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宋出版業

『壹』 在宋代誰的雕板印刷的普及和圖書編撰的繁榮是私人建造藏書樓指縫上

兩宋雕版印刷黃金時代中的杭州刻書業研究
日期：11/03/22
提 要：兩宋時期，憑借吳越國、南宋兩次建都以及商業繁華、手工業發達之便利，杭州成為全國4大刻書中心之一。筆者試就杭州刻書業興盛的成因，南宋定都臨安後官、私、坊3大刻書業中，尤其是「坊刻」對傳承中國古代文化遺產的卓越貢獻，以及兩宋杭州刻本的風貌與特點進行了闡述。
關鍵詞：兩宋 杭州 刻書業
作者仇家京，杭州圖書館專題文獻中心古籍地方文獻組副研究館員（郵政編碼 310006）。

宋代享國300餘年，面對北方的威脅，軍事上的失利，自靖康之禍，中原淪陷、繼而高宗渡江、向金稱臣，蒙受了恥辱，但在刻書印刷業方面卻成績卓著。元人吳澄雲：「宋三百年間鋟板成市，布滿天下，而中秘所儲莫不家藏而人有。無漢以前耳授之艱，無唐以前手抄之勤，讀者事半而功倍，何其幸也！」這就是張秀民在《中國印刷史》一書中譽之為「宋代雕版印刷的黃金時代（960—1279年）」，而杭州刻書業則是處於兩宋雕版印刷黃金時代中的佼佼者。宋代葉夢得在《石林燕語》中稱「今天下印書，以杭州為上」即是此意。筆者試就兩宋杭州刻書業的成因、南渡後杭州雕版印刷業趨於繁盛以及刻書特點進行闡述。

一、杭州雕版印刷素負盛名的成因

杭州自五代以來，雕版印刷業已相當發達。吳越王錢鏐在「天下大亂，豪傑蜂起」的五代十國紛爭之際審時度勢，採取「與其閉門作天子，不如開門為節度」的保境安民以至納土歸宋的策略，換來了「其民至於老死不識兵革，四時嬉遊，歌舞之聲相聞」的太平局面。錢氏諸王恪守錢鏐遺願，謹慎守土，發展經濟，為杭州的雕版印刷業的發展提供了良好的社會條件。吳越錢鏐及其子孫信奉佛教，統治杭州期間，興建佛寺佛塔，尤其是吳越王三世錢俶，先後在顯德三年（956年）、乙丑（965年）、乙亥（975年）3次大規模主持刻印佛經，印數達20餘萬卷。其中藏於杭州雷峰塔塔磚之內的《一切如來心秘密全身舍利寶篋印陀羅尼經》，即刻於宋開寶八年（975年）。從這些存世的經卷實物來看，紙墨俱佳、刻印精良，已達到了較高的工藝水平。
宋承五代之後，生產力的發展已至中國封建社會前所未有的水平，開辟了我國刻書史上的第一個輝煌時代。浙江手工業發達，商業興盛，又盛產紙張，具備發展雕版印刷業的有利條件，而杭州在五代時已是良工聚集，雕版技術頗負盛名。北宋國子監除了遍刻儒家經典以外，還大量校刻史書、子書、醫書、算書、類書、詩文總集。這些監本雖發行於汴梁（開封），但大都在杭州雕版。如王國維《兩浙古刊本考》所稱：「浙本字體方正，刀法圓潤，在宋本中實居首位。宋國子監刻本，若《七經正義》，若史、漢三史，若南北朝七史，若《資治通鑒》，若諸醫書，皆下杭州鏤版。北宋監本刊於杭者，殆居大半。」北宋時，杭州不僅承擔朝廷刻書，「市易務」等公私刻書也很多。地方官刻書，有景祐四年（1037年）杭州通判林冀等銜名，經杭州詳定官重詳定的《白氏文集》72卷；張君房知錢塘時刻印《雲笈七簽》《乘異記》《麗情集》等；翟昭應知仁和縣時將《刑統律疏正本》改為《金科正義》鏤版印賣。私人刊印者有臨安陳氏萬卷堂、錢塘顏氏、杭州沈氏等。坊肆刻書有杭州晏家與錢家。寺院刻書則有淳化、咸平間龍興寺刊《華嚴經》，明教寺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刻《韓昌黎集》等。
宋代提倡文治，實施偃武修文的基本國策。統治者為宣傳封建文化，大力提倡讀書、刻書。如宋蒙學課本《神童詩》所雲：「天子重英豪，文章教爾曹，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一時成為社會價值取向，更使得圖書需求量與流通量的激增。朝野的官僚、士子亦以讀書、勸學為重，地方官刻書成為時尚。陸游、范成大、楊萬里、朱熹、張栻等百餘人在各處做官之處無不刻書。他們刊刻自己的著作，或刻其祖先著作，或刊鄉賢名宦著述。公餘之暇，會同屬吏以校雕刻書為美績。至於各地士大夫刊其師友著述，或將家藏善本付梓流通者，更是不勝枚舉。兩宋的學術活動空前發展，科學、文化、歷史、哲學著述豐富，編撰成績斐然，這又促進了雕版印刷的發展。官私刻書蔚成風氣，這就為雕版印刷業的發展營造了巨大的出版業市場。而活字印刷的出現，則是雕版印刷技術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宋括在《夢溪筆談•技藝》中記載：「板印書籍，唐人尚未盛為之，自馮瀛王始印《五經》，以後典籍皆為板本。慶歷（1042—1048年）中，有布衣畢升，又為活板。其法：用膠泥印刻字，薄如錢唇，每字為一印，火燒令堅。先設一鐵板，其上以松脂臘和紙灰之類冒之，欲印則以一鐵范置鐵板上，乃密布字印。滿鐵范為一板，持就火煬之，葯稍熔，則以一平板按其面，則字平如砥。若止印三二本，未為簡易；若印婁十百千本，則極為神速--升死，其印為予群從所得，至今寶藏。」盡管至今還沒有發現上述泥活字印刷品的實物，但是通過沈括的《夢溪筆談》中所透露的信息，我們可以得知950多年前，畢升所創制的泥活字印刷技術，從制字、排版、印刷、貯字等工序上已具備了後世鉛字排版印刷術的基本原理。《夢溪筆談》中泥活字印刷工藝，或為杭州籍科學家沈括親見並記載，而畢升所遺活字及排印器具亦為沈括子侄所得，曾有學者推測畢升是杭州人，雖缺乏文獻佐證，但也足見杭州與活字印刷術的淵源。

