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歷史意義摘要
『壹』 辛亥革命失敗的原因的摘要怎麼寫
革命果實被袁世凱竊取，中國進入北洋軍閥統治時期。（沒有徹底完成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務。）
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性質沒有改變。
『貳』 辛亥革命有關論文，
回顧歷史 展望未來
—追尋辛亥革命的精神
摘要：時至今年，辛亥革命已經過去100周年了，但是中國內歷史上這一次偉容大的革命依然
被廣大的中國人民所牢記，依然激動人心，辛亥革命仁人志士的崇高精神依然值得我們學習和敬仰。在新時代，我們依然面臨著各方面巨大的挑戰，我們依然需要辛亥革命這場斗爭中的精神來引導和激勵我們前進。
這是這篇論文的鏈接：http://wenku..com/link?url=NcH119P-_NZ7tch_
『叄』 關於辛亥革命成與敗的3000字論文,有摘要、關鍵詞、參考文獻
我國和世界上其他國家一樣，按照人類社會發展的規律，不斷地向前發展著，到了封建社會後期，商品經濟的發展，已經孕育著資本主義的萌芽。但是，到了十九世紀四十年代，這種獨立發展的進程中斷了，資本主義列強用大炮、鴉片和廉價的商品，打開了中國的大門，並逐步和中國封建統治者勾結，來實現他們獨霸中國的目的。這樣，中國便一步步地淪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深淵。從此，中華民族成了一個被壓迫的民族。首先，1840年6月英國以武力侵略中國，發動了鴉片戰爭。英國侵略軍燒殺搶掠，在中國的領土上橫行霸道。1842年8月，英國侵略者又強迫清政府簽定了中國近代第一個不平等條約——中英《南京條約》。次年，英國又強迫清政府簽定了《南京條約》的附件。鴉片戰爭剛剛結束，美法兩國以武力威脅下，迫使清政府分別和他們簽定了不平等的中美《望廈條約》和中法《黃埔條約》，擴大了侵略權益。鴉片戰爭以後,中國從封建社會逐漸變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由封建主義和人民大眾的矛盾，開始變為外國資本主義和中華民族的矛盾。從此，中國人民開始了反對外國侵略者，同時反對本國封建統治者的斗爭；中國歷史進入了舊民主主義革命時期。 鴉片戰爭中，清政府耗費大量軍費，大大加重了人民負擔。此後,洪秀全領導的規模巨大的太平天國起義爆發了。1853年,太平軍佔領了南京,定都天京,太平天國頒布了《天朝田畝制度》，還派了兩支人馬分頭北伐和西征。後來，湘軍瘋狂反撲，太平軍連連失利。1855年，石達開指揮西征軍大敗湘軍，太平天國進入軍事上的全盛時期，大平天國軍事上取得很大勝利的時候，領導人之間，發生了尖銳的內部戰爭。1864年6月，洪秀全病逝。7月，湘軍沖入天京城內，天京陷落，轟轟烈烈的太平天國運動，由於中外反動勢力的聯合絞殺，而失敗了。太平天國堅持戰斗14年，勢力發展到18省，是中國近代史上一次偉大的反封建反侵略的農民運動。它建立了政權，頒布了《天朝田畝制度》，沉重地打擊了中外反動勢力，是幾千年來中國農民戰爭的最高峰。 接下來，英法發動了第二次鴉片戰爭。1858年，俄、美、英、法四國先後強迫清政府分別簽定了《天津條約》。10月下旬，英法兩國又強迫清政府簽定了中英、中法《北京條約》。經過第二次鴉片戰爭，中國喪失了更多的領土和主權，外國侵略者]勢力擴大到沿海各省，並深入到長江中下游地區。中國社會的半殖民地化程度進一步加深了。
『肆』 辛亥革命相關論文 1500字sos sos sos sos sos sos sos sos sos sos sos
試論辛亥革命前十年中國國民的憲政意識
論文摘要：辛亥革命前十年，知識界、思想界的先進分子對憲政表現出很大認同，認為憲政代替專制、人治是二十世紀時代發展潮流，也是中國走向富強的必由之路，必須盡快制定憲法，設立國會，建立分權制衡的國家權力體制，努力培養國民的權利意識，從而實現由君主專制政體向民主立憲政體制的根本轉變；但一般民眾當時尚不知憲政為何物，權利意識淡薄，只知有王法，不知有憲法，幾乎處於無權利狀態。因此，對辛亥革命前十年中國國民的憲政意識不能估價過高。國民憲政意識的薄弱，是清末直至近現代中國憲政屢次受挫的一個不容忽視的重要原因。
論文關鍵詞：辛亥革命；權力制衡；憲政意識
所謂憲政意識是人們關於憲政的知識、態度、評價、期望以及由文化傳統積淀而成的憲政心理等。誠然，一個國家能否實行憲政，最終要受社會政治、經濟條件的制約，但國民憲政意識的強弱對憲政建設同樣至關重要。因為，憲政意識是實行憲政的先導，它制約著國家憲政模式的構造與變遷。本文擬從以下四個方面剖析辛亥革命前十年中國國民的憲政意識。
一、國民對憲政的認同度
日本明治維新的成功，使中國的先進分子把挽救民族危亡的希望寄託在建立西方式的憲政體制上。1903年，《政法學報》發表的《立憲論》一文認為，是否實行君主立憲政體，關系國家興亡。日俄戰爭日勝俄敗的結局，更加點燃了中國有識之士「憲政救國」的希望之火。他們認為，日勝俄敗是專制國敗於立憲國。思想界的先進分子已預感到，愛新覺羅的皇祚已經是慘燈將滅了，要挽救民族危亡，中國幾千年一以貫之的傳統治道——專制、人治已無回天之力，唯一的選擇是走憲政之路，這樣，立憲則存，不立憲則亡成為辛亥革命前思想界的最強音。張鍾瑞的《土爾基立憲說》一文斷言：「日本之興也，興於憲政；印度、緬甸、安南、朝鮮之亡也，亡於不知憲政為何物。」慶芳預言：「蓋國於二十世紀之世界，未有不立憲國家能存在者。」人們認為，由一人政體向數人政體，由獨裁政治向立憲政治轉變是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這樣，日俄戰爭後，「數年以來，朝野上下，鑒於時局之阽危，謂救亡之方只在立憲，上則奏牘之敷陳，下則報章之論列，莫不以此為請。」「於是，遍四萬萬人中所謂開通志士者，莫不喘且呼號於海內外日：立憲!立憲!!立憲!!!」
