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藤嘉一發表的對

A. 加藤嘉一 為什麼離開中國

加藤嘉一（1984年04月28日）出生於日本伊豆；2003年4月「非典」高峰時來到中國；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畢業；自從2005月4月親歷「反日遊行」開始，在海內外媒體發表言論。現任北京大學朝鮮半島研究中心研究員，日本慶應義塾大學SFC研究所高級研究員，是中日交流的民間大使。針對2012年5月20日加藤嘉一發表的對「南京大屠殺」的言論，6月13日，南京大屠殺紀念館稱：歷史不容質疑。7月，加藤嘉一決定離開中國，前往美國哈佛大學擔任研究員，並發表了最後一篇專欄文章：《離開中國前的心裡話》。

B. 加藤弘一 加藤嘉一 什麼關系是父子嗎

加藤弘一
1939年6月17日生於日本山形縣鶴岡市，東京大學法學部畢業後進入外務省，1964年4月1日進入國立台灣大學就讀。1966年轉美國哈佛大學進修。 1967年，任職日本駐香港副領事期間結婚，擅漢語和英語。1969年，返國進入外務省亞洲局中國課次事務官。1971年12月，辭去外務省官職，承父志，准備參選國會議員。 1972年，加藤當選眾議員，先師大平正芳，後追隨宮澤喜一。他繼承了大平的對外政策思想，重視亞洲外交，主張日中友好。作為「亞洲國際派」的倡導者,加藤認為，從21世紀的日本國家利益考慮，日本應與亞洲國家加強團結。加藤是日本資深的政治家，是政界屈指可數的「中國通」，也是奉行對華友好政策的「鴿派」人物。作為日本自由民主黨前主要領導人之一，加藤曾出任日本自民黨幹事長.政調會長. 防衛廳長官及內閣官房長官。現任日中友好協會會長。

加藤嘉一
作為日本公派留學生在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就讀本科，獲2006年留學生學習優秀獎本科生獎。 前任北京大學日本人協會會長，現任顧問。
加藤平時在各種媒體上發表言論，是中日交流、中日關系的熱衷觀察家、評論者。2003年來到中國後至今，作為組織者、策劃人、發言人、主持人參加過的中日學術交流活動、國際研討會共有五十多個。作為評論員、嘉賓、作者參加過的中外媒體活動共有五十多個。

二者應該不是父子關系，不過對中國都有一定了解，都比較注重中日關系。

C. 加藤嘉一被天@朝說成是其 『質疑南京大屠殺』，有哪個高手，可以看出裡面的『貓膩』

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6pS1hSScA2s/這是土豆網的視頻，不過我估計樓主已經看過了，覺得沒有看出什麼才來憤然提問的，因為這件事最近人人網上傳的很火，我也就去看了一下，網路上眾說紛紜，中國話本來就挺博大精深的，每個人理解不一樣也挺正常的。樓主很明顯就是挺加藤嘉一的，嗯，也還挺仇視我國政府，也有可能是party，這種事情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誰也說服不了誰，而且我也不指望自己三言兩語就能糾正樓主的三觀。
但是就加藤嘉一這個人，樓主很明顯估計是把他看成受政府無辜迫害群體的一個代表了。
他很明確地提出自己不明白南京大屠殺，並且認為中國政府沒有進行相應的堅持，贏得人家的尊重是不可能的，其實在某種程度上來說他並沒有做錯或說錯什麼，首先他是一個日本人，從小在日本接受教育，面對日本的媒體、教科書，再到中國接受這樣的歷史信息，畢竟已經有了先入為主的概念，再者，他就算知道，也不能大肆指責日本，雖然尊重歷史，但是也傷害了日本民眾感情，這種做法與叛國則無異，理智與情感
其次，中國政府在許多外交方面的堅持不夠強硬，國力和綜合水平比日本稍微遜色一點，國內也沒有很多民眾表示出誓死要讓日本承認歷史，頂多是談起來的時候說一聲日本太可惡了雲雲，很少有人以此作為畢生追求目標的。
雖然對他的做法報以理解的態度，但是他那種不堅定的態度還是挺傷人的，他一項挺有鑽研精神，哪怕身在南京卻也不願去實地考證一下，畢竟作為一個日本人應該會不止一次被問到這個問題，他說他願意畢生觀察中國卻還是更願意去美國教授外國人漢語，就算是在日本本國也有人對他的學歷經驗提出質疑，不過人無完人。
我只是覺得現在在中國寫出中國社會實情，在大學中有一定影響力的，竟然是這樣一個日本人，覺得有些不可思議。
你可以說我有狹義的民族思想，對於這樣的一位日本青年，我只想說一句「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當然我也不想背個炸葯炸了日本，也不是讓中國閉關自守，就我個人本身也有幾名外國朋友，但是我覺得有些事情他做了，就不是這么讓人欣賞了。
最後在勸樓主一句，中國現在是有許多的讓人不爽的現狀，你如果能移民可以移走，但是如果你還是希望呆在中國還是緩一緩自己的態度比較好，要不然你整天就會覺得什麼事情都是不公平的，不利於身心健康。
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
希望樓主明白我的一番意思，
PS：我不想和你掐架

