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雪芹學報
❶ 紅樓夢研究者們就是考證曹雪芹何時出生之類的問題嗎
《紅樓夢》養活了多少紅學家?
西安晚報12月9日 報道，圍繞《紅樓夢》研究，不知不覺間已形成了一條巨大的產業經濟鏈，從出版、影視、旅遊，到各種文化活動、學術會議，以及各級紅學研究和出版機構，都足以說明《紅樓夢》在用「現代思維」的開發下，已變成紅樓「金夢」。
「紅學」的產值統計
當作家劉心武走下熒屏，攜最新出版的根據同名電視講座內容整理的《劉心武揭秘〈紅樓夢〉》一書在西單圖書大廈簽售，慕名而來的讀者很早就排起了長長的隊伍，面對如此熱鬧的簽售現場，樂壞了出版方。劉心武的「紅學」著作在一個月內取得了發行10萬冊的不俗業績，紅學家周汝昌的幾本「紅學」著作也都在幾萬冊以上。
坊間早就有「一本《紅樓夢》究竟養了多少紅學專家」的疑問。紅樓夢研究所副所長孫玉明告訴記者，保守地估計，每年的「紅學」著作都應有二三百本之多，而論文更是無法統計。而當記者追問為什麼每年會有如此之多的論文產生時，是不是與個人評定職稱以及其它利益有關時，孫玉明並沒有正面回答記者，只是說，原因是多方面的。
據記者在北大圖書館所做的調查表明，2003年，紅學論文有338篇；2004年，紅學論文有391篇；2005年還沒有結束，但已發表的紅學論文就有 256篇之多。這種調查僅僅限於北大圖書館，如果把全國所有圖書館及高校學報上的論文做個徹底的統計，得到的數字肯定是天文數字。
一本《紅樓夢》究竟養活了多少家出版社呢？一位出版界的專業人士估計，《紅樓夢》至今全球發行應該有上億冊之多，僅出版《紅樓夢》一書至少就在幾十億元的產值，所以市場上才會有那麼多出版社出版的不下幾百種的各種不同版本。
與出版相關的還有全國各地眾多的紅學協會，據孫玉明介紹，中國紅樓夢學會是國家撥款的事業單位，於1980年成立後，全國各省市縣相繼成立分會，而一些高校也紛紛成立分會，在全國形成了一個龐大的紅學網路，其間所牽涉的種種經濟利益更是難以計數。
「紅學」經濟鏈究竟有多長
自《紅樓夢》面世以來，圍繞它所衍生的「紅學」不知不覺間已形成了一條巨大的產業經濟鏈，出版僅僅是其中的一環，除此之外，各種圍繞《紅樓夢》的文化活動、學術會議，以及影視、旅遊等相關方面，都足以說明《紅樓夢》是一座挖掘不盡的「大金山」。
當年央視投拍的《紅樓夢》電視劇，只有近五百萬元的資金投入，而取得的巨大回報是眾所周知的。正是在這樣巨大回報的誘惑下，幾年以來，關於重拍《紅樓夢》的拍攝權在影視圈內幾乎爭得「你死我活」。早在2001年8月，就有兩家單位同時向廣電總局申報重拍《紅樓夢》。其後，一項預計將投入過億元的「《紅樓夢》重拍工程」宣告正式啟動，與此同時，由黃健中執導的電視連續劇《紅樓丫頭》也已投入拍攝，而另一部《紅樓夢》人物系列電視劇也已獲得廣電總局的立項批准。
而在旅遊方面，為拍攝電視劇《紅樓夢》而興建的北京「大觀園」和河北正定的「榮國府」早就被認為是中國最早類似主題公園的地方，它們為地方旅遊所開發出的旅遊資源更是一筆巨大的無形資產。而運作《紅樓夢》重拍工程的出資方為拍攝這部電視劇，將建造6處「紅樓夢影視國際游覽城」，計劃選址北京、廣東、山東濰坊、三亞和沈陽等地，這無疑都是看好「紅樓旅遊」這塊大蛋糕。而為了培養新版《紅樓夢》的演員，出資方還將建立一個「紅樓夢影視藝術學院」，大賺「紅樓教育」的錢。
孫玉明告訴記者，早在幾年前，就有台灣商人要到大陸來開發「紅樓之旅」路線，想把國內與《紅樓夢》有關的旅遊景點全部「一網打盡」，而揚州市、南京市，以及北京大觀園都曾投入重金開發「紅樓宴」。
看來，與紅樓夢有關的一切似乎都能與經濟掛上鉤，《紅樓夢》在現實中已成了很多人的「金樓夢」。不知道當年舉家食粥的曹雪芹先生如果知道這一切，會作何感想？
忘掉紅學一百年
時下關於劉心武解秘紅樓夢一事鬧得沸沸揚揚，筆者不敏，所見不廣，不知道其他國家是否也有這種現象，一部小說不但可以研究上百年，而且還能養活幾代人！這大概與國人的思維方式有關。且看紅學二字的起源：晚清時松江士人朱鼎昌特別喜歡《紅樓夢》，別人問他為何不治經學，朱鼎昌說我也研究經學，不過我研究的經學比別人少一畫三折。朱鼎昌一語成讖，紅學果然成了經學的替代品，用王小波的話來說則是「過去鑽研四書五經，現在鑽研《紅樓夢》」。＆nbsp; [BR][BR] 在晚清那個傳統大廈尚未土崩瓦解之際，不是什麼東西都可以稱為「學」的，只有經學才是名山事業，然而經學之無補時弊固已昭昭然。士人不但內心苦悶，而且多年養成的鑽研精神無處發泄，就一古腦投到紅學中來。這種情況跟「退休綜合症」基本相似。後來王國維、胡適等人挾西學的堅船利炮而來，紅學陣營才算是實現了現代化。不過王胡二先生、以及後來的俞平伯等人，都不宜算作紅學家，他們固有其事業，不靠紅學吃飯。＆nbsp; [BR][BR] 孔子生於亂世，心裡也苦悶得緊，便搞起托古改制的那一套，據林語堂說，孔子本人還是活潑潑的。壞就壞在後來劉徹、董仲舒這幫人把儒術搞成壟斷連鎖制，不加盟，就只有死路一條。於是有且僅有經學吃香，別的都是小道異端，君子不齒。這一套一搞就搞了兩千年，結果就養成中國人獨有的鑽研精神。民國初年，離經叛道的李宗吾說：「一個死孔子，左手拿官爵，右手拿江山，哪得不成為萬世師表」，這就是這套精神禁錮術的實質。而一個死曹雪芹，手裡雖然沒有官爵江山，但也聊勝於無。＆nbsp; [BR][BR] 紅學的興盛，不僅在於它符合中國人「××是個筐，啥都往裡裝」的思維習慣，而且還有大好處在焉。1954年，李希凡、藍翎發表《關於＜紅樓夢簡論＞及其他》，結果一文動公卿，把紅學打造成政治斗爭的高檔會所、社會的敏感神經。當然這並不是曹雪芹的責任，就好象徐駿因為「清風不識字」丟了腦袋，但這個責任不在清風，也不在翻書，而在雍正。清代文字獄大興，士人只好閉嘴，埋頭搞他們的校勘注釋；而紅學除了供人批判，以體現思想覺悟、或者借機發泄私怨之外，也可以暫且苟全性命於斯。比如說吳恩裕先生本來搞他的政治學，搞得成就斐然，可是「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政治不讓他搞政治學了，吳恩裕先生只好轉事紅學。雖然也卓然成家，但紅學這么個興盛法，只能說明社會出了問題。＆nbsp; [BR][BR] 到了八十年代，一朝時勢異，紅學又再度興盛起來，大批紅學研究會如雨後春筍，如過江之鯽，為人不談紅樓夢，便稱文士也枉然。其餘緒是到今天仍然有一個龐大的紅迷群體，今天說紅樓夢是這個，明天說紅樓夢是那個，講得津津有味、頭頭是道。其實不過是自己把東西裝到筐里，再拿出來炫耀：你瞧，我在裡面發現了這個！這種進進出出的搞法，彷彿活塞運動，當然有其快感。而且還有更妙的，有一個故事說某鄉間文學青年，苦於無人賞識，便自己成立一個「某省某市某鎮『紅學』研究會」，從此有了與市裡、省里的文人結交的機會。這種精神，我們在范進身上曾經見到過，我們都曾經跟著教科書一起批判那個社會比較病態。＆nbsp; [BR][BR] 公共汽車是什麼？對乘客來說是代步的工具，對司機來說是謀生的差使（當然也可以是為人民服務的手段，視個人覺悟而定），對小偷來說，就只能是工作單位之一。那麼紅學是什麼呢？對紅迷來說就是凈化心靈、陶冶情操、交朋引伴、測試智力的……高尚物品；對紅學家來說就是吃飯的傢伙。既然要靠這個吃飯，就不能不拿出點成果來。這可不是我亂說，咱們紅學界的泰斗周汝昌先生就曾經公布他的研究成果：「曹雪芹肯定是和韓信一樣幾乎餓得要死而且受到過一位女性的救濟，因此他在《紅樓夢》中才這樣重女輕男」，如此通達的研究成果，真是讓人誠惶誠恐之至。我們是不是可以按此邏輯做出判斷「紅學家肯定是從《紅樓夢》里獲得大把好處，因此他們才這樣刻苦鑽研《紅樓夢》」？更何況既然「曹雪芹肯定是和韓信一樣……」那麼為什麼韓信沒有「這樣重女輕男」？是不是紅學准備擴張地盤，開設一門「韓學」分支，專門考證韓信如何如何的「重女輕男」，以濟紅學之窮？＆nbsp; [BR][BR] 但凡成了飯碗的東西，飯碗持有人多少都有點視為禁臠的心態。反正紅學是個稀里糊塗的筐，劉心武先生的秦學研究對不對且不去管他，總之有足夠的理由向他開炮。逼得劉心武先生慌不擇言，說「這（講自己對《紅樓夢》研究的觀點）是我絕不能放棄的公民權利」，公民權利當然是不假，就好象我堅持1＋1＝3也是我絕不能放棄的公民權利。當然啦，紅學這片希望的田野，從來就不是1＋1＝2這么是非分明，因此對於有志於獻身紅學的人來說，每夜都是處女地。古人於此有詩贊曰：二八佳人體如酥，腰間伏劍斬愚夫。賢夫子們，醒醒吧！＆nbsp; [BR][BR] 從王國維先生完成《＜紅樓夢＞評論》起，迄今已有百年，而公認的新紅學開山祖師胡適先生到了晚年，則公開宣稱「《紅樓夢》毫無價值」，之所以如此，大概是有見於《紅樓夢》越發光怪陸離（1954年的事件中，首當其沖的乃是其弟子俞平伯，當然還有他自己）。時至今日，紅學當然不會要人命了，但卻能氣得劉心武先生心臟病發作（或者是碰巧？），無論如何，至少對提高生活質量並無幫助。既然如此，不如讓我們暫且忘掉紅學吧，就忘一百年，好不好？＆nbsp; [BR]
❷ 歐陽健的論著目錄
專著：
《水滸新議》，重慶出版社，1983年。（合作）
《中國通俗小說總目提要》，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90年。（合作）
《明清小說采正》，台灣貫雅文化事業公司，1992年
《古代小說與歷史》，遼寧教育出版社，1992年。
《古代小說版本漫話》，遼寧教育出版社，1992年。
《古代小說作家漫話》，遼寧教育出版社，1992年。
《古代小說禁書漫話》，遼寧教育出版社，1992年。
《兩漢系列小說》，遼寧教育出版社，1992年。
《晚清小說簡史》（上、下），遼寧教育出版社，1992年。
《曾樸與孽海花》，遼寧教育出版社，1992年。
