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商業的發展，城市的繁榮，市民階層的擴大。（3分）
(2)京劇。（1分）休閑娛樂功能，社會教化功能。（2分）
（3）甲骨文、金文、小篆、隸書。（2分）
(4)印象派、新印象派、後印象派、現代派。（2分）
(5)興起於19世紀70年代的法國。（1分）
風格特點：重視光和色彩的應用。（2分）
㈦ 歷史學是科學還是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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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問題確實在歷史學界吵了很長時間，莫衷一是。我個人傾向於歷史學是一門闡釋學（或者解釋學）而非是科學。但研究歷史的一些考據方法是科學的。
我們大二的時候上過一門課，「史學概論」，用的課本是北京大學出版社王學典主編的《史學引論》（很對人看到這個名字都很熟悉，對！他就是《文史哲》雜志主編、山大教授，他的《顧頡剛和他的弟子們》更是家喻戶曉），這門課枯燥之處在於純理論化，講的是歷史學的性質、學科特點，以及一些史學方法、治史方法、史學史的內容（我扯了好多啊！）。
在這本書的封面上有一句話：「歷史學不是以物質世界為主要研究對象的追求通則或規律的實證科學，而是一門旨在把握或通向人的不確定的心靈世界的詮釋學。」王學典的觀點很明確，歷史學不是科學，是一門詮釋學（或者叫闡釋學、解釋學）。
起初我是懷疑這句話的，我感覺歷史學一向是很嚴謹的，所有數據、史料都具有精確性，因為這才是「真實的歷史」，後來我接觸到法國年鑒學派的計量史學，更加堅信歷史學是一門嚴謹、規律的科學。但是等我看了一些史學理論的書之後感覺王學典這句話並沒有問題。
歷史事件的發生往往具有隨機性，不是能夠通過科學的方法能預測到的。無論是伯羅尼撒戰爭、還是布匿戰爭抑或我國的黃巢起義、太平天國運動，雖然在爆發前會出現一系列很直觀的事實與原因，但這些事實與原因不也是毫無規律的嗎？況且這些事件更不可能有規律地輪回。而科學是什麼？科學是一種反映現實世界各種現象的客觀規律的知識體系，具有可觀察、可假設、可檢證的特點。而歷史學雖然反映的是過去發生的真實的事件，但毫無規律性可言，更不可能假設與邏輯推理。因此來說，歷史學非科學。但是歷史的隨機性不能阻礙我們以科學的方法去研究它，比如計量史學，與其說是一門學問，倒不如說是一種治史方法，運用數學等自然科學中的方法對歷史資料進行定量分析，不僅有助於精確還原事件本身，也會使得歷史本身更具有說服力、趣味性。
除了歷史學，語言學、哲學等等學科都不能算作科學，而是人文類學科。所以，現在我感覺我國的一些學科分類是有問題的，把歷史學、哲學等學科劃歸到社會科學是不嚴謹的，而且把我國的學科體系籠統地分為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是不科學的，應該在之外再加一項「人文學科」（是學科，不是科學）。
㈧ 劉俊的學術成果
近五年，劉俊發表新聞傳播、傳媒藝術、教育教學領域學術論文40餘篇，其中在《光明日報》《新聞與傳播研究》《現代傳播》《當代電影》《藝術百家》《新聞記者》《中國電視》《電視研究》等國家社科資助期刊、CSSCI來源期刊、北大核心期刊發表學術論文30餘篇；在所發表論文中，第一/獨立作者共計25篇；碩士期間獨立發表的論文即被《人大復印報刊資料》全文轉載，文章多次被《新華文摘》《人大復印報刊資料》轉摘、轉載。
劉俊參與「國際傳播發展新趨勢與加快構建現代傳播體系研究」「新形勢下中國影視文化發展創新研究」「中國電視藝術史」等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課題、國家社科基金藝術學項目、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項目、北京廣播電影電視局課題、中央電視台課題等科研項目共計8項。
散文見於《散文百家》《福建文學》等知名文學期刊，以及各級報紙副刊。
一、近五年發表的學術論文
--胡智鋒、劉俊等：《2013年中國電視研究著作述評》，《當代電影》，2014年第3期，CSSCI。
--胡智鋒、周建新、劉俊等：《2013年中國電視研究論文述評》，《當代電影》，2014年第3期，CSSCI。
