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漢書出版

1. 《後漢書·蔡倫傳》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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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後漢書》與司馬彪《續漢書》志分合考辯

二十四史中的《後漢書》，其紀傳為南朝宋范曄撰，唐人李賢等注；其志為西晉司馬彪撰，南朝梁劉昭注。這兩部分內容聯系在一起，並非一蹴而就，其分合過程歷時五百年，最後趨於定型。這樣特殊的經歷，在歷代正史中絕無僅有，不但造成刊刻《後漢書》標署撰人書名棘手，歷代刻本頗不一致；而且導致考察《後漢書》分合源流撲朔迷離，歷代學者眾說紛紜。更有不少學人不清楚《後漢書》中的兩部分內容撰者非一人，註疏成眾手，而把全書視為范曄撰、李賢注，在論及《後漢書》諸志時張冠李戴，評價失實。這類問題至今仍然不同程度地存在，沒有從根本上得到解決，給古代史、史學史和歷史文獻學等研究領域都帶來一定負面影響。筆者不揣淺薄，試就範曄《後漢書》紀傳與司馬彪《續漢書》志的分合過程加以考辨，提出個人一些初步的意見，希望對此問題研究有所裨益，達到祛疑求是的目的。

一、宋代以來《後漢書》刊刻中存在的問題

范曄《後漢書》本紀十篇，列傳八十篇，共計九十篇。後人因某些篇目過長，把本紀析為十二卷，列傳析為八十八卷，總成百卷。據劉知幾《史通》記載：「宋宣城太守范曄，乃廣集學徒，窮覽舊籍，刪煩補略，作《後漢書》，凡十紀、十志、八十列傳，合為百篇。」[1]（《古今正史》）范曄首先撰成紀傳九十篇，隨即又「欲遍作諸志，《前漢》所有者悉令備。雖事不必多，且使見文得盡。又欲因事就卷內發論，以正一代得失，意復未果。」[2]（《范曄傳》）後因受誣「謀反」被殺，十志未成。此書雖系未竟之作，但因以《東觀漢記》為依據，又吸收兩晉、南朝諸家後漢史書之長，體例謹嚴，繁簡適當，記事翔贍，議論卓絕，成就遠出同類著作之上，受到廣泛好評。劉昭評價說：「范曄《後漢》，良誠跨眾氏。」[3]（《後漢書注補志序》他鑒於范書卓越，率先為之作注，「集《後漢》同異以注范曄書，世稱博悉」[4]（《劉昭傳》）。劉昭又為西晉司馬彪所撰《續漢書》中的《律歷》、《禮儀》、《祭祀》、《天文》、《五行》、《郡國》、《百官》、《輿服》八志作注，來彌補范曄《後漢書》無志的缺憾。唐代前期，李賢廣集賓客，再次為范曄《後漢書》作注。唐代中葉的劉知幾評價說：「先是，晉東陽太守袁宏抄撮《漢氏後書》，依荀悅體，著《後漢紀》三十篇。世言漢中興史者，唯范、袁二家而已。」[1] （《古今正史》）指出范曄《後漢書》在眾家紀傳體後漢史書中成就最高。清代乾隆年間的邵晉涵評價《後漢書》創新之功說：「范氏所增《文苑》、《列女》諸傳，諸史相沿，莫能刊削。蓋時風眾勢日趨於文，而閨門為風教所系，當備書於簡策，故有創而不廢也。」進而又評價其論贊的影響說：「《舊唐書·經籍志》又有范氏《後漢書論贊》五卷，殆以范氏文體高於六朝諸人，而愛其文辭者，遂摘取其論贊，別為一書歟！」這是贊譽范曄《後漢書》史論對後世史學的影響。他還指出「司馬彪《志》詳述制度，較《史》、《漢》諸《志》為稍變其體，後來《晉》、《隋》諸《志》，實仿其例。」[5]（《後漢書提要》）揭示出司馬彪《續漢書》志對後世史學的影響。惠棟撰《後漢書補注》二十四卷，對劉昭、李賢兩家《後漢書》注多有補正。清末李慈銘評價范曄《後漢書》的成就說：「自漢以後，蔚宗最為良史，刪繁舉要，多得其宜。其論贊剖別賢否，指陳得失，皆有特見，遠過馬、班、陳壽，余不足論矣。」[6]（《後漢書》）高度評價了它在中國史學上的地位。王先謙及其弟子黃山把劉昭《續漢書》志注、李賢《後漢書》紀傳注和清人惠棟《後漢書補注》融合一處，撰成《後漢書集解》一百二十卷，對中國古代學者注釋《後漢書》的成果作了一次全面的清理，成為歷代《後漢書》注釋的集大成之作。今人研究成果，代表性著作有宋文民著《後漢書考釋》，於1995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值得參考。由此可見，范曄《後漢書》紀傳和司馬彪《續漢書》志以及劉昭、李賢註疏，在過去一千多年的流傳中產生了較大影響，發揮了重要作用。

范曄《後漢書》最早的刻本，系北宋太宗淳化五年（公元994年）由陳充等人校勘，「既畢，遣內侍裴愈齎本就杭州鏤板」[7]（《崇儒》四之一）。真宗景德二年（公元1005年），又刊刻由刁衎等人續校的《後漢書》校定本[8]（《淳化校三史嘉佑校七史》）。上述兩個版本都只有范曄所撰的紀傳，而沒有司馬彪的《續漢書》志。真宗乾興元年（公元1022年，仁宗即位，未改元）十一月，判國子監孫奭上疏：

光武嗣西漢而興，范曄繼《東觀》之作，成當世之茂典，列三史以並行。克由聖朝刊布天下，雖紀傳之類，與遷、固以皆同；書志之間，在簡編而或缺。臣竊見劉昭《注補後漢志》三十卷，蓋范曄作之於前，劉昭述之於後，始因亡逸，終遂補全，綴其遺文，申之奧義。至於《輿服》之品，具載規程；《職官》之宜，各存制度。倘加鉛槧，仍俾雕鎪，庶成一家之書，以備前史之缺。伏況《晉》、《宋書》等，例各有《志》；獨茲《後漢》，有所未全。其《後漢志》三十卷，慾望聖慈許令校勘雕印。[3]（《乾興元年十一月十四日中書門下牒國子監》）