D. 加藤嘉一是誰

加藤嘉一（1984年04月28日）出生於日本伊豆；2003年4月「非典」高峰時來到中國；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畢業；自從2005月4月親歷「反日遊行」開始，在海內外媒體發表言論。現任北京大學朝鮮半島研究中心研究員，日本慶應義塾大學SFC研究所高級研究員，是中日交流的民間大使。針對2012年5月20日加藤嘉一發表的對「南京大屠殺」的言論，6月13日，南京大屠殺紀念館稱：歷史不容質疑。
出生地：日本靜岡縣伊豆 職業：書籍作家、專欄作家、時事評論員、學者、運動員 愛好：跑步、思考 畢業院校：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 特異功能：通宵達旦不睡覺是家常便飯

E. 面對日本此次的災難，中國該不該出手相救

人道主義上講，是該救的

F. KATO什麼意思

kato的意思：

1：地名:[蓋亞那] 卡托

2：日本加藤

山東清遠工程機械（集團）有限公司集團與日本加藤（KATO）公司合作生產具有先進的技術水平的液壓挖掘機已推向市場。

3：起重機（加藤起重機(KATO))

4：加藤（日本姓氏，公司名）

(6)加藤嘉一發表的對擴展閱讀

加藤米莉亞（加藤美穂 加藤ミリヤ 加藤Miliyah かとうミリヤ Kato Miliyah ）， 1988年06月22日出生於日本愛知縣豐田市，是一名日本創作型女歌手、時裝設計師、模特、小說家。

加藤ミリヤ外文名是Kato Miriya。

日本R&B女歌手加藤米莉亞（Miliyah Kato，加藤ミリヤ）1988年出生於日本愛知縣豐田市，真名加藤美穂（Miho Kato）。

自小成長在單親家庭的她在東京的一個天主教高中畢業。2001年她簽約索尼唱片，並在2004年9月發行了自己的處女單曲「Never Let Go（不要放手）」，連續五周入選30佳單曲。而她的音樂風格受美國嘻哈和R&B音樂影響極大，特別是Lauryn Hill和Mary J. Blige。

加藤Miliyan出道數年，在日本與新崛起的青山黛瑪齊名，被喻為新一代歌姬。二十一歲的加藤，喜歡把自己的少女情懷化成歌詞，贏得同齡女歌迷的共鳴，視她為「教祖」。

G. 尋找一篇日本對中國的看法的評論性文章（政治經濟或者文化的都可以）

中國要警惕日本財團

白菊梅

5年前，社科院日本經濟學會理事白益民的第一本書《三井帝國啟示錄》剛剛出版，當時雖然引起了一些反響，國內許多經濟學家對它卻不以為然，認為書中的很多說法是危言聳聽，誇大了日本財團的作用。不過，到了2012年11月4日，一條消息引起了中國經濟界人士的警覺：日本三洋食品株式會社持有康師傅所屬的頂新控股集團33.18%的股份。知情人士稱，實際上，中國四大方便麵企業中，日資持有股份的已經有3家。在其他影響國民經濟發展的關鍵領域，如高鐵、核電、鋼鐵製造等，也都有揮之不去的日資身影。以三井財團為例，它的勢力已經從中國的基礎製造業、高科技產業擴展到能源礦產。日資財團的精妙布局，讓眾多中國企業被層層「捆綁」。在白益民看來，主力銀行、綜合商社、大型製造企業「三位一體」的准軍事化財團體制始終是日本經濟的脊樑，之前一直不被中國人所熟知，而現在，到了該研究它們的時候了。

