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經的文獻
Ⅰ 研究《詩經》的外國文獻有哪些
薩爾巴斯基這人專門研究詩經,你去查查關於他的資料吧(不過網上關於他的資料很少,耐心點查)
Ⅱ 關於詩經的論文,1000至2000字左右
丘中有麻,彼留子嗟。彼留子嗟,將其來施施。
丘中有麥,彼留子國。彼留子國,將其來食。
丘中有李,彼留之子。彼留之子,貽我佩玖。
《詩經·王風·丘中有麻》這首詩只有三章,章四句,表面上看起來並不復雜,但是對於詩的內容以及詩中人物的姓名,卻仍有爭議,迄無定論。《小序》雲:「《丘中有麻》,思賢也。庄王不明,賢人放逐,國人思之而作是詩也。」毛認為是「思賢」詩,《箋》、《疏》並無異議。[1]《傳》的故訓由於最接近於《詩經》時代,大體上是可信的。但是,對於「國風」中某些詩篇的詩旨,尤其是那些反映男歡女悅的情愛詩篇,囿於思想的保守性,《小序》往往牽扯到帝王後妃的身上,其說多半不可考之於史。自然亦有少數可考者,如《鄘風·君子偕老》、《邶風·新台》、《齊風·南山》、《齊風·載驅》、《陳風·株林》,但大多數情愛詩篇,往往是詩人即事即景抒情之作,並不反映什麼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何可考耶?竊以為《丘中有麻》就屬於此類民歌。對於這些詩歌,只能就詩論詩,味之以文情,審之以辭氣,衡之以語法,核之以訓詁,來探索其主題。朱喜作為一個理學家,思想也是保守的,但他的《詩集傳》尚能遵循就詩論詩的原則,如《丘中有麻》,朱子就認為是一首愛情詩,其說一出,後人多有信之者,但朱說亦有瑕疵。朱子雲:「子嗟,男子之字也。」「子國亦男子之字也。」「之子,並指前二人也。」在首章之後評點曰:「婦人望其所與私者而來,故疑丘中有麻之處,復有與之私而留之者,今安得其施施而來乎?」[2]果如朱子所言,婦人私會二人且二人均贈其佩玖,揆之以情理,今天雖然有如此荒唐之事,但在古代確是夠大膽的了,縱有,當事人也不會形之於詩,即使作詩人未必詩中人,亦不會如此津津樂道地賦之於詩。程俊英、蔣見元《詩經注析》引崔述《讀書偶識》駁那些認為《齊風·東方之日》是諷刺詩者,曰:「夫天下之刺人者,必以其人為不肖人,乃反以其事加於己身,曰我如是,我如是,天下有如此之自污者乎?」[3]其理亦可用於此。《詩經》中確有刺淫刺穢之詩,如《新台》、《南山》、《載驅》、《株林》,但決非當事人自作或以當事人口吻所做。《株林》刺陳靈公,作為一國之君,竟然偕大夫孔寧、儀行父通於夏姬,君臣宣淫,終為夏姬之子夏征舒所弒。朱子評曰:「靈公淫於夏征舒之母,朝夕而往夏氏之邑,故其民相與語曰:君胡為乎株林乎?曰:從夏南耳。然則非適株林也,特以從夏南故耳。蓋淫乎夏姬,不可言也,故從其子言之,詩人之忠厚如此」[2]。真正有傷風化、有悖人倫之事,旁觀者亦羞以道之,正如《鄘風·牆有茨》所雲:「中冓之言,不可道也。所可道也,言之丑也。」由此觀之,《丘中有麻》至少不是婦人歌詠與兩個情人苟且之事。《詩經注析》認為《丘中有麻》「也不像朱熹所說的這位女子和子國、子嗟父子有私情,而這二人在丘中有麻處又為新歡所留。」《詩經注析》認為朱子和方玉潤都將「留」解釋為挽留之留,致有此誤。竊以為誤則誤矣,因為倘若「留」解釋為挽留之留,第三章「彼留之子,貽我佩玖」語句不順,但朱子並沒有說子國、子嗟是父子,齊襄公淫乎其妹,實有其事,而這首民歌,查無史據,父子聚麀,有悖天倫,以朱子之智慧及其人生哲學,斷不會作如此主觀臆測。方玉潤《詩經原始》亦誤解了朱子,他說:「子嗟、子國既為父子,《集傳》且從其名矣,則一婦人何以私其父子二人耳,此真逆理悖言,不圖先賢亦為是論,能無慨然?