仁宗命馬龜符、孫奭等人校勘，於「乾興元年十一月戊寅校定《後漢志》三十卷頒行」[8]（《淳化校三史嘉佑校七史》）。同時把劉昭所注《續漢書》志補入范曄《後漢書》，於「天聖二年送本監鏤板」 [7]（《崇儒》四之六）。自北宋孫奭校刻本把兩書合為一書以後，就產生出《續漢書》志在《後漢書》中如何位置和撰人暨注者如何署名兩個問題。其一，關於編次位置。北宋孫奭校刻本把《續漢書》志附在范曄《後漢書》紀傳之後，以後南宋紹興本，元代大德本，明代毛晉汲古閣本，1965年中華書局點校本，皆依此式。但是，歷代紀傳體史書通行的編撰體例為紀、志、表、傳，《後漢書》無表，所以明代北監本和清代武英殿本就直接把《續漢書》八志置於范曄《後漢書》十紀之後、八十列傳之前。這樣一來，《後漢書》中三部分內容的編訂次序就出現了「紀、傳、志」和「紀、志、傳」兩種版式，難以統一。尤其是目錄編排次序和正文編排次序，有的版本相互歧異，很不一致。如上海涵芬樓百衲本影印南宋紹興本（原缺五卷半，影印時借北平圖書館藏本配補）卷首目錄次序是「帝紀一十卷，志三十卷，列傳八十卷」，而正文刊刻次序則是「帝紀、列傳、志」。同樣，汲古閣本卷首目錄凡三行，次序是「十帝紀一十二卷，唐章懷太子賢注；八志三十卷，劉昭注補；八十列傳八十八卷，唐章懷太子賢注」，而正文刊刻次序也是「帝紀、列傳、志」。其二、關於撰人與註疏者署名。由於孫奭校勘《後漢書》時誤以為《續漢書》志是劉昭補作，以致湮沒了司馬彪的名字。仁宗景佑元年（公元1034年），余靖等人受詔復校《後漢書》，仍然沿襲其誤，認為「十志未成，曄被誅。至梁世，有剡令劉昭者補成之」[9]（《景佑刊正札子》）。後來按「紀、傳、志」次序編訂的南宋紹興本，各紀傳卷端署名「唐章懷太子賢注」，各志卷端署名「劉昭注補」；毛氏汲古閣本各紀傳卷端署名「唐章懷太子賢注」，各志卷端署名「梁劉昭注補」。而按「紀、志、傳」次序編訂的明代北監本，十紀卷端署名「宋宣城太守范曄撰，唐章懷太子賢注」，八志卷端署名「梁剡令劉昭注補」，八十列傳卷端署名「宋宣城太守范曄撰，唐章懷太子賢注」；清代武英殿本十紀卷端署名「宋宣城太守范曄撰，唐章懷太子賢注」，八志卷端署名「梁剡令劉昭補並注」（而目錄卻署「梁剡令劉昭補志」），八十列傳卷端署名「宋宣城太守范曄撰，唐章懷太子賢注」。以致近人胡玉縉批評說：「卷首目錄，官本凡題三行，曰『宋宣城太守范曄撰』，曰『梁剡令劉昭補志』，曰『唐章懷太子賢注』，亦誤。」[10]（《史部正史類一·後漢書》）標署混亂，莫衷一是。

上述版本標署方式的共同問題，就是遺漏了《續漢書》志的撰人司馬彪（字紹統）的名字，很容易使人產生范曄《後漢書》中的志為劉昭補作並加註疏的誤解。清代四庫館臣曾經指出：「自八志合並之後，諸書徵引但題《後漢書》某志，儒者或不知為司馬彪書。」[11]（《後漢書》）事實上這種誤解時有發生，而且也發生在歷代著名學者身上。南宋洪邁論及范曄《後漢書》說：

沈約作《宋書·謝儼傳》曰：「范煜所撰十志，一皆托儼，搜撰垂畢，遇煜敗，悉蠟以覆車。宋文帝令丹陽尹徐湛之就儼尋求，已不復得，一代以為恨。」其志今缺。煜本傳載煜在獄中與諸甥侄書曰：「既造《後漢》，欲遍作諸志，《前漢》所有者悉令備。雖事不必多，且使見文得盡。又欲因事就卷內發論，以正一代得失，意復不果。」此說與儼傳不同。然儼傳所雲，乃范紀第十卷公主注中引之，今《宋書》卻無，殊不可曉。劉昭注補志三十卷，至本朝乾興元年，判國子監孫奭始奏以備前史之缺。故淳化五年監中所刊《後漢書》，凡九十卷，惟帝後紀十卷，列傳八十卷，而無志雲。《新唐書·藝文志》：劉昭補注《後漢書》五十八卷。不知昭為何代人，所謂志三十卷，當在其中也。[12]（《范煜漢志》）

洪邁把司馬彪所撰《續漢書》志誤作劉昭補作，難辭考證不審之咎。南宋吳仁傑也誤以為《後漢書》中《郡國志》為范曄所作[13]（《塗山》）。另據清初何焯說，明清之際學者孫承澤亦有此誤：「八志，司馬紹統之作，本漢末諸儒所傳而述於晉初。劉昭注補別有總敘，緣諸本或失刊劉敘，故孫北海《藤陰札記》亦誤出蔚宗志《律歷》之文。」[14]（《後漢書志》）乾嘉時期的王鳴盛又指出孫承澤以外，清初著名理學家李光地亦誤：「范蔚宗之前，作《後漢書》者已有數家，今皆不傳，而范氏獨存。……范書無志，梁劉昭注之，即以司馬彪《續漢書》志補入，孫氏承澤、李氏光地皆指為范氏書。」[15]（《范氏後漢書用司馬彪志補》）可見這個問題不容忽視。

二、《後漢書》紀傳與《續漢書》志分合歧議

在說明《後漢書》主要版本存在的問題以後，接下來就要考察范曄《後漢書》紀傳與司馬彪《續漢書》志的分合問題。有關兩書分合情況，宋代以後學者提出兩種針鋒相對的意見，進行了長達八九百年的相互論

3. 《漢書》和《後漢書》的資料

1、《漢書》

《漢書》是我國第一部紀傳體斷代史，主要記載了自漢高祖元年至王莽地皇四年二百三十年的史事。《漢書》是繼《史記》之後問世的又一部史學巨著。

與《史記》齊名，並稱「《史》《漢》」，又與《史記》《後漢書》《三國志》並稱為「前四史」。在古代典籍中，《漢書》具有與經書同等的地位。

2、《後漢書》

《後漢書》是一部記載東漢歷史的紀傳體史書，由中國南朝宋時期的歷史學家范曄編撰。與《史記》、《漢書》、《三國志》合稱「前四史」。

《後漢書》中分十紀、八十列傳和八志（取自司馬彪《續漢書》），全書主要記述了上起東漢的漢光武帝建武元年（25年），下至漢獻帝建安二十五年（220年），共195年的史事。

《後漢書》大部分沿襲《史記》、《漢書》的現成體例，但在成書過程中，范曄根據東漢一代歷史的具體特點，則又有所創新，有所變動。

(3)續漢書出版擴展閱讀

《漢書》之成，歷經數人，其中最主要的作者是班固（32-92）。固字孟堅，扶風安陵（今陝西咸陽市東北）人，出身於世代顯貴之家，父班彪。

班彪專心史學，認為《史記》記事止於太初年間，而之前眾人所作續篇「多鄙俗，不足以踵繼其書」，遂採集前代遺事軼聞，作《後傳》數十篇，為《漢書》的編纂奠定了基礎。

《後傳》原書已佚，其內容應多為《漢書》採納，只不過後人已經無法辨認出來，今《漢書》元帝紀、成帝紀、韋賢傳、翟方進傳、元後傳的「贊」是少數可以確認來自班彪《後傳》的史論文字。建武三十年（54），班彪去世，班固秉承父志，在《後傳》的基礎上編撰《漢書》。

不久，有人上書漢明帝，告發說班固私改國史，詔令右扶風抓捕班固入獄。弟班超擔心他被刑訊，不能申明情由，冤死獄中，遂趕赴洛陽上書，申訴班固著述《漢書》的真實用意，此時，《漢書》已經完成的篇卷亦被官府自家中取走並上呈朝廷。

漢明帝了解情況後，欣賞班固才學，召他到校書部，任職蘭台令史，後遷為郎，典校秘書。自任蘭台令史始，班固參與《東觀漢記》的編纂，先是與人合撰《世祖本紀》，後又撰寫功臣、平林、新市、公孫述等列傳、載記二十八篇。永平年間，明帝令班固繼續《漢書》的撰寫。

建初四年（79），漢章帝於洛陽北宮白虎觀召集諸儒講論五經異同，由章帝親自裁斷，命班固將討論結果纂輯成《白虎通德論》（又稱《白虎通義》），該書使封建綱常倫理系統化、絕對化，儒學與讖緯之學進一步結合起來，對《漢書》的思想影響很深。

漢和帝永元四年（92），外戚竇憲敗亡，班固受牽連入獄，死於洛陽獄中。其時，《漢書》尚有《八表》和《天文志》未完成。漢和帝令班固之妹班昭就東觀藏書閣續寫。

班昭續成八表，《天文志》則由馬續完成。《漢書》經班彪、班固、班昭、馬續四人之手，前後歷時三四十年，足見著書之不易。

4. 請問各位有識之士關於《漢書》的問題.