在實踐中研究日本財團

1991年，23歲的白益民進入北京市第一輕工業總公司工作。1993年12月底，經過北京市外企服務公司的推薦和一次簡單面試，他誤打誤撞地進入了日本三井物產株式會社北京事務所的糧油食品部。當時他還不知道這是一家什麼樣的公司，面試他的部門總經理內田龍太郎告訴他：「三井物產是日本最好的商學院，你是來學習的，需要做好長期在這里工作的准備。」1994年，美國《財富》雜志評選1993年度世界500強企業，三井物產名列第一。「此時，我才意識到我進入的這家公司在日本乃至世界經濟中的重要地位。」
1996年4月，白益民被派往三井物產東京總部研修和工作。學習中他發現，三井物產每年的貿易量非常大，但其來自貿易的凈利潤率卻只有3‰，近90%的凈利潤來自資源、原料投資收益。不過，盡管貿易利潤很低，卻可以產生巨大的現金流，因此銀行願意以低利息為三井提供資金。同時，在貿易過程中，三井也可以找到其他的投資項目。
具體來說，三井物產為多家企業提供原材料並幫助其銷售成品，因此掌握了大量企業的采購與銷售數據，這正是其做投資所需要的重要資料。在與企業的長期交往中，三井可以掌握該企業的人員素質、企業文化等。一旦發現某企業值得投資，三井會立即與其洽談參股合作、參與經營，並繼續提供原料、協助銷售，從而獲得投資和貿易的雙重長期收益。
這些業務知識讓白益民受益匪淺，三井物產總部的核心運作機制以及日本職員的精神風貌也讓他深受觸動。「耳濡目染中，我自己就變成商人了，關心的是市場，接受的是商人的理念和做事方式，這跟很多學者的出發點不同。他們大多是從美國回來的，接受的是西方經濟學理論。這也是我後來做產業研究和別人不同的地方。」
上世紀90年代，在「走出去」戰略影響下，學習日韓模式曾經成為一種主流趨勢，但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使日本經濟受到一定程度的打擊，國內很多經濟學家也認為，日本的商業模式已經過時，而美國「金融和產業一定要分離」的西方經濟學模式成為中國學習的榜樣。「但中國政府忽視了一點，與金融分離的產業是有風險的，而中國經濟需要以產業為根基。中國並沒有美國的產業基礎，卻要硬生生地把產業和金融分離開。而且，在中國的大學教育中，從理論、案例到教材全部是以美國模式為主的西方經濟學，幾乎無人關注日本模式。」2005年，白益民辭去在三井物產的工作，專門研究日本經濟模式，希望中國能「師夷長技以自強」。

