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出版業

❶ 我想問出版社的來歷

中國出版事業歷史悠久。早在3000多年前的殷商奴隸社會已出現原始的書籍，到春秋戰國就有了編輯工作。一些儒家經典，很多都是那時整理編輯出來的，唐代發明雕版印刷術之後，出現了民間的私營出版業性質的刻坊。宋元時代的官刻機構──國子監、興文署設有專職官員、編輯校勘人員和刻字工人、印刷工人，是後來印書館、印書局的雛型。明代的國家出版機構已分門別類刻書 (如都察院、工部、禮部、兵部等國家機關兼理刻書工作);地方出版機構比宋、元時期有所發展，各省都有布政司、按察司刻書，許多府縣也刊刻書籍和地方誌。清代初期改變了明代中央機關分管出書的辦法，官刻集中統一於皇室內府的武英殿。刻坊是一般書商所辦的手工業刻書機構，在唐代出現，到宋代更為興盛，成為書籍出版的重要力量。宋時全國各大城市都有書坊，杭州和建陽最為發展。元代的坊刻比官刻還多。明代時，刻坊遍布各地，刻書種類有醫書、類書、小說、戲曲等。清代坊刻更為興盛。除官刻、坊刻外，還有一種私刻，也稱家刻，是私人出資校刊書籍。這些人盡量選擇優秀善本，進行認真細致的校訂翻印，一般質量較高，其中不少成了傳世的「善本書」。鴉片戰爭以後，隨著西方印刷設備的傳入，外國傳教士辦的墨海書館於1843年由新加坡遷到上海。清政府創立的同文館(1862)、江南製造局翻譯館(1868)開始編譯書籍。一批近代資本主義出版企業如商務印書館(1897)、文明書局(1902)、中華書局(1912)、亞東圖書館(1913)、泰東圖書局(1918)等先後成立，並大量編印圖書。五四運動以後，中國出版事業開始有了大的轉變。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出版機構──人民出版社(1921.9)、上海書店(1923.11)、長江書店(1926.11)、華興書局(1929)先後成立。一大批私營出版企業，如華夏書店、光華書店、開明書店等和著名的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以及共產黨領導的生活書店、讀書出版社、知識書店一起在艱苦的條件下，編輯出版圖書。到1949年，全國公私營圖書出版社有 200多家。中華人民共和國初期，新華書店兼有出版、印刷和發行三重任務。1950年全國新華書店第二屆工作會議作出了《關於國營書刊出版印刷發行企業分工專業化與調整公私關系的決定》，從此，出版、印刷、發行分開管理。同年年底，全國共有出版社211家，其中，中央級6家，地方21家，私營184家。到1956年底，經過合營調整，減為 101家。30多年來，尤其是在1978年以後，適應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需要，中國出版事業有了大的發展，到1987年底，全國共有圖書出版社 467家。在圖書出版社中兼辦音像出版物的有24家，另有專營音像出版物的出版社72家(見中華人民共和國出版事業)。

❷ 元代最重要的科技成就有哪些

元代科技簡介
1.天文歷法方面
興建了上都、大都、登封等處天文台，設立了遠達極北南海的 27 處天文 觀測站，在測定黃赤大距和恆星觀測方面取得了遠超前代的突出成就。涌現出了郭守敬、王恂、耶律楚材、扎馬魯丁等一批傑出天文學家。郭守敬等人 主持編訂了《授時歷》，研製出了簡儀、仰儀、圭表、景符、闚幾、正方案、候極儀、立運儀、證理儀、定時儀、日月食儀等十幾種天文儀器。《授時歷》 將一年分為 365.2425日，廢除了我國編歷的傳統辦法上元積年日法，採用了近世截元法，是人類歷法史上的一大進步。此歷於至元十七年（1280 年）頒 行，一直延用了400多年。

