飢荒出版時間

㈠ 《四世同堂》創作於20世紀多少個年代

這部小說的創作始於一九四三年，當時老舍住在距重慶不遠的北碚，內寫一些宣傳抗戰容思想的短篇小說和劇本。在戰爭爆發之前老舍就打算寫一個家庭的故事，反映舊家庭因社會變化而引起的變革。一九四三年底，老舍夫人設法離開了被佔領的北京，帶著孩子歷盡艱辛來到重慶。在夫人的敘述中，老舍了解到日本佔領下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和苦難遭遇。於是他決定寫一部長篇小說，希望能藉此傳播抗戰的力量。他從一九四四年開始寫作，但由於生活不穩定，健康狀況差，包括不時發作的瘧疾，還有養家糊口的壓力，他不得不將小說分為三部出版。一九四四年下半年開始，第一部以《惶惑》為題在重慶一家報紙上連載，一九四六年稍晚，這一部和第二部《偷生》合並，分為上下冊在上海出版。一九四六年三月，老舍和曹禺應邀赴美，在那裡老舍完成了小說的最後一部，並和艾達·浦愛德合作完成了英譯本。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不久，老舍返回國內並促成了第三部《飢荒》的發表。

㈡ 曾見過一本大約1960年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書，標價是5800元。有誰知道這一段歷史是怎樣的

不可能，那時中國正處於飢荒亂年，全中國都在鬧飢荒，連省長，縣長都要下田耕作，吃都沒得吃，還出版這種天價書，純屬扯淡。

㈢ 阿瑪蒂亞·森《貧困與飢荒》哪一年出版

貧困與飢荒

作者:[印度]阿馬蒂亞.森出版社:商務印書館出版時間:2001年01月

㈣ 有誰介紹下飢荒嗎

飢荒（2013年Klei Entertainment出品單機游戲）
《飢荒》是由Klei Entertainment開發的一款動作冒險類求生游戲，於2013年4月23日在PC上發行，2015年7月9日在iOS發布口袋版 。
[1] 游戲講述的是關於一名科學家被惡魔傳送到了一個神秘的世界，玩家將在這個異世界生存並逃出這個異世界的故事。[2] 資料片：船難講述了一名科學家在一次出海中船隻失事，被沖到某島上，要在這個群島中生存並逃出生天的故事。[3]
中文名 飢荒
原版名稱 Don't Starve
其他名稱 別餓死
游戲類型 生存，冒險，動作
游戲平台 PC Mac Linux PS Vita Wii U展開

地 區 英國
開發商 Klei Entertainment
發行商 Klei Entertainment
銷 售 steam
發行日期 2013年4月23日（PC）
2014年1月7日(PS4)
2015年7月9日（iOS）
音 樂 Vince de Vera，Jason Garner
內容主題 生存
玩家人數 單人
游戲畫面 2.5D
最新版本 22版（本體）+巨人的統治DLC+失落之船DLC
發行階段 正式版
結局數 無結局
主要角色 威爾遜、麥斯威爾、薇洛、韋斯......
內置語言 英文
游戲視角 第三人稱

㈤ 歐洲歷史上有沒有出現過什麼大的飢荒

1921年開始的波及蘇 聯17個省份的大 飢 荒，持續約十年，1986年出版的《蘇 聯 農 民史》稱大 飢 荒共造成了100萬人死亡。
1932年秋，蘇 聯國 內廣大地區普遍遭受了嚴重的飢荒，在烏 克 蘭南部、伏爾加河中游地區等飢 荒最嚴重。1932—1933年蘇 聯爆發的大 飢 荒，災難性遠遠超過了1921年的飢 荒。究竟造成了多少人死亡？多數學者傾向於500萬的數字。
詳細情況蘇 聯大 飢 荒產生的原因，是根據解 體後解 檔文件編寫材料。

