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夫卡變形記論文
中國(大陸)當代作家對卡夫卡的接受和回應顯然是與中國的外國文學領域對卡夫卡的譯介分不開的,因為中國作家通常是沒有可能閱讀到卡夫卡作品的原文的。而中國對卡夫卡的翻譯介紹比較晚,解放前對卡夫卡的零星介紹還不足以引起作家們的注意和重視。大概到了1966年,才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了一部由李文俊、曹庸翻譯的《〈審判〉及其他小說》,其中包括卡夫卡的6篇小說:《判決》、《變形記》、《在流放地》、《鄉村醫生》、《致科學院的報告》、《審判》。但這部小說集當時是作為「反面教材」在「內部發行」,只有極少數專業人員才有機會看到,中國作家恐怕很少有機會讀到這個譯本。1979年初《世界文學》雜志刊登了由李文俊翻譯的《變形記》,並發表了署名丁方、施文的文章《卡夫卡和他的作品》,卡夫卡及其作品才算是第一次在中國公開亮相。接下來,1981年初《外國文學》發表了卡夫卡的4個短篇:《判決》、《鄉村醫生》、《法律門前》和《流氓集團》。隨後,卡夫卡的幽靈便迅速在大江南北彌漫,在各種文藝刊物上出頭露面。由於「在卡夫卡這里人們無法獲得其他作家所共有的品質,就是無法找到文學里清晰可見的繼承關系」,[1]因此,卡夫卡在中國作家心中最初引起的更多的是驚訝和不解,而不是認同和接受。但對於少數敢於探索、勇於冒險的作家而言,他的影響卻是深刻而又長久的,並且通過這些作家,卡夫卡終於在中國紮下根來,如今已有越來越多的作家將卡夫卡引以為「知音」。
一、「打開了另一個世界」
中國作家徐星曾經說過,「現代主義不是形式主義,而是生活方式問題,真正超脫的人實際是最痛苦的人。卡夫卡活著本身就是一個藝術品,寫什麼樣的作品是生活方式決定的,是命中註定的。」[2]的確,卡夫卡的生活和寫作都是獨一無二,不可模仿的。卡夫卡,這位西方現代藝術的怪才和探險家,他以痛苦走進世界,以絕望擁抱愛人,以驚恐觸摸真實,以毀滅為自己加冕……他是現代世界裡的唯一的「精神裸體者」,他的獨一無二的生活方式決定了他的創作,他的創作完成了他自己。從這個意義上說,徐星一句話便道出了卡夫卡生活和創作的本質。
卡夫卡的生活雖然是不可模仿的,但他的創作卻是可以借鑒的。的確,卡夫卡極大地影響了許多中國當代作家的創作。
1999年新世紀出版社推出了一套叢書《影響我的10部短篇小說》,其中莫言、余華、皮皮均選了一篇卡夫卡的小說。皮皮說,那些好的小說「會陪伴你度過各種光陰。每次讀起,無論是晴朗的午後,還是小雨的黃昏,你都會跟它們做一次交流,圍繞著生死愛恨。」[3](P1)
「當年我已經從它們那裡獲得了超值的享受和補益,今天我再一次從它們那裡收獲。」[3](P1)在這些好小說中有一篇就是卡夫卡的《在流放地》。皮皮在大學里寫的學士論文就有關卡夫卡的,因此她對卡夫卡曾有過一番研究。她在讀《在流放地》時,「經歷了很豐富的閱讀感受,平靜、緊張、恐怖、思索、佩服等等,盡管它的篇幅對此而言顯得過於短暫。」[3](P12)