2.數學方面
元代是我國數學發展的高峰期，涌現出了一批傑出數學家及其著作。如李冶及其《測圓海鏡》、《益古演段》；朱世傑及其《算學啟蒙》、《四元 玉鑒》；蒙哥對古希臘偉大數學家歐幾里得《幾何原本》的研究；李冶提出的天元術（即立方程的方法）及朱世傑提出的四元術（即多元高次聯立方程 的解法），是具有世界性影響的新成就。算盤在元代也初具規模。

3.農牧業方面
刊行了《農桑輯要》、《農書》、《農桑衣食撮要》等三部書，標志著 元代農牧業方面所取得的成就。《農桑輯要》由元政府主持編纂，全書分七卷十篇，對元及其以前的作物栽培、牲畜飼養做了總結，並保存了大量古農 書資料，對推廣農牧業技術，指導農牧業生產有重要作用。《農書》為著名農學家王禎所著，全書分「農桑通訣」、「百穀譜」、「農器圖譜」三大部 分。王禎認為要不違農時、適時播種、因地制宜、及時施肥、興修水利才是取得農業豐收的保證。其中關於棉桑種植具有現實意義。繪制了 306 幅各種農具、農業機械圖，對提高耕作技術有顯著作用。《農桑衣食撮要》為畏兀兒族農學家魯明善所著。此書重在實用，按月記載農事活動，特別還涉及到游牧生產，可補《農桑輯要》及其它古農書之不足。

4.醫葯學方面
史稱「金元四大家」中有兩位生活在蒙元時期。李杲師承劉完素，強調 補脾胃，創立了「補土派」，著有《脾胃論》、《傷寒會要》等。朱震亨拜羅知悌為師，發展了劉完素火熱學說，主張以補陰為主，多用滋陰降火之劑， 後人稱其為「滋陰派」，著有《格致余論》、《局方發揮》、《傷寒辨疑》等書。外科骨傷科方面成就更為突出，危亦林在麻醉與骨折復位手術上有創 新。滑壽精於針灸。另外，少數民族醫葯學傳入中原，涌現出了薩德彌實（蒙古族）、愛薛（回族）等少數民族醫學家。

5.食療養生學方面
食療學方面以蒙古人忽思慧的《飲膳正要》，元政府編纂的《居家必用事類全集》，賈銘的《飲食須知》，倪雲林的《雲林堂飲食制度集》為代表。《飲膳正要》作為我國第一部食療營養學著作，舉凡 314 種飲食品種，詳細介紹了其製作過程、烹調技藝、避忌適宜及其醫療作用，在中國食療營養史上佔有重要地位。養生學方面以長春真人邱處機關於養生的論著，李道純關 於氣功養生的專著《中和集》，李鵬飛的《三元延壽參贊書》，蕭廷芝的《金丹大成集》為代表。

6.地理學方面
《元一統志》的編纂、河源的探索、《輿地圖》的問世及大批游記類著作的出版是其主要成就。《元一統志》由政府主持，扎馬魯丁、虞應龍具體 負責。該書對全國各路府州縣的建置沿革、城郭鄉鎮、山川里至、土產風俗、古跡人物均有詳細描述，具有較高史料價值。至元十七年（1280 年），忽必烈命女真人都實探求黃河河源，認為星宿海（火敦腦兒）即河源，比較接近 實際。潘昂霄還據此撰成《河源志》。道士朱思本考察了今華北、華東、中南等廣大地區地理形勢，參閱《元一統志》等地理學著作，以「計里劃方」 法，繪製成《輿地圖》，成為元朝地理學及中國地圖史上劃時代的人物。游記類地理學著作有耶律楚材《西遊錄》，李志常整理的《長春真人西遊記》， 周達觀《真臘風土記》，汪大淵《島夷志略》等，對我國及國外的地理地貌、風土人情、貿易來往等頗多描繪，頗具史學價值。

