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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地：陝西省西安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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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更斯及其小說在20世紀中國的傳播與接受

 

作者: 標題: 狄更斯及其小說在20世紀中國的傳播與接受 上一主題 | 下一主題

夢的輕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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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更斯及其小說在20世紀中國的傳播與接受
夢的輕波 2004-1-29 00:03 發表於:
湘里妹子學術論壇 www.xlmz.net
作者：葛 桂 錄
來源：http://sdxk.nttc.e.cn/sdxk/qkzx/00217.htm
【比較文學與比較文化研究】
(南京大學，南京210093)
－－－－－－－－－－－－－－－－－－－－－－－－－－－－－－－－

[摘 要] 20世紀上半葉狄更斯及其多部作品被介紹到中國後，大大促進了普通讀者對這位英國小說家非凡生活經歷、獨特創作風格，以及不朽文學貢獻的了解和把握。20世紀下半葉，我們對狄更斯的評價總是特別強調其作品內容的批判暴露性特徵、對下層人民的人道主義同情，以及與此相關的諸多局限性。不過，狄更斯小說的創作方法與一般意義上的「現實主義」創作方法相去甚遠。對其人道主義思想，我們也應該給予積極而客觀的評價。

[關鍵詞] 狄更斯 人道主義 中國 接受 影響

[中圖分類號]I O－0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JS07－005(2000)02－0114－07

[收稿日期] 2000－03－05

[基金項目] 江蘇省教委社科基金項目《英國作家與中國》，課題成果之一。

[作者簡介] 葛桂錄，男，1967年生，淮陰師院中文系副教授，南京大學中文系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專業博士生，著有《比 較文學教程》（執行主編）等。

一、「善狀社會之情態的迭更司」

——20世紀上半葉狄更斯在中國

在20世紀上半葉，每一個喜歡狄更斯作品的中國讀者首先要感謝林紓，因為就是他最早把狄更斯領到了中國。作為中國近代著名文學家和翻譯家，大規模介紹西方文學到中國的第一人，林紓之真正認識西方文學的妙處，也是在接觸狄更斯之後，因而在其所有譯作中，最重視的也正是狄更斯的小說。林紓從1907年到1909年間共翻譯了狄更斯的五部小說：《滑稽外史》、《孝女耐兒傳》、《塊肉餘生述》、《賊史》、《冰雪因緣》。[1]這幾部譯作被公認為林紓所有翻譯作品中譯得比較理想的小說。中國讀者正是通過他的譯品，才最早認識了英國這位久負盛名的偉大小說家。對我國新文學作家產生了不可忽視的影響。

林紓翻譯介紹狄更斯小說五種並產生重要影響之後，民國時期又有一批翻譯者陸續介紹了狄更斯的不少作品，深受人們喜愛。在長篇小說方面，薛一諤、陳家麟翻譯了《亞媚女士別傳》（上下卷，即《小杜麗》）；魏易翻譯了《二城故事》（即《雙城記》）；常覺、小蝶翻譯了《旅行笑史》（上下卷，即《匹克威克先生外傳》的節譯本）[2]。狄更斯的中短篇小說也有一些翻譯介紹，有的作品還有多種譯本。如狄更斯《聖誕故事集》中的一個中篇故事《聖誕歡歌》（A Christmas Carol ）先後就有三個文言體譯本、兩個白話體譯本和一個仿作改寫本。其中，競生的譯本題作《慳人夢》刊於1914年《小說時報》21期；孫毓修的譯本題作《耶穌誕日賦》刊於1915年《小說月報》5卷10號； 1919年上海東阜兄弟圖書館也出版了聞野鶴題為《鬼史》的譯本；1928年上海商務館出版了謝頌羔題為《三靈》的譯本；1945年重慶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了方敬題作《聖誕歡歌》的譯本。而根據狄更斯這個故事改寫的一篇仿作則是天津人一鵑刊載於《禮拜六》雜志上的《一個侮辱聖誕節的人》（上、下）[3]。為大家競相翻譯或仿作的這個中篇小說，通過一個年邁而吝嗇的商人從極端蔑視聖誕節日到虔誠信奉聖誕精神，從冷酷無情到最終變得溫柔慷慨這樣一個過程，充分體現了狄更斯相信人與人之間必須保存更多信任和愛的偉大思想，反映了大家的共同心聲；加之這篇小說是通過三個幽靈去展開情節的，構思奇特，因而深受讀者喜愛。

