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目錄學
如果你對中國古代文化感興趣的話，會發現其中的智慧遠遠非現在西方文明能過比擬的
② 蘇州大學有古典文獻這個專業嗎
古典文獻這個專業以後能在教育、文化、出版部門，從事古籍整理、傳統文化方面專的實際工屬作、古典文獻教學與研究工作的部門工作。
由於西方文化思潮的大量湧入，人文學科包括古典文獻學的面貌也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最明顯的現象就是：新的研究思路的大量進入，改進或者代替了一些舊有的研究思路。同時，學者越來越多地關注和吸收西方學術界的研究成果，中國傳統的古典文獻學在經歷了幾千年的漫長發展歷程之後，正在迅速走向世界。古典文獻學專業培養具備中國古籍整理與古典文獻學全面系統知識，能從事古籍整理方面的實際工作、古典文獻教學與研究工作的文獻學專門人才。
1．掌握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和關於古籍整理、古典文獻學的基本理論；
2．了解我國關於古籍整理及編輯出版的方針、政策和法規；
3．掌握本專業的基礎知識以及漢語言文學、歷史、哲學等學科的相關知識；
4．具有較強的古籍整理能力和古典文獻修養，了解本學科的前沿成就和發展前景，有較強的寫作能力，並有一定的實際工作能力和初步科研能力；
5．掌握中文文獻資料的查詢手段。
③ 傳統文獻學的研究方法有哪些
傳統曾經遭到意識形態的閹割，以致於我們除了做些典籍的貴族式研究，很難看到傳統的蹤影。以前的國學熱仍舊是一種旁觀者式的復歸傳統，畢竟我們的習俗、文化傳承方式，以及各類文物被文革所破壞。如今，長期處於「傳統」迷惘的上一代、這一代和下一代，又要面對全球化的沖擊。看到很多人為中國加入全球化而歡欣鼓舞，心中頗多感慨。要知道，傳統的困境又將進入「全球化」旗幟下西方現代文明的「合法」侵襲。本來，任何文化尤其弱勢文化在全球化面前不堪一擊，中國的情況更是如此。為了保護自己的傳統，很多國家都有文化委員會（Council)，包括西方國家，還有相關的法律，這是政府層面的。反觀中國，政府除了由於某些領導人的偏好做些弘揚民族文化的表示，並沒有對傳統文化做真正的、全面的考慮和保護。比如，古籍出版大量依靠市場選擇，若大的中國對於自己悠久的文化典籍竟只有400萬人民幣的政府資助，何等的悲哀！地方政府也僅僅為了旅遊來假造歷史，對地方風俗、古跡的保護非常有限。傳統文化類學術機構的正常運作缺乏資金和規范，從來沒有哪個國家的學者像中國這樣忙於建立所謂的新學科，在處理傳統學科與現代課程的關系方面缺乏經驗。藏於民間的傳統文化，一天天衰弱，學者與民間的關系還是那麼遙遠。希望政府、學術機構（學者）和民間力量合作，在全球化進程中保有並豐富我們的傳統文化。
談了兩個問題，一是對中國古典文獻學學科內涵的認識。該學科是在目錄學、版本學、校勘學等傳統學科的基礎上，吸收現代文獻學理論與方法而形成的學科。其內涵包括以下層次：傳統的「小學」層面；中國傳統文化的根柢之書，即中國文化元典；歷史地理學和官職等；在此基礎上，才進入各個歷史階段、各種體裁的專門研究。二是研究中國古典文獻學、培養古典文獻學專業研究生的體會。首先要熱愛本專業，認識所從事專業的重要性。該學科是一門實踐性很強的學科，一定要通過古籍整理的實踐培養研究生。
一、對中國古典文獻學學科內涵的認識
中國古典文獻學是一門既古老、又年輕的學科。說它古老，是因為它涉及的內容是中國古代文化典籍，而對古代文化典籍的研究，太遙遠的不說，從孔老夫子序《書》、記《禮》、正《樂》、訂《詩》、解《易》、作《春秋》算起，少說也有兩千五六百年的歷史了。但是中國古代文獻學家大多偏重於實踐，不重視理論的探討，所以除了唐初劉知幾《史通》、清代章學誠《文史通義》《校讎通義》等少數幾部帶有理論探討性質的著作之外，最早的文獻學理論著作要算鄭鶴聲出版於1933年的《中國文獻學概要》（商務印書館）。但作為一門學科體系的確立，才是近二十年的事。所以它的內涵到底是什麼，各家的認識並不一致，這一點，我們從全國高校研究生招生目錄的古典文獻學專業方向設置方面可以大致了解。
正因為古典文獻學是有關中國古代文化典籍的研究與整理的學科，因此與古代文化各個分支的研究都有密切的關系，比如中國古代文學、漢語言文字學、中國古代哲學、中國古代史學、考古學等學科的研究內涵都與中國古典文獻學有重合的部分。但是既然是一門獨立的學科，它一定有自己獨特的內涵。
我的理解，中國古典文獻學是在目錄學、版本學、校勘學等傳統學科的基礎上，吸收現代文獻學理論與方法而形成的學科，它為漢語言文字學、中國古代文學以及其它涉古學科提供有關典籍的基本理論知識和文獻處理方法。所以它更測重「橫」的規律的探討，而不是像古代文學那樣更重視「史」的規律的研究。
就其內涵的層次而言，至少包括以下層次：第一是傳統的「小學」層面，即目錄、版本、校勘，文字、音韻、訓詁，這是古典文獻學的基礎。第二層是中國傳統文化的根柢之書，即中國文化元典，像《尚書》《周易》《詩經》《左傳》《老子》《論語》《莊子》《孟子》《荀子》《楚辭》等。第三是歷史地理學和官職等，呂思勉曾說，歷史地理學和官職之學是研究中國學問的兩把鑰匙。在此基礎上，才進入各個歷史階段、各種體裁的專門研究。第四層是古典文學研究的基礎學科，包括：古典文學基本資料的整理，如文學作品總集、歷代作家別集的校點、箋注、輯佚、新編；作家、作品基本史料的整理研究，如撰寫作家傳記、文學活動編年、作品系年、以及寫作本事、流派演變的記述與考證等；基本工具書的編纂，如古代文學家辭典、文學書錄、詩詞曲語詞辭典、戲曲小說俗語辭典、文學典籍專書辭典、斷代文學語言辭典等。這些研究是各類專題研究賴以進行的基本條件，具有相對的長期穩定的特點。
中國古典文獻的內容如此之多，而且都是專門之學，一個人當然不可能樣樣精通。即使那些通人碩儒也是學有專攻的。但是在個人專門從事的學科方向上，力求「辨彰學術，考鏡源流」，能夠處於較前沿的境地。所以，作為濃縮了中國古典文獻學各層次知識的《古典文獻學》這門課，應當是碩士研究生的理論必修課。學習這門課的目的，就是要關注、跟蹤相關學科的進展情況。這樣，在自己的研究過程中，涉及到某一方面的問題，可以知道到哪裡去尋找最重要、最權威的資料。
二、研究中國古典文獻學、培養古典文獻學專業研究生的體會
首先要熱愛本專業、了解學習本專業的意義。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形勢下，專業和經濟效益關系十分密切。申請科研立項，申請經費資助，申報科研獎勵，幾乎每一項填表工作都有「能否創造經濟效益」的問題。對研究學習古典文獻學專業的人來說，遇到這類表格，往往十分尷尬，不知不覺當中，對自己所從事的專業的意義產生了懷疑，減少了學習的信心。所以，應當給同學講清楚，對於一個民族來說，傳統是它的根。傳統典籍，則是傳統文化的載體。因而傳統文化的研究是一項尋求民族之根、築造民族靈魂的偉大工作，它是社會主義新文化大廈的基礎。中華民族，歷經數千年而其文明傳承沒有間斷，民族文字、民族典籍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甚至是決定性的作用。試想，如果我們用的不是方塊表義漢字，而是拼音文字，那麼，我們面對粵語寫的小說、吳語寫的詩歌、閩南語寫的散文等，恐怕只有經過九曲重譯才能略知其大意一二。在這種情況下，有人說我們都是炎黃子孫，我們都是一個民族，那是無法理解的。
中國古典文獻學是實踐性很強的學科，所謂實踐性強，主要指的在大量閱讀原典基礎上的整理實踐。理論再多，那怕講的頭頭是道，不親自拿著古籍字酌句斟，午夜篝燈，殘宵不倦，最終只能是紙上談兵。所以，碩士研究生期間，在老師的指導下，認真仔細地校勘一些古籍，是非常必要的。它可以使研究生沉潛到典籍的最低處，了解它生成的最細微因素，就如同從事生物研究者對其研究對象進行細胞解剖一樣。