《漢書》是東漢時期（公元25年～公元220年）最重要的歷史著作，由東漢史學家班固所著。《漢書》起自漢高祖劉邦，止於平帝、王莽，寫了西漢王朝二百多年的歷史，是我國第一部斷代史。班固的父親班彪，繼《史記》之後，作《後傳》六十五篇。班彪死，班固繼承父業，完成《漢書》一百卷。班固死時，《漢書》的八表和《天文志》還沒有完成，後來由班固妹班昭等人補寫。

《漢書》大體上沿襲《史記》的體例，只是把《史記》的世家並入列傳，改書為志，共分紀、表、志、傳四類。《漢書》十志的規模比《史記》的八書更宏大，其中《刑法》、《五行》、《地理》和《藝文》四志，是《史記》沒有的。

《漢書》吸取過去許多歷史著作的長處，有《史記》、《後傳》作基礎，所以它的敘述「文瞻而事詳」，周密而有條理。但班固依附於外戚竇憲，熱衷於功名利祿，所以在《漢書》里，他歌頌權勢集團，迎合統治者的意志，否定了《史記》某些方面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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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書》，一百二十卷，東漢班固撰。是我國第一部紀傳體斷代史。班固（32—92），本卷丁編別有傳。

《漢書》在吸取《史記》成果的基礎上，糾偏補缺。如補立《惠帝紀》，補敘了當時有影響的制度和法令。又增王陵、吳芮、蒯通、伍被、賈山諸傳，還將張騫事跡從《衛將軍驃騎列傳》中抽出，加以擴充，設立專傳。此外，於賈誼、晁錯、韓安國等傳中，增補了不少詔令奏疏。其中，如賈誼的《治安策》，晁錯的《言兵事疏》和《募民徙塞疏》尤為著名。比較完整地引用詔書、奏議，成為《漢書》的重要特點。此外，邊疆諸少數民族傳的內容也相當豐富。

班固於志書和史表的撰作中，多有突破，顯示其博學貫通的特點。如《百官公卿表》是現存最早的秦漢官制大綱，雖事略不詳，但極為精要。它如《刑法》、《地理》、《五行》、《藝文》、《食貨》五志，獨具匠心，是探討秦漢法制、地理沿革、天文氣象和生物變異、先秦秦漢典籍源流、財政經濟狀況的必讀資料，具有很高的史料價值。

對漢武帝以後的歷史，班固除參據班彪所著《史記後傳》外，也利用了劉向、劉歆、揚雄、馮商等人的研究成果。如《高祖紀》徑用劉向《高祖頌》，《藝文志》脫胎於劉歆《七略》，《郊祀志》部分襲用揚雄補作的《封禪書》，《張湯傳贊》則引用了馮商的案語。內容豐富，敘事極具條理。《王莽傳》更是研究新朝史的最基本的史料，對照《東觀漢記》和《後漢書》有意無意地美化劉秀貶斥王莽的情況，《漢書》此傳，客觀翔實，愈發顯得可貴。

班固深受正統儒學的熏陶，恪守封建禮教的規范，又崇信天命圖讖，不能像司馬遷那樣秉正直言，而多所避諱。但他又不能不受到史家直書的傳統影響，因而不敢輕改《史記》已著的史實，並能曲折地反映西漢社會的種種腐敗現象。這一矛盾的心理和作為，是閱讀中必須留意的。

《漢書》多古字古訓，較為難讀。為此作注者甚多。據《漢書》注中引延篤說推測，延篤在撰《史記音義》時，同時撰有《漢書音義》。而現確知最早的《漢書》注，當推應劭、服虔兩家。他們所作《漢書音義》雖均亡佚，但在唐顏師古注中頗多徵引，可略窺其概。顏師古以其叔父游秦的《漢書決疑》為基礎，集東漢以來二十三家之說，總為《漢書》注，較為精核，成為歷代最流行的注本。今通行《漢書》諸本，均採用顏注。

有關《漢書》的重要考訂之作，有如下數種：

清王念孫《讀漢書雜志》，

清沈欽韓《漢書疏證》，

清周壽昌《漢書注校補》，

清錢大昭《漢書辨疑》，

清朱一新《漢書管見》，

清沈家本《漢書瑣言》，

近人楊樹達《漢書窺管》，

近人陳直《漢書新證》。

王、周之作，長於音訓文義。二沈、錢、朱諸氏精於考證。楊樹達之訓詁校勘也頗有可取。惟陳直別開生面，系統利用居延和敦煌漢簡、漢碑、秦漢銅器、漆器等古器物文字，秦漢印璽、封泥和瓦當等文字，以作新證，多所發明。其中對《百官公卿表》的發伏疏證，尤為精當。

此外，金少英《漢書食貨志集釋》是研究漢代經濟的重要參考書。岑仲勉的《漢書西域傳地里校釋》則是研討西域地名沿革的必讀書。

清末王先謙集六十七家考訂之作的精華，撰《漢書補注》。其個人發明雖不多，但綜合抉擇能力極強，成就斐然，至今無可替代，是閱讀《漢書》最基本的參考書。其缺點是對錢大昭、周壽昌諸人之精說，採摭均有未備。

所以清代學者的考訂之書仍不可輕廢，而近現代學者的新成果，更需格外重視。

清人有關《漢書》表志的校補之作甚多，成就亦較大。有代表性的佳作多收入《二十五史補編》及《史記漢書諸表訂補十種》二書中。其中夏燮《校書八表》、梁玉繩《人表考》、楊守敬《漢書地理志補校》、姚振宗《漢書藝文志拾補》最為重要。

《漢書》版本，可看中華書局點校本，也應參考百衲本。

工具書首推黃福鑾《漢書索引》，其次有哈佛燕京學社引得編纂處所編《漢書及補注綜合引得》、魏連科《漢書人名索引》等。

南宋徐天麟的《西漢會要》七十卷，取資《史》、《漢》，將西漢典章制度的有關資料，分隸於帝系、禮、樂、輿服、學校、運歷、祥異、職官、選舉、民政、食貨、兵、刑法、方域、番夷等十五門凡三百六十七事。雖便於翻檢，但取材狹隘，重要資料仍有遺漏，引文節略過甚，時有錯誤，使用時皆當核查原文，不可直接引用。

《後漢書》九十卷，南朝宋范曄撰。范曄字蔚宗，順陽人。出身於一個世族家庭。他的祖父范寧曾任晉豫章太守，著《穀梁集解》一書。《十三經註疏》中的《穀梁傳註疏》就是以《穀梁集解》為基礎寫成的。他的父親范泰官拜金紫光祿大夫，加散騎常侍，是宋武帝劉裕的得力助手。他博覽群書、潛心著述，作《古今善言》二十四篇。所以范曄有很深的家學淵源，一直以名門之後自居，生性孤傲，不拘小節，仕宦不甘居人後，著述也不甘居人後。以此成名，也以此喪身。