二、宋室南渡後杭州雕版印刷業趨於極盛

紹興八年（1138年），自高宗「車駕駐蹕臨安」起，終南宋之世，歷孝宗、光宗、寧宗、理宗、度宗等九帝，達140年之久。自高宗遷都臨安後，隨著中央政權的南移，財政收入增多，都城人口驟增，商市繁華，官府衙署的相繼修建，杭州更是一躍成為全國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正所謂「輦轂駐蹕，衣冠紛集，民物阜藩，尤非昔比。」南宋時，手工藝有了更高水平的發展，兩浙又是全國的造紙中心，印刷物料尤其紙墨的質量與產量超越前代，為杭州刻書印刷業奠定了豐厚的物質基礎。北宋亡，汴梁的一部分雕版刻印業南遷杭州，杭州成了當時全國雕印手工業最發達的地方。
南宋經濟繁榮，文化進步迅速，著述人才輩出，科舉制度的勃興，更為杭州刻書業推波助瀾，公私刻書兩旺。至南宋高宗末、孝宗、光宗、寧宗、理宗時，杭州雕版印刷業趨於極盛。南宋得「行在所」之便，在乾道五年（1169年）至咸淳四年（1268年）的100年間，曾3次纂修、刊印府志，這就是被譽為方誌之上駟的《臨安三志》，折射出當時濃郁的學術文化氛圍與刻書業的興盛。史載，嘉泰三年（1203年），來杭投考太學者37000人。來京應試的各路生員及京城的各類學生與官員士大夫自然都有大量的書籍需求，更是推動了官、私、坊3大刻書業的繁榮。
南宋官刻本，除了國子監、秘書省可以印刷書籍以外，其他官刻本有德壽殿、左廊司局、修內司、太醫局、臨安府、臨安府府學、浙漕司等，刻印內容包括經、史、子、集各類之書。杭州寺院刻本，有南山慧因講院、北關接待妙行院、西湖凈慈寺、菩提教院、凈戒院刻印的佛教經籍。坊刻本，據張秀民《中國印刷史》統計，杭州書坊可考的有：臨安府棚北睦親坊陳宅書籍鋪、臨安府洪橋子南河西岸陳宅書籍鋪、臨安府鞔鼓橋南河西岸陳宅書籍鋪、臨安府太廟前尹家書籍鋪、臨安府眾安橋南街東開經書鋪、要求賈官人宅、臨安府修文坊相對王八郎家經鋪、錢塘門里車橋南大街郭宅經鋪、保佑坊前張官人諸史子文籍鋪、橘園亭文籍書房、杭州積善坊王二郎、行在棚前南街西經坊王念三郎家、杭州大街棚前南鈔庫相對沈二郎經坊、臨安趙宅書籍鋪、臨安李氏書肆、杭州貓兒橋河東岸開箋紙馬鋪、鍾家、臨安府中瓦南街東開印輸經史書籍鋪榮六郎家等20家，其中有的是從汴京遷來。
當時臨安城中有御河，河有棚橋，有長街，分南棚、中棚、棚北大街。這一帶書坊所刻之書，為宋以後的歷代藏書家所珍視，稱之為「書棚本」。在杭州諸多書坊中，尤值得稱道的是臨安府棚北睦親坊南陳起父子陳宅書籍鋪。20世紀60年代，北京圖書館編印的《中國版刻圖錄》收錄全國公藏單位的189種存世宋版書中，浙江刻本75種，其中杭州刻本就達45種，且多為坊刻本。今為國家圖書館收藏的《唐女郎魚玄機詩集》一書，卷終鐫「臨安府棚北睦親坊南陳宅書籍鋪印」，為歷代遞藏者所寶，鈐印累累，即為宋臨安府陳宅書籍鋪刻本。
陳起（亦名陳彥才、陳道人），字宗之，號芸居，著名出版家、圖書編撰家。據有關學者考訂，陳起當生於淳熙十四年（1187年）左右，一生經歷了孝宗、光宗、寧宗、理宗4朝。陳起有藏書樓名「芸居樓」，酷愛讀書，有《芸居乙稿》行世。從時人「生來稽古心，文士獨知音」「成卷好詩人借看」「每留名士飲」的說法，甚或被文士譽為「知音」，可見其在當時的文壇頗有影響。方回、劉克庄、吳文英等許多著名作家都與他交遊唱和。所刻書自有一般書商不能企及的學術與市場眼光，且校印精審，為世人所重。陳起一生刻印過大量圖書。據統計，陳起編刻唐詩別集在50家之上，如初唐四傑《王勃集》《楊炯集》《盧照鄰集》《駱賓王集》《唐女郎魚玄機》《唐貫休詩集》等；編刻宋江湖詩人作品總集達111家之多，《四庫全書》收有《江湖小集》《江湖後集》，前者收有62家作品，後者收有49家作品；陳起編印的其他圖書，據《四庫全書》《增訂四庫全書簡明目錄標注》等書著錄，還有漢劉熙《釋名》、宋鄧春《畫繼》、宋郭若虛《圖畫見聞志》、宋趙與時《賓退錄》等。陳解元為陳起的兒子，名續芸，既稱解元，似應中過舉，也是有學問的人。陳起死後，他繼承父業，從現存的書棚本來看，他刻書的數量甚至超過乃父。如王國維在《兩浙古刊本考》中所稱：「宋季臨安書肆若陳起父子編刊唐宋人詩集，有功於古籍甚大。」