當然，中國古典文獻學並不排斥理論，實際上，沒有理論，我們面對的古籍只能是一盤散沙。聚沙成塔是理論的偉大魔力。當前的中國古典文獻學界，理論的建樹處於低谷。古典文獻學的學習和研究應當努力擺脫對一切現成理論的依傍，盡量從材料中發現問題。研究者應當沉潛於史料的寶藏之中，並將其上升到理論高度，提煉出理論結晶。研究的靈感應當來自典籍本身，不是用實證去證實現成的理論，而是從大量的古籍整理實踐中提煉出自己的理論。
④ 西方古代與孔子同時期有影響力的是誰
當羅馬傳教士來到中國，看到孔子的名言「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時候，他們震驚了，因為耶穌也曾說過：「你們想讓別人怎麼對待自己，就應該怎麼對待別人。」但是，耶穌比孔子要晚整整 5個世紀！正因為如此，西方人對孔子更是尊敬有加。
這兩句名言在西方也都被稱為「黃金律」。雖然孔子不是宗教創始人，但國外卻常把孔子與耶穌、穆罕默德以及釋迦牟尼相提並論。西方不少儒學學者也往往從基督教文化的角度研究孔子。
他們認同或欣賞儒家價值，致力於儒學及其現代意義的研究，但他們都信仰基督教，有的當過基督教傳教士，有的是身居要位的神學家，有的還是宗教界有著廣泛影響和特殊地位的學者。
和古代希臘哲學思想一樣，儒家學說的傳播和發展也不應受地域限制。波士頓大學的南樂山(Robert C.Neville)教授認為，儒學為了能夠成為一門「世界哲學」，必須在實踐中接受文化的多樣性與多元性的挑戰。儒家必須表現出與現代科學的親和性，才可能使儒家在科學先進發達的西方找到立足之地。
孔子和他的時代
德國哲學家卡爾·雅斯貝斯在他的《智慧之路》一書中寫到：
發生在公元前八百至二百年間的這種精神歷程似乎構成了這樣一個軸心，正是那個時代，才形成我們與之共同生活的這個「人」。我們把這個時期稱作軸心時代吧，非凡的事件都集中發生在這個時期，中國出現了孔子與老子，中國哲學中的全部流派都產生於此，接著是墨子、莊子以及諸子百家。在印度，是優婆沙德（Upanishad）和佛陀（Buddha）的時代，正如在中國那樣，各派哲學紛紛興起，包括懷疑論和唯物論、詭辯術和虛無主義都發展起來。在伊朗，左羅阿斯托（Zarathustra）提出了他關於宇宙過程的挑戰性概念，認為宇宙過程就是善與惡之間斗爭的過程。在巴勒斯坦，則出現了許多先知，如以利亞（Elijah）、以賽亞（Isaiah）、耶利米（Jeremiah）、後以賽亞（Deufero－Isaiah）。希臘產生了荷馬，還有巴門尼德、赫拉克利特、柏拉圖等哲學家、悲劇詩人、修昔米德以及阿基米德。所有的這些巨大的進步——上面提及的那些名字僅僅是這種進步的表現——都發生於這少數幾個世紀，並且是獨立而又幾乎同時發生在中國、印度與西方。人類一直靠軸心時代所產生的思考和創造的一切而生存，每一次新的飛躍都回顧這一時期，並被它重燃火焰，自那以後，情況就是這樣，軸心期潛力的蘇醒和對軸心期潛力的回歸，或者說復興，總是提供了精神的動力。
對於人類文明發韌期的論述，還沒有哪一種說法像雅斯貝斯的「軸心時代」說那樣恰如其分而又振奮人心。這是一個什麼樣的時代呵！單就中華一族而論，其時學者輩出，各自著書立說，希圖改制救世。那是一個需要大星並且產生了大星的時代，夏、商、周三代的文化積累，彷彿都是在為這個時代做准備，而這個時代的一切創造物，又被後世中國人一次次地重新詮釋。今天我們所享有的全部人文知識，都沒有超出那個時代所規范的畛域。
那是中國思想和學術最輝煌的時代，那個時候的中國人，擁有最自由最廣闊的心靈。那個時代的天幕上，鑲嵌著一顆顆永恆閃耀的星星，他們後來被稱為諸子，而孔子，就是在中國軸心時代最亮的那一顆巨星。
封建制度的崩潰與諸子的出現
我國在夏、商、周三代都是實行的封土地、建諸侯的政治制度，是名封建。這種政治制度的含義是，天下有一共戴之主，而諸侯各治其國，子孫世襲。各國皆有貴族與平民之界域，貴族不但在政治上為統治者，在經濟上也是大地主。其時經濟上實行的是所謂井田制。這種制度，把一塊土地以井字型平均劃分成九塊，中央一塊叫做公田，收益歸貴族所有，其餘的八塊，叫做私田，分給農民耕種。每一農民二十歲受私田百畝，六十歲還歸公家。然而在這四十年裡，私田的受益全歸農民所有，農民所要負擔的，只是聯合其他七家，耕種公田而已。其時平民雖無土地所有權，然而他們擁有人身的自由，既不是奴隸，也不是西方中古時期的農奴。王夫之《讀通鑒論》說：「三代之國，幅員之狹，直今一縣耳。仕者不出於百里之中，而卿大夫之子恆為士。故有世祿者有世田，即其所世營之業也。名為卿大夫，實則今鄉里之豪族而已。世居其土，世勤其疇，世修其陂池，世治其助耕之氓。」這段話是得當時歷史的情實的。
封建制度下貴族階級世代受其特殊教育，而平民則沒有受教育的機會。其時書籍書之以竹帛，惟有官府才能大量藏書。平民如非入官府服役，就沒有可能見到書籍。貴族既世代掌握政權，自無著書立說、探求政治哲學的必要，故三代學在王官，而學術之不發達可知。
當封建制相對穩定，王室力量強大足以號令諸侯之時，自天子以至庶人，各守其分，各得其宜，人民的生活是比較安樂的。但這種情形，到周室東遷以後，就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
自政治言之，王室中衰，再不能握禮樂征伐之大柄。諸侯日漸強大，一些大國日漸吞並小國，許多小國之舊疆，淪為大國的郡縣。小國的貴族，當然也就夷為平民。柳宗元《封建論》里說，諸侯歸殷者三千，歸周者八百。而到春秋之時，所剩的諸侯國就不是很多了，可見兼並之烈。這些舊為貴族的平民，盡管失去了其世位，但碩學覃思之輩，當不在少數。他們就是中國最早的一群知識分子。
自經濟言之，其時井田之制漸遭破壞，廢井田，開阡陌的結果是農民慢慢獲得土地的所有權。經濟上的自由必然帶來貧富分化。一部分先富起來的人希望能在政治上有所作為，他們也需要自己利益的代言人。他們中有一些人地位上升，充實到統治階級當中，與沒落貴族一道，組成了一個新的階級：士。
上古學在王官，其意純在維護最高統治者的地位，這種學術，古人謂之道術，也就是統治的藝術。但到春秋戰國之時，平民學者的勢力愈形壯大，當此民間學者勃興之世，不同的政治主張也就漸次提出。這就是《莊子·天下》中所說的「道術將為天下裂」的真相。這樣，便有了點綴在歷史的星空之上的先秦諸子，中國軸心時代的政治哲學也就呈現一種欣欣向榮的面貌了。
其時社會變動激烈，人民生活甚是苦難。故諸子之學說，莫一而非對現實的政治學的回應。惟中國的軸心時代與西方全然不同。西方最主要的傳統來自古希臘。古希臘氣候溫和，物產豐富，各城邦間又少戰亂，這就宜於產生一種崇尚個人、尊重權利的思想，而中國當春秋戰國之時，社會現實卻是中原板盪，率獸食人。於是一種注重群己之職分的思想最終成了中國文化的主流。明乎此，便該知道，今日中國，最需要向西方學習的，只是個人主義的思想，而非晚清新學之士、新文化派所空言的民權、平等、自由、科學、民主，等等。
諸子的流派與道術傳統
先秦諸子，號稱百家，這是綜合各流派人物著述的總量而論的。至於流派，則並沒有那麼多。西漢末年，大學者劉歆著我國最早的目錄學著作《七略》，中有《諸子略》，所記有諸子一百八十九家，實即一百八十九種書名。百家之說，蓋出於此。至於流派，僅才十家，即儒、道、陰陽、法、名、墨、縱橫、雜、農、小說十家。《諸子略》認為小說家是小道，故謂「諸子十家，其可觀者，九家而己」。由於《諸子略》分論十家，首句皆說「某家者流」，故十家除去小說家，又有九流之稱。
而在西漢初年，司馬談著《論六家要旨》一文，只列出陰陽、儒、墨、名、法、道德六家。這六家，是周秦時期的顯學。司馬談開宗明義便說：「夫陰陽、儒、墨、名、法、道德，此務為治者也」，意思是說，六家的學說，都是為統治階級服務的。名家學說，秦以後即湮滅不彰，可不討論。其餘五家，固然有些主張是共通的，但也有些卻是水火不容。大略言之，陰陽、道德、法三家是一類，而儒家是一類，墨家又是一類。
