壟斷。肺結核的治療就是一個突出例子。目前僅有的一種疫苗還是在1923年發現的，此後，幾乎沒有人再去研究新的更為有效的葯品。而這種名為TB的疫苗經過30多年的運用之後，不僅價錢昂貴，而且葯力也在逐漸下降。
波爾頓說，「肺結核是窮人的疾病。如果感染了肺結核，你必需呆在醫院里幾個月，無法工作，而這對許多人來說是根本負擔不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