有人甚至過分樂觀地估計：「國會一開，四海歸心，國是大定，人人沐憲政之福矣。」可見，知識界、思想界的先進分子當時對憲政建設傾注了很大熱情和寄予厚望。
辛亥革命前，思想界的先驅者將批判的矛頭指向中國幾千年的專制制度的同時，熱情謳歌和贊揚民主憲政。梁啟超於1902年撰文指出：「專制政體，實數千年來破家亡國之總根源」，因此，「今民間稍有知識者，莫不痛心疾首於專制政體。」他認為，民主立憲政體代替專制政體為「理勢所必至」，誰想阻擋這一歷史潮流，「譬猶以卵擊石，以螳擋車，多見其不知量而已」，他自信樂觀地預言：「吾國民終歸有脫離專制苦海之一日。」他警告清朝統治者，應及早放棄專制統治，實施憲政。因「時勢可順不可逆，機會可先不可後。」他號召國民「當視專制政體為大眾之公敵」。覺民於1906年在《東方雜志》第二期發表的《論立憲與教育之關系》一文揭示了專制和憲政的本質區別。他說：「專制者君主之護符，而憲政則人民之甲胄也」。在專制制度下，「專制之君襲萬乘之尊，挾雷霆之威，以侵人民自由而奪人民之權利。」在憲政體制下，憲法規定人民享有的權利和自由，君民共同遵守憲法，從而，有效保障人民的權利和自由。白堅說：「立憲政治」是「國民政治」， 「立憲之事業，為發達民權自由之事業」， 「民權自由，立憲政治之真精神」。林懈《在政治之因果關系論》一文中，從人治和法治的角度出發區分專制和憲政。「專制任人，立憲任法。」專制制度的人治統治，把國家的安危寄託在出現仁君聖主身上，而天下「善人少，不善人多」，因此，在專制社會，「治國少而亂國多」；再從西方憲政國家的經驗看，要使國家長治久安，也必須斷然拋棄專制、人治，實施憲政。如何實現由專制政體向立憲政體的轉變呢?漢駒認為，想「開拓平民政治」，必須首先打倒「寡人政治」，要建設法制國，必須「先破專制國」。覺民也認為，「憲政者，必由人民之要求而後得，非君主之所肯施捨也」。汪精衛則指出：「革命者，建立憲制之唯一手段也，立憲者，當望之國民，不當望之君主。」梁啟超則將中國由專制制度向憲政政體轉變的希望寄託在以皇帝為首的清朝統治者認清世界大勢，自動實施憲政上。
當近代中國剛剛邁進20世紀的門檻之時，憲政思潮主導了中國思想界。公共輿論鼓吹憲政，眾多學者潛心研究和撰文宣傳憲政，立憲派多次請願，督促清政府早行憲政，清政府最後也被迫允諾預備立憲。似乎中國人對憲政的認同已達到一個相當高度。如果說，在憲政優於人治、專制這一點上，思想界和知識界先進分子基本達成共識的話，那麼在對憲政理解和認同上，不僅一般民眾，就是當時中國政治舞台上的兩大勢力——立憲派和革命派尚存很大差異。
立憲派知識分子和商人是中國憲政運動的最有力的推動者，也是當時中國社會憲政意識最強、鼓吹憲政最力、研究憲政最深的兩個階層。如立憲派的代表人物梁啟超在《新民叢報》發表大量宣傳和研究西方憲政的文章。這兩個階層對西方憲政有較多的了解和研究，他們為鼓吹憲政不遺餘力，絕大多數成員對憲政在心理上有較大的認同、忠誠以及較高的信任，但立憲派以官員和學者為骨幹，大多數舊學功底深厚，久受中國傳統政治文化熏陶，立言必稱孔孟，很大一部分人在社會輿論和社會政治思潮的影響下，雖認同了憲政，但憲政意識尚未在其思想深處牢牢紮根，因為，從傳統政治文化向現代政治文化的轉變是一個漫長的歷史過程，不可能用幾年時間完成。甚至極少數人把憲政作為自己步入仕途或在官場平步青雲的政治工具，當時有人就尖銳地指出：「今日國會為宦途之濫觴。」
革命派認為，當務之急是革命而非立憲，因此，他們將主要精力放在宣傳用革命手段推翻清朝專制統治的思想上，努力培養國民對革命的認同意識。在憲政領域，則主要集中火力批判立憲派的君主立憲主張，對憲政本身的研究和宣傳用力不夠，雖然提出了民主憲政主張，但對革命成功後中國民主憲政體制的模式和構造缺乏深入、理性、成熟的思考。
至如一般民眾，面對一場場喪權辱國的戰爭，一張張割地賠款、屈辱求存的條約，以及戰禍、貧窮的威脅，他們亟盼來一次改朝換代的農民戰爭，傾覆清朝，改變自己的悲慘生存狀況。他們能成為舊制度「野性的、盲目的、放縱的破壞力量」。他們的政治意識本能地傾向於革命，至如憲政，對於他們來說，是一個陌生的東西。與之在1907年發表的《論中國現在之黨派及將來之政黨》一文描繪了當時的情況：「自宣布預備立憲以來，人民應之者卒鮮」，「人民不知立憲為何物，恐中國之大，對於憲政能理解者「寥寥無幾」至如認同，更無從談起。
二、知識界的憲法觀念
憲政思想和制度皆出自西方，中國憲政理念源於輸入，中國立憲也始於模仿，因此，中國國民憲法觀念的養成也在很大程度上依靠知識界的先進分子大量譯介西方憲法和鼓吹西方憲政。
辛亥革命前，憲政思潮勃興，中國思想界、知識界的先驅者潛心研讀西憲，撰文宣傳和介紹西憲，從而把中國國民對憲政、憲法認識水平提高到了一個新的高度。眾所周知，現代民主憲政國家無不信奉人民是主權者，人民作為主權者的根本體現就是由人民制憲和修憲。晚清時代，先進的中國人已明確提出憲法源於人民主權。汪精衛1905年發表《民族的國民》一文，倡言：「憲法者，國民公意也，決非政府所能代定。」蓀樓在1910年撰寫的《憲法大綱芻議》一文更明確指出：「憲法即國民權利所創，而非憲法畀國民以權利也」，是則「由國民主權以孕育憲法，非由憲法發生國民主權」。憲政與專制、人治的根本對立就在於憲政推崇憲法的至．上權威。國民對憲法在國家政治生活中地位和作用的認識和理解水平，：是衡量一國國民憲政觀念強弱的重要標准。李慶芳1908年發表的《中國國會議》一文認為，憲法是國家根本大法，也稱基本法，因為在憲法之中，「可以生長出無數之法」。蓀樓對憲法地位的認識比李慶芳更深一層。他指出：「憲法為國家最強有力之法規」，「定國權之組織及行動大原則」，是「一國法治之准則」，其他「一切章程皆孕育於其內」。憲法的作用也是當時思想界、知識界先進分子宣傳和研討的重點。汪精衛1910年在《民報》第25、26期發表《論革命的趨勢》一文，旗幟鮮明地提出，憲法應以限制君權和保障民權為依歸。他認為，若憲法出於「限制君權之目的」，使君主與人民權利義務皆定於憲法，用憲法制約君權，則憲政可成。若憲法把鞏固君權作為根本宗旨，憲法不僅不能限制君主作惡，反而會成為君主作惡的藏身地和屏蔽所，這樣，「則君主之為惡，比專制之時將益肆」。可見，限制君權還是保障民權是專制之法和立憲之法最根本的區別。正是在這個意義上，蓀樓尖銳批評清政府頒布的《欽定憲法大綱》是「悖正義，昧法理，反事實」，其實質是保障君主之大權。
