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隻文獻學

Ⅰ 古典文獻學對學習中國書畫鑒賞的意義

自古及今的任何門類鑒賞,既是與時代風潮相關的審美轉換,同時也隱含著一些實證性的邏輯推理.目錄學的目的,就是很快速查閱標題性歷史記錄,由此作為線索你再去查找詳細的資料.版本學在書畫鑒定中所起的作用就是排比對同一史實歷史記載相異的,對記錄時間的前後判斷,當然,這種判斷是在這兩種或兩種以上記錄都屬確鑿的情況下的對比\甄別；校勘，實質上是對文字文本而言的，於書畫鑒賞作用較小。以上幾種情況賬本都是圍繞書畫辨偽而展開的。辨偽工作因具體作品而很復雜。比如，你遇見一幅古代大家字畫，但不是見於記載的，你就得查此作作於哪一年（作者多少歲），是否是此人畫風等等。如果流傳有緒（有記載）的名跡，你就要查《宣和書譜》、《宣和畫譜》、《秘殿珠琳》、《石渠寶笈》等內府真實記錄，當然歷史大鑒定家的印鑒也是作品流傳有緒的一個重要方面。另，歷代善鑒者之筆記資料也是不可不閱的。總之，這是很復雜，很專業的學術研究。「目錄學，版本學，校勘以及辨偽」是著重於鑒定而言，要說到你說的「鑒賞」就比較普通了，閱目賞玩就行，有些古代偽跡也是很美的。

當然,你所提出的"不少於5000字",實際是在通過網路索取別人論文!

餘姚人草此

Ⅱ 古典文獻學里有哪些有意思的典故或逸聞

中國有一些很好的典故，可惜沒有經過很好的梳理。大多數典故都被按戲謔與否的原則隨意搜錄在一起，反而意思不大了。聊齋志異里講過一個故事，某人很有錢，而且千杯不醉。一天碰到有個異人，指出他的肚子里有蟲，所以千杯不醉。此人當然要求把蟲弄出來。結果哪裡知道蟲出來之後，家裡一下子就變窮了。他醒悟過來了，這是一條寄生在他身上的福蟲，給他帶來福氣，但要偷喝他的酒。這條蟲其實完全可以不管它，喝醉不喝醉根本是小事。這個故事告訴人一些境遇不錯的人，妄想要世界上最好的東西，結果就是最後要到的並不是你想要的。

Ⅲ 文獻學問題~高分~

本人來學習學習,順便查了一下.如下！先回答1—5題
1：中國文學家大辭典：先秦漢魏晉南北朝卷
推薦原因：此書以「求全」、「求實」為宗旨，對先秦漢魏晉南北朝的一千五百多位重要作家的生平仕履、文學活動、文學成就及作品著錄、流傳、存佚情況等作出扎實可信的考辨和判斷，歷時十年編撰而成，是一部研究中國文學史和古代作家的重要工具書。
2：(1)二、唐朝的義疏之學

唐朝結束了以前的分裂割據局面，使中國重新實現統一。唐朝是封建經濟繁榮發展時期，也是封建文化高度發達時期。唐朝統治者為了加強文化思想的專制統治，就採取了各種措施來改變以往那種經學多門、師法各異、章句繁雜的狀況。在選舉制度方面，唐朝確立了自願報名、分科考試、擇優錄取的科舉取士做法。在科舉制度中，考試經書已是重要的內容，這就需要讀書人能有統一的經書課本。為了解決上述問題，唐朝政府在各地廣泛設置學校，發展儒學，而且大量徵用天下儒士做學官。與此同時，朝廷還特地任命一些著名學者在內廷分班輪值，為皇帝講論經義、評議政治時事。唐太宗還特詔令國子祭酒孔穎達等人對過去的各種經說進行了整理、劃一的工作。孔穎達等人最後編定出了一套統一的解說，成為讀書人學習經書、應付科舉考試的標准讀本，這就是他們編撰的《五經正義》。

唐朝及以後的學者們對於為古代經史舊注所作的解釋，通常稱為「正義」或「疏」。

孔穎達等的《五經正義》，調合了前代的南學、北學，其中《易》用三國魏王弼注，《書》用偽孔安國傳，《毛詩》用西漢毛公傳、鄭玄箋，《禮記》用東漢鄭玄注，《左傳》用西晉杜預注，然後孔穎達等再通過所撰《正義》對經書原文以及舊注作進一步解釋。在唐代，《五經正義》再加上賈公彥的《周禮疏》與《儀禮疏》、楊士勛的《穀梁疏》、徐彥的《公羊疏》等，共合為唐朝的《九經正義》。唐朝學者們的「正義」和「疏」總結了自漢代以來的經學，對各種經說做了統一工作，並且成為科舉考試的基本內容。另一方面，也由於唐代讀書人是為了應付科舉考試而學習經書的，因此他們往往只是墨守正義的定論，不敢有所突破，不過，在唐朝中後期，也有些學者站出來努力改變這種停滯狀況，試圖重振儒學。例如柳宗元就以「天人不相預」（天並不能幹預人的命運）的唯物主義觀點批判了儒學中的「天人感應」論，進一步清算了儒學中的神學迷信思想。韓愈也以其「道統論」宣稱要把孔孟之道繼續傳承下來，並且還要加以發揚光大。他通過貶斥佛、道來加強儒學的正統地位。他在文學上發起的古文運動，實質上是倡導利用文學形式來宣揚儒家的仁義道德，即所謂「文以載道」。由於韓愈的提倡，孟子的地位大為提高，開始成為孔子儒學的正統繼承人。使唐代的經學未能有較多的新發展。
（2)今文經學派和 古文經學派