元嘉九年（432年），范曄在為彭城太妃治喪期間，行為失檢得罪了司徒劉義康，被貶為宣城太守，范曄鬱郁不得志，就藉助修史來寄託他的志向，開始寫作《後漢書》。元嘉二十二年（445年），當他完成了本紀、列傳的寫作，同時又和謝儼共同完成《禮樂志》、《輿服志》、《五行志》、《天文志》 、《州郡志》等五志的時候，有人告發他
參與了劉義康的篡位陰謀，因此下獄而死。謝儼怕受牽連，毀掉了手中的志稿，使《後漢書》只有紀傳部分流傳了下來。
在范曄《後漢書》之前，已問世的有關東漢歷史的重要著作不下十部，主要的有東漢劉珍等奉命官修的《東觀漢記》、三國時吳國人謝承的《後漢書》、晉司馬彪的《續漢書》、華嶠的《後漢書》、謝沈的《後漢書》、袁山松的《後漢書》，還有薛瑩的《後漢記》，張瑩的《後漢南記》、張璠的《後漢記》、袁宏的《後漢記》等。
八家《後漢書》謝承《後漢書》，一百三十卷。謝書紀、志、傳諸體俱全，且有所創新。如《兵志》、《風教傳》為其所獨有。從佚文推斷，《獨行》、《方術》、《逸民》、《列女》諸傳當創始於謝書，並為范曄所吸取。謝書表彰忠義隱逸，不以名位為限。且謝書中所述江南名士甚多，為范書及其他諸家後漢書所不及。現存謝書佚文數量較多，其中又半為范書所失載。但此書地方色彩較濃，京洛事缺於三吳，不能全面反映東漢一代歷史。
薛瑩《後漢記》，一百卷。此書佚文所存數量甚少，僅光武、明、章、安、桓、靈六帝紀論及少數人物傳散句。其論贊褒貶抑揚，發自胸臆，直道而陳，有一定的史識。
司馬彪《續漢書》，八十三卷。其八志並入范曄《後漢書》，已見前述。紀傳佚文數量僅次於謝承書。書名《續漢書》顯系接續《漢書》而作。
范書刪改諸史時，重於文采，有的史實節略過甚，以至晦暗不明，往往要靠諸家後漢佚史訂補，而《續漢書》最受重視。以李賢注為例，引司馬彪書多達一百四十九條，遠在他書之上。裴松之《三國志注》中，引用《續漢書》釋漢末之事也最多。
華嶠《後漢書》，九十七卷。嶠改稱志為典，計劃寫十篇，惜未竟而卒。復由其子華徹、華暢相繼整理，始成完帙。南北朝時，劉勰於《文心雕龍》中稱其書「准當」，與司馬彪書之「詳實」等駕齊觀。所以范曄撰《後漢書》，除以《東觀漢記》史料為基礎外，華嶠書成為其主要藍本。直接襲用華嶠論贊可知者達十處之多，占范曄論贊的十分之一。
謝沈《後漢書》，一百二十二卷。所存僅《禮儀》、《祭祀》、《天文》、《五行》、《郡國》五志佚文，對《續漢志》略有助益。列傳佚文甚少，且與范書雷同，用處不大。
袁少松《後漢書》，一百卷。袁書紀傳質量不高，佚文偶有可取。但志書較全，佚文亦多，其中《郡國志》、《五行志》佚文對訂補《續漢志》較有助益。
張璠《後漢紀》，三十卷。《後漢紀》似為未完之作，流傳不廣，散亡亦早。但所記漢末之事頗詳，為袁宏所吸取。從佚文看，四庫館臣以為皆以袁紀文意為佳。故璠紀利用價值不大。
張瑩《後漢南記》，五十五卷。書早亡，佚文數量也最少。唯安帝見銅人條，為其所獨載。
以上，前七書的輯本，以清姚之駟的《後漢書補逸》為最早。清人輯本中質量最精的，當推汪文台的《七家後漢書》。
汪氏留意於諸家後漢書，以稽古餘力，重為搜補。於所藏姚輯本，隨見條記，丹黃殆遍。弟子汪學敦復有增益，輯稿遂成。其取輯廣博，輯文豐富，考辨精審，出處周詳，編目有序，末附無名氏《後漢書》佚文一卷，頗便於用。不過，汪氏僻居遠縣，觀覓善本以資校助，脫漏衍訛，在所難免。汪氏歿後，書稿售於他人，雖經湯球手錄以付其子，但仍有散失。光緒八年（公元1882 年）趙 叔、林粲英刊行時，校刻未精，復增舛■。加上未輯張瑩記，其功未畢，有待訂補。最近周天游《八家後漢書輯往》的出版，彌補了汪輯的不足，是目前較好的輯本。
范曄以《東觀漢記》為基本史料依據，以華嶠書為主要藍本，吸取其他各家書的長處，刪繁補缺，整齊故事，超越眾家，後來居上。所以到了唐代，范曄《後漢書》取代《東觀漢記》，與《史記》、《漢書》並稱「三史」，盛行於世。而諸家《後漢書》，除袁宏《後漢紀》外，都相繼散亡。於是范曄《後漢書》成為我們現在研究東漢歷史的最基本的依據。
范曄《後漢書》的記述，起於劉秀起兵推翻王莽，終於漢獻帝禪位於曹丕，詳載了東漢一百九十五年的歷史。
范曄出生在一個著名的士族家庭。高祖范晷為西晉雍州刺史，加左將軍。曾祖范汪入仕東晉，官至晉安北將軍、徐兗二州刺史，進爵武興縣侯。祖父范寧先後出任臨淮太守、豫章太守。父范泰仕晉為中書侍郎，桓玄執政時被廢黜，徙居丹徒。劉裕於京口起兵滅桓玄，控制東晉政府實權後。范泰重新被啟用，出任國子博士、南郡太守、御史中丞等職。他為東陽太守時，因開倉供糧和發兵千人，助劉裕打敗盧循有功，被加官為振武將軍。從此，范泰受到劉裕的信任，屢被升遷，先後擔任侍中、尚書常侍兼司空等職。宋代晉後，拜為金紫光錄大夫散騎常侍，少帝時加位特進。
范曄的家庭有著正宗的家學傳統。范汪「博學多通，善談名理」，撰有《尚書大事》二十卷，《范氏家傳》一卷，《祭典》三卷以及屬於醫學棋藝的著作《范東陽方》一百零五卷，《棋九品序錄》一卷等。范寧嘗作《古文尚書舜典》一卷，《尚書注》十卷，《禮雜問》十卷，《文集》十六卷，尤以《春秋榖梁傳集解》十二卷「其義精審，為世所重」。范泰也有《古今善言》二十四卷及文集等多種著述。受到家庭的影響，范曄從小好學，再加上天資聰慧，因此尚未成年，便以博涉經史，善寫文章而負盛名。
范曄（398—445），字蔚宗，南朝宋順陽（今河南淅川東）人。官至左衛將軍，太子詹事。宋文帝元嘉九年（432年），范曄因為「左遷宣城太守，不得志，乃刪眾家《後漢書》為一家之作」，開始撰寫《後漢書》，至元嘉二十二年（445年）以謀反罪被殺止，寫成了十紀，八十列傳。原計劃作的十志，未及完成。今本《後漢書》中的八志三十卷，是南朝梁劉昭從司馬彪的《續漢書》中抽出來補進去的。
關於范曄少時的生活，史載不詳盡，只知其 「母如廁產之，額為磚所傷，故以『磚』為小字。出繼從伯弘之，襲封武興縣五等侯。少好學，博涉經史……年十七，州辟主簿，不就」（《宋書·范曄傳》。以下引文若不特別註明者，皆出此。）。南朝劉宋時代，范曄始出仕，歷任宋武帝相國掾、彭城王劉義康府冠軍參軍轉右軍參軍，出為荊州別駕從事史，尋召為秘書丞。宋文帝元嘉五年（428年），父范泰去世，去官守制。後出為征南大將軍檀道濟司馬，領新蔡太守，遷為司徒從事中郎，不久，又升遷為吏部尚書郎。可謂官運亨通。