㈥ 嚴復的天演論是什麼時候發表的

光明日報國學版2007年10月11日《嚴復與〈天演論〉》一文認為，嚴復「從1896年起到1908年間，先後翻譯了赫胥黎的《進化論與倫理學》(嚴譯《天演論》)……1894年，自稱是『達爾文的鬥犬』的赫胥黎發表了《進化論與倫理學》……」其中，《進化論與倫理學》的出版時間有誤，不是1894年，應是1891年;而《天演論》的始譯時間與出版時間有待商榷。 《天演論》的始譯時間不易確定，但出版時間至少可以確定，一般按首次出版時間認定。國內目前有幾種不同的看法:如有人認為「嚴復於1879年回到中國，僅一年過後，使他聞名於世的譯著，即基於托馬斯?赫胥黎(T.H.Huxley)的《進化與道德》翻譯而成的《天演論》出版了。」(《中國翻譯》2006年第1期第6頁)又如王宏志在專著《重釋「信達雅」——二十世紀中國翻譯研究》中明確寫道:「嚴復的翻譯活動開始於1892年，最早譯出來的是宓克(A.Michie)的《支那教案論》(MissionariesinChina)，……1897年，嚴復翻譯及出版了赫胥黎(T.H.Hux-ley)的《進化論與倫理》中《序論》及《本論》兩篇，名為《天演論》。」再如劉夢溪認為「嚴復的譯事開始於1898年，他以精熟的海軍戰術和炮台學的留英學生的身份，而去譯介西方的人文學術思想著作，這本身就值得注意」。(《中國現代學術經典?總序》，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48頁)其實，嚴復最早的翻譯活動始於他留學倫敦的1878年11月，時年24歲，譯蒲日耳著《游歷日記》，又譯《泰晤士報》報道文章《中國初次遣派駐英欽差大臣將啟程離英》，送呈駐倫敦中國公使郭嵩燾。1879年回國，並沒有馬上投入翻譯事業，但不至於晚到1898年。而《天演論》譯出的時間也不是1780年和1897年。 《天演論》到底譯自何年?這與甲午戰爭的進展密切相關。 1894年7月25日，日本對駐朝中國軍隊發起進攻，這年干支為甲午，史稱「甲午戰爭」，直至1895年4月17日，《中日馬關條約》簽字，甲午戰爭結束。1894年7月下旬至9月下旬為第一階段，主要是朝鮮境內的陸戰，9月下旬同時爆發了黃海海戰。戰爭結果如何，似乎也難以預測，這時嚴復動筆譯《天演論》的可能性不大。 第二階段，1894年10月26日，日軍突破清軍鴨綠江防線，清軍全線崩潰。同一天，在軍艦掩護下日軍在旅順花園口登陸，11月22日，日軍攻陷旅順口。清軍節節敗退，不可收拾，陸海兩條戰線均顯敗績，嚴復應該受到當頭棒喝，此間可能萌發翻譯的念頭。 第三階段，1894年12月-1895年3月，清軍在山東半島和遼東兩個戰場全面潰敗。1895年2月17日，威海衛海軍基地陷落，北洋艦隊覆滅。此間，尤其是1894年12月-1895年1月，嚴復最有可能翻譯《天演論》。甲午戰爭還未結束，嚴譯《天演論》1895年3月就問世了，可見嚴復受國運刺激之深，譯書反應之快。北洋艦隊的覆滅，應該是嚴復最大的痛。北洋水師學堂為海軍培養人才，北洋艦隊大小將領有的是嚴復的同學，更多的是他的學生。更為重要的是，同樣是向西方學習軍事，創建海軍，中國敗給了日本，這不得不促其反思。痛定思痛，得尋找戰敗國衰的根源，要從思想上尋求出路。 上述是從國運時勢與翻譯的關系的推算，下面試從出版方面推算。現今發現《天演論》最早的譯本是1895年3月陝西味經售書處刊印的《天演論》，無自序和吳汝綸序，無譯例言，且文字與後來譯本有較大出入。這表明:第一，一部五萬字左右的小冊子嚴復獨譯，毛筆書寫甚至是謄抄，大約需要兩個月。譯稿從天津傳至陝西，加上刻版、校對、印刷、裝幀等，大約需要一個月。從譯到印，前後至少得三個月。從1895年3月往回推算，起譯時間也應在1894年底至1895年初;第二，該印本無自序和吳序，表明是初稿，或是他急於讓人印出以傳播，或是有人一睹為快，欲印之以傳播，來不及做這些次要的工作;第三，文字粗糙，與後來的版本有出入，正說明初譯不完善，也來不及完善，卻反證是應急之譯，情急之譯。 甲午戰敗是嚴復翻譯《天演論》的外因，嚴譯《天演論》起筆於1894年冬或1895年早春，初稿落筆於1895年春，1895年3月由陝西味經售書處初印，1898年6月由湖北沔陽盧氏慎始基齋私自木刻印行問世，為第一個通行本;1898年12月由天津侯官嗜奇精舍石印發行，是刻印質量最好的版本之一。1905年由商務印書館正式出版。由於1895年的版本後來才被發現，現在也不易找到，認定《天演論》正式出版於1898年，則是學界的共識。

㈦ 四世同堂寫作時間

《四世同堂》是中國作家老舍創作的一部百萬字的小說。這是一部表現抗專戰北平淪陷區普通屬民眾生活與抗戰的長篇小說，全書共三部。該書以北平小羊圈胡同為背景，通過復雜的矛盾糾葛，以胡同內的祁家為主，錢家、冠家以及其他居民為輔，刻畫了當時社會各階層眾多普通人的形象；反抗與順從的選擇，國家與個人的選擇種種艱難的選擇紛繁地交織在一起，深刻地展示了普通人在大時代歷史進程中所走過的艱難曲折的道路。