「警惕日本哭窮」

日本「失去的10年」是經濟學領域經常談論的一個話題，指1985年至1995年間日元升值，導致財富向美國轉移、日本本土經濟蕭條的10年。日本經濟模式之所以被很多經濟學家忽視，就是因為「失去的10年」之後GDP增長不盡如人意。
然而，在白益民看來，當時日本房價跌了一半、股市跌了一半多，但是日元升值了一倍多。如果用美元計算，房價和股市都沒跌。日元升值促使產業升級，把那些不賺錢或者低附加值的產業外移，集中精力做高精尖的東西。因此，日本在海外賺取的利潤遠遠高於在本土的損失。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之後，日本的全球性產業布局從未停歇，這個布局的大後方就是東亞地區。這實際上還是當年「大東亞共榮圈」的戰略思路，只不過當時用的是刺刀，如今用的是綜合商社的組織能力。綜合商社在貿易、投資、金融、人才、情報和物流等領域發揮著綜合機能的特殊作用，實質上成為財團內部乃至日本社會的總參謀部。近年來，日本經濟看似不景氣，GDP增長水平不高，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日本已藉助綜合商社，把產業轉移到了海外。
日本現在有六大財團：三井、三菱、住友、三和、富士和第一勸銀，它們就像一個大家庭，主辦銀行是家庭中的父親，為產業服務的綜合商社則相當於母親。主辦銀行和綜合商社共同將金融機構和中小企業捆綁在大企業的戰車上，從而易於贏得國際競爭。「比如三井財團，扮演父親角色的是三井銀行（現三井住友銀行）及其他一些金融公司，扮演母親角色的是三井物產這樣的綜合商社。在兩大機構下面，就是包括豐田、東芝在內的多個世界一流企業。得益於這種發展模式，日本的經濟實力遠遠比我們想像中要強大，我們不要聽信日本哭窮。」白益民說。最近的新聞也似乎驗證了這一點：受釣魚島事件影響，10月份豐田汽車在中國的銷量同比下降44%，然而，今年前三季度其全球銷量達到740萬輛，超過美國通用，穩居世界銷量第一的寶座。
據白益民介紹，日本財團擴張時，通常是以極低的股權進入一個國家的產業市場，並將自己的技術、金融、貿易快速輸入，使自己成為該產業背後的真正掌控者。以石油為例，沙特是中東產油大國，目前已經發展成世界第一大石化產業國，從過去一個只會出口石油的國家一躍成為擁有頂尖石化技術的國家。然而，很多人都沒有注意到，沙特的石化技術、石化發電廠、海水淡化設備等產業配套設施都不是自主開發的，以三井、三菱為首的日本綜合商社才是該國石化產業的真正掌控者，即商權掌握者。這是日本財團的可怕之處。

美日模式，中國選誰

對處於轉型期的中國經濟而言，是要繼續學習美國的股權模式，還是借鑒日本財團的商權模式？
白益民將二者進行了對比：日本取得了堪比美國的經濟成就，其經濟結構卻與美國大不相同。美國的立國之本是金融，華爾街左右著經濟，所以，美國企業是典型的股權模式，習慣於以盈利來決定是否要收購某家公司，往往忽視其社會價值、產業價值和生存能力等，這種戰略缺乏對整個產業鏈條的觀察與考量。而日本的立國之本是產業，財團發揮核心作用。每個財團都掌控著數十家企業，實行立體作戰：金融是空軍，商業是海軍，產業是陸軍，金融和商業為產業發展護航。這也決定了日本企業海外投資戰略的最大特點是普遍以商權為中心，即更看重所投資企業的商業價值，以及該企業在產業鏈中所發揮的作用，其目的是讓產業資本、金融資本和商業資本有機結合，從而達到企業利益最大化。因此，當金融危機爆發時，日本選擇保護產業而犧牲金融，這與美國的做法大相徑庭。
目前，中國公司的海外發展戰略思維更接近美國企業，白益民認為，這種模式使中國公司在進軍海外時容易急功近利，而缺乏精密布局，導致一些國內企業在海外並購時落入了股權陷阱。而以商權為中心的日本企業，更願意通過先合資，再稀釋股份的方式，慢慢蠶食。
不過，日本的財團體系也只能在某些方面給予中國參考，而不能成為盲目模仿的對象。「中國目前還很難建立起一家綜合商社公司。征戰商場時，中國企業必須掌控產業主導權，就是說，中國公司也必須有一個強大的產業組織者，不僅立足於資本運作，更重視產業鏈條的整合與搭建，以此在世界各地尋找商機，占據資源。」