元嘉九年（432年）冬，彭城王劉義康母親去世。葬前的晚上，百官弔唁，范曄與司徒左西屬王深夜宿義康府廣淵處（時曄弟廣淵為義康府祭酒），縱酒夜半，無所顧忌，醉意朦朧中又聽輓歌為樂，因此觸怒義康，把范曄貶官出京為宣城（今安徽宣州市）太守。貶官期間，范曄深感郁悶不得志，短期內上調無望，便刪節眾家《後漢書》為一家之作，期間修撰完成大部。約六七年後，遷官為長沙王劉義欣的鎮軍長史，加寧朔將軍。元嘉十六年（439年），生母去世，服闋，為始興王浚後軍長史，領南下邳太守。死前累遷至左衛將軍，太子詹事。
范曄一生狂狷不羈，意志頗不滿於朝廷，晚年終於發作到了頂點，加入了彭城王謀反陣營。元嘉二十二年（445年）十一月，同黨徐湛之上表首告，供出了所有謀反同黨及往來檄書信札，謀反失敗。不久，范曄等被處死，連坐從誅的還有其弟廣淵、其子范藹等。
獄中，范曄寫了一篇《與諸甥侄書》，總結了他對文學、史學、音樂、書法的研究心得。在即將告別人世之際，他希望將來能有個知音，理解《後漢書》的價值。他對花費畢生心血寫成的史學著作十分自負，認為它們「精意深旨」，是從古至今沒有過的「體大而思精」的作品，其中諸序與論贊，更是「天下之奇作」，和班固的《漢書》相比，毫無愧感。他說，世人多貴古賤今，所以他才「稱情狂言」，以期引起人們對《後漢書》的重視。范曄的自誇雖然有些過分，但他的著作也確實有超人之處。劉昭說：「范曄後漢，誠跨眾氏」（《後漢書注補志序》），劉知幾也說：「范曄博採眾書，裁成漢典，觀其所取，頗有奇工」（參見《史通》的《書事篇》和《補注篇》）。據《隋書·經籍志》記載，在范曄著書之前記述東漢一代歷史的著作共有十部，八百餘卷。然范書一出，諸家《後漢書》則日漸消沉，逐漸散佚。後來除晉人袁宏的《後漢紀》保存下來以外，其餘都已不存。這說明範書殺青雖晚，卻後來居上。
范曄著《後漢書》，著力探討東漢社會問題，貫徹了「正一代得失」（《後漢書》附《獄中與諸甥侄書》）的宗旨。書中的《王充王符仲長統傳》，載王符《潛夫論》5篇，仲長統《昌言》3篇，都是探討東漢為政得失的名作。他又於傳末寫了一篇長約600字的總論，對王符等人的言論做出評判，由他們的得失之議，引向更高層次的歷史變化之論。范曄論史往往能抓住歷史矛盾進行具體分析。一般論史的人大都對光武帝建國後不任用功臣表示不滿，范曄則在中興二十八將論中指出這正是劉秀的深謀遠慮。他說光武帝對功臣崇以爵祿，而將吏事委之吏職，既避免了像西漢初年那樣的分裂動亂、誅殺功臣之弊，又為一般士人廣開入仕之途，滿足了封建國家對人才的需要，是「至公均被」之舉。此論深合秦漢政治實際，頗具史家識見。
《後漢書》所以成為不朽的史學名著，也因為它在編撰上取得了很大成功。
紀傳體是一種綜合體裁，在這種體裁中如何統籌全局，詳略得當地再現史實，是個很棘手的問題。范曄對全書作了細致的整體規劃，對史實進行了認真的剪裁。書中所述史實規避得法，彼此間既有照應，又不重復繁冗，表現出高超的史學技巧。通過他的妙手剪裁，《後漢書》井井有條地敘述了東漢一代的歷史興亡大勢，錯落有致地描畫出東漢一代的社會、民情與人物百態。劉知幾稱贊《後漢書》「簡而且周，疏而不漏」（《史通·補注》），王應麟則說：「史裁如范，千古能有幾人？」（王先謙《後漢書集解》引）都充分肯定了他這方面的成就。
范曄的才華是多方面的，本傳中說他「善為文章，能隸書，曉音律」，而尤以「善為文章」著稱。他修撰的《後漢書》被列為「四史」之一，其價值是多方面的，舉世公認。至於他的詩文，范曄自言所作不多。其臨死前於獄中所作的《獄中與諸甥侄書》，內中包括他的自我總結、寫作的甘苦感受、關於寫作的心得體會及對《後漢書》的自序等內容，內容豐富，曲折詳盡。關於作文，文中論曰：
常恥作文士，文患其事盡於形，情急於藻，義牽其旨，韻移其意，時雖有能者，大較多不免此累。政可類工巧圖繢，竟無得也。常謂情志所託，故當以意為主，以文傳意：以意為主，則其旨必見；以文傳意，則其詞不流。然後抽其芬芳，振其金石耳。此中情性旨趨，千條百品，屈曲有成理，自謂頗識其數。嘗為人言，多不能賞，意或異故也。性別宮商，識清濁，斯自然也。觀古今文人，多不全了此處……
可見范曄正確地認識到了寫作中「文」與「意」的關系及聲韻運用的重要性，這可作為理解其文才的一個重要方面。
范曄還富有音樂才華。他長於彈奏，猶擅長演奏琵琶，且能譜制新曲。文帝總是想方設法讓他為自己彈奏。另外，又據其本傳載：「（曄）性精微，有思致，觸類多善，衣裳器服，莫不增損制度，世人皆法學之。撰《和香方》……」可見范曄的才華是多方面的。
司馬彪（？-306），字紹統，晉高陽王司馬睦的長子。從小好學，然而好色薄行,不得為嗣。司馬彪因此閉門讀書，博覽群籍。初官拜騎都尉，泰始中任秘書郎，轉丞。司馬彪鑒於漢氏中興，忠臣義士昭著，而時無良史，記述繁雜，遂「討論眾書，綴其所聞，起於世祖，終於孝獻，編年二百，錄世十二，通綜上下，旁貫庶事，為紀、志、傳凡八十篇，號曰《續漢書》。」范曄的《後漢書》出，司馬彪的《續漢書》漸被淘汰，惟有八志因為補入范書而保留下來。《續漢書》的八志有《律歷志》、《禮儀志》、《祭祀志》、《天文志》、《五行志》、《郡國志》、《百官志》、《輿服志》。其中《郡國志》記錄東漢以來地理情況，《百官志》記錄東漢官制，它們對地理歷史和官制沿革提供了重要的研究資料，可以上接《漢書》的《地理志》和《百官公卿表》。《輿服志》是新創志目，記載車仗、服飾制度，是典章制度中的一項重要內容。八志中這三個志的價值更突出一些。遺憾的是，與社會經濟、政治、思想文化關系都相當大的《刑法》、《食貨》、《溝洫》、《藝文》四志，《續漢書》中都付諸闕如，影響了八志的總體成就。另有《莊子注》21卷，《兵記》20卷，文集4卷。均佚。今僅於《文選》中存《贈山濤》《雜詩》等。在司馬彪之前，曾有東漢官修的紀傳體東漢史《東觀漢記》；在司馬彪之後，有華嶠等撰《後漢書》。至南朝劉宋范曄，「乃廣集學徒，窮覽舊籍，刪繁補略，作《後漢書》，凡十紀、十志、八十列傳，合為百篇。」（《史通·古今正史》）范書能集眾家之長，故後來居上。范曄以罪入獄，其十志未成而死。梁劉昭為范書作注，乃取《續漢書志》加以注釋，分為30卷，以補范書之缺。范曄《後漢書》最早的刻本，系北宋太宗淳化五年（公元994年）由陳充等人校勘，「既畢，遣內侍裴愈齎本就杭州鏤板」（《崇儒》四之一）。真宗景德二年（公元1005年），又刊刻由刁衎等人續校的《後漢書》校定本（《淳化校三史嘉佑校七史》）。上述兩個版本都只有范曄所撰的紀傳，而沒有司馬彪的《續漢書》志。真宗乾興元年（公元1022年，仁宗即位，未改元）十一月，判國子監孫奭上疏：