7.建築學方面
元代疆域擴大，城市經濟繁榮，為建築學發展提供了條件。元代新建或修繕的城市有元大都、元上都、和林城、集寧路城、應昌路城等。元大都是 當時世界上規模最大、最宏偉壯觀的城市之一。另外，由於元代推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佛教與伊斯蘭教建築技術也大量湧入中原。佛教建築以今山西 洪洞縣的廣勝寺與大都妙應寺白塔為代表，伊斯蘭教建築以今北京、杭州、西安等地的清真寺為主。這些建築已開始了與中國傳統建築布局、技術融合的趨勢。具有北方草原游牧民族風格的蒙古包也受到各族人民喜愛。

另外在火炮術方面，元代研製出了我國兵器史上第一個金屬管形射擊火器——火銃。陶瓷術方面繼承宋代諸窯燒制技術，形成自己特色，花色品種增加，成為對外貿易的重要商品。印刷術、造船術、航海術、水利工程技術 等方面也有很多新的成就。

❸ 出版社的發展

中國出版事業歷史悠久。早在3000多年前的殷商奴隸社會已出現原始的書籍，到春秋戰國就有了編輯工作。一些儒家經典，很多都是那時整理編輯出來的，唐代發明雕版印刷術之後，出現了民間的私營出版業性質的刻坊。宋元時代的官刻機構──國子監、興文署設有專職官員、編輯校勘人員和刻字工人、印刷工人，是後來印書館、印書局的雛型。明代的國家出版機構已分門別類刻書 (如都察院、工部、禮部、兵部等國家機關兼理刻書工作);地方出版機構比宋、元時期有所發展，各省都有布政司、按察司刻書，許多府縣也刊刻書籍和地方誌。清代初期改變了明代中央機關分管出書的辦法，官刻集中統一於皇室內府的武英殿。刻坊是一般書商所辦的手工業刻書機構，在唐代出現，到宋代更為興盛，成為書籍出版的重要力量。宋時全國各大城市都有書坊，杭州和建陽最為發展。元代的坊刻比官刻還多。明代時，刻坊遍布各地，刻書種類有醫書、類書、小說、戲曲等。清代坊刻更為興盛。除官刻、坊刻外，還有一種私刻，也稱家刻，是私人出資校刊書籍。這些人盡量選擇優秀善本，進行認真細致的校訂翻印，一般質量較高，其中不少成了傳世的「善本書」。
鴉片戰爭以後，隨著西方印刷設備的傳入，外國傳教士辦的墨海書館於1843年由新加坡遷到上海。清政府創立的同文館(1862)、江南製造局翻譯館(1868)開始編譯書籍。一批近代資本主義出版企業如商務印書館(1897)、文明書局(1902)、中華書局(1912)、亞東圖書館(1913)、泰東圖書局(1918)等先後成立，並大量編印圖書。
五四運動以後，中國出版事業開始有了大的轉變。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出版機構──人民出版社(1921.9)、上海書店(1923.11)、長江書店(1926.11)、華興書局(1929)先後成立。一大批私營出版企業，如華夏書店、光華書店、開明書店等和著名的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以及共產黨領導的生活書店、讀書出版社、知識書店一起在艱苦的條件下，編輯出版圖書。到1949年，全國公私營圖書出版社有 200多家。中華人民共和國初期，新華書店兼有出版、印刷和發行三重任務。1950年全國新華書店第二屆工作會議作出了《關於國營書刊出版印刷發行企業分工專業化與調整公私關系的決定》，從此，出版、印刷、發行分開管理。同年年底，全國共有出版社211家，其中，中央級6家，地方21家，私營184家。到1956年底，經過合營調整，減為 101家。30多年來，尤其是在1978年以後，適應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需要，中國出版事業有了大的發展，到1987年底，全國共有圖書出版社 467家。在圖書出版社中兼辦音像出版物的有24家，另有專營音像出版物的出版社72家(見中華人民共和國出版事業)。