三、兩宋杭州刻本的風貌與特點

從兩宋官、私、坊3大刻書業的形成與發展不難看出，杭州的刻書業在政府重視與地方官的提倡之下，刻書地點十分普及。加之刻書印書有利可圖，即所謂「細民亦皆轉相模鋟，以取衣食」，紛紛設立書坊。至於私家宅塾以及寺廟，莫不有刻。處於雕版印刷黃金時代的兩宋杭州刻本，既有時代共性，也有自己獨特的風貌特點。
（一）從寫本過渡到「化身於億萬」的刻本時代
在歷代刻本中，人們對宋刻本倍為推崇。從諸如「百宋一廛」「皕宋樓」等藏書樓名可以看出，明清以來藏書家將收藏宋本視同拱璧，甚或有「佞宋」一說。撇開宋刻本經濟價值日見昂貴諸因素不論，主要原因在於經籍是依據蜀石經刊刻外，其他的古籍大都直接根據唐人或唐以前的寫本刻印，比較完整地保存了古書、古注的原貌。隨著古寫本的瀕臨絕跡，宋本記載的材料也最為可靠，它不但成為研究中國古代歷史文化的第一手資料，而且是訂正明以後因輾轉刻印而產生的妄改或訛舛錯脫的最重要的校本。兩宋時期，杭州雕版印刷術的普遍應用，使得古寫本化身於億萬賴以流傳至今而免遭泯滅，為古代文化的流傳作出了重要貢獻。上述所舉杭州睦親坊陳起遍刻唐宋人別集、總集即是一例，清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元和江標輯《唐人五十家小集》，即是根據陳起刻本翻刻行世。
（二）官、私刻本大都校勘精審
宋朝政府重視古文獻的整理，無論官刻本或私刻本大都校勘精審。北宋時設有專門收藏、整理、編撰書籍的中央所屬機構。如崇文院（包括昭文館、史館和集賢院3部分），曾經整理過許多書籍。宋代官刻書在未刻之前必須精加校勘。據《事實類苑》載，凡一書校勘既畢，送復勘官，復勘既畢，送主判管閣官，復加點校，經過3道手續成定後，方可鏤版。以國子監為代表的官刻，其質量自不待言，因以將所刻書作為民間範本，即便私家乃至許多有識之士主持的書坊也是如此。如上述南宋杭州書坊主陳起、陳續芸父子，本人就是文學家，能詩善文並且識書，陳起在編刻書籍的過程中，忠於原著，並非隨意刪改。葉德輝在《郋園讀書志•李群玉詩集》雲：「明郎瑛《七修類稿》言陳道人刻詩，於缺字處多以意補，今觀此集，缺而未補者正多。」清楊守敬《日本訪書志•披沙集》雲：「蓋陳氏在臨安刊書最多，而且精也。今觀此本，刻印雅潔，全書完美無缺，信可寶也。」可見陳起編刻之書，實事求是且校勘精良，為世人所贊譽。
（三）紙墨俱佳，寫刻精良
宋代文化發達，物力充足。官刻本、監刻本開本弘朗，紙白如玉，字大如錢，墨黑如漆；且裝潢典雅，工藝之精美，素為後世稱道。宋刻本率由善書之士親寫上版，字體大都繼承唐代的歐、柳、褚、顏諸家風格，間架波磔，濃纖得中，端莊凝重，讀之賞心悅目。明高濂《燕閑清賞箋》雲：「宋人之書，紙堅刻軟，字畫如寫，格用單邊，間多諱字，用墨稀薄，雖著水濕，燥無湮跡，開卷一種書香，自生異味。」清代孫從添《藏書紀要》雲：「若果南北宋刻本，紙質羅紋不同，字畫刻手，古勁而雅。墨氣香淡，紙色蒼潤，展卷便有驚人之處。」可見，大部分宋本的雕印十分精美，其本身就是藝術品，具有很高的欣賞價值。其版式特徵亦成為明、清雕版印刷的楷模，為後世提供了豐富的版本學資料。
杭州不但寫刻精工，而數量也多，有王國維《兩浙古刊本考》可證。宋代葉夢得《石林燕語》雲：「今天下印書，以杭州為上，蜀次之，福建最下。京師比歲印板，始不減杭州，而紙不佳。蜀與福建，多以柔木刻之，取其易成而速售，故不能工。福建本幾遍天下，正以其易成故也。」從這一段話中可以得知，宋代京師（開封）、杭州、蜀與福建4大刻書中心，其他3處的刻書質量都不能與杭州刻本相比。就刻書的數量而言，入元後，在全國知名的書院中，尤以杭州西湖書院刻書最為有名，其原因就是西湖書院為宋時太學故址，原藏經、史、子、集四部書版多達20餘萬，幾乎是浙江版刻總匯。從這個側面可看出南宋杭州雕版印刷業的空前盛況。

參考文獻
張秀民：《中國印刷史》，杭州：浙½­古籍出版社，2006年。
曹之：《中國古籍編撰史》，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1999年。
陳先行：《打開金匱石室之門·古籍善本》，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03年。
戴南海：《版本學概論》，成都：巴蜀書社出版社，1989年。