關鍵是不要失去自我

「財團這種組織形態其實與我們中國曾經廣泛存在的集體所有制企業頗為類似。回顧歷史我們會發現，商權模式發源於中國的浙江台州一帶，其核心其實是中國文化。」白益民說。自古以來，由於封建王朝重農抑商，所以商權模式更注重長期戰略，商業心境也更穩重，不因短期的經濟波動而輕易改變商業戰略，從而避免因環境的浮躁而使企業毀於朝夕。
「在很長一段時間內，能夠在市場競爭中壯大起來的都是這種集體所有制企業。現在，三井有26家核心企業集團，其中很多都進入了世界500強的榜單。中國有的科技企業實行的也是這種集體所有制模式。30多年的經濟改革過後，中國的國有經濟和私有經濟都取得了長足的進步，惟一受到打壓的卻是本應發揮重要作用的集體經濟。因此，中國應該認真研究國情，發展集體經濟，而非對美國模式一味推崇以致經濟發展偏離了方向。」
白益民最後強調：「中國企業家應該認識到：不能將商權和股權兩極化，要保留東方商業文明的底蘊，不可盲目崇拜外來商業文明而失去自我，一定要融合並靈活運用。面對日本綜合商社這類產業大鱷，中國必須沉下心來打造自己的產業技術、貿易網路和金融力量，才能真正保持獨立。只有運營自如，才能在世界上獲得更多的商權並規避各國民族主義情緒，成為一個能夠輸出資本的真正的經濟大國。」

H. 加藤嘉一還會關注中國嗎

冷看徹頭徹尾的思想理性的人看問題。明智的，你看他的書，如你是一個有思想的人，會理解他的話，如果你是大波浪和潮流的人，或在書店裡看看吧。畢竟，他是一個日本的一些問題，或者它並沒有想明白。但是，如果你是一個盲目崇的國家的人，我想你讀他的書，你會打電話給他的間諜。想想看他的視頻加藤嘉一我好。正如你可以看到的，慢慢地，慢慢地想，這個社會會覺得很有趣。 -------------事實，建議你考慮的一些現象，崇國是不是盲目的，而不是盲目崇外，客觀地看待一些問題，並認為自己身外，你就會明白了很多事情。說當局者迷旁觀者像普通人一樣。加藤嘉一在日本的喜愛，無論加藤嘉一，而不是日本。中國的軟實力的建設，他提供了一個很好的建議。將取得進展。