在影響余華的10部短篇小說里,也有卡夫卡的《在流放地》。余華說:「我之所以選擇《在流放地》,是因為卡夫卡這部作品留在敘述上的刻度最為清晰,我所指的是一個作家敘述時產生力量的支點在什麼地方……《在流放地》清晰地展示了卡夫卡敘述中伸展出去的枝葉,在對那架殺人機器細致入微的描寫里,這位作家表達出了和巴爾扎克同樣准確的現實感,這樣的現實感也在故事的其他部分不斷涌現,正是這些擁有了現實依據的描述,才構成了卡夫卡故事的地基。事實上他所有的作品都是如此,只是人們更容易被大廈的荒誕性所吸引,從而忽視了建築材料的實用性。」[4](P5)
面對卡夫卡等的作品,余華說,「我就像一個膽怯的孩子,小心翼翼地抓住它們的衣角,模仿著它們的步伐,在時間的長河裡緩緩走去,那是溫暖和百感交集的旅程。它們將我帶走,然後讓我獨自一人回去。當我回來之後,才知道它們已經永遠和我在一起了。」[4](P11)余華在其他地方還多次談到卡夫卡。1990年,余華在一篇名為《川端康成和卡夫卡的遺產》的文章中寫道,「1986年讓他興奮不已」,[5]這一年他讀到了卡夫卡的《鄉村醫生》,這篇小說「讓我大吃一驚……讓我感到作家在面對形式時可以是自由自在的,形式似乎是『無政府主義』的,作家沒有必要依賴一種直接的,既定的觀念去理解形式。卡夫卡解放了我。使我三年多時間建立起來的一套寫作法則在一夜之間成了一堆破爛。」[5]他認為卡夫卡的出現在文學史上是一個「奇跡」。[5]卡夫卡那種異常鋒利的思維,他那輕而易舉直達人類痛處的特徵給余華留下了極為深刻的印象。小說中有這么一段,描寫醫生查看病人的病情時,發現了患者身體右側靠近臀部處一個手掌大小的傷口:
玫瑰紅色,有許多暗點,深處呈黑色,周邊泛淺,如同嫩軟的顆粒,不均勻地出現淤血,像露天煤礦一樣張開著。這是遠看的情況,近看則更為嚴重。誰會見此而不驚叫呢?在傷口深處,有許多和我小手指一樣大小的蟲蛹,身體紫紅,同時又沾滿血污,它們正用白色的小頭和無數小腿蠕動著爬向亮處。可憐的小夥子,你已經無可救葯。我找到了你碩大的傷口,你身上這朵鮮花(Blume)送你走向死亡。①
余華讀罷感到震驚不已。這種冷靜客觀的對血淋淋事實的描寫,尤其是用「鮮花」來形容傷口,使余華大開眼界。他的《十八歲出門遠行》就是在讀了卡夫卡《鄉村醫生》後寫成的,因此,我們可以說,是卡夫卡完成了余華的成名作。在中篇小說《一九八六年》中,余華筆下中學教師自殘的場面更是令人觸目驚心:「他嘴裡大喊一聲『劓!』然後將鋼鋸放在了鼻子下面,鋸齒對准了鼻子。那如手臂一樣黑乎乎的嘴唇抖動起來,像是在笑。接著兩條手臂有力地擺動了,每擺動一下他都要拚命地喊一聲:『劓!』鋼鋸開始鋸進去,鮮血開始滲出來……他喘了一陣氣,又將鋼鋸舉了起來,舉到了眼前,對著陽光仔細打量起來。接著伸出長得出奇也已經染紅的指甲,去摳嵌在鋸齒里的骨屑,那骨屑已被鮮血浸透,在陽光下閃爍著紅光。」[6](P151-152)余華在這種充滿血腥味的、殘酷無情的「死亡敘述」中更是將異常冷漠、絕對超然的敘述筆調和風格推向了極至。
1999年余華又在《讀書》雜志上發表了題為《卡夫卡和K》的文章,專門論述了卡夫卡與《城堡》中的K之間的關系。余華說:「內心的不安和閱讀的不知所措困擾著人們,在卡夫卡的作品中,沒有人們已經習慣的文學出路,或者說其他的出路也沒有,人們只能留下來,盡管這地方根本不是天堂,而且更像地獄,人們仍然要留下來。」[1](P46)面對卡夫卡的作品,還包括他的書信、日記,余華「留下來」認真研讀、細細體會。他說:「卡夫卡一生所經歷的不是可怕的孤獨,而是一個外來者的尷尬。