『貳』 請說出兩宋時期農業上的發明及其發展情況

1.這一時期，由於戰亂，北方人口大量南遷，既為南方經濟的發展提供了充足的勞動力，也帶來了先進的耕作技術。同時，這一時期南方社會相對穩定，為經濟發展提供了安定、寬松的環境。而且統治者都很重視內部實力的加強，減輕了對農民的剝削和壓迫，重視農業的發展。
2.這一時期，除了引進占城稻，在水稻的耕作技術和方法上也有新的變化，即從直插法轉變為移植法。這種方法改變過去那種直接把稻種撒播在田裡的做法，提高了稻苗的存活率。
3.除了水稻外，其他農作物的種植也有了較快的發展。北宋末南宋初，北方人口大量南遷，帶來了種麥的豐富經驗，小麥種植在南方有了更大的發展。小麥的普遍種植，確立了南方稻麥輪種的先進耕作制度。這標志著農業生產技術水平已經有了很大的進步。
4.隨著糧食生產的增加，兩宋時期我國南方地區經濟作物的種植也有了很大的發展。北宋時，棉花在兩廣及福建南部普遍種植，之後又向北推廣到江西、兩浙等南方各省。這一時期，茶樹的栽培有很大的發展，新辟了許多茶園。
5.總之，兩宋時期，特別是南宋時，我國南方的農業經濟有了突飛猛進的發展。其明顯的標志是「蘇湖熟，天下足」格局的形成，這說明太湖流域的蘇州、湖州成為重要的糧倉。南宋時，我國的經濟重心移到了南方。

『叄』 為什麼兩宋社會經濟文化能夠發展繁榮

宋富 這已早成歷史的定論 其他王朝「抑商」 而惟獨宋例外
宋初 太祖趙框胤就言「多積金 市田宅以遺子孫 歌兒舞女以享天年」以博民富 後 宋太宗也號為「令兩制議政豐之術以聞」 神宗在位時"尤先理財" 令眾「政事之先 理財為急」這樣的重視經濟的思想一直貫穿於宋朝 這是保證經濟發展的一個很重要的前提
在宋之初 官員們研究理財求富之道 宋朝調整了歷代立法中重刑法 輕民法的傳統做法 專門研究施行了專賣法 如鹽法 酒法 茶法等法令 宋代則成為中國古代經濟立法 最為活躍的時期之一 而且宋的經濟法令 統一了國家與經濟活動者之間的利益分配問題 順應商品經濟的規律 是非常科學的法律法規 這些正確的政策導向使商業大潮興旺 商貿發展迅猛 手工業發展迅猛 使宋朝現了世界上最早的紙幣（交子）銀行 這是絕無僅有的!甚至銀行可以貸款 異地付款 就算是從近代來看 都是非常先進的經濟管理體制 以地域而言 宋時的發展不僅僅局限於江浙和四川等老牌地區 就連山區和少數民族地區的社會經濟文化 也比唐代有較大發展 這也是另人很驚訝的
從手工業看 坑礦 茶鹽 造船 造紙 製糖 紡織 制瓷等都比唐代進步的多 宋的手工業除了產地擴大 產量增加以外 技術提高也是非常明顯 比如「糖冰」（冰糖）的生產技術 「單筒井」的開鑿 宋瓷的精良等 無不反應了技術的成熟和創新 而商業和手工業的興起 解放了大量受俘於土地的農民 使他們投入於商業 手工業中 北宋時期就已經開始大量開採金 銀銅鐵 煤等礦藏 而且全國各地也出現了世界史上最早的製造工廠 加工工廠 如 造船廠 造紙廠 印刷工廠 織布廠 火器廠 還有各地的官窯等等 可見當時的手工業之興旺是空前的！
早在北宋 中國已懂得用燒煤 煉鋼 大型手工業則僱傭幾百全職的產業工人 而政府的兩處軍工業聘用八千工人——這已經是重工業規模了！華北的鋼鐵業以1078一年為例 年產達一百二十五萬噸的水平 而英國於1788年亦即工業革命之始才不過年產七萬六千噸 此外 礦冶 造紙業 制瓷業 絲織 航海業也高度發達 宋代無愧於 世界近代之前的"高科技"之家 更是當時世界上的手工業之霸主! 補充： 從商業看 唐代的城市多趨於行政中心 而宋代市鎮則趨於工商業化 唐代都市內的貿易地區由官員嚴格控制 宋代則更加自由 由於商品經濟的進一步發展 城市的發展 「坊制」的突破 集鎮的興起 因此住宅區與商業區的界限逐漸消失 宋代的這一類的"新型"都市有些發展至有了很大的規模 如開封和杭州都達到一百萬人口 而後者就是"馬可波羅"在元初所見的「前所未有」的城市 即使是到了至元朝後期 中國以外最大的城市是"巴格達" 其人口只有三十至五十萬之間 數百年後阿拉伯旅行家 伊本．貝圖塔也稱杭州為"世上最大的城市"!從事工商業的人口逐步增多 產量加大 投入資本大幅度擴充 因此構成國家財政收入主體的 也已不單獨只是農業了 工商業所比重已經超過了農業
且在其商業運作中還出現了 銅板印刷的廣告 這比西方資本主義的廣告要早三百多年 就學士蘇東坡來說 他就曾給一位做油食老婦人 做過一首廣告詩 使之興隆
更有意思的是 宋朝還出現了近似現代報紙的「小報」和史上最早的商標 商標是小可意義重大 這標志著宋朝商業化體系的逐步完善此外 著名學者沈括所著也是達到了現代貨幣理論水平

『肆』 為何說宋代出版業的繁榮是儒家經典推動的結果呢

自唐代以來印刷媒體是在政治和社會因素的影響下不斷地出現，在宋代成為了主流圖書的出版方式。

印刷媒介在儒家經典的推動下不斷地革新，並且又推動了宋代儒家思想的發展逐漸發展為歷史的巔峰。

右文政策推動了宋代印刷出版的普及，在兩宋時期重文輕武政策籠絡了大批文人，對於文人更是委以重任。甚至在軍隊中統帥的也大多是文人，這種用人的政策使得崇尚文化成為了社會上的風氣。其次利用了雕版印刷可以利用書籍來實現天下文治。憑借著這些書籍來籠絡民心的文化政策，人們熱衷於科舉使得讀書人的隊伍迅速擴大對於考試必考科目更是迫切需求參考書，這也是促進了出版業的商業化經營。