1949年曾在美國出版節譯本，書名為《黃色風暴》，被譽為「好評最多的小說之一，也是美國同一時期所出版的最優秀的小說之一」。

1982年《四世同堂》未刪節本出版，才得以全貌為中國讀者所知。2016年，《四世同堂》中的《飢荒》的21段到36段，約十萬字的英文原稿被找回。

2017年秋，中國現代文學長篇小說經典《四世同堂》完整版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和東方出版中心出版上市。增添了由英譯本回譯的十六章內容。

㈧ 辛逸的主要著作：

1、《<農業六十條>制訂與修改的歷史考察》，《中共黨史研究》2013年，第1期。
2、《「農業六十條」的修訂與人民公社的制度變遷》，《中共黨史研究》2012年第7期；《新華文摘》2012年第23期轉載；《復印報刊資料·中國現代史》2012年第11期轉載；《復印報刊資料·經濟史》，2012年第6期轉載。
3、《口述史學新解——以山西十個合作社的口述史研究為例》，《中共黨史研究》2011年第8期，《新華文摘》2011年第23期全文轉載。
4、《從『以農補工』到『以工補農』——新中國城鄉二元體制述論》，《中共黨史研究》2009年第9期，《新華文摘》2010年第1期全文轉載。
5、《三年困難時期城鄉飢荒差異的糧食政策分析》，《中共黨史研究》2008年第3期，《新華文摘》2008年第16期全文轉載，復印報刊資料《中國現代史》2008年第10期全文轉載。
6、《簡論大公社的分配製度》，《中共黨史研究》2007年第3期，《新華文摘》2007年第15期全文轉載。
7、《中國共產黨農民思想及政策述論》，《教學與研究》2011年第7期。
8、《政策偏向與1959-1961年農村飢荒——以糧食分配政策為中心的考察》（第二作者），載宋永毅、丁抒主編：《大躍進——大飢荒：歷史和比較視野下的史實和思辨》，（香港）田園書屋2009年，第491-505頁。
9、On the Distribution System of Large-Scale People』s Communes The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Press 2011. PP.130-147 【《飢荒》（論文集），加拿大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2011年）】。
10、《自上而下的社會主義——新中國初期山西省委與長治老區的十個合作社》，《中共黨史研究》2010年第6期。
11、《長治老區互助組織與社會主義———山西十個農業生產合作社的重新解讀》（第二作者），《中共黨史研究》2010年第1期。
12、《開題報告質量控制的程序與要素》，《中國高教研究》2010年第5期。
13、《『多予、少取、放活』——中國共產黨六次代表大會報告關於農業改革與發展的理論演進》，《教學與研究》2009年第2期。
14、《學術閱讀與學位論文寫作規訓：提高文科研究生質量的重要途徑》，《中國高教研究》2009年第5期。
15、《農村人民公社家庭副業研究》，《中共黨史研究》2000年第5期。
16、《文科研究生學術精神的培養——以研究生畢業論文為例》，《中國高教研究》2008年第7期。
《人民公社研究述評》，《當代中國史研究》2008年第1期，復印報刊資料《經濟史》2008年第3期全文轉載。
17、《對大公社分配方式的歷史反思》，《河北學刊》2008年第4期，復印報刊資料《中國現代史》2008年第11期全文轉載。
18、《試論大公社所有制的變遷與特徵》，《史學月刊》2002年第3期，復印報刊資料《中國現代史》2002年第7期全文轉載。
19、《50年代初中共黨內在農村問題上兩次論爭述評》，《山東師大學報》1999年第3期；復印報刊資料《中國現代史》1999年第9期全文轉載。
20、《1955年浙江『砍社』事件初探》，《煙台師范學院學報》2000年2期；復印報刊資料《中國現代史》2000年第11期全文轉載。
21、《中國的工業化與農業的現代化》，《社會科學論壇》2004年第9期。
22、《農村人民公社所有制述論》，《山東師范大學學報》2001年第1期。
23、《關於農村人民公社的分期》，《山東師范大學學報》2000年第1期。
24、《制度『創新』與農村人民公社的緣起》，《山東師范大學學報》2003年第6期。
25、《幻想的破滅——人民公社公共食堂史論》，《中國人文社會科學博士碩士文庫—法學卷》（下），浙江教育出版社2005年2月版。
26、《按需分配」的幻滅：大公社的分配製度》，《山東師范大學學報》2006年第2期。
27、《卡斯特羅與蒙卡達事件》，《史學月刊》1995年第4期；復印報刊資料《世界史》1995年第9期全文轉載。
28、《攻打夢卡大兵營始末》，《拉丁美洲研究》1989年第4期；復印報刊資料《世界史》1995年第9期。
29、《論里根經濟學》，《山東師大學報》1991年第4期。
30、《英國工黨的「民主社會主義」改革》，《山東師大學報》1991年第1期；復印報刊資料《世界史》1995年第9期。
31、《『三反』運動研究的一部新作》，《中共黨史研究》2008年第1期。
32、《人民公社研究述評》，《國史研究中的重點難點問題研究述評——第七屆國史學術年會論文集》，當代中國出版社2008年。
33、《權利是不能超越時代的——村民自治的困惑與出路》，《今日世界》2002年第7/8期。
34、《敢問路在何方——中國農業問題的反思與前瞻》，《今日世界》2002年第2期。
35、《卡斯特羅生於何年》，《世界史研究動態》1988年第2期。
36、《敦刻爾克大撤退質疑》，《山東師院學報》1981年第2期。
37、《農村人民公社分配製度研究》，中共黨史出版社2005年5月版；
38、《中國共產黨與和諧社會構建》，知識產權出版社2008年2月版；
39、《中國共產黨與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建設》，中共黨史出版社2008年5月版。
40、現獨立主持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點項目：《人民公社制度史稿》（10ADJ002）。