這是更為深遠的孤獨,他不僅和這個世界所有的人格格不入,同時他也和自己格格不入。」[1](P39)至於卡夫卡的敘述手法,余華更是推崇備至:「卡夫卡的描述是如此的細致和精確」,「又充滿了美感」,「敘述如同深淵的召喚」。論及卡夫卡日記和小說的關系時,余華又說:「卡夫卡的日記很像是一些互相失去了聯系的小說片段,而他的小說《城堡》則像是K的漫長到無法結束的日記。」[1](P40)余華以其作家的敏感和深刻,很快就從卡夫卡那裡捕捉到了他自己所需要的東西。
在影響莫言的10部小說里,莫言也提到了卡夫卡的《鄉村醫生》。莫言認為,一篇好的小說,應當具有獨特的腔調。這種獨特的腔調,「並不僅僅指語言,而是指他習慣選擇的故事類型、他處理這個故事的方式、他敘述這個故事時運用的形式等全部因素所營造出的那樣一種獨特的氛圍」。[7](P2)卡夫卡的《鄉村醫生》就是這樣一篇小說。這是一篇「最為典型的『仿夢小說』,也許他寫的就是他的一個夢。他的絕大多數作品,都像夢境。夢人人會做,但能把小說寫得如此像夢的,大概只有他一人。」[7](P7)莫言感覺到了卡夫卡的獨特腔調,並在他的小說中也有所借鑒和表現。
宗璞開始閱讀卡夫卡的時間較早,那是在60年代中期。她原本是為了批判卡夫卡才閱讀卡夫卡的,但是,她卻發現卡夫卡在她面前「打開了另一個世界」,令她大吃一驚。她說,「我從他那裡得到的是一種抽象的,或者說是原則性的影響。我吃驚於小說原來可以這樣寫,更明白文學是創造。何謂創造?即造出前所未有的世界,文學從你筆下開始。而其荒唐變幻,又是絕對的真實。在文革中,許多人不是一覺醒來,就變成牛鬼蛇神了嗎?」。[8]她的小說《我是誰?》寫「文革」期間人變成蛇的異化情態,「孟文起和韋彌同樣的驚恐,同時撲倒在地,變成了兩條蟲子……韋彌困難地爬著,像真正的蟲子一樣,先縮起後半身,拱起了背,再向前伸開,好不容易繞過一處假山石。孟文起顯然比她爬得快,她看不見他,不時艱難地抬起頭來尋找。」[9](P38)這種寫法,顯然是受到了卡夫卡《變形記》的影響。但是,在宗璞的小說的結尾,主人公又直露地發出了我終究是人的願望,這又使得她與卡夫卡區別開來了。在卡夫卡那裡,異化是一種世界觀,無時無刻不在;而在宗璞那裡,異化只是暫時的現象,是某個特定的歷史時期,如文化大革命的產物。在卡夫卡那裡,變形既是形式,又是內容,在宗璞那裡,變形只是形式,而不是內容;在卡夫卡那裡,敘述是冷靜和客觀的,作者置身於故事之外,漠然地注視著這一切,而在宗璞那裡則是夾敘夾議,作者置身其中,感情悲憤激越,最後作者甚至直接站出來說道,「然而只要到了真正的春天,『人』總還會回到自己的土地。或者說,只有『人』回到了自己的土地,才會有真正的春天。」[9](P61)這樣直露的議論,已經不大像是寫小說了。宗璞說過,她的作品可分為兩大類,一類可稱為「外觀手法」,另一類則為「內觀手法」,後者「就是透過現實的外殼,去寫本質,雖然荒誕不成比例,卻求神似……卡夫卡的《變形記》、《城堡》寫的是現實中不可能發生的事,可是在精神上是那樣的准確。他使人驚異,原來小說竟然能這樣寫,把表面現象剝去有時是很有必要的,這點也給我啟發。」[10]可見,宗璞的這種「內觀手法」顯然來源於卡夫卡,但是,宗璞並不想走向徹底的荒誕變形,她筆下的人物雖然已蛻變為「蛇」,然而,最終仍然是人性佔了上風。宗璞的另一篇小說《蝸居》簡直就是一篇卡夫卡式的寓言小說。小說中主人公的背上長出一個蝸牛的硬殼,他便像蝸牛一樣的爬行。但與卡夫卡不同的是,宗璞具有濃烈的社會意識和政治意識,並且,一有機會她就直接地表露出來。
