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出意義來摘要

㈠ 史鐵生《我與地壇》 生命感悟

那時候沒什麼感覺
沒有這種經歷
現在看回倒是蠻心酸的
母親，不容易阿
兒子，挺不簡單的
當你真有病或者身邊親人有病的時候
就會更深的感受的

㈡ 活出意義來的圖書摘要

戈登·歐伯
作者弗蘭克博士，是一位精神醫學家。他經常問遭逢巨痛的病人：「你為什麼不自殺？」病人的答案，通常可以為他提供治療的線索。譬如，有的是為了子女，有的是因為某項才能尚待發揮，有的則可能只是為了保存一個珍貴難忘的回憶。利用這些纖弱的細絲，為一個傷心人編織出意義和責任——這便是「意義治療法」（logotherapy）的目標和挑戰，也正是弗蘭克博士在現代存在分析上的創見。
在本書中，弗蘭克博士現身說法，詳述他如何由親身經驗，發明「意義治療法」。他曾是集中營里的囚犯，漫長的牢獄生涯，使得他除了一息尚存之外別無余物。他的雙親、哥哥、妻子，不是死在牢營里，就是被送入煤氣間。一家人全都死了，僅剩下他和妹妹。像這樣一個喪盡一切，飽受飢寒凌虐，隨時都有死亡之虞的人，怎麼會覺得人生還值得活下去呢？一位曾親身經歷過這種慘絕人寰遭遇的精神醫學家，他的話必然值得我們洗耳恭聽。他這種人，必然能夠以容智和悲憫的眼光來盱衡人類的處境。
我們不能不把弗蘭克的主張與治療方法，拿來跟他的前輩大師弗洛依德互作比較。兩位大師最關切的便是精神官能症的性質及治療。弗洛依德由起因於矛盾與潛意識動機的焦慮中找出失調的症結，弗蘭克則把精神官能症區分為數類，並把其中數類（譬如心靈性神經官能症〔Noogenicneurosis〕）歸因於病人無法由自己的存在中找出意義與責任感。弗洛依德強調性挫折的重要，弗蘭克則強調尋求意義之意志受挫的重要。
今天，歐洲人士紛紛舍弗洛依德而就存在分析，而意義治療學派就是存在分析的一種。弗蘭克的見解具有包容的氣度。他並不排斥弗洛依德，反而以後者的學術貢獻作為其學說架構的基礎。他也不和別的存在治療學派鬧糾紛，反而把他們當成同門兄弟。
本書雖小，結構卻十分巧妙，讀來扣人心弦。本人兩度拜讀，皆一口氣讀完，直如中了魔咒。在故事部分中，弗蘭克醫生曾介紹他個人對「意義治療」的體會。由於他是在故事行進當中以溫和含蓄的筆法引介的，所以讀者只有在全書讀畢之後，才會領悟到那一段原來別有深意，而不只是集中營里另一個殘酷插曲而已。
這個自傳式的段落，十分發人深省。讀者從中可以窺知：一個人在恍悟到自己「除了這寒傖可笑的一身之外別無余物可供喪失」之時，會有怎樣的表現。在弗蘭克筆下，這種既感嘆又超然的心理，最是扣人心弦。當事人先是對自己的命運懷著淡漠而超然的好奇心；而後，雖然生還的機會微乎其微，仍然想盡辦法保住殘生。至於飢餓、屈辱、恐懼以及對慘無人道的憤慨，也都因為心中珍藏著愛侶親人的倩影，或懷著不絕如縷的幽默感，或因為宗教信仰，甚或是對花草樹木、晨曦夕照的一瞥，而變得差可忍受。
然而，這些慰藉除非能幫助當事人由狀似毫無意義的痛苦中看出一些道理來，否則仍不足以鼓舞生存的意志。而這，正是存在主義的中心思想所在：活著便是受苦，要活下去，便要由痛苦中找出意義。如果人生真有一點目的，痛苦和死亡必定有其目的。可是，沒有人能告訴別人這個目的究竟是什麼。每個人都得自行尋求，也都得接受其答案所規定的責任。如果他找到了，則他即使受盡屈辱，仍會繼續成長。弗蘭克特別喜歡引用尼採的一句話：「懂得『為何』而活的人，差不多『任何』痛苦都忍受得住。」