㈨ 斯大林有沒有製造飢荒

斯大林到底有沒有故意製造飢荒？如果沒有，應該怎樣看待斯大林對飢荒的發生應負有的責任？結合各方主要觀點，本文擬作粗淺分析。
一、飢荒的發生20世紀20年代中後期，蘇聯開始了社會主義工業化建設，隨後開展了農業集體化運動。就在社會主義工業化進行過程中，1931年，蘇聯農業出現糧食減產，農村勞動生產率也有很大下降。1932年初，在烏拉爾和西西伯利亞開始出現飢荒，不久，在烏克蘭的44個區也出現了飢荒。這年夏天，飢荒一度停止，秋天再度發生，一直持續到1933年底。飢荒發生在蘇聯重要的產糧區：烏克蘭共和國、伏爾加河流域、北高加索、黑土區、烏拉爾、西伯利亞西部，還有哈薩克（當時屬於俄羅斯加盟共和國的一個自治區域）。飢荒大約覆蓋5000萬人，受災者主要是農業人口。1932—1933年飢荒餓死者人數是一個一直不十分清楚的問題。在烏克蘭的教科書、廣播、電視以及信息網站上，烏克蘭人在飢荒中的死亡人數被說成700萬、1000萬、甚至1500萬。[④]烏克蘭總統維克多·尤先科在公開講話中甚至宣布，飢荒時期烏克蘭失去了1/4的居民。[⑤]近年來，隨著有關飢荒的檔案材料的公布，俄羅斯烏克蘭學界對飢荒中死亡人數的估算越來越客觀。目前，關於飢荒死亡人數的一般說法在600—800萬之間，其中烏克蘭的死亡人數約佔1/3，具體數字約為200—300萬人。[⑥]由於最初提出1932—1933年飢荒問題的是流亡北美的烏克蘭僑民，故西方學界對這個問題的早期研究也主要圍繞飢荒在烏克蘭、尤其是烏克蘭農村發生的情況，這就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對這個問題的宏觀研究視野。多年來，從對飢荒的規模、范圍以及因飢荒而死亡的人數的研究情況看，烏克蘭上層社會和一些學者不遺餘力地強調烏克蘭遭災范圍之大，死亡人數之多，以此證明那一場飢荒就是針對烏克蘭人而來的。實際情況是，1932—1933年飢荒中烏克蘭確實是受災最嚴重的地區，但飢荒不僅僅是烏克蘭人的災難，俄羅斯、哈薩克、北高加索等地方也遭受了很大損失，飢荒幾乎遍及蘇聯所有產糧區。因此，在當時的蘇聯，飢荒的發生只是在產糧區和非產糧區，在城市工人與農村居民之間有區別，卻「沒有民族界限，也沒有政治學說之分」[⑦]。烏克蘭歷來是俄國主要產糧地區，農業人口多，損失相對也就大一些，但「烏克蘭共和國遭災特別重不是因為那裡生活著烏克蘭人，而只是因為，那裡是蘇聯的主要產糧地區。」[⑧]因此，為蠱惑民眾，煽起對斯大林和社會主義蘇聯的仇恨，誇大烏克蘭因飢荒而死亡的人數和規模，甚至把飢荒說成只是在烏克蘭發生，就是為了滅絕烏克蘭人，這種態度明顯帶有意識形態以及烏克蘭民族主義色彩，也影響了人們對這個問題的歷史真相的了解。
二、飢荒發生的原因?造成飢荒的原因是俄羅斯烏克蘭以及西方學界討論的主要問題。在早期，站在不同意識形態立場上，對飢荒原因的分析似乎只有兩種觀點：或是天災，或是人禍，並且，出於不同政治立場，這兩者又互不相容：承認天災，就是在為斯大林辯護；肯定人禍，就是在批判斯大林，批判蘇聯社會主義體制，肯定蘇聯政府利用飢荒來滅絕烏克蘭人。事實上，歷史事件的發生往往有著多種因素，判斷歷史人物或事件的標准只能以歷史事實為依據。在探究蘇聯1932—1933年飢荒發生的原因時，應該根據歷史事實，從多方面多角度理性思考，而不應該帶著政治立場去「估計」「判斷」式地下結論。歸結起來，造成飢荒的主要原因有：天災：1931—1932年的糧食歉收。從歷史上看，十月革命前的沙皇俄國對於西方先進資本主義國家而言，一直處於農業國地位。農業生產率低下，「靠天吃飯」基本上是俄國農業的寫照。根據當今俄羅斯學者的統計，沙皇時代，每隔十年左右，在俄羅斯農村就要出現一個大旱年。