惟是《序》、《傳》亦有所疑,子嗟、子國既為人名,則『之子』又何指?」方氏又駁姚際恆「嗟」、「國」皆為助辭說,曰:「嗟為助辭可也,國亦為助辭乎?」方氏主張嗟為助辭,國即「彼國」之「國」,猶言彼留子於其國,其國不可久留也,何不就我?方氏主張此詩為招賢偕隱之詩,雲:「《丘中有麻》招賢偕隱也,周衰,賢人放廢,或越在他邦,或互相招集,退處丘園以自樂。」[4]竊以為詩中看不出招賢偕隱的痕跡,更何況「彼留子嗟」、「彼留子國」、「彼留之子」明顯為同一種句型,而按方氏說,獨獨「彼留子國」要在「國」前加「於」才能解通。高亨的《詩經今注》認為《丘中有麻》是「一個沒落貴族因生活貧困,向有親友關系的貴族劉氏求救,得到一點小惠,因此作詩以述其事。」[5]《傳》以為子國為子嗟父,而高亨以為子國是劉氏家族的另一個人的名字,把「彼留之子」解釋為「那劉氏的人們」。竊以為這種解釋值得商榷,因為《詩經》時代人稱代詞固然無單復數之分,但是「子」是名詞,無論是用來替代第二人稱代詞還是作為偏正結構的中心語,「子」指二人或二人以上這樣的用法恐怕沒有,此種情況,先民是用加數詞的方式來表示的,如《邶風·二子乘舟》。其次,既然是沒落貴族救助於劉氏,劉氏施與一點小惠,恐怕還不至於「貽我佩玖」。竊以為贈玉不外乎以下三種情況,或是主恩浩盪,或是朋友之間因有深情厚誼而分手脫相贈,寄予平生一片心,或是戀人或夫妻之間情到深處感情的流露和表示。筆者認為此詩按第三種情況來理解更顯得貼切、自然,把詩理解為女子的口氣更為吻合。正因為「貽我佩玖」是愛情成熟的標志,故女主人公反復詠嘆之,此所謂「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永歌之」(永,詠也。引文見《大序》)。
程俊英、蔣見元《詩經注析》的說法令人耳目一新,他們認為:「這是一位女子敘述她和情人定情過程的詩。首先敘述他們二人的關系,是由請子嗟來幫忙種麻認識的。後來又請他的父親子國來吃飯。到明年(應說『第二年』)夏天李子熟的時候,他們才定情,子嗟送她佩玉,作為定情的禮物。」[3]這種說法,筆者大體贊成,但仍有疑問。首先,這種說法固然解釋了詩中何以出現兩個男人的名字,但仍不能令人信服,因為,子國既為子嗟父,女主人公直呼戀人父,就顯得不恭。據我所知,《詩經》中沒有直呼戀人名字的詩篇(一般用代稱),更何況連姓帶字,更何況稱戀人之父連姓帶字?其次,筆者認為此詩作為敘事詩欣賞還不如作為抒情詩欣賞,因為作為抒情詩欣賞不須那麼多猜測,我主張,「丘中有麻」、「丘中有麥」、「丘中有李」首先應作為起興手法來理解,這是國風多數詩篇常用的表現手法,其次《詩經》的起興雖說是先言他物以引起所詠之辭也,但並非與所詠之事毫無關聯,恰恰相反的是往往是有所關聯,如這首詩的起興,就反映了季節的變換,「丘中有李」寓意愛情的成熟,「貽我佩玖」是愛情成熟的標志,正如《衛風·木瓜》所寫:「投我以木李,報之以瓊玖。非報也,永以為好也。」
《丘中有麻》是一首愛情詩,聞一多先生信之不疑。他認為「將其來食」之「食」是性慾的廋語,古謂性的行為曰「食」,如《株林》「朝食於株」,而「將其來施施」,《顏氏家書·書證》:「江南舊本單為施」,聞氏認為施指天施地生之施,亦是性慾的廋語(見《風詩類鈔》)[6]。果真如此,施與食對文同義,全詩皆為四字詩句。這是極有可能的,從風格上來說,《詩經》里不乏大膽、潑辣的愛情詩篇,從結構上來,全詩唯一的五言詩句「將其來施施」在詩中也顯得不相稱。可能是因為古人誤解了施字之義,故又加一施字,這樣一來,「將其來施施」就有語法問題了,因為他處不再有「來施施」的說法,按上古漢語語法,只能說,施施而來,或曰其來施施,或如《孟子》言:「施從良人之所之」、「施施從外來」,置於介賓短語前。