集中營里的每件事，都是為叫囚犯喪失自主權而刻意設計的。生活上一切熟悉的目標全遭掠奪，剩下的只是「人的最後一件自由」：在既定的境遇中採取個人態度的能力。這項最終極的自由，古代斯多噶學派和當代存在主義學者都曾提及；而在弗蘭克的故事中，尤其帶有鮮活的意蘊。集中營的囚犯都只是平凡的人，卻至少還有幾個人能夠決定使自己「苦得有價值」，因而證實了人超越其外在命運的能力。
作者身為精神治療專家，當然希望知道人可以借著怎樣的幫助，來獲得這惟獨人才有的能力。我們當如何喚醒一個病人，讓他感覺到自己無論處境多麼悲慘，都有責任為生命找出一個意義來呢？弗蘭克就曾和他的難友一同舉行過一次集體治療會議。這次會議，在本書中有動人的描述。
弗蘭克醫生應出版商之邀，在自傳之外增列了闡述「意義治療法」基本概念的第二部分。以往，這維也納精神治療法第三學派（前兩派為弗洛依德學派和阿德勒學派）的出版品大部分都在德國發行。因此，弗蘭克博士這番增補工夫，相信會受到讀者的歡迎。
弗蘭克與歐洲許多存在主義學者不同；他既不悲觀，也不反對宗教。相反地，他體驗過痛苦的如影隨形、無所不在，也面對過邪惡的力量，但他卻能認定人類有足夠的潛力來超越困境，發現一個能提攜其成長的真理。我由衷地向讀者推薦這本小書，因為書中戲劇般的故事，其實就是在探討人類最深切的問題。本書富有文學與哲學的雙重價值。捧讀本書，在不知不覺之中，對當前最重要的心理學發展必亦略有所窺。 01、一場硬仗
本書並不以集中營實錄自詡。書中所載，只是數百萬集中營俘虜反復身受的痛苦經驗。這是一個集中營的內在故事，由一位生還者所述。書中沒有那屢經描繪而其實不太有人相信的大恐怖，有的只是多如牛毛、層出不窮的小折磨。換言之，本書只想為這個問題尋找答案：「一個普通的俘虜每天生活在集中營里，會有怎樣的感觸？」
本書所描述的事件，大多不是發生在著名的大型集中營里，而是發生在屢見殘殺的小集中營里。書中故事，不是英雄烈士的苦難事跡，也不是「酷霸」或知名俘虜的生活點滴。它所關切的，不是有權勢，有地位的人所受的苦，而是諸多默默無聞、名不見經傳的俘虜所遭遇的苦刑、苛虐及死亡。「酷霸」真正瞧不起的，正是這些平凡無奇、袖子上一無標記的俘虜。他們幾乎無以果腹，而「酷霸」卻從不知飢餓為何物。事實上，許多「酷霸」在營期間的膳食，比這輩子的其他時候還要享受。但他們對俘虜的態度，比警衛還要苛薄；打起人來，也比納粹挺進隊員還要狠。當然，「酷霸」是由眾多囚犯中精挑細選而來的。他們的個性，恰恰適合擔任這種酷虐的角色；如果「工作」不力，有負所託，立刻就會被刷下來。因此，他們一個個都賣力表現，儼若納粹挺進隊員和營中警衛。像這種例子，也可以用同樣的心理學觀點來衡量。
局外人對集中營生活，很容易抱著一種帶有憐憫與感傷的錯誤觀念，至於對營中俘虜為圖生存而奮力掙扎的艱辛，則不甚了了。這種掙扎，正是為了日常口糧，為了生命本身，為了自己或好友而不得不全力以赴的一場硬仗。
02、掙扎生存時的道德問題
且以換營為例。換營消息，是由官方發布的，表面上說是要把一批俘虜轉運到另一個營區。然而你如果料想這所謂的「另一個營區」其實就是指煤氣間，你的推測可以說八九不離十。病弱而無力工作的俘虜，都會遭到淘汰，並且遣送到設有煤氣間和火葬場的大型集中營里。淘汰的方法，是叫全體俘虜來一場群毆，或者分隊格鬥。當其時，每個俘虜心中最記掛的便是：努力把自己和好友的名字，排除於黑名單之外——盡管大家知道拯救某人，有可能會被發現。（註：個人覺得這句應譯為：「盡管大家知道，每一個獲救者都意味著另外一個犧牲者。」）