《明清小說新考》，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92年。
《紅樓新辨》，花城出版社，1994年。
《紅學辨偽論》，貴州人民出版社，1996年。
《古小說研究論》，巴蜀書社，1997年。
《晚清小說史》，浙江古籍出版社，1997年。
《中國神怪小說通史》，江蘇教育出版社，1997年。
《青瑣高議》，春風文藝出版社，1999年。
《曹雪芹》，海天出版社，1999年。
《紅學百年風雲錄》，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年。
《還原脂硯齋：二十世紀紅學最大公案的全面清點》，黑龍江教育出版社，2005年。
《〈中國小說史略〉批判》，山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
古籍整理：
《宋元小說話本集》，中州古籍出版社，1987年（合作）。
《樊梨花全傳》，巴蜀書社，1989年。
《隋史遺文》，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年（合作）。
《宋元說經話本集》，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年（合作）。
《明清小說研究年鑒》，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91年。
《中國通俗小說鑒賞辭典》，南京大學出版社，1993年（合作）。
《紅樓夢》（程甲本），花城出版社，1994年（合作）。
《平妖傳》，巴蜀書社，1995年。
《新三國》，灕江出版社，1996年5月。
《快士傳》，春風文藝出版社，1997年。
《北史演義》，群眾出版社，1997年。
《南史演義》，群眾出版社，1997年。
《綠野仙蹤》，浙江古籍出版社，1997年（合作）。
《紅樓夢》（程亞東乙本），貴州人民出版社，2001年（合作）。
《後三國石珠演義》，巴蜀書社，2001年。
論文目錄：
柴進·晁蓋·宋江，《學術研究》，1979年第2期。
《水滸》「為市井細民寫心」說（合作），《群眾論叢》，1980年第1期。
重評胡適的《水滸傳考證》，《學術月刊》，1980年第5期。
《水滸》「梁山泊聚義」性質辨（合作），《鍾山文藝論叢》。
高俅論，《淮陰師專學報》，1980年第2期。
《水滸》作者代表什麼階級的思想（合作），《社會科學研究》，1980年第4期。
從「三重茅」說到「雨腳如麻」，《淮陰師專學報》，1981年第1期。
《水滸》、《艾凡赫》同異短長論，《華東師大學報》，1981年第2期。
也談《水滸》的路線問題，《重慶師院學報》，1981年第1期。
金聖嘆《水滸》評改動機探（合作），《貴州社會科學》，1981年第2期。
談《水滸》反不反皇帝的問題，《中州學刊》，1981年第3期。
楊志論，《文科教學》，1981年第3期。
盧俊義·燕青論，《天津師院學報》，1981年第4期。
魯迅是怎樣評論《水滸》的？，《求索》，1981年第4期。
武松形象的衍變——兼談揚州評話對《水滸》的繼承和發展，《揚州師院學報》，1981年第4期。
關於《水滸》的通信，《社會科學研究》，1981年第4期。
《水滸》情節結構芻議（合作），《水滸爭鳴》第一輯。
楊志·魯達·武松論，《青海社會科學》，1982年第1期。
吳用·三阮·李逵論（合作），《雲南社會科學》，1982年第2期。
國貽堂《施氏家簿譜》世系考索，《江海學刊》，1982年第3期。
「三絕」小考，《活頁文史叢刊》第58號。
《西遊記》的玩世主義和現實精神，《理論研究》，1982年第4期。
施耐庵文物史料考察座談紀要，《江海學刊》，1981年第4期。
首都施耐庵文物史料座談會發言紀略，《理論研究》，1982年第6期。
何止多走了一小步（合作），《蘇州大學學報》，1983年第2期。
關於《京本忠義傳》（合作），《文學遺產》，1983年第2期。
就魯迅評論《水滸》問題答黃南山同志，《求索》，1983年第4期。
《水滸》學二題，《理論研究》，1983年第5期。
《水滸》作者施耐庵問題之我見，《吉林大學學報》，1983年第6期。
《水滸》簡本繁本遞嬗過程新證，《文史》第18輯。
試論《三國演義》的成書年代，《三國演義研究集》，1983年12月。
《歧路燈》在中國小說史上的地位，《文學論叢》第2輯。
又一個封建末世傻公子的典型，《歧路燈論叢》第2輯。
《西遊記》的玩世主義和現實精神，《西遊記研究》，1984年3月。
有關《水滸》、施耐庵及羅貫中的幾項新材料述評，《施耐庵研究》。
《檮杌閑評》的思想傾向和形象體系，《河北學刊》，1984年第4期。
《盪寇志》新說，《上海師大學報》，1984年第4期。
《三國志》·《三國演義》·《赤壁之戰》，《三國演義學刊》第一輯。
明季進步《水滸》觀的體現——讀《後水滸傳》論，《明清小說論叢》第三輯。
神聖靈光與無賴秉性的統——《飛龍全傳》帝王形象剖析，《信陽師院學報》，1985年第2期。
《京本忠義傳》評價商兌，《貴州文史叢刊》，1985年第2期。
試論金聖嘆、俞萬春自身中的矛盾及相互關系，《水滸爭鳴》第四輯。
《平妖傳》和《水滸傳》，《許昌師專學報》，1985年第3期。
《檮杌閑評》的實事和虛構，《中國古典文學論叢》第二輯。
「三言」、「二拍」中「發跡變泰」主題新說，《文史哲》，1985年第5期。
《三遂平妖傳》原本考辨，《中華文史論叢》，1985年第3輯。
試淪《儒林外史》「善善惡惡」的整體構成，《青海社會科學》，1985年第5期。
《三國演義》「忠義」問題新說，《三國演義論文集》。
談《盪寇志》價值的來源，《曲靖師專學報》，1985年第2期。
《檮杌閑評》作者為李清考，《社會科學戰線》，1986年第1期。
河陰知縣吳承恩不是《西遊記》作者，《許昌師專學報》，1986年第l期。
史外之史，傳外之傳——從小說和歷史的關系看《儒林外史》的真義，《河北師院學報》，1986年第2期。
有關《三國演義》研究的兩個問題的思考，《明清小說研究》第二輯。
《金雲翹傳》的刊本與抄本，《明清小說論叢》第四輯。
全國古典題材電視劇討論會紀略，《明清小說研究》，1986年第4輯。
決策：諸葛亮形象的本質和靈魂，《〈三國演義〉學刊》第二輯。
《平妖傳》——《水滸》的姊妹篇，《古典文學知識》，1986年第8期。
談《歧路燈》的心理描寫，《安徽大學學報》，1986年第3期。
《警世陰陽夢》得失論，《明清小說論叢》第5輯。
《水滸傳》主題研究的回顧與反思，《建國以來古代文學問題討論舉要》。
紀念《許昌師專學報》創刊五周年筆談，《許昌師專學報》，1987年第3期。
《檮杌閑評》本事考證，《明清小說研究》第4輯。
海的探險和海外世界的發現——《鏡花緣》歷史價值芻議，《青海社會科學》，1987年第5期。
論《水滸》主題研究的多元融合，《明清小說研究》第6輯。
《隋史遺文》略說，《鹽城師專學報》，1987年第4期。
《野叟曝言》版本辨析，《明清小說研究》，1988年第1期。
杜綱小考，《明清小說研究》，1988年第2期。
《隋唐演義》「聯綴成帙」考，《文獻》，1988年第2期。
一部未見著錄的晚清佳構，《明清小說研究》，1988年第3期。
津門儲仁遜及其抄本小說，《明清小說研究》，1988年第4期。
悲歌慷慨丹忠錄 ——《遼海丹忠錄》初探，《寧夏教院學報》，1988年第4期。
《有夏志傳》與《山海經》之雙向考察，《中國人民大學學報》，1988年第6期。
陸士諤的奇想之一：三國的改革，《明清小說研究》，1989年第1期。
晚清新小說的開山之作——重評《新中國未來記》，《山東社會科學》，1988年第2期。
《中國通俗小說總目提要》編纂中若干目錄學問題，《社會科學戰線》，1989年第3期。
《五色石》、《八洞天》非一人所撰辨，《復旦學報》，1989年第2期。
《晚清小說目》補編，《文獻》，1989年第2期。
論1902-1903年外國題材的改革小說，《東北師大學報》，1989年第6期。
從《薛丁山征西》到《年大將軍平西》，《明清小說研究》，1989年第4期。
作清議之《春秋》編個人之《綱鑒》，《江蘇社聯通訊·學術版》，1989年第6期。
評蔡元培的《新年夢》，《明清小說研究》，l990年第1期。
論《馬屁世界》，《清末小說から》第17期。
《官場現形記》新論，《青海社會科學》，1990年第4期。
《孽海花》藝術結構新說，《曲靖師專學報》，1990年第4期。
三國有餘韻，虛實相混成—《後三國石珠演義》考論，《海南大學學報》，1990年第4期。
論1903年新小說的愛國主題，《中國文學研究》，1991年第1期。
杜綱和他的小說，《蘇州大學學報》，1991年第2期。
神話傳說：兼有歷史和小說品格的遠古文化，《江誨學刊》，1991年第5期。
融匯信美兩大要素的歷史小說——明清「志傳」、「演義」綜論，《社會科學研究》，1991年第5期。
《紅樓夢》「兩大版本系統」說辨疑——兼論脂硯齋出於劉銓福之偽托，《復旦學報》，1991年第5期。
「正史」、「稗史」通論，《學海》，1991年第6期。
《孽海花》難以終篇的內在原因，《社會科學輯刊》，1991年第6期。
重評胡適的《紅樓夢》版本考證，《書目季刊》22卷2期。
一種未經著錄的《孽海花》版本，《清來小說から》，1991年第2期。
《中國古代小說人物辭典》「北史」辭條等，齊魯書社，1991年5月。
《中國文言小說鑒賞辭典》「埋憂錄」條，江蘇文藝出版社，1991年7月。
《李漁全集》「肉蒲團」概要，浙江古籍出版社，1991年。
脂本辨證，《紅樓》，1991年第4期。
試論研究古代小說版本的意義和方法，《江蘇社會科學》，1992年第1期。
脂本辨證，《貴州大學學報》，1992年第1期。
脂齋辨考，《求是學刊》，1992年第1期。
曾樸對《孽海花》的改續，《湖南教育學院學報》，1992年第1期。