--胡智鋒、劉俊：《電視綜藝節目，需在引進與原創之間尋求平衡》，《傳媒評論》（原《新聞實踐》），2014年第2期，北大核心期刊（2004版）。
--胡智鋒、劉俊：《何謂傳媒藝術》，《現代傳播》，2014年第1期，CSSCI、國家社科基金資助期刊。
--髙長力、胡智鋒、劉俊（整理者）：《需求與引領：傳媒生態與監管服務之變——2014年<現代傳播>年度對話》，《現代傳播》，2014年第1期，CSSCI、國家社科基金資助期刊。
--劉俊、胡智鋒：《中國電視紀錄片的收獲與缺失》，《光明日報》，2014年1月18日。
--胡智鋒、劉俊：《傳媒領導者媒介素養提升論要》，《新聞記者》，2013年第11期，CSSCI。
--胡智鋒、劉俊：《2013年政府媒體管理與服務的三點觀察》，《視聽界》，2013年第5期（雙月刊）。
--劉俊、畢嘯南：《台灣主播的觀念》，《電視研究》，2013年第9期，北大核心期刊（原CSSCI擴）。
--劉俊：《<新聞聯播>變化趨向探析》，《電視研究》，2013年第5期，北大核心期刊（原CSSCI擴）。
--胡智鋒、劉俊：《主體·訴求·渠道·類型：四重維度論如何提高中國傳媒的國際傳播力》，《新聞與傳播研究》，2013年第4期，CSSCI、國家社科基金資助期刊。
--劉俊：《論我國高校校報在傳媒教育中的育人功用》，《青年記者》，2013年3月下，北大核心期刊。
--胡智鋒、劉俊等：《2012年中國電視研究論文述評》，《當代電影》，2013年第3期，CSSCI。
--胡智鋒、王錕、劉俊等：《2012年中國電視研究著作述評》，《當代電影》，2013年第3期，CSSCI（《人大報刊復印材料》轉載）。
--胡智鋒、劉俊：《2012年中國電視文藝幾大亮點及幾點思考》，《藝術百家》，2013年第1期（雙月刊），CSSCI。
--劉俊：《理念·實踐：讓紀錄片走進大學校園》，《現代傳播》，2013年第1期，CSSCI、國家社科基金資助期刊。
--苗棣、劉文、胡智鋒、劉俊（整理者）：《道與法：中國傳媒國際傳播力提升的理念與路徑——2013年<現代傳播>年度對話》，《現代傳播》，2013年第1期，CSSCI（《人大報刊復印材料》轉載）、國家社科基金資助期刊。
--劉俊：《探析台灣傳播學界研究的新動向》，《青年記者》，2012年11月下，北大核心期刊。
--劉俊：《理念·人才·渠道——基於<東非野生動物大遷徙>的國際化報道策略分析》，《電視研究》，2012年第9期，北大核心期刊（原CSSCI擴）。
--劉俊：《台灣電視傳媒的采編體驗與探析思考》，《電視研究》，2012年第7期，北大核心期刊（原CSSCI擴）。
--劉俊：《文化·傳媒·青年：台灣傳媒教育開路人鄭貞銘的教育觀》，《現代傳播》，2012年第6期，CSSCI、國家社科基金資助期刊。
--劉俊：《探索規律，創新手段——中央電視台「走基層」報道業務研討會綜述》，《現代傳播》，2012年第4期，CSSCI、國家社科基金資助期刊。
--胡智鋒、劉俊：《呈現真實中國景觀，擔當傳媒社會責任》，《中華新聞報》，2012年4月11日。
--胡智鋒、劉俊等：《2011年中國電視研究著作述評》，《當代電影》，2012年第3期，CSSCI。
--胡智鋒、王錕、劉俊等：《2011年中國電視研究論文述評》，《當代電影》，2012年第3期，CSSCI。
--胡智鋒、劉俊：《需求與選擇：談中國影視人才的培養與鍛造》，《藝術教育》，2012年第3期，北大核心期刊（2004版）。
--胡智鋒、劉俊：《解放與發展生產力，推進文化體制機制的改革與創新》，《電視研究》，2012年第2期，北大核心期刊（原CSSCI擴）。
--劉俊：《來自高考閱卷現場的報告——談高考語文科作答的非知識性技巧》，《語文教學研究》，2012年第1期。
--劉俊：《語態·編排·包裝——談<新聞聯播>改版背後的新聞敘事之變》，《電視研究》，2011年第12期，CSSCI擴展版。
--劉俊：《比較研究四大媒體對日本大地震的報道——基於對CNN、BBC、CCTV與NHK的分析》，《電視研究》，2011年第6期，CSSCI擴展版（《人大報刊復印材料》轉載）。
--劉俊：《縱論近期中東局勢及其報道》，《青年記者》，2011年5月下，北大核心期刊（2012版）。
--劉俊：《台灣電視民生消費新聞分析》，《青年記者》，2011年2月中，北大核心期刊（2012版）。