每次換營，總有一定數量的俘虜非走不可。然而，由於每個俘虜不過是個號碼，所以究竟走了哪些人並沒多大關系。俘虜在入營之時，隨身證件和其他物品就已經遭到沒收了（至少奧斯維辛集中營是這樣做的），因此，每個人都有機會虛報姓名職業。許多人為了各種理由，就都這么做。當局所關注的，只是俘虜的號碼。這個號碼，就刺在各人的皮膚上，也綉在衣褲的某個地方。任何警衛若想「整」一個俘虜，只要對該俘虜的號碼「瞟」一眼就行了（這一「瞟」，即可教我們心驚肉跳），根本不必查問姓名。
言歸正傳，換營隊伍行將離去時，營中俘虜是既不願也沒有時間去顧慮道德或倫理問題的，每個人心中只有一念，那就是：為等候他回去的家人而活下去，並且設法營救朋友。所以，他會毫不猶豫地想盡辦法弄到另一個人，另一個「號碼」，來代替他加入換營行列。
我曾提過，挑選「酷霸」的方法十分消極．只有最殘暴的俘虜才會被挑出來擔任這個差事（雖然也有些僥幸的例外）。不過，除了由挺進隊負責挑選之外，還有一種毛遂自薦的辦法是在全體俘虜之間全天候進行的。一般說來，只有經過多年輾轉遷徙，為掙扎生存已毫無顧忌，並且能夠不擇手段，或偷或搶，甚至出賣朋友以自保的俘虜，才有可能活下來。我們這些仗著許多機運或奇跡——隨你怎麼稱呼——而活過來的人，都知道我們當中真正的精英都沒有回來。 閱讀我的短篇自傳式故事的讀者們，時常請求我更充分及更直接地說明意義治療的學說。因此我在本書第一版中，增加簡短的篇幅來說明意義治療學。但這不夠．許多要求圍困住我，希望能作更詳盡的解釋。因此在這一版中，我重新並較充分地說明。
但這件工作何其困難！要以十四大本德文書寫的資料，用短短的篇幅通俗地介紹給讀者，真是不太可能。我記得有一位美國醫師曾到我在維也納的診所問我：「請問醫師，您是心理分析學家嗎？」我回答道：「不完全是心理分析學家，最好說是心理治療家吧！」然而他繼續問我：「那麼您代表哪一種學派呢？」我答說：「是我自己創建的學說，稱為『意義治療學』（Logotherapy）。」「那麼，您能用一句話告訴我什麼是意義治療學嗎？」他又問，「至少告訴我心理分析（Psychoanalysis）與意義治療的不同點如何？」「好吧！」我說，「但是首先請你用一句話告訴我心理分析的本質是什麼好嗎？」下面就是他的答案：「在作心理分析時，病人要躺在睡椅上，向你訴說那些有時是非常令人討厭去講的事。」於是我立刻用下面即興的話去反駁他說：「唉喲！作意義治療時，病人可以筆直坐著，但他必須聆聽有時是令人非常討厭聽的一些話。」
當然，上面這樣說法有點滑稽，也不可作為意義治療學的外在的說明。但是其中也有些道理。同心理分析比起來，意義治療是較少回顧與較少內省的方法。意義治療的焦點是放在將來，也就是說，焦點是放在病人將來要完成的工作與意義上。同時意義治療盡量不強調所有「惡性循環的形成」（vicious circle formation）及「反饋機質」（feedback mechanisms）因為這兩者恰恰足以助長「神經官能症」。這樣一來，神經官能症患者典型的自我中心遂告瓦解，不再益形增強、惡化。