I. 我們的本分與責任是什麼

北京大學日本人協會顧問加藤嘉一，曾是日本公派留學生，在北大學國際關系學院學習期間寫了不少文字，試圖從「非中國人」的第三雙眼的獨特視角，解讀與中國息息相關的事件、現象和問題。最近又寫了一篇的《中國大學生，你沒資格抱怨政府》文章。文中指出中國的大學生「從被包辦到求包辦」，生活自理能力差，社會交往、人格獨立、精神氣質均已嚴重落後於日本學生。讀來頗叫人汗顏，轟轟烈烈的教育改革也確實到了需要叫人反省的時候了。不過，我們身在其中，卻又是另一種眼光，這不，最近就有人在《教育改革要改掉不合適的「人」》一文中，針對時下出現的一些教育問題大聲疾呼：縱觀當下形形色色的、層出不窮的、令人瞠目結舌的教育「暴力」事件，有必要對教師行業來一次徹徹底底的「整風」運動，讓教師端正從業態度，提高教書育人的素養。教育改革不光要改不合適的制度，更要改掉不合適的人。 作為一名從事基礎教育三十多年的教師，看著這兩篇文字，我的思考是，身為教育人，我們是不是應該弄清楚我們的本分和責任。 我們先來看「加藤嘉一之斥」。在加藤嘉一的眼裡，我們大學生的素質是有很大問題的，而症結的源頭又與基礎教育不善有關。當我們靜下心來溯本求源的時候，我們不難發現，其實我們每個人都自覺不自覺的浸染在舊文化中、舊思想、舊觀念中。比如，我們的教育主管部門，我們學校的管理層，我們的班主任，不都在強調准軍事化管理、精緻化管理，強調整齊劃一嗎？軍事化、精緻化，說白了不就是用一個模子、一個標准、一個尺度圈養我們的下一代嗎？但是，我們又常常埋怨我們的體制培養不出創新性人才，培育不出諾貝爾獎獲得者。我們很少有人想過正是我們自己每天都參與其間的那種「整齊劃一」的教育模式，抹殺了下一代的創造性、埋沒了傑出人才。換言之，正是我們一邊在「不自覺」中充當舊文化的衛道士，甚至是幫凶的角色同時，又在一邊「大義凜然」的批判體制，批判舊文化，這是多麼具有諷刺意味的現實啊。 加藤嘉一為我們描摹的中國學生就是這樣的一班人:「我的北大同學還是看老師的臉色行事，以此來決定是該申請出國、找工作還是保研。很少有人能夠由衷地出於自己的願望，制定屬於自己的規劃。他們習慣了「凡事求包辦」。考試作弊違紀了，打電話叫千里之外的家長跑到學校求情；工作不好找，賴學校沒有廣開就業門路；想自己創業當老闆，就認為政府有義務為你創造好環境正是這種拿自己當弱者的心態，培養了一大批懶散懈怠、凡事求包辦的宅男宅女。奇怪的是，家長、學校、社會竟然一致附和，繼續寵著這幫已經20出頭的年輕人。」 悲乎！所謂「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恰因為我們身在其間，於懵懵懂懂中，於不知不覺中，於半推半就中，甚至於自覺自願中，就充當了阻遏學生成長成才的「兇手」或「幫凶」，那些投機鑽營者才有會了市場，也還有了今天這般的教育亂象。 讀著加藤嘉一基於中國的下一代「在高中階段犧牲掉所有個性和樂趣，只為換取上大學的資格，這樣的年輕人，會一路走好自己的人生嗎？」的詰問和他對中國大學生「你唯一需要改變的，就是把人生的主動權從家長、老師、社會大環境的手裡奪回來，別讓自己的生存能力在被包辦中繼續退化下去」的棒喝，們難道不應該汗顏嗎？ 可是，我們想到的卻不是這些，想到的是要「對教師行業來一次徹徹底底的『整風』運動，讓教師端正從業態度，提高教書育人的素養。教育改革不光要改不合適的制度，更要改掉不合適的人。」身為中國教師我們又有什麼理由一味的責怪我們的大學生呢，這些大學生今日之狀況，我們難道沒有責任？ 《教育改革要改掉不合適的「人」》一文雖然道出了教師隊伍參差不齊，良莠夾雜的現狀，但如何解決這些問題，我們的思維就是搞運動，就是整風，除此以外別無良策。其實這就是舊文化對我們的毒害所致啊。 對搞運動，搞整風的言論我們還不難看出其深受舊文化的毒害之深，我們的問題更在於我們很難看清楚的卻是那些打著改革旗號，或者有著許多光環，實質兜售舊教育、舊文化的那一套言論和思維方式「教育人」的本來面目。 