《痴人說夢記》在晚清新小說史上的地位，《南京社會科學》，1991年第2期。
愛國志士對於改革維新的深層次思考——《老殘游記》新論，《齊魯學刊》，1992年第2期。
改革：晚清小說繁榮的契機，《江蘇教育學院學報》，1992年第3期。
民間藝人在「正史」之外另造的歷史世界——宋元講史平話新論，《東岳論叢》，1992年第5期。
超前於史籍編纂的小說創作——明清時事小說新論，《文學遺產》，1992年第5期。
脂批偽證辯，《貴州社會科學》，1992年第7期。
脂批年代辨析，《求索》，1992年第5期。
《春柳堂詩稿》曹雪芹史料辨疑，《明清小說研究》，1992年第1期。
脂批「本事」辨析，《明清小說研究》，1992年第3-4期。
《紅樓夢》「探佚」辨誤，《海南大學學報》，1992年第4期。
《官場現形記》的批判鋒芒和藝術結構，《海峽兩岸明清小說論文集》，1992年5月。
羅貫中生平探考述評，《羅貫中新探》，1992年2月。
說唐演義全傳，《明清小說鑒賞辭典》，1992年2月。
秋高紅葉燦，金果耀林霜——喜讀《施耐庵探考》，《學海》，1992年第5期。
程甲本為《紅樓夢》真本考，《淮陰師專學報》，1992年第4期。
脂本「原稿面貌」辨證，《貴州大學學報》，1993年第1期。
有正本《石頭記》批語辨析，《明清小說研究》，1993年第1期。
《紅樓夢》「舊時真本」辨證，《東岳論從》，1993年第2期。
「省親四曲」與《紅樓夢》探佚，《廣西大學學報》，1993年第2期。
脂批「文法」辨析，《海南師院學報》，1993年第2期。
也說迎春是誰的女兒——《紅樓夢》版本辨微，《渭南師專學報》，1993年第3期。
列藏本《石頭記》辨證，《明清小說研究》，1993年第4期。
明義《題〈紅樓夢〉》辨疑，《北方論叢》，1993年第6期。
《官場現形記》的結構藝術，《小說戲曲研究》，1993年第2輯。
杜綱評傳，《中國通俗小說家評傳》，1993年9月。
紅學辨偽論，《明清小說研究》，1994年第1期。
《紅樓夢》「探佚」方法辨誤，《貴州師大學報》，1994年第1期。
《紅樓夢》「探佚」結果辨誤，《甘肅社會科學》，1994年第1期。
脂批性質辨析，《貴州大學學報》，1994年第3期。
關於《脂硯齋重評石頭記》的諱字問題，《山西師大學報》，1994年第3期。
眼別真贗 心識古今——和蔡義江先生討論《紅樓夢》版本問題，《紅樓夢學刊》，1994年第3期。
真偽判然，豈可混同——答馮其庸先生《論〈紅樓夢〉的脂本、程本及其他》，《明清小說研究》，1994年第4期。
李伯元的文學之路，《學海》，1994年第4期。
突出《鏡花緣》主題，開發連雲港旅遊資源，《江蘇政協》，1994年第4期。
對中國新女豪的呼喚與想望，《江蘇社會科學》，1995年第1期。
錢江與《洪秀全演義》，《明清小說研究》，1995年第2期。
《紅樓夢》版本與《紅樓夢》美學，《湖北日報》，1995年7月13日。
呼籲變革社會習俗的「醒迷文」，《大慶師專學報》，1995年第3期。
傳統文化對現代文明的介入和超越——《新石頭記》新論，《青海社會科學》，1995年第4期。
對經濟體制改革的超前描摹——《新水滸》析評，《東北師大學報》，1996年第1期。
晚清小說繁榮原因初探，《晚清民國小說論叢》第四輯，1996年5月。
新的改革眼光對社會現實的全方位掃描：論《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山東社會科學》，1996年第5期。
論紅學辨偽的思路和實證，《紅樓夢學刊》，1996年第2期。
陳坦園《榕蔭叢書》的發現對《紅樓夢》版本考證的價值，《文教資料》，1996年第3期。
利用諱字鑒定《紅樓夢》抄本的新思路，《保定師專學報》，1996年第2期。
胡適「新紅學」體系和悲劇，日本《中國古典小說研究》第二號，1996年7月。
脂本脂批15問求答，《稗海新航》，1996年7月。
紅學的體系和紅學的悲劇，《明清小說研究》，1996年第3期。
《快士傳》平議，《藝文述林》，1996年10月。
關於脂本和脂批的幾個實證問題，《當代學術信息》，1996年第6期。
《水滸傳》「結末不振」問題新議，《明清小說研究》，1996年第4期。
從《山海經》看神怪觀念的起源，《上海師大學報》，1997年第1期。
「正底本」和「斷其立說之是非」——《紅樓夢》真本考辨，《福建師大學報》，1997年第1期。
有關雲南的兩篇晚清小說，《雲南教育學院學報》，1997年第1期。
論晚清小說研究的誤區和興奮點，《周口師專學報》，1997年第1期。
神怪溯源（上），《保定師專學報》，1997年第1期。
神怪溯源（下），《保定師專學報》，1997年第3期。
關於晚清新小說的生成和價值內涵，《吉林大學學報》，1997年第2期。
關於晚清新小說的生成和價值內涵，日本《清末小說》第20期，1997年。
《臨水平妖傳》：一部別具情趣的神怪小說，《寧德師專學報》，1997年第3期。
晚清「翻新」小說綜論，《社會科學研究》，1997年第5期。
從《酉陽雜俎》看神怪小說的真諦，《明清小說研究》，1997年第4期。
東晉時期的志怪小說家群考論，《龍岩師專學報》，1997年第2期。
《水滸》人物畫廊，《水滸大觀》，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1月。
全面把握《聊齋志異》的真義，《蒲松齡研究》，1998年第1期。
明義《題紅樓夢》的辨偽和袁枚《隨園詩話》的認真，《紅樓夢學刊》，1998年第1期。
《聽雨軒筆記》及其作者，《明清小說研究》，1998年第1期。
曦鍾《如何看待程甲本紅樓夢中的竄行脫文現象》評析，《紅樓夢學刊》，1998年第3期。
談《水滸傳》三種版本的結局，《古典文學知識》，1998年第4期。
從《觀世音應驗記》到《西遊記》——從一個方面看神怪小說與宗教的關系，《漳州師院學報》，1998年第2期。
綿陽孫桐生與甲戌本之「糾葛」二解，《紅樓》，1998年第4期。
神怪小說發覆，《吉林大學學報》，1998年第6期。
1954年「批俞運動」的理性反思，《廣西文史》，1998年第4期。
「傳奇體」辨證——兼論《傳奇》在神怪小說史上的地位，《復旦學報》，1999年第1期。
從《廣異記》看神怪小說的文學價值，《寧德師專學報》，1999年第1期。
曹雪芹的時代，《明清小說研究》，1999年第1期。
重新面對袁枚，《江蘇教育學院學報》，1999年第1期。
從左綿痴道人眉批字跡鑒定看甲戌本的真偽問題，《貴州文史叢刊》，1999年第1期。
舊紅學時期的學術論爭，《福州師專學報》，1999年第1期。
如何對待曹雪芹材料中的矛盾，《南都學壇》，1999年第5期。
「新民」題中應有之義──略論晚清小說的「新黨」形象，《保定師專學報》，1999年第3期。
是紀念還是嘲弄？，《文學自由談》，1999年第5期。
關於脂批的「針對性」和鋒芒所向——脂硯齋「重評」型批語條辨，《紅樓夢學刊》，1999年第4期。
《水滸傳》評介，《文苑明珠》，中國青年出版社，2000年1月。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己卯本批語條辨（上），《廣西文史》，2000年第1期。
四問諸葛亮——談《三國演義》中的諸葛亮的決策、管理，《管理與財富》，2000年第2期。
《紅樓夢》文本新詮（上），《紅樓》，2000年第2期。
《紅樓夢》文本新詮（下），《紅樓》，2000年第3期。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己卯本批語條辨（下），《廣西文史》，2000年第2期。
消解觀念，還原史實——從認識論角度看紅學論爭，《中華文化論壇》，2000年第4期。
遵守論辯規則切實探討學術——評蔡義江先生《〈春柳堂詩稿〉釋疑》，《明清小說研究》，2000年第4期。
《聊齋志異》序跋涉及的小說理論，《蒲松齡研究》，2000年第3-4期。
有正本尋根，《貴州大學學報》，2001年第1期。
「乾隆本百廿回紅樓夢」辨偽，《東南大學學報》，2001年第1期。
後世小說家對《聊齋》的認知和借鑒，《聊齋學研究論集》，中國文聯出版社，2001年3月。
《水滸傳》與商品社會，《語文世界》，2001年第3期。
《鏡中影》考論，《辛亥革命九十周年紀念暨黃世仲投身革命百周年國際研討會論文集》，2001年8月。
黃小配論，《辛亥革命九十周年紀念暨黃世仲投身革命百周年國際研討會論文集》，2001年8月。
「秦可卿淫喪天香樓」證謬，韓國《中國語文論譯叢刊》第8輯。
評《清代文學批評史》「脂硯齋評《紅樓夢》」一節，《同濟大學學報》，2002年第1期。
陸士諤論，《明清小說研究》，2002年第1期。
歷史小說文體論，《中國人民大學復印報刊資料〈中國古代近代文學研究〉專家咨詢會議暨中國古代文體研究學術研討會論文匯編》，2002年4月。
小說新文體——「翻新小說」的集中展示，《中國人民大學復印報刊資料〈中國古代近代文學研究〉專家咨詢會議暨中國古代文體研究學術研討會論文匯編》，2002年4月。
「秦可卿淫喪天香樓」證謬，韓國《中國語文論譯叢刊》第六輯。
「燕山竇公」辨，《古代典籍與文化》，2002年第4期。
❸ 納蘭性徳和曹雪芹是不是一個時代
不是，納蘭是晚清，的曹雪琴是民國，但她父親曾經在朝廷里當過官。。。給個採納吧。。謝謝
❹ 紅樓夢這本書有吸引你的地方嗎
吸引人之處，何止千萬...只是，每每看這書，都覺得揪心，老天為何沒讓曹雪芹先生獨自完成這書？不過，塞翁失馬，如今曹雪芹先生著寫的前80回與高鶚續寫的後40回拼合的紅樓夢，也並不盡是不好的，這種「撞色」呈現了不少別樣的味道，這種錯落感也增添了一份殘缺美...說到底，也許是「真人」莫可露相，所以完美的《紅樓夢》不可以出現在人世間。
❺ 才自精明智自高，生於末世運偏消說的是紅樓夢中的誰
賈探春