從口氣、語法、結構、古訓等方面全面權衡,筆者認為《丘中有麻》作為一首愛情詩,最無疑義。既然《丘中有麻》是一首愛情詩,那麼詩中所歌詠的男子如是二人甚至是父子二人,那是不可思議的。即使不是一首愛情詩,也同樣令人費解,「貽我佩玖」者是誰呢?故姚際恆、方玉潤有「嗟」為語助說,立意彌合這一矛盾,而黃焯先生有互足說,立意解決這一問題。《毛詩鄭箋平議》焯案:「首章《傳》雲:『丘中磽確之處盡有麻麥草木,乃彼子嗟之所治。』《傳》統三章為言,則次章之麥,卒章之李,皆以為子嗟所治也。其知子國為子嗟父者,以卒章稱子嗟為『彼留之子』,明次章子國為子嗟父矣。詩有重章互文以足意者,此篇次章言子國,蓋下省『之子』之語,末章言『之子』,蓋上承『子國』為言,意皆謂彼劉子國之子,而為子嗟之變文耳。」[7]黃氏發明《毛傳》,指出名字不同其因在於變文以協韻,是正確的。不過,竊以為不必如此征實也,子嗟、子國無非是女主人公戀人名字的代稱而已,正如《鄭風·山有扶蘇》之子都、子充,無非是美男子的代稱而已。《傳》曰:「子都,世之美好者也。」竊謂嗟、國、都、充是常用字,可以想見是當時的男子取字的常用字,如子產之父就叫子國,至於子都,《孟子》曰:「不知子都之姣者,無目也」,春秋鄭大夫公孫閼即字子都,都,美也,《詩》曰:「洵美且都」(見《鄭風·有女同車》),充亦有美的意思,古人認為充實而有光輝,是美也,嗟,嗟嘆之,以上諸字,以其常見,故詩人信手拈來作為美男的代稱或情人的代稱,故子國、子都與歷史上的真實人物並無多少關聯。同樣,《鄘風·桑中》亦更換所思者之名以協韻,詩是以一個男子的口氣寫的,首章雲:「雲誰之思?美孟姜矣」,次章換雲「美孟弋矣」,卒章更言「美孟庸矣」。朱子曰:「姜,齊女,貴族。」《陳風·衡門》曰:「豈其取妻?必齊之姜。」孟姜為美女的代稱,用來稱呼情人。孔穎達疏《陳風·東門之池》「彼美淑姬」曰:「美女而謂之姬者,以黃帝姓姬,炎帝姓姜,二姓之後,子孫昌盛,其家之女美者尤多,遂以姬姜為婦人之美稱。」[1]陳奐《詩毛氏傳疏》考訂,「淑」為「叔」之誤,陸德明《經典釋文》本作「叔」[8],叔姬如孟姜也,孟(伯)、仲、叔、季為排行,古代女子無名無字,故稱之排行和姓。孟姜、子都為代稱,大家不會懷疑,孟弋、孟庸、子充根據文理,亦為代稱,是不必去考證也無法去考證是否實有其人的。同理,子嗟之名亦不可考。如承認《山有扶蘇》、《桑中》換名以協韻,則《丘中有麻》換名以協韻,極有可能。綜上所述,我們可知,這類男歡女悅之詞,多半以男女一方的語氣寫出,詩中主人公的情人名字均為代稱,並非實名。後世猶有此風,如《孔雀東南飛》、樂府民歌《陌上桑》里的「羅敷」即為美女的代稱。總而言之,筆者認為《傳》以子國為子嗟父,並無實據,不過是從下文「彼留之子」猜測出來,其實「子」在《詩經》指男子或女子比指兒子更為常見。筆者認為,「之子」,是子也,有如《東方之日》「彼殊者子」之「者子」。王引之《經傳釋詞》曰:「之,是也。故《爾雅》曰:『之子者,是子也。』」「之」為「者」之借詞,《說文》曰:「者,別事詞也。」不過,之字在《周南·桃夭》「之子於歸」中顯然是指示代詞,「彼留之子」、「彼殊者子」中的之字、者字指代意義已虛化
最後,筆者想從文學語言的角度,通過對詩的修辭以及句法研究,對《丘中有麻》「留」通「劉」說予以獻疑。如果「留」通「劉」作為姓氏,「彼留子國」、「彼留子嗟」、「彼留之子」這樣的句子不僅無文采可言,實在不象詩句,而且《詩經》也沒有這樣的句型。「留」本可通「劉」,如《大雅·常武》「不留不處,三事就緒」,陳奐《詩毛氏傳疏》:「留,古劉字。《武》,《傳》雲:『劉,殺也。』處,猶安止也。《傳》意以誅其君,釋經之留。吊其民,釋經之處。兩不字,皆發聲也。」[8]留也是姓氏,《廣韻·尤韻》:「留,姓。