蔣子丹的情形與宗璞有點相似。1983年她在讀過卡夫卡等作家的作品後,便想試著寫一種荒誕小說,這種小說「所有的細節都真實可信(至少貌似真實可信),沒有一句話讓人費解,但在骨子裡橫著一個荒誕的內核,這個內核里又包裹著某種險惡的真實。」[11]她正是在這一思想指導下創作了她的短篇小說《黑顏色》、《藍顏色》、《那天下雨》和中篇小說《圈》。當時很多讀者都看不懂這些小說,但她對自己的選擇並不後悔,她說,「我覺得一個作家選擇了錯誤的目標並不可怕,可怕的是根本沒有目標。」[11]
格非也非常鍾情於卡夫卡,並研究過卡夫卡。他曾對魯迅與卡夫卡進行過比較分析,他說:「魯迅和卡夫卡,他們都從自身的絕望境遇中積累起了洞穿這一絕望壁壘的力量,而『希望』的不可判斷性和懸置並未導致他們在虛無中的沉淪。從最消極和最悲觀的意義上說,他們都是犧牲者和受難者。而正是這種煉獄般的受難歷程,為人類穿越難以承受的黑暗境域提供了標識。」[12]「與卡夫卡一樣,魯迅深切地感受到了存在的不真實感,也就是荒謬感,兩者都遇到了言說的困難,言說、寫作所面臨的文化前提不盡相同,但它們各自的言說方式對於既定語言系統的否定,瓦解的意向卻頗為一致。」[12]卡夫卡的這種荒謬感、言說的困難,以及對既定語言系統的否定和瓦解,對格非的創作恐怕不無影響,盡管這種影響也許是通過魯迅這一中介而得以完成的。
在格非的小說《邊緣》中有一段描寫使人們不由得想起了卡夫卡的《鄉村醫生》。小說中有一位名叫仲月樓的醫生,「他臉上時常掛著一種不經意的笑容,即使是他在手術台上擺弄死人的時候也是如此。」[13](P169)小說里寫到這位醫生一次給一位重傷員施手術,他似乎根本就沒有注意到這位傷員在痛苦地顫抖、痙攣。他一面不緊不慢地按照某種固定的程序做著他所應該做的一切,一面又津津有味地向小說的敘述者「我」大談如何勾引女人:① 仲月樓用一把鑷子從那處傷洞里伸進去,試著將那枚彈頭夾出來,有幾次差一點獲得了成功,但每次快要弄出來的時候,彈頭又像泥鰍一樣滑了進去。仲月樓抬起袖管擦了擦臉上的汗珠,大口大口地喘著氣。
「等到女人的身體發軟,你才可以撩開她的裙子,然後撫摸她。只要你有耐心,女人最終會支持不住的。」
仲月樓自言自語地說著,站在一旁的護士好像早就感到不耐煩了。她提醒仲月樓,那個躺在香案上的傷兵說不定已經死了。
仲月樓沒有搭理她,而是將目光投向了門外。
……
「我想他的確已經死了。」仲月樓說。[13](170)
傷員死了,仲月樓看去毫不動情。一個客觀、冷漠、簡單的「說」字,令我們對仲月樓的情感狀態一無所知。
二、通向靈魂的城堡
被譽為中國文壇獨立特行的女作家殘雪,有「中國的卡夫卡」之稱。有評論者寫道,「如果說,80年代的《蒼老的浮雲》、《天窗》、《山上的小屋》等作品中噴薄而出、紛至沓來的夢魘般的意象,與卡夫卡那現實主義般地精確刻畫荒誕事物的風格仍保持一定距離的話,那麼,在90年代創作的那些更為節制、純熟、理性的小說中,我們隱約地感到,殘雪與卡夫卡達成了更深的默契。」[14]1999年殘雪推出了一本專門解讀卡夫卡的大著《靈魂的城堡——理解卡夫卡》,[15]更是讓人們吃了一驚。殘雪作品中所包含的那種極端個人化的聲音一直令許多讀者望而興嘆,她筆下的那個冷峻、變態和噩夢的世界也一直難以為人們所理解和接受,她在偌大的中國似乎缺乏知音,然而,她在一個十分遙遠的國度里卻發現了卡夫卡,並引以為知音。於是,奇跡便發生了,一個20世紀末的中國女作家與一個20世紀初的奧地利男作家在靈魂深處相遇、對話,這不能不說是一件讓人砰然心動的事。