賈府里的三小姐探春是個「才自精明志自高」有遠見、有抱負、有作為的女子，她敢說敢為、辦事練達。她最出色的表演是在鳳姐患病期間，治理大觀園，興利除弊，富有改革精神；再是抄檢大觀園時，她無所畏懼，為維護自己的尊嚴打了王保善家的一記耳光，表現出決斷果敢的氣概。
《紅樓夢曲》里寫道：（分骨肉）一帆風雨路三千，把骨肉家園齊拋閃。恐哭損殘年，告爹娘，休把兒懸念。自古窮通皆有定，離合豈無緣？從今分兩地，各自保平安。奴去也，莫牽連。——這說明了她後來是離家遠別了，後四十回續書寫她嫁給鎮守海門等處總制周瓊之子，但據曹雪芹的初衷，她可能是嫁給了一個王子，成為王妃。在書中第六十三回「壽怡紅群芳開夜宴」中，探春掣簽，簽上寫道「得此簽者，必得貴婿，大家恭賀一杯，共同飲一杯。」眾人笑道「......我們家已有了個王妃，難道你也是王妃不
成。大喜，大喜」這些看似是玩笑話，但也可能是條伏線。她抽到的是枝杏花簽，簽上寫道「瑤池仙品」，並引入唐代高蟾詩句「日邊紅杏倚雲栽」，根據封建時代的傳統和習慣「日」是皇帝的象徵，「日邊紅杏」應是指皇帝身邊的貴婦人。又根據舒四爺所見《乾隆五十五，六年間鈔本》說《紅樓夢》里「內有皇後，外有王妃」（參閱舒批《隨園詩話》），或者早期抄本確有探春嫁為王妃的情節安排。無論那一種說法，總之探春最後是遠走高飛了。
賈探春----賈政與妾趙姨娘所生，排行為賈府三小姐。她精明能幹，有心機，能決斷，連王夫人與鳳姐都讓她幾分，有「 玫瑰花」之諢名。她的封建等級觀念特別強烈，所以對處於婢妾地位的生母趙姨娘輕蔑厭惡，冷酷無情。抄檢大觀園時，她為了在婢僕面前維護作主子的威嚴，「令丫環秉燭開門而待」，只許別人搜自己的箱櫃，不許人動一下她丫頭的東西。「心內沒有成算的」王善保家的，不懂得這一點，對探春動手動腳的，所以當場挨了一巴掌。探春對賈府面臨的大廈將傾的危局頗有感觸，她想用「興利除弊」的微小改革來挽救，但無濟於事。最後賈探春遠嫁他鄉。
賈探春是中國古典小說《紅樓夢》主要的人物，是故事主人公賈寶玉的庶出妹妹，為趙姨娘所生，與賈環同母。她也是海棠詩社的發起者，別號蕉下客，居於大觀園中的秋爽齋，為人精明能幹，從十二釵的判詞中推斷最終遠嫁他方。賈政與妾趙姨娘所生，排行為賈府三小姐。她精明能幹，有心機，能決斷，連王夫人與鳳姐都讓她幾分，有「 玫瑰花」之諢名。她的封建等級觀念特別強烈，所以對處於婢妾地位的生母趙姨娘輕蔑厭惡，冷酷無情。抄檢大觀園時，她為了在婢僕面前維護作主子的威嚴，「令丫環秉燭開門而待」，只許別人搜自己的箱櫃，不許人動一下她丫頭的東西。「心內沒有成算的」王善保家的，不懂得這一點，對探春動手動腳的，所以當場挨了一巴掌。探春對賈府面臨的大廈將傾的危局頗有感觸，她想用「興利除弊」的微小改革來挽救，但無濟於事。最後賈探春遠嫁他鄉。
判詞
「才自精明志自高，
生於末世運偏消．
清明涕送江邊望，
千里東風一夢遙．」
[注釋]
這一首是寫賈探春的。
1.自——本。精明，程已本誤作「清明」，與第三句頭兩個字重復。小說中說「探春精細處不讓風姐」（第五十五回），又寫她想有一番作為。
2.「生於」句——說探春終於志向未遂，才能無從施展，是因為這個封建大家庭已到了末世的緣故。脂批：「感嘆句，自寓。」意思是說有作者身世感慨在。
3.「清明」二句——清明節江邊涕淚相送，當是說家人送探春出海遠嫁。冊子上所畫的船中女子即探春。原稿大概有一段描寫送別悲切的文字，現在所見後四十回續書中沒有這個情節而且把「涕送」改為「涕泣」，一字之差，把送別改為望家了。畫中的放風箏是象徵有去無回，所謂「游絲一斷渾無力，莫向東風怨別離。」（第二十二回探春所制燈迷—— 風箏。）所以 ，放風箏的「放」不是「放起來」而是「放走」的意思，小說特地描寫過放走風箏（說是放走病根兒）的情節，則畫中放走風箏的「兩個人」，當就是後來遣探春遠嫁的設謀者，但不能落實，有可能是對投向王夫人懷抱、不承認自己生母的探春懷恨記仇的趙姨娘和賈環。「千里東風一夢遙」，也是說天長路遠，夢魂難度，不能與家人相見，與我們現在讀到的探春嫁後又回娘家探親不同。
探春的紅樓夢曲
分 骨 肉
一帆風雨路三千，把骨肉家園齊來拋閃。
恐哭損殘年，告爹娘：休把兒懸念。
自古窮通皆有定，離合豈無緣！
從今分兩地，各自保平安。
奴去也，莫牽連。
[說明]
這首曲子是寫賈探春的。曲名「分骨肉」，是與骨肉親人分離的意思。
[注釋]
1.「一帆」幾句——指賈探春遠嫁。
2.爹娘——指賈政、王夫人。賈探春是庶出，為賈政的小老婆趙姨娘所生，但她不承認自己的生身母親：「我只管認得老爺太太兩個人，別人我一概不管。」（二十七回）所以趙姨娘說她「沒有長翎毛就忘了根本，只揀高枝兒飛去了。」
3.窮通——窮困和顯達。
[鑒賞]
賈府的三小姐探春渾名「玫瑰花」，她在思想性格上與同是庶出的姊姊「二木頭」迎春形成了鮮明的對照。她精明能幹，有心機，能決斷，連鳳姐和王夫人都畏她幾分、讓她幾分。在她的意識中，區分主僕尊卑的封建等級觀念特別深固。她之所以對生母趙姨娘如此輕蔑厭惡、冷酷無情，重要的原因是，趙姨娘作為一個處於婢妾地位的人，竟敢逾越「上」「下」的界線，冒犯她作為主子的尊嚴。抄檢大觀園時，在探春看來，「引出這等丑態」比什麼都嚴重，她「命眾丫鬟秉燭開門而待」，只許別人搜自己的箱櫃，不許動一下她丫頭的東西，並且說到做到，絕無迴旋餘地，這也是為了在婢僕前竭力維護作主子的威信與尊嚴。「心內沒有成算的」王善保家的不懂得這一點，動手動腳，所以當場挨了一記巴掌。
探春對賈府面臨大廈將傾的危局頗有感觸，她想用「興利除弊」的微小改革來挽回這個封建大家庭的頹勢，但這只能是心勞日拙，無濟於事。
對於探春這樣的人，作者是有階級偏愛和階級同情的。但是，作者沒有違反歷史和人物的客觀真實性，仍然十分深刻地描繪了這個形象，如實地寫出了她「生於末世運偏消」的必然結局。原稿中寫探春後來遠嫁的情節與續書不同，這我們已在她的判詞的注釋中說過了。曲中「從今分兩地，各自保平安」，也是她一去不歸的明證。「三春去後諸芳盡」，迎春出嫁八十回前已寫到，元春之死、探春遠嫁，從她們的曲文和有關的脂批看，也都在賈府事敗之前，可能八十回後很快就會寫到，這樣，八十回後必然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情節發展相當緊張急遽，決不會像續作者寫「四美釣游魚」那樣鬆散、無聊。
賈政與妾趙姨娘所生，排行為賈府三小姐。她精明能幹，有心機，能決斷，連王夫人與鳳姐都讓她幾分，有「玫瑰花」之諢名。她的封建等級觀念特別強烈，所以對處於婢妾地位的生母趙姨娘輕蔑厭惡，冷酷無情。抄檢大觀園時，她為了在婢僕面前維護作主子的威嚴，「令丫環秉燭開門而待」，只許別人搜自己的箱櫃，不許人動一下她丫頭的東西。「心內沒有成算的」王善保家的，不懂得這一點，對探春動手動腳的，所以當場挨了一巴掌。探春對賈府面臨的大廈將傾的危局頗有感觸，她想用「興利除弊」的微小改革來挽救，但無濟於事。最後賈探春遠嫁他鄉。
「我但凡是個男人，可以出得去，我必早走了，立一番事業，那時自有我一番道理」。
這是探春發自肺腑的一段話。「我早必走了」一句,正好說明周圍的人在心裡是用庶出———低下的眼光來看她,這樣的環境實在是呆不下去!「我但凡是個男的」正好說出她是個女的而且又是庶出的無可奈何的悲哀。「立一番事業,那時自有我一番道理」正是說明了此時自己的身份地位的低下,但又無法改變自己身份地位的哀傷。所以探春說完了這話後,「不禁滾下淚來」( 第五十五回) 。
以上論述說明了在那宗法制度的社會里,人們是用庶出———低下的眼光來看探春的，由此形成了探春內心的隱痛。
任何人都無法選擇自己的性別，探春作為一個女性，就必然要遵循男權社會所規定的女性模式。諸如「男以強為貴，女以弱為美」；「敬順之道，婦人之大禮也。」 女子須自甘於「卑、弱」，「苟不甘於卑而欲自尊，不伏於弱而欲自強，則犯義而非正矣。」。宋明以來更是大力宣揚「女子無才便是德」的理論。
然而，探春是一個天性好強之人，她自信不比男子遜色：「孰謂蓮社之雄才，獨許須眉；直以東山之雅會，讓余脂粉。」（第三十七回）大觀園的詩社就是她發起的,五十六回的興利除弊讓人看到了她的精明強干。另外居室「秋爽齋」的陳設也顯出探春爽朗，胸襟不凡的性情。因此曹雪芹在《金陵十二釵正冊》中言其「才自精明志自高」。很明顯，探春的個性與男權社會下的女性模式格格不入。只因身為女性，就要受社會的限制，「偏我是女孩兒家，一句多話也沒有我亂說的」，更不要說「立一番事業」了。這是探春背負的第一重的尷尬，也是悲劇的開始。
2、 探春又是庶出，受到家庭宗法觀念的歧視，就是在家庭這個范圍也不能盡情施展她的才志，宗法家庭對庶出的限制,社會對女性的限制，束縛著她。「妻妾不分則家室亂，嫡庶無別則宗族亂」的封建社會，使探春處於尷尬不利的境地：一方面她是主子姑娘，享有封建貴族的一切特權；另一方面，她又是「姨娘姑娘」、為世俗所輕，而且大家從言行上都會有意無意地提及她是庶出的姑娘。
正如興兒向尤氏姊妹誇贊探春之後所說：「可惜不是太太養的。」鳳姐在連誇探春三個「好」之後，也頗為惋惜地說：「只可惜她命薄，沒托生太太肚子里。」她對平兒說：「將來攀親，如今有一種輕狂人，先要打聽姑娘是正出是庶出，多為庶出不要的。」 「庶出」直接影響的是她將來的婚姻，迎春就是個例子；而且也影響了她在家族中的地位，雖為貴族，卻平空比被人低了一截。以她的個性這一點是無法忍受的。
「庶出」已經成為一塊治不好、挖不掉的心病，也使她形成一種獨特的心態：盡力向賈政、王夫人一邊靠，也竭力離趙姨娘遠些，最好讓別人忘記自己是姨娘所生，只知道她是「主子姑娘」。然而，她不但無法改變「庶出」這個事實，而且她的生母趙姨娘偏偏又是一個自輕自賤，為眾人所不齒的人物；胞弟賈環更是猥瑣不堪，處處遭人嫌棄。每每總是惹是生非，就算大家嘴上不說探春的什麼，可難保心裡不知都嘲笑了她多少回了？因而，探春就處於一種更難堪的地步。遠離生母根本就斬斷與之榮辱與共的必然聯系？探春左右不了前者，擺脫不了後者，這是她背負的第二重尷尬。