--劉俊：《中國新聞傳播通史研究的「新史學觀」》，《新聞知識》，2010年第7期，北大核心期刊。
--劉俊：《濟南青島觀眾電視收視情況調查》，《青年記者》，2010年4月下，北大核心期刊（2012版）。
--劉俊：《電視調查性報道對中國電視尊嚴的重塑》，《新聞愛好者》，2009年第11期，北大核心期刊。
--劉俊：《中國電視半世紀的流變分析》，《青年記者》，2009年10月中，北大核心期刊（2012版）。
--劉俊：《馬克的記者觀》，《青年記者》，2009年8月上，北大核心期刊（2012版）。
--劉俊：《兩種西方營銷、服務理論對報紙發行策劃的啟示》，《新聞窗》，2009年第3期。
--劉俊：《手機簡訊在集合行為中的傳播效果探析》，《東南傳播》，2009年第3期。
二、參與科研項目情況
--《國際傳播發展新趨勢與加快構建現代傳播體系研究》，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課題（項目編號12&ZD017），子課題《國際一流媒體建設》負責人之一。
--《中國電視藝術史》，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項目（項目編號11JJD860002），《中國電視綜藝史》撰稿人。
--《新形勢下中國影視文化發展創新研究》，國家社科基金藝術學項目（項目編號：11BC024）。
--《首都廣播影視人才管理改革專題研究》，北京廣電局項目。
--《適應國家文化中心建設要求，打造北京廣播影視航母》，北京廣電局項目，子報告負責人且執筆子報告《國內外廣播影視大型企業的比較分析》（9萬字）。
--《北京電視劇輝煌30年（1982～2012）研究》，北京廣電局項目，子報告負責人且執筆《20世紀90年代北京電視劇理論研究述評》。
--《北京影視產業發展理論思考》，北京廣電局項目，執筆子報告《西方國家與城市影視產業發展經驗報告》。
㈨ 戰後史學是什麼
在20世紀上半葉，新史學與傳統史學處於新舊交替的狀態。新史學不斷得到壯大。大致到戰後50年代中期，新史學開始在西方國家逐漸占據上風，成為史壇的主潮。這個過程在西方國家並不完全同步，德國要稍晚一些，但在總的發展趨勢上是一致的。最主要的流派有：法國年鑒學派、英國馬克思主義歷史學派或稱新社會史學派、美國的社會科學史學派或稱克萊奧學派。此外，德國的比勒菲爾德學派也有影響。但對新史學發展影響最大的當數法國年鑒學派。不過要注意的是，在新史學成為主潮以後，傳統史學並未壽終正寢，而是繼續存在和發展，並與新史學相對抗，不過終究大勢已去。因此，戰後的西方史學需要注意的正是新史學的發展變化。這就說到了第二點。
從50年代中期起，特別是在60年代至70年代，西方新史學發展迅猛，特別是法國年鑒學派，成績尤為顯赫。這個時期可以說是新史學的凱歌行進時期。或許是由於這時的新史學需要在發展中不斷排除障礙，鞏固壯大自己，因而各流派之間顯示出的共同點比較突出。我們大致可以指出以下幾點：首先，這時的新史學特別重視方法論的探討和建設，主要是對在史學中影響頗深的實證主義方法論進行根本性的審視和修正。其次，對適合新史學范型的各種新方法和研究課題進行探索。這個時期也就被稱為「後實證主義時期」，而六七十年代則被譽為實行「方法論革命」的年代。
在新方法論的探索和實踐過程中，跨學科方法特別值得一提。如果說，過去各學科處於分割狀態，彼此之間至多隻是借用一些結論的話，到了六七十年代各學科都感到有統一的必要，都需要有能融合各學科優勢的跨學科方法。這是由於對歷史學與社會科學之間的關系的看法有了改變。這樣就出現了跨學科的「黃金時期」。其特點是在對社會進行完整的跨學科研究的基礎上，形成新的社會歷史科學。而在此過程中，各學科是一種平等的合作關系。六七十年代的跨學科研究是有新意的，其表現是：不只是從其他學科借用資料和方法，而是各學科研究對象的統一，甚至是構建跨學科的研究對象。
在60年代，大致說來，對新史學產生較大影響的有社會學、社會人類學、人口學、計量方法等。這就涉及到另一個特點，即這時期的新史學要構建的是一種分析的跨學科史學。它從社會科學中汲取理論模式和研究技術以豐富自己。這種分析性的史學並不是要追求一種普遍歷史理論，而是立足於探求分析的科學原則和標准，並在歷史研究中運用社會科學的分析方法、模式和概念。這里反映出一個重要傾向，即這時的新史學雖然對19世紀史學的實證性表示不滿，對19世紀科學主義的一統天下也有懷疑，但自20世紀初葉以來新史學家將社會科學方法引進歷史研究中來的努力，此時並未減弱，反而有所加強。美國的社會科學史學派、德國的「歷史的社會科學」就是明顯的例證，而年鑒派更在這方面取得突出成就，其代表人物就是布羅代爾。