綜上所述，當時知識界和思想界的先驅者已經明確指出，憲法源於人民主權，憲法是國民公意的體現，是國家的根本法，應以限制君權和保障民權為目的，特別值得一提的是，他們已經認識到憲法限制政府權力這一主要功能，並從法理學角度對此進行了初步闡釋。但必須指出，由於中國是一個具有幾千年封建政治文化傳統的國家，缺乏民主政治實踐，中國傳統政治文化中根本找不到憲法觀念的蛛絲馬跡，這就使當時研究、倡導、鼓吹憲政思想的先驅者，只能把目光完全投向西方政治文化，對西方憲法理念進行宣傳和介紹，因此，他們的憲法思想模仿多於創造，移植多於創新，一方面他們提出了一些現在看來仍不失為先進的憲法觀念；另一方面，由於時間短，只能對西方憲政學說生吞活剝，特別是對於如何在中國這樣一個封建歷史漫長、民主法制傳統薄弱的東方大國創制憲法，缺乏成熟的思考。特別是對軍隊在憲政國家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活動范圍這個關系憲政生死存亡的關鍵問題，尚未發現有人論及。至如絕大多數國民，只知有王法，不知有憲法，「不知立憲為何物」。當時就有人發出這樣的慨嘆：「使我民昏然冥然，仍以服從命令為獨一無二之天職，不敢越黑暗地獄一步也，則何從而有要求憲法、擁護憲法、享受憲法之能力!」對於他們來說，雖反對清廷腐敗無能、喪權辱國，但他們仍象往常一樣，企盼好朝廷和好皇帝出現，用人治之法改變自己的命運。
三、知識界的權利意識
公民權利意識是憲政賴以建立的重要思想條件。專制、人治建立在義務本位基礎上，其核心是培養公民對君主為代表的統治者服從、甚至盲從的政治意識。憲政是全體國民參與的政治，需要塑造具有權利意識的能夠獨立自主地做出正確的政治判斷和抉擇的合格國民
中國幾千年的自然經濟和君主專制制度奉行的愚民政策使國民養成了安分、柔順、服從的性格，把自己的命運完全寄託在仁君聖主身上。而「權利二字之識想，斷絕於吾人腦質中者固已久矣」。
鴉片戰爭以來，西學東漸，西方政治法律思想傳入中國，權利思想也隨著思想界先驅者的鼓吹而逐漸為中國先進知識分子所了解和認同。康有為第一次明確喊出「人有自由之權」，「人有自主之權」，被譽為「近代中國第一聲」的嚴復竭力宣揚天賦人權。梁啟超倡導「民權救國論」，他大聲疾呼：「民權興則國權立，民權滅則國權亡」。總的看來，在戊戌變法失敗前，知識界思想界的先進分子主要宣傳民權對國家興亡的極端重要性，而對權利概念本身缺乏系統的分析研究，也沒有從憲政這一制度層面來認識和思考國民權利問題。二十世紀初，隨著憲政運動的勃興，權利問題成為中國思想界關注的焦點。《國民報)1901年第2期發表的《論國民》一文指出：「何謂權利?日：天之生人也，既與以身體自由之權利，又與以參與國政之權利」。《說國民》一文把是否具有權利意識看成國民和奴隸的根本區別。該文指出：「奴隸無權利，而國民有權利；奴隸無責任，而國民有責任；奴隸甘壓制，國民喜自由；奴隸尚尊卑，而國民言平等；奴隸好依傍，國民尚獨立」。康有為把能否培養合格公民提到國家存亡高度，他在1902年發表的《公民自治篇》一文明確指出：「有公民者強，無公民者弱，有公民雖敗而能存，無公民者經敗而即亡。」梁啟超則把國民是否具有權利思想看成國家富強的根本。他說：「國家譬猶樹也，權利思想譬猶根也。國民無權利思想的國家猶如無根之樹，必亡無疑。」國民的權利既然是立國之本，因此，神聖不可侵犯，「暴君不能壓，酷吏不能侵，父母不能奪，朋友不能僭」，也不能拱手讓與他人，若君主、貴族、外人侵害它，必須堅決維護和捍衛它。
憲政需要一大批合格國民，而培養具有權利意識的國民有賴全社會共同努力。雨塵子1903年在《新民叢報》第28期《近世歐人三大主義》一文中精闢指出：不知主張權利的國民是「無能的國民」，而無能的國民，是不可能制定憲法、開議會、享受自由幸福的。中國國民權利意識的淡薄，令思想界的先驅者憂心如焚，梁啟超強烈呼籲：全社會都要把培養國民權利意識放在首位。「為政治家者，以勿摧壓權利思想為第一要義；為教育家者，為養成權利意識為第一要義；」為一私人者，無論士、農、工、商、男女「各以堅持權利思想為第一要義知識界、思想界的先進分子在辛亥革命前宣傳權利思想有一個非常突出的特點，就是謳歌和贊美西方憲政國家的民權保障制度，以喚起中國國民的權利意識。如梁啟超曾贊美英國道：「權利思想之豐富，權利思想之敏銳，即英人所以立國之大原也」。他們充分肯定英、法資產階級革命倡導的「多數人的權利」，高度評價西方國家憲法對多數人權利的有效保障，已初步認識到保障多數人的權利是民主憲政的實質。
辛亥革命前，知識界、思想界的先進分子，權利意識已經覺醒，參政意識普遍增強。有人已明確認識到國民是否具有權利意識是立國之本和實施憲政的關鍵，有些論者對權利這一政治學和法學概念的認識和理解，在今天看來，仍不失為深刻和精闢之見解。
但是必須看到，在中國，不僅漫長的封建自然經濟和君主專制制度排斥憲政，而且傳統法律文化的禮治主義和義務本位也排斥憲政，這一切，阻礙著佔全國人口最大比例的農民和城市市民權利意識的產生和成長。維新時期大力倡導民權，辛亥革命前為憲政奔走呼號的梁啟超當時曾發出感嘆：「吾見地球千五兆生靈中，其權利思想之薄弱，未有吾國人若者也。」1906年，他指出，能否正確運用選舉權是憲政的關鍵。由於中國國民政治上的幼稚，他擔心有人或將選舉權視若「弁髦」，隨意放棄，或受賄賂脅迫，在投票時違背自由意志，或在選舉中用武力手段不正當競爭，或選出的議員不代表人民意志，只為私人和地方小局部謀利，危及中國憲政的實施。覺民在《論立憲與教育關系》一文指出，中國國民最大多數不僅不熟悉法律之學，而且對「國與民之關系，亦多茫然不知」。當時日本輿論也曾指出：「中國人民之泰半，於一己之權利利益殆無所知，而冷漠茫然。」總之，當時中國絕大多數國民處於「不知何物為權，何物為度」。政治思想非常薄弱，政治能力非常幼稚，政治知識非常缺乏，幾乎處於無權利意識狀態。如1909年咨議局選舉，投票選民平均只有0．4％。