出會稽。本自衛大夫留封人之後……」,一說即古劉字。我認為這是可信的。但我認為《丘中有麻》中的「留」通「劉」,就詩之本事而言,《傳》並無實據,故朱熹、姚際恆、方玉潤不從《傳》說。如上文所述,稱人以字,表示尊敬,再加上姓氏,則有畫蛇添足之嫌,若是晚輩稱長輩,還顯得不恭。更重要的是,留作為姓氏,「彼留之子」語句不順,有點類似的句子有《陳風·東門之枌》「子仲之子」,但後者流暢一些,詩人何不曰彼留氏之子或彼子國子?竊以為「留」可通「懰」,因為《陳風·月出》「佼人懰兮」之懰字,《經典釋文》本作劉,劉當是《詩經》原字,心旁為後人所加,《說文》無懰字,懰亦作嬼,《埤雅》:「嬼,妖也。」《廣韻》:「嬼,美好。」妖亦美好也。表示殺的意思,《說文》有鎦字,古書亦借用留字,如《荀子·議兵》:「不屠城,不潛軍,不留眾」,按理,表示美的意思,古書自然也可能借用留字、劉字,因為劉、鎦皆從留得聲。聲符相同,古多通假,之所以如此,有兩種情形,一、聲符是古字,後人加意符,形成形聲字,許多古今字就是如此形成的;二、當時古人以字代詞時,不可能像今天這樣有規范化的要求,更何況,匆促之間也來不及深思熟慮,求其音同音近可矣,故聲符相同者而多借用現象。加之,國風是民歌,采風者記下來苛求其字字本字,那是不可能的。即使今天采風,也做不到,因為現在的民歌,也像古代的民歌一樣,有些詞,是本無其字的。故《詩經》中一篇之內尚且本字、借字同現,何況是不在同一篇呢?古書中劉、鎦、榴、瘤、鶹皆有借用留[10]的現象,最初本無其字也;又劉,為木名,字亦作榴(與石榴有別,見《爾雅·釋木》),《文選》左太沖《吳都賦》「 榴御霜」,榴,一本作劉;古「瀏亮」亦作「溜亮」,流亦通留,因為劉、留、流同音也。《文選》潘安仁的《笙賦》:「懰檄糴以奔邀,似將效而中匱」,李善注引《埤蒼》:「懰,留宿也」,懰自然是留的借字。由此觀之,留與劉、懰本可相通。劉或懰字表示美貌,《詩經》中僅《月出》一例,似乎是孤立的用例,但如果我們把與其音同音近的一系列詞聯系起來來看,它是不孤立的。《月出》用劉字,不過是借音,毫無疑問,當時有這樣一個詞表示美的意思,與留、劉同音,其本字當為僚也,《說文》:「僚,好皃」(即美貌)。《月出》首章僚字、卒章燎字,與懰字互文同義,陳奐曰:「燎,當作嫽。……《方言》、《廣雅》雲:『嫽,好也』。」《說文》:「嫽,女字也。」[8],嫽與嫽音義同,因嫽是美好義,故女人用做表字。此三字同聲同為來母,上古韻部同為幽韻,好亦幽韻字。竊以為僚、懰、燎三字民歌本為一詞,載之於書,寫成了不同的字。從留得聲的字,多有美的意思,應該不是巧合,留,流也,《詩經·鄭風·溱湋》「瀏其清矣」,水以清而流動為美,人們常以行雲流水以喻文章流暢之美,馬跑得快,今人猶說「跑馬溜溜」,亦並非無因也,溜溜本是形容流水的,形容馬,行雲流水意也,故古俊馬曰騮;瑠,琉璃,流光溢彩,故曰瑠、琉;琉實際上也是從流得聲,旒亦如此,旗之飄揚似流也,故古之冕飾或垂玉,造字為上下結構,上為流字,下為玉字,徐鍇《說文解字系傳》曰:「自上而下,動則逶迤,若水流也」,字亦作鎏,經典借用旒字,鎏還可指美金也;柳字得聲之由亦如此;璙與留、流同音,《系傳》曰:「金美者謂之璙,然則璙亦美玉也」[10];榴為安石榴的簡稱,本是外語借詞,古人借用留然後造榴字,不為無因,因為石榴子光溜溜的。綜上所述,從古人用字的習慣上來說,《丘中有麻》「留」可與《月出》「劉」(懰)相通,而皆為「僚」之借字。如上所述,「留」作為姓氏,「彼留之子」義有不安,但如通「懰」(從共時的角度應該說通「僚」),表示美貌,如此句型,則《詩經》中不顯得孤立,如《月出》「彼姝者子」。竊以為「彼留之子」與 「彼姝者子」不僅結構完全相同,而且意思也相同。