布羅代爾不僅是進行跨學科研究和運用社會科學方法的傑出代表，而且也是成功體現年鑒派「總體史」思想的巨匠。他的巨著《菲利普二世時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和《15至18世紀的物質文明、經濟和資本主義》使他聞名遐邇。他在時間觀上的創新使他成為新史學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可以這樣說，長期以來，人們往往把布羅代爾等同於新史學。實際上，這是一種誤解。
就在新史學獲得重大發展的「布羅代爾時代」，新史學的弊端已逐漸暴露出來，從而受到來自新史學內外的批評和質疑。我們不妨以布羅代爾為例作些分析，以窺見新史學弊端之一斑。布羅代爾構建的總體史，結構獨特，資料宏豐，但卻存在兩個無法迴避的弊病：一是過分強調超越個人的自然—地理結構和物質經濟結構對歷史發展趨勢的決定作用，而完全忽略了歷史中的人；二是過分強調表示上述結構變動的長時段和表示節奏稍慢的歷史趨勢的中時段，而忽略了表示歷史突發事件的短時段。這些弊端的一個集中表現就是，歷史學中的「社會的轉變」使歷史學的特性變得模糊起來。可以設想，「沒有人和事件的歷史」如何體現歷史學的特性？因此，到1968年布羅代爾辭去《年鑒》雜志主編以後，法國的新史學就出現了一種力圖克服弊端而新見迭出的紛繁多樣的局面。
簡單說來，這時的變化可用「人類學的轉變」來概括，這種變化並非偶然。從方法論上說，布羅代爾時期盛行的用來分析結構和過程的社會學理論難以研究歷史上的個人和群體的行為。而業已存在的注重構建不同時代人們的「世界圖象」的心態史卻為此提供了可能。心態史是一種「從內部研究的歷史」，著重研究普通人的情感世界，研究決定他們個人行為和行為的價值體系和思維方式。歷史人類學就是由心態史發展而來的。這個新流派不研究客觀結構和過程，而是研究歷史上人們日常意識的現實內容、心態現象、符號系統、習俗和價值觀，研究心理目標、理解定式和行為模式。一言以蔽之，以人類學來解釋文化。在法國，不少成功的用歷史人類學方法研究歷史的著作相繼問世。法國的變化，不同程度地在西方其他國家大多也有反映。
這一時期新史學的發展和更新，擴大了史學的認識能力和研究領域，導致了歷史學新分支的出現和重組。除了傳統流派外，此時流行的是歷史人口學、歷史地理學、歷史生態學、民族史、歷史人類學、歷史心理學、歷史社會學等。然而，圍繞著新史學的爭論不僅沒有停息，反而越演越烈。到70年代末80年代初，新史學發生危機的呼聲更是不絕於耳。大致從這時開始，戰後的新史學進入了又一個時期。
㈩ 王泛森的論著目錄
1.《章太炎的思想》，台北：時報出版公司，1985；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7月。
2.《古史辨運動的興起》，台北：允晨文化出版公司，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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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中國近代思想與學術的系譜》（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03；吉林出版集團有限責任公司，2011年1月。
5.《晚明清初思想十論》，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4年12月。
6.《近代中國的史家與史學》(人文書系)，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2008.10，274頁；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0年9月。
7.《權力的毛細管作用：清代的思想、學術與心態》（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13）。