半個多世紀以來,有關卡夫卡的評論和著述可以說汗牛充棟,存在主義認為,是卡夫卡首先看到了追求自由存在的痛苦和孤獨;荒誕派在卡夫卡那裡找到了自己需要的「反英雄」;黑色幽默派從卡夫卡那裡看到的是灰暗色調和譏諷意味;超現實主義看到的是弗洛伊德式的心理分析和「超肉體感覺」;表現主義看到的卻是夢幻和直覺;而盧卡契索性認為卡夫卡表現了社會和階級斗爭的本質……而殘雪卻幾乎將所有這些評述都懸置一旁,直截了當地將卡夫卡當作一個作家,或者更確切地說,當作一個小說家來理解。在殘雪看來,卡夫卡是一個最純粹的藝術家,而不是一個道德家、宗教學家、心理學家、歷史學家和社會批評家,他的全部創作不過是對作者本人內心靈魂不斷地深入考察和追究的歷程。
這樣一來,殘雪似乎一下子就抓住了卡夫卡最本質的東西。的確,寫作就是卡夫卡生命中的一切,沒有了寫作,卡夫卡的生活將變得毫無色彩和意義。卡夫卡說:「在我身上最容易看得出一種朝著寫作的集中。當我的肌體中清楚地顯示出寫作是本質中最有效的方向時,一切都朝它涌去,撇下了獲得性生活、吃、喝、哲學思考、尤其是音樂的快樂的一切能力。我在所有這些方面都萎縮了。」「我寫作,所以我存在。」他「不是一個寫作的人,而是一個將寫作當作唯一的存在方式、視寫作為生活中抵抗死亡的唯一手段的人。」[16]只有寫作才能證明卡夫卡的存在。卡夫卡為了寫作而拒絕了友誼、愛情、婚姻和家庭,他選擇了他自己所懼怕的那份孤獨。卡夫卡大概可以算世界上最孤獨的作家,而他的小說所表現的也正是現代人的這種孤獨感,所以,卡夫卡自己的生活與創作就在這里合而為一了,他成了在生活上最無作為和在創作上最有成就者。
殘雪對卡夫卡的生活方式和生活目的頗有同感,她在一篇名為《黑暗靈魂的舞蹈》的文章中這樣寫道:
是這種寫作使我的性格里矛盾的各個部分的對立變得尖銳起來,內心就再也難以得到安寧。我不能清楚地意識到內部躁動的實質,我只知道一點:不寫就不能生活。出於貪婪的天性,生活中的一切亮點(虛榮、物質享受、情感等等)我都不想放棄,但要使亮點成為真正的亮點,惟有寫作;而在寫作中,生活的一切亮點又全都黯然失色,沒有意義。[17](P11)
這段話與卡夫卡如出一轍,而與卡夫卡不同的是:殘雪並沒有拒絕丈夫、兒子和家庭。殘雪的孤獨更多的是靈魂的孤獨,在現實生活中她比卡夫卡幸運得多。
對於卡夫卡著名的三部長篇小說,殘雪就是從這一角度開始了她的解讀。殘雪認為,《訴訟》描述了一個靈魂掙扎、奮斗和徹悟的過程。「K被捕的那天早上就是他內心自審歷程的開始」,「史無前例的自審以這種古怪的形式展開,世界變得陌生,一種新的理念逐步地主宰了他的行為,迫使他放棄現有的一切,脫胎換骨。」[15](P85)那麼,城堡是什麼呢?它「似乎是一種虛無,一個抽象的所在,一個幻影,誰也說不清它是什麼。奇怪的是它確確實實地存在著,並且主宰著村子裡的一切日常生活,在村裡的每一個人身上體現出它那純粹的、不可逆轉的意志。K對自己的一切都是懷疑的、沒有把握的,唯獨對城堡的信念是堅定不移的。」[15](P192)原來,城堡就是生命的目的,是理想之光,並且,它就存在於我們的心裡。《美國》實際上意味著藝術家精神上的斷奶,「一個人來到世上,如果他在精神上沒有經歷『孤兒』的階段,他就永遠不能長大,成熟,發展起自己的世界,而只能是一個寄生蟲。」[15](P38)