[⑨]十月革命後，蘇維埃國家的農業生產有了一定的發展，尤其是新經濟政策時期，農民的生產積極性被調動起來，糧食產量有了很大提高，1930年蘇聯的糧食總產量比十年前的1921年提高了三倍多。不過，對蘇聯社會主義工業化建設而言，當時的蘇聯農業生產還比較落後，並且在1931、1932兩年糧食產量有較大下降（見下圖），發生旱災是糧食產量下降的原因之一。由於蘇聯地域廣大，各地發生旱災的程度也不一樣。2003年烏克蘭共產黨領導人彼得·西蒙寧科在國會發言稱，1932—1933年烏克蘭飢荒的首要原因是乾旱。[⑩] 還有學者用數字證實，1932—1933年，在烏克蘭旱災導致的糧食歉收比1931年嚴重得多，1932年烏克蘭穀物收獲量僅是1930年的35.8 % 強。也就是說，1932—1933年烏克蘭發生飢荒，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天災。[11]因此，無論是出於自然因素還是人為因素，糧食歉收在這兩年是確實存在的。圖示 蘇聯主要糧食作物總產量[12](百萬噸)資料來源：根據〔英〕B. R. 米切爾編：《帕爾格雷夫世界歷史統計：歐洲卷 1750—1993》，賀力平譯，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2002年，第312頁整理。「人禍」之一：集體化中的冒進招致農民反抗，富農破壞給農業生產帶來巨大損失。蘇聯加速建設工業社會的同時，落後的農業成為工業化建設的阻礙。還在1927年的蘇共第十五次代表大會上，斯大林在肯定工業化計劃已經取得的成果後，就提出了農業生產落後的問題，並指出擺脫這種落後局面的出路：「出路就在於把分散的小農戶轉變為以公共耕種為基礎的聯合起來的大農庄，就在於轉變到以高度的新技術為基礎的集體耕種制。……別的出路是沒有的。」[13]據此，蘇聯在20年代末開始實行農業集體化。在集體化過程中，剝奪富農財產，「消滅富農」，對富農進行強制搬遷，引起富農的不滿，一些中農也不願意將私有財產交到集體農庄中。於是，以富農為代表的農民開始宰殺牲畜，藏匿糧食。波蘭歷史學家伊薩克·多伊徹曾這樣描述當時的情形：「在集體化的頭幾個月中，他們（農民）屠宰的牝牛和牡牛有1500多萬頭，綿羊和山羊約4000萬只，豬700萬只、馬400萬匹。全國牲畜減少了一多半。」「最早屠宰牲畜的是富農，……為了不讓集體化工作人員把他們的牲口趕到公共的牲口圈中，他們宰殺了牲畜，把自己的倉房裝滿肉，以便餓死自己的敵人。」[14]為阻止富農「糟蹋」糧食，蘇聯政府加快了集體化的步伐，1930年春開始實行全盤集體化，同時對富農進行懲罰。一些富農被槍決，多數被舉家流放。被流放的富農成了「特殊移民」，他們有的死在流放的路上，有的因不適應流放地的氣候而客死他鄉。「特殊移民」的死亡成為蘇聯1932—1933年飢荒死亡者的一部分。[15]而那些被強迫加入集體農庄的農民也沒有完全順從，在放棄單乾的同時，為給新建立的集體農庄以打擊，他們「無度地揮霍」自己的財產，大量宰殺牲畜，藏匿糧食，「消極怠工」，用這些方式同蘇維埃政權展開「無聲的較量」。農民與政府對抗的結果，是農民面臨「……長期可怕的飢餓：集體農庄沒有馬匹，沒有種子。烏克蘭和俄國歐洲部分的集體農庄庄員跑到中亞去購買馬匹，但空手而歸，只好把所剩無幾的牝牛、牡牛套上犁杖。1931—1932年間，大片大片的土地都荒著，餓殍遍野。」[16]客觀地說，農業集體化作為蘇聯政府的一項農業政策，在執行的過程中出現了操之過急的強制行為，甚至是粗暴地對待農民，從而招致農民的反抗，這是蘇聯社會主義工業化建設過程中，在政府決策以及貫徹實施中的一個嚴重失誤，這場蘇維埃政府與農民之間的對抗是導致飢荒發生的重要原因。「人禍」之二：政府為出口糧食而收走農民手中所有餘糧