二、宋代印刷出版的文化特點

在繁榮的宋代雕版印刷業中，儒家的經書作為了最高統治階層的最高經典，作為天下士子研究用書對於需求量也是十分巨大的。從朝廷到地方都需要書籍刻書作為學習的主要內容，所以從中央到地方政府都要為儒家經書上投入很多的力量來生產。國子監作為中國封建王朝中最高學府也是國家最權威的出版機構和管理部門，主要印刻國家經典，代表宋朝的國家出版意識。

『伍』 一在宋代誰的雕版印刷的普及和圖書編撰的繁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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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宋雕版印刷黃金時代中的杭州刻書業研究
提 要：兩宋時期，憑借吳越國、南宋兩次建都以及商業繁華、手工業發達之便利，杭州成為全國4大刻書中心之一。筆者試就杭州刻書業興盛的成因，南宋定都臨安後官、私、坊3大刻書業中，尤其是「坊刻」對傳承中國古代文化遺產的卓越貢獻，以及兩宋杭州刻本的風貌與特點進行了闡述。
關鍵詞：兩宋 杭州 刻書業
作者仇家京，杭州圖書館專題文獻中心古籍地方文獻組副研究館員（郵政編碼 310006）。

宋代享國300餘年，面對北方的威脅，軍事上的失利，自靖康之禍，中原淪陷、繼而高宗渡江、向金稱臣，蒙受了恥辱，但在刻書印刷業方面卻成績卓著。元人吳澄雲：「宋三百年間鋟板成市，布滿天下，而中秘所儲莫不家藏而人有。無漢以前耳授之艱，無唐以前手抄之勤，讀者事半而功倍，何其幸也！」這就是張秀民在《中國印刷史》一書中譽之為「宋代雕版印刷的黃金時代（960—1279年）」，而杭州刻書業則是處於兩宋雕版印刷黃金時代中的佼佼者。宋代葉夢得在《石林燕語》中稱「今天下印書，以杭州為上」即是此意。筆者試就兩宋杭州刻書業的成因、南渡後杭州雕版印刷業趨於繁盛以及刻書特點進行闡述。

一、杭州雕版印刷素負盛名的成因

杭州自五代以來，雕版印刷業已相當發達。吳越王錢鏐在「天下大亂，豪傑蜂起」的五代十國紛爭之際審時度勢，採取「與其閉門作天子，不如開門為節度」的保境安民以至納土歸宋的策略，換來了「其民至於老死不識兵革，四時嬉遊，歌舞之聲相聞」的太平局面。錢氏諸王恪守錢鏐遺願，謹慎守土，發展經濟，為杭州的雕版印刷業的發展提供了良好的社會條件。吳越錢鏐及其子孫信奉佛教，統治杭州期間，興建佛寺佛塔，尤其是吳越王三世錢俶，先後在顯德三年（956年）、乙丑（965年）、乙亥（975年）3次大規模主持刻印佛經，印數達20餘萬卷。其中藏於杭州雷峰塔塔磚之內的《一切如來心秘密全身舍利寶篋印陀羅尼經》，即刻於宋開寶八年（975年）。從這些存世的經卷實物來看，紙墨俱佳、刻印精良，已達到了較高的工藝水平。
宋承五代之後，生產力的發展已至中國封建社會前所未有的水平，開辟了我國刻書史上的第一個輝煌時代。浙江手工業發達，商業興盛，又盛產紙張，具備發展雕版印刷業的有利條件，而杭州在五代時已是良工聚集，雕版技術頗負盛名。北宋國子監除了遍刻儒家經典以外，還大量校刻史書、子書、醫書、算書、類書、詩文總集。這些監本雖發行於汴梁（開封），但大都在杭州雕版。如王國維《兩浙古刊本考》所稱：「浙本字體方正，刀法圓潤，在宋本中實居首位。宋國子監刻本，若《七經正義》，若史、漢三史，若南北朝七史，若《資治通鑒》，若諸醫書，皆下杭州鏤版。北宋監本刊於杭者，殆居大半。」北宋時，杭州不僅承擔朝廷刻書，「市易務」等公私刻書也很多。地方官刻書，有景祐四年（1037年）杭州通判林冀等銜名，經杭州詳定官重詳定的《白氏文集》72卷；張君房知錢塘時刻印《雲笈七簽》《乘異記》《麗情集》等；翟昭應知仁和縣時將《刑統律疏正本》改為《金科正義》鏤版印賣。私人刊印者有臨安陳氏萬卷堂、錢塘顏氏、杭州沈氏等。坊肆刻書有杭州晏家與錢家。寺院刻書則有淳化、咸平間龍興寺刊《華嚴經》，明教寺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刻《韓昌黎集》等。
宋代提倡文治，實施偃武修文的基本國策。統治者為宣傳封建文化，大力提倡讀書、刻書。如宋蒙學課本《神童詩》所雲：「天子重英豪，文章教爾曹，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一時成為社會價值取向，更使得圖書需求量與流通量的激增。朝野的官僚、士子亦以讀書、勸學為重，地方官刻書成為時尚。陸游、范成大、楊萬里、朱熹、張栻等百餘人在各處做官之處無不刻書。他們刊刻自己的著作，或刻其祖先著作，或刊鄉賢名宦著述。公餘之暇，會同屬吏以校雕刻書為美績。至於各地士大夫刊其師友著述，或將家藏善本付梓流通者，更是不勝枚舉。兩宋的學術活動空前發展，科學、文化、歷史、哲學著述豐富，編撰成績斐然，這又促進了雕版印刷的發展。官私刻書蔚成風氣，這就為雕版印刷業的發展營造了巨大的出版業市場。而活字印刷的出現，則是雕版印刷技術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宋括在《夢溪筆談•技藝》中記載：「板印書籍，唐人尚未盛為之，自馮瀛王始印《五經》，以後典籍皆為板本。慶歷（1042—1048年）中，有布衣畢升，又為活板。其法：用膠泥印刻字，薄如錢唇，每字為一印，火燒令堅。先設一鐵板，其上以松脂臘和紙灰之類冒之，欲印則以一鐵范置鐵板上，乃密布字印。滿鐵范為一板，持就火煬之，葯稍熔，則以一平板按其面，則字平如砥。若止印三二本，未為簡易；若印婁十百千本，則極為神速--升死，其印為予群從所得，至今寶藏。」盡管至今還沒有發現上述泥活字印刷品的實物，但是通過沈括的《夢溪筆談》中所透露的信息，我們可以得知950多年前，畢升所創制的泥活字印刷技術，從制字、排版、印刷、貯字等工序上已具備了後世鉛字排版印刷術的基本原理。《夢溪筆談》中泥活字印刷工藝，或為杭州籍科學家沈括親見並記載，而畢升所遺活字及排印器具亦為沈括子侄所得，曾有學者推測畢升是杭州人，雖缺乏文獻佐證，但也足見杭州與活字印刷術的淵源。