四、權利制衡思想
憲政即「限政」是當今世界公認的民主政治觀念。美國著名憲法學家麥基爾恩指出：「憲政意味著對政府施加合法的制約……(它的反面是專制統治)。」
中國傳統政治文化缺乏分權制衡思想。「一國之主權一人握之，萬般政務一人決之，政治之主人則皇帝是，政治之目的則皇帝之幸福是。」君主始終掌握最高立法權、最高行政權、最高司法權。「法自君出」、「朕即法律」被視為萬古不變的定律，歷史上從無「治君之法」，君權不受任何監督和制約。近代以來，西方分權制衡學說傳入中國。隨著晚請憲政思潮的蓬勃興起，中國思想界的先驅者已從純粹的理論研究、介紹、宣傳轉向理論研究、宣傳鼓動與政治實踐兩者相結合的新階段。他們一方面撰文積極宣傳英、美、法等國的分權制衡學說，另一方面深入思考在中國未來憲政體制的構建中如何體現分權制衡原則。權力分割以及職能分離是憲政制度的核心，是憲政和專制、人治在政府體制設置方面的根本區別。辛亥革命前，中國的先進分子已經明確認識到分權對憲政的重要性。汪精衛在《民族的國民》一文中指出，從國家機關的設置看，「專制則以一機關用事，而無他機關與之分權；立憲則其機關為統一的分科，立於分功之地位。」
他們認為，中國立憲政府應設立國會和責任內閣。國會是憲政體制的中樞機構，責任內閣替國會負責。呂志伊在《國會問題之真相》一文中闡述了國會在憲政體制中的核心地位。他說：「議會政治者何?謂以國會為國家政治之中堅也，國家活動之心髓也。」梁啟超在《論政府阻撓國會之非》一文中，遍考西方主要國家國會的職權和功能，提出國會應擁有以下權力：(一)參預改正憲法之權。(二)提出法律、議決法律之權。(三)議決預算、審查決算之權。(四)事後承諾之權。(五)質問政府之權。(六)上奏、彈劾之權。(七)受理請願之權。國會是憲政體制中「樞紐之樞紐」。李慶芳特別強調國會對政府的監督權。他指出：「國會為監督政府之機關，它是國民參政權匯萃之中心點，代表國民行使監督政府的權力。」正是基於這種認識，《國會請願同志會意見書》明確指出：資政院是「專制政體的議政機關」，國會是「立憲政體的監督機關"立憲派把督促清政府速開國會作為憲政的首要目標，並舉行了三次大請願。在他們看來，是否設立國會是實施憲政還是仍搞專制、人治的首要標尺。梁啟超明確指出：「有國會謂之憲政，無國會謂之非憲政，籌辦國會謂之籌辦憲政，不籌辦國會謂之不籌辦憲政。」
國民對政府的監督是制約政府權力誤用和濫用的一個極其重要方面。中國思想界的先驅者在強調國會對政府監督的同時，十分重視國民對政府的有效監督。李慶芳深刻指出：「國民為母，政府為子；國民為主，政府為仆。」梁啟超也認為：「政府受國民之委託，受國民之僱傭」，政府為國民服務受國民監督是天經地義的。在《敬告我同業諸君》一文中，他指出：報館為「代表國民發公意以公言者」，監督政府、教導國民是其兩大天職。「對政府，當如嚴父之責督子弟，無所假借；其對國民，當如孝子之事兩親，不忘兒諫」。國民之所以不能放棄監督政府的權力，是為了有效防止政府的權力誤用、濫用，侵犯國民權利。
辛亥革命前，中國思想界的先進分子基本上認識和理解了西方分權制衡思想，並運用分權制衡理論粗線條地勾畫出中國憲政體制的基本輪廓，明確提出了以立法權為中心的政府權力主從式構造理論。這些憲政思想，是中國民主政治思想寶庫中彌足珍貴的思想成果，對中國當代民主憲政建設仍有啟示意義。
晚清朝臣中的官僚知識分子對憲政心存矛盾心理，在憲政思潮的強大輿論壓力下他們被迫附和，但對代議政府「知識尚薄弱」，對國會內容，也「懵懵惚惚」，而且害怕開國會後，官位不保，或雖保官位，但受憲政體制束縛，不像舊體制中任職自由，內心極端厭惡憲政，但不敢明目張膽反對，只能採取「暗默反對」。至如一般農民和市民，由於幾千年「皆處於專制制度之下，為市民者以為分不當預聞國事，一旦聞國會之名，尚不解為何物，安辯其許可權之何如!」
從總體看，辛亥革命前十年，轟轟烈烈的憲政思潮掩蓋著國民憲政意識的普遍薄弱，知識界、思想界先進分子對憲政的相對較深的理解和較高的認同，掩飾了絕大多數國民對憲政的茫然無知。
『伍』 關於太平天國運動,洋務運動,戊戌變法,辛亥革命的論文摘要
關於太平天國運動,洋務運動,戊戌變法,辛亥革命的論
亦胡
『陸』 辛亥革命的發起及最後革命結果的啟示
辛亥革命的歷史啟示
發布時間：2005-12-14 15:07:03 點擊：1257 次
《辛亥革命的歷史啟示》
摘要：回眸九十三年前的辛亥革命，它可稱得上是中國近代歷史發展的一座不朽的里程碑。作為中國歷史上的一次偉大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它不僅推翻了統治中國二百多年的清王朝，結束了統治中國兩千多年的封建君主專制制度，沉重打擊了帝國主義的侵略勢力，還推動了中華民族的覺醒和中國現代化的進程。作為生活在21世紀的青年學生，我們怎樣以歷史的眼光去看待和理解這場革命，如何用唯物辯證的觀點去剖析這場革命呢？我想能通過對該課題的研究進一步了解這場革命，以便從中得到一些歷史訓示和現實意義。
主題詞：1、辛亥革命的過程
2、辛亥革命爆發的原因
3、清王朝為什麼會滅亡
4、南京臨時政府為什麼會夭折
5、辛亥革命失敗的主要原因以及辛亥革命歷史啟示
現實意義
案例說明：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同時也結束了2000多年的封建專制統治，它拉開了中國民主革命的序幕。辛亥革命的意義何在？它為什麼會失敗？它給了中國革命一個什麼啟示？課題組通過查閱文獻資料，並總結出自己的看法。
辛亥革命的歷史啟示
報告執筆人：沈 洋
1911年清政府出賣鐵路修築權，激起全國人民的反抗，四川等地爆發保路運動。10月10日，武漢地區的革命團體文學社和共進會發動武昌起義。接著各省紛紛響應。因為1911年為舊歷辛亥年，故稱「辛亥革命」。