在各家學說中，道家最早產生。按照劉歆的說法，道家出於夏、商、周三代的史官，「歷記成敗存亡禍福古今之道，然後知秉要執本，清虛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術也。」這種君人南面之術，古人稱為道術或道德，故道家又稱道德家。因其尊崇黃帝、老子，又稱黃老之術。道家的一套主張，是完全徹底為最高統治者臨馭臣下服務的。它的服務對象很明確，就是最高統治者一人。司馬談「學天官於唐都，受《易》於楊何，習道論於黃子」，最服膺道家學說。他論道家說，「其為術也，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與時遷移，應物變化，立俗施事，無所不宜，指約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兼有各家之長而無所短，對道家的推崇可以說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張舜徽先生指出：
這樣的推崇道家，並且從而加以發揮，分明是從最高統治者南面術的角度來看問題的。他認為只有道家所提供的「南面術」為最全面，是人君臨馭天下的最原則的東西。其他各家所提供的，僅是一些片面的具體辦法而已。（《周秦道論發微·敘錄》P6）
道家既以最高統治者為惟一服務對象，其論則純是教導最高統治者如何嫻熟運用馭人之術，保有其權位。道家的要旨在「無為」。其原則是人君不要親理庶務，不顯露自己的才智，卻把工作交給臣下，去利用臣下的才智。要懂得利用人性的弱點，去臨馭臣下。這一套馭人之術，就是東周時「王道」的真面目。
關於道家的根本意旨，《莊子·天道》說得最明白：「夫帝王之德，以天地為宗，以道德為主，以無為為常。無為也，則用天下而有餘；有為也，則為天下用而不足。故古之人貴夫無為也。上無為也，下亦無為也，是下與上同德，下與上同德，則不臣；下有為也，上亦有為也，是上與下同道，上與下同道，則不主。上必無為而用天下，下必有為為天下用。此不易之道也。故古之王天下者，知雖落天地，不自慮也；辯雖雕萬物，不自說也；能雖窮海內，不自為也。天不產而萬物化，地不長而萬物育，帝王無為而天下功。故曰：莫神於天，莫富於地，莫大於帝王。故曰：帝王之德配天地，此乘天地，馳萬物，而用人群之道也。」這段話酣暢直接地指出道家清靜無為的真義。
老子曰：「古之善為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民之難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道家的主流，就是教導最高統治者如何愚民。但道家尚有一支派，為追求個人的自由，此即莊周的學說。蕭公權先生認為老莊及一切「為我」的思想家，獨善之隱君子，皆是「對於一切新舊之制度均感厭惡，而偏重個人之自足與自適」，（《中國政治思想史》P15）此說未辨道家主流與分派，不是能得中國思想史情實的說法。蕭翁的這一論斷，用在莊子身上是恰當的，但用在老子的身上，卻是貼錯了標簽。自今本《莊子》的內篇而言，莊子固不愧為一位追求個人自足自適的隱君子，老子卻是政府的最高智囊。莊子的學說，對後世士大夫的影響很大，他所倡導的消極的個人主義自由觀，永遠慰藉著後世失意的士大夫。但莊子對現實政治的影響幾乎是不存在的。故漢代人論道家，皆就黃老之學而言，並不涉及莊子的學說。
對於守成的君主，道家所提供的一套把戲是管用的，但世上總有一些君主野心勃勃，他們不滿足於守成，他們想要的是強霸，如春秋五霸即是如此，法家便是教導最高統治者行「霸道」的一套學術。
法家完全繼承了道家的主旨——為君主服務，法家對道家闡發的那一套臨馭臣下的君人之術全盤接受，而更具體。法家對於如何發展經濟和軍事實力有一套具體的方針，這套方針，就是「富國強兵，尊君重令」，也就是說，法家才是最直接地倡導君主專制的學說。毋庸諱言，絕對權力固然最終導致絕對的潰敗，但在短期內，卻能換來極高的效率，從而獲致經濟、軍事力量的騰飛。二戰前的德國和日本，與法家思想可說是不謀而合。
法家源於道家，這一事實直到西漢，人們還是很清楚的。所以司馬遷著《史記》，是把老子和韓非放在一起寫的。王國維《人間詞話》中說，「不圖老子乃與韓非同傳」，那是受了西方哲學的影響，誤認為老子是講宇宙之道的哲學家，《老子》是思辯的哲學。其實，軸心時代的中國人就完全是講求實用的。中國從來也沒有過西方意義上的哲學。《老子》也不例外。
為了維護君主的統治，除了道家和法家所提供的那一套東西，還需要解決政權的合法性問題。陰陽家就是做的這種工作。他們提出了一套五德終始的「主運」學說，把五行生剋的道理與改朝換代聯系起來，認為朝代的更換皆有五行主之，這樣，人間權力的更替，彷彿都是上天所主，一般臣下，自然不會輕易起「彼可取而代焉」的心思了。
道、法、陰陽三家，都是以最高統治者為惟一服務對象。本來，封建天下的政權，在各國都是由一群世襲貴族掌握的，那時候各國的政治，是有貴族民主的氣象的。但此三家尤其是法家的學說，則必將導致一種君主擁有絕對威權的專制制度。史稱秦政苛繁，實因秦朝實行的，便是這種專制的制度。後世的專制主義，根源便在道、法、陰陽所共同宗奉的道術傳統。故謂道術傳統為專制傳統可也！
而儒、墨兩家，則於此一專制的道術傳統外，別開生面，提出了在當時具有革命性的主張。只是，在具體路向上，儒家向右，墨家向左，走上了完全不同的兩條道路。
儒墨同異與孔子的真價
儒墨二家，與道術一派之分別最顯著的一端，是在精神氣質上。《老子》一書中，充滿了機詐與權謀，像「上德若谷，大白若辱」、「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辯若訥」這樣老於世故的話，在儒墨二家那裡是找不到的。法家作為道家的子息，為達目的，不問手段是否正當。商鞅見秦孝公，先說之以帝道，秦孝公「時時睡，弗聽」，又說之以王道，孝公依然沒有興趣，最後則說之以霸道，孝公「不自知膝之前於席也」。商鞅一次次地試探秦孝公的底牌，也一次次地出賣自己的底線。
道家、法家，都是當時的「聰明人」，而儒家、墨家卻都是深懷濟世憫人之心的仁人志士。儒家導國君以仁義、名分之說，在當時並不受統治者的歡迎。孔子周遊歷國，「干七十餘君無所遇」（《史記·儒林列傳》），孟子被譏為「迂闊」，他們的身上，都有強烈的「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悲劇情懷。墨子貴義，曾說冠履不若手足之貴，天下不若身之貴，而身又不若義之貴。他從魯國去到齊國，拜訪了一位老朋友，那位老朋友對他說，現今天下人都不為義，你為何這樣辛苦地踐行義呢？你不如算了吧。墨子當即反駁說，假設有十個人，一個人耕種而九個人不勞作，那個耕種的人不可以不更加努力。因為要吃飯的人眾多，耕作的人少。現今天下人都不為義，你應該勉勵我才對，幹嘛要我放棄義呢？（《墨子·貴義》）拿吃飯問題來打比方，正說明義在墨家那兒是不可須臾離之的信仰。
據說墨子曾「學儒者之業，受孔子之術」（《淮南子·要略》），但儒家宗奉周代之政，特重禮樂文化，墨家則背周道而用夏政，主張薄葬節用，甚至要求人們擯絕歌舞與音樂。孔子的精神偶象是周公，而墨子的偶象則是大禹。墨家信徒，都有苦行僧般的精神，「多以裘褐為衣，以跂蹻為服，日夜不休，以自苦為極，曰：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不足謂墨。」（《莊子·天下》）墨家稱領袖為巨子，以巨子為核心，他們組成了一個帶有極強組織性與紀律性的宗教團體。墨者自奉極儉，故有人以為，墨家之得名，是因為「墨」是古代五刑之一，引申為刑徒賤役之稱，墨者的生活狀況，實與刑徒賤役毫無二致。這與儒家四體不勤，儼然以士大夫自居全然不同。
生活態度的不同，實可見出儒墨二家立場迥異的旨趣。儒者以教化者自居，俯視世間萬類，墨者則站在平民立場上自求革命。墨家尚賢，倡導機會平等，反對宗法制度，這種主張與儒家選賢與能的理想相近。但儒家並不否定宗法制度，儒家認為，貧賤之士中有可以為政的賢士大夫，貴族當中也有聖賢之人。而墨子心中的「賢士」，就《墨子·尚賢》所舉，皆為出身底層。墨子的學說，可以說是最早的民粹主義學說，墨家假設勞苦大眾階級擁有比貴族階級更高的美德，這在儒家的眼中，實為荒謬已極。事實上，由經濟狀況而判定哪一個階級更具美德，往往是靠不住的。