狄更斯的中篇小說《生活的斗爭》（The Battle of Life）也是《聖誕故事集》中的一篇。這篇小說出現了周瘦鵑題為《至情》的文言體譯本，以及陳原題為《人生的戰斗》的白話體譯本[4]。狄更斯的短篇小說《星》也有煙橋、佩玉的譯本和周瘦鵑的譯本[5]。周瘦鵑還翻譯了狄更斯的其他小說，如《幻影》、《前塵》[6]等。

20年代以前也出現了一些有關狄更斯的介紹和評論文章。1911年《小說月報》第二年第四期上就刊登了一篇為紀念狄更斯百年誕辰而發行精美肖像情況的介紹文字。孫毓修在1913年《小說月報》4卷3號上著文則首先稱狄更斯「非獨著於一國，抑亦聞於世界。」並高度評價狄更斯小說所產生的社會作用，文中還特別介紹了狄更斯描寫人物的特長，足見作者對狄更斯小說藝術魅力的贊賞溢於言表，同時也表明本世紀初期中國對狄更斯小說的認識、接受著重體現在其作品鮮明的社會功能和精湛的人物描寫藝術這兩個方面。

20年代也有不少對狄更斯作品的翻譯介紹文字。1922年4月的《學衡》雜志第四期上刊有狄更斯的畫像。1926年《小說世界》13卷14期到14卷25期連載了伍光建翻譯的狄更斯名著《勞苦世界》（現通譯為《艱難時世》），並作為世界文學名著叢書之一種，由上海商務館於1926年12月出版了單行本，該書譯者序概括了這部小說的特色及其重要價值。另外，1928年10月魏易自譯自刊了狄更斯的另一部名著《雙城故事》。沈步洲等譯注的英漢合注本《二城故事》也由上海中華書局出版發行。

本時期對狄更斯的評價介紹也出現不少著述。謝六逸在《小說月報》13卷6號上的一篇文章就比較全面地介紹了狄更斯的創作情況。[7]文中把狄更斯稱為繼司各特之後描寫社會貧困的最有勢力的英倫第一小說家。《語絲》雜志刊載了德國批評家梅林格的《論迭更斯》一文。該文介紹了狄更斯這樣一位最受德國人喜愛的大小說家，其具有旺盛創造力並確信民主主義、富於同情心的一面[8]。

周瘦鵑翻譯了狄更斯的一些小說，同時他還多次向我們介紹了有關狄更斯的一些趣聞軼事。如《愛修飾的文學家》[9]就反映了狄更斯成名之後的一個生活側面。同時，周瘦鵑在該文中還以狄更斯小說藝術創作特點為例說明做小說本非難事，「但須留意社會中一切物狀。一切瑣事。略為點染。少加穿插。更以生動之筆描寫之。則一篇脫稿。未始不成名作。」並指出狄更斯這種小說取材的方法特點對自己創作產生的諸多影響等等[10]。

韓侍桁在《十九前半世紀英國的小說》一文中也認為狄更斯在英國文學中最與眾不同。他有兩種偉大的才幹，即能夠給死物加進人工的生氣；能夠象偉大的畫家一般地捕捉與描繪人物的特形。文中特別強調狄更斯有一種諷刺家的才幹，能夠在剎那間觀察出來某些奇異，而能生動地誇大地描畫出來。[11]