1912年1月1日，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在南京成立，孫中山被推舉為臨時大總統。不久組成了臨時參議院，頒布了具有資產階級共和國憲法性質的《中華民國臨時約法》。2月12日清帝宣布退位。但由於資產階級的軟弱性、妥協性，政權被大地主、大買辦階級的代表袁世凱竊取，轟轟烈烈的辛亥革命宣告失敗。
辛亥革命是以孫中山為首的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革命派領導的、廣大工農群眾參加的一次「比較明確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封建反動政府，結束了統治中國幾千年的君主專制制度，建立了中華民國。辛亥革命，極大地推動了中華民族的思想解放，為中國先進分子探索救國救民的道路打開了新的視野。辛亥革命，開始了比較完全意義上的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雖然它未能改變舊中國的社會性質和人民的悲慘境遇，但為中國的進步潮流打開了閘門。（新華社北京10月9日電）
一、辛亥革命的過程
1911年10月10日爆發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性質）。1911年舊歷為辛亥年故名。1894年，孫中山建立了中國第一個資產階級革命團體。團體興中會。1905年，建立第一個資產階級革命政黨同盟會。此後，資產階段革命派一方面批評君主立憲派反對革命的謬論，傳播革命思想；另一方面,發動了一系列的反清武裝起義，促進了革命高潮的到來。1911年，清政府出賣鐵路修築權給帝國主義，激起全國人民強烈反對。湖北革命黨人利用保路運動的時機，於10月10日在武昌起義，全國各省紛紛響應，清朝統治土崩瓦解。1912年1月1日，在南京成立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孫中山就任臨時大總統。2月12日，清帝退位。由於資產階級的軟弱性和妥協性，政權最後被大地主大實辦階級的代表袁世凱竊取，革命失敗。辛亥革命推翻了中國2000多年來的君主制度，建立了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從此以後，民主共和國的觀念深入人心，中國的資本主義繼續向前發展。然而，它的失敗證明，資產階級不能領導中國民主革命取得勝利。
點評：了解了辛害革命的過程，對研究的過程提供了有力的幫助。
2、辛亥革命爆發的原因
辛亥革命是不是如某些同學所說是由孫中山、黃興等少數革命者人為地有意地製造出來的呢？它於1911年突然爆發是否具有歷史的偶然性呢？
實際上，辛亥革命是近代中國社會各種矛盾激化和中國人民長期頑強斗爭的結果，有著深刻的歷史必然性。是不是革命隨時隨地都會發生呢？答案是否定的。偉大的革命導師列寧同志曾指出沒有革命的形勢就不可能有革命。他曾經總結出革命形勢的三個特點：一是下層不能照舊生活下去；二是上層不能照舊統治下去；三是群眾的革命積極性大大提高。而20世紀的中國已具備了這些條件。讓我們看看吧！八國聯軍入侵、辛丑條約的簽訂已經使民族矛盾與社會矛盾空前尖銳，帝國主義的野蠻掠奪和清政府的殘暴壓榨加之年年不斷的自然災害，中國人民不可能好好地活下去了，「哪裡有壓迫，哪裡就有反抗」！忍無可忍，只得「逼上樑山」了。而上層的清朝統治者倒行逆施、眾叛親離，出現嚴重的危機，仍照舊統治下去。人民群眾已紛紛行動起來，運用諸如抗租、抗稅、搶米、罷工、反洋教、拒俄、抵制美貸、收回利權、保路運動等形式進行反抗斗爭。正如孫中山形容的那樣，當時中國已經布滿了乾柴，只要有星星之火，即可成燎原之勢。然而，革命的發生還需要有主觀條件，如當時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的初步發展和近代新型知識分子群體的產生。許多愛國主義知識分子在當時形勢下主張走改良革命道路，組織革命團體進行革命宣傳，發動武裝起義。而且形成了同盟會那樣的革命核心力量，出現了孫中山、黃興等革命領導人物。在這種客觀革命形勢與主觀革命條件都已成熟的情況下，辛亥革命的爆發是不可避免的。這時孫中山已敏銳地覺察到，全國革命高潮即將到來，各地人民都在熱切盼望革命，所以他滿懷信心地指出：「吾覺無論由何省下手，得立足之地，則各省望風歸向矣」①
至於1911年10月10日爆發武昌起義，雖然有一定的歷史偶然性，但也是在湖北的客觀形勢和革命派長期艱苦工作打下的基礎上，加上首批革命黨人當機立斷抓住歷史機遇，發揮主動性和首創精神，獻身精神，打響了第一槍，很快得到全國響應，終於形成革命高潮。
點評：對辛害革命原因的分析很透徹，對課題的研究有很大的幫助。
三、清王朝為什麼會滅亡
清王朝自1644年清軍入關取代明朝，統治了中國260多年，曾經出現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盛世，一度輝煌於世界，這樣的「泱泱之勢」為什麼會被辛亥革命一舉推翻呢？20世紀初清統治者也曾推選新政改革，為什麼不能挽救其滅亡的命運呢？
1911年10月11日，起義軍佔領了武昌全城後，創立了我國第一個資產階級性質的政權——湖北軍政府。它以黎元洪為都督，下設軍務、政務、參謀和外交四部。在1912年1月1日南京臨時政府成立之前，湖北軍政府一度代行中央政府的職權，對促進全國革命形勢的的高漲和最終結束清王朝的統治，有著不可磨滅的歷史功勛。
圖為湖北軍政府門口。