光武嗣西漢而興，范曄繼《東觀》之作，成當世之茂典，列三史以並行。克由聖朝刊布天下，雖紀傳之類，與遷、固以皆同；書志之間，在簡編而或缺。臣竊見劉昭《注補後漢志》三十卷，蓋范曄作之於前，劉昭述之於後，始因亡逸，終遂補全，綴其遺文，申之奧義。至於《輿服》之品，具載規程；《職官》之宜，各存制度。倘加鉛槧，仍俾雕鎪，庶成一家之書，以備前史之缺。伏況《晉》、《宋書》等，例各有《志》；獨茲《後漢》，有所未全。其《後漢志》三十卷，慾望聖慈許令校勘雕印。（《乾興元年十一月十四日中書門下牒國子監》）
仁宗命馬龜符、孫奭等人校勘，於「乾興元年十一月戊寅校定《後漢志》三十卷頒行」（《淳化校三史嘉佑校七史》）。同時把劉昭所注《續漢書》志補入范曄《後漢書》，於「天聖二年送本監鏤板」 （《崇儒》四之六）。司馬彪的八志遂成為范曄《後漢書》的重要組成部分。
范書無志，梁劉昭注之，即以司馬彪《續漢書》志補入，孫氏承澤、李氏光地皆指為范氏書。觀陳振孫《書錄解題》第四卷，宋《館閣書目》已如此誤也。此《志》每卷首題雲梁劉昭注補，不知何人題。正因以司馬《志》補范書即劉昭所為，故後人題之如此。別本改雲補注，豈司馬《志》有所缺，昭補之兼注之耶？司馬《志》無缺也。抑昭之前已有注司馬《志》者，而昭又補其注耶？昭之前未見有注者也。姑再考之。（《范氏後漢書用司馬彪志補》）
王氏所說的「別本改雲補注」，即清代武英殿本《後漢書》中各志卷端署名「梁剡令劉昭補並注」，造成他對劉昭「注補」還是「補注」問題心存疑慮。殊不知此舉乃系後人妄改，本不足存疑，但王鳴盛卻認為應當「再考之」，於此可見乾嘉史家考史的慎重態度。李慈銘不同意錢大昕等人的看法，明確提出劉昭注范曄《後漢書》時把司馬彪《續漢書》志加以注釋並補入范書的觀點。他說：
《後漢書》中八志，自來多誤為范氏作。國朝朱氏彝尊、錢氏大昕、紀氏昀、王氏鳴盛，洪氏頤煊、趙氏翼皆辨正之，今日為遍錄於汲板范書之首。惟錢氏、紀氏謂以司馬書並於范書，始自宋乾興中孫奭、余靖等奏請，則尚未確。《梁書》及《南史》劉昭本傳，俱僅雲昭注范曄《書》，而昭自序雲：「范志全缺，乃借司馬《續書》八志，注以補之，分為三十卷，以合范史。」是合司馬《志》於范書，乃始於昭。故《隋書·經籍志》雲：「《後漢書》一百二十五卷，范曄本，梁剡令劉昭注。」即今所傳帝紀十二卷、志三十卷、列傳八十八卷是也，共計一百三十卷，而雲「一百二十五卷」者，偶寫誤耳。（《後漢書》）
李慈銘所謂「錢氏、紀氏謂以司馬書並於范書，始自宋乾興中孫奭、余靖等奏請」雲雲，前引錢大昕與《四庫全書總目》皆無是說，而是他自己把北宋乾興年間和景佑年間兩次校勘之人誤合在一起，強加在錢大昕和紀昀頭上。幸好這一錯誤並未影響其結論。胡玉縉不同意《四庫全書總目》的觀點，認為「劉昭已將八志並入范書，《提要》知注補別有總敘，乃不加考核，以或疑唐以前以並八志入范書為未確，何其疏也！」 （《史部正史類一·後漢書》）從上述諸家的記載來看，可見是劉昭把司馬彪《續漢書》志註疏後補入范曄《後漢書》，而不是遲至北宋孫奭校勘時才把兩書合並一處。他們的結論同樣斬釘截鐵，不容置辯。
以上兩種意見，除邵晉涵以外，其餘諸家爭論的焦點非常集中，即究竟是南朝劉昭還是北宋孫奭把司馬彪《續漢書》志與范曄《後漢書》紀傳合為一書。所以，在討論這個問題之前，有必要先對邵晉涵的意見加以辨正。邵氏引杜佑之書證成己說，經查杜佑《通典·選舉典》有關范曄《後漢書》、司馬彪《續漢書》與科舉關系的有關文字，有如下一段記載：
其史書，《史記》為一史，《漢書》為一史，《後漢書》並劉昭所注志為一史，《三國志》為一史，《晉書》為一史，李延壽《南史》為一史，《北史》為一史。習《南史》者，兼通《宋》、《齊》志；習《北史》者，通《後魏》、《隋書》志。自宋以後，史書煩碎冗長，請但問政理成敗所因，及其人物損益關於當代者，其餘一切不問。國朝自高祖以下及《睿宗實錄》，並《貞觀政要》，共為一史。
杜佑記載唐代科舉考試把范曄《後漢書》和劉昭所注的司馬彪《續漢書》志二者並列，既說明它們之間有密切關系，又恰恰表明當時兩書各自獨立，僅僅利用范曄《後漢書》紀傳知識不夠，所以要把劉昭所注《續漢書》志與范書配合使用；如果說唐代兩家已經合為一書，就完全沒有必要兩書並舉了。邵氏之說不僅不能證實司馬彪《續漢書》志附入范曄《後漢書》「始於唐人」，反而驗證了陳振孫所謂北宋以前兩家「自別為一書」的結論正確。所以，四庫館臣為《四庫全書總目》的《後漢書》提要定稿時，認為邵晉涵的看法僅僅是推論之辭，「似未確也」，難以自圓其說，不予採用。
排除了邵晉涵的說法以後，剩下的問題就是評價劉昭合並說與孫奭合並說二者孰是孰非。我認為，只有詳細考察兩書分合時間及其原委，才能辨明雙方觀點與論辯的是非得失，對兩書分合的歷史事實祛疑考信，從根本上解決問題。
范曄《後漢書》有紀傳而無志，已經是不爭的事實，無庸再加辨析。劉昭為其書的紀傳作注時，為彌補這一缺憾，便把司馬彪《續漢書》中的志文單獨加以註疏，補入范曄之書。他比較范曄確定的《志》目與《續漢書》八志的異同，並且闡明注補宗旨說：
尋本書當作《禮樂志》；其《天文》、《五行》、《百官》、《車服》，為名則同；此外諸篇，不著紀傳，《律歷》、《郡國》，必依往式。曄遺書自序，應遍作諸志，《前漢》有者，悉欲備制，卷中發論，以正得失，書雖未明，其大旨也。曾台雲構，所缺過乎榱角；為山霞高，不終逾乎一簣，郁絕斯作，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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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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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後漢書》到底誰寫的