❹ 元代最重要的科技成就有哪些

你好。
是郭守敬編制《授時歷》。

❺ 《陶紀略》的出版社以及出版時間

元代 蔣祁著《陶紀略》

❻ 元代對中國古代圖書出版業所作出的貢獻

忽必烈規定漢語官方文書必須是白話文，從而鼓勵了小說萌芽。

❼ 元代書裝形式與插圖是怎樣的

元代在出版，印刷等方面，有著突出的成就，例如，印書的品種超過前代；木活字的首創和應用，朱墨雙色套印書籍以及包背裝的推行和廣泛應用等。

元代朝廷十分重視書籍的收藏、出版和印刷，編修所、秘書監、經籍所主要從事書籍的出版、印刷和收藏，興文署、藝文監、廣成局、國子監等機構，也從事書籍的出版印刷。朝廷還設立專門的歷書編印機構，每年出版印刷大歷、小歷、回回歷3種，印量達300多萬冊。

京城元大都，即北京民間的印刷業也十分繁榮，當時編印的多為戲曲、話本、詩詞等書。

元代首都元大都出版書籍的裝幀形式，最初以蝴蝶裝、經折裝為主，蝴蝶裝多用於一般書籍，如朝廷編印的經史類書籍。經折裝則多用於佛經。在字體方面則多選用著名書法家趙孟頫的楷書，民間出現的話本中，使用了較多的簡化字。

在元代的蝴蝶裝書籍中，出現了一種開本較大、版芯較小的書籍裝幀形式，這是前代所少見的。如元大德年間刻印的《夢溪筆談》一書，版面的四邊留有很大的空白。兩空白面之間墊一張白紙，並與兩白面粘連在一起，克服了一般蝴蝶裝在閱讀時需翻過一空白頁的缺點。封皮用硬紙裱以織物。這種裝幀形式在古代是很少有的。

元代中期開始，書籍多用包背裝。包背裝較蝴蝶裝有很多優點，一是閱讀方便；二是書籍更為堅固耐用。元代包背裝是書籍裝幀形式的一個重要階段，它更接近於今天書籍的裝幀形式。

色背裝的特點，是一反蝴蝶裝倒折書頁的方法，而將印好的書頁正折，使版心所在的折邊朝左向外，使文字向人。書頁左右兩邊的余幅，由於是正折書頁，故齊向右邊而集成書脊。折好的數十書頁，依順序排好，而後以朝左的折邊為准戳齊，壓穩。然後在右邊余幅上打眼，用紙捻訂起砸平。再裁齊右邊余幅邊沿，再用一整張硬厚整紙，比試書脊的厚度，雙痕對折做成封皮，用糨糊粘於書脊，把書背全部包裹起來。剪齊天頭地腳及封皮左邊。一冊包背裝的書籍就算裝幀完畢了。這種裝幀由於主要是包裹書背，所以稱為「包背裝」。

包背裝在翻閱時，看到的都是有字的一面，可以連續不斷地讀下去，增強了閱讀的功能性。

為防止書背膠粘不牢固，採用了紙捻裝訂技術，即以長條的韌紙捻成紙捻，在書背近脊處打孔。以捻穿訂，這樣就省卻了逐頁粘膠的麻煩。最後，以一整張紙繞書背粘住，作為書籍的封面和封底。

元大都印刷的《秘書監志》一書中，記有表背匠焦慶安的打麵糊物料配方：黃蠟、明膠、白礬、白芨、藜簍、皂角、茅香、藿香、白面、硬柴、木炭。

焦慶安的配方中，包括了黏合劑、防腐劑和芳香劑三大部分，可見當時書籍裝幀的用料是很科學的，它可以使書籍長久保存。

包背裝大約出現在南宋時期，盛行於元代，直至清代末期，也流行了幾百年。包背裝解決了蝴蝶裝開卷就是無字反面及裝訂不牢的弊病。但因這種裝幀仍是以紙捻裝訂，包裹書背，因此也還只是便於收藏，經不起反復翻閱。若是經常翻閱，仍然很容易散亂。為了解決這個問題，一種新的裝訂辦法又慢慢出現在明清時期並逐漸盛行起來，那就是線裝。元代的書籍插圖也是十分精美的。元代的繪畫很發達，突出的是文人畫，而插圖版畫，則在宋金時期的基礎上也有了一定的發展。