從1931年起，蘇聯農村的勞動生產率與糧食產量就有所下降。與此同時，政府的糧食徵收計劃卻沒有減少，反倒有所增加。據統計，1932—1933年同1929—1930年比，在莫斯科州糧食儲備增加了45.3%，在伏爾加河中游地區增加了46.1%，在北高加索增加了56.3%，在尼日戈羅德邊區增加了122.6%，在烏克蘭增加了36.7%。[17]1932年烏克蘭加盟共和國預先制定的計劃要交出大約4億普特糧食，因糧食歉收，這個計劃一再降低，及至1933年2月把糧食全收光了，僅完成2.61億普特。[18]而即使這些糧食也是用粗暴的手段徵收來的：政府派出的工作隊在農民家裡搜出被藏起來的糧食（以及其它產品），因農民不主動上交而處以罰金。集體農莊主席，甚至地方政權領導都可能因不能完成計劃而遭到鎮壓。農民手中所有的糧食都被收走了，沒有食物，很多農民被餓死。據統計，當時，在哈薩克，農村居民減少了30.9%（盡管這不僅僅是因飢荒死亡），在伏爾加河流域減少了23%，在烏克蘭減少了20.5%，在北高加索減少了20.4%。[19]並且，不僅僅是普通農民，「許多黨員當時幾乎也快餓死了。」[20]對於蘇聯政府的糧食征購計劃，以及地方政府在徵收糧食過程中的粗暴行為給農民帶來的損害，奔薩國立師范大學祖國史教研室主任、史學博士、教授維克多·康德拉辛用數字證實，「1933年運到國外1800萬公擔穀物。這些穀物如果拿來給人們吃，即使不節省，也夠690萬人吃。剛好飢荒餓死了這么多人。」[21]這個統計數字，目前還不能完全肯定，不過，可以想見，1931—1932年蘇聯糧食收獲量確有減少，但這並不意味著一定會達到餓死幾百萬人的程度，政府過度的糧食征購計劃和地方政府徵收糧食過程中的錯誤做法，加劇了飢荒，導致農民因為缺乏糧食而被餓死。其它主客觀因素。除上述幾個主要原因外，城市人口的增加，飢荒發生後蘇聯政府對飢民的政策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劇了飢荒程度。社會主義工業化建設需要大批勞動力，許多農民流入城市，城市人口迅速增加，具體情況是：「1922年，全國（蘇聯）人口中只有16%生活在城市裡。隨著蘇聯工業化的進展，城市迅速地擴展，六千多萬鄉村居民湧入城市。進入城市的鄉村居民人數，等於1926年至1960年全國人口增長的總和。在不到一代人的時間內，來了一個城市生活的『鄉村化』。」[22]急劇擴大的城市需要大量糧食，而蘇聯農業生產又十分落後，2500—2600萬戶落後的小農經濟無法養活迅速增加的城市人口，城市幾乎總是處在飢餓的威脅之中，而農民糧食生產的負擔不斷加重。 一些農業地區發生飢荒後，人們紛紛外出討飯。[23]當時，聯共（布）中央委員會和全蘇農業人民委員會將這種人口流動視為被社會革命黨人和波蘭干涉者鼓動起來的反對蘇維埃政權的活動，命令各地對此採取行政手段和鎮壓手段，其中包括在交通運輸方面採取措施制止農民的大規模外流。俄羅斯安全部最近公布的一份1933年1月的中央文件中，就提到要求北高加索邊疆區、烏克蘭共產黨中央（布）、烏克蘭農業人民委員會、莫斯科州、中央黑土區、西部州等不放過大規模外流的農民，在鐵路運輸方面要採取措施，阻止農民私自外流。[24]在公路上也到處站著邊防哨兵，檢查哨遍布各地。蘇維埃政權的主要目的是封鎖消息，事實上，在這些措施實施時，大規模移民已經開始了，因此，有關飢荒的消息已經傳播出去。那些准備逃離飢荒地區的人們，除一部分帶頭的「反革命分子」被懲處外，多數人被遣返回去。不過，還是有人避開政府，偷偷地離開，只是這種遷移有時不顧氣候條件以及地理環境，一些人在遷移路上凍餓而死，這又加劇了飢荒死亡程度。後來，在統計飢荒死亡人數時，國家政治聯合管理局以及戶籍登記處對於因飢荒而遷移人數的統計出現了不同意見。[25]不過，總體看，政府限制飢荒地區飢民外出的措施，對於已經發生的飢荒而言，其作用可謂雪上加霜。 總之，隨著檔案材料的公開，依據各種文獻資料，不難得出結論，蘇聯1932—1933年飢荒的發生是由多方面原因造成的：因旱災導致的糧食歉收；由於加速工業化政策以及集體化過程中的「冒進」、「四處出擊」，招致富農甚至中農的不滿與破壞；在糧食收獲量降低的情況下，國家既沒有降低糧食出口計劃，也沒有減少糧食儲備，集體農庄把農民手裡的糧食都收走了，這些因素導致了「一場突如其來的飢荒」。