《後漢書》九十卷，南朝宋范曄撰。范曄字蔚宗，順陽人。出身於一個世族家庭。他的祖父范寧曾任晉豫章太守，著《穀梁集解》一書。《十三經註疏》中的《穀梁傳註疏》就是以《穀梁集解》為基礎寫成的。他的父親范泰官拜金紫光祿大夫，加散騎常侍，是宋武帝劉裕的得力助手。他博覽群書、潛心著述，作《古今善言》二十四篇。所以范曄有很深的家學淵源，一直以名門之後自居，生性孤傲，不拘小節，仕宦不甘居人後，著述也不甘居人後。以此成名，也以此喪身。

元嘉九年（432年），范曄在為彭城太妃治喪期間，行為失檢得罪了司徒劉義康，被貶為宣城太守，范曄鬱郁不得志，就藉助修史來寄託他的志向，開始寫作《後漢書》。元嘉二十二年（445年），當他完成了本紀、列傳的寫作，同時又和謝儼共同完成《禮樂志》、《輿服志》、《五行志》、《天文志》 、《州郡志》等五志的時候，有人告發他
參與了劉義康的篡位陰謀，因此下獄而死。謝儼怕受牽連，毀掉了手中的志稿，使《後漢書》只有紀傳部分流傳了下來。
在范曄《後漢書》之前，已問世的有關東漢歷史的重要著作不下十部，主要的有東漢劉珍等奉命官修的《東觀漢記》、三國時吳國人謝承的《後漢書》、晉司馬彪的《續漢書》、華嶠的《後漢書》、謝沈的《後漢書》、袁山松的《後漢書》，還有薛瑩的《後漢記》，張瑩的《後漢南記》、張璠的《後漢記》、袁宏的《後漢記》等。
八家《後漢書》謝承《後漢書》，一百三十卷。謝書紀、志、傳諸體俱全，且有所創新。如《兵志》、《風教傳》為其所獨有。從佚文推斷，《獨行》、《方術》、《逸民》、《列女》諸傳當創始於謝書，並為范曄所吸取。謝書表彰忠義隱逸，不以名位為限。且謝書中所述江南名士甚多，為范書及其他諸家後漢書所不及。現存謝書佚文數量較多，其中又半為范書所失載。但此書地方色彩較濃，京洛事缺於三吳，不能全面反映東漢一代歷史。
薛瑩《後漢記》，一百卷。此書佚文所存數量甚少，僅光武、明、章、安、桓、靈六帝紀論及少數人物傳散句。其論贊褒貶抑揚，發自胸臆，直道而陳，有一定的史識。
司馬彪《續漢書》，八十三卷。其八志並入范曄《後漢書》，已見前述。紀傳佚文數量僅次於謝承書。書名《續漢書》顯系接續《漢書》而作。
范書刪改諸史時，重於文采，有的史實節略過甚，以至晦暗不明，往往要靠諸家後漢佚史訂補，而《續漢書》最受重視。以李賢注為例，引司馬彪書多達一百四十九條，遠在他書之上。裴松之《三國志注》中，引用《續漢書》釋漢末之事也最多。
華嶠《後漢書》，九十七卷。嶠改稱志為典，計劃寫十篇，惜未竟而卒。復由其子華徹、華暢相繼整理，始成完帙。南北朝時，劉勰於《文心雕龍》中稱其書「准當」，與司馬彪書之「詳實」等駕齊觀。所以范曄撰《後漢書》，除以《東觀漢記》史料為基礎外，華嶠書成為其主要藍本。直接襲用華嶠論贊可知者達十處之多，占范曄論贊的十分之一。
謝沈《後漢書》，一百二十二卷。所存僅《禮儀》、《祭祀》、《天文》、《五行》、《郡國》五志佚文，對《續漢志》略有助益。列傳佚文甚少，且與范書雷同，用處不大。
袁少松《後漢書》，一百卷。袁書紀傳質量不高，佚文偶有可取。但志書較全，佚文亦多，其中《郡國志》、《五行志》佚文對訂補《續漢志》較有助益。
張璠《後漢紀》，三十卷。《後漢紀》似為未完之作，流傳不廣，散亡亦早。但所記漢末之事頗詳，為袁宏所吸取。從佚文看，四庫館臣以為皆以袁紀文意為佳。故璠紀利用價值不大。
張瑩《後漢南記》，五十五卷。書早亡，佚文數量也最少。唯安帝見銅人條，為其所獨載。
以上，前七書的輯本，以清姚之駟的《後漢書補逸》為最早。清人輯本中質量最精的，當推汪文台的《七家後漢書》。
汪氏留意於諸家後漢書，以稽古餘力，重為搜補。於所藏姚輯本，隨見條記，丹黃殆遍。弟子汪學敦復有增益，輯稿遂成。其取輯廣博，輯文豐富，考辨精審，出處周詳，編目有序，末附無名氏《後漢書》佚文一卷，頗便於用。不過，汪氏僻居遠縣，觀覓善本以資校助，脫漏衍訛，在所難免。汪氏歿後，書稿售於他人，雖經湯球手錄以付其子，但仍有散失。光緒八年（公元1882 年）趙 叔、林粲英刊行時，校刻未精，復增舛■。加上未輯張瑩記，其功未畢，有待訂補。最近周天游《八家後漢書輯往》的出版，彌補了汪輯的不足，是目前較好的輯本。
范曄以《東觀漢記》為基本史料依據，以華嶠書為主要藍本，吸取其他各家書的長處，刪繁補缺，整齊故事，超越眾家，後來居上。所以到了唐代，范曄《後漢書》取代《東觀漢記》，與《史記》、《漢書》並稱「三史」，盛行於世。而諸家《後漢書》，除袁宏《後漢紀》外，都相繼散亡。於是范曄《後漢書》成為我們現在研究東漢歷史的最基本的依據。
范曄《後漢書》的記述，起於劉秀起兵推翻王莽，終於漢獻帝禪位於曹丕，詳載了東漢一百九十五年的歷史。