儒家崇尚仁孝，墨家則推而廣之，倡導兼愛，也就是要愛所有的人。兼愛之說，堪稱中國有史以來最激進的思想。事實上，人的天性是各私其私、各愛其親的，人絕不可能不別親疏地兼愛。正如法國大革命所提出的博愛絕無實現的可能，墨家的兼愛，也是對人性的徹底扭曲。墨家在先秦時為絕大之顯學，孟子攻之，至謂天下不歸於楊，即歸於墨，可見其在當時之影響，然而後世即道統中絕，其主張之不合於人性，實為最根本的原因。
《莊子·天下》評論墨家，認為其「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墨子雖能獨任，奈天下何。離於天下，其去王也道遠矣。」明白了當地指出，墨家的學說之反人性。而孔子的學說，則純就人性本身之特徵而導之，孔子的一切學術主張，都是建立在人性的基礎之上。孔子所講的仁義禮智信的美德，皆就基本人性而誘發。孔子從不為危乎高矣之言，他的學說都是平實易行的，踐行孔子的學說，並不需要如墨者那樣艱貞自苦。
儒、墨二家皆是對道術傳統的反動。但儒家是以一賢士大夫的群體來對抗最高統治者一人的專制，並不反對周代以來的宗法制度。墨家則要求對既有宗法進行徹底破壞。破壞之後干什麼呢？墨家的解答是尚賢和尚同。尚賢之義，實則是平民對宗法制度的徹底否定，而尚同之說，乃要求一種「一同天下之義」的極權政體。這並不意外，一切的民粹主義，最終都必將通向極權的專制。而由民粹所導致的專制，必然要比僭主的專制要兇殘暴虐萬倍，這是後世中外歷史都反復證明了的事實。墨家的學說未能大行於時，實是中國歷史上最可慶幸的一件事。
⑤ 編目思想史怎麼樣
《編目思想史》 高紅 編著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ISBN 978-7-5013-3608-1 註明：其實書中還有很多東西很有意思 但是是用圖表以及其他不便打出來的方式寫的 所以 如果有興趣 還請你自己去讀讀看 尤其是它所採用的那種映射方法 可以有很多衍生 值得注意的是，在當時書名還未成為編目的內容時，著者項常常被利用。可見，西方編目從古希臘起就重視著者概念而忽略書名，取著者為主要款目標目是有其悠久歷史的。 潘尼茲以上的觀點的思想基礎是：讀者查找目錄的目的並非檢索文獻的外形實體——圖書，而是該外形實體所包含的知識內容——著作。 ……而之後的卡特則認為，編目是一門藝術，是一門通過對特殊案例的類推而使少數普遍的規則得以應用的藝術。 《字典式目錄規則》主要針對書本式目錄而編制，它以「方便用戶」為指導思想，以「目錄之雙重功能」為理論起點，以「主要款目」為核心概念，以印刷專著為著錄的物理實體，以波士頓圖書館的藏書為文獻保障，概括和總結了編目的整個過程及各個方面，提出了編目的基本理論和技術方法。 卡特以探求編目技術的科學原理為出發點，首次明確提出了目錄的職能，並將整部規則建立在這一理論基礎之上。 可以看出，卡特關於目錄職能這一思想的核心是目錄的雙重檢索功能——特性檢索和族性檢索。換言之，一是查尋（finding）功能，二是集中(collocation)功能。具體而言，①把一本圖書作為一個獨立的單元，以其書目形式的或主題內容的特徵，如題名、著者、主題詞作為檢索點來確定其在整個文獻集中的位置；②把一本圖書作為具有某種同樣特徵的一組文獻群的組成單元，通過這一共同特徵來集中，組織該類文獻。 ……柳別斯基開創性地提出了規則修訂的方法，即在描述圖書之前首先要確定描述的目標是什麼，描述的內容應依據目標而確定。這是編目史上第一次對著錄的目標進行闡述。其主要含義：一個書目描述首先要能識別一本圖書，其次要反映它的內容。如果題名頁上的信息不能實現這兩個目標中的任意一個，則此信息不應包含在書目描述中。 ……他用特有的方法檢驗每一個款目規則。柳別斯基最著名的問題是「這條規則必要嗎？它是不是與條例中的其他規則相關？它是不是與其他規則的目的和原則是一致的？」 他比較了「作品」和「圖書」後，認為後者是一個作品特定的時空的載體表現（manifestation）。 就編目的基點而言，中國目錄學的目的在於辨章學術，考鏡源流，而西方目錄學的目的在於方便地獲取圖書。因此，在編目方法上，中國目錄學重分類、重小序、重提要，而西方目錄學重編目、重索引、重排序法、重書目控制。 這從一個側面反映出中國古代學者僅將目錄學作為求學探知的工具，而不是將其作為有所專攻的「術業」。 劉向、劉歆父子創建了版本、目錄、校勘、辨偽等一整套整理文獻典籍的有效方法，這些方法經後代學者的努力發展成為版本學、目錄學、校（ ）學、辨偽學等專門學科。 也就是說，《別錄》、《七略》及據此刪減而成的《漢書61藝文志》等目錄不僅僅是在整理文獻，更是在整理學術。 他認為「類書，猶持軍也，若有條理，雖多而治，若無條理，雖寡而紛，類例不患其多也，患處多之無術也」。 ……值得注意的是鍾嗣成所撰寫的《錄鬼薄》。這是文獻史上第一部戲曲類專題目錄，體現了元代戲曲發展的盛況，在戲曲分類上很有特色。 分類上，章學誠主張「重在義類，不重名目」，即注重圖書的內容和學術源流，而不拘泥於形式。在分類體系的設計上，章學誠主張分類要體現學術脈絡，無論是大類的布列，還是小類乃至款目間的編排都要遵循事物之間內在的邏輯關系。而這種特定的邏輯關系，首先，是「道器」的關系。道，即思想理論；器，即應用技術。因此應先「道」而後「器」，主張無論是經典官學，還是私家著述，甚至是依託的偽書都應先排理論書籍，再排其他。在此，他大膽提出了「六經皆器」的思想，打破了儒家經典的崇高地位。其次，是「人次」關系，即依社會名分而非姓名字順。再次，是「時序」關系，按照事物發展演進的客觀順序和著者的時間先後，著錄部次，這樣才能達到考鏡源流的目的。 ……因此圖書編目就不是單純的編制檢索工具，而帶有了強烈的弘揚儒家倫理道德，闡發傳統學術的色彩。 「會通合和」的哲學思想是傳統編目思想的基調，並賦予了古典目錄學整體把握、綜合研究的特徵。仍以文獻分類為例，四部中的「經」部，雖然僅是一部，但是卻是多學科的綜合，其所收錄的儒家經典及相關典籍涉及哲學、史學、文學、語言學、文字學等多種學科。 FRBR(Functional requirements for bibliographic records)（要求進行數目記錄功能需求的研究）研究的目標主要有兩個：第一，建立一種能囊括書目記錄中實體、屬性、實體間關系、實體及其屬性與用戶任務之間映射關系的概念模型；第二，推薦基於FRBR模型的國家書目記錄的基本級功能。 FRBR研究的最終目的是使數目記錄更好地滿足用戶的需求，因此准確定義數目記錄的用戶需求成為研究的前提。FRBR對用戶需求進行了高度概括，提煉出了4個最基本的用戶任務：即查找實體、識別實體、選擇實體、和獲取實體。 對FRBR的研究採用了分離實體和提煉共性的分析方法。所謂實體，就是書目數據用戶感興趣的關鍵對象。FRBR的研究，首先將實體分離，然後再歸納出與每個實體相關聯的特徵和屬性以及提煉實體間的關系。FRBR實體分析的特點是進行共性抽取研究，即不把個別的數據作為分析的對象，而是將從眾多的數據中提煉出的共同點作為研究的客體，也就是說，每一個實體都代表著一個數據群。在確立了實體的基礎上，再進一步抽取每一個實體的重要特徵或屬性，進而分析一個實體與另一個實體之間的關系。 簡而言之，FRBR應用「實體—關系」模型（E-R模型）來構建概念框架，…… 為實現FRBR的第二個研究目標，在實體—關系模型的基礎上，研究還採用了映射的方法，將每個實體的屬性及相互關系與4個基本用戶任務相互映射，進而評估實體的屬性及相互關系對於實現用戶任務的價值，並在此基礎上對國家級書目記錄的基本功能需求進行了推薦。 FRBR將實體分為3組：第1組實體包含智力或藝術創作的產品，在書目記錄中定義為作品（work）、內容表達(expression)、載體表現(manifestation)、和單件(item)；第2組實體包含對智力或藝術產品的創造、物理生產與傳播或保管負責的個人(person)和團體(corporate body)；第3組實體包含揭示智力或藝術產品內容的主題集合，即概念(concept)、物體(object)、事件(event)、和地點(place)。 「作品」是一個抽象的實體，是指獨特的智力或藝術創作，不能把某一個單獨的具體物質與作品對應。雖然作品需要通過某個個體或某個內容表達來實現，但是作品本身只存在於不同內容表達的共性之中。例如，當我們說《伊利亞特》是一部作品時，我們的切入點不是作品的特定表達或文字本身，而是隱含在作品所有不同內容表達之後的智力創作。 FRBR模型第一組實體中的4個層次是一個由抽象到具體的層次結構，「作品」位於結構中的最高層，也就是說「作品」的概念是最抽象的，因此很難定義該實體的准確界限。重要的是能夠通過理解「作品」的概念來准確判斷不同「作品」之間的關系以及「作品」與其他實體，特別是與位於第二層次的「內容表達」之間的關系。 這種關系的建構首先以作品為基礎，以書目記錄的功能為起點分析書目關系，而不只是從目錄功能的角度進行分析。其次，FRBR採用實體—關系模型分析書目記錄，即分析是建立在一個結構化模型的基礎之上，而不是像從前書目關系的研究完全建立在關系的描述性分析上。