與20年代相比，30年代出現了翻譯介紹狄更斯的高潮。1930年上海北新書局印行的林惠元譯《英國文學史》中比較詳細地介紹了狄更斯的生活經歷、創作風格、重大功績及其人道主義小說的顯著影響等基本情況，書中稱狄更斯作為英國文學史上最偉大和最獨創的作家，用小說來喚醒人們提倡合於人道的對社會弊端的改革，因而他是文學中改革運動的領袖。1931年上海廣學會翻譯出版了美國清潔理女士所著的《迭更司著作中的男孩》一書。1933年呂天石《歐洲近代文藝思潮》（上海商務版）一書論及狄更斯時，也明確揭示出其作品中表現個人反抗社會的小說主題。1934年《國聞周報》上發表一篇題為《英國文壇新發現不列顛博物院秘檔記——小說名家狄更斯夫人之淚史》的譯述文章，則非常及時地向中國讀者介紹了狄更斯的情感經歷、家庭生活中的不圓滿狀態以及在小說作品中的諸多表現，1935年《中學生》雜志55號上刊登的一篇朱自清寫的《文人宅》（倫敦雜記之四），則帶著我們參觀了倫敦的狄更斯故居。1936年《文學》雜志6卷4號、6號上也載文介紹了英美國家紀念狄更斯成名作《匹克威克先生外傳》發表百年的盛況。另外還有不少著作對狄更斯及其小說藝術作了詳細介紹，如1935年出版的《西洋文學講座》（英國文學部分，曾虛白著）、1936年出版的中譯本《英國小說發展史》（Wilbur L.Cross原著）、1937年出版的《英國文學史綱》（金東雷著）等。這些書籍也為我們全面了解和接受狄更斯作品提供了很大幫助。

1937年是狄更斯誕辰一百二十五周年紀念。這一年《譯文》新三卷一期為此刊發了「迭更斯特輯」，翻譯介紹了三篇文章。第一篇是蘇聯批評家寫的紀念文章《迭更司論——為人道而戰的現實主義大師》。文章指出，狄更斯作為一個人道情感的提倡者，其小說描述了小人物的境遇，同時其作品也體現出了明顯的思想矛盾性：「他要想除去資本主義制度所產生的社會罪惡，但並不去觸動這制度本身，因此產生了他那擁護明確的緩和辦法的創作活動，因此產生了他那希冀勞資妥協和貧富妥協的傾向。這產生了他那些和解的『聖誕故事』，這些和解的傾向反映著作為一個中等階層的人道主義者的迭更斯的性格」 [12]。作者認為此種和解的傾向正是狄更斯思想意識中的消極面。通過這篇譯文，我們可以看出當時蘇聯學術界對包括狄更斯在內的西方人道主義作家的總體評價標准，進而也為建國以後我國學術界評論這些具有人道主義思想的西方作家奠定了一個基調。《譯文》新三卷一期發表的另一篇文章是克夫翻譯的《年青的迭更司》一文，文章則向我們展示了狄更斯童年的苦難經歷、青年的創業過程以及創作方面的獨特才能。另外，該期《譯文》還刊登了許天虹翻譯的法國傳記大師莫洛亞寫的《迭更司與小說的藝術》。《譯文》新三卷三、四兩期又連續譯介了莫洛亞的《迭更司的生平及其作品》（上、下）。後來1941年的《現代文藝》二卷六期上也繼續譯介了莫洛亞的《迭更司的哲學》。以上四部分正是莫洛亞傳記名作《狄更斯評傳》一書的全部內容。後來又由重慶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了這本書的單行本（1943年7月版）。莫洛亞雖是法國人，但對狄更斯的理解似乎比大多數英國批評家還要深刻，而且有許多見解異常新穎，啟人心智。因此，譯介莫洛亞這部評傳對我國讀者全面深刻細致地認識狄更斯是功不可沒的。

《譯文》新三卷三期上還發表了美國女作家賽珍珠的文章《我對迭更司所負的債》。另外，《譯文》新三卷一期配合出版「迭更司特輯」，還刊發了有關狄更斯不同時期的肖像、生活、寫作及住宅等方面的圖片10幅。總之，《譯文》雜志刊發的多篇譯文及多幅圖片為我們比較集中地了解狄更斯發揮了良好作用，也為30年代我國介紹狄更斯劃上了一個完滿的句號。