君不見時下有些人只要一旦「被名師」了，就覺得自己了不得了。在各種媒體，種場合介紹自己時，都會在姓名前面給冠上一連串的頭銜，甚至還要加上「著名」、「全國著名」、「國際知名」之類的前綴，或者來個什麼《東有神馬，西有浮雲》之類的東東標榜一下，就怕地球人不認識他。若外出，似乎沒有高級賓館下榻，是顯不出他的身價的，而這樣的「名師」不少又是靠一堂或幾堂所謂的「成名課」忽到東悠到西，遊走江湖而屢試不爽的。 名校呢？也習慣了冠以「奇跡」、「經驗」、「現象」、「模式」等名目粉墨登場，一時間種種前所未見的教育新名詞也大行其道，眾人你方唱罷我登場，好一派「欣欣向榮」之勢。就在這表面熱熱鬧鬧的背後卻暗流涌動：各拉山頭，互相傾軋，互相詆毀，互相貶低，甚至容不得半句不同的聲音，你聲音與他不一致了，你就成了課改的絆腳石了。這種學術態度又反過來作用於我們的學生，於是他們中也出現了類似的現象。 當我們看到教育亂象紛呈的時候，大家第一反應就是歸咎於體制，歸咎於制度，第二個反應就是歸咎於教育，歸咎於學校，繼而再歸咎到教師身上。其實這些人又何嘗不是制度的相關方？在各種各樣的「榮譽」面前，和名目繁多的「評選」中，有多少人不是拚死相爭？但獲得「身份」之後，搖身一變，立時成了「權威」「專家」，而大唱制度和「改革」的贊歌。可是一旦「不幸」落選，就立馬跳出來說：這是體制對我們控制的卑鄙手段！於是，便以清高人士自居，而加入反體制的陣營。難道這不是一件很可笑的事情嗎？ 我們再看具體的學科。我們往往要求教師追求充分的預設，甚至希望能預設到課堂的每一個細枝末節；然後，就是努力地把我們的預設和學生的課堂表現鏈接起來，以達成所謂的「互動」。事實上這樣的「互動」已完全脫離了課堂的本意和初衷，而完完全全變成了驗證「預設」正確的過程。我們雖也心知肚明，但是卻矢志不渝，不惜以犧牲學生的獨立精神為代價，來滿足我們的成功欲。可是我們有多少人、有多少時候想過，正是我們的所作所為給了學生這樣一種心理暗示：只有老師課所講的，才是正確的，我們自己的思維是不可能逾越老師的高度的。如此，我們還夢想著培養出什麼創新人才呢！ 前段時間，有老師反映說現在學生中非常流行手機，感到很頭疼。學生普遍認為不僅要有，更要比一比品牌、檔次和功能，於是，一時間，虛榮、浮誇、攀比之風甚囂塵上。而這所有惡習的「影子」，都可以從我們在對孩子的教育教學中所施加的潛移默化的影響中找到「範本」。更可悲的是，當發現了孩子中間的不良現象時，我們就開始祭出嚴苛的學校制度，或是所謂的班規班紀，將那「警告」「禁止」「開除」等極端手段當成了屢試不爽的利器。毫不誇張的看，我們正是在「正義」的化身下，為舊文化、舊思想、舊道德對孩子天性和本真的扼殺，推波助瀾。 話又要說回來，今天教育的窘境，絕不僅僅是什麼庸師或名師的問題，也不僅因為整個「場」、整個團隊、整個環境在教育發展中，還殘留著舊背景、舊時代、舊思維的邏輯、陋習和不科學的教育評價機制。更可怕的還是舊文化，舊意識在我們身上的根深蒂固。 說了這許多，其實我要表達的意思就是，作為肩負著培養下一代的特殊使命的教師，如果要真正擔負起對我們子子孫孫的責任，更多的、也更容易能做到的事就是每天不斷的反思我們的教育教學行為：我們對不健康、不人文、不科學的反教育做了哪些搖旗吶喊的事情？我們在制定校規校紀、班規班紀的時候，如何盡可能地站在成全人的角度，做一些有利於學生未來發展、有利於培養他們獨立意識、批判精神、創造能力的事？我想，如果我們能把「宇宙視野」重新拉回「地平線」，切實做到上面幾點思考，就不可能再野蠻地制定種種禁錮，並樂得充當反教育、反人性的衛道士、訓誡官，甚至是典獄長的角色。 所以，在面對加藤嘉一的叱問，在面對「專家」的大肆忽悠時，與其埋怨體制，或是哀嘆現實，不如我們每個人都能從手邊教育的反思做起，從每一天可以把握的改善做起。盡可能在舊文化，舊思維面前少做幫凶，不做幫凶。也許這有這樣，我們才有可能清楚我們的本分與責任是什麼。