⑥ 為什麼說中國目錄學本是致用之學
一 目錄學本是致用之學
具有悠久歷史的中國目錄學，盡管長期堅持貫徹「辨章學術，考鏡源流」的基本宗旨，並且也以實踐表明了它決不僅僅是「網路群籍，部次甲乙」的所謂「簿錄之學」，但就本質而言，目錄學作為一門致用之學則是毋庸置疑的。無論是追蹤古代圖書的收藏、利用，還是考察現代信息資源的開發、服務，目錄學的這一基本特徵都始終沒有改變。
（一）收藏、管理的需要
圖書的產生及其發展，乃是目錄學產生的前提，沒有前者，就沒有後者。後者的出現，完全是為了解決由前者催生出來的相應矛盾服務的。按照當代目錄學家王重民教授的考證，殷商時期是我國古代目錄學的萌芽時期。即使在那個時期也證明了這一點。考察安陽殷墟出土的甲骨，它們的存放方式，以及尾部所刻的「入」、「示」字樣和數碼，表明了當時甲骨的入藏、陳列和參考使用，都有一定的方法和手續，「這些記號和數碼」便是原始目錄的重要例證1。西漢晚期圖書散亂，劉向、劉歆父子在整理文獻的基礎上，完成了我國第一部官修書目《七略》。通過《七略》這部書目體系，漢朝皇家藏書得以有序排列和管理，後人也由此得窺兩千年前的藏書規模。以後歷代著名的大型書目，無論是官修書目，還是私修書目，抑或是史志書目，無一不是旨在反映當時藏書、管理當時藏書的直接產物。
（二）讀書、治學的需要
除了旨在反映藏書、管理藏書的需要外，傳統中國目錄學的另一個顯著功能是服務於讀書治學。如果說早期目錄學的功能，主要是一般意義上的「反映」和「管理」的話，那麼隨著圖書文獻的劇烈猛增和特定需求的強烈呼籲，目錄學讀書治學這一功能開始日益凸顯出來。圖書文獻的大量增加，不僅僅為「反映」和「管理」工作帶來不便，更為讀者的特定需求帶來很大困難。面對文獻之汪洋大海，誠如唐朝目錄學家毋在《古今書錄》中所說，「苟不剖判條源，甄明科部，則先賢遺事，有卒代而不聞，大國經書，遂終年而空眠。使學者孤舟泳海，弱羽憑天，銜石填溟，依杖追日，莫聞名目，豈詳家代，不亦勞乎？不亦弊乎？」足見，書目工作是在立足解決眾多文獻與人們對它的特定需要之間的矛盾中產生、發展起來的。近代以降，由於社會矛盾更趨激烈，意識形態領域變革之風空前發展，不僅張之洞用來讀古書、治舊學的《書目答問》風行一時，康有為、梁啟超旨在倡導維新、宣傳新學的《西學書目表》、《日本書目志》更是廣泛傳播。以上這些事例，都有力地印證了書目導讀的重要作用：「目錄之學，學中第一緊要事，必從此問塗，方能得其門而入。」（見王鳴盛《十七史商榷》卷一）
（三）適應當代社會發展的需要
20世紀90年代以後，隨著科學技術的長足發展，整個人類社會逐步進入了前所未有的信息時代。以往那種單純傳授知識的一次性教育已經落伍，既傳授知識、又強調自學和科研能力的終身教育思想正在取而代之。在這一新的形勢下，目錄學的基本任務和服務方式也發生了變化。基於網上信息的急劇增長和利用相關信息日益困難的局面，目錄學與時俱進，使得網上信息二次組織工具也應運而生。通過網路目錄、搜索引擎、多元搜索引擎等各種形式，目錄學正在煥發青春，躋身於信息時代發展的新潮流。可以想見，在這一背景下的中國目錄學，一定會在繼承以往優良傳統的基礎上，完善適應當代需要的新機制，為中國社會經濟的發展和科學技術的進步做出新的貢獻。
二 書目文獻利用與社會文化發展
書目文獻是記錄與傳遞文獻信息的重要工具，是對文獻進行控制管理的有效手段。人們很早就認識到書目文獻的重要作用，在今天信息大爆炸的時代，加強書目文獻資源的開發利用，更是促進社會文化發展的重要一環。
（一）書目文獻利用與社會經濟發展
書目文獻是書目工作的結果，它是社會文獻生產達到一定規模之後的產物；反過來書目文獻可促進文獻信息的利用。通過利用文獻信息，可以服務於社會經濟建設，推動社會經濟的向前發展。
目錄學是致用之學，書目文獻是「即類求書，因書究學」的指南。我國傳統目錄學在注重書目文獻學術價值的同時，也注意發揮書目文獻的查檢利用價值。在今天，文獻信息在內容、形式、類型等方面都發生了令人應接不暇的變化，尤其是信息技術的發展和社會信息化過程的推進，不僅極大地促進了全球信息的高速增長、高效傳播與利用，而且對社會經濟和科學的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信息資源的開發利用程度和信息產業的水平已成為衡量一個國家國民經濟現代化及綜合國力的重要尺度。
在今天，文獻信息已成為亟待開發的信息資源，信息需求成為社會生活特別是經濟建設主戰場的第一需求。書目文獻作為關於文獻知識和效用信息的集合，對信息的有效組織和控制起著關鍵的作用。書目文獻將處於無序狀態的文獻信息進行揭示、組織、聚類和開發，方便了文獻信息利用，使書目文獻信息更好地服務於社會經濟建設和發展。因此，必須重視利用包括文摘、索引、搜索引擎等在內的書目文獻，使其在當代整個社會生活中發揮控制、組織、開發和利用文獻信息的重要功能。
（二）書目文獻利用與社會文化進步
書目文獻是文獻信息的濃縮與揭示，它本身也是一種文化產品。我國傳統目錄學就把目錄看作是「辨章學術，考鏡源流」的學術史，注意利用書目文獻考辨學術源流，評價圖書價值，介紹版本沿革，這是我國目錄學的優良傳統，值得我們繼承和發揚。
在今天，書目文獻已成為建設先進文化的有力工具。要充分發揮書目文獻在讀書治學、科學研究方面的重要作用，推動建設社會主義先進文化。我們要通過書目文獻的開發利用，推動優秀文化文獻信息的推廣利用和普及，反映我國社會主義文化建設的成果，促進人民物質文化生活更加豐富多彩。
網路時代書目文獻要注意加強對網路文獻信息的揭示、組織、推廣和利用。要牢牢把握時代主題，利用網路書目新形式加速網路文獻信息的標引、揭示與傳遞，推進網路文獻信息的利用，使先進文化佔領網路領域，切實推進我國優秀文化的復興發展。當前只有利用現代化信息技術對信息資源進行製作、加工、傳播、轉換和二次開發，才能更有效地利用網路文獻信息，促進文化進步與發展。如何有效的解決數字時代文獻信息的揭示、報導、利用是21世紀書目文獻利用面臨的首要問題之一。
（三）書目文獻利用與個人成材
現代社會的發展奠基於每一個人的全面發展，社會文化的高度發展離不開一批高素質的專業人員。而專業人員在學習和科研過程中只有利用書目文獻信息才能順利開展工作。隨著文獻信息的激增，文獻信息的搜集、利用和整理成為個人成材過程中必不可少的功課。傳統上書目文獻是讀書治學的門徑，新時代書目文獻是科學研究的指南。凡是書目信息意識較強，利用書目文獻信息能力強的人，無不事半功倍。
有效利用書目文獻信息可以較好地從事學習和科研工作，促進個人成長與成材。這在網路時代顯得尤為重要。現在信息已經滲透到科學研究和經濟建設的各行各業，乃至人們生活的方方面面。無論從事什麼行業的人員，都要通過各種渠道尋找自己需要的信息。學會利用書目文獻信息，尤其是學會利用網路文獻信息，對於個人的成長發展至關重要。每個人都要有效學會利用網路書目文獻信息，學會獲取更新更全的文獻信息，才能在個人成長過程中利於不敗之地。