40年代在狄更斯作品的翻譯方面出現了新的高潮，而對狄更斯的評論和介紹文章雖不多見，但頗見新的角度。比如，朱維之就是從宗教的角度去接受和理解狄更斯及其作品的。他在《基督教與文學》一書中稱狄更斯是一個人道主義的作家，筆下常流露著基督教的思想和感情，其許多作品的基礎是建築在《新約·福音書》之上的。[13]。林海則從比較的角度去分析評價狄更斯及其小說的創作特點。通過比較狄更斯與薩克雷的小說創作後，林海形象地指出：「迭更斯像一個宗教家，背著一面人道主義的大旗，站在十字街頭說法，想以苦口婆心來挽回世道人心。薩克雷則儼然一個魯克理細阿（Lucretius）派的哲學家，專門坐在十八層樓上的沙發里，俯著拖泥帶水、蠅營狗苟的人群，順便發出幾聲感慨，或來個會心的微笑」。但作者認為：「細想一下，坐十八層樓冷眼靜觀的薩克雷，要比站十字街頭閉眼瞎說的迭更斯可靠一點」 [14]。其他評論文章還有如蔣天佐是從翻譯的角度論及了狄更斯小說語言運用方面靈活之極、豐富之極的特點[15]；何家槐譯的一篇文章則通過一個少年酷愛狄更斯小說的生動情形，充分展示了狄更斯作品不朽的藝術魅力[16]；林海在另文中也介紹了包括狄更斯式人道主義在內的有關狄更斯及其作品的詳細內容[17]。

這一時期翻譯出版的狄更斯作品頗為豐富。除以前各種譯本不斷得到再版外，還有不少是初版的譯作。如鄒綠芷翻譯了《黃昏的故事》（收入六個短篇，1944年2月重慶自強出版社）和《爐邊蟋蟀》（1947年11月上海通惠印書館）；《大衛·科波菲爾》有許天虹譯本（1945年6月重慶文化生活出版社）和董秋斯譯本（1947年6月上海駱駝書店）；《奧列佛·退斯特》有蔣天佐譯本（1948年3月上海駱駝書店）；《雙城記》有海上室主譯本（1940年4月上海合眾書店）、許天虹譯本（1946年1月重慶文化生活出版社）和羅稷南譯本（1947年5月上海駱駝書店）；《匹克威克外傳》有許天虹譯本（1945年11月上饒戰地圖書出版社）和蔣天佐譯本（1948年3月上海駱駝書店）等等。這些譯本多數附有譯者序或譯後記之類的內容，比較詳盡而深刻地介紹分析了小說家及其作品，這對指導讀者理解認識和把握接受狄更斯大有助益。

總之，20世紀上半葉中國翻譯介紹狄更斯及其作品的基本情況如上所述。不過，狄更斯在這一時期中國的接受和影響，無論在廣泛性上還是在深刻性上，都比不上俄羅斯作家，如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列夫·托爾斯泰等。俄羅斯文學曾引起中國新文學先驅者們的巨大興趣和熱烈嚮往之情，其原因是由於中俄兩國在國情上具有相似性，而促成中俄兩國在文學上的親密關系的深刻共鳴，這是任何其他歐洲國家的文學所無法比擬的。正是社會現實需要和文學本身的要求，使得中國作家群體對於俄國文學產生出這種喜愛和親切感。相比較而言，包括狄更斯在內的其他歐洲作家在中國新文學作家心目中的地位要稍遜一些。而且狄更斯現實主義小說中那種理想主義的成分、浪漫主義的氣息、人道主義的基調，也難以被主張為社會為人生的新文學家們普遍接受。更有在民族文化心理方面，中國作家接受狄更斯小說所展現的英吉利民族心理和文化生活時，也多少存在著某些心理隔膜。因此，狄更斯在本時期就無法達到全面而深刻自覺接受的程度。