3、 探春可以反抗命運,但無法選擇自己的出生。事實畢竟是事實,庶出的低下一直是探春一生拂不去的陰影和埋藏在心底的隱痛,由此就引起她的自卑感。另外我們還應看到她的自卑是和失望如影隨形的。探春實際上從來沒有得到真正的 母愛，她在情感上有著寒冷感。當平兒在她面前說了句：「不枉姑娘待我們奶奶素日的情意了。」僅僅是這一句略帶感情的話，就使她一反平日英爽剛毅的風度，突然變得十分委婉溫情，「不但沒了氣」，「又傷心起來」，並說「我細想我一個女孩兒家，自己還鬧得沒人疼，沒人顧的，我哪裡還有好處去待人？」說到這里，不免又流下淚來。在探春的心裡，她早就覺得自己是唯一沒有受到愛和溫情的人。「與其說她的自卑和失望是形影相隨的，不如說她的自卑是在失望的心理基礎上產生的。這就使得整個探春的形象籠罩在一聲沉重的嘆息之中。」
自卑中的反抗 1「 由於自卑總是造成緊張，所以爭取優越感的補償動作必然會同時出現。」（2）建立優越感，獲得心理補償，是消解自卑的一種重要手段。這也是探春走出自卑困境的最初的嘗試。
探春代理鳳姐管理家務，她自知人微言輕，故而一開始便「 發威動怒」， 「 找幾件利害事與有體面的人開例作法子」，以樹立威權。即使是在一些小事上，探春也極力顯示出自己的威嚴。如盥沐： 「 探春因盤膝坐在矮板榻上，那捧盆的丫鬟走至跟前，便雙膝跪下，高捧沐盆；那兩個小丫鬟，也都在旁屈膝捧著巾帕並靶鏡脂粉之飾」，連頗有身份和實權的平兒也屈身服侍， 「 忙上來與探春挽袖卸鐲，又接過一條大手巾來，將探春面前衣襟掩了。」再如她進餐： 「 只覺裡面鴉雀無聲，並不聞碗箸之聲。」（ 第五十五回）一次，探春專心於下棋，回事的管家林之孝家的不敢打擾，只得「 站了半天」（ 第六十二回），可見其「 氣象嚴厲」。探春「 在舉止間處處故意要凌架於他人之上」，正是因為她內心深處有需要「 做出特殊努力才能抵消的自卑感」（3）。
其實探春的這些行為都是很容易理解的，只因心裡那份自卑存在，她只有在表面的言語，行動上表現出優越感，才能平衡她的心。因為心中有那份不平的怨氣，所以她不可能象迎春那樣——丫頭婆子們鬧翻了天，她也不出言喝止，尚自拿著《太上感應篇》置身事外。她要反抗，而以一人之力對付整個等級森嚴的制度，無疑是飛蛾撲火。
2、 她深深自卑的外化也表現為刻意保持的強烈的自尊。最能體現探春強烈維護自身尊嚴的，莫過於「抄檢大觀園」一回——
「抄檢大觀園」是賈府統治者最露兇殘、最顯橫暴、危害最烈的一次行動，它完全撕去了「詩禮簪纓」貴族之家溫情脈脈的面紗，而像一頭發瘋的母獸，在自己的窩里任意嚙咬。在大觀園居住的眾多姑娘（除寶釵因「親戚情面」之外）連同賈家一族的命根子寶玉的居所及使役的丫鬟婆子，無一不被「抄檢」。面對受邢、王二夫人指使有恃無恐兇相畢露的一班豪奴惡仆，一貫乖張的寶玉不敢抗拒，向來小性的黛玉緘口不言，唯有探春表現了堅決的不合作態度，進行了激烈的反抗，並給了執行抄檢的首惡王善寶家的一記響亮的耳光！
說實話，我看《紅樓夢》的時候感到心裡很壓抑，當看到探春的那一耳光時心中的郁悶之氣才得以疏散，真是大快人心。我們看到她率領眾丫鬟「 秉燭開門而待」, 秋爽齋中滿布著彷彿可以點燃得起來的怒氣, 正在一觸即發的等待著前來搜查的人們。慣於頤指氣使的鳳姐, 在這個少女的威凌之下, 也完全失去了她特有的機靈潑辣, 只有唯唯諾諾、連聲賠笑的份兒。可是那個挑起一場風波的始作俑者、陷害晴雯的引火人——王善保家的,偏不相信,「一個姑娘家就會這么厲害起來, 況且又是庶出的」；於是「 乘勢作臉」,竟然「當眾向前,拉起探春的衣襟,故意一掀。嘻嘻的笑道:『連姑娘的身上我都翻了,果然沒有甚麼』」。面對這種放肆的帶有侮辱性的搜身, 不可輕侮的探春豈肯罷休? 我們似乎還沒來得及想好, 就聽得「啪」的一聲, 王家的臉上早已著了探春一巴掌。這響亮的一掌, 是為人所不敢為的一掌, 更是伸張正義大快人心的一掌。
這場斗爭中, 探春因她的庶出身份也使她置身於被侮辱於被損害的群體之中。且不說探春關於封建家族「自殺自滅」才能「一敗塗地」的洞徹之見，也不說「漸漸的來了」「連你們抄的日子有呢！」的政治預言，只看她在抄檢過程中的憂憤絕望、激烈狂怒，就可以體察探春對家族體統和自身尊嚴的視之重，護之切，憂之深，慮之遠。探春憂憤，因為她親眼看到了家族「自殺自滅」的開始；探春狂怒，因為往日的奴才也敢湊上前來輕慢「主子姑娘」。那一記響亮的耳光，既是對抄檢行動的無聲抗議，也是對蔑視探春、認為「又是庶出，他敢怎的」的豪奴的當頭一棒！這一記耳光，響徹大觀園，震驚榮寧二府。打在王善寶家的臉上，未必不痛在賈府統治者心裡。剛強的探春，「素日平和恬淡」的探春，以這樣看似「過激」的方式，發出了自己抗議的呼喊，表達了對家族當權者「自殺自滅」愚蠢行為的強烈的不滿！也維護了自身不容侵犯的尊嚴！
3、 自卑的反面是自信，反抗自卑往往也能激發人的主動性和創造性，轉而成為一種堅定的自信。正如探春《簪菊》詩所言，「 高情不入時人眼，拍手憑他笑路旁」（ 第三十八回），強大的自信支撐起了探春傲岸不群的思想性格，使她敢於突破傳統觀念的樊籬。大觀園里的第一個詩社是她發起的。大觀園內的女兒們大多不是老宗祖所說「認得幾個字罷了」，他們大都有著不安分的靈魂，有學向，有才華，可是為什麼只有這位三小姐組織發起詩社呢？可見這「才」是無人可比的，也是別人不曾有的。
她關心家族命運，深知賈府積弊。因此，當她理家時，便以一種積極主動的精神，「 興利除宿弊」，表現出非一般閨閣女子所具有的魄力，真真是「脂粉隊里的英雄」。
第五十五回開始，寫鳳姐有疾，「不能理事」。而王夫人不願多管，「凡有了大事，就自己主張；將家中瑣碎之事，一應都暫令李紈協理」。只是考慮到李紈「尚德不尚才」，有可能「逞縱了下人」，才又「命探春合同李紈裁處」，並且明言：等「鳳姐將養好了，仍交給他」。探春上任之後，立即顯示出她的勤勉、辦事能力和原則性。此文在此不做詳述。我們來看探春趁協理之機做得改革：一是蠲免重疊費用，節流開支。二是對園子實行「承包」，開源增收。「承包」的想法是手賴大家花園管理的啟示來的。李紈對「承包制」作了簡賅的概括：「省錢事小，園子有人打掃，專司其職，又許他們去賣錢。使之以權，動之以利，再無不盡職的了。」。探春的這一新舉措的效果良好，承包人在任務的逼迫、利益的驅動下，整個榮府及大觀園自然地得到了維護和保管，根本不用主子操心，可謂達到了『無為而治』。正是探春革除弊端，依理治理，以利驅人，在賈母等要人都不在家時，致使榮府的秩序一片井然，各級奴才都不令而行，盡職盡責。回目上，曹雪芹題的是「敏探春興利除宿弊」，一個「敏」字，賜予了她無比的智慧。
對趙姨娘的態度 雖然趙姨娘是探春自卑的根由，可我認為，「兒不嫌母醜」,探春對趙姨娘不是冷酷無情的，更多的時候是對自己生母的無奈。
趙姨娘是賈政侍妾，雖生有一兒一女，但在賈府地位仍「極低賤，甚至比未嫁的丫頭及年老的用人還差一段」。「子以母貴」，生母趙姨娘的這種卑賤身份卻不免讓探春難堪。加之趙姨娘不能安分守己，「 每生誹謗」，使探春在王夫人跟前也常受到她的牽累（第五十六回）。在探春管家的時候，趙姨娘去鬧。在趙姨娘剛去的時候，探春是「馬上讓座，叫姨娘慢慢說，誰欺負了姨娘，我給你做主」，可是沒想到趙姨娘說竟然是自己給她沒臉，大鬧一場。所以在趙姨娘不厭其煩地重復「你是我生的……你是我養的」的時候，探春才不得不說「誰是我舅舅？我舅舅剛升了官……」，來叫著姨娘閉嘴，也好少出醜叫人家笑話。
每每和趙姨娘的沖突都會深深觸痛了探春敏感的神經。她的心情應該是「恨鐵不成鋼」吧，這種心情應該是父母用在子女上，可是在探春和趙姨娘這里，正好反過來，從探春的話里可以看出她對著姨娘的希望「你看看人家周姨娘，安安分分的，誰還能小欺負看了她？姨娘你怎麼就不能收斂點，只有首先多多自重，人家才會尊重你啊。」在探春心裡，不希望著姨娘做到多麼賢惠，只要和周姨娘那樣不生事就不錯了，可惜連這么小的要求趙姨娘都做不到。探春只有一次次的失望。
探春也是真心關心趙姨娘的。從趙姨娘和芳官等小丫頭子打架來說，園子里的婆子丫鬟哪個不是看熱鬧的？有誰去真心勸解？也就只有探春是真心著急，真心去勸架罷了。「何苦不自尊重?大吆小喝,也失了體統。」從探春那失望又急切尷尬痛苦的話里，我們看到了探春的無奈。每次看到這里，想著探春的「我自己一個女孩家還沒人疼沒人顧的，哪又有力量去疼 別人……」我想，其實探春的要求很簡單，就是要趙姨娘即使去抗爭，也要用正派用有尊嚴的方法。她的內心是希望別人尊重自己的親娘的。可趙姨娘總是不爭氣，經常弄到「人嫌狗不待見」的地步，探春也只有陪著尷尬了。
探春對趙姨娘的感情這點在電視版的探春遠嫁那集表現的很明顯，探春向趙淚別，說明骨肉親情畢竟還有的。探春的一些「過激」行為只能說是一時氣憤所致。生母畢竟和自己骨肉相連，不是說斷就能斷的。
形象的意義 探，嘆也。如果探春生到現代，事業一定會很成功。可偏偏生在等級森嚴的社會，使她從出生就帶了致命傷——庶出的女兒。即便有才，可那個社會需要的是「女子無才便是德」。她生的尷尬，活著更尷尬。而她卻又不甘心，偏偏要爭一爭，弄得自己「沒人疼沒人顧」，或許就是叔本華所說的人生即痛苦。人只要有所求，痛苦就不可避免。
我們每個人都有不同程度的自卑感，可又並不是每個人都能超越自卑。探春以自己的方式向眾人表現出一個「文彩精華，見之忘俗」的「紅玫瑰」。刺多隻因太多不平，刺也只是保護自己的方式。
可以說我們每個人某種意義上都是不同程度上的探春，只不過限制、束縛乃至埋沒的地點、時間、條件不相同。人與生存的環境始終是對矛盾。我想探春形象之所以有生命力，秘密就在這里。只要這種矛盾存在，探春形象的意義就存在。
開放分類：
文學、紅學、紅樓夢、金陵十二釵、紅樓人物
參考資料：
1.《紅樓夢》人民文學出版社 曹雪芹、高鶚著 1990年8月第1版
2.《《紅樓夢》賈探春自卑心理淺析》 彭知輝 《湖南第一師范學報》2004年9月第4卷第3期
3.《管家有術，補天無力——賈探春理家改製片論》 孫洪軍 劉玉梅
4.《濱州教育學院學報》2000年6月第6卷第2期