[26]就主要原因而言，飢荒的發生確實是由於「人禍」。三 、理性客觀地對待歷史事實：斯大林有沒有製造飢荒作為當時社會主義蘇聯的領袖，社會主義工業化、農業集體化方針的制定者，斯大林對飢荒的發生負有很大責任。如國家計劃制訂過程中的失誤，社會主義工業化中的冒進，集體化運動中操之過急，懲治富農，過度的糧食儲備計劃，飢荒發生後對飢民外出的限制等等。不過，這里需要明確兩個問題：斯大林和蘇聯政府為什麼要制定工業化和集體化政策？斯大林有沒有謀劃並製造飢荒，以達到「種族滅絕」烏克蘭人或者其它少數民族的目的？首先，就目的和效果來看，斯大林以及蘇聯政府的一些決策是由蘇維埃國家所面臨的國際國內環境所決定的。蘇聯是在資本主義國家包圍中，在面臨世界戰爭的情況下加緊進行社會主義工業化建設的，這就決定了國家要把有限的財力和物力投入到工業建設中來。工業化建設要求有現代化的機器設備，有足夠的資金和技術人才，而這一切僅僅依靠國內力量很難實現。正如斯大林所言：「俄國是一個經濟落後的國家，如果它不用自己的原料換取西方的機器設備，那就很難依靠本身的力量組織運輸業，發展工業並使城鄉工業電氣化。」[27]蘇聯政府面臨的最重要的任務就是用現代化的先進技術和設備來改造國民經濟的一切部門，這就必須引進外國設備。當時適逢資本主義世界經濟危機，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為轉嫁和擺脫危機，加強了關稅保護，實行關稅壁壘，竭力限制進口。特別是這些國家在國際貿易中實行劃撥清算，使國際結算關系急劇惡化，給蘇聯的對外支付能力帶來很大困難。為克服困難，保證大批機器設備的進口，蘇聯政府只得千方百計地組織糧食、石油、貴金屬和木材等產品出口。1929—1932年間，蘇聯的糧食出口達到非常大的規模，1928年蘇聯出口糧食480萬噸，1931年上升為520萬噸，獲得外匯收入44，450萬盧布。[28]為了保證糧食產量和出口量，蘇聯政府加速集體化，加緊收購糧食。在地方，為完成糧食收購任務，當局不惜採用行政和暴力手段，把農民手裡所有的糧食全部收走，從而導致了飢荒。為保證工業化的進行而實行的集體化運動，在地方上出現了粗暴過火行為。正是這些粗暴行為招致農民的不滿與反抗，導致農民與政府的對抗。因此，在很多西方學者以及政論家的論述中，集體化政策便成為飢荒出現的直接導因。對此，二戰後一位美國社會學家比較客觀地總結道：「只要稍微具有歷史眼光就很容易看出，假如蘇聯事先沒有緊張地實行工業化，假如它的大批農庄沒有機械化，這個國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就多半會滅亡。」[29]而斯大林主義的批判者，哲學家、歷史學家亞歷山大·季諾維也夫上世紀80年代中期在接受采訪時說的一句話更直截了當：「沒有它（指集體化），我們的國家就可能瓦解。」[30]事實上，斯大林當時就已經意識到了這一點：「我們比先進國家落後了五十年至一百年。我們應當在十年內跑完這一距離。或者我們做到這一點，或者我們被敵人打倒。」[31]只不過，斯大林最初的預期是，利用資本主義危機之際，加緊出口糧食，換回機器設備，加速實現工業化。這種做法適逢蘇聯農業遇到乾旱，糧食減產，還有富農分子與蘇維埃政權作對，在此情況下，農村加速集體化運動，把農民所有的糧食都收繳上來，從而在農業地區造成了飢荒。但就全部過程來看，「這場突如其來的飢荒根本不是領導人事先能夠設計好的，農村中的『冒進』也不是斯大林等一手製造的」。[32]換言之，在帝國主義包圍和戰爭威脅之下，蘇維埃政權必須選擇加速工業化，農業集體化也就不可避免，飢荒便成為在國家不完全具備條件時加速工業化與實行集體化的必然結果。其次，迄今為止，沒有證據證明斯大林製造飢荒，實行種族滅絕。不可否認，對於因國家政策、尤其是集體化政策失當導致的飢荒，斯大林確實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不過，也有學者對這一說法提出異議。