《詩經》中結構相同的句子還有《秦風·黃鳥》「彼蒼者天」,而《苑柳》「有苑者柳」,《小宛》「有漼者淵」之類的句子句前用詞頭「有」,竊以為此處「彼」已虛化,與「有」並無實質差別,這種句型可以表示如下:彼(有) 形容詞 之(者) 邏輯主語。亦有不用詞頭者而形容詞重疊者,如《四牡》「翩翩者鵻」,《皇皇者華》、《菁菁者莪》、《裳裳者華》、《漸漸之石》(首句與標題同)。亦有「彼」置於形容詞之後者,如《召南·小星》「嘒彼小星」,《信南山》「信彼南山」。大體相同的句子還有上文提到的「彼美淑姬」、《鄭風·有女同車》「彼美孟姜」以及《小雅·都人士》「彼都人士」,此三句與「彼留子嗟」、「彼留子國」同。由此觀之,《丘中有麻》「彼留子嗟」、「彼留子國」、「彼留之子」整齊而有變化,而按舊說,則會打破這種整齊的美感。如果「留」通「懰」,那麼這些詩句就不再是簡單地呼喊對方,而是在詩句中帶有贊美和欣賞的字眼(此種情況《詩經》中比比皆是),那麼此詩用反復和呼告的手法,這實在是女主人公深情的流露。
綜上所述,筆者認為,《丘中有麻》是一首愛情詩,女子盼望意中人親近她,最終如願以償,對方贈送佩玖作為定情物,故她情不自禁地唱出這首歌。每章中間二句,是呼告,也是嘆美之詞,或因情之所系,或因盼之心切,或因意中人「貽我佩玖」而內心喜悅,故反復詠嘆之。
主要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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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程俊英, 蔣見元.詩經注析[M].北京:中華書局,1991年,第270頁,第216頁
[4]方玉潤.詩經原始[M].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12月,第201-202頁
[5]高亨.詩經今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10月,第105頁
[6]聞一多.聞一多全集·風詩類鈔[M].北京:生活、新知、讀書三聯書店,1982年8月,第13頁
[7]黃焯.毛詩鄭箋平議[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6月,第72頁
[8]陳奐.詩毛氏傳疏[M].北京:中國書店,1984年,第613,367,628頁
[9]漢語大字典[M].武漢, 成都:湖北、四川辭書出版社,1992年12月縮印本,第1061頁
[10]徐鍇.說文解字系傳[M]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10月,第7頁,第5頁
[11]向熹.詩經字典[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7月第2版,第515頁
Ⅲ 誰有關於《詩經》的外文文獻,幫忙提供一下~謝謝
查外文文獻當然最好進入專業的資料庫網站,比如blackwell或者sciencedirect等,這些資料庫一般好點內的大學或圖書館都會有,如容果沒有這種資料庫,那可以上google scholar,也就是google的學術搜索,在這里你可以查到相關的文獻,不過可能有一部分只能看到摘要,看不到全文。這是網站:http://scholar.google.cn/schhp?hl=zh-CN
你自己看看吧
Ⅳ 關於研究 《詩經·載馳》的文獻資料 或者數目 幫我推薦幾本吧
賞析我就不說了,別人也說了,我就介紹幾本涉及到載馳的書吧!