J. 對話加藤嘉一：我不是什麼「日本韓寒」

關於日本韓寒的成長史 加藤：沒有喜歡不喜歡。我從來不認為我是個什麼日本韓寒，我也不接受。但媒體或公眾有說話的自由。我還是選擇走自己的路，讓別人去說吧。我關注韓寒先生是從了解當今中國輿論，尤其年輕人價值觀和生存環境的角度。他的博文，我也經常拜讀，他既鋒利又客氣的文字打動了許多同齡人的心，也滿足了當今中國意見市場的空白。中國有像韓寒先生那樣的文化人，是令人欣慰的。 加藤：我剛來中國時根本沒有想過我要中文寫作，給主流媒體開設專欄，在電視台做時政評論。這一切都是出乎我意料的，我只是跟著時代和環境的發展、變化，順勢而為。我個人評價，最重要的是，我還是始終認真學習中文，了解中國社會和中國人。而我獲得了一定的話語權更多與當今中國言論環境有關系。它正在往包容、開放、多遠的方向變化著，任務就輪到我這里了，它需要我這樣一個外國人對中國問題發表觀點，提供不同的視角。因此，我走到今天，我的努力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市場需求。我不過是濾清了兩者之間的關系而已，集中地選擇了而已。 加藤：沒有最難，每天都是一樣的，我的人生目標就是過好每一天，珍惜每一刻，而不是別的。如果要說最困難的，那應該說，現在最難，因為，在自己還需要吸收許多豐厚的知識，遊走環球的階段下，我經常沒法抽出時間，被來自社會和市場的需求左右，甚至淹沒，我是不太會拒絕的人，既然那裡有市場，就好好地去做，這是我的性格。這一性格與我長遠的走向之間正在發生著尖銳的摩擦。我現在很想沉澱下來，好好看書，好好遊走。我恐怕需要在自己的良心與需求之間尋求更加實事求是的平衡。 加藤：我沒什麼身份，我就是加藤嘉一，不需要任何別的身份，我這一輩子，靠著父母賦予的四個名字活下去。當代人總要各種各樣的頭接，這是對自己、社會不自信的表現，真正自信的人是不需要所謂身份的。胡總書記接見我，對我也沒什麼影響，不過是過程而已。當然，總書記關心我，領導人關懷我對我的寫作業好，評論也好，帶來一言難盡的安全感，我好好珍惜，抱著感恩的心態，做好我能做的事情。我是很感謝中國的長輩們的。 加藤：我從來不在乎這些來自外界的評價，讓別人去說罷了，我沒有時間，也沒有興趣在那些來自外界的評價較真兒。我認真追究中日關系研究來自我的責任感和使命感，對於兩國來說，對方國家、社會、文化的存在非常非常重要。中日兩國在人類歷史上肯定是互補性最深、最多、最廣的雙邊關系。我如此高度密集關注中國，也是因為中國的發展對日本未來的發展空間起到決定性作用。如此而已。我從來不從喜歡或討厭的情緒化角度觀察中國。中國和日本應該抱著相互學習的態度觀察對方，反觀自己，在交流的過程中不斷反思自己。交流才是生產力。 加藤：不管是政府還是民間，當代中國最顯著的特徵就是缺乏安全感。所以，政府試圖控制一切，民間試圖逃離一切，兩者之間缺乏心連心的溝通和信任。但我認為，這種令人感到悲觀的狀況也是必然的，是在中國實現高速增長的階段下必然產生的問題。我對中國的基本認知沒有發生任何變化。它是神秘的，充滿神秘性的對象，我越去了解，人家離我越遠，永遠看不見，摸不著的感覺，這也是我願意用一輩子了解中國，觀察中國，表達中國的核心原因。我很幸福，也很幸運。 加藤：一個人的觀察也好，表達也好，不存在絕對的客觀。客觀是相對的，大家的，一個社會容納著許多不同的觀點，不同的價值觀，不同的立場，只有一個整體，才能走進客觀。一個人是無法追究客觀的。我這幾年以來始終探索草根中國學，從我平時跑步，走進中國草根群體，包括大學生、農民工、農村等，的角度出發，跟讀者分享我所經歷過的故事，我所見聞過的場景。我始終認為，講故事才是說服力。我不過是從我能夠體驗的場面和故事出發，稍微帶著一點專業知識和學術訓練，去剖析草根中國的來龍去脈，它叫中國的邏輯。 加藤：我最關注的中國問題是人，就是中國人，尤其關注年輕一代的成長環境、價值觀、就業觀、人生觀、婚姻觀等。從中國未來發展的角度看，我也很關心中國社會在尋求回歸與創新的前提下，如何找到自己的新時代的價值體系，即中國的經濟發展歸根結底要靠的是什麼。它必將是精神層面，價值領域，信仰方面的產物。物質文化的發展必須帶動這些產物，否則其發展是不可持續的，站不住腳的。那麼，當代中國的核心價值觀是什麼。至今我沒有找到，也沒有看到，希望將來能看到，為此，我也願意獻出自己的力量。 加藤：我不介意。但他們對我是很支持的，主流報紙，電視台，學術界，政府界，商界等等，都鼓勵我這么年輕的青年好好與中國打交道，並把我所了解到的中國真相匯報給祖國社會。他們都認為，加藤嘉一在日中交流當中，日本對華戰略當中起著獨一無二的作用。我把這些來自外界的聲音作為觀察的對象去看待。日本主流社會對我的認知本身正在考驗著日本人如何看待中國社會，更是崛起中的中國人。我們都在路上，還有很長的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