三 高度重視書目文獻資源的開發利用
我們的時代是信息時代、網路時代，書目文獻與其它文獻一樣，已成為一種重要的待開發的資源。我們要充分認識書目文獻資源開發利用的重要意義，高度重視書目文獻資源的開發利用，使書目文獻資源在我國社會經濟和文化發展過程中發揮更重要的作用。
目錄學本是致用之學。中國的目錄學的功用，在「辨章學術，考鏡源流」中，在指導讀書治學以及文獻的揭示、組織與利用中，得到了充分的發揮。在網路時代的今天，目錄學的致用性與現代書目技術相結合，為目錄學的發展開辟了廣闊的新天地。
中國當代目錄學是中國傳統目錄學的邏輯發展。中國傳統目錄學具有悠久的歷史和優良的傳統，尤以「辨章學術，考鏡源流」為中國傳統目錄學的一大特色。在重視考辨學術源流的同時，為了推進文獻信息的利用，傳統目錄學發展了一系列的相關技術和方法，如類例、解題、編次和互著、別裁、校讎等理論和方法。因此，我國傳統書目文獻的功用是多方面的，它既能反映一代藏書之盛及學術概貌，也能服務於文獻的收藏取用，讓人即類求書，因書究學。今天我們可以看到，中西目錄學都主張致用，不過中國目錄學之致用是辨章學術，考鏡源流；而西方目錄學的致用性體現在方便獲取文獻及共享文獻。雖然目的不同，但殊途同歸。這說明，我國古人很早就重視書目文獻的利用，注意發揮書目文獻的作用。
鴉片戰爭後隨著西方科技文化和目錄學思想的輸入，中國傳統的封閉的自足的目錄學體系逐漸解體，終於不復存在。西方文化的湧入，導致圖書文獻類型和內容的變化，為適應學術發展和類分圖書的需要，新式分類法不斷涌現；同時書目的功能產生了革命性的改變：不再單純著眼於整理文獻，考究學術；而是為了宣傳推薦文獻、指導閱讀，為實現文獻的價值而服務，故此目錄學技術被高度重視。
從致用原則出發，書目文獻利用目的大大擴展，書目文獻利用將要介入社會生活，面向經濟建設，真正發揮書目文獻的功用。書目文獻利用研究也將更加面向書目工作實際，加強目錄學的應用研究。比如對國家書目的編制及有關問題的研究，對我國檢索刊物體系的建立和發展研究，對聯合目錄報導體系和計算機編制聯合目錄的試驗與研究，對書目工作的標准化的研究，以及對學科目錄工作及專科文獻目錄學的研究等。
今天書目文獻利用也將突破傳統束縛，書目文獻利用的對象和范圍將大大擴展，從書目（即文獻目錄）擴展到非文獻目錄。其利用的對象既包括傳統形式的書目，也包括非書目錄（如商品目錄、企事業名錄、電話號碼簿等）；既包括文本目錄（即成果形態完整的單元書目），也包括非文本目錄（即成果形態不完整的單元書目，或附著於非目錄文本而不能獨立存在的，或處於半獨立存在狀態的，如書刊卷首目錄、一定時間內新書銷售排行榜）；既包括紙品目錄，如書目、報紙目錄等，也包括非紙品目錄，如各類型機讀目錄。
在網路時代，面向網路文獻的組織與利用、目錄及目錄工作的自動化與數字化，是書目文獻利用不能忽視的內容。隨著網路文獻的勃興，網路文獻的組織與開發必將成為的書目文獻利用的「重中之重」。同時書目文獻利用也必須關注書目文獻資源的開發、服務及書目信息產業的發展問題。
目錄學技術性與其致用性發展趨勢是辨證統一的。書目工作發展到現在，逐步由手工操作轉向機器自動化操作是一個必然趨勢。對於手工操作，可謂「前人之述備矣」；而現代機器操作，由於其「現代性」，許多理論研究者對這種「新生事物」還沒能完全接受，研究力度還不夠，還需要大力加強。只有掌握現代信息技術，並用之於書目實踐，我們書目利用工作才能更上一層樓。
⑦ 目錄在中國古代文獻學中的作用是什麼
目錄：指著錄一批相關文獻，並按照一定次序編排而成的揭示與報道文獻的工具。它是聯系文獻與用戶的橋梁和紐帶。
目錄是目和錄的總稱。 「目」指篇名或書名， 「錄」是對「目」的說明和編次。前人把「目」與「錄。編在一起，謂之「目錄」。《昭明文選·任彥開為范始興求立太宰碑表》李善《注》引劉欲《七略》稱：「《尚書》有青絲編目錄」，可知劉向校書，即已使用「口錄」一詞。班因《漢書·敘傳》中，亦有「愛著目錄，略序洪烈，述藝文志第十」之句，表明早在漢代， 「目錄」二字已作為一個名詞而被加以使用。在現代漢語中， 「目錄」一詞的涵義：一為「圖書日錄」的簡稱。這類目錄，是記錄圖書的書名、著者、出版與收藏等情況，按照一定的次序編排而成，為反映館范、指導閱讀、檢索圖書的工具。二是指書籍正文前所我的目次。此外，根據一定的主題，為專科研究而編制的參考書目或向群眾介紹優良讀物的推薦書目，一般稱為書目，有時也稱為目錄。
我國古代學者對目錄學的研究，一宜定在世界的前列。漢代劉敵所作的《七略》，比被譽為西方目錄學之父的瑞土人吉土納所編的歐洲第·部圖書分類法 —《萬象圖書分類治》，要早1500多年。前人治學，都很注重書目和拿捏有關目錄的學問。清代著名考據學家王鳴盛在《十七史商榷》中寫場 「凡讀書最切要者，目錄之學。目錄朗，方可讀書；不明，總是亂該。」又說： 「目錄之學，學中第一緊要事，必從此問途，方能得其門而入。」目錄對於整理古耪文獻亦至關重要。著名日錄學家余哀錫在《目錄學發微》中，總結了目錄學在考辨古籍上的六種作用：一日以目錄著錄之有無，斷書之真的；二日用目錄書考古書篇名之分免三曰以目錄書著錄之部次，定古書之性質，四曰因目錄訪求陰性五曰以目錄考亡佚書，六曰以日錄書所裁姓名卷數，考古書之真偽。余先生的上述論斷，是校人深刻的。目錄對於研究者來說，又是得力的助手和工作的指商。出於日求是圖書的分類著錄，因而利用目錄有助於查閱有。關圖書資料， 「即類求書，因書究學」；同隊日錄在分門別類之中，亦可展觀文化學木的源流、派別，從而使人們可從中「炊事學術，考鏡源流」，這對於研究工作，無疑是有著重要意義的。我們在研究、整理和運用歷史文獻的過程中，對於目錄特別是史部目錄必須認真加以學習和研究。
我國目錄起源於何時?目錄的產生，是以積累了一定數量的文獻資料為前提的。根據近幾十年來對安陽小屯襯甲骨的發掘與研究，我們知道，商代已有一定數量的文獻典耪。那些由佔Fj面積累的甲骨F辭，是當時文獻記錄的一部份。從殷墟的發領中我們還可看到，每一個窖穴中的甲骨F辭，都有一定的年代，通常是以一個商王在位的時間為斷限。一個容穴里的甲骨入藏，都有一定的順序、方法和手續，有與此相應納記號或數碼排列，而這些，應該說與目錄的產生是有著密切聯系的。
但是，在奴隸社會里，由於文化典籍掌握在官府手裡，流通的范圍有限，加以書寫工具落後，均不利於目錄學的發展。到了春秋戰同時期．隨苦奴隸社會向封建社會過渡，生產力得到發展，學術研究空前活躍，形成了「百家爭鳴」的局面，昔日「學在官府」的局舊逐漸被打破，以金石、簡核、綉帛為載體的圖書資料大量增加。社會fL階級和各階層的人，從不同的目的出發，要求對文獻進行整理和編目，孔子正是在這種歷史條件下『開始他的文獻整理工作的。據記載，他曾纂《易》、修《春秋》、則《詩》、《書》、訂門N、《樂》。在進行這項整理工作的同時，孔子實際J：也在從事日錄工作：一是精選文獻，如從3000篇詩中選取300餘篇，一是採用各種方法進行分類，如《風》按地區分，《雅》按時間分，《頤》按作用分；三是寫提要，如為《詩》、615b瑤序；四足為「六經」的各篇匣定次序。這里，值得特別指出的是，我岡文獻典籍，從7L子刪定「六經」所作的大序、小序，列戰國素漢睹子百家著述的白序，再到劉向校書的書錄，反映丁我四目錄的形成過程。那些大序、小序和自氏在當時已起營「內容提要」的作用，實為目錄的一項重要內容。
繼孔子之屑。出現了篇名提示內容之作，如《墨子》的《兼愛》篇，其篇名揭示出文章的內容，同時，按作者分類之法也巴出現，如《莊子》一書，其自著部分為內篇，後學歷作者列為外篇、雜篇。至於《呂氏春秋》的「序意」，《推南子》的「要略」，較過去的「大序」、 「小序」意思更為完整，已近乎一書的日錄丁。由此可見，我國目錄，萌芽於先秦時期，起源於《詩》、《書》之序。
⑧ 目錄學的圖書信息
書名：《目錄學教程》
主編：彭斐章
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
印刷時間：2004-7-1
ISBN：704015344 第一章目錄學基礎理論
第一節目錄學基本概念
一、什麼是書目