其實，清王朝的覆滅也是近代中國封建統治逐步衰敗、腐朽、沒落的必然結果。單從政治方面來看，封建制度的腐朽性日益明顯、特務統治、大興文字獄等說明封建社會要依靠非正常手段才能維持統治這種制度已走到了未路。它嚴重地阻礙了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從思想、文化上看，抨擊封建專制統治的民主思想已出現。具體來看，清王朝自乾隆後期，就開始由盛轉衰走下坡路，尤其是閉關鎖國，固步自封，以致落伍於世界潮流。鴉片戰爭西方列強入侵後，又迷信和議，苟且偷安，不思改弦更張，亡羊補牢，失去了改革良機。加上太平天國農民革命的深重打擊，清廷統治已是搖搖欲墜，只得依靠曾國藩、李鴻章等漢族官僚鎮壓農民起義，興辦洋務企業，博得一度「詞治中興」。但不久中日甲午戰爭的失敗，就徹底暴露了清政府的腐敗無能。前線戰事吃緊之時，慈禧太後卻在大辦其六十大壽，大小官員們一心想的只是送什麼禮物可博得老佛爺的歡心，這樣的政府能不打敗仗嗎？《馬關條約》割地賠款使中國喪盡元氣。難得年輕的光緒帝想有所作為，在康梁維新派鼓舞下實行百日維新，可憐的變法僅推行了103天就被慈禧為首頑固派扼殺，清王朝最後一次主動改革的機會也喪失了。1900年八國聯軍攻佔全國的心臟———北京，在洋鬼子的刺刀、洋槍下簽定了《辛丑條約》，慈禧太後對列強不把他當成「禍首」繼續保存清政府而感到慶幸，滿意地批准了這個條約，並厚顏無恥地表示今後要「量中華之物力，結與國之歡心」，充分暴露了投降賣國的奴才嘴臉，清廷已成列強之走狗，「洋人之朝廷」。此時，清政府實在不能照舊統治下雲，不得不開始了清未新政，有不少措施正是當年維新派的主改，故不能簡單斥之為「假維新」、「政治騙局」。但是此時的清王朝統治畢竟已病入膏肓，不可救葯。它自己已經沒有條件也沒有能力完成改革任務。因此清末新政不但沒能挽救清王朝，反而更加激化矛盾，加速其垮台。如新政措施需要大量經費，清政府巧立各立增收苟捐雜稅，而經手官員們又乘機從中貪污、揮霍、大飽私囊，人民苦不堪言。新政中派出的留學生，訓練之新軍，恰好成了清王朝自己的掘墓人。特別是清朝統治者盡管宣布要預備立憲，但又不肯放棄既得的利益和權力，一再搶延立憲法開國會的期限，甚至倒行逆施成立「皇族內閣」，致使原來尚試圖以立憲維護清政府政權的立憲派也完全失望，紛紛倒向革命。「預備立憲」的騙局暴露以後，立憲派內部開始分化。同時，皇族內閣集權，也造成統治集團內部的分裂，引起漢族官僚的離心，清政府陷於空前孤立的境地。武昌起義後，清廷已無力鎮壓革命，只得依靠手握兵權的北洋軍閥頭子袁世凱，而袁世凱這個野心家則乘機「逼官」，迫使隆裕太後於宣統三年舊歷十二月二十五日（今1912年2月12日）公布布退位詔書，②統治中國267年的清王朝終於壽終正寢。
點評：清王朝的滅亡是革命的必然。
四、南京臨時政府為什麼會夭折
1912年1月1日中華民國誕生，孫中山在南京就任中華民國第一任臨時大總統。
1月3日，臨時參議院通過各部總長名單，南京臨時政府正式組成。這是一個資產階級革命政權，革命派在政權中佔主導地位，通過了具有資產階級共和國憲法性質的《臨時約法》，頒布了一系列有利於資產階級民族權利和發展經濟、文化教育的法令。列寧因此高度贊揚孫中山是「不愧為法國十八世紀末葉的偉大宣傳家和偉大活動家的同志。」③他並進一步指出，辛亥革命的勝利，不但使中國人民「從酣睡中清醒，走向光明運動和斗爭」，而且「將給亞洲帶來解放，使歐洲資產的統治遭到破壞」，具有偉大的世界意義。④可惜這個革命政權只存在了三個多月就夭折了。
孫中山在1912年1月22日曾發表聲明，只要袁世凱贊成共各清帝退位，自己即行辭職，讓位於袁，因此，2月12日袁世凱實行逼官司，迫使清帝退位後，2月14日孫中山就提出辭呈，15日臨時參議院選舉袁世凱為臨時大總統。3月10日袁世凱在北京就職，4月1日孫中山正式解除職務，4月2日，參議院決定民國政府遷往北京，成為由北洋軍閥頭子袁興凱控制的北京政府，辛亥革命成果南京臨時政府存在不到一百天就此夭折了。
孫中山為什麼會讓位給袁世凱呢？在學習歷史課的在過程中，有同學強調客觀原因認為是被迫讓位，有同學則強調主觀原因認為是主動讓位，實際用歷史眼光來看，我認為當時孫中山讓位是由各種復雜的因素合造成的。例如袁世凱的軟硬兼施，帝國主義列強的壓力，立憲派舊官僚的拆台，革命黨人內部分歧以及孫中山對袁世凱的幻想、妥協及策略思想等等，後來孫中山曾說：「我的辭職是一個巨大的政治錯誤，它的政治後果正象在俄國如果讓高爾察克、龍登尼奇或弗蘭格爾跑到莫斯科去代替列寧而就會發生的一樣」，⑤又說：「曾幾何時，已為情勢所迫，不得已而與反革命的專制階級謀妥協。此種妥協實間接與帝國主義相調和遂為革命失敗之根源。」⑥因此不能離開當時歷史環境去苟求孫中山。
而南京臨時政府的夭折更深層的原因是由於革命派革命理論的不徹底，革命組織的渙散，民眾發動的不深入以及對革命政黨、革命政權重要性認識不足。有人甚至鼓吹「革命軍起，革命黨消」，有人主改民國建立「功成身退」，因此造成奪得政權又失去政權，推翻了皇帝專制又出現軍閥專制。盡管如此，用歷史辯證觀點去分析，辛亥革命已使民主共和思想深入人心，誰想逆歷史潮流而動，復辟帝制，必將自取滅亡，同時為中國現代化打開了閘門。
點評：革命的失敗是諸多原因朝造成的。
五、辛亥革命失敗的主要原因以及辛亥革命歷史啟示的現實意義
亥革命失敗了，它沒有出現孫中山所預想的「中華民國將永久存在」，⑦此後社會當以工商實業為競點，為新中國開一新局面的美妙情景。⑧辛亥革命失敗的主要原因，我認為是由於中國資產階級在經濟上和政治上的軟弱，他們缺乏反對帝國主義，反對封建主義的足夠勇氣，不敢也不能提出明確的反帝反封建的戰斗綱領，甚至幻想與革命敵人妥協來實現資產階級的民主政治。⑨我還認為辛亥革命給我們當代跨世紀青年的歷史啟示就是必須順應歷史的潮流。正如中山先生所指出「世界潮流浩浩盪盪，順之則昌，逆之則亡。」我們只有認清21世紀的中國和世界的歷史潮流，如中國的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國家統一和民族復興，世界的和平發，都是大勢所趨，只有順應歷史潮流，努力學習科學文化知識，以振興中華為己任，與時俱進，開拓創新，才能成為站在時代前列的青年，才能讓今日的中國快步進入小康社會，屹立於世界的東
總評：辛亥革命對人們有很大的啟發，它證明了一場革命要取得成功必需具備各個方面的先決條件。
參考文獻：
①孫中山致鄭澤生函（一九一一年八月十一日），佚名編《總理遺墨》，第48頁。
②選自《我的前半生》，愛新覺羅·傅儀撰，1964年3月第1版P45第十三行。
③《中國的民主主義與民粹主義》、《列寧選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二年版，第424頁。