二、宋室南渡後杭州雕版印刷業趨於極盛

紹興八年（1138年），自高宗「車駕駐蹕臨安」起，終南宋之世，歷孝宗、光宗、寧宗、理宗、度宗等九帝，達140年之久。自高宗遷都臨安後，隨著中央政權的南移，財政收入增多，都城人口驟增，商市繁華，官府衙署的相繼修建，杭州更是一躍成為全國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正所謂「輦轂駐蹕，衣冠紛集，民物阜藩，尤非昔比。」南宋時，手工藝有了更高水平的發展，兩浙又是全國的造紙中心，印刷物料尤其紙墨的質量與產量超越前代，為杭州刻書印刷業奠定了豐厚的物質基礎。北宋亡，汴梁的一部分雕版刻印業南遷杭州，杭州成了當時全國雕印手工業最發達的地方。
南宋經濟繁榮，文化進步迅速，著述人才輩出，科舉制度的勃興，更為杭州刻書業推波助瀾，公私刻書兩旺。至南宋高宗末、孝宗、光宗、寧宗、理宗時，杭州雕版印刷業趨於極盛。南宋得「行在所」之便，在乾道五年（1169年）至咸淳四年（1268年）的100年間，曾3次纂修、刊印府志，這就是被譽為方誌之上駟的《臨安三志》，折射出當時濃郁的學術文化氛圍與刻書業的興盛。史載，嘉泰三年（1203年），來杭投考太學者37000人。來京應試的各路生員及京城的各類學生與官員士大夫自然都有大量的書籍需求，更是推動了官、私、坊3大刻書業的繁榮。
南宋官刻本，除了國子監、秘書省可以印刷書籍以外，其他官刻本有德壽殿、左廊司局、修內司、太醫局、臨安府、臨安府府學、浙漕司等，刻印內容包括經、史、子、集各類之書。杭州寺院刻本，有南山慧因講院、北關接待妙行院、西湖凈慈寺、菩提教院、凈戒院刻印的佛教經籍。坊刻本，據張秀民《中國印刷史》統計，杭州書坊可考的有：臨安府棚北睦親坊陳宅書籍鋪、臨安府洪橋子南河西岸陳宅書籍鋪、臨安府鞔鼓橋南河西岸陳宅書籍鋪、臨安府太廟前尹家書籍鋪、臨安府眾安橋南街東開經書鋪、要求賈官人宅、臨安府修文坊相對王八郎家經鋪、錢塘門里車橋南大街郭宅經鋪、保佑坊前張官人諸史子文籍鋪、橘園亭文籍書房、杭州積善坊王二郎、行在棚前南街西經坊王念三郎家、杭州大街棚前南鈔庫相對沈二郎經坊、臨安趙宅書籍鋪、臨安李氏書肆、杭州貓兒橋河東岸開箋紙馬鋪、鍾家、臨安府中瓦南街東開印輸經史書籍鋪榮六郎家等20家，其中有的是從汴京遷來。
當時臨安城中有御河，河有棚橋，有長街，分南棚、中棚、棚北大街。這一帶書坊所刻之書，為宋以後的歷代藏書家所珍視，稱之為「書棚本」。在杭州諸多書坊中，尤值得稱道的是臨安府棚北睦親坊南陳起父子陳宅書籍鋪。20世紀60年代，北京圖書館編印的《中國版刻圖錄》收錄全國公藏單位的189種存世宋版書中，浙江刻本75種，其中杭州刻本就達45種，且多為坊刻本。今為國家圖書館收藏的《唐女郎魚玄機詩集》一書，卷終鐫「臨安府棚北睦親坊南陳宅書籍鋪印」，為歷代遞藏者所寶，鈐印累累，即為宋臨安府陳宅書籍鋪刻本。
陳起（亦名陳彥才、陳道人），字宗之，號芸居，著名出版家、圖書編撰家。據有關學者考訂，陳起當生於淳熙十四年（1187年）左右，一生經歷了孝宗、光宗、寧宗、理宗4朝。陳起有藏書樓名「芸居樓」，酷愛讀書，有《芸居乙稿》行世。從時人「生來稽古心，文士獨知音」「成卷好詩人借看」「每留名士飲」的說法，甚或被文士譽為「知音」，可見其在當時的文壇頗有影響。方回、劉克庄、吳文英等許多著名作家都與他交遊唱和。所刻書自有一般書商不能企及的學術與市場眼光，且校印精審，為世人所重。陳起一生刻印過大量圖書。據統計，陳起編刻唐詩別集在50家之上，如初唐四傑《王勃集》《楊炯集》《盧照鄰集》《駱賓王集》《唐女郎魚玄機》《唐貫休詩集》等；編刻宋江湖詩人作品總集達111家之多，《四庫全書》收有《江湖小集》《江湖後集》，前者收有62家作品，後者收有49家作品；陳起編印的其他圖書，據《四庫全書》《增訂四庫全書簡明目錄標注》等書著錄，還有漢劉熙《釋名》、宋鄧春《畫繼》、宋郭若虛《圖畫見聞志》、宋趙與時《賓退錄》等。陳解元為陳起的兒子，名續芸，既稱解元，似應中過舉，也是有學問的人。陳起死後，他繼承父業，從現存的書棚本來看，他刻書的數量甚至超過乃父。如王國維在《兩浙古刊本考》中所稱：「宋季臨安書肆若陳起父子編刊唐宋人詩集，有功於古籍甚大。」