（3）五經指五部儒家經典著作，即《詩》（《詩經》）、《書》（《尚書》、《書經》）、《禮》（《禮記》）、《易》（《周易》）、《春秋》。漢武帝時，朝廷正式將這五部書宣布為經典，故稱"五經"。
自東漢末年以後，戰亂四起，儒家經典散佚，文理乖錯。
3新書•藝文志背景 作者 一行法師
一行，是我國古代有數的天文學家，也是密宗教理的組織者。他生於唐高宗弘道元年（683），圓寂於唐玄宗開元十五年（727）十月，年僅四十五歲。
稱之為唐代真正的書目原因大概是其將唐之史料詳細地記錄涉及政治需求成為唐之經典!(個人意見）說已成為重要文獻，還有一部《新書藝文志》詩集一卷〔唐〕為許棠所著。

4（1)乾嘉學派，一般說來可以分成以惠棟為首的「吳派」和以戴震為首的「皖派」。吳派的學風即搜集漢儒的經說，加以疏通證明。它的特點是「唯漢是信」，即推崇漢代經說，遵循漢代經學研究，重視名物訓詁、典章制度的傳統。凡屬漢學，就一概予以採納而加以疏通解說。吳派的主要學者有沈彤、江聲、余蕭客、江藩、王鳴盛等（參見本書「吳派」條）。皖派則重視三禮（即《周禮》、《儀禮》、《禮記》）中名物制度的考證。此派的特點是從音韻、小學（即文字學）入手，通過文字、音韻來判斷和了解古書的內容和涵義，即以語言文字學為治經的途徑。他們在文字、音韻等方面作出了不少的貢獻。此外，皖派也頗重視思想和理論，如戴震作《孟子字義疏證》就是例證。戴震的學生很多，以段玉裁和王念孫、王引之父子最為有名（參見本書「皖派」條）。

特點：作為治學的一個內容和方法，各代都存在。但乾嘉學派專門從事考據，把學術全部納入考據的軌道，他們在考據和學問之間劃一等號。他們反對宋明理學好發空論言之無物的弊病，走上從書本上尋找疑難問題進行考據的務實道路。所以在思想發展史上，他們建樹不大，在學術研究方面，卻有一定的造詣和貢獻。

（5）類書是中國古代的網路全書，其編制方法系按類匯編群書，即將當時能搜集到的所有書中的內容拆散，重新按類或主題進行編排，以便需要時能快速地查到，如明代的《永樂大典》和清代的《佩文韻府》等，但歷代類書的主流還是以分類為主。
6-40題改天發給你，我最近也在學有關這方面的內容，大家一起學！

Ⅳ 對中國古代文獻學的認識

中國自古以來即重視文獻及其整理,古典文獻學淵源流長。學術界關於「校讎學即文獻學」之論並不全面,校讎學和目錄學都是古代的文獻學。中國古典文獻學有校讎文獻學、目錄文獻學、廣校讎文獻學三大流派,三派均來源於孔子的整理典籍,至漢開始分流。校讎文獻學注重文獻的甄別與整理,以校勘為中心;目錄文獻學注重收集與整理、揭示與利用,以目錄為中心;廣校讎文獻學重視文獻的闡釋與整理、編纂,以學科為中心,目錄、校勘、版本只是其工具。中國古典文獻學的主體是文獻整理,「辨章學術,考鏡源流」是古典文獻學的精華。
中國自古以來重視文獻及其整理,文獻起源之久遠、種類之眾多、數量之浩廣、整理之頻繁,蔚為大觀。自孔子整理圖書,由此產生了關於文獻及其整理的專門學問——文獻學。然而中國文獻學的源流甚為復雜,大而論之,有古典文獻學與現代文獻學之分,筆者已作過專題研究。具體來說,古典文獻學較現代文獻學復雜,由於古典文獻學之中門派交叉較多,學科爭議不斷,理清其源流本末,還需要作專門研究。
中國古典文獻學有校讎文獻學、目錄文獻學、廣校讎文獻學三大流派,三派均來源於孔子的整理典籍,到漢而開始分流。從三派的發展看,有一個共同特點:三派均始於漢,興於宋,至清而鼎盛。由此可劃分出中國古典文獻學發展的四個時期:初創(先秦)、分化(漢—隋)、成熟(唐宋)、集成(元—清)。
校讎文獻學與目錄文獻學同時產生於漢劉向、劉歆,在其發展中雖有不同側重,但其關系甚密,並相互影響,只是因學派不同,理解各異,各自努力擴張並尋求分離,校讎目錄之爭由是而生。明確學派之分野,有利於解決紛爭,取長補短。這兩派各以校讎學、目錄學自居,是近現代校勘學、目錄學、版本學之本源。廣校讎文獻學產生於漢鄭玄,幾經擴大,直至以文獻命名,現代「文獻學」的產生與此不無關系。
校讎文獻學講文獻甄別與整理,以校勘為中心；目錄文獻學講收集與整理、揭示與利用,以目錄為中心；廣校讎文獻學重視文獻闡釋與整理、編纂,以學科為中心,目錄、校勘、版本只是其工具。校讎文獻學側重文獻的內容方面,包括文字訂正、探討學術價值等,編定篇目是其成果之一；目錄文獻學側重文獻的形式方面,兼及校勘,群書目錄是其主要成果；廣校讎文獻學側重文獻的編纂,包括文獻的解釋與重組。校讎文獻學與目錄文獻學關心各門學術流別,重視學術廣度,考網路之源流,具有學術史的功能,學術分類與文獻分類密不可分；而廣校讎文獻學通常關系某一學科,重視學術深度,考一科之源流,體現學科史的功能,文獻整理與學術思想融為一體。
中國古典文獻學的主體是文獻整理,校勘、版本、目錄是文獻整理的三個基點,「辨章學術,考鏡源流」是古典文獻學的精華。經過文獻學家各派的發展,積淀了豐厚的文獻學思想,成熟了各分支學科,構築了中國古典文獻學的體系。繼承中國古典文獻學的優秀傳統,開拓現代文獻學,是中國文獻學發展的必由之路。