5.《「都是些陰微鄙賤的見識」 ——論趙姨娘》 李希凡 李 萌
6.《紅樓夢學刊·二○○五年第六輯》
7.（1）出自《自卑與超越——探春心理剖析》 梅桐生 《貴州文史叢刊》 第57-58頁
8.（2）（3）出自《超越自卑》 阿爾弗雷德·阿德勒 著 北京經濟日報出版社1997年版76、74頁
9.《紅樓夢詩詞曲賦鑒賞》蔡義江著
❻ 《紅樓夢》的整個線索是什麼
主要有以下幾種說法：
一、「寶黛釵愛情婚姻悲劇說」。
①李希凡、藍翎在《關於〈紅樓夢〉的思想傾向問題》（《新建設》1955年4月號)中說:「《紅樓夢》是以賈寶玉、林黛玉與薛寶釵的戀愛故事作為貫串全書的中心線索。」
②舒蕪同志在《「誰解其中味」—有關〈紅樓夢〉的若干問題討論》(《紅樓夢學刊》1980年第1輯)中認為:「無論如何，寶、黛、釵之間的故事，才是《紅樓夢》的主要故事，或者說，是貫串和聯絡千頭萬緒的一條主線，這是不可否認的。」
二、「寶黛愛情悲劇說」。
①何其芳在《論紅樓夢》(人民文學出版社1958年9月版)中說:「賈寶玉和林黛玉的愛情悲劇是《紅樓夢》裡面的中心故事，是貫穿全書的主要線索。」
②李春祥在《＜紅樓夢＞的主線與主題》(《開封師范學院學報》1979年第1期)中說:「從以上概括的情節線索中無可辯駁地說明，寶黛愛情婚姻悲劇決不是《紅樓夢》的附屬部分，而是貫穿全書的情節主線或中心情節。」
③黃立新的文章題目就叫作《寶黛愛情故事應是＜紅樓夢＞的主線》(《紅樓夢學刊》1980年第4輯)。在該文中，他首先闡明什麼是「主線」，及「主線」應具備的條件，然後指出，《紅樓夢》「以寶黛愛情作為主線，是『確切』的，符合實際情況的。」
三、「以賈府為代表的封建家族衰亡史說」。
①劉世德、鄧紹基在《＜紅樓夢>的主題》(《文學評論》1963年第6期)中說:「曹雪芹在《紅樓夢》全書內用榮國府、寧國府由盛而衰這樣一根基本線索把許多大大小小的情節貫串起來。」
②程鵬在《人物千姿百態，意境氣象萬千—漫談曹雪芹刻畫賈府外圍人物的藝術特色》(《紅樓夢研究集刊》第1輯，1979年11月)中說:「《紅樓夢》全書的主線，是以賈府為代表的封建家族由鼎盛走向崩潰的衰亡史。」
四、「賈寶玉叛逆道路說」。
①馬國權先生也是力主「叛逆道路說」的。他在《灰蛇伏線，終有跡象可尋—從四次大的矛盾沖突看＜紅樓夢＞的情節主線》(《沈陽師院學報》1981年第1期)中說:「筆者認為。反映在寶玉和賈政之間的叛逆與衛道的斗爭是小說的情節主線。」
②魯雲濤在《也論＜紅樓夢>的主旨》(《西南民族學院學報》1985年第2期)中說:「《紅樓夢》的主線，與其說是寶、黛、釵的愛情糾葛，毋寧說是寶玉的成長和生活道路。後者同《紅樓夢》里的各種生活、事件、人物的聯系更直接更密切，這條線索才是真正貫徹了作品的整個始終。」
五、「四大家族的衰亡過程說」。
①洪廣思在《階級斗爭的形象歷史—評＜紅樓夢>》(人民文學出版社，1974年10月版)中說:「作者選擇賈、史、王、薛這樣的四大家族，以它們的盛衰為主線展示封建社會錯綜復雜的階級斗爭，是有深刻的典型意義的。」該文還批評了「賈寶玉和林黛玉的愛情悲劇是『貫穿全書的主要線索』」的觀點。
②柏青《封建家族的興衰—談＜紅樓夢＞的主線》(《北京大學學報》1975年第3期)也指出:「寶黛的叛逆悲劇(包括愛情悲劇)，在全書中無疑是一個很重要的線索。……但是，寶黛的叛逆，並不是《紅樓夢》的基本線索或主線，它只是從一個方面來呈示四大家族的興衰。四大家族由盛到衰的發展過程，才是《紅樓夢》的基本線索或主線。」
❼ 紅樓夢中太虛幻境有哪些部門,它,大觀園與賈府三者的隱喻關系
好 事 終
畫梁春盡落香塵。擅風情，秉月貌，便是敗家的根本。箕裘頹墮皆從敬。，家事消亡首罪寧。宿孽總因情
【鑒賞】
這首曲是唱秦可卿的。
《好事終》，指秦可卿與賈珍亂倫的醜事告一段落，曲名含著明顯的諷刺意味。
從曲子開頭幾句看，作者似乎是把賈家敗落的責任歸到秦可卿身上。其實細看書中情節，不過是通過秦可卿把寧府賈珍、賈蓉、賈敬等人牽出來，進行暴露和鞭苔。秦可卿的墮落是主動還是被迫，不得而知，但無論從哪個角度說，賈珍都是主要責任者。秦可卿出身並不高貴，是其父秦業叢「養生堂」抱養的孤兒。賈珍這個無恥的酒色之徒垂涎其美，不顧倫理關系，勾引她墮落，導致她自殺，應該是合理的推測。由此再進一步，作者以為賈珍的墮落，責任又在其父賈敬。這個賈敬一心想當神仙，整年燒丹煉汞，「只在都中城外和道士們胡羼」，完全放棄了家業和對子孫的教育。於是賈珍、賈蓉父子「只一味高樂不了，把寧國府翻了過來」，也沒人敢來管他們。子孫不肖，後繼無人，不敗何待?
1香菱 首句「根並荷花一莖香」寫的是蓮根荷花同長在一根莖上，一樣芳香。荷花也稱蓮花，這里暗示香菱原名英蓮。
「自從兩地生孤木」的「兩地 生孤木」寓一個「桂」字，點 出夏金桂的名字。
最後一句「致使香魂返故鄉」指的是死亡，暗示香菱被夏金桂虐待致死。香菱由地主階級出身的小姐而終於 落入四大家族的羅網，這種遭遇深刻反映了在封建社會的斗爭中，中、小地主必然破敗的命運，也抨擊血淋淋的妻妾制度的殘酷，從而揭示封建「末世」女子的悲慘命運。
2王熙鳳 凡鳥從末世來"指的是鳳姐這么一個能乾的女強人生於末世的不幸，"凡鳥"是繁體里的"鳳"字，也就暗指王熙鳳。從鳳字拆出來得"凡鳥"二字比喻庸才，借用呂安對喜的典故，點出"鳳"，自然是種譏諷。畫里的雌鳳所靠著的冰山，指的就是將融化的賈府所象徵的靠山。"一從二令三人木"指的是丈夫賈鏈對鳳姐的態度變化。新婚後先"從"，對她百依百順，樣樣都聽她的；"二令"解為"冷"，指的是丈夫對她的漸漸冷淡與開始對她發號施令；"三人木"以"拆字法"是指她最後被休棄的命運。"哭向金陵事更哀"就是她被休棄後哭著回娘家的悲哀的寫照。在當時封建的社會中，被休棄是非常悲慘的。
回答完畢，謝謝
❽ 增評校注紅樓夢的作者簡介
增評校注紅樓夢是由紅學家、中國紅樓夢學會副會長蔡義江先生精心校勘的一個版本。
蔡義江：1934年1月生，浙江寧波人，1954年畢業於前浙江師范學院（現浙江大學），畢業後留校任教；1978年調京，籌創《紅樓夢學刊》，成立紅學會；
1986年任民革中央常委、宣傳部部長。曾任全國人大代表、全國政協委員、中國紅樓夢學會副會長，中國古典文學普及研究會副會長。在中國古典文學特別是唐宋詩詞、紅學研究方面成績顯著。
出版的主要著作有：《紅樓夢詩詞曲賦評注》、《論紅樓夢佚稿》、《紅樓夢》校注、《蔡義江論紅樓夢》、《紅樓夢叢書全編》、《稼軒長短句編年》、《香港上海書局》、《清代文學概論》（日本每日交流社）、《宋詩精華錄》注釋、《宋詞三百首》詳析（台灣建宏書局）等。
《增評校注紅樓夢》（一至六冊），蔡義江評注，曹雪芹原著，佚名氏續作，程偉元、高鶚訂補。
在 繁多的《紅樓夢》排印整理本中，本書獨具特色，被譽為「蔡本」，即由著名紅學家、中國紅樓夢學會副會長蔡義江先生傾注大量心血、精心校勘的一個版本。她以十餘種紅樓夢早期版本互校，擇文首重現存最早、文字最可靠的乾隆抄本——甲戌本，亦不忽略他本長處，在不悖情理和文理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保持了曹雪芹原作的面貌。周汝昌先生曾著文稱「到目前為止，這是我最喜歡的一個本子」。本次修訂，蔡先生大量吸收了紅學研究特別是版本研究的新成果，增加了精彩的回前提示，比初版更上一層樓。無論是品味欣賞，還是研究收藏，這個版本都是不可或缺的。
❾ 非常謝謝您的回答！但請問林黛玉形象的國內外研究綜述應該怎麼寫呢
內容提要 20世紀紅學界對林黛玉形象的研究異彩紛呈，縱觀上個世紀, 林黛玉評論大致經歷了三個階段：1、現實的道德倫理評判；2、文學的典型評論；3、文化與美學探索。這個時期,對黛玉的原型和曹雪芹佚稿中的黛玉之死也作了深入探討。雖然評論的視角、評論的方法幾經變化, 但至今仍無定論, 其原因在於這一典型形象本身所具有的復雜性、模糊性及其永恆魅力。
關鍵詞 世紀 紅樓夢 林黛玉研究
《紅樓夢》自誕生至今已近兩個半世紀, 人們對林黛玉的評論也進行了二百多年, 但林黛玉形象的本質特點至今仍無一致意見。據筆者不完全統計,20世紀林黛玉研究的專論就有三百多篇, 還不包括對這一形象有所涉及的著作。本文旨在對這些研究成果擇其要者進行綜述, 以期對林黛玉評論流變的主脈作一個大致的梳理。
中國古典小說人物形象分析史的一般流程為現實的道德倫理評判、文學的典型評論和文化與美學探索三個階段。20世紀林黛玉評論亦經歷了這樣一個過程。從時間上相應地劃分為三個階段：20世紀初至40年代末, 50年代至70年代, 80年代初至20世紀末。
現實的道德倫理評判
20世紀前半期的林黛玉研究
20世紀的前五十年論者大都將林黛玉放到道德文章天平上衡估, 出現了一些有價值的論斷。
1904年王國維的《紅樓夢評論》（光緒三十年）問世, 這是20世紀《紅樓夢》研究的發端之作。其中對林黛玉和寶玉的愛情悲劇進行了論述：「 茲就寶玉、黛玉之事言之：賈母愛寶釵之婉嫕而懲黛玉之孤僻, 又信金玉之邪說而思壓寶玉之病；王夫人固親於薛氏鳳姐以持家之故, 忌黛玉之才而虞其不便於己也；襲人懲尤二姐、香菱之事, 聞黛玉『 不是東風壓西風, 就是西風壓東風』之語（第八十一回）, 懼禍之及而自同於鳳姐, 亦自然之勢也。寶玉之於黛玉, 信誓旦旦, 而不能言之於最愛之祖母, 則普遍之道德使然, 況黛玉一女子哉！由此種種原因, 而金玉以之合, 木石以之離, 又豈有蛇蠍之人物、非常之變故行於其間哉？不過通常之道德、通常之人情、通常之境遇為之而已。」 在王國維看來, 林黛玉的性格、出身及當時道德因素註定她的悲劇是無可避免的。