元代的南方刻書業當以浙江的杭州和福建的建寧為發達，當時如《文獻考通》，宋、遼、金時期三部史書，西夏文的《大藏經》等，都在杭州刻印。這時期還出現了朱墨套印的雕版圖書。

元代的經書、子書如《周禮》、《札記》、《樂書》、《論語》、《孝經》、《荀子》、《道德經》、《南華經》等，或以宋代版重印，或重行刊印，在當時相當可觀。有一本《新刊全相成齋孝經直解》，為上圖下文式插圖本。

《新刊全相成齋孝經直解》有的刊本已流傳日本。其結尾題有「時至大改元夢春既望宣武將軍兩淮萬戶府達魯花赤小雲石海崖北庭成齋自敘」，這題記非常重要。一是說明該書刊於至大元年，即1308年；二是說明刻書主人為維吾爾族人貫雲石；三是說明該書刊於湖廣的永州。

《新刊全相成齋孝經直解》18章15頁，插圖也是15幅，內容全部講解行孝之事，說庶民百姓要有孝德，天子要行孝治。繪工精緻，線條卻有拙味，圖意與文相合，雖然是元刻但繪的全是漢人服飾。

《事林廣記》刊於1340年，共10集，陳元靚撰，為福建建陽鄭氏積誠堂刻本，原題《纂圖增新群書類要事林廣記》。北京大學圖書館有藏本。《事林廣記》內容豐富，其中有《耕獲圖》，寫農夫耕種，婦女攜孩子送茶水。又如《武藝圖》繪賣藝者的精彩表演。還有一幅《雙陸圖》，畫兩個官人正舉雙陸之戲，旁有侍者兩人，畫中堂後有一黑犬翹尾出來，增添了畫面活躍的氣氛。

元代英宗年間刊印建安虞氏「全相平話五種」。是現在所能見到最早講史道古的話本。這五種平話是：《新全相三國志平話》、《全相武王伐紂平話》、《樂毅圖齊七國春秋》、《全相秦並六國平話》和《全相續前漢書平話》。刻工可知的有吳俊甫、黃叔安等。

這套平話上圖下文，一面之中，文近三分之二，圖佔三分之一稍多，圖中有小標題，圖中人物多注出名字。這是一種大眾化的普及本，我國後來的「小人書」即有源於此種方式者。

這套平話，由於插圖多，可謂是一種插圖集，5種平話計228幅圖，繪的場面較大，能突出主要人物。情節概括，清清楚楚，而且偏重於「說明性」。

如《新全相三國志平話》中的「赤壁之戰」，這幅插圖，對頁展示，做橫條幅，分三段。前段是孔明借東風，手持寶劍。為了說明風至，不僅人物衣帶飄舉，兩棵大樹，樹葉都「呼呼」向西；中間一段黃蓋帶兵在船上進行火攻，風大，火勢猛，吹向西邊；最後一段是畫曹操，因為不堪被火所燒，狼狽逃竄。三段三個主要人物，如孔明、黃蓋、曹操都一一注出，令人一目瞭然。

又如《樂毅圖齊七國春秋》，繪孫子說樂毅，畫中兩人正在對話，而且表情也是一目瞭然。這樣的圖式，與文字統一、相配、整齊、明了，這些特點，正給後來的版畫插圖以很大的影響。有人稱之為「我國古本講史小說的鼻祖」。

元代佛教依然興盛。當時是儒釋道三教並存，而且還信奉基督教。這一時期所刻的杭州雕版《普寧藏》，還有《河西字大藏》和《梁皇寶懺》等都相當工整，而1340年所刻的無聞和尚的《金剛經注》，居然有了朱墨的套印。它們無論從雕版印刷技術還是從插圖繪制的要求來說，都是很有意義的。

❽ 概括元朝文化的新表現

中華文化是中國各民族人民智慧的結晶。草原文化與黃河文化、長江文化碰撞，曾經激起過無數絢麗的火花，為中華文化綿延發展提供了不竭的動力。
元朝作為中國歷史上的一個重要朝代，不僅在中華文化史上發揮了承上啟下的作用，而且在諸多領域出現了新的飛躍，推進了中國多元一體文化的發展進程，開創了中國各民