④《新生的中國》、《列寧全集》第十八卷395頁；《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第六次（「布拉格」）全國代表會議》、《列寧全集》第十七卷，第457頁。
⑤《致俄羅斯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外交部信》（一九二一年八月二十八日），《孫中山選集》上卷，第435頁。
⑥《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三日）鉛印原件，藏北亥圖書館（參見《孫中山選集》下卷，第521頁）。
⑦孫中山：《中華民國》（The Chinese Republic）,紐約《獨立雜志》一九一二年九月版。英文轉引自陳福霖：《美國（獨立雜志）所刊孫中山先生的三篇著作》、《研究中山先生的史料和史學》，台北一九七五年版，第334頁。
⑧《自巴黎致民國軍政府盼速定總統電》（一九一一年十一月十六日），《國父全集》第三冊，台北一九七三年版，第163頁。
⑨《孫中山傳》尚明軒蓍，1979年3月第一版176頁。
『柒』 2000字歷史小論文。。。
辛亥革命的歷史意義：首先，推翻了清朝封建腐朽的統治，結束了兩千多年的君主專制制度，開創了完全意義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具有劃時代的歷史意義。其次，建立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資產階級共和國政府，制定了《臨時約法》，使民主共和的觀念開始深入人心。再次，頒布了一系列有利於發展民族資本主義經濟、資產階級民主政治的法令，為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創造了一定的條件。最後，在一定程度上打擊了帝國主義侵略勢力，對推動亞洲各國民族解放斗爭有重大影響。總之，辛亥革命是20世紀中國的第一次歷史性巨變。
辛亥革命失敗的原因：一方面，客觀原因是國內外反動勢力過於強大。另一方面，主觀原因是中國民族資產階級在經濟和政治上的軟弱性：首先，缺乏徹底反帝反封的勇氣和力量；其次，沒能提出明確而完整的反帝反封建革命綱領；再次，沒能發動農民革命；最後，沒有堅強有力的革命政黨。
辛亥革命歷史教訓：沒有改變舊中國的社會性質：第一，說明資產階級不能領導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徹底勝利；第二，宣告資產階級領導的舊民主主義革命時代的終結；第三，表明中國革命由舊民主主義向新民主主義轉變的歷史必然性。
亥革命的歷史評價
對辛亥革命的歷史評價，一直有著不同的議論。作者認為，過去的估計常常過低。辛亥革命雖然沒有能從根本上解決帝國主義侵略和中國封建勢力的問題，但它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把統治中國幾千年的君主專制制度一舉推倒，為此後的革命打開了通道。這是辛亥革命的巨大功績。對反動的清朝政府，是象革命派那樣拋頭顱灑熱血去推翻它，還是象立憲派那樣維護它？這是根本的道路問題。在這點上立憲派的方向是錯了；但對它所起的某些積極作用，也不能予以否定。
在中國近代歷史上強烈地激動過一代人心的辛亥革命，離現在已經整整七十年了。隨著歲月的消逝，當年種種早已成為歷史的陳跡。可是，對這場革命的功過得失，在國內以至國外一直還有著不同的議論。這篇文章，不準備全面地探討辛亥革命的歷史評價，只想就其中兩個比較重要的問題談談自己的想法。
一、辛亥革命的歷史地位
林伯渠同志曾經很有感慨地說：「對於許多未經過帝王之治的青年，辛亥革命的政治意義是常被過低估計的，這並不足怪，因為他們沒看到推翻幾千年因襲下來的專制政體是多麼不易的一件事。」（《荏苒三十年》）林老親身參加過辛亥革命。他這段語重心長的話，說得何等中肯！
辛亥革命的歷史功績可以舉出很多條。其中突出的一條，就是推翻了統治中國幾千年的君主專制制度。這在當時確實是一件了不得的大事。我們不能把從君主專制到建立共和國，只看作無足輕重的政體形式上的變化，甚至只看作是換湯不換葯的招牌的更換。
中國在君主專制政體統治下經歷過幾千年的漫長歲月。這是一個沉重得可怕的因襲重擔！多少年來，至高無上的君權一直是封建主義的集中象徵。人們從幼年起，頭腦中就不斷被灌輸「三綱五常」這一套封建倫理觀念，把它看成萬古不變的天經地義。「國不可一日無君」。君主成了代表天意、站在封建等級制度頂顛的最高代表。每個人在這種制度面前，必須誠惶誠恐地遵守「名分」，不容許有絲毫逾越。這就是所謂「父子君臣，天下之定理，無所逃於天地之間。」（《河南程氏遺書》卷五）誰要是敢有一點懷疑，輕則叫做「離經叛道」、「非聖無法」，重則成了「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紅樓夢》里的王熙鳳有一句名言：「捨得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可見在那個時候，誰要是想「把皇帝拉下馬」，那就得有「捨得一身剮」的大無畏氣概，一般人是連想都不敢想的。
到了近代，民族矛盾階級矛盾的急遽激化，使中國社會處於劇烈的動盪和變化中。人民群眾的反抗斗爭前仆後繼。但是，直到孫中山為代表的資產階級革命派登上歷史舞台前，還沒有一個人提出過推翻君主專制制度的主張來。轟轟烈烈的太平天國革命是中國舊式農民革命的最高峰。洪秀全做了天王，其實還是皇帝。義和團運動的口號更只是「扶清滅洋」。資產階級改良派鼓吹愛國救亡，介紹了不少西方資產階級的社會學說、政治制度到中國來，起了巨大的啟蒙作用。可是，他們把忠君和愛國看作是一回事。康有為那些聲淚俱下、處處不忘「列祖列宗及我皇上深仁厚澤涵濡煦育數百年之恩」的話，是最能打動當時一般士大夫的心的。而那時世界上的主要資本主義國家，除法美兩國外，英國、日本、德國、義大利、奧匈帝國、沙俄等等無一不保留著君主制度。所以，康有為提出以俄國彼得大帝和日本明治天皇的改革作為中國學習的榜樣，在許多人看來是很有理由的。