當然，以上的敘述是過於簡略了，但在意義治療中，病人終必遭遇到生命意義的問題而再次予以探索。上面我即興而作的意義治療法的定義事實上也包含一些真理。精神官能症病人企圖逃避他的生命課題，不願力求領會；若使他醒覺，清晰意識到自己的生命課題，則能激起他的潛力以克服神經官能症。
容我解釋一下為何要用「意義治療法」（Logotherapy）一詞作為我的理論術語。「Logos」是希臘字，它表示「意義」（Meaning）。「意義治療法」或如某些學者所稱的「第三維也納心理治療學派」，其焦點放在「人存在的意義」以及「人對此存在意義的追尋」上。按意義治療法的基礎而言，這種追尋生命意義的企圖是一個人最基本的動機。因此我所提出的「求意義的意志」（a will to meaning）與弗洛依德心理分析學派（Freudian Psychoanalysls）所強調的「快樂原則」（Pleasure principle），以及與阿德勒心理學派（Adlerian psychofogy）所強調的「求權力的意志」（the will to power）大不相同。
01、求意義的意志
人要尋求意義是其生命中原始的力量，而非因「本能驅策力」（instinctual drives）而造成的「續發性的合理化作用」。這個意義是唯一的、獨特的，唯有人能夠且必須予以實踐；也唯有當它獲致實踐才能夠滿足人求意義的意志。有些學者認為所謂的意義與價值只是「心理自衛機制」（defense mechanisms），反向作用（reaction formatioa）以及「升華作用」（sublimatious）罷了！但為我而言，我不願意只是因「心理自衛機制」而活，也不準備為了「反向作用」的緣故而死。但是，人，是能夠為著他的理想與價值而生，也甚至能夠為著他的理想與價值而死。
數年前法國曾作過一項民意測驗，其結果顯示89%的人承認需要為了某些因素而話。更甚者，61%的人承認他們肯為了生命中的某個人或事物去死。我在維也納的診所中用此問卷測驗工作人員及病人，結果與法國的數千人樣本測驗雷同，只有2%差距而已。換言之，求意義的意志對大多數人是一「事實」，而非一「信條」。
當然，會有某些個別情況，其表示的價值觀只是潛藏的內在沖突之偽裝。如果如此，它們只代表法則的某些例外，而不能視之為法則本身。對於這些情況，精神動力學的解釋可以揭發其潛意識底下的因素；而我們必須處理其虛偽的價值觀（最好的例子是執迷不悟的頑固分子），這樣便可揭開其面具，暴露其真相。不過，一旦面臨到人真實的一面（也就是人渴望一生盡可能充滿意義的事實），就該立刻停止揭穿面具的舉動。如果不立刻停止，適足以顯示揭發者有意貶低他人靈性上的渴望。

㈢ 《秋天的懷念》的主要內容

感謝您的邀請，以下是我對此問題作出的回答，希望對您有所幫助。

《秋天的懷念》是作家史鐵生創作的一篇散文，文章敘述了作者對已故母親的懷念，和自己沒能好好贍養母親的悔恨之情。

母親病到垂危，沒有告訴兒子，還要忍受兒子暴躁無比的脾氣，照顧兒子的情緒，小心翼翼地跟兒子說話，生怕說錯一句話，讓兒子傷心難過。

特別是當看到她生前留下的唯一一句話「我那個有病的兒子和那個還未成年的女兒……」時，我的淚水不聽使喚地往下掉。

母愛的偉大就在於此，不管在什麼情況下，她都願意無條件為子女付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