民國初年,《紅樓夢》研究中形成了一個勢力頗大的派別—索隱派。其代表人物有王夢阮、沈瓶庵、蔡元培、鄧狂言等。他們的目的在於尋求小說所「 隱去」 的「 本事」 或「 微義」 , 而實質是穿鑿附會地去求索《紅樓夢》所影射的某些歷史人物。王夢阮、沈瓶庵的《紅樓夢索隱》（1916年出版）認為《紅樓夢》全書為清世祖與董鄂妃而作, 林黛玉即董鄂妃董小宛。1917年出版的蔡元培的《石頭記索隱》認為「 林黛玉, 影朱竹垞也, 」 「 絳珠影其氏也, 居瀟湘館,影其竹垞之號也。竹生於秀水, 故絳珠草生於靈河岸上。」鄧狂言的《紅樓夢釋真》（1919年出版）贊成林黛玉即董小宛的說法。他說「 書中之寶玉, 黛玉,皇帝與後妃也。」（ 《釋真》二十二回）但他又說林黛玉寫的是乾隆的皇後富察氏。「 曹氏之林黛玉非他, 乾隆之原配嫡後, 由正福晉進位, 後謚孝賢皇後富察氏也。」 《釋真》二回緊接著又自相矛盾, 說林黛玉不是別人, 是方苞。「 林黛玉之以朝臣混之, 混之以方苞。苞也, 靈皋也；絳珠, 仙草也甘露也, 淚也。一而二, 二而一也。」 （《釋真》二回）林黛玉一下子變成了董小宛、孝賢皇後富察氏、方苞三個人。綜觀索隱派對林黛玉的研究, 不僅是牽強附會的, 而且本身往往是矛盾的。
俞平伯的《紅樓夢辨》於1923年刊行, 他在《作者底態度》一文中, 通過對原作的比勘, 提出了「 書中釵黛每每並提, 若兩峰對峙, 雙水分流, 各極其妙莫能相下, 必如此方極情場之盛, 必如此方盡文章之妙」 的著名觀點, 即「 釵黛合一」論。盡管「 釵黛合一」論早在《紅樓夢》產生之際就已產生, 庚辰本第四十二回回前總批即言「 釵、玉名雖二個, 人卻一身」 , 但是, 俞平伯先生卻是現代首先明確提出「 合一」 說的學者。他對林黛玉的評價不再局限於單個人的范圍之內, 也不再限於對人物進行倫理判斷。此後, 林黛玉評論開始了文學評價、美學評價的歷程。
1935年5月24日的《北平晨報》刊發了李辰冬的《林黛玉》一文。李辰冬認為「 林黛玉的人生觀完全同寶玉一樣, 只求一個愛。貧富貴賤, 興衰際遇,也是不聞不問。」他說林黛玉「 幼而失母, 繼而喪父」 ,寄居的生活環境「 養成她的傷感性」 , 而薛寶釵的出現所形成的這一特殊環境, 又引起了黛玉的「 善妒」 。「 在中國文學史上, 有兩位妒的典型人物, 一是潘金蓮, 一是林黛玉；然將她二位對照, 就可發現前者為資產社會的, 言談粗魯, 後者為紳士階級的, 辭調文雅。」李辰冬在分析中談及了林黛玉某些性格特點形成的環境的原因, 是有道理的, 但他把林黛玉的性格形象, 集中概括為一個「 妒」字, 卻是十分片面的
1944年第1期、第2期《現代婦女發表了太愚的《林黛玉的戀愛》和《黛玉之死》。他在《林黛玉的戀愛》中說「 這個少女發現到人與天的抵觸了, 而自己是毫無憑借的。可是她的感情不許她退讓, 她堅持著要獨占寶玉, 也可以說就是以自己的生命與那天定的金玉姻緣斗爭。因此她隨時諦聽著, 有誰的腳步聲走近了寶玉的身邊；隨時窺伺著, 寶玉的心在向誰跳動。她的靈魂永遠在緊張、驚愕之中。可是這詩人本質的姑娘既不了解環境, 更不懂得戰略戰術；她惟一的能力就是無意地使用鋒利的言詞刺戟敵人和傷害中立者, 以使得敵人戒備, 使得自己絕無友軍而已。她神經越敏銳, 估計敵情越強, 地位越孤立, 假想的敵人越多於是只有讓深重的疑懼、妒恨、憂郁不斷地侵蝕自己, 而人生的路徑也就非常狹窄了。」他又在《黛玉之死》中指出「 黛玉為什麼死？是因為她的戀愛失敗。戀愛為什麼失敗？因為她的性格不為環境所容許。黛玉和她的情敵寶釵的性格是完全背馳的。寶釵在做人, 黛玉在做詩；寶釵在解決婚姻, 黛玉在進行戀愛；寶釵把握著現實, 黛玉沉酣於意境；寶釵有計劃地適應社會法則, 黛玉自然地表現自己的性靈；寶釵代表當時一般家庭婦女的理智, 黛玉代表當時閨閣中知識分子的感情。於是那環境容納了迎合時代的寶釵, 而扼殺了違反現實的黛玉。黛玉的悲劇就是由於這樣的性格與時代之矛盾而造成的。」太愚可以說是開始讀懂林黛玉形象的第一個學者, 他的精闢的觀點為後來的許多評論者所繼承。
周華的《林黛玉——從一個不健康的個人主義者看中國式的貴族生活》（天津《大公報》1947年12月16日）一文認為「 林黛玉是一個接受了很多出世哲學的個人主義者, 她善良、『 率性』 , 有自然主義的傾向, 渴望平等自由, 但由於時代的限制和階級的局限, 她對封建勢力主要採取妥協逃避的對策。她的源於貧乏的貴族生活的精神生活充滿著脆弱, 溫情主義使她不能反抗任何迫害, 只能到處乞求依靠, 由此可看出她的精神生活是不健康的。」
這段時期, 索隱派完全把林黛玉看成了現實生活中某個實在人物, 沒有把她作為作家創造的文學形象來對待, 是一種誤讀。有些論者對這一形象進行了一定的道德評價和判斷。太愚則是用馬克思主義研究林黛玉的第一人, 其觀點影響深遠。
文學的典型評論
——20世紀50至70年代的林黛玉研究
1954年, 國內學術界對胡適、俞平伯為代表的新紅學派進行了批判, 標志著《紅樓夢》研究過程中的某種轉折。正是在這種情況下, 李希凡發表了《紅樓夢中兩個對立的典型—林黛玉和薛寶釵》（《新觀察》1954年第23期）。文章認為「 林黛玉和薛寶釵是兩個完全對立的典型性格, 體現著不同的社會力量。林黛玉是封建社會的叛逆者, 追求著美好生活的理想, 要求個性自由發展與封建勢力之間形成矛盾, 最終造成她的悲劇命運。而薛寶釵是一個封建制度的堅決維護者, 封建禮教所要求的『 德』與 『 才』兼備。」據此, 李希凡批判了俞平伯的「 釵黛合一」論, 認為它是唯心主義的美學觀點。
否定「 釵黛合一」說的另一篇重要文章是劉大傑的《賈寶玉和林黛玉的藝術形象》（《解放日報》1954年12月12日）。文章認為「 林黛玉這一悲劇典型,是中國古典文學里出現的最優秀的婦女典型。」 「 她有高度的文學天才, 清醒的哲學頭腦, 高尚的情操,真摯的熱情。她鄙視封建文化的庸俗, 她詛咒八股功名的虛偽；她不餡上驕下, 不貪圖富貴, 她用生命來爭取她的理想, 不屈服不投降, 不同流合污, 為了堅持自己完整的人格與幸福的愛情, 她斗爭到最後一分鍾。」 「 這一典型形象, 是長期封建社會婦女們的才華與苦痛的總結。」 作者認為寶釵在思想性格上,與寶黛二人是對立的, 「 釵黛合一」說難以成立。
李希凡、劉大傑的文章在當時產生了廣泛的影響, 此後幾年間出現了舒蕪的《林黛玉和薛寶釵》（《新中國婦女》1955年第1期）， 鞠盛的《從寶玉挨打看林黛玉與薛寶釵》（《文藝學習》1955年第1期）, 以及楊柳的《賈寶玉、林黛玉典型形象的社會意義》（《光明日報》1955年2月13日）和蘭心的《曹雪芹筆下的黛玉和寶釵》（見1963年《散論紅樓夢》一書）等一系列的文章。這些文章的觀點與李希凡、劉大傑等人基本保持了一致, 即把林黛玉定格在「 封建叛逆者」 , 她與薛寶釵是處在兩個對立面的。
當學術界、讀書界對林黛玉的評論基本趨於一致的時候, 何其芳於1956年底完成了《論紅樓夢》的長文, 並發表於次年的《文學研究集刊》第5輯。該文第四部分指出「 至於林黛玉的性格的特點, 如果只用叛逆者來說明, 那就未免也過於籠統了、有些文章說她是『 具有濃厚解放思想的人物』 , 說她『 幾乎兼有崔鶯鶯、杜麗娘的柔情和祝英台、白素貞的勇敢堅強』 , 這正是一種忽略了這個典型的個性和特點的結果。我們還是看在生活中, 人們是怎樣用林黛玉這樣一個共名。人們叫那種身體瘦弱、多愁善感、容易流淚的女孩子為林黛玉。這種理解雖然是簡單的, 不完全的, 或者說比較表面的, 但也並不是沒有根據。這也正是林黛玉這個典型的最突出的特點在發生作用《紅樓夢》也是反復地描寫了這個特點的。」 「 自然, 人的性格總是復雜的。作者也曾寫到了她的性格的其他方面。寫她冰雪一樣的聰明。寫她孤高自許。寫她有時候也心直口 快, 而且善於詼諧。寫她對於愛情是那樣執著, 那樣痴心。寫她並不只是『 好弄小性兒』 , 對於她所愛的人有時也是很溫柔的。然而她的性格上的最強烈的色彩卻是悲哀和愁苦、這是一個中國封建社會的不幸的女子的典型。」何其芳指出在她身集中了許多不幸。她首先是一個女子, 這就使得她的叛逆性和反抗性與賈寶玉有很大的區別。「 林黛玉的叛逆性和反抗性主要是以這樣一種痛苦的形式表現出來，盡管不幸已經快要壓倒了她, 她卻仍然沒有屈服, 仍然在企圖改變她的命運；盡管她並不能粉碎封建主義對於她的心靈的桎梏, 她卻仍然在和它苦鬥, 仍然在精神上表現出來了一種傲岸不馴的氣概。」何其芳的觀點打破林黛玉形象評析簡單化的局面。它告訴人們「 如果只用叛逆者來說明」林黛玉的性格, 很難綱舉目張地揭開這一不朽典型的全部內涵。
蔣和森的《林黛玉論》（《人民文學》1957年第8期）, 既不是對林黛玉作道德上的判斷, 也不是簡單地給她貼上一個階級的標簽, 而是非常詳盡地分析了她生活的典型環境, 指出這個形象的典型意義「 由於先天的體弱、母親的早喪, 使林黛玉的童年生活迷濛著一層不散的憂郁。」 「 她不安於依人為活的命運, 又無法擺脫這種命運, 使她敏感、自尊、氣量狹小, 率真。」 「 林黛玉的痛苦, 不是由於她的敏感和多疑, 更不是由於自尊, 而是由於造成這種敏感和多疑, 並壓迫這種自尊的私有社會制度。」 「 階級的影響, 在這個少女的身上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記。優裕的剝削生活所培養出來那許多貴族小姐的清高、嬌貴、脆弱、生活情調等等, 也像她的性格上其他許多閃射著光彩的東西一樣, 自然地、糾纏在一起地從她的各種表現里流露出來。」 「 她所具有的那種屬於『 藝術型』所特有的敏感和細致, 主要不是用來感受生活中的美和詩意, 而是用來感受那一時代的陰冷和潮濕。才稟在這個少女身上, 變成了一種可怕的災難, 使她比一般人遭受到更為繁多、更為深細的社會折磨。」她執著地追求著排他的真愛, 『她為愛情而生, 又為愛情而死。她似乎除了愛情之外, 就不知道世間還有其他任何的哀樂。」但封建傳統觀念又時時威脅著她渴慕愛情的心, 以致她把封建家族的當權者看成自由婚姻的保護者, 這必然造成她悲劇的結局。「 即使寶黛如願以償地結為終身伴侶, 這仍然還是一個悲劇, 這不可改變的悲劇的根源, 總是由於在世紀的中國土地上, 找不到一塊可以容納林黛玉和賈寶玉生活道路的國土。」 「 林黛玉的悲劇, 是性格的悲劇, 時代的悲劇, 是『 歷史的必然要求和這個要求的實際上不可能實現之間的悲劇（恩格斯）」。同時, 我們也不應忘記在林黛玉的悲劇之中, 也包含著她所依附的那個封建沒落階級的悲劇, 金閨小姐的林黛玉所更加無力擺脫的悲劇。」 作者認為, 通過這一形象, 曹雪芹對既存制度、道德觀念等提出了廣泛的懷疑。何其芳和蔣和森的文章是他們運用塑造典型環境中的典型形象這一馬克思主義文論觀得出的結論, 有別於李希凡等人的階級典型論, 從而使林黛玉這一人物形象的典型論日臻完善。