三、兩宋杭州刻本的風貌與特點

從兩宋官、私、坊3大刻書業的形成與發展不難看出，杭州的刻書業在政府重視與地方官的提倡之下，刻書地點十分普及。加之刻書印書有利可圖，即所謂「細民亦皆轉相模鋟，以取衣食」，紛紛設立書坊。至於私家宅塾以及寺廟，莫不有刻。處於雕版印刷黃金時代的兩宋杭州刻本，既有時代共性，也有自己獨特的風貌特點。
（一）從寫本過渡到「化身於億萬」的刻本時代
在歷代刻本中，人們對宋刻本倍為推崇。從諸如「百宋一廛」「皕宋樓」等藏書樓名可以看出，明清以來藏書家將收藏宋本視同拱璧，甚或有「佞宋」一說。撇開宋刻本經濟價值日見昂貴諸因素不論，主要原因在於經籍是依據蜀石經刊刻外，其他的古籍大都直接根據唐人或唐以前的寫本刻印，比較完整地保存了古書、古注的原貌。隨著古寫本的瀕臨絕跡，宋本記載的材料也最為可靠，它不但成為研究中國古代歷史文化的第一手資料，而且是訂正明以後因輾轉刻印而產生的妄改或訛舛錯脫的最重要的校本。兩宋時期，杭州雕版印刷術的普遍應用，使得古寫本化身於億萬賴以流傳至今而免遭泯滅，為古代文化的流傳作出了重要貢獻。上述所舉杭州睦親坊陳起遍刻唐宋人別集、總集即是一例，清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元和江標輯《唐人五十家小集》，即是根據陳起刻本翻刻行世。
（二）官、私刻本大都校勘精審
宋朝政府重視古文獻的整理，無論官刻本或私刻本大都校勘精審。北宋時設有專門收藏、整理、編撰書籍的中央所屬機構。如崇文院（包括昭文館、史館和集賢院3部分），曾經整理過許多書籍。宋代官刻書在未刻之前必須精加校勘。據《事實類苑》載，凡一書校勘既畢，送復勘官，復勘既畢，送主判管閣官，復加點校，經過3道手續成定後，方可鏤版。以國子監為代表的官刻，其質量自不待言，因以將所刻書作為民間範本，即便私家乃至許多有識之士主持的書坊也是如此。如上述南宋杭州書坊主陳起、陳續芸父子，本人就是文學家，能詩善文並且識書，陳起在編刻書籍的過程中，忠於原著，並非隨意刪改。葉德輝在《郋園讀書志•李群玉詩集》雲：「明郎瑛《七修類稿》言陳道人刻詩，於缺字處多以意補，今觀此集，缺而未補者正多。」清楊守敬《日本訪書志•披沙集》雲：「蓋陳氏在臨安刊書最多，而且精也。今觀此本，刻印雅潔，全書完美無缺，信可寶也。」可見陳起編刻之書，實事求是且校勘精良，為世人所贊譽。
（三）紙墨俱佳，寫刻精良
宋代文化發達，物力充足。官刻本、監刻本開本弘朗，紙白如玉，字大如錢，墨黑如漆；且裝潢典雅，工藝之精美，素為後世稱道。宋刻本率由善書之士親寫上版，字體大都繼承唐代的歐、柳、褚、顏諸家風格，間架波磔，濃纖得中，端莊凝重，讀之賞心悅目。明高濂《燕閑清賞箋》雲：「宋人之書，紙堅刻軟，字畫如寫，格用單邊，間多諱字，用墨稀薄，雖著水濕，燥無湮跡，開卷一種書香，自生異味。」清代孫從添《藏書紀要》雲：「若果南北宋刻本，紙質羅紋不同，字畫刻手，古勁而雅。墨氣香淡，紙色蒼潤，展卷便有驚人之處。」可見，大部分宋本的雕印十分精美，其本身就是藝術品，具有很高的欣賞價值。其版式特徵亦成為明、清雕版印刷的楷模，為後世提供了豐富的版本學資料。
杭州不但寫刻精工，而數量也多，有王國維《兩浙古刊本考》可證。宋代葉夢得《石林燕語》雲：「今天下印書，以杭州為上，蜀次之，福建最下。京師比歲印板，始不減杭州，而紙不佳。蜀與福建，多以柔木刻之，取其易成而速售，故不能工。福建本幾遍天下，正以其易成故也。」從這一段話中可以得知，宋代京師（開封）、杭州、蜀與福建4大刻書中心，其他3處的刻書質量都不能與杭州刻本相比。就刻書的數量而言，入元後，在全國知名的書院中，尤以杭州西湖書院刻書最為有名，其原因就是西湖書院為宋時太學故址，原藏經、史、子、集四部書版多達20餘萬，幾乎是浙江版刻總匯。從這個側面可看出南宋杭州雕版印刷業的空前盛況。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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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兩宋商業繁榮的原因

1.官府的支持,商品經濟繁榮.2.水交通發達.3.貨幣交子的出現,加快貨物流通速度.