Ⅳ 傳統文獻學的研究方法有哪些

傳統曾經遭到意識形態的閹割，以致於我們除了做些典籍的貴族式研究，很難看到傳統的蹤影。以前的國學熱仍舊是一種旁觀者式的復歸傳統，畢竟我們的習俗、文化傳承方式，以及各類文物被文革所破壞。如今，長期處於「傳統」迷惘的上一代、這一代和下一代，又要面對全球化的沖擊。看到很多人為中國加入全球化而歡欣鼓舞，心中頗多感慨。要知道，傳統的困境又將進入「全球化」旗幟下西方現代文明的「合法」侵襲。本來，任何文化尤其弱勢文化在全球化面前不堪一擊，中國的情況更是如此。為了保護自己的傳統，很多國家都有文化委員會（Council)，包括西方國家，還有相關的法律，這是政府層面的。反觀中國，政府除了由於某些領導人的偏好做些弘揚民族文化的表示，並沒有對傳統文化做真正的、全面的考慮和保護。比如，古籍出版大量依靠市場選擇，若大的中國對於自己悠久的文化典籍竟只有400萬人民幣的政府資助，何等的悲哀！地方政府也僅僅為了旅遊來假造歷史，對地方風俗、古跡的保護非常有限。傳統文化類學術機構的正常運作缺乏資金和規范，從來沒有哪個國家的學者像中國這樣忙於建立所謂的新學科，在處理傳統學科與現代課程的關系方面缺乏經驗。藏於民間的傳統文化，一天天衰弱，學者與民間的關系還是那麼遙遠。希望政府、學術機構（學者）和民間力量合作，在全球化進程中保有並豐富我們的傳統文化。
談了兩個問題，一是對中國古典文獻學學科內涵的認識。該學科是在目錄學、版本學、校勘學等傳統學科的基礎上，吸收現代文獻學理論與方法而形成的學科。其內涵包括以下層次：傳統的「小學」層面；中國傳統文化的根柢之書，即中國文化元典；歷史地理學和官職等；在此基礎上，才進入各個歷史階段、各種體裁的專門研究。二是研究中國古典文獻學、培養古典文獻學專業研究生的體會。首先要熱愛本專業，認識所從事專業的重要性。該學科是一門實踐性很強的學科，一定要通過古籍整理的實踐培養研究生。
一、對中國古典文獻學學科內涵的認識

中國古典文獻學是一門既古老、又年輕的學科。說它古老，是因為它涉及的內容是中國古代文化典籍，而對古代文化典籍的研究，太遙遠的不說，從孔老夫子序《書》、記《禮》、正《樂》、訂《詩》、解《易》、作《春秋》算起，少說也有兩千五六百年的歷史了。但是中國古代文獻學家大多偏重於實踐，不重視理論的探討，所以除了唐初劉知幾《史通》、清代章學誠《文史通義》《校讎通義》等少數幾部帶有理論探討性質的著作之外，最早的文獻學理論著作要算鄭鶴聲出版於1933年的《中國文獻學概要》（商務印書館）。但作為一門學科體系的確立，才是近二十年的事。所以它的內涵到底是什麼，各家的認識並不一致，這一點，我們從全國高校研究生招生目錄的古典文獻學專業方向設置方面可以大致了解。

正因為古典文獻學是有關中國古代文化典籍的研究與整理的學科，因此與古代文化各個分支的研究都有密切的關系，比如中國古代文學、漢語言文字學、中國古代哲學、中國古代史學、考古學等學科的研究內涵都與中國古典文獻學有重合的部分。但是既然是一門獨立的學科，它一定有自己獨特的內涵。

我的理解，中國古典文獻學是在目錄學、版本學、校勘學等傳統學科的基礎上，吸收現代文獻學理論與方法而形成的學科，它為漢語言文字學、中國古代文學以及其它涉古學科提供有關典籍的基本理論知識和文獻處理方法。所以它更測重「橫」的規律的探討，而不是像古代文學那樣更重視「史」的規律的研究。

就其內涵的層次而言，至少包括以下層次：第一是傳統的「小學」層面，即目錄、版本、校勘，文字、音韻、訓詁，這是古典文獻學的基礎。第二層是中國傳統文化的根柢之書，即中國文化元典，像《尚書》《周易》《詩經》《左傳》《老子》《論語》《莊子》《孟子》《荀子》《楚辭》等。第三是歷史地理學和官職等，呂思勉曾說，歷史地理學和官職之學是研究中國學問的兩把鑰匙。在此基礎上，才進入各個歷史階段、各種體裁的專門研究。第四層是古典文學研究的基礎學科，包括：古典文學基本資料的整理，如文學作品總集、歷代作家別集的校點、箋注、輯佚、新編；作家、作品基本史料的整理研究，如撰寫作家傳記、文學活動編年、作品系年、以及寫作本事、流派演變的記述與考證等；基本工具書的編纂，如古代文學家辭典、文學書錄、詩詞曲語詞辭典、戲曲小說俗語辭典、文學典籍專書辭典、斷代文學語言辭典等。這些研究是各類專題研究賴以進行的基本條件，具有相對的長期穩定的特點。