綜觀這段林黛玉研究的歷史, 一個突出的特點是論者擯棄了現實的人的倫理判斷方法, 開始了對形象的文學思考, 把林黛玉與作者的創作思想甚至藝術手段結合起來, 著眼於人物的性格、思想、時代、階級內涵這一文學形象層面。
十年「 文革」期間, 由於受四人幫「 陰謀紅學」 的影響, 對林黛玉形象的評論產生了一些荒謬的觀點,那是一場非學術的喧鬧, 此不贅述。
文化與美學探索
— 20世紀80年代至世紀末的林黛玉研究
改革開放後的20世紀80年代至世紀末, 隨著思想的解放, 研究方法發生了變革。對林黛玉形象的評論進入以文化與美學的探索為主流, 兼有哲學的、心理學的研究和比較研究的階段, 使20世紀林黛玉研究取得了新的成就。
需要指出的是, 從典型論到文化、美學探索經歷了一個過渡時期。對林黛玉形象的認識總體上沒有出現反復, 但在局部上存在正、反、合過程。林楠《論黛玉的覺醒和寶玉的蟄眠》（《河北大學學報》1981年第2期）把過去一向認為的黛玉寶玉這對反封建禮教和叛逆的戰友分了開來：「 叛逆路上林黛玉找到正確的出路。」 「 而賈寶玉只是一個可以覺醒, 但尚未覺醒, 正處在覺醒邊緣的形象。」張錦池的《論林黛玉性格及其愛情悲劇》（《紅樓夢學刊》1980年第2期）認為「 林黛玉的思想性格, 既有尊重自我、敏感、尖刻、孤高、脆弱的一面, 又有尊重別人、篤實、寬厚、謙和、堅強的一面。前者是外在的,後者是內在的。」 「 二者之間又有其內在的聯系：從人生哲學上說, 就是黛玉的誰尊重她, 她就尊重誰的處世原則, 這種處世原則包含著近代平等觀念的萌芽。從政治思想上說, 就是黛玉的堅持叛逆本階級給青年一代所指定的人生道路。從婚姻觀上說, 就是黛玉的堅持婚姻必須以愛情為前提, 而愛情又必須以共同的叛逆思想作基礎。這三者, 也就形成了林黛玉的思想性格的本質特徵。」 何永康的《林黛玉性格世界透視》（《紅樓夢研究集刊》1985年第12輯）則認為林黛玉的主導性格是叛逆精神, 但還有著「 敏感多疑、傲岸不馴、貴族情調、詩人氣質」 。周蕙的《林黛玉別論》（《文學遺產》1988年第3期）則認為「 她是一個介於賈寶玉和薛寶釵之間, 具有獨特審美價值的『 第三種人』 , 四十二回之前她是賈寶玉的同路人,四十二回之後, 她成為薛寶釵的同歸者。」
正當研究者在品格、道德、時代、階級內涵等結構這一層面反反復復而無多大進展的時候, 有不少人試圖由文學的思索轉向文化和美學的思索, 開始探索這個形象的內在蘊涵和魅力。曾揚華的《論林黛玉的美》（《中山大學學報》1983年第3期）就是這方面的較早嘗試。他認為林黛玉「 是一個可以與屈原形象實質相媲美的形象, 她是一個內外皆美, 而且具有強烈時代意義的人物, 竹、蓮芙蓉、菊象徵其美好的品格—出污泥而不染, 心靈朴實而又純凈,豁達而氣量恢宏, 心地善良, 不為俗屈。」 「 其思想性格亦具有時代特徵, 即要求尊重人, 維護人的尊嚴,不能容忍對人格和自尊心的絲毫裹讀。」吳穎的《紅樓夢十二人物論之一林黛玉》（《花城》1983年第5期）中的《林黛玉》一文認為「 林黛玉的家庭生活環境和『 半封閉』 的賈府, 孕育、形成了她追求人性解放覺醒, 追求自由愛情的性格。」 「 林黛玉的性格美, 高尚而純粹, 清麗而豐實, 含蓄而深沉, 而且是表裡澄澈的。」
繼這兩篇文章之後, 出現了大量以文化、美學為視角的研究, 形成林黛玉形象闡釋中的主旋律。李希凡的《林黛玉的詩詞與性格—紅樓夢藝境探微》（《紅樓夢學刊》1983年第1期）認為「 敏感的詩人氣質是林黛玉的性格之所以具有動人心魄的藝術力量的重要因素, 詩的境界、詩的氛圍培育了她的風神秀骨, 使她在十二釵『 群像』 中, 始終盪漾著清新雅麗的特殊韻味, 博得讀者的同情與愛憐。林黛玉藝術形象這一滲透著詩情的個性特徵, 可以說是中國小說史上的一個輝煌的獨特的創造。」 呂啟祥的《花的精魂 詩的化身—林黛玉形象的文化蘊涵和造型特色》（《紅樓夢學刊》1987年第3期）指出「 林黛玉不僅是《紅樓夢》的第一女主人公, 在某種意義上, 也可以看做整個中國文學史的第一女主人公。她是凝聚著本民族文化的華粹精英。」 「《紅樓夢》的作者曹雪芹明白昭示這是一部為閨閣傳真的作品。如果說, 他把天地間靈秀之氣所鍾的女兒喻之為花, 那麼, 林黛玉就是花的精魂如果說, 他把生活心靈化而流瀉為詩, 創造了充滿詩意的真正的藝術, 那麼他所創造的林黛玉形象最富於詩人氣質, 是詩的化身。」 同時他認為, 林黛玉形象所包含的文化蘊涵既包括承傳的方面, 又包括新質的方面。用現代的價值觀念來看, 林黛玉形象超越群芳花的精魂之新質在於自主意識或個性意識的覺醒, 那些傳統的東西同新的素質結合, 強化了人物性格的真正的獨立性和獨特性。徐子余《美及其向崇高的轉化和兩者的毀滅—論悲劇形象林黛玉的審美價值》（《紅樓夢學刊》1987年第2期）認為「 林黛玉的生活和個性是『 詩化』 的, 而寶釵的生活是『 散文化』的。」「 人生悲劇的經歷者林黛玉具有美, 因『 真』 而美, 美在『 真』 的基礎上升華為『 崇高』等多種美。」
邸瑞平的《「 孤標傲世偕誰隱」——稟賦優秀傳統文化而生之林黛玉》（《紅樓夢學刊》1988年第1期）認為「 曹雪芹用優選法, 把封建時代文人蔑視權貴、敢於抗爭的精神光明磊落、率真坦盪的性格嫉惡如仇、救弱扶傾的作風聰穎俊逸、高雅調悅的氣質等等, 甚至對虛偽造作的唾棄, 對自然純真的追求這些為人所稱道, 難能可貴的品格。集中起來, 把封建文人所擅長的詩詞歌賦, 琴棋書畫等藝術經驗, 都調動起來, 完成了一個全新的藝術形象—林黛玉。」 王忠《試論林黛玉的精神美》（《懷化師專學報》1989年第2期）提出林黛玉的吸引人乃在於她的「 橫溢才學美」 、「 獨立人格美」 、「 堅貞情懷美」 .
李蘭、杜敏的《冷月清窗話黛玉——關於林黛玉形象的情旨、意蘊的思辨》（《紅樓夢學刊》1991年第3期）提出「 林黛玉是曹雪芹筆下的一個藝術的精靈, 並非生活中的所有, 而是生她, 育她, 摧殘她, 埋葬她的那個時代中、人鬼兩域里均不曾有的情旨意蘊的升華。」 「 她身上的詩一般的氣質、素養、格調、品性將與明月清光永存。」 杜景華的《黛釵性格與道德評估》（《紅樓夢學刊》1992年第4期）指出「 林黛玉和薛寶釵都具有傳統道德, 薛寶釵思想中具有很深的封建道德觀念, 而林黛玉身上體現著我國優秀文化的結晶。林黛玉是一個新的人物形象, 俞平伯先生評價她的『 真』 、『 剛』 、『 熱』 、『 天真』 等正是我國自古以來的傳統美德, 這和寶釵的『 曲』 、『 冷』 、『 世故』形成鮮明對比。她和寶玉一樣, 追求一種合乎人生意義的新道德, 而拋棄另一種舊道德。」
薛瑞生的《捧心西子玉為魂——林黛玉論》（《紅樓夢學刊》1993年第3期）指出林黛玉性格魅力在於其真率：「她只能在真中找到知己, 也只需在真中找到知己。誰也不會愛林黛玉的缺點, 但誰也不會因林黛玉身上的缺點而拉開與她的距離。這也正是真的魅力, 林黛玉的魅力」 。「 賈寶玉是批判主義的代表者, 林黛玉是感傷主義的代表者, 林黛玉則是用她的女性的深細與詩人的銳敏來感傷的。父母雙亡與愛情受阻這兩顆苦果所釀成的個人情緒與時代情緒的相互濡染, 才使得黛玉的憂郁感傷顯得更加沉重與動人。」 曲沐的《紅樓「 騷」 影——試論林黛玉與屈原之生死人性特徵》（《貴州大學學報》1993年第3期）認為「 中國古代文學史中, 以『 死亡』為題材的文學創作, 源於屈原之《離騷》,《紅樓夢》則達到極致。曹雪芹潛意識中無時沒有死。他筆下描寫了許多婦女的死亡, 但最「 驚采絕艷」 的莫過於林黛玉的自戕。曹雪芹借『 師楚』 的寫作方法, 將其理解到的『 楚人』之生死人性特徵投射到他心愛的人物身上, 使之閃現出更多的『 楚人』風采。因之, 林黛玉的怨憤心態、生命人格和生死價值觀念, 都帶有屈原的一些特徵。」
劉相雨的《情的追求與愛的失落——論黛玉形象的文化情結》（《紅樓夢學刊》1988年第2期）認為「 前世情緣—一悲劇命運與神話預警（絳珠草還淚報恩和娥皇、女英的傳說）」 與「 今世情緣」—「 情情」 的黛玉以己執著、真誠之心贏得「 情不情」 的寶玉的摯愛, 使林黛玉之「 情」 具有了豐厚的文化意蘊。「 林黛玉之情所具有的時代性——她對情九死不悔的追求表現出一個覺醒了的女性對個體生命和青春的高度重視, 反映了她對中國傳統文化儒道的某種背叛和超越。」魯小俊的《寶黛愛情悲劇新論》（《明清小說研究》2000年第2期）提出「 二玉之戀是中國文學史上絕無僅有的自由倫理下的愛情。沒有了『 待月西廂下, 迎風戶半開。拂牆花影動, 疑是玉人來』式的冒險刺激, 沒有了『 生者可以死, 死者可以生』式的驚心動魄, 一切都回歸到日常生活。同樣是刻骨銘心, 同樣是叛逆世俗, 寶黛之戀卻體現了自由倫理下愛情的脆弱——對兩個個體在愛欲中完全契合的渴望不可能在實際生活中圓滿實現。與此同時, 中國人以『 赤子崇拜』 為核心的人格取向在寶黛愛情上得到了最為生動也最為殘酷的體現, 這不僅僅是一場愛情悲劇, 也是一場關於純潔, 關於崇愛,關於憐惜, 關於自卑, 關於真誠, 關於永恆的人格悲劇。自由倫理和傳統人格關照下的寶黛愛情是一首理想的而非現實的、回歸的而非進取的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