『柒』 兩宋時期農業手工業商業等方面取得哪些突出的成就是什麼

（一）農業方面的表現是：①產於江南的水稻逐漸成為人們的主要糧食作物，並開始向淮河和黃河流域推廣，還從越南引入了優良品種占城稻；②棉花在兩宋時期逐漸成為重要的經濟作物。北宋時，棉花在兩廣和福建普遍種植，到南宋後期擴展到長江流域。
（二）手工業方面的表現：①南方的絲織業勝過北方，江浙一帶和四川絲織業生產發達；②棉紡織業於南宋後期迅速興起，浙江出土一條南宋時棉毯，細密厚軟，工藝水平相當高。③制瓷業：定窯、鈞窯、歌窯等久負盛名。北宋興起的景德鎮，出產的瓷器質地細膩，色澤瑩潤，後來發展為著名的瓷都，直到現在我們還喜歡用景德鎮的瓷器。④宋朝時我國是世界上造船水平最先進的國家。這一時期，我國的造船業多集中在東南沿海，規模宏大，廣州、泉州、明州等地都有發達的造船業。
（三）商業方面：隨著海外通航的發展，大批的手工業者、商人、小業主構成了彼時都市間的中產階級。「杭州人煙稠密，城內外不下數十萬戶，百十萬口。每日街市食米，除府第、官舍、宅舍、富室，及諸司有該俸人外，細民所食，每日城內外不下一二千餘石，皆需之鋪家。」時人吳自牧的《夢粱錄》為我們記錄下了杭州昔日的繁盛。其中①北宋時在四川地區出現了世界上最早的紙幣「交子」，南宋時以發行了紙幣「會子」②南宋臨安是繁華的商業都市。③海外貿易活躍,海港主要有廣州、泉州等,政府設市舶使管理
（四）賦稅方面：南方的賦稅收入成為國家財政的主要支柱

『捌』 兩宋時期農業有了哪些新的發展變化

北宋初期大面積開荒，土地不抑兼並，農田規模擴大，為提高耕種效率，注重興修水利，改進農具，改良品種，農業發展迅速。
許多新形田地在宋朝出現，例如梯田（在山區出現）、淤田（利用河水沖刷形成的淤泥所利用的田地）、沙田（海邊的沙淤地）、架田（在湖上做木排，上面鋪泥成地）等。這大幅增加宋朝的耕地面積，到宋神宗元豐年間（1078年—1085年）達到耕地面積頂點七億畝。
各種新的農具在宋代出現，例如新式水車龍骨翻車和筒車。代替牛耕的踏犁，用於插秧的鞅馬。新工具的出現也讓農作物產量大幅成長。宋真宗大中祥符五年（1012年）從占城引進耐旱、早熟的稻種，分給江淮兩浙，就是後來南方的早稻尖米，又叫占城米、黃秈米。
宋朝的農業走向專業化、商業化的傾向。例如長江流域和珠江流域農業發展迅速，一些北方農作物粟、麥、黍、豆來到南方。宋朝農業經濟作物種植面積擴大，南宋中期，棉花盛行種植於川陝、江淮、兩浙、荊湖、閩、廣（即粵）地區，種桑養蠶和麻的地區也在增加。茶葉在北宋時遍及淮南、荊湖、福建及四川諸路。南宋時，南方的注茶地比北宋更多，吳興的紫筍、常州的陽羨、紹興的日注、隆興的黃龍等，都被稱為「絕品」。甘蔗種植遍布蘇、浙、閩、廣（粵）、等省，糖已經成廣泛使用的食品，出現世界上第一部關於製糖術的專著：王灼著《糖霜譜》。

『玖』 兩宋時期的商業繁榮有哪些表現

宋朝商業的繁榮有以下幾個表現：首先，城市商業繁榮。城市突破了市坊的界限。長安城內市和坊的界限十分分明，市是繁華的商業區，坊是普通的居民區，長安城內的街道整齊好像棋盤，又像菜畦。街道兩旁有濃密的樹木，道路下面有排水溝。街道上有熙熙嚷嚷的人們，還有來自於世界各國的商人、留學生、使節。北宋的都城汴梁城突破了市坊的界限，街道兩旁和居民區都有商業活動，「坊巷橋頭及隱僻去處俱是鋪席買賣」，顯示出商業的高度繁華程度超過了長安城。北宋的都城汴梁城還出現了早市和夜市，呈現出了全面繁榮局面。到了南宋時期，當時的臨安城在商業繁榮呈上來講，與北宋的都城汴梁城相比有過之而無不及。其次，形成了三級市場網路體系。宋代的商業繁榮不但體現在城市，而且表現在農村市場。在農村市場上，小販、貨郎走街竄巷，活躍了農村市場，豐富了農民的生活，與此同時，宋代還出現了四大商業名鎮。商業的繁榮由城市擴展到了農村：形成了草市——市鎮——城市的市場網路體系。再次在貨幣領域里，出現了世界上最早的紙幣——交子。最後，兩宋時期的海外貿易十分發達。到了南宋時期，海外貿易甚至成為政府財政收入的重要來源。北宋的時候，西夏占據了河西地區。傳統的陸上絲綢之路被阻斷，宋代對外貿易的重心不得不從路上轉移到了海上。到了南宋時期，割據東南半壁，為了維持生存，不得不依賴海外貿易。

『拾』 有沒有寫兩宋歷史的好書

《宋史》《續資治通鑒長篇》《三朝北盟會編》《建炎以來系年要錄》《邵氏見聞錄》《續邵氏見聞錄》，後面是現代人寫的周膺的《宋史隨筆》虞雲國的《細說宋朝》沈松勤《北宋文人與黨爭》

沈松勤《南宋文人與黨爭》

諸葛憶兵：《宋代宰輔制度研究》

汪聖鐸《兩宋財政史》

斯波義信《宋代商業史研究》

斯波義信《宋代江南經濟》

胡昭曦《宋蒙關系史》

王曾瑜《宋朝軍制初探》

王曾瑜《岳飛和南宋前期政治軍事研究》

程光裕：《宋太宗對遼戰爭考》

黃重寬：《南宋地方武力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