二、「為人道而戰的社會批判者」

——20世紀下半葉狄更斯在中國

建國以後涉及狄更斯的第一篇文章就是題為《狄更司筆下的美國》的譯文，該文譯自蘇聯刊物。文中談及狄更斯1842年美國之行及其《游美札記》，認為狄更斯的美國見聞激起了他的憤怒和責難，《游美札記》則是控告美國社會組織與一切生活方式的起訴書，暴露了美國奴隸主的原形。同時文章也指出，狄更斯該書在今天仍未失去真實性，它所暴露的社會和國家制度，也屬於這個世紀的美國，它目前正在幻想把整個人民變成服服貼貼的奴隸[18]。

我國對狄更斯的研究評價受到蘇聯學術觀點的影響很大。蘇聯學術界在接受狄更斯時，特別強調其作品中的批判暴露性內容、民主主義和人道主義思想的兩面性，以及現實主義的創作方法，並且鮮明地反對英美批評界對狄更斯的認識評價。這在1956年《文史譯叢》創刊號上刊載的兩篇譯自蘇聯的文章《英國文學概要》和《關於狄更斯作品的評價問題》中就可以清晰地看出。其中後一篇文章的作者還說英國反動的批評家完全喪盡民族自尊心，完全不懂得愛護自己民族的偉大藝術，對其偉大遺產閉口不談，或故意貶低歪曲，壓抑其暴露性作品的意義，貶低他創造形象的批判意義，並對批判現實主義的方法問題避而不談，而把他稱為浪漫主義作家。進而認為西方資產階級批評家無法揭示出狄更斯現實主義的真實內容及意義，只有用馬克思列寧主義方法及十九世紀俄國革命民主主義批評家的著作武裝起來的蘇聯文藝學，才能給狄更斯創作以科學的評價[19]。受蘇聯學術界這種研究思路的影響，我國學者評價狄更斯的出發點及基本內容也大致如此。比如，全增嘏1954年寫了《談狄更斯》一文，其寫作目的就是批駁英美批評家對狄更斯作品的棄絕態度。針對英美批評界認為狄更斯作品結構散漫、人物誇張、嘲笑露骨、感傷過分的看法，該文結合作品一一加以辯駁。文章最後也指出：「在今日之下來讀狄更斯有重大意義。今天英美等國資本主義雖是在作垂死的掙扎，但仍然是很猖狂的。和資本主義做斗爭，狄更斯仍然是我們的同盟軍，仍然是一個堅強的戰鬥力量。」[20]

緊接著以後的幾年間，學術界和讀書界都非常重視對狄更斯的介紹與研究，特別是在1957年和1962年發表了大量文章，形成了兩次高潮。

1957年我國大量介紹狄更斯，是由幾部根據狄更斯小說改編的電影《匹克威克外傳》、《孤星血淚》和《霧都孤兒》等在中國上演所引起的。為滿足觀眾對狄更斯及其作品了解的濃厚興趣，學者們在《人民日報》、《解放日報》、《北京日報》、《中國電影》和《大眾電影》等多種報刊上紛紛撰文介紹狄更斯及其相關作品。盡管這些介紹都是一般知識性、鑒賞性的，但卻為我國普通讀者認識狄更斯提供了一次難得的機會。該年發表在《南大學報》第一期上華林一寫的《談談狄更斯的「勞苦世界」》一文，分析了狄更斯的重要作品《艱難時世》。在這篇文章中首次所採用的社會政治歷史批評方法，後來成為我國相當長的時期內人們評價西方作家的一種基本研究模式。

1962年是狄更斯誕辰150周年紀念，這更成為我國學者集中介紹評價狄更斯的一個契機，各種報刊雜志發表了大批文章，其中包括一些重要研究論文，由此也便形成建國後十七年中介紹和研究狄更斯的真正高潮。