族文化全面交流融合的新局面，對中華文化的繁榮和發展作出了重要的貢獻。

中國自古以來就是一個多民族國家，每一個民族在不同的歷史時期都為中華文明的進步和發展作出過貢獻。元朝是指公元1206年至1368年間由蒙古族統治者建立的封建政權。在中國王朝序列中，盡管該政權存在的時間較短，但它對中國歷史發展產生的影響還是非常重要的。本文擬從文化角度，對其在中國文化史上的地位和影響進行初步探索。
推進了中國多元一體文化格局的進程
13世紀初，蒙古族統治者經過半個多世紀的征服戰爭，先後消滅西夏、金、大理、吐蕃、南宋等政權，完成了多民族國家的空前統一，形成了有利於各民族文化交流發展的有利環境。
中國多民族文化並存的格局進一步得到肯定。自春秋時代開始，中原地區所形成的「夏夷」之說，強調「尊夏攘夷」、「以夏變夷」的思想，對各民族之間的平等交往形成障礙。例如在史學領域極具影響的「正閏」說，主張「四夷不得正統」，將北方民族入主中原的政權，與「竊國」、「篡國」者並列，納入非「正統」序列，事實上對其他民族政治文化形成排斥。由於元朝亦屬入主中原的少數民族政權，統治者為了確立自身地位的合法性，需要努力扭轉這一傳統觀念。在編纂《遼》、《宋》、《金》史時，三史都總裁官、中書右丞相脫脫力排眾議，「獨斷曰:『三國各與正統，各系其年號。』議者遂息。」這一舉措結束了自遼朝滅亡後200多年的「正統」之辯，同時也在中國史學史上，第一次以中央政府的名義肯定了各民族政權的合法地位。其意義正如韓儒林先生所總結的那樣：「這一決定確定了三史以平等看待的基本原則，它符合中國是一個多民族國家的客觀實際，也符合遼、金、宋三朝互不相屬的歷史狀況，因而是正確的，所以脫脫對三史的貢獻不能忽視。」
加速了各民族文化的交流。元朝統治者實施的民族政策和文化政策，使古代中國各民族文化的交融和發展出現了很多新的氣象。蒙古族文字產生於這一時期，並沿用至今；北方游牧民族歷史上第一部用本民族文字撰寫的歷史著作《蒙古秘史》誕生；在中國封建王朝歷史上，元朝政府官員的民族成份最為復雜；元朝也是中國統一王朝史上第一個多民族文字並用的王朝；《遼史》、《宋史》和《金史》，是廿四史中僅有的、由多民族史家共同編修的史籍，也在中國史學史上首開一朝官修三朝歷史之先河，為後世保存了珍貴的歷史文化遺產；中原文化在邊疆民族地區得到廣泛傳播，儒家經典著作被翻譯成蒙古文出版，漠北、雲南等偏遠地區首次出現了傳授儒家文化的學校；中國首次出現了由中央政府批准成立的、全國性的少數民族語言文字教育機構——蒙古國子學和回回國子學，蒙古、契丹、女真和色目人中間涌現出一大批漢文著述家；西域各民族文化進一步向中原社會流傳，藏傳佛教在中原得以傳播，海南黎族的木棉種植和紡織技術推動了中國棉紡業的發展；在寬松的政治文化氛圍下，各民族間的交融也進入又一個高潮期，契丹、女真、黨項等民族悄然融入到蒙古族、漢族和周邊其他民族之中，而一個全新的民族——回回族在中華大地上誕生。對於元朝各種文化和諧並存的局面，中世紀歐洲「四大旅行家」之一的鄂多利克，曾感慨地稱之為「世界上最大的奇跡」。
由此可見，元朝的建立，打破了此前歷史上出現過的人為的文化屏蔽現象，中華文化多樣性的現實得到普遍認可，「四海為家」、「天下一家」的觀念深入人心，多元一體格局在統一的環境里變為事實。
兼容務實的文化政策推進了中國封建文化的發展