至於卡夫卡的一些短篇小說,在殘雪看來,《中國長城建造時》象徵著「藝術家的活法」;《致某科學院的報告》記錄了「猿人藝術家戰勝猿性,達到自我意識的歷程」;《鄉村教師》中的老教師體現了「藝術良知」;《小婦人》及《夫婦》描述了「詩人靈魂的結構」;《地洞》則表現了藝術家既要逃離存在遁入虛空,又要逃離虛空努力存在的雙重恐懼……
看來,殘雪完全是以獨特的、寫小說的方式來解讀和描述卡夫卡的作品的,這使得讀者在驚訝殘雪的敏銳、機智和個性外,也漸漸地開始懷疑,殘雪在這里究竟是在解讀卡夫卡,還是在構築她自己心中的卡夫卡?抑或真正的卡夫卡其實就等於她心中的卡夫卡?她究竟是在解讀小說,還是在創作小說?我認為,無論殘雪的初衷是什麼,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即由於有了殘雪的解讀,卡夫卡在中國的「知音」將會越來越多,而不是越來越少
寫關於卡夫卡的論文,主要從其作品《變形記》來分析卡夫卡的一生
② 歸納《變形記》卡夫卡文章的人物形象
格里高爾：對父母他是個孝子，對妹妹他是個好哥哥，對公司他是個好職員。變成甲蟲，身體越來越差，他還為還清父債擔憂，還眷戀家人，甚至為討父親歡心，自己艱難地乖乖爬回卧室。這樣善良、忠厚而又富有責任感的人，最終被親人拋棄。
薩姆莎先生：專橫獨裁，不滿意兒子，他因為兒子變成甲蟲而不能養家而厭惡他，踢他，用蘋果砸他，其中一個蘋果嵌入了格里高爾的背上，成了他的致命傷。於是薩姆莎先生成為了社會殘暴的代言人，但是他也會維護自己的家人，保護他們不受別人的傷害。
薩姆莎夫人：薩姆莎夫人愛護兒子，卻從始至終又不能接受兒子變成甲蟲的事，她是一個沒有獨立思維的人。
格蕾特：哥哥對她有多好，格雷特最後還是「背叛」了哥哥。她是一個沒有自己立場和態度的人。
(2)卡夫卡變形記論文擴展閱讀：
《變形記》中主人公格里高爾·薩姆沙在一家公司任旅行推銷員，長年奔波在外，辛苦支撐著整個家庭的花銷。當薩姆沙還能以微薄的薪金供養他那薄情寡義的家人時，他是家中受到尊敬的長子，父母誇獎他，妹妹愛戴他。
當有一天他變成了甲蟲，喪失了勞動力，對這個家再也沒有物質貢獻時，家人一反之前對他的尊敬態度，逐漸顯現出冷漠、嫌棄、憎惡的面孔。父親惡狠狠地用蘋果打他，母親嚇得暈倒，妹妹厭棄他。漸漸地，薩姆沙遠離了社會，最後孤獨痛苦地在飢餓中默默地死去。
卡夫卡以自己獨特的藝術筆調，用象徵、細節描寫等手法對「人變成甲蟲事件」進行藝術再造，使作品呈現出荒誕、不可思議的基調。
《變形記》中薩姆沙的遭遇即是在那個物質極其豐裕、人情卻淡薄如紗的時代里處於底層的小人物命運的象徵。小說以主人公變為甲蟲這一荒誕故事反映了世人唯利是圖、對金錢頂禮膜拜、對真情人性不屑一顧，最終被社會擠壓變形的現實，反映了資本主義制度下真實的社會生活。
③ 卡夫卡《變形記》賞析