中國古典文獻的內容如此之多，而且都是專門之學，一個人當然不可能樣樣精通。即使那些通人碩儒也是學有專攻的。但是在個人專門從事的學科方向上，力求「辨彰學術，考鏡源流」，能夠處於較前沿的境地。所以，作為濃縮了中國古典文獻學各層次知識的《古典文獻學》這門課，應當是碩士研究生的理論必修課。學習這門課的目的，就是要關注、跟蹤相關學科的進展情況。這樣，在自己的研究過程中，涉及到某一方面的問題，可以知道到哪裡去尋找最重要、最權威的資料。

二、研究中國古典文獻學、培養古典文獻學專業研究生的體會

首先要熱愛本專業、了解學習本專業的意義。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形勢下，專業和經濟效益關系十分密切。申請科研立項，申請經費資助，申報科研獎勵，幾乎每一項填表工作都有「能否創造經濟效益」的問題。對研究學習古典文獻學專業的人來說，遇到這類表格，往往十分尷尬，不知不覺當中，對自己所從事的專業的意義產生了懷疑，減少了學習的信心。所以，應當給同學講清楚，對於一個民族來說，傳統是它的根。傳統典籍，則是傳統文化的載體。因而傳統文化的研究是一項尋求民族之根、築造民族靈魂的偉大工作，它是社會主義新文化大廈的基礎。中華民族，歷經數千年而其文明傳承沒有間斷，民族文字、民族典籍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甚至是決定性的作用。試想，如果我們用的不是方塊表義漢字，而是拼音文字，那麼，我們面對粵語寫的小說、吳語寫的詩歌、閩南語寫的散文等，恐怕只有經過九曲重譯才能略知其大意一二。在這種情況下，有人說我們都是炎黃子孫，我們都是一個民族，那是無法理解的。

中國古典文獻學是實踐性很強的學科，所謂實踐性強，主要指的在大量閱讀原典基礎上的整理實踐。理論再多，那怕講的頭頭是道，不親自拿著古籍字酌句斟，午夜篝燈，殘宵不倦，最終只能是紙上談兵。所以，碩士研究生期間，在老師的指導下，認真仔細地校勘一些古籍，是非常必要的。它可以使研究生沉潛到典籍的最低處，了解它生成的最細微因素，就如同從事生物研究者對其研究對象進行細胞解剖一樣。

當然，中國古典文獻學並不排斥理論，實際上，沒有理論，我們面對的古籍只能是一盤散沙。聚沙成塔是理論的偉大魔力。當前的中國古典文獻學界，理論的建樹處於低谷。古典文獻學的學習和研究應當努力擺脫對一切現成理論的依傍，盡量從材料中發現問題。研究者應當沉潛於史料的寶藏之中，並將其上升到理論高度，提煉出理論結晶。研究的靈感應當來自典籍本身，不是用實證去證實現成的理論，而是從大量的古籍整理實踐中提煉出自己的理論。