7. 孟凡利：《後漢書》哪個出版社的版本比較好

解答：
中華書局出版社

二十四史的系列

8. 關於《後漢書》的作者

我接受的正統教育是范曄
謝承不認識，樓上幾位也沒有說出謝承是誰呵

9. 前四史的後漢書

《後漢書》是繼《史記》、《漢書》之後，又一部私人撰寫的重要史籍。這部書記載了整個東漢（自光武帝劉秀至獻帝劉協）近二百年的歷史。在整個《後漢書》中，范曄所撰的「紀」、「傳」當然是最主要的部分。范曄，字蔚宗，順陽（今河南淅川縣）人，生於晉安帝隆安二年（398年）。他曾任宋武帝之子、彭城王劉義康的參軍，因為觸怒了劉義康，被貶為宣城太守。他鬱郁不得志，於是發奮編寫《後漢書》。在劉義康和宋文帝爭權奪利的斗爭中范曄受到牽連，於元嘉二十二年（445年）以謀反罪名被殺。范曄是很有才華的史學家，他在各家《後漢書》的基礎上，博採眾長，刪繁補略，自定體例，訂偽考異，寫成了《後漢書》。這部書具有簡明周詳的特點，因而能拔起於眾家之後。從思想上看，《後漢書》對東漢流行的讖緯迷信持批判態度，對東漢後期豪強專權下的黑暗政治也有所揭露。書中對歷史人物的評價，比較注重道德品質。在體例上，《後漢書》把東漢一代在位時間短、事跡不多的殤、沖、質三帝附在其他帝紀後面，又開創了給皇後增作本紀的先例。這既反映了他對君權的尊崇，又反映出東漢一代皇後在政治地位上的日益強化。另外，《史記》、《漢書》中已經有了「類傳」，即把同一類的人物放在一起作傳；《後漢書》在這方面新創了《黨錮傳》、《宦者傳》、《文苑傳》、《獨行傳》、《方術傳》、《逸民傳》、《列女傳》等。其中《黨錮傳》、《宦者傳》反映了東漢封建政治的重要特點。在《儒林傳》之外新立《文苑傳》，表明文學和經學開始分家。至於《列女傳》，又在紀傳體史書中開創了為婦女立傳的先例。著名的漢末女詩人蔡文姬就收在這個傳中。在文學價值方面，《後漢書》的「論」、「贊」是值得稱道的。作者自認為是「精意深旨」，後人更推崇它有「奇情壯采」。
《後漢書》的版本流傳，經歷了復雜的過程。在唐代，劉昭所注《後漢志》三十卷與李賢所注《范書》是單獨別行的，直到宋太宗淳化五年（994年）《後漢書》初刻本及宋真宗景德二年（1005年）的校定本，都還沒有收入《續志》。到了干興元年（1022年），由於孫奭的建議，此後的刻本才把《續志》附在范書紀傳之後合刻。毛氏汲古閣本也是如此。而明代監本在合刻時抹掉了司馬彪的名字，改劉昭注補為補並注，清代武英殿本又照明監本翻刻。這樣，就很容易使人誤認為八篇志是劉昭注並補的了。1965年由中華書局整理出版的《後漢書》，對於古人在這方面的粗略疏忽進行了清流正源的工作。校點者參考各本，重編新目；在排列順序上，把范書紀傳部分及李賢注放在前，司馬彪所撰《續志》及劉昭注放在後，各部分都寫明作者姓名。經過這一整理，整部《後漢書》面目一新。 范曄字蔚宗，順陽人。出身於一個世族家庭。他的祖父范寧曾任晉豫章太守，著《穀梁集解》一書。《十三經註疏》中的《穀梁傳註疏》就是以《穀梁集解》為基礎寫成的。他的父親范泰官拜金紫光祿大夫，加散騎常侍，是宋武帝劉裕的得力助手。他博覽群書、潛心著述，作《古今善言》二十四篇。所以范曄有很深的家學淵源，一直以名門之後自居，生性孤傲，不拘小節，仕宦不甘居人後，著述也不甘居人後。以此成名，也以此喪身。
元嘉九年（432年），范曄在為彭城太妃治喪期間，行為失檢得罪了司徒劉義康，被貶為宣城太守，范曄鬱郁不得志，就藉助修史來寄託他的志向，開始寫作《後漢書》。元嘉二十二年（445年），當他完成了本紀、列傳的寫作，同時又和謝儼共同完成《禮樂志》、《輿服志》、《五行志》、《天文志》 、《州郡志》等五志的時候，有人告發他參與了劉義康的篡位陰謀，因此下獄而死。元嘉二十二年（445年）范曄被殺，當時《後漢書》志稿乃范曄請謝儼代作，稿雖完成，但謝儼恐范曄之禍及於己身，匆忙將志稿毀掉 ，使《後漢書》只有紀傳部分流傳了下來。 在范曄《後漢書》之前，已問世的有關東漢歷史的重要著作不下十部，主要的有東漢劉珍等奉命官修的《東觀漢記》、三國時吳國人謝承的《後漢書》、晉司馬彪的《續漢書》、華嶠的《後漢書》、謝沈的《後漢書》、袁山松的《後漢書》，還有薛瑩的《後漢記》，張瑩的《後漢南記》、張璠的《後漢記》、袁宏的《後漢記》等。
八家《後漢書》
謝承《後漢書》，一百三十卷。謝書紀、志、傳諸體俱全，且有所創新。如《兵志》、《風教傳》為其所獨有。從佚文推斷，《獨行》、《方術》、《逸民》、《列女》諸傳當創始於謝書，並為范曄所吸取。謝書表彰忠義隱逸，不以名位為限。且謝書中所述江南名士甚多，為范書及其他諸家後漢書所不及。現存謝書佚文數量較多，其中又半為范書所失載。但此書地方色彩較濃，京洛事缺於三吳，不能全面反映東漢一代歷史。
薛瑩《後漢記》，一百卷。此書佚文所存數量甚少，僅光武、明、章、安、桓、靈六帝紀論及少數人物傳散句。其論贊褒貶抑揚，發自胸臆，直道而陳，有一定的史識。
司馬彪《續漢書》，八十三卷。其八志並入范曄《後漢書》，已見前述。紀傳佚文數量僅次於謝承書。書名《續漢書》顯系接續《漢書》而作。范書刪改諸史時，重於文采，有的史實節略過甚，以至晦暗不明，往往要靠諸家後漢佚史訂補，而《續漢書》最受重視。以李賢注為例，引司馬彪書多達一百四十九條，遠在他書之上。裴松之《三國志注》中，引用《續漢書》釋漢末之事也最多。
華嶠《後漢書》，九十七卷。嶠改稱志為典，計劃寫十篇，惜未竟而卒。復由其子華徹、華暢相繼整理，始成完帙。南北朝時，劉勰於《文心雕龍》中稱其書「准當」，與司馬彪書之「詳實」等駕齊觀。所以范曄撰《後漢書》，除以《東觀漢記》史料為基礎外，華嶠書成為其主要藍本。直接襲用華嶠論贊可知者達十處之多，占范曄論贊的十分之一。
謝沈《後漢書》，一百二十二卷。所存僅《禮儀》、《祭祀》、《天文》、《五行》、《郡國》五志佚文，對《續漢志》略有助益。列傳佚文甚少，且與范書雷同，用處不大。
袁少松《後漢書》，一百卷。袁書紀傳質量不高，佚文偶有可取。但志書較全，佚文亦多，其中《郡國志》、《五行志》佚文對訂補《續漢志》較有助益。
張璠《後漢紀》，三十卷。《後漢紀》似為未完之作，流傳不廣，散亡亦早。但所記漢末之事頗詳，為袁宏所吸取。從佚文看，四庫館臣以為皆以袁紀文意為佳。故璠紀利用價值不大。
張瑩《後漢南記》，五十五卷。書早亡，佚文數量也最少。唯安帝見銅人條，為其所獨載。
以上，前七書的輯本，以清姚之駟的《後漢書補逸》為最早。清人輯本中質量最精的，當推汪文台的《七家後漢書》。
汪氏留意於諸家後漢書，以稽古餘力，重為搜補。於所藏姚輯本，隨見條記，丹黃殆遍。弟子汪學敦復有增益，輯稿遂成。其取輯廣博，輯文豐富，考辨精審，出處周詳，編目有序，末附無名氏《後漢書》佚文一卷，頗便於用。不過，汪氏僻居遠縣，觀覓善本以資校助，脫漏衍訛，在所難免。汪氏歿後，書稿售於他人，雖經湯球手錄以付其子，但仍有散失。光緒八年（公元1882年）趙 叔、林粲英刊行時，校刻未精，復增舛■。加上未輯張瑩記，其功未畢，有待訂補。周天游《八家後漢書輯往》的出版，彌補了汪輯的不足，是較好的輯本。
范曄以《東觀漢記》為基本史料依據，以華嶠書為主要藍本，吸取其他各家書的長處，刪繁補缺，整齊故事，超越眾家，後來居上。所以到了唐代，范曄《後漢書》取代《東觀漢記》，與《史記》、《漢書》並稱「三史」，盛行於世。而諸家《後漢書》，除袁宏《後漢紀》外，都相繼散亡。於是范曄《後漢書》成為我們現在研究東漢歷史的最基本的依據。
范曄《後漢書》的記述，起於劉秀起兵推翻王莽，終於漢獻帝禪位於曹丕，詳載了東漢一百九十五年的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