與大多數中國封建王朝相比較，蒙元時期思想文化觀念有兩個特點是十分顯著的：其一是兼容，其二是「不尚虛文」。在這一思想的指導下，元朝的文化環境表現出兼容務實的特徵。
蒙元王朝的文化兼容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它是中國古代歷史上唯一沒有從官方角度提出「避諱」制度的王朝；它是中國封建歷史上思想文化禁錮制度最少的王朝之一，目前尚未發現元代人士因言論遭受不幸的實例。據統計，元代的文化禁令僅是明清兩朝的幾十分之一；它還是中國封建歷史上唯一明確提出宗教信仰自由的王朝，當時世界上所有的主要宗教在中國都有活動場所和信徒，這在當時的整個歐亞大陸恐怕是絕無僅有的文化現象。
兼容的文化氛圍為中國文化的發展提供了良好的環境。中國「戲劇史和文學史上的重大事件」——元曲（散曲和雜劇）就是在此環境下形成的。今人把元曲與唐詩、宋詞並列，視之為中國文化的瑰寶。一些學者認為元曲之所以在元代誕生並繁榮，主要得益於元代北方少數民族倫理道德的影響和文化政策的寬松，「使得社會思想能夠較多地擺脫傳統規范的束縛」自由創作。
儒家文化的社會地位進一步提高。孔子在元代被封為「大成至聖文宣王」，使其美譽達到無以復加的程度。孟子等歷代名儒也獲得了崇高的封號；元朝在中國歷史上首次專門設立「儒戶」階層，保護知識分子，「願充生徒者，與免一身雜役」。元代的民眾普及教育超過了前代，書院達到400餘所，州縣學校的數量最高時達到24400餘所。對元代儒家文化的發展，陳垣先生是這樣評價的：「以論元朝，為時不過百年。……若由漢高、唐太論起，而截至漢唐得國之百年，以及由清世祖論起，而截至乾隆二十年以前，而不計乾隆二十年以後，則漢、唐、清學術之盛，豈過元時！」
務實的精神推動了文化與社會實踐的互動。建立元朝的蒙古族處在封建社會上升階段，有著較為迫切的發展要求。因此與宋代相比較，元朝務實的文化精神是十分顯著的。元朝的奠基人忽必烈主張「應天者惟以至誠，拯民者惟以實惠」，強調「務施實德，不尚虛文」。據此，他提出了「科舉虛誕，朕所不取」，廢止了科舉制度，在人才選拔上強調才幹，而不單純是「以文取勝」；一些關乎國計民生的科學文化在政府的扶持下也得到了快速發展：由政府組織的一系列大規模的天文實測活動，使中國在很多天文學領域處於世界先進水平（如黃道夾角的科學數據、星辰的數量、歷法等）；在地理學方面，《大元一統志》開中國官修地理總志之先河，也是中國古代史上篇幅最大的一部官修地理志書；元代編修的方誌達到160種，數量超過了宋代；元政府還組織了中國歷史上首次對黃河河源的實地科考；在農業技術及農學普及方面，南北東西農作物廣泛交流，各地農業技術（如生產工具）取長補短，棉花種植在元代得到全面推廣，很多農作物得到普及。政府加強了農業科技的總結和普及工作，司農司編輯的《農桑輯要》是中國古代政府編行的最早的、指導全國農業生產的綜合性農書，魯明善的《農桑衣食撮要》是中國月令體農書中最古的一部，王禎的《農書》是中國第一部對全國農業進行系統研究的農書；在宋代發明活字印刷術的基礎上，元代發明了金屬活字、轉輪排字法和套色印刷術。此外，元政權對醫學、造船業、陶瓷製造和水利也給予了高度的重視。
開創了中國封建時期中西文化交流最繁榮的時代