值得注意的是南京大學陳嘉、范存忠、姚永彩三位先生寫的文章。陳嘉的論文《論狄更斯的〈雙城記〉》也是針對英美資產階級文學史家和批評家在《雙城記》理解與估價上的種種不正確、甚至故意歪曲的說法而寫的。文中既駁斥了不少資產階級文藝批評家企圖貶低狄更斯而說他詆毀法國大革命的謬論，也指出由於狄更斯的階級局限性和人道主義思想，使他對法國革命的歷史過程採取一系列不正確、甚至根本錯誤的態度，但並未因此否定法國革命的正義性與必然性[21]。范存忠的論文《狄更斯與美國問題》則綜述了狄更斯作品對19世紀中葉美國情況的反映以及對若干美國社會問題的認識情況，認為對美國社會盡情刻畫和揭露，他提供的材料在不少方面比傳統歷史家所貢獻的更真實更典型，有很大的進步意義。[22]姚永彩的論文《從〈艱難時世〉看狄更斯》在指出狄更斯揭露社會罪惡同情貧苦人民的痛苦不幸的同時，也表明他那種以情感與友愛作為改造社會現實的葯方的做法，會引導人們脫離正確的斗爭道路。文中也指出狄更斯人道主義思想有害的一面，即以抽象的愛反對無產階級革命運動，力圖以階級調和代替階級斗爭。[23]本時期全面分析狄更斯創作的一篇帶有總結性的文章則是楊耀民發表在《文學評論》(1962年第6期)上的長達三萬字的論文《狄更斯的創作歷程與思想特徵》。

以上的一些評論文章都是側重於思想內容分析的，而且又傾向於社會政治層面的探討，由此得到的結論就顯得大同小異。王佐良在1962年12月20日《光明日報》上發表的《狄更斯的特點及其他》，則是當時唯一的一篇側重於狄更斯小說藝術分析的文章。該文篇幅不長，卻緊緊抓住狄更斯的創作特點，指出在其小說藝術里，真實的細節與詩樣的氣氛的混合，具體情節與深遠的社會意義的混合，幽默、風趣與悲劇性的基本人生處境的混合，正是這一切使狄更斯的作品豐富厚實，而且充滿了戲劇性。

總而言之，回顧一下建國以後十七年期間狄更斯在我國的接受情況，可以看出：

第一，對狄更斯的認識和評價受前蘇聯學術界的影響很大。在思想觀點與研究方法論上都以馬克思主義和社會歷史批評方法，去分析狄更斯作品的思想內容，特別強調的是其作品對資本主義社會的批判性、暴露性，對下層人民的人道主義同情，以及現實主義創作方法的運用等等；同時也無不指出狄更斯的階級局限性、宣揚階級調和論、人道主義思想的兩重性等內容，這由當時的政治氣候與理論導向使然。

第二，對狄更斯研究的一個重要出發點是反駁英美文學史家和文學批評家的相關評價，認為以此可以捍衛狄更斯在文學史上的傑出地位。而介紹與評價狄更斯的另一個重要出發點是古為今用，藉此來認識看待現今英美資本主義國家的社會丑惡現實，著重看待的是狄更斯小說的認識價值和文獻價值，對其審美價值多加忽視甚至排斥。其原因與當時中蘇社會主義陣營與英美資本主義陣營相對抗的國際政治形勢有關，也使得對狄更斯的評價和接受就成為反英抗美活動的一個重要方面，起到了一種武器的作用，因此這一段時期的研究打上了鮮明的歷史時代烙印。

「文革」以後，學術界對作為批判現實主義傑出代表的狄更斯的介紹與研究出現新的高潮。1978年《外國文學研究》創刊號上王忠祥的文章《論狄更斯的〈雙城記〉》，和1979年《讀書》第二期上趙羅蕤的文章《批判的現實主義傑出作家狄更斯》都基本承續了文革前對狄更斯的總體評價，並為新時期以後比較長的一段時期內我國學術界評論狄更斯奠定了基調。

進入80年代，介紹和研究狄更斯的文章極多，並出現新的研究趨向，具體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關於狄更斯作品中的人道主義思想，涉及到的有關評論文章相當多，但毫無例外地都指出了它的兩重性，而又凸現出其消極意義。有的文章評論中的「左」的傾向相當明顯，這表明我們對狄更斯小說創作中的這種主導思想還應該盡量客觀而深入地認識理解。