Ⅵ 明清文獻學和考據學的特徵是什麼

考據又稱考證、考正、考核、考信、考訂、考鑒等，其初義是指對人或事物進行稽考取以據信，如《禮·學記》「中年考校」，《禮運》「以考其信」等；後引申為對書籍的考辨校訂，如《史記·伯夷列傳》「夫學者載籍極博，猶考信於六藝」，《南史·蕭子顯傳》「考正同異，為一家之言」等。而以其為學術之專名，則始於宋人。如朱熹《答孫季和》信中論「讀書玩理外，考證又是一種工夫，所得無幾而費力不少」。又如《宋史·鄭樵傳》即稱鄭氏「好為考證倫類之學」，考證即考據，倫類則指編纂而言。
到了清代尤其是乾嘉時期，關於考據學之稱名與界定，在學術界引起了激烈的爭論。如戴震、段玉裁、凌廷堪等人常稱考核學，《四庫提要》多稱考證學，孫星衍、江藩等人則稱考據學，另有朴學、實學、漢學、制數學、名物典制之學等通稱，近今人則多稱為乾嘉學術或乾嘉考據學。這些稱名皆以該學術的某一特徵為命名之由，如稱考據學、考證學、考核學是指其糾繆考辨、注重證據的治學特徵；稱朴學、實學是指其質朴求實、不尚虛談的學術風氣；稱漢學是指其宗尚漢儒重小學訓詁與名物考辨的學術特質；稱制數學、名物典制之學則是指其注重辨名當物與考訂典制；而稱乾嘉學術或乾嘉考據學則是因其極盛於清代乾隆、嘉慶時期，故以時代為學術之代名。諸家稱名相殊，界定各異。即考據學一詞，各家所論也相去甚遠，如段玉裁謂「考核者，學問之全體，學者所以學為人也。故考核在身心、性命、倫理之間，而以讀書之考核輔之」；而戴震、姚鼐、章學誠等人則以義理、考據、詞章三分學術，王鳴盛更以義理、考據、詞章、經濟四分學術，以義理歸之宋，以考據歸之漢，具體所論又大相徑庭；又袁枚以「補苴掇拾之學」即鈔撮輯佚之學為考據學；江藩則認為「考據者，考歷代之名物象數、典章制度，實而有據者也」；而阮元更以廣引博證經傳舊文者為「浩博之考據」，以明辨音訓精審會通者為「精核之考據」，等等 1。近現代學者或認為考據學僅為一種治學的方法，如錢穆在《〈新亞學報〉發刊辭》中即論其學「是一種求真相的學術，遇有疑難，必通考據」；而顧頡剛在《〈古籍考辨叢刊〉序》中則又認為考據學「以書籍為主，要徹底弄明白許多書籍的文字意義和社會意義，來幫助人們了解歷史」，因此他建議應當稱為「史料學」。諸家所論考據學之范疇，或概括學問之全體，或僅指學問之一端，大到無所不包，小到僅為名物典制之考辨，論者紛紛，莫衷一是。
如果總前人之論及乾嘉考據學家所治之學來看，筆者認為，考據學是對傳統古文獻的考據之學，包括對傳世古文獻的整理、考訂與研究，是古文獻學的主幹學科。其學包括文字、音韻、訓詁、目錄、版本、校勘、辨偽、輯佚、注釋、名物典制、天算、金石、地理、職官、避諱、樂律等學科門類，相對於古文獻學而言，考據學一般不包括義理之學，但比今天學術界所常說的考據學廣泛復雜得多。就乾嘉考據學而論，與歷代不同之處在於：在考據學諸學科中，以小學為先導與樞扭，小學之中又絕重音韻學；四部書中經史子集兼治但又以經史為主；考據與義理兼治但又偏重考據；詞章之學與釋道之學被排斥在學術以外。此可稱為「廣義考據學」。而如江藩所雲考歷代之名物象數、典章制度，實而有據者，此可稱為「狹義考據學」，近今人所論多指此而言。本書所論乾嘉考據學則是指「廣義考據學」，而「狹義考據學」則包含在其中。
二
在中國兩千年儒學發展史上，儒家經典的詮釋與流布，主要以兩種方式進行：即考據訓詁的方式，推闡義理的方式。有了文字，有了書籍，有了對書籍的闡釋，考據與義理兩種訓釋方式便同時並生，共存發展，且互為消漲。就考據學而言，其學萌芽於先秦，初創於兩漢，一盛於南宋，再盛於清乾嘉時期。乾嘉學者在進行探源工作時，也正是由清初而上溯，將考據學的根源追尋到了先秦。同時，對乾嘉考據學進行總結、整理、研究與評價，也並不始於近代，可以說，當時考據學家如焦循、凌廷堪、江藩、阮元等人就已經開始了對當代學術的總結與評價，焦、凌二氏之同名論文《辨學》等針對當時考據學發展之現狀與流弊，已有了認真而求實的總結和反思，而江藩的《國朝漢學師承記》、《國朝經師經義目錄》、《經解入門》，阮元主纂之《十三經註疏》、《皇清經解》、《國史·儒林傳稿》、《疇人傳》以及後來王先謙的《續皇清經解》，皮錫瑞的《經學歷史》、《經學通論》等書更是總結與研究當代學術成果的代表之作，對近現代學術界了解與研究乾嘉考據學都產生過積極的影響。
然而，自嘉道之際，隨著清王朝的衰微和今文經學興起，在學術界義理之學又蔚為主流，考據學在高潮過後不僅走向了回落，而且從此受到冷遇，屢遭貶斥，對其學的研究也時斷時續，或有或無。究其原因，一方面隨著清廷的衰亡和列強的入侵，與清王朝盛衰相同步的考據學在社會各種矛盾空前激烈的情形之下，又適逢學術界各種學派交織相軋、門戶之見如隔天地的時期，因之被加以「學術誤國」的古老罪名，成為社會各界集中攻擊的靶子，到本世紀五六十年代以來甚至成為「煩瑣」、「落後」、「反動」等的代名詞，很少有人正視其學。另一方面，乾嘉時期距今不過二百餘年，當時學者之著述大多數完整地留傳到了今天，真可謂森森插架、浩如煙海；同時，乾嘉學者所治之學，上起先秦，下迄當時，凡經史子集之書，莫不泛覽雜取，或博通諸學，或精於一家，加之其學又艱澀枯燥，不嗜聲華。這些因素也為乾嘉考據學的整理與研究增添了不少難度。
直到80年代以來，這種狀況才稍有好轉，對清代學術尤其是乾嘉考據學的研究漸趨熱門，至少是在表面上人們對其學表示了多方的關注，這當然與近些年來學術史研究的熱熱鬧鬧也有著密切的關系。學術界逐漸認識到，作為有清一代的主導學術和異於累代學術的鮮明特徵，在中國古代學術史上，乾嘉考據學與先秦諸子學、兩漢經學、魏晉玄學、隋唐義疏之學、宋明理學一樣，有著很大的影響與重要的學術地位。同時，人們在探究近現代學術時，也開始認識到「五四」以來新的學術與文化並不像過去所表述的那樣與前代毫無瓜葛，乾嘉時期學者的學術與思想對後來都起過或大或小的作用，而新文化運動前後的革命者或學者無論思想新舊，如康有為、梁啟超、章太炎、陳獨秀、李大釗、蔡元培、胡適、魯迅、錢穆、黃侃、劉師培等等，他們都不同程度地濡染過甚或接受了清儒之思想與治學方法。近年來人們的研究還表明，無論政治、經濟還是學術文化上，18世紀都是一個不可忽略的時期，不對這一時期學術與思想進行梳理，則很難對其前後之學術與思想進行探源導流的工作。同時，面對今日學術界「玄談」浮躁之風，人們也多多少少對乾嘉考據學家那種踏實勤奮、甘於寂寞、不趨名利的學術風氣有了些微的致意。因之，那種把乾嘉考據學視為「異端」、「怪胎」的說法盡管仍時有聲響，但對其學正視的學者日漸增多，人們對乾嘉考據學從認識到評價，逐漸走向了客觀與平實。
但總起說來，對乾嘉考據學的總結、整理與研究還相當不夠，這主要表現在一是對乾嘉考據學家的著述及他們的學術成果缺少系統的總結與整理，二是人們的研究尚多為從哲學、政治、歷史及文化等外圍對乾嘉考據學進行探究，或是在自己的研究中偶爾涉及考據學相關之問題。相對而言，對乾嘉考據學和當時考據學家本身的研究卻少有專論，本書便正是試圖在此方面做一嘗試。