二、目錄工作
三、目錄學
第二節目錄學的研究對象
一、目錄學的研究對象
二、目錄學的學科基點與內容範圍
第三節目錄學的基本原理
一、目錄學應用原理
二、目錄學的發展原理
三、目錄學基礎理論原理
第四節 目錄學的性質和與其他學科的關系
一、目錄學的學科性質
二、目錄學與其他學科的關系
第五節目錄學研究發展趨勢
一、我國目錄學研究
二、國外目錄學研究
三、讀者信息需求的變化與目錄學
第六節 目錄學的理論基礎與指導原則
一、關於目錄學理論基礎的認識過程
二、目錄學理論基礎的構成要素
參考文獻
第二章中國目錄學的產生與發展
第一節官修書目的產生與發展
一、早期官方文獻整理
二、《別錄》與《七略》
三、從《中經》到《隋大業正御書目錄》
四、《群書四部錄》及其他唐代官目
五、《崇文總目》及其他兩宋官目
六、《文淵閣書目》與《新定內閣藏書目錄》
七、《四庫全書總目》
第二節史志目錄的產生與發展
一、《漢書·藝文志》、《隋書·經籍志》與《舊唐書·經籍志》
二、《新唐書·藝文志》與《宋史·藝文志》
三、《通志·藝文略》與《文獻通考·經籍考》
四、《明史·藝文志》與補史藝文志
第三節私人目錄的產生與發展
一、孔子及其文獻整理
二、《七志》、《七錄》、《七林》與《古今書錄》
三、《郡齋讀書志》、《遂初堂書目》與《直齋書錄解題》
四、元明清私藏目錄概述
第四節專科目錄與特種目錄的產生與發展
一、專科目錄的產生
二、佛經的翻譯傳播與《漢錄》
三、《綜理眾經目錄》與《出三藏記集》
四、《大隋眾經錄目》等佛經目錄
五、《三洞經書目錄》等道藏目錄
六、《錄鬼簿》等戲曲專目_
七、《古今書刻》、《汲古閣諸刻題跋》與《汲古閣珍藏秘本目錄》
八、《兩浙古今著作考》、《蜀中著作記》與《關右經籍考》等
九、《醫藏書目》與《閱藏知津》
十、《經義考》、《小學考》與《讀易別錄》
十一、《勿庵歷算書記》、《方輿書目》與《古今方輿書目》
十二、其他
第五節導讀目錄的產生與發展
一、導讀的起源
二、導讀與禁讀
三、《歷代眾經舉要轉讀錄》
四、《程氏家塾讀書分年日程》
五、《讀書次第》
六、《經籍舉要》與《書目答問》
……
第三章西方目錄學的產生與發展
第四章文獻揭示組織
第五章書目文獻編纂法
第六章書目控制
第七章書目情報需求與服務
第八章書目工作組織與管理
第九章書目文獻資源的利用
⑨ 中國古代目錄學是一門成熟的學科嗎
雖然中國早在公元前一世紀就產生了系統的書目分類著作《別錄》和《七略》；又雖然宋代的鄭樵和清代的章學誠已經十分自覺地致力於目錄學的理論探討，但是，毋庸置疑，嚴格意義上的中國古代目錄學研究是在20世紀初由於外來文化的沖擊和影響而起步的。1931年劉紀澤《目錄學概論》（中華書局版）對古代目錄的源流、體例、類例等論述頗詳，深刻地影響了余嘉錫、周貞亮等人的目錄學思想，實有蓽路藍縷之功。
眾所周知，西方科學意義上的現代學術，是以學術分科以及研究的系統化、邏輯化為前提的。所謂「重試驗，尊辨難，界說謹嚴，條理綿密；雖對於前哲偉論，恆以批評的態度出之，常思正其誤而補其闕，.（梁啟超語）是其本質特徵。1931年劉先生以來的古代目錄學研究正是朝著這個方向努力的。於茲而還的中國古代目錄學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績。
一中國古代目錄學研究取得的成績
首先，意識到學科獨立乃是現代新興學科的標准，並自覺地將中國古代目錄學作為一個學科、一門學問來研究其主要特徵是不再作單純的個案研究，而是自覺地把古代目錄學理論和實踐放在整個中國古代目錄學（史）中加以觀照，以期在縱向歷史的傳承流變中獲得一個整體的通觀。這在《校讎略》和《校讎通義》中是根本找不到的。另外，也有橫向的研究：或從一二個范疇出發，或從某一派別著眼，或從一個問題考察，作共時的研究。如姚名達《中國古代目錄學史》分10個明確的個性化專題對古代目錄學加以研究，條分縷析、推理謹嚴，表現出很高的理論深度。
其次，研究的表達形式得到了更新。傳統的中國古代目錄學研究多依存於目錄凡例、案語、提要、序類，講感受、述心得，觀點零亂，不成系統，主要是一種感性的把握。研究方法上多採用治經治史、考據訓詁的一套，這與西方學術那種下定義、給范疇、重思辯的研究方法是大異其趣的。鄭樵《校讎略》的核心命題是「類例」，但通篇沒有關於「類例」的定義，而只有諸如「類書猶持軍也」之類的喻象把握。章學誠《校讎通義》的核心命題是「辨章學術，考鏡源流」，然亦通篇沒有關於「辨考」的界定，而只是說：「校讎之義，蓋自劉向父子部次條別，將以辨章學術，考鏡源流，非深明於道術精微，群言得失之故者，不足與此」[1]，在行文中直接提出。
但是，自1931年以來，學者們普遍接受了西方學術重范疇、重邏輯、重推理的研究方法，並把這看成是現代學科的一個標志。在具體研究中，很具思辯色彩，條理分明，並且看重對理論意義的辯明，以求達到一個較高的認識水平。比如劉紀澤對古代目錄類型的三分；容肇祖1934年版《中國目錄學大綱》對目錄學研究對象的界定；余嘉錫《目錄學發微》對目錄學的意義、功用與源流，歷代目錄類例的沿革以及目錄的體制，包括篇目、敘錄、小序、版本、序跋等方面闡述頗詳。特別是，一些理論著述都注意到給諸如目錄、目錄學、類例等概念作出邏輯界定，然後再以此為基礎展開邏輯推理，以期最終「成一家之言」，建立學科體系。此外，還自覺地運用比較的方法如早在20世紀三四十年代程伯群、張遵儉就有了中西目錄學比較的專論，這無疑有助於國人接受西方的相關學術觀念，「洋為中用」。進入80年代以後，由於再次遭遇外來學術文化的沖擊，理論借鑒更加豐富、嫻熟。一些域外的新理論豐富了我們的研究，開闊了我們的視野。
總之，劉紀澤以來幾代學人前赴後繼的努力，使得中國古代目錄學初具學科範型。先後發表了數以千計的論文，出版了數十種理論專著和教材，形成了一套相對定型的評論標准，使我們對古代目錄學在一般原則、技術和史實的層面上有了基本了解。與此同時，在古代目錄學文獻的挖掘和整理上，也達到了前無古人的水平。但是，這並不表明中國古代目錄學已經是一門成熟的學科。
二中國古代目錄學並不是一門成熟的學科
首先，中國古代目錄學並沒有確立起自己的研究本體、由於學科獨立性至今沒有獲得確認，導致它在和歷史學，以及和近現代目錄學的結合中喪失了自己的領域在理論層面上，諸如關於中國古代目錄學的對象與內容、原則和意義、方法和目的、社會職能等方面的討論多欠周詳。以研究對象為例，差不多迄今為止尚沒有關於中國古代目錄學研究對象的討論，而僅有關於（現當代）目錄學研究對象的討論，然後再不加區別地將目錄學的研究對象直接等同於中國古代目錄學的研究對象。眾所周知，現當代目錄學是一套完全按照西方學術標准建構起來的目錄學學科範型。它和植根於傳統文化之中的中國古代目錄學相比，雖具有「目錄學」一般特質之「同」；但更具有由各自深層文化支撐的個性差別之「異」其它如研究內容、原則、意義、方法、目的、職能等無不如此。這使得中國古代目錄學研究缺乏個性化的理論畛域，不能提供獨特的價值。事實上，古代目錄學遠遠超出了受西方近現代學術規范影響的「目錄學」的那種以單純排檢文獻為己任的操作層面，具有極其深刻的本體論意識。因此，（現當代）目錄學的研究對象絕對不能等同於中國古代目錄學的研究對象。我們認為，後者包括三項骨肉相連的內容，從而構成了中國古代目錄學獨有的理論畛域。第一，整理和保護文獻文本；第二，認為文獻具有文本內涵和超文本內涵，目錄致力於對上述兩個層面之文獻內涵的「規范化」識讀；第三，構建文化圖式。古代目錄本質上反映了人們的世界觀：一種文化對整個世界所持的根本態度。這三項職能，在劉氏父子發凡起例的目錄學實踐中就已經得到了充分表達。
然而，在和西方近現代目錄學的碰撞中，中國古代目錄學不恰當地將前者作為最高參照範本，於是在「精於求同，疏於別異」的文化心態下泯滅了自己的個性。