有王先謙的詩三家義集疏 俞平伯論古詩詞 方玉潤的詩經原始 詩經選 王美春的詩海拾貝 這幾本應該夠了吧
Ⅳ 關於《詩經》的論文可以從那些方面來寫
關於《詩經》的研究很多,想出新不太容易哦
1、可以將兩篇詩歌作比較,
2、可以就一篇詩歌提出不同於文學史或別人的觀點
3、可以將《詩經》與其他詩集比較
4、可以研究《詩經》對某位詩人創作的影響
Ⅵ 研究《詩經》需要參考那些書目
你不能這樣問啊。太籠統了,你想想從那個角度寫?然後才好說啊。
看躇斌傑的《詩經與楚辭》吧,有介紹相關研究。目錄
上編 《詩經》
一 《詩經》作品選注
(一)周民族史詩
(二)農事詩
(三)燕饗詩
(四)戰爭徭役詩
(五)卿士大夫美刺詩
(六)愛情詩與婚姻詩
(七)其他
二 《詩經》研究參考資料
(一)總論
(二)《詩經》重點閱讀作品輯評
(三)《詩經》研究參考書簡介
下編 楚辭
一 「楚辭」作品選注
(一)《離騷》
(二)《天問》
(三)《九章》
(四)《九歌》
二 「楚辭」研究參考資料
(一)屈原生平事跡與評價
(二)「楚辭」作品簡評
(三)「楚辭」研究參考書簡介
參考、引用書目舉要
……
[看更多目錄]
另外有一本
二十世紀詩經研究文獻目錄
Ⅶ 詩經的有關資料~~~~
《詩經》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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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經》是我國第一部詩歌總集,共收入自西周初期至春秋中葉約五百年間的詩歌三百零五篇(《小雅》中另有六篇「笙詩」,有目無辭,不計在內),所以又稱《詩三百》。匯集了從西周初年到春秋中期五百多年的詩歌三百零五篇(原三百十一篇),是西周初至春秋中期的詩歌總集,與《尚書》、《禮記》、《周易》、《春秋》合稱為五經。古者《詩》三百餘篇,及於孔子,去其重……」(《史記·孔子世家》),據傳為孔子編定。《「最初稱《詩》,被漢代儒者奉為經典,乃稱《詩經》,也稱《詩三百》。他開創了我國古代詩歌創作的現實主義的優秀傳統。《詩經》里的內容,就其原來性質而言,是歌曲的歌詞。《墨子·公孟》說:「頌詩三百,弦詩三百,歌詩三百,舞詩三百。」意謂《詩》三百餘篇,均可誦詠、用樂器演奏、歌唱、伴舞。《史記·孔子世家》又說:「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這些說法雖或尚可探究,但《詩經》在古代與音樂和舞蹈關系密切,是無疑的。
《詩經》「六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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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經》「六義」指的是 風、雅、頌、賦、比、興,前三個說的是內容,後三個說的是手法。
《風》、《雅》、《頌》三部分的劃分,是依據音樂的不同。《風》包括15部分,大部分是黃河流域的民間樂歌,稱作「十五國風」共160篇。《雅》分為《小雅》和《大雅》是宮廷樂歌,共105篇。《頌》包括
《周頌》《魯頌》和《商頌》是宗廟用於祭祀的樂歌和舞歌,共40篇。
「風」的意義就是聲調。它是相對於「王畿」——周王朝直接統治地區——而言的。它是帶有地方色彩的音樂古人所謂《秦風》、《魏風》、《鄭風》,就如現在我們說陝西調、山西調、河南調。
國風·周南 國風·召南 國風·邶風 國風·鄘風 國風·衛風 國風·王風 國風·鄭風
國風·魏風 國風·唐風 國風·齊風 國風·秦風 國風·陳風 國風·檜風 國風·曹風 國風·豳風
「雅」是「王畿」之樂,這個地區周人稱之為「夏」,「雅」和「夏」古代通用。雅又有「正」的意思,當時把王畿之樂看作是正聲——典範的音樂。周代人把正聲叫做雅樂,猶如清代人把崑腔叫做雅部,帶有一種尊崇的意味。大雅小雅可能是根據年代先後而分的,也可能根據其音樂特點和應用場合區別而分。
「頌」是專門用於宗廟祭祀的音樂。《毛詩序》說:「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這是頌的含義和用途。王國維說:「頌之聲較風、雅為緩。」(《說周頌》)這是其音樂的特點。