三

今天對傳統國學包括乾嘉考據學進行研究，有著清人和清末以來人所不能及的許多便利條件。首先，清儒認為「聖人之言，萬世無弊」，故「治經斷不敢駁經」，而今人完全可以不受六經的拘牽；其次，清人治學，如顧炎武、陳啟源等人看不到一部「始一終亥」的《說文解字》，即乾嘉學者也難以遍閱所謂「四部七閣」之書，而今天的圖書資料與閱讀條件則是他們所萬難設想和不可比擬的；再次，前人治清學，往往處於政治與學術的糾葛之中，同時，又受今古文之爭、漢宋之爭、尊德性與道問學之爭、考據與義理之爭、信古與疑古之爭等學派之爭的制約，今天則完全可以擺脫這些門戶之見的束縛；其四，自近現代以來在四部古籍的整理與研究方面成果甚為豐富，而文字、音韻、訓詁、目錄、版本、校勘、辨偽、輯佚、金石、職官、輿地、避諱、天算、樂律諸學科的研究也是成就斐然，即乾嘉學術的研究，也在梁啟超、錢穆之同名著《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等書之後，海內外繼起之作不斷出現，近十餘年來尤為突出。所有這些，都是今天研究的基礎和津梁。因此，現在應該也有可能將乾嘉考據學的整理與研究工作做得更好。
乾嘉考據學興起於明末清初，全盛於乾嘉時期，式微於晚清。本書的探究兼及有清一代考據學之發展脈絡，而主要以乾嘉時期為主，所論人物上起康、雍時期的惠士奇、沈彤、惠棟、江永等人，下及道、咸時期的阮元、江藩、馬瑞辰、陳奐諸人；其范圍所含，主要指梁啟超所論「正統派」，即以惠棟、戴震、錢大昕為代表的考據學家，浙東學派如章學誠，辨偽學派如崔述，桐城派如方苞、姚鼐，今文學家如庄存與、劉逢祿、龔自珍、魏源等，因其學術宗主與考據學派迥異，故不在討論之列。
本書在方法上試圖將古文獻學研究與學術史研究相結合，對乾嘉考據學既從學術史的角度對其成因、興盛與衰微作縱向的探討，又對其方法、派別、代表人物、得失及學術地位等做橫向的辨析，而考據學各學科特點與成就也散見於各章節的論述之中；在學術觀點的提出及論證材料的運用上，本書遵信清儒實事求是、注重證佐的治學原則，注重以當時人的言論引證當時的學術，有的放矢，不為空言，同時兼重對乾嘉考據學思想及乾嘉學者本身思想的考察，力圖歷史地、真實地對乾嘉考據學進行全面論述。另外，本書尚有以下諸方面要向讀者特別說明：
其一，本書對乾嘉考據學的論述，有一個很重要的立足點就是：將乾嘉考據學視為既是中國古代學術史上較盛的一代學術，又是學術史發展的必然結果，而不是「畸形」甚或「反動」的學術；將乾嘉考據學家視作有血有肉、直面人生的學人，而不是在淫威或屠刀之下苟活殘喘、無有靈魂的僵屍。筆者最初也是在前人或時賢觀點的影響下讀清人之書，但後來發現這些觀點與實際情況並不相符，故為糾其失，本書不惜在第一、二、四、八章中用大量的篇幅來討論乾嘉考據學的成因及乾嘉學者之思想，這並不是有意標新立異，而是經過實事求是考察後所得之結果。
其二，本書所研究的是傳統的論題，在方法上也不大趨新，這可能是今日的讀者最難愜意的。乾嘉時人焦循謂「一代有一代之所勝，舍其所勝，而就其所不勝，皆寄人籬下者也」。陳寅恪先生的話，更為學界所熟知，他講運用新材料研究新問題為「預流」，否則謂之「未入流」。處今日之世而治乾嘉考據學，顯然既是「寄人籬下」，又未「入流」。然焦氏同時人凌廷堪又說，學術「當其將盛也，一二豪傑振而興之，千百庸眾忿而爭之；及其既衰也，千百庸眾坐而廢之，一二豪傑守而待之」。此話與焦、陳二氏之語似相反而實相成，筆者不敢說自己就是待守的「豪傑」，但總覺得，自孔子至今，在中國古文獻的整理與研究上，或者大點里說，在中國傳統文化薪火相繼的承傳發展史上，兩千來學者日積月累，不斷舍舊創新的研究方法，其中有許多精華今天尚未很好地加以總結和利用，長此以往，傳統國學之續與絕，其結果將不待智者而可知。筆者絕不反對在傳統國學的研究中運用與借鑒國內外最新方法和最新成果，而且也盡力赴之，但如果將時下學術界盛行的「偷桃換李」魔術與「騰挪搬運」大法稱為「一代之所勝」或「預流」的話，則筆者寧願「寄人籬下」受「未入流」之譏，也不敢不願以身趨之。此則請讀者諒之。
其三，本書所論，主要是圍繞乾嘉考據學內部理路的發展來論其興衰成敗，這是針對以往學者只是在其外圍進行分析評判的不足而進行糾偏。然矯枉而過正，因此對其他方面的論述有所不夠，此在王俊義先生的《序》中已經指出；同時，由於今人對乾嘉考據學的研究較少，本書也想盡量將方方面面的問題都提出來，或盡量發表一點自己的看法，或希望引起學界同仁的注意，然因求面面俱到，結果大有顧東棄西、掩膝露肘之失；各章節的論述，盡量避免重出互疊，故有時一個問題的探究，可能會出現在不同的章節中，如關於「古書通例歸納法」的討論，既出現在第三章，又出現在第十章等等。這些在書中都盡量加了注釋或提示。然零碎之嫌，恐亦難免。
上述諸弊，既有時日倉匆之因，更是學力不逮之故，讀者罪我，無可置辯。因業師孫欽善先生與前輩王俊義先生在為本書所賜序文中，呵護弟子、鼓勵後學，所以多謬獎之辭而少批評之語，然如人飲冰，冷暖自知，故筆者在此對本書之弊略加交待。乾嘉考據學研究的著述尚不多見，本書旨在於拋磚引玉，美玉所出之日，當然就是磚塊棄置之時。倘能引起學術界對乾嘉考據學能有更多的關注與研究，就已達到了著者的一點微意。書中所論，多與前輩時賢不同，至其當否，尚熱切希冀學界師長與同仁的批評指正。