其次，不能提供獨特的意義創造，因而受到了當代文化的冷落。古代目錄學研究本體的不明確和研究理論的缺乏，使得研究的目標不明確，甚至喪失了目標。以筆者之陋，至今尚未發現一篇專門討論中國古代目錄學研究目的之文章；而只是在一些專書中老生常談地得出諸如「讀書治學的門徑」、「科學研究的指南」、「現代目錄學的借鑒」之類的結論總之，所謂的中國古代目錄學研究多是表達一些有選擇的目錄學現象，所取得的成績也多局限於認知層面。陳述事實多於闡釋意義，缺乏足夠必要的意義創造，致使今天的古代目錄學研究一直徘徊在較低的水平，沒有創立起真正經過嚴格思考的、符合古代目錄學特點的理論體系，在劉紀澤的基礎上並沒有向前走多遠，因而難以參與當代文化建設，更為可怕的是，在中國古代目錄學研究中，我們已經習慣於故步自封，局限在學科內部繁殖大量無關緊要的命題；並習慣於把古代目錄學的價值歸結為一個偉大的傳統，用一個事實上存在著的傳統迴避當代文化的質疑，導致在當代文化建設中，由於古代目錄學自身在意義上的「不在場」而日益成為一門單純文獻學、一門邊緣學科和經院學科。
第三，就研究方法而言。1931年以來的古代目錄學研究雖然反省了傳統的舊有研究模式，但沖擊的只是傳統微言大義的一套，而考據訓詁等「治史」方法並沒有受到排斥至今還滿足於進行大量繁瑣的、枝節的重復論證，進行一種知性的自我娛樂。再現歷史現象的要求總是凌駕於發掘目錄學精神的要求之上，於是，挖掘材料、羅列現象、提供背景取代了真正的理論研究。即使有意義創造，也常常是依附於特定的歷史學理想：認知的而非精神的。另一方面，由於過分急切地要展現自己，參與當代文化，導致古代目錄學研究對其它文化形態（諸如哲學思潮、控制論、計量學等）的盲目仿效，使得古代目錄學研究成為一種違背事實的、不可信的東西。
總之，中國古代目錄學研究，無論是就其價值取向，還是概念范疇，及其表達的深度、方法，都未能超出20世紀前期的水平，不能滿足當代文化的期待，沒有構成嚴格意義上的現代學科。
三結論
一個現代學科必須具備當代意識以及當代文化基本的精神特徵、價值觀念和表達方式。這同時也構成了我們判定一個研究課題是否有意義的基本標准。因此，古代目錄學固然研究的是「史」，但並不是歷史的還原，而是意義的重建所以，重新審視古代目錄學研究的概念、范疇、學術語言，在今天顯得尤其重要。
首先，應重新確立古代目錄學的研究本體。為此，必須從中西、古今目錄學之間的相異性出發，以抵禦近現代西方形式主義目錄學的侵蝕。古代目錄學包含著極其深刻的本體論意識，它的目錄系統的表層樣態直接等同於深層的觀念結構。目錄系統的文化建構是和漢民族世界觀的建構緊密相連的，從中可以看到存在的和諧、知識的統一、世界的希望和生命的意義。可見，古代目錄學在文獻排檢的技術層面之外，隱含著意義創造。古代目錄學學科研究得以成立的關鍵是要向當代文化傳遞出自己的價值理想和意義貢獻。根據我們的理解，古代目錄所呈現出來的文獻規整性之「小序」，折射出了世界和人之規整性的「大序」，文獻整序過程即是一個由物理世界秩序上升到依目的和理想的建構性秩序的反思過程。[2]而所有的其它文化類型，無不在表達著「秩序」：物理的秩序或理想的秩序。因而，古代目錄學在所有當代文化中並不孤立。
其次，應積極尋求面向當代文化的共通的表達形式。中國古代目錄學研究既然在當代文化中並不孤立；而導致其事實上被當代文化所冷落的原因只是該學科自身研究的話語形式。為此，在研究中必須完成研究語言的現代轉向今天的古代目錄學研究，研究的主體是我們現代人，並且，也是為現代人而研究的，因此，必當具有現代性。不能再使用前輩們的學術概念和致思取向。學術概念和致思取向的變化，往往意味著意義指向和層次的變化。這不僅有助於有效地推動古代目錄學學科研究的發展，而且有助於讓我們和其它學科進行有效的交流，成果共享，以便於中國古代目錄學和當代文化之間實現介入和接納。唯其如此，中國古代目錄學才能擺脫事實上的單純文獻學、邊緣學科、經院學科的頹勢，恢復昔日「學子所重，幾埒國學」的顯學地位。
⑩ 古代目錄的目什麼意思
目錄：指著錄一批相關文獻，並按照一定次序編排而成的揭示與報道文獻的工具。它是聯系文獻與用戶的橋梁和紐帶。
目錄是目和錄的總稱。 「目」指篇名或書名， 「錄」是對「目」的說明和編次。前人把「目」與「錄。編在一起，謂之「目錄」。《昭明文選·任彥開為范始興求立太宰碑表》李善《注》引劉欲《七略》稱：「《尚書》有青絲編目錄」，可知劉向校書，即已使用「口錄」一詞。班因《漢書·敘傳》中，亦有「愛著目錄，略序洪烈，述藝文志第十」之句，表明早在漢代， 「目錄」二字已作為一個名詞而被加以使用。在現代漢語中， 「目錄」一詞的涵義：一為「圖書日錄」的簡稱。這類目錄，是記錄圖書的書名、著者、出版與收藏等情況，按照一定的次序編排而成，為反映館范、指導閱讀、檢索圖書的工具。二是指書籍正文前所我的目次。此外，根據一定的主題，為專科研究而編制的參考書目或向群眾介紹優良讀物的推薦書目，一般稱為書目，有時也稱為目錄。
我國古代學者對目錄學的研究，一宜定在世界的前列。漢代劉敵所作的《七略》，比被譽為西方目錄學之父的瑞土人吉土納所編的歐洲第·部圖書分類法 —《萬象圖書分類治》，要早1500多年。前人治學，都很注重書目和拿捏有關目錄的學問。清代著名考據學家王鳴盛在《十七史商榷》中寫場 「凡讀書最切要者，目錄之學。目錄朗，方可讀書；不明，總是亂該。」又說： 「目錄之學，學中第一緊要事，必從此問途，方能得其門而入。」目錄對於整理古耪文獻亦至關重要。著名日錄學家余哀錫在《目錄學發微》中，總結了目錄學在考辨古籍上的六種作用：一日以目錄著錄之有無，斷書之真的；二日用目錄書考古書篇名之分免三曰以目錄書著錄之部次，定古書之性質，四曰因目錄訪求陰性五曰以目錄考亡佚書，六曰以日錄書所裁姓名卷數，考古書之真偽。余先生的上述論斷，是校人深刻的。目錄對於研究者來說，又是得力的助手和工作的指商。出於日求是圖書的分類著錄，因而利用目錄有助於查閱有。關圖書資料， 「即類求書，因書究學」；同隊日錄在分門別類之中，亦可展觀文化學木的源流、派別，從而使人們可從中「炊事學術，考鏡源流」，這對於研究工作，無疑是有著重要意義的。我們在研究、整理和運用歷史文獻的過程中，對於目錄特別是史部目錄必須認真加以學習和研究。
我國目錄起源於何時?目錄的產生，是以積累了一定數量的文獻資料為前提的。根據近幾十年來對安陽小屯襯甲骨的發掘與研究，我們知道，商代已有一定數量的文獻典耪。那些由佔Fj面積累的甲骨F辭，是當時文獻記錄的一部份。從殷墟的發領中我們還可看到，每一個窖穴中的甲骨F辭，都有一定的年代，通常是以一個商王在位的時間為斷限。一個容穴里的甲骨入藏，都有一定的順序、方法和手續，有與此相應納記號或數碼排列，而這些，應該說與目錄的產生是有著密切聯系的。
但是，在奴隸社會里，由於文化典籍掌握在官府手裡，流通的范圍有限，加以書寫工具落後，均不利於目錄學的發展。到了春秋戰同時期．隨苦奴隸社會向封建社會過渡，生產力得到發展，學術研究空前活躍，形成了「百家爭鳴」的局面，昔日「學在官府」的局舊逐漸被打破，以金石、簡核、綉帛為載體的圖書資料大量增加。社會fL階級和各階層的人，從不同的目的出發，要求對文獻進行整理和編目，孔子正是在這種歷史條件下『開始他的文獻整理工作的。據記載，他曾纂《易》、修《春秋》、則《詩》、《書》、訂門N、《樂》。在進行這項整理工作的同時，孔子實際J：也在從事日錄工作：一是精選文獻，如從3000篇詩中選取300餘篇，一是採用各種方法進行分類，如《風》按地區分，《雅》按時間分，《頤》按作用分；三是寫提要，如為《詩》、615b瑤序；四足為「六經」的各篇匣定次序。這里，值得特別指出的是，我岡文獻典籍，從7L子刪定「六經」所作的大序、小序，列戰國素漢睹子百家著述的白序，再到劉向校書的書錄，反映丁我四目錄的形成過程。那些大序、小序和自氏在當時已起營「內容提要」的作用，實為目錄的一項重要內容。
繼孔子之屑。出現了篇名提示內容之作，如《墨子》的《兼愛》篇，其篇名揭示出文章的內容，同時，按作者分類之法也巴出現，如《莊子》一書，其自著部分為內篇，後學歷作者列為外篇、雜篇。至於《呂氏春秋》的「序意」，《推南子》的「要略」，較過去的「大序」、 「小序」意思更為完整，已近乎一書的日錄丁。由此可見，我國目錄，萌芽於先秦時期，起源於《詩》、《書》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