元朝以及四大汗國等政權的產生，使13世紀之後的歐亞政治格局發生重大的變化，東亞、中亞和西亞地區昔日林立的諸多政權頃刻間消失，歐洲的部分地區也納入蒙古汗國的統治之下。毫無疑問，殘酷的戰爭，劇烈的社會動盪，曾給歐亞各國人民帶來巨大的痛苦。但是，征服戰爭以及隨之建立的蒙古政權，在客觀上帶來的積極影響也是不容忽視的，它使歐亞之間經濟文化交流的壁壘被打破。蒙古族統治者鼓勵通商的開放政策，便利、安全的驛站交通，拉近了歐亞之間的距離，使各種文化之間的直接對話成為現實，縮短了歐亞大陸區域之間因發展不平衡以及由於地理空間和人為封閉造成的文明進程的差距。交流讓中國認識了世界，世界也認識了中國，東西方之間的神秘面紗被揭開，世界文明史由此進入了新的時代。如果從中國文化史角度觀察，蒙元王朝的影響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
促進了中國的國際化。在中國古代歷史上，對外影響最大的王朝是唐朝和元朝。但是，如果從對外影響范圍、往來國家數量和國際地位角度比較，唐朝與元朝是無法比擬的。優惠的通商政策、通暢的商路、富庶的國度、美麗的傳說，使元朝對西方和阿拉伯世界的社會各界形成了巨大的吸引力。上都、大都、杭州、泉州、廣州已具有國際化都市的色彩，泉州港成為國際最大的對外貿易口岸。旅行家、商人、傳教士、政府使節和工匠，由陸路、海路來到中國，他們當中的部分人長期旅居中國，有些人還擔任政府官員。據統計，這些人分別來自波斯、伊拉克、阿速、康里、敘利亞、摩洛哥、高麗、不丹、尼泊爾、印度、波蘭、匈牙利、俄羅斯、英國、法國、義大利、亞美尼亞、亞塞拜然、阿富汗等國。歸國後一些人記錄了他們在中國的見聞。正是這些游記，使西方人第一次較全面地掌握了中國和東方的信息，一個文明和富庶的中國真實地展示在世界面前。這些信息改變了歐洲人對世界的理解和認識。學術界普遍認為，馬可波羅等人的著作對大航海時代的到來產生了至關重要的影響。
開創了古代中西文化交流最繁榮的時代。元朝通過海上「絲綢之路」進行經貿往來的國家和地區由宋代的50多個增加到140多個。海路到達非洲海岸，陸路往來直抵西歐，統一的環境為國際間、地區間的交往創造了前所未有的便利條件，史稱「適千里者，如在戶庭；之萬里者，如出鄰家」。在大量阿拉伯人、歐洲人湧向東方的同時，中國人的視野也更加開闊，對周邊國家、中亞、南亞和印度洋地區的了解更加清晰，足跡甚至延伸到西亞和西歐。人們對外部世界的了解和介紹，不再局限於道聽途說，而大多是親身經歷。如汪大淵的《島夷志略》一書，所記印度洋沿岸和南海各國史實「皆身所游覽，耳目所親見，傳說之事，則不載焉」。該書記錄了數百個地名，以及各地的山川險要、氣候物產、人物風俗，與我國的經濟、文化交往情況等等，多屬前人未載內容。類似的文獻還有《西遊記》、《西遊錄》、《北使記》、《西使記》、《真臘風土記》、《異域志》等，反映了元代中國人對外部世界的新認識和開闊的文化視野。
中西經濟文化交流的空前繁榮，使不同地區、國家和地區間的經濟文化雙向交流加速。中國的火葯、指南針、印刷技術傳入阿拉伯和歐洲，推進了這些地區的文明進程。阿拉伯的醫學、天文學、農業技術，歐洲的數學、金屬工藝，南亞的雕塑藝術等傳入中國，促進了中國古代文化的豐富和發展。元代中西文化交流信息量之大、傳播范圍之廣、對未來歷史影響之大，都是人類歷史上空前的。可以說，中西方文明成就第一次出現了全方位共享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