Ⅶ 文獻學理論專著有哪些

郭沫若主編《中國近代史稿》.

張海鵬（近代史研究所）

專著:

1、《中國近代史稿》（3冊；合著），人民出版社，1978、1984
2、《簡明中國近代史圖集》，60/千，圖：548/ 幅，長城出版社，1984.7
3、《中國近代史稿地圖集》，地圖出版社，1984.12 ；縮小本，中國地圖出版社，1987.12
4、《中國軍事史略》（合著 ），自撰65/千，軍事科學出版社，1992.3
5、《追求集—近代中國歷史進程的探索》（論文集），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8
6、《<歷史不能忘記>叢書：以史為鑒 面向未來--開篇語》（合著），中國民主法制出版社，1999.9
7、《20世紀的中國.政壇風雲卷》（合著），410/千，甘肅人民出版社，1999.12
8、《辛亥革命史話》（合著），95/千，社科文獻出版社，2000.9
9、《劉大年集》（論文集），380/千，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12
10、《國恥百談》（合著），中華書局，2001
11、《日本教科書問題評析》，298/千，社科文獻出版社，2002.2
12、《二十世紀中國人文學科學術研究史叢書·中國近代史研究》（合著），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6
13、《東廠論史集—中國近代史研究的評論與思考》（論文集），廣東人民出版社，2005.11