狄更斯在人物塑造上的卓越成就是人所共知的。這一時期就出現一些文章專門論及他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問題。如任明耀探討了狄更斯作品中別具一格的「怪人畫像」 [24]；郭珊寶則認為狄更斯人道主義的一個突出特徵，即注意塑造兒童形象；[25]。其他還有文章談及了狄更斯筆下的勞動人民形象、女性形象和扁平人物形象等問題。

關於狄更斯作品藝術特色方面的內容得到普遍重視，這方面的文章也很多。潘耀泉的文章首先比較早的對此作了總體論述[26]。李肇星、郭珊寶、王力在其文章中也都對狄更斯的小說作了細致闡述，富有啟發意義[27]。

更值得我們加以注意的是，這時期評價狄更斯的作品，有些文章突破了傳統定論，展示了更符合狄更斯小說創作實際情況的新認識。比如，《聖誕歡歌》作為一部充滿人道主義思想的優秀作品，以往大多數評論都認為它提倡的是調和階級矛盾的思想，而受到一致的批評否定。這種沿襲「階級論」的過於簡單的評論，到80年代初期受到挑戰。郭珊寶在其文章中就認為這部作品更重要的價值在於對人的性格的兩重性的探索，是對人怎樣喪失人性和怎樣復歸人性的探索。狄更斯的深刻之處在於看到了資本主義社會的罪惡不僅在於階級壓迫與造成貧富對立，更在於摧殘人性、摧殘一切人的人性，而一切人性的淪喪，正是資本主義制度的主要弊端和更深重的創傷。一切人性的復歸正是社會急需解決的主要問題。作為一個人道主義作家，狄更斯的同情不僅傾注在受苦受難的勞動人民身上，而且傾注於一切被迫喪失人性的人身上[28]。

與《聖誕歡歌》在以往得到的普遍否定性批評相比，狄更斯的另一部作品《游美札記》獲得的則是一致的肯定性評論。人們只看到狄更斯在作品中對美國社會生活和制度各方面，特別是奴隸制的暴露批評的一面，而這與作品本身敘述的實際情況也有較大出入。張玲在為《游美札記》中譯本所寫的序言中就明確指出，狄更斯訪美時值資本主義發展初期，顯得朝氣蓬勃、蒸蒸日上，狄更斯筆下對當時美國社會某些進步方面所做的肯定，符合歷史真實。而以往有些評論家只根據本人研究這部作品當時的國際形勢和國際關系需要，對書中所反映的狄更斯的對美國的看法加以不確切的詮釋，諸如把狄更斯對美國某些監獄管理制度的批評誇大為反映「監獄制度的慘無人道」，把狄更斯對於當時美國國民性和社會風尚以及日常生活的一般介紹或略試品評解釋為強烈的貶斥和指責，也有的又由於肯定和贊美當時美國社會的某些長處和優點，而不分青紅皂白地認為這是狄更斯思想局限性的表現，等等[29]。張玲的這些看法對我們重新客觀評價狄更斯作品應該是有啟發意義的。

朱虹在1982年到1984年的《名作欣賞》雜志上發表了有關狄更斯小說的一組賞析文章，涉及到狄更斯的絕大多數作品，這些文章後來匯集出版了單行本《狄更斯小說欣賞》（山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名作欣賞》雜志還從1984年第4期起連載了朱延生翻譯的莫洛亞所著《狄更斯評傳》一書的內容，這些內容也匯以單行本由山西人民出版社於1984年11月出版。另外本時期出版的有關狄更斯的著述還有：羅經國所編《狄更斯評論集》（上海譯文出版社1981年）、張玲所著《英國偉大的小說家——狄更斯》（北京出版社1983年）、伊瓦肖娃的《狄更斯評傳》（廣東人民出版社1983年）、赫·皮爾遜的《狄更斯傳》（浙江文藝出版社1985年）等。這些著作大大促進了狄更斯及其作品在中國的廣泛普及和深入研究的進程，為狄更斯在中國的接受創造了良好的條件。

進入90年代後，也出版了不少有關狄更斯的傳記，如埃德加·約翰遜的《狄更斯：他的悲劇與勝利》（天津人民出版社1992年）和傑克遜的《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