8.《傅斯年：中國近代歷史與政治中的個體生命》（北京：三聯書店；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13）。
9.《執拗的低音：一些歷史思考方式的反思》（台北：允晨文化實業公司，2014；北京：三聯書店，2014）。 《從傳統到反傳統──兩個思想脈絡的分析》，收入周陽山主編，《從五四到新五四》（台北：時報出版公司，1989），頁242-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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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五四的思想變化──以人生觀問題為例〉，收入國家圖書館參考組編輯，《五四運動論著目錄初稿》（《國家圖書館叢刊‧專題選目類》第14種；台北：國家圖書館，2009.3），頁47-59。
〈五四運動與生活世界的變化〉，《二十一世紀》113 (2009.6)：44-54。
〈程廷祚與程雲庄──清代中期思想史的一個研究〉，收入田浩編，《文化與歷史的追索──余英時教授八秩壽慶論文集》（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09.12），頁245-271。
〈主義與學問：一九二○年代中國思想界的分裂〉，收入許紀霖編，《啟蒙的遺產與反思》（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0.1）。 〈評Peter Burke, The French Historical Revolution〉，《新史學》3.2 (1992)：169-180。
〈評Carlo Ginzberg, Clues, Myths, and the Historical Method〉，《新史學》6.3 (1995)：217-228。
〈歷史方法與歷史想像：余英時的《朱熹的歷史世界》〉，《中國學術》（北京）總18 (2004)：219-237。（原應為2004出版，該刊脫期，實際出版時間為2005。） 杜正勝、王泛森主編，《傅斯年文物資料選輯》（台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95）。
杜正勝、王泛森主編，《新學術之路：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七十周年紀念文集》（台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98）。 〈傅斯年往來書信選：陳寅恪部分〉，連載《聯合報》，1995.12。
〈史語所藏胡適與傅斯年來往函札〉，《大陸雜志》93.3 (1996)：1-23。
〈陳寅恪的未刊往來書信〉，《當代》123 (1997)：64-68；124 (1997)：52-61。
〈劉半農與史語所的「民間文藝組」〉，《新學術之路：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七十周年紀念文集》，上冊，頁119-133。
〈容肇祖與歷史語言研究所〉，《新學術之路：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七十周年紀念文集（台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98），上冊，頁345-352。
〈李晉華與《明實錄》〉，《新學術之路：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七十周年紀念文集》（台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98-），下冊，頁467-473。
〈逯欽立與《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新學術之路：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七十周年紀念文集》，下冊，頁773-78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