為什麼說卡夫卡的小說是天才之作，而他的作品後世直到後來才得以綻放光芒，因為他的小說里預言了未來就是現在或更遠的未來——而當時被看作異形的世界，即被認為是後現代文學的經典。普遍認為《變形記》有很強烈的解構主義意味，而我認為在當下應該更多的是它的啟蒙意義，對高度現代化對自然對社會甚至對人類的未來，都有其隱喻而又顯見的預言性，從格里高爾發現自己變成甲蟲，如現在的轉基因食品、克隆技術等爭論。社會的高度競爭把」格里高爾「這樣的社會人變成了怪物，至到」弄死「，人倫關系的唯利是圖好像成為社會冷漠的主題，如佛山小悅悅事件。聯系卡夫卡的其他作品，如《城堡》、《審判》、《飢餓藝術家》聯系現實，這也許是你讀和理解卡夫卡的作品一個捷徑和會有另一種解讀趣味。
④ 我想寫一篇關於卡夫卡的變形記的論文，以格里高爾的心理世界為切入點，有好的資料介紹下
一般來說，以格里高爾的心理世界為切入點不是太好寫。應為卡夫卡寫變形記的初衷是諷刺當時西方資本主義的黑暗。我這里有一段資料供參考，是當時的時代背景：
1914年至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戰，使許多資本主義國家經濟蕭條，社會動盪，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黑暗的現實，痛苦的生活，使得人們對資本主義社會失去信心，一方面尋求出路，銳意改革，一方面又陷於孤獨、頹廢、絕望之中。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一些思想敏銳的藝術家認為世界是混亂的、荒誕的，他們著書立說，批判資本主義的人際關系，批判摧殘人性的社會制度。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後和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後，現代主義文學應運而生。現代主義文學作品反映了資本主義社會的黑暗，人和人之間關系的冷酷，人對社會的絕望。藝術上強調使用極度誇張以至怪誕離奇的表現手法，描繪扭曲的人性，表現人的本能和無意識的主觀感受，開掘個人的直覺、本能、無意識、夢幻、變態心理以至半瘋狂、瘋狂的言行、心理。現代主義的優秀文學作品探索人的心靈，為揭示人的內心世界提供了新的藝術手法。
相信你一定看過這篇文章，格里高爾的家人態度在不斷地轉變，作者描寫這種人情反差，揭示了當時社會生活對人的異化，致使親情淡薄，人性扭曲。《變形記》的主題具有強烈的批判性。
卡夫卡創作的文學作品的主題，不同的讀者從不同的角度，會有不同的體驗和理解。有人認為《變形記》的主題是：表現人對自己命運的無能為力，人失去自我就處於絕境。也有人認為，格里高爾變成甲蟲，無利於人，自行死亡；一家人重新工作，走向新生活；存在就是合理，生活規律是無情的。
所以我認為，這篇論文議論的應該就是這么幾個方面，所以，站在客觀角度，以第三人稱的口吻來寫這篇論文比較好，謝謝！
http://ke..com/view/84801.htm這是變形記在網路的網址，可以去看一下！謝謝！
⑤ 英語專業學生可以寫卡夫卡的變形記為畢業論文嗎
英語專業學生卡夫卡的變形記為論文沒問題，我給你推見。
⑥ 論述卡夫卡《變形記》的藝術特色
荒誕批判現實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