《大元帥斯大林》的作者卡爾波夫認為，在集體化計劃之初，斯大林並沒有想要採取粗暴的方式對待農民，他還曾在一些文章中批評地方的過激行為。那麼，是誰造成集體化運動出現了偏差？卡爾波夫指出，是斯大林的反對派托洛茨基分子，因為「反對派分子散布謠言，編造了種種駭人聽聞的胡說。說集體農庄中的一切都是公共的，連妻子也要憑證或憑卡臨時享用；集體農庄庄員睡覺要合蓋一條被子；連家禽和小牲口也實行集體化等等。這一切使人反感，使人不願意加入集體農庄，而這正是反對派分子想要達到的目的」。正因為托洛茨基分子在行動中採取了超革命的過火行為，製造不信任情緒，導致了集體化運動中的混亂。卡爾波夫還總結道：「今天人們習慣於把集體化時期的一切過火行為和高壓手段都說成是斯大林搞的，但是文件和事實並沒有證明這一點」。[33]近年來，隨著各種檔案材料的公布，越來越多的俄羅斯學者拋開個人感情的好惡，根據歷史事實對斯大林在飢荒中的責任作出評價。有學者用實例說明，斯大林和蘇聯政府不僅沒有專門組織殺害烏克蘭人，飢荒發生後，還採取了一些措施來減少飢荒損失。[34]也有研究者承認斯大林對飢荒的發生負有責任，但否定斯大林有意殺害農民，並強調他本人對斯大林「一點都不喜歡，也根本沒想捍衛他」。[35]「斯大林謀劃並製造了飢荒」——在西方或者烏克蘭的一些學者、政治家中，這幾乎已經成為定論。但是，直到目前，也沒有人能為這個論斷舉出確鑿根據。於是，有烏克蘭學者提出：「克里姆林宮的可怕罪惡要執行是需要有指令的，這些指令就保存在檔案中。但斯大林不可能給任何人留下證據，來證明他為什麼採取飢荒恐怖。」[36]顯然，這僅僅是一個判斷。對於這種判斷的可信度，可以借用一位學者的話來評價：「到目前為止，還沒有發現存在那種可以肯定把烏克蘭人作為一個種族，用飢荒來消滅烏克蘭人的預謀和計劃的文件，因此，作出這種推斷（指種族滅絕烏克蘭人）的過程，包含了推測、假說和暗示。」[37]因此，要為斯大林定下「種族滅絕」的罪名，從眼下看，缺乏足夠的事實依據和法律依據。綜上所述，我們至少可以得出三方面結論：第一，蘇聯在1932—1933年間確實發生過大規模飢荒，「人禍」是飢荒出現的主要原因，無論從國家政策角度還是在地方政府具體實施的角度看，飢荒的發生都是蘇聯社會主義建設時期留下的深刻歷史教訓；第二，在分析飢荒出現的原因時，對於斯大林時期黨和國家在社會主義工業化和農業集體化政策的制定與實施過程中所出現的失誤甚至錯誤，要結合當時的歷史環境來分析，並且，不應該將失誤與過錯歸咎於斯大林一人；第三，至少到目前為止，無論在俄羅斯還是在烏克蘭，並沒有證據證明斯大林製造飢荒，以達到種族滅絕烏克蘭人或別的民族的目的。英國自由主義新聞記者斯科特曾說過一句話：「事實是神聖的，解釋是自由的。」[38]對於斯大林在蘇聯1932—1933年飢荒中的責任問題，從上個世紀中期至今，西方學界與烏克蘭學界、政界，還有俄羅斯學界有各種不同的說法，說法的多樣確實體現了「解釋的自由」。不過，尊重歷史事實應該是歷史學家的職責和本分。用「神聖的事實」來說話，才能真正具有說服力。斯大林謀殺烏克蘭人沒有證據，但蘇聯實現了工業化，成為世界強國卻是無可置疑的事實。正因此，在經歷了從戈爾巴喬夫執政後期以及蘇聯解體後一段時間內對斯大林的批判和否定後，在俄羅斯出現了重新評價斯大林的社會思潮。[39]當今的俄羅斯人懷念斯大林，懷念斯大林時代，把斯大林視為大國領袖，維護國家權益的象徵。近一兩年來，經俄羅斯教育部審定的俄羅斯新版中學歷史教科書中提出，斯大林的做法是合理的，因為他是一位面臨戰爭的大國領袖。[40]這種觀點既反映了當今俄羅斯需要強國領袖這一社會思潮，同時也體現出俄羅斯史學思想走向理性。而理性地看待和評價歷史人物，把他們放到當時的歷史環境中，在評價歷史人物時用事實說話，而不是掩蓋歷史，歪曲歷史事實，才是對待自己國家歷史的科學態度。

㈩ 飢荒的游戲背景是什麼

飢荒這款游戲出版已經四五年了，很多人都非常喜歡玩，那麼其中一個原因就是他的背景設定非常有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