孫中山為首的資產階級革命派正是在這樣的歷史條件下，破天荒地在中國歷史上第一次提出了推翻君主專制制度、建立民主共和國的主張。孫中山在幾次演講中旗幟鮮明地指出：「中國數千年來，都是君主專制政體，這種政體，不是平等自由的國民所堪受的。」（見《三民主義與中國前途》）「且世界立憲，亦必以流血得之，方能稱為真立憲。同一流血，何不為直截了當之共和，而為此不完不備之立憲乎？」（見《中國民主革命之重要》）1905年8月成立的中國同盟會明確地把「創立民國」作為自己的奮斗目標之一。它在第二年冬頒布的《革命方略》更是響亮地宣告：「今者由平民革命以建國民政府。」「敢有帝制自為者，天下共擊之！」這在當時確實是石破天驚之論！比一比，從「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到「敢有帝制自為者，天下共擊之」，這 是何等巨大的根本性的變化！
他們堅韌不拔地通過報刊鼓吹、秘密宣傳，使這種觀念越來越深入人心。到辛亥革命爆發時，推倒君主專制制度，建立民主共和國，已成為大勢所趨、人心所向。任何反動勢力都已無法把它再扭轉過來了。
辛亥革命果真把「皇帝拉下馬」了，把統治中國幾千年的君主專制制度推倒了。這一下，真是「把天捅了個大窟窿」。它帶來的直接後果，至少有兩條。
第一，使中國反動統治者在政治上亂了陣腳。中國封建社會本來有個頭，那就是皇帝。它是大權獨攬的絕對權威，是反動統治秩序賴以保持穩定的重心所在。辛亥革命突然把這個頭砍掉了，整個反動統治就亂了套了。這以後，從袁世凱到蔣介石，象走馬燈似的一個接著一個登場，卻始終建立不起一個統一的穩定的統治秩序來。不用說人民革命的浪潮一浪接著一浪，就是反動陣營內部也無法再保持統一。這自然有很多原因，而辛亥革命在這里所起的巨大作用是無法抹煞的，它為中國人民革命的勝利開辟了道路。
第二，使中國人民在思想上得到了一次大解放。皇帝，該算是至高無上、神聖不可侵犯的了。如今都可以被打倒，那麼，還有什麼陳腐的東西不可以懷疑、不可以打破？陳獨秀在五四運動前夜寫過一篇《偶像破壞論》說道：「君主也是一種偶像，他本身並沒有什麼神聖出奇的作用；全靠眾人迷信他，尊崇他，才能夠號令全國，稱做元首，一旦亡了國，象此時清朝皇帝溥儀，俄羅斯皇帝尼古拉斯二世，比尋常人還要可憐。這等亡國的君主，好象一座泥塑木雕的偶像拋在糞缸里，看他到底有什麼神奇出眾的地方呢？但是這等偶像，未經破壞以前，卻很有些作怪；請看中外史書，這等偶像害人的事還算少么？」思想的閘門一經打開，這股思想解放的洪流就奔騰向前，不可阻擋了。盡管辛亥革命後，一時看來政治形勢還十分險惡，但人們又大膽地尋求新的救中國的出路了，再加上十月革命炮聲一響和中國工人階級力量的發展，不久便迎來了五四運動，開始了中國歷史的新紀元。從這個意義上可以說：沒有辛亥革命，就沒有五四運動。
中國封建勢力的統治，實在是太根深蒂固了！推翻它，消滅它，決不是一兩次革命運動的沖擊所能完成的。辛亥革命誠然沒有能從根本上解決這個問題（這一點，始終應該有一個清醒的估計），但它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把統治中國幾千年的君主專制制度一舉推倒了，為此後的革命打開了通道。這種不朽的業績，難道不值得我們今天給予熱情的歌頌嗎？
而過去長時期中，辛亥革命的歷史地位確如林伯渠同志當年所說的那樣，常常被過低估計了。這里，除了認識上的原因外，還有時代的原因。辛亥革命雖然推翻了皇帝，但並沒有從根本上推翻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統治，「革命尚未成功」。這是事實，因此，在我們黨領導的民主革命階段，許多同志著重強調的常常是辛亥革命並沒有從根本上解決問題這一點，來鼓舞人們在無產階級領導下繼續奮發向前，去奪取勝利。人們在現實生活中更強烈地感受到的也是這一點。這在當時是對的。可是這一來，對辛亥革命在歷史上的巨大功績，就常常來不及作出足夠的估計，甚至被有意無意地忽視或貶低了。到了林彪、「四人幫」橫行時期，極左思潮泛濫，肯定辛亥革命的歷史功績，彷彿就成了替資產階級塗脂抹粉的莫大罪過。在這種情況下，自然更談不上對辛亥革命作出公正的評價。
現在該是時候了！辛亥革命離我們已經有一百年了。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在中國的統治，也已被中國人民在共產黨領導下推倒了。我們完全應該也可以按照歷史的本來面目，對辛亥革命的歷史地位作出更加實事求是的評價來！
『捌』 辛亥革命發生的歷史必然性是什麼
辛亥革命的發生並非偶然。它既不是由於「西方思想的影響」激起的「騷動和不安」，也不是在少數人「極端感情」或「革命狂熱」煽動下的「幼稚與瘋狂」，而是社會矛盾運動的產物，有著深刻的歷史根源和社會根源。
從1840年鴉片戰爭開始，中國一步步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殖民主義、帝國主義通過對中國多次發動侵略戰爭，強迫中國訂立了許多不平等條約。根據這些條約，它們一方面牢牢控制了中國的政治和軍事，把封建統治階級變為它們統治中國的支柱；一方面操縱中國的財政和經濟命脈，在經濟上進行剝削掠奪，阻礙中國資本主義的生長和生產力的發展。在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雙重壓迫下，中國面臨著「內憂外患」的極大危機。1895年，孫中山先生在《香港興中會章程》中指出，中國的外部環境是「堂堂華國，不齒於列邦；濟濟衣冠，被輕於異族」，「強鄰環列，虎視鷹瞵」，「瓜分豆剖」，「蠶食鯨吞」；國內狀況則是「政治不修，綱維敗壞」，「鬻爵賣官，公行賄賂」，「盜賊橫行，飢饉交集，哀鴻遍野，民不聊生」。這是一幅何等觸目驚心的悲慘景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