「賦」按朱熹《詩集傳》中的說法,「賦者,敷也,敷陳其事而直言之者也」。就是說,賦是直接鋪陳敘述。是最基本的表現手法。 如「死生契闊,與子成說。執子之手,與子攜老」,即是直接表達自己的感情。
「比」,用朱熹的解釋,是「以彼物比此物」,也就是比喻之意。《詩經》中用比喻的地方很多,手法也富於變化。如《氓》用桑樹從繁茂到凋落的變化來比喻愛情的盛衰;《鶴鳴》用「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來比喻治國要用賢人;《碩人》連續用「葇荑」喻美人之手,「凝脂」喻美人之膚,「瓠犀」喻美人之齒,等等,都是《詩經》中用「比」的佳例。
「賦」和「比」都是一切詩歌中最基本的表現手法,而「興」則是《詩經》乃至中國詩歌中比較獨特的手法。「興」字的本義是「起」。《詩經》中的「興」,用朱熹的解釋,是「先言他物以引起所詠之辭」,也就是藉助其他事物為所詠之內容作鋪墊。它往往用於一首詩或一章詩的開頭。大約最原始的「興」,只是一種發端,同下文並無意義上的關系,表現出思緒無端地飄移聯想。就像秦風的《晨風》,開頭「鴥彼晨風,郁彼北林」,與下文「未見君子,憂心欽欽」雲雲,很難發現彼此間的意義聯系。雖然就這實例而言,也有可能是因時代懸隔才不可理解,但這種情況一定是存在的。就是在現代的歌謠中,仍可看到這樣的「興」。
進一步,「興」又兼有了比喻、象徵、烘托等較有實在意義的用法。但正因為「興」原本是思緒無端地飄移和聯想而產生的,所以即使有了比較實在的意義,也不是那麼固定僵板,而是虛靈微妙的。如《關雎》開頭的「關關雎鳩,在河之洲」,原是詩人借眼前景物以興起下文「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的、但關雎和鳴,也可以比喻男女求偶,或男女間的和諧恩愛,只是它的喻意不那麼明白確定。又如《桃夭》一詩,開頭的「桃之夭夭,灼灼其華」,寫出了春天桃花開放時的美麗氛圍,可以說是寫實之筆,但也可以理解為對新娘美貌的暗喻,又可說這是在烘托結婚時的熱烈氣氛。由於「興」是這樣一種微妙的、可以自由運用的手法,後代喜歡詩歌的含蓄委婉韻致的詩人,對此也就特別有興趣,各自逞技弄巧,翻陳出新,不一而足,構成中國古典詩歌的一種特殊味道。
《詩經》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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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經》中的樂歌,原來的主要用途,一是作為各種典禮儀的一部分,二是娛樂,三是表達對於社會和政治問題的看法。但到後來,《詩經》成了貴族教育中普遍使用的文化教材,學習《詩經》成了貴族人士必需的文化素養。這種教育一方面具有美化語言的作用,特別在外交場合,常常需要摘引《詩經》中的詩句,曲折地表達自己的意思。這叫「賦《詩》言志」,其具體情況在《左傳》中多有記載。《論語》記孔子的話說:「不學《詩》,無以言。」「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可以看出學習《詩經》對於上層人士以及准備進入上層社會的人士,具有何等重要的意義。另一方面,《詩經》的教育也具有政治、道德意義。《禮記·經解》引用孔子的話說,經過「詩教」,可以導致人「溫柔敦厚」。《論語》記載孔子的話,也說學了《詩》可以「遠之事君,邇之事父」,即學到事奉君主和長輩的道理。按照孔子的意見(理應也是當時社會上層一般人的意見),「《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意思就是,《詩經》中的作品,全部(或至少在總體上)是符合於當時社會公認道德原則的。否則不可能用以「教化」。這里有兩點值得注意:第一,就孔子所論來推測當時人對《詩經》的看法,他們所定的「無邪」的范圍還是相當寬廣的。許多斥責統治黑暗、表現男女愛情的詩歌,只要不超出一定限度,仍可認為是「無邪」即正當的感情流露。第二,盡管如此,《詩經》畢竟不是一部單純的詩集,它既是周王朝的一項文化積累,又是貴族日常誦習的對象。所以,雖然其中收錄了不少民間歌謠,但恐怕不可能包含正面地、直接地與社會公認的政治與道德原則相沖突的內容。