Ⅷ 明代有哪些文獻學家

明代文獻學家簡介
胡應麟（1551-1602），字元瑞，更字明瑞，自號少室山人，別號石羊生，浙江蘭溪人。是明朝著名學者、詩人和文藝批評家，他在文獻學、史學、詩學、小說及戲劇學方面都有突出成就。特別是其《少室山房筆叢•經籍會通》有古籍版本相關論述：「凡書之直之等差，視其本，視其刻，視其紙，視其裝，視其刷，視其緩急，視其有無。本視其鈔刻，鈔視其訛正，刻視其精粗，紙視其美惡，裝視其工拙，印視其初終，緩急視其時又視其用，遠近視其代又視其方。合此七者參伍而錯綜之，天下之書之直之等定矣。」這就提出了一套比較概括的版本鑒定標准。值得注意，他還說：「余所見當今刻本，蘇常為上，金陵次之，杭又次之，……其精吳為最。」已不是像藏家那樣只注意宋本，並開始留意當代的版本問題。
錢謙益（1582-1664）字受之，號牧齋，又號蒙受、東澗遺老、別署簇後人、舊史官、石渠舊史、虞山先生、虞山老民、聚沙居士、絳雲老人、敬他老人、海印弟子，江蘇常熟人。明萬曆三十八年探花，授翰林院編修，崇幀年間，官至禮部侍郎。入清授禮部右侍郎管秘書院事，充修《明史》副總裁。僅五月而去官回籍。晚年以著述自娛。文名極盛，號為一代文宗。錢氏絳雲樓藏書著名於明末清初。大江以南，藏書之富，必推繹雲樓為第一。何焊記其藏宋元、舊抄本凡三干九百餘部。中年構拂水山房，鑿壁為架度其中。晚歲居紅豆山莊，所藏書重加繕治，區分類聚，棲絳雲樓上，大櫝七十有三。其藏書之豐富，堪為世所罕見，後編《絳雲樓書目》記其所藏之書。絳雲樓後被火焚毀，損失嚴重，為我國文獻史上一段慘史。
葉奕（1605-1665）字林宗，江蘇吳縣人，居洞庭東山之南沙鄉，僑寓於常熟。葉萬從兄。生於明萬曆三十三年，卒於康熙四年春，年六十一。好學多藏書，名與從弟葉萬不相上下。「其為人質宜駕厚，性無所嗜好，獨好書籍圖史。凡羽陵宛委、二氏、四部之遺無不搜，山崖碑版、盤鑒、彝鼎之鎊無不購。間有挾以求售者，雖數百里之遠不憚往；損衣縮食不憚費；其未經梨棗者，或轉相借貸，分手抄錄不憚勞。放入其室者，見其堆積幾案，縱橫壓疊，無非書也；見其焚膏宿火，據梧隱兒，無非丹黃也；見其傳寫正定、刊落誤謬，無非善本也。」 其藏書處有覃思館、松風書屋、寶稼軒等。
黃宗羲（1610-1695）字太沖，號梨洲，又號商雷，門人私謚文孝，浙江餘姚人，居黃竹浦南雷，後移居周家埠。生於明萬曆三十四年，卒於清康熙三十四年七月初三，享年八十六，葬餘姚安山。黃氏為明末清初大學問家，亦為大文獻家。其父嘗謂曰：「學者不可不通知史事，可讀《獻征錄》。」宗羲遂自《明十三朝實錄》，上溯《廿一史》，靡不究心，「旁求之九流百家，於書無所不窺者。憤科舉之學錮人生平，思所以變之。既盡發家藏書讀之，不足則抄之同里世學樓鈕氏、淡生堂祁氏，南中則千頃齋黃氏，吳中則絳雲樓錢氏，窮年搜討。遍歷通衢委巷，搜羅故書。薄暮，一童肩負而返，乘夜丹鉛。次日復出，率以為常。」 所輯書有：《明史案》二百四十四卷、《明文案》二百十七卷、《明文海》四百八十二卷、《明文授讀》六十九卷，又輯《續宋文鑒》、《元文鈔》，未成而卒。
顧炎武（1613-1682）清初崑山（江蘇省崑山縣）人，生於明萬曆間，初名絳，字寧人，號亭林。耿介絕俗，與同里歸庄善，有歸奇顧怪之說。魯王時與庄起兵勤王，官兵部職方郎中，兵敗得脫。入清改名炎武，屢征不起，周遊四方；眷懷故國，數謁明陵，後卒於華陰（今陝西省華陰縣）。炎武學宗程朱，篤志六經，旁涉國家典制，郡邑掌故，以及天文儀象，兵農、河漕之屬；專務斂華就質，探究原委，晚年研考證，兼嗜金石，著有《日知錄》、《天下郡國利病書》等數十種。為清初著名思想家、學者。
黃虞稷（1629-1691），清目錄學家、藏書家。明金陵（今江蘇南京）人。字俞邰，一字楮園，號不緇道人。本籍晉江（今福建泉州），以父居中官南京國子監監丞，甲申聞變不食死，遂家上元（南京）。藏書千頃齋中，約六萬余卷。虞稷又裒聚而附益之，不下數千卷。虞稷七歲能詩，號神童。康熙十八年（1679）舉博學鴻儒，遭母喪不與試。崑山左都御史徐元文領修《明史》，疏薦召入翰林院，食七品俸，分纂列傳及藝文志，輩下士夫率就之借書。二十三年（1684），徐乾學領修《一統志》，又薦充纂修，分纂福建全省。前後在館十年，以勞卒。著《千頃堂書目》三十二卷。又曾與周在浚合編刻《征刻唐宋秘本書目》三卷。著有《楮園雜志》、《我貴軒集》、《朝爽閣集》、《蟬窠集》。室名有「千頃堂」、「朝爽閣」、「蟬窠」、「楮園」、「我貴軒」等。藏印有「黃虞稷印」、「俞邰」、「晉江黃氏父子藏書印」、「溫陵黃俞邰氏藏書印」、「朝爽閣藏書記」、「溫陵黃氏藏書」、「不緇道人黃虞稷印」、「千頃堂圖書」、「虞稷」等。

Ⅸ 古典文獻學的權威期刊都有哪些

以下大型文學期刊省級文學期刊是從新聞出版總署網站採集的正規期刊，其中眾多大型文學期刊省級文學期刊審稿快、易發表。大型文學期刊省級文學期刊也可通過學術期刊網平台推薦發表。
刊名： 文學教育
《現代中文學刊》是研究中國文學和文化的學術刊物，側重於中國近代以來的文學和文化的研究。《學刊》鼓勵中文學科內部各專業的貫通，鼓勵中文學科與其他人文社會科學的交融，以弘揚人文精神、提倡學術創新、促進學術繁榮為宗旨。《現代中文學刊》設有「批評」、「書評」、「譯文」和「史料」等欄目。
《中國文學研究》創刊於1985年，距今已有二十多年歷史。它由湖南師范大學主辦，是全國中文核心期刊，2006年入選CSSCI來源期刊，具有一定的權威性，在國內外影響較大。本刊是研究中國文學方面的學術刊物，主要由學術爭鳴、文藝理論天地、古代文學研究、現當代文學研究、比較文學研究、研究生論壇、新書評介七大版塊的內容構成，適合專業研究人士和一般文學愛好者閱讀。
《中國作家》為大型文學刊物，專於中長篇精品小說和報告文學。創刊15年，刊載的文學作品獲國家大獎的有30餘篇。其中小說《血與鐵》、《羊的門》和報告文學《黃河大移民》等引起了社會的廣泛反響。此刊已於新千年由雙月刊改版為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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