秦代曾經焚毀包括《詩經》在內的所有儒家典籍。但由於《詩經》是易於記誦的、士人普遍熟悉的書,所以到漢代又得到流傳。漢初傳授《詩經》學的共有四家,也就是四個學派:齊之轅固生,魯之申培,燕之韓嬰,趙之毛亨、毛萇,簡稱齊詩、魯詩、韓詩、毛詩(前二者取國名,後二者取姓氏)。齊、魯、韓三家屬今文經學,是官方承認的學派,毛詩屬古文經學,是民間學派。但到了東漢以後,毛詩反而日漸興盛,並為官方所承認;前三家則逐漸衰落,到南宋,就完全失傳了。今天我們看到的《詩經》,就是毛詩一派的傳本。
詩經中還出現了歌頌教師的篇目,極有可能是中國最早的歌頌教師的詩歌。(《菁菁者莪》)其中的「君子」即是指教師。雖然今人多認為是愛情詩,但證據不足。比如說,《詩序》中就提到了「菁菁者莪,樂育人也;君子能長育人才,則天下喜樂之矣。」從這里就很明顯能看出這首詩歌真正的方向。
《詩經》所反映的社會生活內容十分豐富,它包括天文地理,政治經濟,祭祀典禮,戰爭徭役,定都建國,燕饗歡聚,狩獵耕耘,採摘漁牧,君王貴族,將軍大夫,君子淑女,農夫商賈,思婦棄婦,遊子隱逸,初戀思慕,閨怨春情,幽期密會,洞房花燭,迎親送葬,懷人悼亡,草木魚蟲,飛禽走獸,鶯啼馬鳴,風蕭雨晦,波光山影,火山地震,祈禱祝願,占卦圓夢等等,其信息量之大,文獻價值之高,令人驚嘆。可以說,一部《詩經》立體地再現了生存環境、事態人情,是當時社會生活的多方位、多角度的反映,其內容在世界古代詩歌作品中是獨一無二的,遠比印度的《吠陀》與基督教《聖經》中的詩篇要廣泛得多。它的主題已不限於宗教性的,或僅僅表達一種虔誠的感情,它也不像荷馬史詩只談論戰爭與冒險,它歌唱的是人的生活,人的感情,用英國詩人華茲華斯的詩說:「卑俗的山歌俚曲,/現今日常熟悉的事情,/天然的悲苦和傷逝,/過去有過,以後還會有。」(選自《孤獨的割麥女》)在如此自然,如此樸素,如此親切地表現普通人民的心聲和感情方面,很少有別的詩集堪與《詩經》相提並論。
《詩經》的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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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經》的作者成分很復雜,產生的地域也很廣。除了周王朝樂官製作的樂歌,公卿、列士進獻的樂歌,還有許多原來流傳於民間的歌謠。這些民間歌謠是如何集中到朝廷來的,則有不同說法。漢代某些學者認為,周王朝派有專門的采詩人,到民間搜集歌謠,以了解政治和風俗的盛衰利弊;又有一種說法:這些民歌是由各國樂師搜集的。樂師是掌管音樂的官員和專家,他們以唱詩作曲為職業,搜集歌謠是為了豐富他們的唱詞和樂調。諸侯之樂獻給天子,這些民間歌謠便匯集到朝廷里了。這些說法,都有一定道理。
Ⅷ 取名,從古代文獻比如詩經里取兩個字
先說男孩的。抄
1、實獲,我思古人,實獲我心!《詩經·邶風·綠衣》
2、凱風,凱風自南,吹彼棘薪。《詩經·邶風·凱風》
3、嘉賓,我有嘉賓,鼓瑟吹笙。《詩經·小雅·鹿鳴》
4、甲兵,修我甲兵,與子偕行!《詩經·秦風·無衣》
5、景行,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詩經·小雅·車轄》
女孩:
1、舒窈。《陳風·月出》:「舒窈糾兮,勞心悄兮」,舒:舒緩輕盈貌;窈糾(jiǎo)其實是連在一起的,體態窈窕貌。
2.楚楚。《曹風·蜉蝣》:「蜉蝣之羽,衣裳楚楚」。楚楚:鮮明貌。蜉蝣是一種短命的小蟲,故而此篇的基調是消沉的。
3、.美淑。《陳風·東門之池》:「彼美淑姬,可與晤歌」。
采苓。《唐風·采苓》:「采苓采苓,首陽之巔」。《詩經》中,「采~」形式的詞語多次出現,除此之外,還有「采蘩」、「採薇」、「采菲」、「采芑」、「采菽」等。
4、如英。《魏風·汾沮洳》:「美如英」,下文還有「美如玉」。如花似玉貌。
5、.菁菁。《唐風·杕杜》:「有杕之杜,其葉箐箐」。菁菁:草木茂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